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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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历史

篇1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如今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口号,并且许多经济学人为之不懈奋斗。但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论者对此意见不一。与此同时,中国似乎还有另一种潮流,那就是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英美经济学)奉为至高的科学原理。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经济学者干脆忽略掉经济学方法论,将方法论的研究认为是做无用功,这些都妨碍了经济学的发展,禁锢了研究者的思想,从而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历史学派的回顾而致力于“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贯穿此书讨论的中心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般化倾向和历史敏感性倾向的争论。在德国历史学派到美国的制度学派那里,历史特性问题受到了重视,并且一直在与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等一般性理论家的争论中取得进步,然而历史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历史学派的创见逐渐被抹煞了。

一、经济学的定义及目的

经济学究竟在人类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摇大摆地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地,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进行到底,还是循规蹈矩的坚守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行发展,其实可以从各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反映出来。萨缪尔森继承了这个定义,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并将“稀缺”和“效率”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这种定义将“稀缺性”当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来,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区分了“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两个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惟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显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对这些区别进行考察,经济学对每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

所谓“一般性理论”是指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这些基本特征和行为被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对一般性理论,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应有的并且可以恰当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并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非常形象地评论说,“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统一性的解释的局限性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前提假设的衍生性统一,它缺乏本体论的基础;另一种存在于本体高度统一理论中,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衍生类型,因此这些理论的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例子是效用理论,经济学假设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任何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在经过调整以后与这个理论相符,那么这就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

(一)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一般以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为标志,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作者认为,他应该属于这一派别,因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历史学派的价值就是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特性问题。但是旧历史学派对于单纯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经验主义的信任,仿佛事实能够自我解释一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对事实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经存在的概念基础上的。这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不再是对经济系统和过程的研究,而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中经济方面的科学,它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最终由经济的科学转变成了选择的科学”。但是作者认为,门格尔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例如马歇尔。对于历史学派的发展来说,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注重个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创造理论和元理论框架的愿望。在经过了萨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终于,历史学派随着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来标志德国历史学派的终结是恰当的。

(二)美国制度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终结

凡勃伦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先驱,对作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从第四部分中,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来。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作者以与维持性制度相关的法律基础和文化因素对社会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对每一种社会形式进行分析时,作者使用了优势原则和突现概念来对社会结构进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论的解读,在其中的关于制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中,作者明显受到了凡勃伦关于经济演化观点的影响。凡勃伦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从演化的视角来进行理解,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反对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主张要探求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篇2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篇3

自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供求理论实验算起,实验经济学诞生已有60多年的历史。张伯伦的学生弗农·史密斯教授于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被视为实验经济学的奠基性论文。2002年弗农·史密斯教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确立了其合理地位。如何将传统的“旁观性”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性”教学模式,是经济学教研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将实验经济学引入课堂教学无疑为此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实验过程(约40分钟)

1、情景准备(约5分钟)

为学习比较优势理论,教师设置的场景为甲乙两个邻国,两国的居民均只生产两种产品——面包和牛肉,两国居民习惯将面包和牛肉搭配成牛肉汉堡作为食品,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

将学生分为两组(如是合堂教学,可按照行政班级划分),一组扮演甲国居民,一组扮演乙国居民。甲国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乙国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在两国开始进行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前需使学生理解:任何一国居民在生产和交易后,最终收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面包和牛肉中数量较少的,因为多余的面包和牛肉无法制作成汉堡以供消费。

2、两国无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15分钟)

教师宣布,两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状态,并不开展贸易活动,给予各自20小时的生产时间,请学生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以获得最大收益。

经过思考,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以经济人的思维,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生产。最终结论如下。

(1)甲国的最优产量。因为甲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甲国的生产函数为1.5a+b?燮20,假如甲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3.33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20单位,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学生以(0,20)和(13.33,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图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各点意味着甲国居民充分运用了资源,又因为衡量收益大小的牛肉汉堡由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构成,故最优生产组合点为(8,8),即用12小时生产8单位面包,用8小时生产8单位牛肉。这样,甲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8单位牛肉汉堡。

(2)乙国的最优产量。乙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乙国的生产函数为2a+2b?燮20,假如乙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0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6.67单位,同理,学生以(0,6.67)和(10,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并能找到最优生产点为(4,4),即用8小时生产4单位面包,用12小时生产4单位牛肉。这样,乙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单位牛肉汉堡。

3、两国有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20分钟)

这一阶段的实验为该课程的重点,教师宣布假定两国居民仍有20小时的生产时间,但允许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居民需合理安排面包和牛肉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并提醒学生,生产和贸易的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教师扮演贸易主管部门,主管进出口贸易,学生可根据其生产的两种商品的数量(四舍五入计算)到主管部门领取面包票和牛肉票以用于贸易。

学生在进行交易前,需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即多少单位的面包与多少单位的牛肉等值。为简化操作过程,教师在此将两种商品的比价定为1单位面包=1单位牛肉。

本阶段的实验可进行多轮,使用表1来记录学生的交易过程。在一轮交易结束后,教师查看每个交易者的情况,如果学生手中还存有额外的无法相匹配的面包或牛肉,则意味着浪费(因其无法组合成牛肉汉堡)。之后,教师宣布本轮交易获得的票据在下一轮中失效,开始第二轮交易。与此类似,第三轮、第四轮……直至学生手中多余的面包和牛肉很少时,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

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将收益情况与第一阶段封闭状态进行比较,会发现第二阶段的收益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理论讲解与讨论(约20分钟)

1、基本理论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很快就发现若想使同为经济人的两国居民均增加收益,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如何确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通过一国某种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

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则该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0.67

乙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1.5

这就表示,甲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仅能生产0.67单位面包,而乙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则可以生产1.5单位面包,故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1.5

乙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0.67

同理,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在交易中两种商品的比价为1∶1,故一个甲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牛肉,可得20单位牛肉;一个乙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面包,可得10单位面包。经过交易,一个甲国居民可获得10单位面包和10单位牛肉,构成10个汉堡的收益;一个乙国居民可获得5单位面包和5单位牛肉,构成5个汉堡的收益。结论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易,甲乙两国居民的收益较之封闭状态下均有增加,验证了“贸易是无烟的工厂”。

2、适度展开

如果课堂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提出两种商品的其他比价以供学生讨论,如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6单位,换回12单位面包,与剩余14单位牛肉组成12个汉堡,获得12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好,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14单位,换回7单位面包,与剩余6单位牛肉组成6个汉堡,获得6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相对要好。

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正在于,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1单位牛肉对面包的比价越高,对甲国越有利;比价越低,对乙国越有利。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时,教师应该重申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如:存在两个国家;生产相同的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两国的在同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由此导致的相对成本差别;两国的技术水平不变;要素可在国内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交易成本为零等。

三、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需注意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带入课堂,可以很好地将传统“旁观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以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为例,它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单一的演算,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学生自觉思考、主动参与,对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并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大有裨益,将经济学变为真实生动的科学。但在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时,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值得注意。

1、教师能够统筹安排

课堂实验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的统筹把握。实验各阶段的时间控制、必要的道具准备、各阶段要取得的结果和意义以及实验最终结果和意义,都需要教师在课前充分准备并在课堂上全局掌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在实验中的探索始终沿着一条主线进行,真正体现课堂实验的价值。

2、课堂实验应相对简单易行

很多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实验经济学专用教室,课程的讲授通常在普通教室进行,客观条件决定了课堂实验的选择应该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实验的时间、环节、道具和学生的活动线路,都应该围绕日常的教学条件进行设计,这也是将课堂实验推而广之的前提。

3、合理控制课堂实验数量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目的有很多,但哗众取宠绝不是其中之一,不能结合整体教学计划,随意安排课堂实验,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根据笔者的经验,在课程刚开始的几周,学生需要对本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课程临近结束的几周,学生往往又会因考试而分心,在课程的中段进行实验效果最好。

篇4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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