全球数字贸易篇1

[中图分类号] F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4-6623（2016）02-0050-05

[作者简介] 王晶（1984 ―），女，山东武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亚太经济与国际贸易。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 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 年5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 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 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 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 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 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 UK（Innovate 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

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但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通过TPP为数字贸易规则设定了范例，拥有规则的主导权，而我国目前尚未加入TPP谈判，在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构建中已经落后了一步，亟需积极学习和深入分析目前已有的数字贸易规则国际文本，譬如TPP，研究思考中国能否自主设计一套规则体系来反映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盲从于美国的规则。在研究学习的基础上寻求机会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表明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同时在我国主导推动的双多边谈判中，引入我国主推的数字贸易规则，使我国这个具备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USITC.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R]. July， 2013.

[2] USITC.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R].August， 2014.

[3] UNCTAD.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5[R]. March，2015.

[4]李忠民， 周维颖. 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对策思考[J].全球化， 2014， 11： 007.

[5]李忠民， 周维颖， 田仲. 数字贸易： 发展态势， 影响及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 2014 （6）： 131-144.

[6]陈靓. 数字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5（3）： 004.

[7]何其生.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数字产品贸易的规制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5）： 142-153.

[8]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融合 大变革：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解读[M].中共中央出版社， 2015.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s of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angJing

全球数字贸易篇2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下的对外开放政策，他具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惠及多个国家以及众多人口，是一项伟大的政策。阿里eWTP（全球电子贸易生态圈）数字中枢落户马来西亚启示我们，要实现这一伟大政策，借助数字网络这一途径，可以大大的推动一带一路政策更好实施。

“数字中枢”就如同人体的神经中枢，是从功能上划分的。可以类比我们的神经中枢。我们身体机能的运转，依赖于中枢神经中的某些功能区域相互之间监理练习，并且能够协同完成信号的接受、分析、综合和传递。同理“数字中枢”正是由人类构建的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生态圈，在圈内的各种数字设备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以实现“1+1>2”的有机结合。

基于这样的原理，构建“数字中枢”，以应用于多边贸易，打破原有的贸易边界，让贸易搭乘互联网的快速列车，自由行驶于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国家。让各个国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进行自由贸易，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够基于这样的“数字中枢”系统，无障碍的享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就是eWTP的出发点。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信息、支付、物流、服务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运行。

二、中葡、中拉贸易现状分析

1.中葡贸易现状分析

自中葡建交以来，两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2015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目前两国关系成熟稳定，充满活力，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葡可以共享海上贸易带来的发展契机。葡萄牙不久前获得了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资格，两国领导人互访，磋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而澳门在语言、法制和文化上，与葡语国家相同。澳门是天然的自贸区，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税率平稳，各项监管体制都符合国际标准。并且澳门还具有一批从事中葡双鱼翻译、公证、法律、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

并且在地理位置毗邻澳门的广东区域，坐落着同为自贸区的横琴新区，可以很好的和澳门进行贸易合作。在法律法规、贸易规则方面，广东自贸区可以和澳门地区协同推进，共同为中葡贸易服务。

（1）澳门作为中葡合作平台虽然有众多优势，但是在葡语国家范围内，没有打响品牌。澳门是天然自贸区，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税率不高，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并且澳门作为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与葡语国家在语言，法制，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容易。

虽然澳门平台一直在建设当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并没有将当前优势整合，缺乏普遍的市场认可度，没有形成产业的集聚。

（2） CEPA的推动作用受阻。目前的CEPA尚在WTO的约束下，由于澳门的制造业不发达，所以在这样的双边自贸协议下，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成效。

2.中拉贸易现状分析

我国学者关于中拉间的贸易往来研究甚少。相反的，拉美国家对此的研究反而更加积极。有些学者认为，中拉之间贸易竞争激烈。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拉的贸易互补有助于两方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拉双边贸易额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由此可见，拉美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拉美仅占3.75%。相比于中国与亚洲、欧洲、北美等国家双边贸易的高比例，显得太过渺小。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中拉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越来越快。

研究表明，中国与拉美国家中的墨西哥、巴西和巴拿马呈现贸易顺差，而与其他的六个国家则呈现贸易逆差。这项研究表明，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存在互补。一方面，我国作为产业结构发展全面的贸易大国，出口产品受到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又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产地。

三、数字中枢对对外贸易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旨在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合作共赢。他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为节点，共同建设通常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数字中枢”的构建，有利于沟连世界各地与我国的经济纽带，实现贸易信息共享。

“数字中枢”的构建，可以有效推动澳门的贸易品牌推广，帮助澳门整合各种贸易优势，葡语国家可以通过“数字中枢”所构建的贸易平台，实现与澳门地区的贸易信息交互，提高市场认可度。通过贸易平台，可以大大解放原有CEPA协定的局限，让更多的贸易享有政策和税收优惠，吸引更多的大型企业。使澳门从原有的服务平台，真正向着贸易平台转变。

“数字中枢”的构建，也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让中拉之间的贸易从原有的原材料和商品，扩大为各种各样的贸易并行，以提高进出口效率，通过电子口岸对接商业平台。

整个电子商务在全球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国家跑的快，有些国家跑的慢，有些国家还没有开始。而一带一路正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他不仅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运输和政策优惠，也树立了口碑效应，使得我国的贸易被全球范围内所认可。同时，“数字中枢”的构建，也可以更好的为一带一路服务。

四、结束语

“底种惺唷惫菇ǎ有利于中国通各方的多边贸易。利用科技和信息为经济贸易服务势在必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数字中枢”所构建的平台下，我国同各方的丝绸之路，会越走越畅通。

参考文献：

[1]吴崇伯.CEPA 对澳门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亚太经济，2007，（05）.

[2]李前，邱源斌. eWTP：一个让80%中小企业融入全球贸易的平台[J].进出口经理人，2016，05.

全球数字贸易篇3

为了衡量数字全球化的经济影响，我们利用全球97个国家的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数据，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十多年来上述流动共拉动了全球约10%的GDP增长，仅2014年总价值便高达7.8万亿美元。其中数据流直接创造的价值为2.2万亿美元（占总值的近1/3），高于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数据流还通过间接促进其他类型的跨境交流，为全球经济创造了2.8万亿美元。因此，综合考虑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数据流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在短短的15年间，跨境数据流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增长至此，实在令人惊叹。这十年来，宽带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撑起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预计在未来五年还将增长9倍。

数据流不仅创造价值，还改变了传统商业。全球一半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该比重还在不断增长。12%的全球商品贸易也是通过国际电子商务实现的。此外，Airbnb、TripAdvisor等网站还为人们提供便于出行的信息，说明数字化可促进人员流动。

另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增长却渐趋平缓。主要原因为需求疲软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此外金融危机也有影响，自危机后制成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都陷入停滞。同时，众多公司正在重新评估长供应链带来的管理风险和复杂性，更加注重产品投入市场的速度和其他业务成本，对劳动力成本的关注相应减少，因此会在消费量大的国家增加生产。未来，3D打印技术将进一步颠覆国际贸易。

开放平台、虚拟商品和“数字化包装”

大企业纷纷搭建平台管理供应商、联系客户、方便内部交流和信息共享。一些为内部专用，但规模最大、最出名的仍是开放平台：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数字化媒体平台不断扩展，联系着亿万名全球用户。

这些开放平台蕴含着可观的客户基础，使企业直接与客户互动，同时打造透明高效的全球市场：消费者只需轻点鼠标，便可获取产品、服务、价格和全球各地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中介，大幅提高了市场效率。

此外，得益于数字化平台，主营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无需实体网点，也能进军新的全球市场。数以百万中小型企业得到新的出口渠道。例如，eBay调查了18个国家后发现，88%～100%不等的中小企业依靠 eBay平台出口，而在传统企业中该比例不足25%。

电子书、应用程序、网络游戏及音乐下载等虚拟产品和流媒体、软件及云计算等虚拟服务的贸易也逐年扩大。3D打印技术的成本降低将带来贸易新领域――也许日后，企业只需发送电子文件，商品便可在当地打印生产。实际上，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在边远地区3D打印零部件和替换件。

许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包装”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价值。以物流公司为例，可以利用传感器、数据和软件追踪运输过程。某项研究发现，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节省高达七成的库存成本，大幅改善效率。在德国的案例研究（样本包括宝马和惠普）显示，该技术减少了11%～14%的运输损失。

开启数字化探讨

20世纪全球化的商业模型在数字时代或已不再适用。企业领导者在权衡得失利弊时，可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开启数字化讨论。

1.我们是否清楚竞争现状？

数字化平台打破了规模和地域的限制，让更多企业可以迅速推出产品、扩展新市场，竞争因此日益激烈。亚马逊现有200万第三方商户，而阿里巴巴平台更是吸引了1000万商家。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由1977年的84%降至2013年的50%，体现了该国最为明显的趋势――“微型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全球各地的新兴数字化公司参与到竞争中，带来了价格压力，使得产品周期缩短了。

2.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能力？

建立数字化平台、线上客户关系和数据中心不再是互联网巨头的专利。例如，通用汽车正在改革其核心制造能力，希望借此引领物联网技术。各行业的企业都应当重新审视手中的资产（包括客户关系和市场数据），探寻获利新途径。为此，企业需要先进的数字化能力，才能占据主要的竞争优势。至于尖端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可以利用线上人才平台，从更广阔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寻找千里之外的人才。

3.能否简化产品战略？

过去，企业针对不同地区市场提供定制产品、服务或区别定价时，常面临种种困难，而数字化大大便捷了这一流程，另外也简化了全球产品的种类。多家汽车制造商纷纷朝这个方向努力；苹果iPhone和iPad系列不论在哪里买，设计和品牌全球统一；Airbnb、Facebook和Uber也是一樱在开辟新市场时未做过多因地制宜的调整，而是复制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模式。媒体和消费者技术产业能够全球同步发行产品，主要得益于社交平台和其他数字化平台让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即刻了解其他国家的更新内容。因此，这种同步发行机制可能使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流行。一言以蔽之，审慎权衡产品定制化愈发成为高层领导考虑的重中之重。

4.企业组织和供应链是否有待改善？

借助远程协作和即时通信工具，企业可集中某些散布在全球的职能部门，跨越国界打造虚拟的全球团队，甚至完全抛弃只有一个全球总部的传统模式。例如，联合利华通过技术解决方案，精简了40条全球服务线，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团队成员可以在视频会议上讨论交流。

同时，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产业链。近期一份UPS调查显示，约1/3的高科技公司将生产或组装厂址迁至更靠近终端用户市场的地区。随着3D打印技术的普及，更多企业将重新考虑制造选址，最终或将重塑全球制造价值链。

全球数字贸易篇4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018-02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报告中对全球经济失衡给出了定义，即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巨额贸易盈余，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和财政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

全球经济失衡突出地表现在全球贸易失衡和全球金融失衡两个方面。

1.全球贸易失衡方面。目前，贸易赤字一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较被认为“非常危险”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3％的比重高出两倍之多。而作为贸易盈余一方，日本、中国等弧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就中国而言，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就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2005、2006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8％。

2.全球金融失衡方面。近20年来，以日本、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及部分欧洲国家等将巨额资金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要形式流向美国，其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流出国经常项目存在大量盈余、国内储蓄率高、金融市场狭小及体系不够完善和发达等，相对应的另一方面是资本流入国经常项目大量赤字、国内储蓄率低、金融市场发达且容量巨大、国内政府财政赤字等，由此造成两个结果，即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罔，2006年美国外债高达43000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霞超过25％；中国、日本则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截至2010年2月，中国持有美国同债8775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日本持有美国国债7685亿美元，排第二。

二、目前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认识的误区

关于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认识，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三个非常流行的误区，笔者之所以认为它们是误区，是因为它们是对全球经济失衡止于表面的认识，或者是对全球经济失衡某一方面的认识。

误区一：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经济失衡根源。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克鲁格曼和美国知名的经济类智库的创始人兼所长伯格斯滕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客，他们坚持认为汇率问题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是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他们的理论逻辑(见逻辑图1)是：中国干预外汇市场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币值低估，严重偏离其正常价值，以至于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大量商品涌入美国，导致中国贸易巨大顺差和美国贸易巨大逆差，中国通过经常账户盈余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利用储备继续干预外汇市场，压低人民币币值以维持其商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储备以购买美国国债等形式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导致美国国内利率偏低，资产泡沫大量形成，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伯格斯滕宣称，人民币兑美元币值低估了40％，由此造成过去3年美国每年对华外贸赤字达到了2200亿美元。美国资深议员Dave Camp认为，中国对货币市场的干预和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是中国经济每年10％的高速增长以及美国接近10％的失业率的“根源”。因此，他们认为为使全球经济重返平衡和健康发展，中国必须加快进行汇率体制改革，放开货币市场，让人民币大幅升值。

这种观点很是冠冕堂皇，但它只是解释中国等国家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的直接形成原因及国际金融失衡的部分及表面原因，它不能更好地解释除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持有美元的原因及国际金融失衡的根源，同时也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自2005年7月中国实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逐渐升值，截至目前升值超过20％，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外汇储备与日俱增，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扭转不了美国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据。　误区二：全球贸易政策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原因。以中国主流媒体为代表，认为全球贸易政策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即中国等东亚国家以相对优势理论为基础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积极鼓励企业出口，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美国限制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由此造成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贸易逆差愈加严重，本应自动平衡的全球贸易不再平衡(见逻辑图2)。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8年，美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8.3％降至6.3％。

这种观点以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尤其适用于目前中国政府与美国政晰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及金融危机根源的论战，但它只触及问题的表面，不能说明美国愿意大量进口中国等国家商品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商品廉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全球贸易政策不平衡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误区三：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以汇丰集团主席葛霖及中国学者朱民为代表，他们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和美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就美国国内经济而言，美国经济以消费为主导，国内储蓄率很低，美国消费占整个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8％逐年上升，在2004年达到72％以上，消赞方面，消费增长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超过70％。储蓄率方面，居民的净储蓄率则趋于下降，目前居民净储蓄率已经从10年前的14％下降到1.6％，家庭偿债额已经达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为近20年来最高，国内储蓄净额占GDP的比重却只有2％。政府支出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减税的同时不断扩大政府公共开支，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04年美国预算赤字在4800亿美元左右，达到GDP的4.8％。在消费、政府开支大幅增加，投资及经济增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贸易逆差必然增加，为使美国国际收支维持平衡，必须保证资本项目上持续盈余，结果是大量外资流入美国。中国经济方面，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高储蓄、低消费，2004年居民储蓄由1978年的27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2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之多。高储蓄的同时必然是低消费，中国整体消费低于GDP的50％，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因此，维

持中国经济i岛速增长必然靠持续高速增长的对外出口，也必然导致中国经常账户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同时，为确保美元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元重回美国。综上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内经济结构，必然导致全球贸易及金融失衡。

从世界经济微观的角度解释全球经济失衡，使全球经济失衡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但没有解释两种经济体截然相反的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根本原因，因此，它只能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表层，缺乏溯源。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

追根逐源，笔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霸权，即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及美元的唯一性。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强制性的方式确立了双挂钩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从法律上确立了美元的唯一国际货币地位，由于石油危机及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崛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解体，牙买加体系形成，但牙买加体系只是无体系的体系，在无体系但依然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上，美元绝对的国际货币地位被打破，但美元依然维持其国际货币地位的唯一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2007年底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为64％；根据2007年由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三年一度的调查结果，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为86％，排第二位的欧元所占比重仅为38％(由于每次交易都涉及两种货币，故所有货币的总量为200％)；截至2008年底，大约有45％的国际债券以美元标价，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4月，全球共有66个国家采用美元作为其汇率锚，而采用欧元作为汇率锚的国家仅有27个。在全球贸易结算方面，美元所占比重高达66％，其中在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贸易中，美元更是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与沙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美元成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世界前两大石油期货市场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单位，于是美元约等于石油成为世界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2004年数据显示，美国占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52％(英国占10％，日本占7％，分别排第二、第三位)，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国经济较为强劲的增长，又进一步保证了美元的安全及其地位的可持续性。

全球数字贸易篇5

目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除了经济增速缓慢，全球经济复苏还受到全球协作“反对者”的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何去何从面临重新选择。

针对分歧，G20杭州峰会向外界表明：全球合作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重振贸易、刺激世界经济，G20各国应彼此协调，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协议。

此次杭州峰会的会标图案即表征了本届峰会全球协作、破除治理“碎片化”的精神和诉求。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会标用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以“G20 2016CHINA”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桥梁寓意着G20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梁线条形似光纤，寓意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图案中G20的“0”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的精神。

贸易增长全面战略

在打破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贡献方面，《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其具体内容包括7个方面。

降低贸易成本

G20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并鼓励所有世贸组合成员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测算，TFA全面实施可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促进贸易发展，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

G20保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采取促进更加开放、可持续和包容价值链的政策，以鼓励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增值。

促进服务贸易

G20成员承诺实施政策以支持开放、透明和竞争市场。这将促进服务提供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将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支持更加有效的生产和贸易，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增强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缺口阻碍了贸易和经济增长。贸易融资缺口在最贫困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小岛国，这些国家在获取相应知识技能以运用贸易融资工具方面也面临挑战。G20将通过加强贸易融资，支持更多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制定贸易景气指数

在贸易增速相关的指标方面，掌握更多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信息对各国都有益。G20有信心“贸易景气指数”将作为贸易的提前预警系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更实时的贸易发展指标。这将成为G20成员政府调整贸易相关政策的重要工具。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数字贸易和技术迅速发展引发经济贸易结构的深刻变革，鉴于这种形势，G20成员同意加强电子商务问题的讨论与合作。同时，为了使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取数字技术，获得更大利益，并帮助其实现包容性贸易增长，G20成员鼓励政府和企业进行对话，找出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讨论贸易领域相关政策、标准和模式，并欢迎工商界提出的搭建世界电商平台（eWTP）的倡议。

关注贸易促进发展

G20成员认识到，贸易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贸易和投资可增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支持健全的农业政策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G20将更好地利用贸易促发展。

中国推动“全球化”

尽管质疑“全球化”的呼声被某些政客利用得风生水起，并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中国政府和G20成员一致认可“贸易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作用”。此次G20杭州峰会即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推动“全球化”在经济增长疲乏下的发展。

全球数字贸易篇6

“毋庸置疑,亚洲与其他新兴市场将创造经济工商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99年的全球物流市场,就会发现亚洲占全球贸易量的34%,也就是155.7亿美元;而到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39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量的46%――这几乎是全球市场的一半。”贺宇德补充道。

DHL在其研究报告中勾勒出了三大高增长贸易三角区的核心贸易路线图。根据DHL的预测,在亚洲国家间贸易三角区中,中国将占贸易总量的大约40%,主要进口原料以及出口纺织品、工业机械、电信设备、办公设备和食品。其中,中国与韩国、台湾、日本、香港、泰国的贸易往来将继续占据大部分贸易量。此外,中国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出口也迅速增长。

虽然目前在中东―非洲―亚洲贸易三角区中,相当大的贸易量来自中东对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是这几条传统贸易路线的增长已经停滞。今后,中国与南非、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贸易往来将推动这个贸易三角区的增长,主要通过中国的原料进口(原油、钢铁)和纺织品、服装、机械、金属产品出口。印度对这一贸易三角区的增长贡献也不可小觑,与中国相似,印度也主要依靠进口原料(从中东进口原油和从南非进口煤炭)以及向中东出口各类食品(粮食、蔬菜)和纺织品。

报告指出,从2008年到2018年,拉丁美洲―亚洲贸易三角区的贸易增长率将达4.2%,比2%的全球平均贸易增长率高出一倍以上,在三大贸易三角区中增长最快。中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是这一贸易三角区的重中之重,据预测,增长率将达5%,主要进口金属、矿砂、动物饲料、油籽以及出口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机械产品,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对拉丁美洲的进口也日益增长。

该报告还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亚洲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缘自以下几点融合趋势:

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当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涨,特别是亚洲,除日本外的亚洲各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9%增加到2008年的15%,而且这一趋势仍将继续。预计到2015年,亚洲经济体(除日本外)占全球GDP的比例将达20%。

劳动力套利仍将继续。尽管亚洲的劳动力成本将上涨,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套利优势依然存在。因此,离岸外包和全球采购将在未来10年内继续大行其道。

劳动力和消费中心转移。随着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新的消费者群体将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

目前,58%的全球适龄工作人口在亚洲,到2028年,这一比例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定。在剩下的全球适龄人口中,15%位于中东和非洲,14%位于美洲。到2028年,中东占全球适龄人口的比例将增加到19%,而美洲将保持稳定。与此相反,目前仅有9%的全球适龄人口位于欧洲,到2028年,这一数字将仅为6%。

同时,为数众多的新兴经济体人口将刺激消费的增长。到2015年,超过5.5亿的新兴经济体人口的年收入将达到4000美元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成为中产阶层。以家庭为单位计算,这意味着家庭年收入相当于12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足以刺激诸如汽车、耐用消费品、旅游和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中国将成为这些新兴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地,全球新兴中产阶层总数的45%,即2.4亿人,将生活在中国。此外还有15%的新兴中产阶层人口生活在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从而使整个亚洲市场占到全球新兴消费市场的60%。

全球数字贸易篇7

基图伊：“数字经济以超出我们预测的速度呈指数比例地在扩张。仅在2012到2015年之间，数字经济的规模从1万6000亿美元增长到2万5000亿美元，而且数字经济产生的一些颇具规模的现象也应引起全球讨论。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6.5%，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出口量迅猛增长了40%，三维打印机的出货量预计将从2016年的45万台增长到2020年的670万台，在三年的时间内会增长15倍。同时，到2019年，全球互联网的流量预计将是2005年的66倍。”

报告显示，数字经济在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信息和通信技术、电子商务和其他数字应用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和企业家进入全球市场，并开辟了新的创收方式。这些技术正在被利用来进行促销，尤其增强了妇女的权能，使她们更容易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和贸易商。

基图伊：“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的包容性方面也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在2012到2015年之间第一次上网的7亿5000万人当中，有近90%都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印度有1亿770万，中国占1亿2000多万。”

报告指出，世界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依然没有上网，而且网络的接入和使用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最不发达国家，2016年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这些国家将难以实现到2030年普及互联网接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城乡差距显著，3G网络覆盖89%的城市地区，但农村地区只有29%的覆盖率；互联网的性别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仅占全球4%的3D打印机；在非洲，只有不到40%的国家制定了数据隐私法，而在大洋洲，只有库克群岛有这样的立法。

与此同时，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表示，数字化转型的力量让人感到兴奋，但人们必须认识到：互联网并不是灵丹妙药。

基图伊：“数字经济的利益大部分都流向了快速行动者。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拥有了相关知识和机会的人。现在全球最大的四个公司全都是数字经济的领头羊，苹果、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因此我们必须要控制不断扩大的差距、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

贸发会议技术和后勤司司长什米卡·斯里曼(Shimika Sirimanne)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最为广泛，但这一发展就明显地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

斯里曼：“数字经济的发展非常快，而且在以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在发展，涉及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比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先进机器人等。这些变化会影响所有的部门，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它将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影响到所有的工作者。这种发展趋势的前景是非常不确定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能够为政府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尽量地去学习，试图去了解自己在这个趋势当中的位置，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

随着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数据流在公司的运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商业界和互联网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开展更加密切的对话。政策挑战取决于各国是否愿意从数字经济中受益，而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最欠准备的。

全球数字贸易篇8

摘要：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深，其根源是新时期的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当今的美元霸权是在全球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入，且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浮动汇率制下形成的，这为美国谋取美元霸权的利益带来了更大的便利。美元霸权导致人民币升值绩效的弱化；对人民币汇改的速度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浮动恐惧”和美元大权重之刚性。人民币汇率决不是全球失衡的“救命稻草”，美国必须为化解全球经济失衡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全球失衡；美元霸权；新特里芬难题；人民币汇制改革

一、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加深

当前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人们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个焦点。所谓“全球失衡”是指美国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巨大的逆差，而中国、日本及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等却存在巨大的顺差，或者说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主要来自东亚各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失衡持续扩大：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1年的389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856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也由3.8％增至6.5％；处于另一极端的中国，其贸易顺差由2001年的226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775亿美元。按美方的统计，中国多年以来为美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地，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1/4以上，贸易差额由2001年831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2016亿美元，再增至2006年的2326亿美元，占美2006年贸易逆差总额的28.4％。

二、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剖析

(一)新时期的美元霸权

所谓美元霸权就是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处于中心货币地位，使其它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美国也因此从中获得“法力无边”的利益和权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挂钩”体制铸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使美元获得了中心货币地位，美元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的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当然美国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特权和利益，如铸币税等。虽然“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瓦解，但这不意味着美元的霸权地位从此消失：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无可奈何地选择盯住美元，使美元成为稳定其币的名义锚；在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中，美元独大的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目前在IMF成员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5％(详见表1)；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也已近70％，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也占近50％。

新时期的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主要有：

1．国际铸币税。根据IMF的统计，1995年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大约有3750亿美元，美国因此可以获得大约150亿美元的年收益；时隔12年后的今天，随着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数量的增加，美国因此每年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应该在200亿美元以上。

2．债务逃脱或减负。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美国对外负债几乎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来达到债务减负的目的。2002年以来的美元贬值，使美国实际债务减负约30％。

3．美元霸权是美国“双高赤字”赖以维持的根本，进而确保美国经济在内外失衡的情形下能够持续运行，使美国能够尽情享受凭一张借条或债券换取其它国家商品的好处。

4．可基本上使美国远离外汇风险、外债危机等的伤害。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美元霸权与“新特里芬难题”

1．“全球失衡”可视为新时期“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表述。 “特里芬难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的信心与清偿力之问的矛盾：一方面，美国要通过一定的逆差为国际上提供充足的清偿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的逆差却又会造成美元贬值的压力，进而伤害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换句话说，如要保证充足的清偿力，就会伤害美元的稳定性，造成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下降；反过来，如要确保人们对美元充满信心，美元就必须稳定，那么美国的国际收支最好不要出现逆差，如此“美元荒”的出现也就为时不久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形成了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里芬难题”，但由于美元独大的霸权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美国仍然需要为世界各国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的来源，信心与清偿力的“两难”仍然困绕世界经济金融，称之为“新特里芬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行体系下，一定规模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美国必须为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这必须主要依赖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来提供。其次，美国和东亚(尤其是中国)已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有资料显示：近15年来，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约35％和15％，合计约达50％。拉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主要是其高消费，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则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出口，这正是美国贸易收支高逆差和中国贸易收支高顺差的根源，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可见，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可视为新时期“特里芬难题”的另一种表述：一方面，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会导致全球失衡进一步加大的风险。

2．美元霸权是新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存在和持续的原因。由于美元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具有“一币独大”的特殊地位，因此也就赋予了美国必须为世界经济提供绝大部分的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的来源，这必须主要通过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途径来提供，这与长期以来美国提供了全球经常项目大部分的逆差是相吻合的。在现行的不稳定、不公正、不合理、汇率频变的“牙买加魔盒”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金融经济实力和本国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越条件，较好地实现了汇率制度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的变迁，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实力薄弱，尤其是本国货币处于国际储备体系的，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却难以摆脱“原罪”的约束，难以抹去“浮动恐惧”的烙印。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却仍然难以摆脱“小金融”的事实，因此在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不得不选择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硬盯住”或“软盯住”，甚至一些国家名义上称实行较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事实上却往往通过“管理”，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形成事实上的“硬盯住”或“软盯住”。麦金农等一些学者把东亚的这种汇率安排称之为“美元本位”

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在这种体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为确保汇率的稳定，一方面长期以来把增加干预外汇市场的实力(增加外汇储备)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造成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另一方面央行为稳定汇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进而导致国际储备大幅度攀升。这就是为什么新时期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出现大量逆差，而美国的这些逆差又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根本原因。

3．新时期美元霸权的特性和美国滥用美元霸权是全球经济失衡不断扩大的根源。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的最大区别在于：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是在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约束，美国对外债务也不再受其黄金储备约束，美国对汇率的稳定承担更小义务，以及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为美国谋取美元霸权的利益比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带来了更大的便利，同时也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的根源。

第一，由于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再受黄金约束，美国可以更肆无忌惮为了自己的利益，扩大美元的发行，从而形成了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的内在机制。近年来，在美国持续的巨额“双赤字”的带动下，形成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从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而货币却增加了3倍；从2001到2005年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国债总额达8.3万亿美元；美国的高贸易赤字更是世人皆知，但美国的高贸易赤字恰恰正是其高财政赤字维持的关键条件(境外美元购买其国库券)。

第二，由于美国对外债务也不再受其黄金储备约束，美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更肆无忌惮地大量举债和通过贸易逆差大量输出美元，随意享受凭一张借条(或债券)换取其它国家商品的好处，而不用担心债务过大(超过黄金储备)和美元危机等问题。

第三，由于牙买加体系是浮动汇率体系，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是自发形成的，美国对汇率的稳定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承担的义务要小得多，因此美国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享受美元贬值所带来债务缩水和打压它国等的好处。

第四，由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定的签定、各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的提高等，使美国获得更灵活、更大的美元特权，美国甚至可以利用其美元和金融强权，扰乱它国的金融秩序(甚至造成金融危机)，从中渔利。

三、美元霸权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负面影响

(一)弱化人民币升值的绩效

1．美元霸权和“新特里芬难题”下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的刚性。由于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是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的浮动汇率制下的美元霸权，从而使美元获得更灵活、更大的特权。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往往会不断增发美元，同时继续维持“双高赤字”和高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其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然而，这整个过程却又是“新特里芬难题”不断累积的过程，即美元贬值压力不断形成的过程，进而导致处于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另一极的中国的人民币外部升值压力之刚性。2003年以来，随着美元的贬值浪潮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也不断升级，截止到2007年5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至7.6506(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同)，比汇改前已累计升值达8.2％；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仍然强劲，仅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357多亿美元。

2．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的贸易收支改善效应之悖论。自2002年3月份以来，美元出现了大幅度贬值，到2004年底，美元汇率指数下降了27％，尔后尽管美元在2005年出现反弹，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7％，但2006年却又再度贬值，致使其汇率至今仍然大大低于2002年初的水平。然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001年的4272亿美元，占GDP的4.2％，增至2004年、2005年的6504亿和7666亿美元，分别占GDP的5.5％和6.1％；2006年达8180亿美元，比上年增6.6％。就人民币而言，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至2007年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达8.2％，但中国总贸易顺差和中美贸易顺差都不降反增，在2005年8月至2007年2月的19个月里中仍分别达2688亿、2285亿美元(中方数据)，分别比汇改前的2004年1月至2005年7月的19个月增227％和64％，这也说明了中国总贸易顺差和美中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低关联性。

经济学描述了储蓄与投资之差、出口与进口之差互为对偶关系(s-I=X-M)，即储蓄过多(储蓄大于投资)会产生贸易顺差；反之，就会产生贸易逆差。美国的私人储蓄率通常在5％以下，有时甚至为负数(2005年第三季度为-1.6％)；美国的高财政赤字更是世人皆知。可见，美国的低私人储蓄和巨额的财政赤字所导致的总储蓄率低下和储蓄一投资负缺口正是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详见表2的对应关系)。IMF2005年9月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强调，美国的总投资率大于总储蓄率才是美国高贸易逆差的根源。因此，美国应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扩大负主要责任。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长期的“双高赤字”之所以能够维持，其根本原因是美元霸权所致。

(二)美元霸权对人民币汇率改革速度的负面影响

1．对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的速度的影响：“浮动恐惧”之刚性。由于美元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对外计价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通常分别大于3/4、80％和98％，尤其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70％，金融体系也非常脆弱，因此对中国这个金融市场仍然非常落后，特别是在外汇市场的汇率避险工具和避险途径仍然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对确保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汇制是参考一篮子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与约翰・威廉姆森所倡导的“BBC规则”极为相似，其中的一个B为Band，就是浮动区间，即事先确定一个允许汇率浮动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允许汇率可以根据市场力量波动，从而赋予了汇率制度具有一定的承受外汇市场短期汇率波动的灵活性，为抑制国际游资提供一定的机制和为独立的货币政策释放一些空间，并为难以测定的本币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一定的评估缓冲区间。浮动区间越宽表示汇率的弹性越大，为货币政策独立性释放的空间就越大。汇改后的前2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幅仍然限制在0.3％范围内，尽管从2007年5月21日开始，由0.3％扩大到0.5％，但是0.5％的浮动区间仍然大大小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1％允许波幅。汇改以来的事实证明，汇率带宽太窄，汇率仍然难以浮动起来，游资冲击仍然难以有效抑制，严重冲击我国货币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表面上看这是“浮动恐惧”，而这背后却存在着极大的无奈，如果说是“美元霸权恐惧”，可能更为

确切。

2．对人民币新汇制的货币篮子构成的影响：美元大权重之刚性。“BBC规则”的另一个B为Bas.ket，即篮子平价，通常选取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尤其是商品和劳务贸易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从而确保其有效汇率的稳定。周小川说：现阶段的篮子货币的确定是在兼顾外债来源的币种结构和FDI等因素的基础上，以对外贸易权重为主。表3显示了2006年中美贸易在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中美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前三大贸易伙伴、前七大贸易伙伴、前十大贸易伙伴的比重分别为15％、35％、20％和19％。如果以与此相关国家的货币组成相应的四种货币篮子，并且分别按上述比重来确定美元在篮子中的权重，那么美元在这四种篮子中的权重则分别为15％、35％、20％和19％。但在现实中，不管中国选择哪种货币篮子，美元在篮子中的权重都不可能如此低。因为，一方面美元的权重越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波动也就越大，而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目前美元仍占我国对外贸易计价结算的80％以上和外汇交易的98％左右，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对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东盟主要国家货币仍是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港元也是实行联汇制，与美元保持“硬盯住”，因此它们在篮子中的权重也在一定程度加大了美元的权重，导致美元的实际权重远大于名义权重。从汇改后的实际绩效来看，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仍然很大，盯住美元制色彩仍浓。由于在任何三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均未超过2％，2006年IMF甚至仍将我国的汇率制度纳入事实上的其他传统的固定盯住汇率制(盯住单一美元)。一些学者在设计人民币货币篮子时，往往也会给予美元超过50％的权重，如：曹垂龙的方案建议给予美元近60％的权重；许少强等的方案建议给予美元的权重甚至高达80％等。事实上，只要美元霸权的存在，只要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种人民币对美元事实上的依附性，即“美元大权重”(甚至可以说是盯住美元)之刚性就难以消除。

四、探索化解全球失衡(美国高贸易赤字)之途径

(一)人民币汇率决不是美中贸易失衡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

经验证明，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变动在短期内仅能解释美中贸易差额变化的3％，在长期也仅能解释6％。究其原因主要是：美中贸易逆差的75％以上来自FDI产生的“迁移效应”，且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互补性商品贸易逆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证明，只有10％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率非常低，杜晓蓉证实只有0.06％，即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进口价仅增加0.6％。退一步来说，就算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导致了中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能力的下降，那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导致美国逆差的转移，即美中逆差可能有所下降，但美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逆差却会增加。因为致使美国巨额逆差的根源不是简单的汇率问题，而是其巨额的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可见，单纯的人民币升值既无法有效地解决美中贸易失衡问题，更不可能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

(二)化解全球失衡，美国必须发挥主要作用

全球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高贸易赤字，而美国的高贸易赤字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滥用美元霸权、第二产业出口竞争力下降、控制技术出口等等。约瑟夫・斯蒂利茨博士在2005年中美财经商业高级研修班上演讲时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不在中国，是美国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因此，化解全球失衡，美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1．尽快纠正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如上所述，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的主要原因，进而是美国贸易失衡及全球失衡的主要根源。由于2006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482亿美元，是4年来的最低水平，相应的美国贸易赤字的增长速度也由2004、2005年的22％、18％下降到2006年的6％。然而，在美国私人储蓄率极低的情形下，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放弃财政赤字政策，才能纠正其储蓄一投资负缺口和从根本上改善贸易失衡。

2．放弃滥用美元霸权。美国“双高赤字”的长期维持，实际上是美国长期滥用新时期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长期靠高贸易赤字大量输出美元，在美国从中享受铸币税等好处的同时，全球失衡也在不断积累，而且与此同时形成的美元发行泛滥和流动性过剩，进而是美元贬值压力(或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的过程，从而弱化人民币升值的绩效。

3．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的歧视性控制。美国政府长期采取控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政策，这无疑影响了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货物贸易的出口，有资料显示仅2004年美国就为此丧失了约250亿美元对华出口的机会，从而加深美中贸易失衡。

全球数字贸易篇9

跨境数据流可译为Trans-border Data Flows或Cross-border Data Flows，二者无本质区别。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欧盟等常使用前者，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常使用后者。早期的文献中还经常使用“信息自由流动”，即Free Flows of Information。本文对这几种说法不做区分，均纳入研究范围。

当前，有关跨境数据流的具体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1980年，OECD在《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中就跨境个人数据流做了简明扼要的定义，认为跨境个人数据流就是个人数据的跨越国界流动。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认为跨境数据流是指跨越国界对计算机处理的机器可读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和检索。虽然这个定义出现较早，而且从技术上看也是过时的，但是直到现在，它依旧是研究和学习中被引用最多的概念。我国学者也较早关注跨境数据流问题，周宏仁认为越境数据流是指数据通过计算机通信系统跨越国家边境的运动，并阐述了跨境数据流的法律框架所涉及的数据安全、责任、使用权的认可等几个关键问题，并认为跨境数据流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相当复杂的、具有强烈的信息时代特征的数字世界治理问题。综合以上定义和观点，一般简单地认为，数据跨境流动是指机器可读的数据通过互联网和信息系统跨域国家边境的运动。

二、跨境数据流动重要性

互联网正在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买卖者进行商业活动的关键平台，并使得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驱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将深刻影响社会分工协作的组织模式，促进生产组织方式的集约和创新。2014年美国商会了一份名为《商无国界――跨境数据流的重要性与全球繁荣》的报告，开篇就提及跨境信息流动驱动了今天的全球经济发展，跨境数据流使得商业和消费者能够获得最好的技术和服务。

跨境数据流动提升数字贸易发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欧美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频率全球最高，比美国和亚洲地区的数据流动高50%，几乎是美国和拉美跨境数据流的2倍。而与此相对应的，2012年，美国出口到欧盟的服务中72%（1406亿美元）是数字化可交付服务（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而美国出口到全球的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价值约3837亿美元，约占美国服务出口额的61%。2014年8月美国贸易委员会《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报告显示，数字贸易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对经济产出做贡献，改善信息获得，为中小企业增加市场机会，2012年数字贸易贡献了美国GDP的3.4%-4.8%。

数据驱动的经济使得区域边界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的障碍不断降低，经济全球化和专业化分工不断提升。就某一种商品而言，其可能由欧洲设计、中国生产、美国管理、印度维护，但是产品有关的员工、顾客和供应链数据和信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对跨境数据流的限制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美国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储存本地化要求、市场准入限制、数据隐私和保护等因素阻碍了美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可能影响0.1%-0.3%的美国GDP增速。2014年3月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本地化的代价》报告也显示，限制数据自由流动将对GDP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中国为-1.1%，巴西为-0.2%，欧盟为-0.4%，印度为-0.1%。

三、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美国、欧盟及部分国际组织等都提出过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主张，且过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一）美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美国偏向限制政府权力，同时，其信息技术和跨国公司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美国坚持认为，仓促立法会限制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宽松态度，依靠商业机构自身的力量来保护个人（特别是消费者）信息，才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机制。因此，美国没有专门出台一部针对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法规，而是倾向于支持自由的跨境数据流动。2010年6月，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在给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管理局名为《互联网经济中的信息隐私与创新》信件中指出，美国政府在确保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过于规范的监管制度可能扼杀创新，因而没有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益，同时也可能使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家限制跨境数据流动或者处以高度系统化的隐私制度会造成显著的经济成本，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已经过时。

美国的数据政策相对宽泛和自由，且无系统化的法规和规则，数据出口主要依据《出口管理条例》（EAR）、《国际军火交易条例》（ITAR）及专业领域的法案。其中，EAR重点限制技术数据（含软件）、技术参数数据库和部分关键领域的数据，并提出进行备案制或者许可制管理要求。同时，美国对医疗、教育、金融服务、信用报告、儿童等特定领域的数据的存储和流动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一方面，美国依据各类隐私法案对隐私数据保护提出要求，限制或者有条件允许数据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美国有很多法案对数据流动和存储提出严格要求。例如，医疗数据方面的美国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金融服务数据方面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LBA）。在电信领域，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会要求通信基础设施应位于美国境内，通信数据、交易数据、用户信息等仅存储在美国境内。此外，美国对阻碍跨境数据流动的行为非常关注。2014年4月，德国和法国倡议建立一个欧洲内部的通信网络，以避免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通过美国传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该倡议提出了批评，并认为此举可能`反国际贸易法。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全球电信贸易壁垒年度审查报告中表示，阻碍跨境数据流动是一个严重且越来越令人担忧的问题。

美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与其全球贸易战略和政策一致，即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核心是维护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构主（见图1）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主要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及美国司法部等。其中，商务部负责“安全港”协议、数据隐私盾协议等重要协议的实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参与贸易领域相关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案的实施；贸易代表办公室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和跨境贸易中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核心任务是推动全球数据自由流动；司法部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法规的施行，对美国公司持有的跨境数据流行使司法管辖权。另外，美国的一些独立机构和委员会也承担了相应的监管职能。

（二）欧盟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欧盟重点关注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中存在的隐私问题，其有关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也是全球最严格的，所有数据的流动都要获得数据主体的同意，且个人数据流入目的国需满足“充分性”保护要求。在数据进出口管理方面，根据欧盟的法律要求，向欧盟之外转移数据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两步程序，一是由于数据转移是一种数据处理，必须有数据转移的法律依据；二是跨境数据流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以便确保在进口国家数据也能得到“充分保护”。1996年，欧洲发生了有关数据转移出境的最早争执。花旗银行由于将德国信用卡数据转移到了美国分公司，而受到强烈批评。后来，花旗银行在德国数据保护专员的帮助下使用了合同方式，才找到了数据转移的法律基础。

基于上述管理理念，欧盟先后制定了系列涉及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包括《欧洲理事会108号公约》、《数据保护指令》（1995）、《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共同体机构和组织处理个人数据和促进这些数据自由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2000）、《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5）等。欧盟还与美国就人数据跨境流动签订了两个协议，即商业领域的《欧美隐私护盾协议》（取代“安全港”协议）和执法领域的《欧美保护伞协议》。

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涉及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组织架构分为三个层次（见图2）：基层单位层面，欧盟要求公共机构和雇员超过250人的企业设立一名数据保护官（DPO），数据保护官直接向单位管理者汇报；成员国层面，要求各国成立独立监管机构（（DPAs）），行使数据保护监管权利，对不遵守法律的企业最高可以罚款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的4%，完成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给所在国的议会，以及公众、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欧盟层面，要求设立数据保护监管专员（EDPS），其主要职责是加强对欧盟各机构处理个人数据进行指导和监督。并成立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其成员由各国独立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和欧盟数据保护监管专员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个人数据保护的建议，促进和检查新的数据保护规则的执行，以及促进与全球范围内数据保护立法和实践的交流。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欧盟数据保护监管专员办公室。

在互联网和商业环境中，数据连续转移，以及数据在处理者之间的流动成为常态。欧盟对此做了严格要求。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赋予欧盟委员会认定第三方国家是否具备个人数据保护充分性的权利。截止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确认安道尔、阿根廷、加拿大（商业机构）、法罗群岛、根西岛、以色列、马恩岛、泽西岛、瑞士、乌拉圭、美国商务部的安全港隐私原则等能够提供充分保护。基于打击严重犯罪和恐怖主义的需求，欧盟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双边空中乘客姓名记录协议，同时还与美国签署了双边的追踪项目。为更好的满足商业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需要，欧盟提供了“安全港”、标准合同条款、约束性企业规则等多种可供选择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此外，欧盟还通过“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强化其数据跨境流动主张。2010年《欧盟2020战略》提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概念，2015年5月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旨在打破欧盟内部的数字市场壁垒，整合各成员国的碎片化规则，实现区域内数据自由流动和数字网络与服务的繁荣，预期将带来4150亿欧元的产业价值和380万个工作机会。战略还提出2016年启动“欧盟数据自由流动计划”，旨在排除数据自由流动中存在的技术和法律障碍，并将有针对性地解决数据的所有权以及互通性等问题。

（三）欧盟和美国在重要协议中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安排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非常活跃，并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制度安排。由于欧盟和美国在隐私保护机制方面存在实质差异，为更好地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对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名为“安全港”的解决建议。2000年7月，欧盟通过“安全港决议”（Safe Harbour Decision），认可了由美国提出的、能够对因商业目的从欧盟转移的个人数据提供充分保护的“安全港隐私保护原则”和“常见问答”。2013年，“棱镜门”事件对“安全港”协议造成了重大冲击。虽然，美国就加强“安全港”数据保护与欧盟进行了有效的磋商和谈判，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是，2015年10月6日，欧洲法院还是在一起案件中宣布欧美数据共享协议（即“安全港协议”）失效。这标志着欧美之间自2000年完成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失效。

为了保障欧美之间的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正常进行，欧美在安全港协议失效后推进了新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安排。2016年6月，美国和欧盟签署数据《“保护伞”协议》，旨在为双方的执法部门及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个人数据交换提供全面和高水平的保护；8月，美国和欧盟签署的《欧美隐私盾协议》正式生效，美国承诺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提供多种救济途径，并设置监督专员，受理欧盟的相关申诉。

（四） 国际组织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主张

跨境数据流动对于全球经济中开展商务活动日趋重要，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等均提出过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相关主张。2016年4月，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保护规则与数据全球流动：贸易与发展的影响》指出，运用专门的文件和促进一种或更多的机制是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的关键，数据保护立法应避免成为贸易和创新的新障碍。2013年，OECD了在1980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后的《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指南认为，过去三十多年，跨境数据流动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建议成员国实施与数据传输隐私风险相适应的数据传输约束，同时兼顾个人数据的敏感性，以及数据处理的目的和内容。如果修订后的指南被成员国接受，跨境数据流的限制将基于风险评估，而非依赖于现有的约束限制，具体国家的充分性评估将不再采用固定单一的方法。

为更好促进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隐私保护，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障碍，2005年，APEC了《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阐述了该组织有关跨境信息流（数据流）的相关主张。框架认为，电子商务在扩展商业机会，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提升生活质量，以及促进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等方面潜力巨大，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均将受益于区域数据传输，同时，框架可通过隐私保护消除信息流动的障碍，从而确保亚太地区持续的贸易和经济增长[17]。APEC采取了企业自律私政策来保护跨境数据流动中数据权利，即APEC隐私保护框架下“探路者项目”建立的跨境隐私规则体系。

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SPP）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为加强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而于2005年发起的一个围绕既定目的区域级别对话。其中，有关跨境数据流拥奈侍庥2008年起纳入对话议题之中，并于2008-2009年连续举办三次跨境数据流论坛会议，论坛参会者包括三国政府代表、商业团体、民间团体和学术界。论坛的目的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有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的对话机制，并力图解释阻碍跨境数据流动不仅仅影响商业领域的日常活动，而且影响了整个市场和北美经济。2008年4月，在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体系下，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代表签署了信息自由流动声明（the Statement on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并随之成为北美领袖峰会的一部分。峰会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在透明的法律、政策和监管环境中，允许信息自由跨境流动，并促进其在贸易和商业的应用”。

四、我国加快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已经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与国外的产业技术合作必然涉及到数据的转移和交换，需要合理的数据跨境流动。同时随着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也将接踵而至。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利益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意义重大。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思路

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从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隐私保护三个层面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思路。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严格监管重点领域数据跨境流动。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的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严格监管要求，控制总量数据和核心数据流出。二是促进产业发展，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繁荣程度。明确数据保护标准，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允许商业领域的数据自由流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借鉴欧盟抗衡美国的做法，研究制定包括反垄断调查、市场准入等符合我国产业发展和国际规则的政策措施。三是保护个人隐私，按照《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进行监管，建立起人们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与欧美等就数据跨境流动问题开展全面的对话和谈判，既能够保障民众的权益，又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

（二）加大跨境数据流动的研究工作

全球数字贸易篇10

一、引言

跨境电商在全球贸易与经济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技术进步、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变以及贸易便利化等驱使全球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加快了跨境电商在模式、服务、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带动了金融、科技等行业创新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不断提升。基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加速调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将日益成为培养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路径。在当前形势下，实现跨境电商创新发展，依托其促进国内消费水平提升及产业转型升级等优势上，为中国加快国内国际互促的双循环局面形成及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分析

在政策支持与超大规模市场推动下，中国跨境电商规模不断扩大，在不同地区协同推进过程中模式与制度、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一）跨境电商规模扩大带动外贸增长

2018到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规模持续规模快速增长，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增长的引擎日益凸显。根据海关数据统计，在2020年疫情为传统国际贸易形式带来重大挑战的情况下，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69万亿元，仍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中国跨境电商税收、通关、外汇等政策的不断完善，新信息技术应用与贸易环节数字化的有效融合使得其成为更多企业展开国际贸易的首选路径。此外，全球消费者与贸易企业对跨境电商认知的不断改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跨境电商全球市场，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也因此跨上新台阶，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数据来源：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二）跨境电商自主创新推进实体经济转型

中小企业依托跨境电商参与全球贸易的低门槛及高灵活性优势，扩大其优质产品出口和新品牌建设，并提高贸易效率，从而降低其贸易成本。首先，跨境电商B2B、B2C模式已成为跨境电商发展的主要核心，以此推动海外仓建设。与传统海外仓相比，跨境电商海外仓除了及时将商品送达境外消费者外，还能为电商货物提供包括清关、存储、分拣、配送等一体化服务；海外仓所表现出来的降低物流成本、有效缩短订单响应时间等特征致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出口企业通过第三方海外仓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基于此，近年来，包括如智能家电、智能电子设备等产品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也是得益于海外仓的高速发展。其次，外贸服务模式创新加快企业产品提升。外贸服务企业依托信息技术与资源整合优势，加快外贸实现流程标准和信息化，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税收、结汇等环节一体化专业服务，以此降低其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社交及直播跨境电商模式提升产品影响力。企业利用网络虚拟社区及大数据方式了解消费者需求，精准锁定进出口商品；跨境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根据消费者习惯实现智能推荐。直播跨境电商以视频、AR等技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消费者信任及对产品认识的同时减少了因空间及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三）跨境电商布局开拓国内国际潜在市场

2018年以来，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相关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在政策协调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展开有效合作，为跨境电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内外企业联合打造以区域化为主导的多语言跨境电商交易平台。天猫国际、京东等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市场地位。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以创新技术的合作和引进等方式来扩大境外投资并购规模，主要表现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信息安全等技术领域；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交易平台、物流支付等领域，这将有助提升中国企业本土化经营和市场感知能力，并促进本土文化与商业模式的有效融合。中国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广泛分布在欧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境外本土化服务。

（四）逐步完善的监管体制营造良好的跨境电商环境

从2012年开始，我国部分城市设立跨境电商试点，并逐步加强管理体制与服务模式的创新。2018年，依托跨境电商的实际发展特征和趋势，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系列跨境电商相关政策，以期完善监管体制。从监管方式来看，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商品按个人物品监管，同时扩充正面清单，增加了年度和单笔限额；从税收方法来看，出台适用于综合试区的增值税无票免税、所得税征收等政策，以此简化申报流程；从支付结算来看，拓宽支付机构的外汇业务范围；从配套服务来看，增设国际邮件互换点，优化邮件跟踪查询系统。各跨境电商综合试区在税收、外汇、风险防控等方面积极创新，实现贸易便利化，跨境电商环境日益完善。信息共享是跨境电商协同监管的前提，国际贸易实现“单一窗口”服务，包括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间的信息有效对接。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对接实现了跨境电商通关一体化和智能化。例如深圳依托前海的独特优势，以“全国揽货与香港直飞”的出口模式在特殊出口区域与海外市场间形成跨境电商快速通道。

三、中国跨境电子商务面临的挑战

(一)区域发展不均衡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特征。根据海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广州、深圳和东莞三市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比例占全国的50%以上。另外，浙江和广东两省跨境电商零售交易规模占全国的70%以上。东部地区跨境电商在经营企业、国际物流、金融支付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整体发展较好。中部地区如郑州、长沙跨境电商占据优势，西部地区如重庆、成都等占据优势。由于中西部存在较多不发达地区的知名跨境电商服务平台较少，中小出口企业对跨境电商认知不足，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等服务水平不足、跨境电商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其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另外，因通关、税收、结汇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与跨境电商业务无法匹配，加上通关时间长致使部分本地企业在此地区无法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二）产业带动不显著

尽管跨境电商为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以B2B为核心的业务发展相对缓慢，无法充分体现对物流、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带动。疫情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的自主意识，但各地区仍注重于跨境电商B2C发展，缺乏对B2B发展的有效推进。跨境电商B2B在监管体制、支付、结汇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局限性，平台在线功能及全球影响力弱等都致使企业开展跨境电商B2B业务渠道受限，从而导致贸易成本高、效率低等现象。此外，中国跨境电商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三）国际环境

在全球电子商务激烈竞争环境下，绝大多数国家开始调整与电子商务的积极政策。欧盟和美国主要集中在通过调整电子商务通关、增值税等规则来缩小其与传统贸易的政策差异。一方面，欧盟要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针对简化收税程序等出台相关政策以此更好推动电子商务实现一体化。另一方面，除欧盟以外的国家，取消对特殊货物进行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对跨境电商零售包裹在清关与退税过程中实行更加严格地监管。此外，美英制定具体可行的数字贸易规则如保证信息跨境自由共享、建立不同隐私制度的互相兼容机制、强调数字服务的国际协调，以此减少跨境电商存在的不合理行为的发生。

四、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策略

（一）依托新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

以引导构建跨境电商创新新生态体系为基本目标，开展能应对不同产业的应用创新，实现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具体而言，引导企业在传统B2B、B2C模式基础上，加强社交、直播跨境电商模式发展；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开发多语言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不同国家地区间消费者、供应商间的无障碍交流；鼓励传统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生产和服务，拓宽国内市场需求，积极挖掘国外市场潜在需求；引导企业依托云服务、互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优势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为其提供多元化渠道；鼓励第三方公司利用新技术开展跨境电商支付、结算等业务创新，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加强跨境电商平台的资源整合，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实现跨境电商创新从提高交易效率到新价值创造方式转变，从产品服务创新到全球价值链重构转变，加强跨境电商B2B模式创新，加快货物和服务贸易数字化，实现在线设计研发、数字营销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以此提升其价值创造力。

（二）加强跨境电商与相关产业有效融合

完善跨境电商产业布局，以形成B2B、B2C的发展思路，改变跨境电商B2B发展不足的局面，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推动国内区域间跨境电商合作平衡发展，加快跨境电商向全球化布局转型，注重跨境电商与其他产业有效融合，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减少国内外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环节的企业打破时间与空间局限，鼓励具备一定资格的外贸企业搭建跨境电商平台，实现自由有效共享资源，提高平台创新及海外拓展能力，为中小企业拓宽国际市场提供有利条件；引导制造企业加强对接跨境电商平台，加强信息化改造，开展以国际市场终端需求为核心的自动化、定制化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加强服务业的数字化创新，实现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的有效融合，引导服务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数据创新服务，形成新型服务模式；引导企业以信息技术为导向，与研发、金融、营销、技术等服务资源融合，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门槛，提升对外贸易效率。

（三）优化跨境电商境外服务体系

以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境外环节的重要支点，优化跨境电商境外服务体系，完善跨境电商产业链条。具体而言，拓宽海外仓全球布局，在巩固欧美市场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加强在其他地区规划建设海外仓，形成合理分布的海外仓网络；增强建立特定领域的海外仓建设意识，拓宽国际物流、国际营销、清关、金融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满足跨境电商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实现企业本地化运营；鼓励支持海外仓企业实现自动化及智能化运营，增强供应链风险防控能力，建立跨境电商展销中心，增强中国各类产品品牌意识，建立企业防范境外风险机制，加强以仓储、税务、劳工制度等专业培训。

（四）深化跨境电商体制机制改革

在加强部门间协同监管机制，提升监管的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监管思路，建立以“服务促监管”的新思路。具体而言，增强政府部门间的信息自由共享与联通，实现监管数字化与在线化，完善政府部门的服务平台与其他平台企业的系统对接；合理使用物理隔离、监管，保证全球进出口商品集散分拨，制定跨境电商进出口退货管理规则，完善税收、支付和收结汇制度；增设并创新适合跨境电商特征的税收方式，完善增值税及所得税的相应制度，鼓励更多中小企业开展跨境电商；完善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收结汇制度，支持支付机构在合理基础上创新跨境支付，合理保存订单支付信息、物流信息等作为银行办理结汇业务的主要依据；合理设置跨境电商统计监测制度，尤其是跨境电商B2B监管制度，即时统计监测数据和分析报告，注重与政府科学决策有机结合，协助企业识别市场风险。

（五）建立差异化国际合作机制

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贸易便利等优势，重点考察跨境电商合作的方向，深化“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合作机制，增强通关协作与数据政策沟通，拓宽国际合作范围。具体而言，搭建跨境电商合作及多语言跨境贸易交流平台，提高跨境电商应用创新水平，实现平台、物流、人才交流三维合作，合理形成跨境电商共同市场，为区域性跨境电商枢纽提供良好环境；合理展开跨境电商政策、规则及创新研究合作项目，定期开展以论坛、行业会展等形式的联盟活动，提升跨境电商国际影响力；在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及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均衡，制定可操作、高标准并与国际接轨的跨境电商规则，提高中国跨境电商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J].中国社会科学,2018(8):17-32.

[2]李海莲,陈荣红.跨境电子商务通关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其完善路径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3):112-120.

[3]韩剑,冯帆,姜晓运.互联网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GVC指数的跨国经验研究[J].南开经济,2018(4):21-35.

[4]吕铁,韩娜.智能制造:全球趋势与中国战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1):6-17.

[5]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全球数字贸易篇11

② 本文中“美元本位”一词，指的是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一点将在下文中用具体数据说明。

③ Bernanke， B.，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peech Series， no.77， 2005； Engel， C. and J. H. Rogers，“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Expected Share of World Outpu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3， no.5， 2006， pp.1063～1093.在下一节，我们会讨论更多相关文献。

时间长达近40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现象。我们认为，自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的美元本位是导致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虽然国内部分文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它们没有从概念上区分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与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且相关的理论模型缺乏微观基础，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其结论的科学性可能要打折扣。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展》，《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

针对已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求解模型稳态和根据文献及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之后，本文进行了定量化的数值模拟分析。我们发现，美元本位通过不平等贸易导致了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本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同时，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美国居民福利，却有损于他国居民福利。

本文的理论模型研究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及人民币国际化都有重要启示。既然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而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那么认为人民币汇率导致了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观点就是避重就轻、站不住脚的。另外，本文的两国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任何一国货币，只要其全部或部分享有本文模型中所描述的美元本位权利，那么该国居民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长期获得额外福利。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是显然的：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居民的经济福利。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及文献综述

全球经济失衡是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主要表现为美国经济长达数十年、不间断的贸易赤字（如图1所示）。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以美元主导、黄金非货币化（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石油等主要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为主要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得以确立并逐渐稳固。自此，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内的总消费一直大于其国内总产出，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一直保持着贸易逆差（如图2所示）。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国是日本；进入新世纪，其主要贸易逆差则来源于中国和欧洲。

图1 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和美国净出口占GDP比重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2 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余额（货物贸易）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因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是其货物贸易而非服务贸易，所以图2中给出的是货物贸易的数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相继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进行解释。Bernanke和Backus等相信所谓的“全球储蓄过剩”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Bernanke B.，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peech Series， no.77， 2005； Backus D.， E. Henriksen， F. Lambert and C. Telmer， “Current Account Fact and Fiction，”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Meeting Papers， no.115， 2005.他们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和投资机会缺乏导致了美国的资金供给过剩，进而导致了美国的超额总需求和全球经济失衡。Caballero等以及Mendoza 等通过模型分析进一步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主因是各国金融发展的非对称性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Caballero R.， E. Farhi and P. Gourinchas，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I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no.1， 2008，pp.358～393； Mendoza E.， V. Quadrini and J. Rios-Rull， “Financial Integr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Imbala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7，no.3， 2009，pp.371～416.他们认为，美国金融系统更高层次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了全球投资者更偏向于将资金投资到美国。所以，各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全球金融一体化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Engel和Rogers、McGrattan和Prescott 以及Hoffmann等则认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真正的原因并非金融上的因素，而是实体经济或者生产力增长前景的不同。Engel C. and J. H. Roger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Expected Share of World Outpu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3，no.5， 2006，pp.1063～1093； McGrattan E. and E. Prescott，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0，no.4， 2010，pp.1493～1522； Hoffmann M.， M. Krause and T. Laubach， “Long-run Growth Expecta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CF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11/01， 2011.他认为，在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要好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因此美国的消费和进口则要多于其他国家，其结果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失衡。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Blanchard等以及Obstfeld和Rogoff把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部分地归因于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Blanchard O.， F. Giavazzi and F. Sa，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and the Doll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36，no.1， 2005，pp.1～66； Obstfeld M. and K. Rogof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Products of Common Caus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Proceedings， Oct， 2009，pp.131～172.他们认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信用市场的扭曲以及其他经济体（比如他们批评的中国）的汇率失衡导致了短期内美国的进口价格过低，从而导致了美国贸易不平衡和全球经济失衡。

Domeij和Floden以及Ferrero等学者则认为，不同经济体的人口因素也能够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影响。Domeij D. and M. Floden， “Population Age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7， 2006，pp.1013～1032； Ferrero A.，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the U.S. Trade Balance： Productivity， Demographics and Fiscal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7， 2010，pp.478～490.比如，Ferrero研究了生产力增长、人口因素和财政政策等因素对于美国对外经济失衡动态演化所起的作用，他指出：虽然美国的生产力增长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是导致美国对外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人口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除了以上这些理论，有些学者也试图用美国公共部门的巨额赤字和其他一些原因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

因为从主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理论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可持续地保持贸易赤字，所以这些理论大都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全球经济失衡不会是永久性和结构性的，而只是周期性的现象Obstfeld M. and K. Rogoff， “The Unsustainable U.S.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 Revisit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Proceedings， 2005； Feldstein M.， “Resolving the Global Imbalances： the Dollar and the U.S. Saving Rat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22，no.3， 2008，pp.113～125； Hoffmann M.， M. Krause and T. Laubach， “Long-run Growth Expecta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CF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 2011.（例如，图1中美国贸易赤字的周期性波动与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的周期性波动高度正相关）；长期来说，世界经济会通过美元贬值等方式得以调整从而最终实现美国的贸易平衡和全球经济平衡。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操纵论经常被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提起，他们把人民币汇率看成是导致美国贸易长期赤字和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进而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强迫人民币按照他们的主观意愿升值。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长达近40年的美国贸易赤字看成是周期性的而非长期性、结构性的现象是很牵强的。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忽略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及其特殊作用。图1和图2有力地证明了以美国长期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性、结构性的现象，全球经济失衡应该从美国身上找其主要原因。与其他货币相比，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可以从表1和图3中看出。全球贸易（包括石油等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计价，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据60%以上，全球外汇交易中绝大部分份额与美元相关。

国内学者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理解及其与美元本位关系的反思则要深刻一些。殷剑峰认为Bernanke等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过去40年中，全球总储蓄率是下降的而不是所谓“全球储蓄过剩”，因此不应该将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地归咎于高储蓄国家。殷剑峰：《储蓄不足、全球失衡与“中心-”模式》，《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李晓和周学智认识到Obstfeld和 Rogoff等人关于美元会急剧贬值以实现全球经济失衡再调整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要美元本位存在，美国长期贸易赤字所造成的美国对外负债有可能是可持续的。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展》，《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王国刚以及王道平和范小云都倾向于认为：以美元本位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王国刚：《全球治理新框架的经济学哲理――评李杨等著〈失衡与再平衡〉》，《济研究》2014年第3期；王道平、范小云：《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为了从技术上考察以美元本位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否稳定，陈建奇以及范小云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试图给出信用货币能够充当国际储备的稳定性条件，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体量要足够大，或者说，其经济增速要足够快。陈建奇：《破解“特里芬”难题――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的稳定性》，《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范小云、陈雷、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在此基础上，范小云等还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作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陈雨露等从所谓“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出发，依据国际经济金融数据计算了美元本位带给美国的好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给中国的收益。陈雨露、王芳、杨明：《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上述国内研究大多抓住了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这一主要矛盾，但它们有几点不足。第一，它们没有从概念上区分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与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这样它们的数学模型就不能帮助我们全面地理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各种因素（包括美元本位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虽然它们大多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全球经济失衡，但这些模型缺乏微观基础，而且这些模型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其结论的科学性可能要打折扣。第三，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现象的具体福利分析，它们是缺乏的，这也是没有微观基础的模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美元本位与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理论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以国际贸易中的美元本位为特征的两国模型。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美国（H）和其他国家（F）。世界上的人口是[0，1+ n]区间上的连续分布，[0， n）的部分属于美国，（n，1 + n]的部分属于其他国家。假定美元在两国的国际贸易中是唯一计价货币，这一假设既是为了简化模型，也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的典型事实（如表1所示）相符。我们的模型设定在很多方面与开放DSGE模型的主流文献一致。Gali J.，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Keynesian Frame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假定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种半成品（半成品由一系列中间产品加工而成）：YH，t代表由美国生产的国内产品，YF，t代表由其他国家生产的国外产品。每个国家的最终产品（Yt或者Y*t）都是这两种半成品混合加工而成，最终产品被运用于消费和投资，其生产函数为CES形式：

Yt=[（1-ρH）1ω・（YHH，t）ω-1ω+（ρH）1ω・（YHF，t）ω-1ω]ωω-1

Y*t=[（1-ρF）1ω・（YFF，t）ω-1ω+（ρF）1ω・（YFH，t）ω-1ω]ωω-1

其中：ω衡量国内外半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ρj（j=H或F）指的是国外产品需求占国内总需求的比重，是衡量j国贸易开放度的指标，Yji，t（i=H或F，j=H或F）是指j国对i国生产的半成品的需求。

1.美国经济

（1）家庭部门：代表性家庭的决策问题是最大化其终身效用，其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U0=E0∞t=0βtln（Ctn-φL・（Lt/n）1+η1+η

其中E表示期望算子，β表示效用贴现因子，Lt表示劳动总供给，Ct表示总消费水平。

代表性家庭投资可资本Kt，获取租金率rt。由于中间产品厂商存在垄断势力，其赚取垄断利润Dt，并分配给家庭。家庭同时能够从货币当局得到一次性转移支付Tt。因此，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PtCt+PtIt+MHt+1rtPtKt+WtLt+Dt+Tt+MHt

其中，Pt代表总体价格水平，It（=Kt+1-（1-δ）Kt）代表投资，δ代表资本折旧率，MHt代表美国家庭的美元需求，Wt代表名义工资。

货币通过如下货币先行（CIA）条件引入：

ξ.（PtCt+PtIt）MHt

其中ξ>0代表CIA条件对消费和投资的约束强度。当ξ=1时，其为一般形式的货币先行约束条件。尽管对于进口行为也需要类似的约束，但是只要上式满足，美国进口行为的货币先行条件就自然满足，因为国际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元既是本国货币也是世界货币。然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由于其进口贸易以美元计价，其在进口前需要获取足够多的美元以满足其从美国进口以及以美元计价的其他交易的需求。

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其他国家需要提前拥有足够多的美元来支持进口和以美元计价的其他交易，所以存在一个对美元的国外需求MFt，一般被称为“离岸美元”。因此美元的总需求Mt包括以下两部分：

Mt=MHt+MFt

（2）半成品生产：在本文中我们假设代表性家庭自己生产最终产品，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国际贸易中以美元为本位货币，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给定商品的价格水平，那么最终产品生产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可以推导出以下需求函数：

YHH，t=（1-ρH）・PH，tPt-ωYt

YHF，t=ρH・PEF，tPt-ωYt

其中PF，t是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PEF，t是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以美元计价）。

类似地，每个国家的半成品市场也是完全竞争的。半成品由国内中间产品YH，t（i）或者YF，t（i）来生产。采用如下所示的CES生产函数：

YH，t=（1n）1S∫0nYH，t（i）S-1SdiS-1S

YF，t=∫01YF，t（i）S-1SdiS-1S

其中i代表中品的种类，ε代表在单个国家内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3）中间产品厂商及其定价：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厂商i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生产中间产品YH，t（i）：

YH，t（i）=at・[Kt（i）]1-a[At.Lt（i）]a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由短期技术冲击项at和长期趋势项At共同决定，At的增长率为γ1。

厂商需要制定国内销售商品和出口商品的价格，二者都是以美元计价。在本文中，我们假设不存在价格粘性，企业能够在任何时间内自由设定价格，因为本文关注长期稳态分析，所以假设价格粘性与否不影响本文最终结论。所以一价定律是成立的。因为市场是垄断竞争，所以中间产品厂商会为国内销售商品和出口商品制定相同的价格。

（4）均衡与加总：以下是美国经济的总需求等式：

Yt=Ct+IT

美国的真实GDP实际上是YH，t，以下恒等式成立：

YH，t=YHH，t+YFH，t

假设美国的货币供给规则是：

lnMt+1=lnMt+1+εt，lnMt+1=lnMt+γ2

其中Mt是货币供给的长期稳态水平，γ2是稳态下的货币增长率，εt表示货币供给的短期冲击。增加的美元货币供给被一次性地分配给美国家庭，而非给全世界的家庭，所以我们得出：

Mt+1-Mt=Tt

（5）对外部门：美国的名义净出口NNXt由美元计价，被定义为：

NNXt=PEH，t・YFH，t-PEF，t・YHF，t

其中PEH，t是出口商品价格。根据价格指数恒等式以及其他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国民收入恒等式：

PH，tYH，t=Pt.Yt+NNXt

结合上述等式以及美国家庭的预算约束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等式：

MFt+1-MFt+NNXt=0

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国家想要持有更多的美国货币（MFt+1-MFt>0），其需要保持贸易盈余，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结果。

2.其他国家（F国）的经济

其他国家的经济在模型设定上大部分都与美国相似。譬如，F国的货币供给规则被描述为：

lnM*t+1=lnM*t+1+ε*t，lnM*t+1=lnM*t+γ2

M*t+1-M*t=T*t

其中M*t是F国的货币供给量，T*t是F国央行对F国家庭的一次性货币转移。我们假设F国的长期货币增长率与美国相同，以此来简化模型与分析。但由于美元本位的存在，F国与美国经济也存在明显不同。

（1）F国的家庭最优化问题与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先行约束

正如上文所解释的，F国的消费者需要持有足够的美元来支持从美国的进口以及其国内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交易。因此，对于其代表性家庭来说，必须满足以下与其美元持有量相关的货币先行约束：

ξD.[PEH，tYFH，t+φ（PF，tYFF，t/EXt）]MFt

其中ξD表示国际贸易中货币先行约束的松紧程度，φ表示F国国内以美元计价的交易所占的份额（因为我们的模型把世界其他国家看成一个整体F国，F国国内的一些交易（如中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石油贸易）也是以美元计价的，φ的存在是为了模型更好的拟合现实），PF，t是F国国内销售价格，EXt是F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

F国的代表性家庭预算约束如下：

P*tC*t+P*tI*t+M*t+1+EXt.MFt+1r*tP*tK*t+W*tL*t+D*t+T*t+M*t+EXt.MFt

其中，带星号的变量与美国经济的变量具有相似的定义。F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内交易的货币先行约束则为：

ξ*.（1-φ）.PF，tYFF，tM*t

（2）离岸美元

根据最优化条件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以推导出F国持有的美元MFt满足如下等式：

MFt+1=MFt+NNX*t

其中NNX*t是F国的名义净出口，以美元计价。

3.稳态

因为本文只关心长期性、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所以我们只对模型进行稳态分析，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分析会在其他文章中进行。因为在长期稳态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增速是相同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也是相同的，所以在稳态下能够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增长：两个经济体的总体实际变量与技术进步具有相同的增长率γ1，名义变量（货币量和名义工资）则与货币量有相同的增长率γ2，两个经济体的价格水平也以相同的增长率（γ2-γ1）增长。因此，在用At、Mt、Mt/At、1/Mt分别对总体实际变量、名义变量、价格水平以及拉格朗日乘子去除趋势后，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系统，然后能使用稳态均衡条件数值求解模型的稳态。具体的模型求解过程参见：Liu Kai and Xuan Zhou， “The U.S. Dollar and Global Imbalances，” MPRA Working Paper， no.64786， 2015.

4.Y构性全球经济失衡

均衡条件表明：只要离岸美元MFt在增长，美国就必然存在贸易赤字。因为在世界经济的平衡增长稳态下，MFt会以γ2的增长率增长，所以能够推导出下列关系式：

nx=-γ2.θ

其中nx表示稳态下美国净出口占其GDP的比重，θ是离岸美元相对于美国名义GDP的稳态比率。因此，只要γ2是正的（也就是说，存在全球名义GDP的长期正增长），全球性的贸易失衡现象就是一种长期性的现象，因为其他国家需要保持贸易盈余来获得足够多的美元来为下一期的国际贸易融资。世界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越大，他国对离岸美元的需求就越大，全球经济失衡也就越大。

结合模型的其他市场出清条件，美国净出口相对于GDP的比重能够更加清晰地表示如下：

nx=-γ2・ζD・[1-abs・（1-ρH）・（k・mc）-ω+φn・abs*・（1-ρF）・（k・mc*）-ω]

其中absYt/YH，t和abs*Y*t/YF，t分别表示稳态时美国和F国的国内总需求相对于其GDP的比率；κ = ε/（ε-1）表示价格加成；n是稳态下美国和F国名义GDP的相对大小；mc和mc*是稳态下美国和F国的实际边际成本。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随着世界经济对美元需求的增加、这种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既可以来自于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如在本文模型中），也可以来自于对美元资产这些安全资产的超额需求（我们会在其他文章中进行深入研究）。例如，现在国际上关于外汇储备的通行做法是，一国至少需要储备3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绝大多数。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增长，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全球名义GDP增速的加快、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国内国外产品替代弹性的加大以及美国相对经济规模的变大，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幅度都会变大。

四、美元本位、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福利分配：数值模拟

依照相关文献及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对两国模型进行校准之后，便可以进行精准的数值模拟分析和相应的福利分析。根据Alves等的相关文献，Alves N.， S. Gomes and J. Sousa， “An Open Economy Model of the Euro Area and the US，” Banco de Portugal，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W200718.3.4， 2007.生产函数中的劳动份额α被设置为0.33这一标准值；因为基准模型是一个年度模型，所以效用贴现率β和资本折旧率的值分别取0.96和0.10；国内外半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ω设为1.5；美国的贸易开放度参数ρH设为0.2。

γ1和γ2分别取美国在1976-2013年间真实和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8%和6.18%。参数设为0.37，表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有效劳动力数量，选取这一值以使得在模型稳态下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与实现中1976-2013年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的平均值（28.06%）相匹配。稳态下F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设为0.9357，以此来匹配1976-2013年间美元指数的平均值。模型中有一个关键参数，我们称之为“离岸美元需求参数”，它表征F国内部以美元计价的交易所占的份额，能够很好地刻画世界范围内的离岸美元需求强度。在基准模型中，参数设为8.6%，以产生2.4%的美国结构性贸易赤字率，这等于1976-2013年间美国贸易赤字率的平均值。

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在模型中能够持续存在，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美元本位下的国际贸易及相应的货币先行约束；另一个是全球名义GDP在长期稳态下的正增长。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φ值越大，他国所需的美元就越多，所以美国贸易赤字（全球经济失衡）就越大，因为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保持贸易盈余是获得更多美元的唯一方式。图4精确地反映了离岸美元需求参数和美国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当国际贸易中不存在货币先行约束时，也就是说ζD=0时，美元本位将失效，同时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就会消失。

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全球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γ2。全球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γ2）是由全球技术长期增长率（γ1）和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率（γ2-γ1）决定，所以，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技术长期增长率和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增函数。图5描述了这些正相关。实际上，当γ2=0时，也就是说不存在全球技术长期增长和全球长期通货膨胀时，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也会消失。

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速减缓，许多主要经济体也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如果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和全球通货膨胀都有结构性下降趋势的话，就能判断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将会有所放缓，这与实际数据是相符的。

图5也证实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长期非中性。因为在模型中，全球名义GDP的长期增长率实际上等于美国货币供给的长期增长率，所以美国货币供给量长期增长率的变化会改变世界生产、国际贸易，然后改变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模型中，由于美元本位的存在，货币的确在长期内影响了实体经济，在长期内也是非中性的。通过数值模拟，我们还发现：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ρH的增加）、国内外产品替代弹性的加大（ω的增大）以及美国相对经济规模的变大（n的增大），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都会加剧。

在福利分析方面，我们侧重于分析：当离岸美元需求参数φ变化时，美国和他国居民的福利变化。图6描绘了美国居民福利、其他国家居民福利和世界居民总福利与离岸美元需求强度之间的关系。当离岸美元需求增加时，美国居民的福利会增加，其他国家居民的福利会减少，而最终世界总福利水平也会减少。图4告诉我们，当离岸美元需求增加时，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会扩大，这意味着其他国家需要增加贸易顺差，以此来获得足够多的美元为以美元计价的贸易融资。更直观的表达是，在长期稳态下，当离岸美元需求增加时，美国生产的产品相对更少，而消费的产品却相对更多。实际上，美元本位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公平分配，其传导机制就是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在美元本位下，世界经济对美元的需求导致了贸易条件更有利于美国，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高于其边际成本，因此美国可以出口相对较少的商品来换取相对较多的进口商品，进而导致了美国居民福利的增加和他国居民福利的损失。

五、对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虽然上文中的模型及数值模拟分析并没有直接涉及到人民币，但对于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仍有不少启示。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而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导致了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观点是避重就轻的。另一方面，本文的两国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事实上，任何一国货币，只要其全部或部分享有本文模型中所描述的美元本位权利，那么贸易条件将是长期有利于该国的，该国居民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长期获得额外福利。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定程度削弱美元本位并部分分享美元本位权利的过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从削弱美元本位和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两个渠道来提升中国居民福利水平。

1.美元本位而不是人民币汇率因素，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

根据我们的研究，把全球经济失衡区分为结构性失衡和周期性失衡是很有必要的，这既与美国长达近40年贸易赤字的经济史实相符合，也与引入了美元本位的理论模型的预测相符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我们考察全球经济失衡这一矛盾时，结构性失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周期性失衡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美元本位是导致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以及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原因（如经济增长不平衡、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一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等）则只是导致全球经济周期性失衡的原因。正如本文模型所显示的，当美元本位消失时，结构性、长期性的全球经济失衡也将消失。

因此，国际上（尤其是碜杂诿拦国内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干涉性”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人民币汇率因素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恰恰相反，美元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才是导致美国自身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指责日元汇率因素是导致其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强迫日本接受“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日本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日本迎来了惨痛的“失去的二十年”；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依然存在，并持续至今。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即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指导”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美国长期性的贸易逆差并不会得到根本改变，而中国经济却极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最近几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对外贸易已趋衡， IMF最近的研究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已接近所谓的“均衡水平”。IMF在2015年度关于中国的第四条约磋商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详见：http：///fortune/2015-08/19/c_128142886.htm.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依然大幅度存在。

在一般情况下，当一国出现长时间贸易逆差时，其货币便会贬值，直至达到贸易均衡。但这一结论对于拥有美元本位的美国来说并不成立。美元汇率在过去40年里相对稳定，其世界货币的角色阻止了其持续贬值，从而导致了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从理论上讲，只有美国自己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长期贸易赤字的状况，其手段就是终结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元本位所导致的结构性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全球福利再分配后果，表明了当前以美元这一美国法定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有重大缺陷的，是不公平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以及美元发行，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但其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与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即使在长期内也是非中性的，关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短期非中性，可以参考笔者另外两篇论文的研究：Liu Kai， “Dollar Hegemony and China’s Economy，” 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no.1410， 2014； Lei Jinghua and Kai Liu， “US Money Supply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1979-2009，” Applied Economics， vol.47，no.52， 2015，pp.5689～5705.美元本位下的货币增长能够影响长期中的全球经济生产和福利分配。

虽然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装出一副“全球经济失衡受害者”的样子，但从根本上来讲，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美国长期性的贸易逆差是有利于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的，这是美元本位带给美国的重要经济好处。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英国，都希望自己的货币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而不是减弱，原因之一在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可以增加本国居民的经济福利。只不过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美元一家独大，其他货币无法挑战其地位，美元本位给美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福利。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无非有两个方向：一是多极化，二是寻找一种超货币替代美元。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的好处。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去美元化”，减少国际贸易中美元本位给中国带来的贸易不平等和福利损失（如本文模型和图6所示）；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替代美元”，通过提高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地位来增进中国居民的福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人民币部分替代美元本位的过程。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将通过稀释美元本位使得全球经济失衡得到缓解。

六、结语

本文研究表明，美元本位通过不平等贸易导致了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本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同时，结构性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全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美国居民福利，却有损于他国居民福利。因此，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特朗普上台后，虽然短期内美国可能会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倾向和行为，但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元本位的维护，中期内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反转。因为，美元本位以及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有利于美国长期利益的。

本文的两国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任何一国货币，只要其全部或部分享有本文模型中所描述的美元本位权利，那么该国居民就能够从国际贸易中长期获得额外福利。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是显然的：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居民的经济福利，因此，在对其潜在风险进行充分研究和把握的基础之上，加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的推进是应该的。中国应该继续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国际贸易的本币结算、“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举措，加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全球数字贸易篇12

近期，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的责任和应对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以专栏的形式论述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目前，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要花费1万多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贸易失衡。

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以及各国金融高官们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它反映出了一个事实：美国严重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来弥补其巨额赤字。

1.全球经济失衡首先表现为全球贸易失衡。

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8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2.全球经济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失衡。

在这里，全球金融失衡说的是美国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以弥补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

一方面，美国国民储蓄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停留在创记录的低点，相反，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亚洲国家不仅国民储蓄率高，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今的外汇储备总额己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美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些资金一般投入于美元资产，官方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不只是美国的国债，还有作为外汇储备的股票、美国的机构债券、公司债和其他的市场债。一边是美国的逆差积累，债务积累，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债权的积累。财政赤字增加及国民储蓄下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不景气，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使美元曾长期处于贬值态势。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纠正贸易失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使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元债券蒙受损失。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储蓄缺口越来越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不断增长。目前是中国、东亚在补贴美国。这是全球金融失衡的主要表现。

3.全球经济失衡也表现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是世界各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因此，表现在贸易项目上的失衡，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这不是因为它的投资大，而是储蓄下降了。投资大于储蓄，国内的储蓄不足以平衡国内的经济，所以，经常帐目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而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投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顺差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分层次的，而并非表面上的贸易失衡那么简单。对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了解得越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就认识得越深刻，由此制定的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也就越行之有效。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既然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主要涉及到美国和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那么，很自然的，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失衡也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方面各自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1.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

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于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而这与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关联。

美国是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也是使用明天的钱来进行今天的消费。这样，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其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是由那些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充，美国一年花费一万多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呈现巨额的贸易逆差。

2.中国的储蓄率过高。

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利率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民银行每年做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一结论。

其次，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的预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以应对这些支出的储蓄意愿很高。

再次，人口年龄结构是重要的因素。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的劳动力比率现在较高，劳动者时期的人总体上表现为储蓄者，因此，目前中国的高储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初期，只有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比例下降之后，从这个侧面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上的消费需求才会增大。人口专家预言，中国的高储蓄还有十年，十年后随着老年人口开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将变低。

3.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内需不足。

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长期以来侧重于依靠投资与出口的拉动，而内部需求则显得不足，这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因素之一。尤其中国对外贸易自2001年入世以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至2004年，对外贸易年均增幅为31.5%，其总额由6208亿美元上升为11548亿美元，外贸出口逐年增加，分别增长了20%、35%、36%。2005年外贸总额达到了14221.2亿美元，进出口增幅为23.2%，其中出口增长28.4%左右，进口增长17.6%左右，外贸顺差1018.8亿美元，远高于上年的320亿美元。在现今全球贸易中的排位，中国己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第三位，与美国贸易规模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显然，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产品核心技术缺乏的现实、粗放型的经济特征、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共同形成了低附加值的出口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而内需不足的原因。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光靠汇率政策的调整是难以起到根本作用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对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提高美国储蓄率的作用不会很明显，同样，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和提高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能完全寄望于汇率调整或其他某个经济变量的调整。

三、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困难性

虽然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连续数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但是，在长期，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现在全球经济失衡没有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现问题。因此，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必须要面临的重要任务。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涉及到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和多层面的相互关联，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要充分考虑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等东亚国家这三个主要的经济体的努力缺一不可，具体的，美国应该从提高本国储蓄率方面着手，日本和欧洲应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等东亚国家要健全金融体系、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面临着困难，甚至会出现两难的境地。

首先，美国趋紧的财政政策和利率上升有可能带来全球经济的紧缩。从理论上说，美国这样做有利于矫正全球金融失衡状况，阻止和扭转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是，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方面，美国如果消费缩减，对外部产品的消费也将缩减，美国庞大贸易逆差的输出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受到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使美国房价上升较快，许多欧洲国家的房价升幅也超过了10%，这样如果美国货币紧缩导致全球货币紧缩，可能带来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及房地产市场降温，引起金融、建筑等相关企业萧条，对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美国贸易伙伴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难以实现。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没有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消除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但是一方面，日本和欧洲的进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5%，即使经济增长提速对美国经常帐户的赤字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况且虽然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但是自身仍然面临着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高位，继续提升的空间很小。因此，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代价比较小，但不具现实性。

再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健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尽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内需和外需失衡的问题，存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存在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存在汇率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的解决，任何激进的解决措施，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动荡，因此，短期内难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改善产生明显的效果。

最后，美元贬值虽然是美国非常希望的一种方式，但是阻力很大。美元贬值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但是，目前亚洲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占整个外汇储备的比例太大，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净债务国，美元贬值将使其债权国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综合上述，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且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共同的努力、长期的努力。

四、我国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应对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体，中国责无旁贷地应该肩负起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份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履行着作为经济大国应尽的义务。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当前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外贸方面争取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释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急剧攀升的原因之一，为此，中国加工贸易背上了美国和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沉重包袱，因而引起贸易摩擦，导致出口导向政策遇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的约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首先应该努力加强自主创新，使传统的制造业逐渐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把自行设计进而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逐渐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作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长远目标；其次，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应当以多进口我国短缺的资源类产品、关键设备和技术为主要手段，这些产品的进口，一方面缓解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压力，另一方面为我国产业升级创造最初的基础条件。

2.稳定投资增速。

由于提升消费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期内稳定投资增速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从前的发展投资的思路必须改变，投资应该向更有质量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严重，投资量的扩张的矛盾已经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应当更多地针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向发展。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我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缓解产能过剩现象难得的外部机遇，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3.扩大消费，控制储蓄率。

我国应该抓住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时机调整自身内需和外需的结构失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的增长最终是要依靠国内需求去拉动，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靠投资与出口支撑经济增长无法持久，同时扩大内需还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降低出口压力及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

投资、出口、消费只有相互协调，才能产生经济持续发展的合力。如果消费与投资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没有启动，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速度，而只会进一步加剧供求矛盾。当前中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很大，这为内需支撑起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4.改变内资在与外资竞争中的受歧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