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1

《汉语拼音方案》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的方案，该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并用附加符号表示声调，是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小学员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识字。在推广普通话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学习的工具。实践证明，在针对新疆学员的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有很大的运用空间。

一、《汉语拼音方案》反映了新疆学员的汉语语音水平，是检验新疆学员汉语语音水平的客观标准

在对疆汉语教学中，我们通过进行拼音测试发现，学员的拼音测试成绩基本反映了各自真实的汉语语音水平。分数偏高的学员，在实际交流中，口语语音水平相应偏高；分数偏低的学员，在实际交流中，口语语音水平相应偏低。分数的高低其实是对《汉语拼音方案》掌握程度的真实反映。由此可见，《汉语拼音方案》具有检验学员汉语语音水平的功能。

新疆学员以往的汉语学习经验中不注重《汉语拼音方案》的学习，这和内地汉语教学形成极大的反差。新疆学员在拼音测试时，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同一个学员，针对同一个汉字标注声调，可能几次标注都不一样。这说明，新疆学员的头脑中还没有建立正确的字调意识，标调时完全“凭感觉”。这也告诉我们，帮助学员建立正确的语音意识，在对疆汉语教学中是刻不容缓的重要教学内容。

二、《汉语拼音方案》帮助发现学员存在的语音偏误

通过拼音测试，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新疆学员在汉语语音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对汉语音节的组成成分不清楚

汉语音节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组成。新疆学员绝大部分能正确拼写出声母、韵母，但不能正确标注声调，少部分同学干脆没有声调意识，从而不标注声调……这些情况说明，学员在声调方面确实存在较大的认知障碍，形成新疆学员学习汉语时的主要难点。

（二）声调标注偏误

1.调号标注偏误。这是拼音测试中反映出来的最大问题，是对疆汉语教学中，施教方应设法突破的问题。

2.违反标调规则。调位标注错误，这是拼音测试中较明显的问题。学员不了解《汉语拼音方案》的标调规则，不知道按照元音“ɑ、o、e、i、u、ü”的顺序标调，而是随意标注，甚至标注在声母上，或两个单元音之间。在元音i上标调时不去点，元音ü何时去点不明确。

这都反映出学员对标调规则的模糊。不过通过对标调规则的系统学习，新疆学员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不再犯类似错误。

三、《汉语拼音方案》在口语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一）帮助学员建立正确的音节概念

汉语音节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组成，缺一不可，当然，轻声字无需标调，是个例外。新疆学员基本掌握了声母、韵母的拼写，主要问题是对声调认识的模糊。部分学员知道汉字不能没有声调，就是胡乱标注也要标上；少部分学员一个声调也不标注。这就需要帮助学员完善对声调的认知，明确声调区别汉字的重要作用，以调动学员学习声调的积极性。

（二）帮助学员建立正确的声调观念

1.声调具有唯一性。除少部分多音字外，一个汉字一个声调，汉字的声调就相当于人的姓名。汉字的声调也是这个汉字的“名字”，具有唯一性、稳定性，它不随语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虽然部分需要变调的汉字如“一”“不”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需要改变读音，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们的本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2.声调具有区别作用。一个音节，声母、韵母一样，声调不同，意味着这个音节所对应的汉字不同。如“mɑ”音节，读第一声有可能是汉字“妈”，读第二声有可能是汉字“麻”，读第三声有可能是汉字“马”，读第四声有可能是汉字“骂”。可见，声调具有区别汉字的重要作用。

3.探索汉字声调记忆规律。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可循，找到不其内在规律是因为人们对该事物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疆汉语教学中，在语音层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声调与汉字的对应问题，而内地学生在学习汉字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其声调习得，并且汉语各方言的声调与普通话声调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也有助于学生较顺利完成汉字声调习得。新疆成年学员在声调学习中没有上述优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对声调习得规律研究的缺乏，也是对疆汉语教师面临的困境。探索声调记忆规律，帮助新疆成年学员有效习得汉语声调，将是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三）掌握正确的音节拼写规则

这里的音节拼写规则包含深、浅两个层面而言，主要是指声调的正确标注，包括正确的标注位置和标注正确的调值。

掌握正确的音节拼写规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客观规则，如声调标注位置，“i”上标调时去点，“ü”标调时何时去点，何时不去，零声母的处理，不能随意增减韵母的韵头等，通过老师的课堂讲解，学员课后自学，就可以帮助学员建立正确的拼写规则意识，完全掌握正确的汉语音节拼写规则。也有助于让学员更清晰地认识到口语语音学习中的重点是声调不确定问题，进一步明确学习方向，有利于集中有限的精力，提高汉语学习效率。

（四）纠正声母偏误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新疆学员常见声母偏误以外，还存在一个浊辅音泛化问题。新疆学员在说汉语时，受母语中浊辅音的影响，容易将汉语中不送气清辅音声母如“b”“d”“ɡ”误读作浊辅音。现代汉语声母大多数是清辅音，只有浊鼻音“m”“n”，浊边音“l”，浊擦音“r”四个浊声母。

通过对《汉语拼音方案》中声母表的系统教学，让学员明确自己常犯的声母偏误，习得正确的声母发音，并将其存在的声母偏误纠正过来，以进一步提高汉语口语的语音水平。

（五）学员自学汉语的重要工具

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也就掌握了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这将给学员的学习带来更大的自主性，即使没有汉语教师，凭借牢固的声母、韵母、声调知识及拼音能力，学员也可以正确朗读汉字，完成有效的自学，较好地实现自我的可持续性发展。

我们相信，随着对疆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教学实践的不断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将会继续扮演汉语学习工具的重要角色，为新疆学员学习汉语带来更多便利。

基金项目：《新疆中学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内地培训模式研究——以吐鲁番地区双语教师培训基地吉首大学为例》，批准编号：2012-GM-098。

参考文献：

1.黄伯荣，《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盛炎，《语言教学原理》（内部资料），国家汉办，1989

4.王建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9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2

几十年前就应运而生的“汉语拼音与国际音标对照表”填补了汉语“国际音标”的历史空白。但“对照音标”并非《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锁在深闺人未识。大量加符字母、字母变体或罕用符号的采用，与汉语拼音和英语国际音标符号形成鲜明反差，使之成为专业学者以外，一般人看不懂、学不会、用不了的音标符号——这是“对照音标”至今不能普及应用的根本原因。

汉语拼音音节表410多个音节全是普通话语音音节，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方案》只有语音音节拼写规则，没有拼音字词拼写规则，（“正字法”），这是《方案》历史局限性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汉语拼音 《方案》 音素化 音节

《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有没有历史局限性？2010年，笔者发表了《论的历史局限性和新时期历史使命》的文章，进行了探讨。今天再论此题，意在寻求共识，共推完善《方案》，共图与时俱进。

一、《方案》是“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方案”

方案最初起草时，不少学者受原有“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影响，把新方案称为“拼音文字方案”。但在方案制订过程中，这种思想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国家最终颁布的法定文件删除了“文字”二字，定名为《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英文译名为“Chinese phonetic system”，而不是“（Latinized）Chinese writing system”——《方案》“汉语语音系统”的属性国际认同。

总理（1958）曾开诚布公地指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进而全面、具体、详尽地阐明了《方案》的各项注音和拼音工具功能——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用来编索引”等。

《方案》的主要设计者、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提出的“三是三不是”原则对《方案》的“拼音”属性也作了明确阐述。他说，方案“是汉语拼音方案，是普通话拼音方案，是白话拼音方案”，“不是汉字拼形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强调四个字，就是“拼音方案”。

由此可见，国家、政府和我国语文学术界对《方案》的一致定性是“拼音方案”，而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方案》的功能定位是语言的“注音、拼音工具”，而不是文字的“拼写工具”。

《方案》的制订和推行，适应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需要，《方案》设定的各项功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得到全面实现，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全国人民教育文化水平的普及和提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实践充分证明，《方案》的性质和功能定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表明了“汉语拼音”与“拉丁化新文字”的联系和原则区别，明确体现了《方案》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周有光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拼音化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普及汉语拼音教育。第二阶段是逐步通用汉语拼音文字。第一阶段只有汉语拼音，第二阶段才有汉语拼音文字。”（周有光，1979）周先生的拼音化“阶段论”科学界定了我国拼音化文字改革进程中两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案》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前进目标——第二阶段，即“汉语拼音文字阶段”。

五十多年过去了，世界进入了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发展成就。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需求迫切呼唤《方案》与时俱进，突破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完善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铿锵有力地指出，“方案应该完善为拼写工具”，“为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应该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完善拼音以帮助汉语汉字更快地走向世界”；“不进一步完善方案，妨碍汉语信息化和国际化”，“在这个方面不作为，将贻误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好时机，对不起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

二、字母与音标的兼用和“注音字母”的沿用，延误了汉语拼音“音素化”的历史进程

1.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曾经明确指出[8]，“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他又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最初的语言学家也像他们之前的人文学者一样，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甚至连葆朴（Franz Bopp）都没能清楚地区分字母和语音。他的著作给我们的印象是语言和字母是分不开的。他的直接继承者也掉入了同样的陷阱”，“学者们今天仍然对语言和文字混淆不清”。由此可见，“字母和语音”难以区分、“语言和文字混淆不清”的问题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上曾经是多么普遍和根深蒂固。

众所周知，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曾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目标。拉丁字母是各种拉丁化拼音文字通行的拼写符号，音素是语音的最小单位，“国际音标”就是国际通用的音素化的语音符号系统。并不是所有音标都是音素化的。在“国际音标”问世之前甚至之后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都经历过只有字母或符号而没有音标，字母、符号与语音分不清的历史时期；也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非音素化的标音方法，如：我国近代的切音字、注音字母等汉字和符号标音法。唯有国际音标是完全音素化的独立语音符号系统，如英语、法语、德语音标等，划清了字母和语音（音素）的界限。

国际音标的符号形态大都与拉丁字母相同、相近，也有不少相异，包括加符字母、字母变体等等，应用难度当然比字母大得多。国际音标由音素符号组成，遵循“同音同符、异音异符”、一音一符、一一对应的语音原则，既可为拼音文字字母、字母组合、音节、单词或词语标音，也可为非拼音文字，如汉字、日文等的音节或字词标注语音。即便是为语素或字词等音形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标音的国际音标，也只表音、不表义，更无词性；既无大小写之分，也无分、连写之争；除重音或声调符号、连接号和音标号（方括号[ ]或双斜线//）外，一般都不用标点符号。字母在拼音文字拼写中一般也遵循“同音同母、异音异母”的语音原则；但与音标符号不同的是，在字词拼写中，字母与语音音素是一对多、多对一的复杂对应关系，适用“同音异母、同母异音”，甚至“有音无母、有母无音”的原则；词义、词性，标点符号，大小写，分连写、缩写，组词造句等功能、特性，只有字词才具备。

经过一百多年传播、应用，如今的国际音标已在国际语言语音教学和研究领域普及流行，独领。在英、法、德语等拼音文字中，用音素符号拼写的语音音标与用字母拼写的字词现在也泾渭分明、一目了然，难以混为一谈了。“字母和语音不能清楚区分”的迷雾正在散去，逐渐成为越走越远的语言历史故事。而在几十年以音素化、拉丁化为目标的汉语拼音学者中，依然有人误把拼音当文字，至今仍抱着音标（语音音节）当字词（语素音节），憧憬着拼音到底就是拼音文字的理想王国。对于他们，我们不禁要大喝一声：警惕，别掉入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就批评的“语言和文字混淆不清”的历史陷阱而不能自拔！

2.《方案》以拉丁字母作为未来汉语拼音文字书写符号，却沿袭“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设计，以拉丁字母（v、w、y三字母除外，增补ê、ü两个加符字母）和字母组合充当汉语音标符号；还沿用前人设计的“注音字母”（即ㄅ玻、ㄆ坡、ㄇ摸、ㄈ佛等）为其字母、字母组合或音节标注读音。换句话说，《方案》的文字拼写符号和语音音标符号都采用拉丁字母和字母组合，两者是完全兼用、合二为一的，不带音标专用识别符号的字母和字母组合拼写的声韵母音节与拼音文字的字词音节形态酷似，实质却是语音音标。这是汉语拼音语音符号设计的一大特色，也是《方案》历史局限性的突出表现。

《方案》用字母和字母组合拼写的声母韵母不等于音素符号，为字母和声韵母标音的“注音字母”更不是音素符号。两者都排斥了参照“国际音标”设计与汉语语音相一致、相贴近、国际化和完全音素化的汉语国际音标独立语音符号系统的可能性，与“国际音标”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语言语音教学和研究的卓越工具擦肩而过，使《方案》错失了汉语语音符号完全音素化、汉语语音教学和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历史良机。

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以“注音字母”标注读音的拼音字母名称如今已徒有其名，名存实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字母名称”无法使用，竟然要让位于强势的英文字母名称。比如：“国家标准”的拼音缩写“GB”按英文字母名称读作[d?i：][bi：]，“汉语水平考试”拼音缩写“HSK”读作[eit?][es][kei]，“人民币”的缩写“RMB”读作[a：][em][bi：]，还有大量人名、地名、专用名等汉语拼音缩写都按英文字母读名。为何法语、德语等都用本族字母读名，唯有汉语要屈从？作为中国人，我们心有不甘！

我们不仅无法按《方案》用“注音字母”为声母韵母、音节标注读音，无法用“注音字母”为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出版物标注读音，我们也无法用汉语拼音来教学和研究汉语拼音，同样无法用汉语拼音进行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中外语言的比较研究和教学。所有这些局限，都源自对历史上“注音字母”和“声韵双拼”学术观念的依恋而把音素化的国际音标拒之门外。

随着汉语和汉语拼音教学、应用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汉语国际传播的发展，随着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学和应用在中国的持久普及，《方案》的这一历史局限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有识之士“以国际音标取代注音字母”的呼声不绝于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李蓝研究员在几年前提出了“调整注音字母在《方案》中的地位”，“使用国际音标来给汉语拼音中的字母、声母及韵母标写读音”的正确主张。这些经久不息的呼声和合理主张理应受到政府权威部门和语文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3.其实，《方案》外另行设计的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音标”）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应运而生了，并为不少现代汉语教材、工具书采用作为汉语语音教学和研究的辅助手段，填补了汉语音素化国际音标的历史空白。令人遗憾的是，“对照音标”远不如英语国际音标那样易学好用、普及流行，至今仍锁在深闺人未识，从未走出过高等学府和语言研究机构的大门，而广大学过汉语拼音的普通学校师生、知识阶层甚至资深学者都对它一无所知。这是为何呢？

原因显而易见，“对照音标”并非《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方案》语音符号系统的合法地位。在我国普通学校语文教学、教材，工具书和出版物中，只有“汉语拼音”，没有“国际音标”，这是“对照音标”至今游离于“汉语拼音”和普通学校语文教学和研究之外的重要客观原因。

造成“对照音标”尴尬境遇的还有更重要的主观原因。请看汉语拼音声母与两种“国际音标”辅音符号对应列表，比较分析如下：

汉语拼音 b p m f （v） d t n l g k（ng）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英语音标 [b] [p] [m] [f] [v] [d] [t] [n] [l] [g] [k] [?] [h] [d?] [t?] [?] [dr] [tr] [sr] [r] [dz] [ts] [s] [j] [w]

对照音标 [p] [p?] [m] [f] [v] [t] [t?] [n] [l] [k] [k?] [?] [x] [t?] [t??] [?] [t?] [t??] [?] [?] [ts] [ts?] [s] [j] [w]

表中黑色表示音素化音标符号，斜体表示未音素化的字母符号，下划线表示“对照音标”中与“英语音标”不同的音标符号。

列表表明：1）汉语拼音b、p、m、f、d、t、n、l、g、k、h、r、s等声母设计与英语辅音音素完全一致；但ng、j、q、x、z、c、zh、ch、sh等声母与国际音标音素明显不一致，其中大都是没有音素化的字母或字母组合，而不是国际音标音素符号，这些声母读音对应的辅音应是[?][d?][t?][?][dz][ts][dr][tr][sr]（除[?][?]外，其余都是复合辅音）。

字母w、y既非声母也非韵母，但在《方案》拼音音节拼写规则中被用来充当以u或i开头的零声母音节的隔音字母，实际读音与英语辅音[w][j]一致对应。对于语音音节来说，《方案》中所有变写和隔音字母的设置都是多余的，混淆了字母与语音、语音音节与字词音节的区别。若把w和y改设为声母w和韵母y，以韵母y取代加符字母ü的设置，不仅与国际音标辅音[w]和元音[y]一拍即合，一致对应，而且可省去加符字母ü作韵母的诸多麻烦。

2）“英语音标”辅音符号与字母形态基本一致，几乎不设加符字母、变体字母或罕用符号。在英语总共26个（除[?][?]）辅音中，就有21个音标（包括[p][b][t][d][k][g][f][v][s][z][r][h][w][j][m][n][l]等17个单辅音和[ts][dz][tr][dr]等4个复合辅音）直接采用p、b、t、d、k、g、f、v、s、z、r、h、w、j、m、n、l等17个字母作音标符号，只有[?][?][?]3个单辅音和[t?][d?]2个复合辅音是国际音标专用音素符号。

3）“对照音标”音素符号设置与汉语拼音和英语音标形成鲜明反差。大量加符字母、变体字母或罕用符号的采用使“对照音标”成为专业学者以外一般人看不懂、学不会、用不了的音标符号。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推倒汉语拼音送气-不送气声母对偶与英语国际音标清-浊辅音对偶相对应的成功设计，恢复为清-清辅音对偶设计，即把汉语拼音b-p、d-t、g-k等与英语音标[b]-[p]、[d]-[t]、[g]-[k]等贴近对应换成与“对照音标”[p]-[p?]、[t]-[t?]、[k]-[k?]等对应，把不送气辅音都变成送气辅音。使b与p，d与t，g与k等送气与不送气声母变得无法区分，使把“大公报da gong bao”拼成“他空跑ta kong pao”的威妥玛式拼音得以借尸还魂。汉语拼音j、q、x与英语[d?][t?][?]读音一致对应，“对照音标”换成[t?] [t??] [?]；汉语拼音卷舌音r与英语[r]贴近对应，“对照音标”却将[r]改设为[?]，进而又把汉语拼音zh、ch、sh等卷舌声母改设为[t?][t??][?]（应与英语音标[dr][tr]对应，并把sh改设为[sr]），简便常用的英语音标换成了罕用、难用又加符的音标，明显增加了国际音标教学和应用的难度。

汉语拼音韵母符号设置基本实现了音素化，与英语国际音标元音符号基本一致或贴近对应。如：a、o、i、u等单韵母和以这些韵母组成的全部复韵母，比英语元音音标更简单，更好学、好用。只有ê、ü等韵母采用加符字母，与国际音标符号不一致，使用不便。可参照英语音标把韵母e、ê、ü改设为[?][e][y]元音音素。而“对照音标”元音音素设置与汉语拼音韵母和英语音标元音音素相比，反差更大，更复杂、更难学难用。如，把拼音单韵母a、e换成[A]、[?]等音位变体。限于篇幅，不另赘述。

如上所述，英语音标既有国际语音符号系统的通用性，又有适合本民族语言语音的个性特征。两种“国际音标”符号孰简孰繁，孰易孰难，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我们只要使汉语拼音ng、j、q、x、z、c、zh、ch、sh等声母的设置进一步与英语音标[?][d?][t?][?][dz][ts][dr][tr][sr]取得一致或贴近对应，就能轻松实现汉语拼音完全音素化的长远目标！一个统一的、易学易用易普及的、全方位适用于汉语普通话以至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教学和研究的“汉语国际音标”系统终将瓜熟蒂落。（参见附录：《汉语拼音方案》完善建议草案）

三、《方案》韵母表附则是普通话音节拼写规则，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

《方案》韵母表项下的附则设定了若干特殊拼音音节拼写、变写的规则，汉语拼音音节表410多个音节就是根据这些规则拼写出来的。这些音节拼写规则的属性是什么？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吗？显然不是。这些规则只是语音音节拼写规则，当然更谈不上汉语拼音“正字法”。《方案》只有语音音节拼写规则，没有拼音文字“正字法”，这完全符合《方案》的属性和功能定位，也是《方案》历史局限性的集中表现。

1.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音节是语音音节，不是字词（语素）音节

为什么方块汉字数以万计，而汉语拼音却只有400多个音节呢？原因就在于拼音字母拼写的音节是汉语语音音节符号，汉语普通话语音就只有这400多个不同音节（不包含方言及外来语语音音节）。除了几十个没有同音字的方块汉字与其拼音音节（如“fo佛，gei给，lia俩，neng能，nuan暖，ri日，sen森，seng僧，shei谁，zei贼”等）一一对应外，其余每个音节都与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音方块字相对应。就是说，每个音节都对应（或代表）一个包含若干个不同汉字的同音字族群；同音字族群中的每个汉字都有相同的语音音节（音），却没有相同的文字拼写形式（形），也没有确定的字义（义）。由此可见，这些同音拼音音节都只是普通话语音音节，而不是其中任意一个汉字的字词（语素）音节。

举例来说，“yi”是汉语拼音中一个音节，《新华字典》中这个音节对应的同音汉字有110多个，例如“衣、依、铱、裔、义、议、蚁、仪、乙、艺、亿、忆”等等。音节“yi”是这110多个字共同的语音拼写符号，能表示其中任意一个字的读音，但能表示其中任意一个确定汉字的字义吗？显然不能。这就表明拼音音节“yi”与其中任何一个汉字的字形、字义都没有确定的联系。而以“yi”为读音的任意一个汉字都有确定的字形、字义，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语素（字词）。由此证明，汉语拼音音节只是普通话语音音节符号，而不是汉语拼音字词（语素）音节符号，这是毋庸置疑的。

英语等成熟拼音文字字词与其语音音标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泾渭分明的：用字母拼写的字词都有各不相同的词形、读音、词义和词性，而用音素符号拼写的（字词）语音音标没有字词的词义、词性。同音词尽管读音相同，音标符号相同，但词形拼写、词义和词性都各不相同。例如，英语中“to，too，two”3个同音词，读音都为[tu：]，语音音节符号没有确定的词义、词性，而每个词都有各不相同的词形、词义和词性。“by，bye，buy”读音都是[bai]，“ware，wear，where”读音都是[w??]，“our，hour”读音都是[au?]，“weight，wait”读音都是[weit]，“sea，see”读音都是[si：]，“right，write”读音都是[rait]等等，语音音标都只标示读音，不区分词义，只有用字母拼写的每个词才有各自不同的形、音、义、性等特征。

2.汉语拼音音节拼写规则，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

既然汉语拼音音节是汉语语音音节，那么汉语拼音音节拼写规则就是汉语语音音节拼写规则，而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由此可见，几十年前开始实施的汉语拼音人名地名拼写法也是汉语人名地名（语音音节）拼写法，而不是中国人名地名（名词）拼写法。

三十多年前，我国就出版过拼音地名与汉字地名对照的汉语拼音地名手册，也曾出版以拼音地名标注的汉语拼音地图。但是，按照地名拼写法拼写的汉语拼音地名能准确指代对应地理位置的汉字地名吗？汉语拼音地图能取代汉字标注地名而成为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地图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汉语拼音地名手册有太多的同音地名，汉语拼音地图也因没有实用价值而销声匿迹。所有汉语拼音人名、地名都与汉字一样不标声调，所有音同字不同的汉字人名、地名就变成了同音同形的拼音人名、地名。姓氏如：张、章，徐、许，王、汪，李、黎、厉等都无法区分；地名如：福州、抚州，衡山、恒山，昌乐、长乐，益阳、宜阳、弋阳等等。这些一目了然的同音汉字姓名、地名一旦变成了一串串脱离汉字的拼音姓名、地名，那就叫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谁是谁、哪儿是哪儿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山西”和“陕西”两个同音省名了。两个省名拼音不标声调都是“Shanxi”。为了区分，权威机构规定把“陕西”改拼为“Shaanxi”，但县级地名“陕县”中的“陕”规定仍拼成“Shan”。“陕西”改拼为“Shaanxi”的特别处理打破了《方案》拼音音节的拼写规则，避免了这两个同音地名的混淆。但是，这个特例一开，给《方案》规范实施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同一个“陕”字，为何有的要变拼，有的不变？变写的依据原则是什么？为什么“Shan”变拼成“Shaan”而不拼成“Shann”或“Sran”等别的拼式？变拼的音节在汉语拼音音节表和字典中查不到，怎么读音？电脑输入只认“shan”，老外要用怎么办？上海有“山西”和“陕西”两条路名，“陕西路”路牌并未按地名拼写法改为“Shaanxi Rd.”，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找“陕西路”的老外找遍整条山西路也找不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如何避免？

还有一例，加符字母ü是《方案》中的一个单韵母，但没有列入拼音字母表，电脑键盘上也没有这个字符。由于使用不便，《方案》音节拼写规则就竭力规避字母ü在音节拼写中的使用，在用ü拼写音节的场合，大都用韵母u代替或改用“yu”拼写，“鱼”字的拼音音节就由此从“ü”变写成“yu”，“月”字的拼音音节由“üe”变写成“yue”。进入信息化时代，为了方便汉语拼音电脑输入，权威机构规定把“ü”改写为闲置辅音字母“v”，吕氏的“吕”必须拼成“lv”才能输入文档。这是由权威机构规定的又一个超《方案》的特殊规则，不仅打破了《方案》原有拼写规则，而且也违背了汉语拼音音节构成的基本概念。l和v两个辅音字母不能构成音节，“lv”连语音音节也不能成立。近来又有网传“ü”被统一规定改拼成“yu”，“吕”姓要改拼为“Lyu”，吕先生的护照又要改成“Lyu XX”了。由“ü”到“yu”是《方案》音节拼写规则之一，由“lü”到“lv”再到“lyu”则是权威机构的超《方案》特殊规则，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连串连锁问题。无论从《方案》的规范化还是从语音符号的严肃性来讲，如此变写语音音节符号是绝不可取的。

同音字词、同音人名地名在任何文字（包括汉字）中都很容易书写、区分，为何在汉语拼音中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成为天大的难题？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汉语拼音音节是语音音节而不是字词音节，汉语拼音人名地名拼写法还不是汉语拼音文字人名地名拼写法，汉语拼音正词法还不能区分同音字。

3.“汉语拼音文字阶段，我们要有一套汉语拼音正字法”

周有光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拼音方案+正字法=拼音文字”的公式，明确指出：在拼音化的第二阶段，即“汉语拼音文字”阶段，“我们要有一套汉语拼音正字法，使书写的汉语拼音定型化和精密化，取得跟汉字同样作为文字应用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和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家文字改革机关就组织汉语拼音的专家学者开始了制订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和探索。

按照周有光先生的理论，正字法无疑就是《方案》的延伸发展，是由“汉语拼音阶段”通向“汉语拼音文字阶段”的历史转折点。然而，时至今日，《方案》已经推行半个多世纪，《汉语拼音“正词法”拼写规则》也已颁行二十多年，我们的“汉语拼音文字”阶段已经来临了吗？“书写的汉语拼音”是否已经“取得跟汉字同样作为文字应用的地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周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明确提出“分词连写法”“外来词拼写法”和“同音词分化法”三个问题“是汉语拼音正字法的主要问题”的深刻见解。指出：“这三个问题如果研究设计完成，正字法就可以说是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先生提出的“正字三法”就是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精髓，是打开“汉语拼音文字”之门的金钥匙！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推行几十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只是“正字三法”的第一部。我们只看到如何把原来习惯分写的汉语拼音音节拼写成几个音节的连写体——形式上更像拼音文字词语的拼写规则。而“同音词分化”这个历史难题，成败关键，却被彻底忽略了。

由此看来，现行《汉语拼音“正词法”》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正字法、流产的正字法，只有与时俱进，继续制订完成包括“外来词拼写法”和“同音词分化法”在内的汉语拼音正字法拼写规则，才能实现“使书写的汉语拼音定型化和精密化，取得跟汉字同样作为文字应用的地位”的崇高目标！

开弓没有回头箭。汉字拉丁化改革是前人未竟的事业，国语罗马字失败了，拉丁化新文字半途而废了，难道践行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拼音也要重蹈覆辙吗？不！我们面临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需求的挑战，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大无畏的改革创新精神攻坚克难，打造“正字法”的金钥匙，去打开“汉语拼音文字”的世纪之门！

附 录：《汉语拼音方案》完善建议草案（发表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一届国际会议暨第九次学术会议，2010.10.）

一、字母表

字母 Aa Bb Cc Dd Ee Ff Gg Hh Ii Jj Kk Ll Mm Nn

名称 [a] [bo] [ts：] [d?] [?] [fo] [g?] [h?] [i] [d?i] [k?] [l?] [mo] [n?]

字母 Oo Pp Qq Rr Ss Tt Uu Vv Ww Xx Yy Zz

名称 [o] [po] [t?i] [r：] [s：] [t?] [u] [vei] [wa] [?i] [ja] [dz：]

二、汉语国际音标（声母、韵母表）

1.辅音音素（声母）25个

b p m f v d t n l g k ng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b] [p] [m] [f] [v] [d] [t] [n] [l] [g] [k] [?] [h] [d?] [t?] [?] [dr] [tr] [sr] [r] [dz] [ts] [s] [j] [w]

2.元音音素（韵母）36个

韵母：a o e ê i u ü ai ei ao ou ia ie ua uo üe iou uei iao uai

元音：[a] [o] [?] [e] [i] [u] [y] [ai] [ei] [ao] [ou] [ia] [ie] [ua] [uo] [ye] [iou] [uei] [iao] [uai]

鼻韵母：an en in ian uan uen ün üan

鼻元音：[?n] [?n] [in] [i?n] [u?n] [u?n] [yn] [y?n]

鼻韵母：ang eng ing iang uang ueng ong iong

鼻元音：[a?] [??] [i?] [ia?] [ua?] [u??] [o?] [io?]

3.长音符号[：]——表示该音位发音时声带持续振动

三、声调符号

“声调符号”应标在每个音节首母左上角。如：

妈[ˉma]，麻[?ma]，马[ˇma]，骂[ˋma]，吗[ma]

北京[ˇbeiˉd?i?]，重庆[?tro?ˋt?i?]，陕西[ˇsr?nˉsi]，乌鲁木齐[y?rymt?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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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庆株.坚持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方向[A].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与国

际化[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英汉对照）[M].刘丽译.北京：九州

出版社，2007.

[7]李蓝.汉语拼音方案的社会性、实践性及相关问题的讨论[J].语

言文字应用，2008，（3）.

[8]张志公主编.现代汉语（试用本）[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9]严地.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第三版）[M].北京：测绘出版

社，1982.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3

3、本标准适用于文化教育、编辑出版、中文信息处理及其他方面的汉语拼音拼写。

4、制定原则：

（1）本标准是在《汉语拼音方案》确定的音节拼写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的词的拼写规则。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4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4―0045―06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第16届亚运会、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赛事，满足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山东、江苏等地都已出台或正在酝酿出台城市双语标志英文译法规范的地方标准，涵盖医疗卫生、体育场馆、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商业服务等诸多领域。其中的道路交通部分都涉及街道路牌的书写规范问题。在对上述六省、市地方标准中关于街道路牌的书写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后，笔者发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地名标志中的通名部分到底应该翻译(即通常说的意译)还是用汉语拼音、通名意译的不同译法及不同处理方式、中文地名标志的罗马字母拼写的大小写、地名标志规范过程中的权属问题，以及地名标志罗马拼写法的本地化和国际化策略。本文拟对此逐一进行分析，希望能对相关争论和街道路牌的书写起到借鉴作用。

1.街道路牌中的通名部分：意译还是使用汉语拼音，它们真的是水火不容吗?

长期以来，提到通名到底应该意译还是用汉语拼音，人们往往各执一端、据理力争。通名英译论者认为，只有通名英译，才算得上是与国际接轨，才是“名副其实”的“双语”；认为通名应该采用汉语拼音的一方则认为，英文标注国内地名是对国家地名标准化原则与地名国际标准化原则的践踏与歪曲，使国家与民族尊严受到侵害。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存、使用领域各有侧重的问题。

作为地名标志的街道路牌，其罗马字母拼写方式应采用汉语拼音，这是毋庸置疑的。从1958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到2008年的GB 17733－2008《地名标志》国家标准，在中国地名标志的罗马字母书写必须采用汉语拼音这一点上从未动摇过。因为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统一规范是经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的国际标准，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标准，符合1972年第二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作出的决议，要求各国、各地区在国际交往中都使用罗马(拉丁)字母拼写，做到每个地名只有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形式，即单一罗马化，而目前常见的“专名拼音，通名英译”模式因为其中既有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又有英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很显然违背了单一罗马化原则。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民政部2008年在《关于做好国家标准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地名标志》“明确了街牌、巷牌、楼牌等标示的汉字名称、汉语拼音要求，特别是对地名中汉语拼音的拼写做出了规定”。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各地在制定双语标志规范的相关标准时，往往忽略了国家关于地名标志的各种规定。北京市和山东省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规定：“地名通名通常采用英文直接翻译”；成都市的《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法》(道路交通和旅游景点部分)也与北京、山东如出一辙，“道路交通和旅游景点双语标志的英文译法基本模式一般为：地名专名(音译)＋地名通名(意译)”。值得庆幸的是，也有部分地方标准严格遵守了国家强制标准《地名标志》。江苏省《公共场所标志英文译写规范》(交通部分)明确指出：“路、街、巷等指示牌信息根据GB 17733－2008(即《地名标志》国家标准，笔者注)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形式”；广东省《公共标志英文译法规范》则开宗明义：“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内除地名标志以外的其他公共标志的英文翻译”，在“迎亚运”广州贯彻实施《公共标志英文译法规范》新闻会上，相关人员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地名标志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GB 17733－2008《地名标志》执行，从而把双语标志的翻译与地名标志的拼音书写截然分开。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地名在对外交流中都要用汉语拼音呢?其实不然。郭建中在论及街道路牌的书写问题时也提到了区别对待的问题，即街道路牌中的通名必须严格遵循汉语拼音和单一罗马化的原则，单位或个人通讯地址，以及文学作品中的街道名称则可以略作变通，适当灵活处理。英汉词典在收录中国地名时也可采用两种不同策略：专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通名(英语意译)，这种表达法适用于词典、图书、报刊、旅游地图、文学作品、文献资料等；专名和通名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这种表达法适用于地图、地名标志上的地名、条约、协定和其他法律文件，英汉词典可将前者收作词条，而将后者括注在其后。

把作为地名标志的街道路牌的拼写与文学作品、双语词典以及翻译教学中地名通名的翻译区别对待，也是解决地名拼写的国家法规与翻译业界“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行规长期纠缠不清、僵持不下这一问题的关键。地名通名给“翻译教师带来的两难境地”随着上述关系的厘清，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2.通名意译面临的尴尬处境：如何做到本地区内及各地区间的统一?

目前已出台或公布关于街道双语标志中通名处理方案的北京、深圳、成都、山东和广东、江苏六地中，除广东和江苏明确坚持了用汉语拼音标注的国家标准外，其余四地都采用了通名意译的策略(详见表1)：

但是，详加比对就可发现，采用了同一意译标准的北京、深圳、成都、山东四地，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深圳的“梅林一村”全部用拼音拼出，“MeilinYicun”，但一些自然村中的“村”仍采用“Village”来意译；

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道路交通部分)提出街道通名中的“里”用汉语拼音，但成都市《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法》(道路交通和旅游景点部分)则把通名中的“里”翻译为“Lane”。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通名意译”的大方针下，也存在着同一城市同一通名不同“译”／拼法(如深圳“梅林一村”和一些自然村中的“村”的不同处理方法)，以及同一通名，甲地用拼音，乙地意译(如北京地名中的“里”用拼音，成都则译作“Lane”)、各地采用不同英译(如成都与山东将“立交桥”分别译为“FLYOVER”和“Bridge”)的问题。

此外，“通名意译”针对的主要是诸如“街”“路”等英译不存在争议的通名，其他通名如“区”“村”“园”“坊”等则采用拼音。由此可见，所谓

“通名意译”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意译”，通名可译者，易译者，意译；费解者，难译者，则用拼音。因此，“通名意译”的实践与国际接轨的初衷之间还存在着一定距离。

3.街道路名：专名和通名哪些部分应该大写?

在各地的双语标志译法中，街道路名的罗马字母大小写也出现“各自为政”、不够统一的局面(详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街道路名的大小写存在着以下三种模式：

(1)专名拼音全部大写，通名英文仅首字母大写(如北京，山东)；

(2)专名拼音全部大写，通名英文也全部大写(如成都)；

(3)专名拼音仅首字母大写，通名部分也仅首字母大写(如深圳)。

街道路名的大小写混乱，可能与以下两个文件中关于地名拼写的不同规定有关：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1976年9月制定)第10条规定：“地名中的专名和通名分写，自然村镇名称不区分专名和通名；地名的头一个字母大写，地名分写为几段的，每段的头一个字母都大写等。”

1981年12月，中地办在给河南地名办《关于城镇路牌地名汉语拼音书写形式的复函》中指出，“路牌上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形式是汉语拼音中书写地名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制作城镇等路牌时，路牌上地名的汉语拼音除按规定进行分段外，可全用印刷体大写字母书写，不标注声调，但不能省略隔音符号等”。

笔者建议采用国家《地名标志》(GB 17733―2008)附录A“汉语拼音字母字样”和附录B“地名标志版面示例”中所采用的全部黑体大写，以便统一。

4.街道路牌书写规范谁更有发言权：民政部门还是质监部门?

街道路牌标志目前出现的混乱状况也与长期以来相关部门之间权属不清、职责不明有关。“从事地名管理，参与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建设工作”本来就是民政部门的职责所在，但民政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往往遇到来自双语标志规范标准的制定者――质监及其他部门的阻力，同时也存在着各方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试比较上海、广州和成都三地在这一问题上相关报道(见表3)：

表3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具有街道路牌书写规范制定和监督权力的民政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往往被架空(如上海和广州两地)，另一方面，也存在民政部门推卸责任的情况(如成都)。如何协调两个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属关系，成了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5.街道路牌书写规范中的文化之争：本地化还是国际化?

正如前文所述，街道路牌标志中通名部分的拼音派和意译派僵持已久。后者更是高举“让外国人看得懂、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旗帜，声势浩大；在国门大开和国人英语水平逐步提高的当下，风头强劲，一呼百应。甚至认为，用汉语拼音拼写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笔者认为，把这样一个牵涉国家、民族尊严、国际国家标准、法律法规、国家语言政策ul川等诸多层面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本土主义有失偏颇。在街道路牌双语标志这个问题上，本地化(即用拼音标注)就是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因为它符合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1977年)通过的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拼写法的提案。本地化才是一种真正开放的心态，一种与国际对话的心态，而绝不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这和时下有些学者倡导把“龙”在英语中正名为拼音“Loang”的论调与心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结束语

从1977年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这一国际标准的确立，到2008年重新修订的《地名标志》国家强制标准的出台，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方式的主导思想一直未变。然而正如本文所分析的，由于对相关法规和国际、国家标准的漠视，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的盲目跟风心态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权责界定模糊甚至推诿扯皮，街道路牌书写这一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却背上了沉重的学术纷争、文化心态定位以及职权归属等多重包袱，进退维谷，步履蹒跚。希望本文能廓清重重迷雾，使街道路牌书写能朝着既定的方向轻装前进，一“路”(Lu，不是road)走好。

参考文献

[1]薛光.坚决刹住用英语标注地名标志的歪风[J].中国地名，2006(4)：23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5

    “中国” 对外名称不规范

 

    我国和联合国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名、地名对外的转写名称必须采用汉语拼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目前中国的对外名称一直叫China，一直用了几百年了。 2004年1月13日，新安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 电子词典上查不到中国的翻译，输入China，出来的却是瓷器，其实，一些词典书籍上也把China译成瓷器。从读音来看，这只是外国列强把旧中国称为“ 支那” 的谐音，从词意上来说，英文也只是瓷器，现在一些英汉词典包括电子词典中，均对China只解释为瓷器，而并不解释为“中国” 。按汉语拼方规定，“中国” 的对外表述，就应该叫Zhongguo，同样，香港、澳门的对外名称，也均不是汉语拼音，香港现为HongKong，是根据其广东方言拼的还情有可原，只是不规范而已，而澳门却是叫Macau，当时是葡萄牙殖民者，误把当地马阁庙，当作当地地名，拼成Macau，竟以讹传讹，一直延用下来，张冠李戴几百年，在港澳未回归祖国时，这种状况不便纠正，但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还在用这种拼法，就讲不过去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香港、港门两地名，应用汉语拼音拼写法，括注惯用拼法处理。中国过去的北京、上海也多年采用旧拼法，但自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均逐步规范成汉语拼音，中国与香港、澳门等地名也应规范成汉语拼音，这样在推广执行汉语拼音方案时，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虽然国家规定对” 中国” 两字可以用国际通用的现行译法，但这也会产生矛盾，如果有人高考时将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是错还是对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 中国” 译成汉语拼音才算是规范的。

    作为一个人名地名，只是一个人或地的语音符号，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如某人名叫张伟大，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伟大，某人叫李阿狗，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只狗，姓马也不可能译成英文马，姓牛也不会译成英文牛，在人名翻译问题上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基本上都能做到。但在地名问题上，现在却比较混乱，我国很多地名，翻译时却不遵守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而采取意译的方法。最典型的如长城、黄河等，长城译成伟大的城墙，黄河译成黄色的河流。更令人不好理解的是，中国的4个海，却执行两个翻译标准，东海、黄海、南海按意译，渤海因是抽象名词，才采用汉语拼音，其实，东海等作为地名时，它原指“东部的海” ，的意思已经淡化了，它只是一个东海的发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原则，采用音译。同样，黄河作为地名，也并非指“黄色的河流” 了，如黄河译成黄色的河，那么黄山能否译成黄色的山呢？顺便说一下，长江的翻译也违背了汉语拼音原则，长江虽音译成“ 扬子江” ，但扬子江只是特指长江下游，如扬子江能指代整个长江，那么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能否也能指代整个长江呢？中国最著名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却有多种翻译方法，自然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南海能译成“南边的海”，那么南京能否译成 “南方京城”呢？马市牛集能否译成交易马牛的集市呢？可见，不论对人名地名，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全部采用音译。

    因地名只是一个地方唯一的声音符号，如改变这个声音符号，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地名。如长城在译成外文时为“ 伟大的城” ，黄河成为“黄色的河” ，东海成了” 东边的海” 等等，就等于把中国的张三译成了中国的人一样，使一个个性的名称成为一个共性的名称了。

    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遵守汉语拼音这一个标准，不能强调特殊，强调习惯，强调约定俗成来各行其“ 是” ，在我国没有标准时，大家用旧拼法、旧用法情有可原，但已出台了新标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标准。

 

    地名不能用简称

 

    作为人名，老张老李可以简称，但作为地名，就不能简称了，如马鞍山市翻译时就不能译成“ 马市” 了。但现实生活中常见对地名的省略。前不久出差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看到著名企业马钢公司的大门口，“马钢” 两字的对外名称竟译成“马” 是汉语拼音，“ 钢” 字是英文转写。无独有偶，回到合肥市后，看到皖能集团的大门口也是如法炮制，“ 皖” 字是汉语拼音，“ 能” 字却是英文转写。这里地名与单位名交叉出现，但作为地名这一部分来说，翻译时是绝对不能简称的，如马鞍山市，不能简称为马，而必须全译成马鞍山，如北大、安大作为大学名称，国内人简称为北大，翻译时，“北” 字必须全译成北京两字。同样，国内人司惯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如安徽简称为皖，翻译时就不能把安徽音译成“ 皖” ，这时的皖，必须全译成“ 安徽” 。类似的如铁路线沪宁线，就不能音译成“ 沪宁” ，而必须音译成上海南京，线为实词，应意译。

    地名不能简称的另一层含义是，任何地名翻译时都不能“ 简” 化为一个字。也就是说地名不能“单” 。中国有许多“单” 字的市、县、镇、集、村等地名，但为翻译时，这里的市、县、镇、集、都不能省略，道理很简单，这时的市、县等可成为地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都必须要翻成汉语拼音。因这里的县，类似过去的州，如安徽的和县，民国前一直叫和州。苏州杭州不能译成一个苏字、杭字，同理，泾县、涓水也不能只译成一个泾字和一个涓字。这类地名中，大量存在于江海字湖，许多都是“ 单” 字名的，如黄河、东海、太湖等等，必须” 河、海” 等字，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在这一点上，国家早有规定，地名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

 

    单位名称有区别

 

    至于皖能集团，这里的皖字，是作为一个单位名称来出现的，所以这里的“ 皖” 字就不能译成“安徽” 的汉语拼音，而只能译成“皖” 字的汉语拼音，只同样这里的“ 能” 字也成为单位名称的组成部分，不能意译，也必须采用汉语拼音。当然，在有些场合，作为单位名称的能字的意义也应表述出来，应在音译后，再进行意译，全称应为“ 皖能” 能源集团，可简称为“ 皖能” 集团。与此类似的上海有申能集团，这里的“申” 也不能译成“上海” ，因上海市同样还有一家“上海能源” 公司，如把“ 申能”也译成“上海能源” ，那么人们对两家公司就分不清。顺便说一下，皖南与皖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译法却不能相同，皖南只能意译成安徽南部，皖能就必须是汉语拼音。马钢作为单位和商标名称时，也应是汉语拼音。

    单位名称涉及人名地名的地方，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涉及“ 内容” 的部分，如内容为抽象虚词，应为汉语拼音，实词应用英文转写。单位名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如中国，是地名也是国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名也可看成“单位” 名称，类似的如安徽和安徽省政府。因此，在翻译时，除中国两字应遵循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外，人民与共和国应用英文转写。再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应采用汉语拼音，科学技术大学应用英文转写。对虚词的单位，如合肥美菱集团，除合肥应采用汉语拼音外，美菱也应采用汉语拼音，集团二字应用英文转写。

    在我国，大量出现的还有一些是某某单位的饭店宾馆，如在安徽合肥，华侨饭店、邮政宾馆，这里华侨、邮政现在均为英文转写。这是不规范的，会使人误解为专为华侨办的饭店，邮政系统内部的宾馆，其实，这类饭店宾馆均对外，面向所有人的，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区别要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是否属“内部” 宾馆，二是名称如华侨、邮政能否换名，能换名称的应采用汉语拼音，因它只是一位声音符号，不能换名的应为英文转写，因为它包含不可替代的意思。

 

    道路名称不得英文转写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遇到的是城市道路的名称，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后，都要求对马路场所要配备罗马字母的说明，这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常见的是某某路名，这“ 路” 字虽是实词，到底应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文转写，很多地方拿不准，在合肥市街头，对很多路都采用英文转写的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路字汉语拼音较好，如必须要英文转写时，在“路” 字后再加上英文“路” 的英文转写，也就是说对“路” 字（含巷、街等）要重复译，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省略，只能省略意译，而不能省略音译。有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经过多年来许多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路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少了这个“足” ，某某路译成某某 Road，中国人外国人都听不懂，因这里的路已成为一个地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如单纯一个路名，只要求将路名全部按汉语拼音即可，但实际上，路名也有很多“复杂” 的情况，第一种是路名中的方位词，如东西南北中，方位词如何翻译，现在却没有标准，因此，对这类字，许多地方采用意译的方法，按“东海”不能意译成“东边的海” 的原则，这里的方位字也不能意译，在路名中一律应音译。在合肥街头，铜陵南路中的“ 南” 就意译成“南边” 的南，有时还出现一路两译的状况，如长江中路就有两种译法，在美菱大道上的长江中路指示牌上“中路” 两字为英文转写，而在长江中路上“ 中路” 变成了汉语拼音了。因这里的方位词虽为实词，但已成为路名的一部分，可以说已被虚化了，它只是一个“ 音”符 ，而不是“ 意” 符，所以这里的“ 中” “ 南” 均要采用汉语拼音。同样，某地的如南京西站，合肥西站，这里的方位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

    路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路名中的数词如何处理，固定词组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如二里街、三孝口等，序数词，可用汉语拼音，也可用阿拉伯数字。如某个城市的一环路、二环路，广州市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济南市的纬一路、纬二路，原则上数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一律音译。但由于我国大力推广数字阿拉伯字母化，数字均可用阿拉伯数表示，而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语，不须翻译，所以在路名中出现数字时，也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表述上可按我国的习惯，数字在中间和原位置上，笔者认为也可尊重国际习惯，即数字在后，如中山一路为在中山路汉语拼音后加1，一环路在环路拼音后加1。类似的有我国国道，现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路名的第三个问题是外国人名作为路名的。应遵守外来还原的原则，按原拼法，不按汉语拼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地名和一些单位名称上，出现了一些外来语名称，如斯大林大街、白求恩大学、协和医院等等，对这类名称应遵守国际流行拼法，还原原罗马字母即可。

    当地名与单位名交叉时，一般单位名称可以英文转写，但这个单位作为路名时必须用汉语拼音。拿一个地方的火车站来说，如翻译，应为意译，但如果是某条路叫火车站路，这里的火车站就必须用汉语拼音。

 

    五花八门的商标拼音

 

    目前最为混乱的拼音大概是商标名称。从本质上来说，商标名称应等同于人名地名，它是商品的 “名字” ，也必须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起名字，但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拼音，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拼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如同在青岛市的海尔和海信两大品牌，同在合肥市的美菱与荣事达品牌,拼法就不一样，前者海尔与美菱采取的是汉语拼音，而海信与荣事达谁也说不清它们采用的是哪种的拼音方法。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荣事达罗马字母商标不是汉语拼音，翻译时“荣事达” 三字自然要与商标拼音保持一致，但如果仅仅是企业行为也好办，荣事达集团又购买了合肥市一条主要马路,荣事达大道的冠名权，这城市马路该如何拼音，就成问题了，按企业的拼法不规范，不按企业的拼法又体现不出拍卖了路名权。所以商标拼音一定要规范，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6

关于正词法，吕叔湘先生曾提出：“正词法要取得群众的欢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致，二是易学，三是醒目。‘一致’的意思是说一个片段，或是连写，或是分写，总是这么写，不是忽而连写，忽而分写，这是自身一致。还有同类一致，例如‘小朋友、老朋友、新朋友、男朋友’，要分写就都分写，要连写就都连写，不要有的分写，有的连写。‘易学’的意思是说规则比较整齐、明确，不需要拼写的人老在琢磨这儿该分啊还是该连，老要他琢磨，他就写不下去了。‘醒目’的意思是说词形的长短适度，全是单音节不行，全是四个、五个甚至比这更多的音节也不行，按汉语的情况，最好是双音节多些，少不了一定数量的单音节，三、四音节的不太多，这样最醒目。”①（摘自《文字改革》1984年第01期，作者，吕叔湘，《一致易学醒目――关于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意见》）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家语委组织研制、国际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国家标准，对规范汉语拼音拼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内容包括分词连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等等，主要适用于文教、出版、信息处理及其他部门，作为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的统一规范。

该规则以拼写现代汉语为目的，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词的拼写规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制定的总原则是分词连写，这条原则明确了在拼写现代汉语的过程中，以词为最基本的拼写单位，即把语言划分为词，以保证汉语拼音拼写和阅读的一致性。在分词连写的前提下，决定拼写汉语拼音过程中分写还是连写的主要因素是词语的结构和表达概念的整体性程度。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最主要的原则是分词连写，就是把语言划分为词，并把多音词的各个音节连写在一起成为一个拼写单位，并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因素，同时考虑词形长短适度；基本采取按语法词类分节叙述：规则条目尽可能详简适中，便于掌握应用。其包括：总原则：名词，如Li xiansheng李先生，Wangcun王村；动词，如kanguo看过，shutou熟透；形容词，如mengmengliang蒙蒙亮；代词；数词和量词；虚词；成语；大写；移行；标调。制定分词连写的规则除了参考语法上的词类区分外，还要考虑听觉心理和视觉心理的要求。因此，汉语拼音的写法和传统语法并不完全一致。正词法在百科全书中的应用

百科全书是以条目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文化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收录各种专门名词和术语，按词典形式分条编排，解说详细。也有专科的百科全书，如医学百科全书等。它要求内容结构严谨，文字精练，而条目是百科全书正文的基本单位。

条目的条头（条目标题）设计得当与否，不但会影响到作者的撰写、编辑的加工，尤其会影响到读者的使用。百科全书条目表现的是独立的知识主题或已经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且能用准确的便于检索的词（或词组）来标引。百科全书条目的设立有三个要求：一是知识性，指有扎实的、可靠的知识；二是资料性，指有基本的、精确的资料；三是检索性，指读者查得到、查得快、读得容易。

为了便于读者检索利用，百科全书一般采用条头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形式，即全部条目按条头的汉语拼音顺序编排，正文的每一个条目的条头都注有汉语拼音。条头所附汉语拼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拼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全部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从A-Z统排，条头汉语拼音遵循《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拼写规则。例如：政策性银行zhengcexing yinhang；知识产权zhishi chanquan；《中国丛报》ZhongguoCongbao；基本农田保护制jiben nongtianbaohuzhi；奥林匹克国家公园Aol inpikeGuojia Gongyuan；《巴黎条约》和《胡贝图斯堡条约》Bali Ti aoyue heHubeitusibao Tiaoyue；纳雍县NayongXian；内因与外因neiyin yu waiyin；天鹅绒毯tian’erongtan；推铅球tui qianqiu，等等。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一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话语词的规则，其出发点是可以从语法出发，可以从语义出发，还可以从约定俗成出发。其特点保证了语言的规范性，又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它的灵活性，有助于规范汉语学习。而百科全书作为一种大型工具书，其编纂的基本要求是规范、统一、严谨、科学，在条头拼音，索引等环节应用国家标准是顺理成章的。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不仅应用于一般百科全书，在专业百科全书中也有很广泛的应用（本文只谈分词连写）。例如，《中国京剧百科全书》汉语拼音条头的类型比较复杂、多样，涉及到的不仅有片段分词连写的问题，还有每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小写的问题，书名号内与非书名号片段的分词连写问题，等等，最主要的是涉及有关京剧的专业术语、词语等。因京剧既是古典艺术，又是流行艺术，无论就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来说，京剧迄今仍然是中国最出色的文化符号之一，因此要尊重京剧的独有特色和艺术表现规律。特别是京剧百科在约定俗成、语义方面的特点，因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条头中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尺寸，如何既要遵循规范、又不一味地死套规范则显得尤为重要。

约定俗成，指某种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是由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定或形成的。语义，指词语的意义。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汉语拼音条目中，有些应遵循从约定俗成出发的规则，有些应遵循从语义出发的规则。例如：

京剧史类中的“三鼎甲”Sandingjia，是梨园界术语。该条目是指在科举制度中，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而在京剧形成的时期，老生行有三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他们分别代表“汉派”、“徽派”、“北派”三个具有地域语音特点的派别，在逐步熔铸为“京调”皮簧戏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为时人所推崇，喻为梨园界老生“三鼎甲”，称张二奎“状元”，余三胜“榜眼”，程长庚“探花”。故该条目的名称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定的，符合约定俗成的规则，应连写。

京剧导演类中的“一棵菜yikecai”，是戏班谚语。该条目内容主要强调演出中的群体意识和艺术的完整性，也是对主演与配角关系的形象比喻。导演一方面要根据需要寻觅可利用的现代舞台技术手段，去组织和更新舞台语汇，去扩展综合艺术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在文学、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诸多艺术因素的彼此作用和相互渗透中，掌握好平衡关系，使之经过磨合而凝结成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品。因此，“一棵菜”是京剧导演行业中长期沿袭的谚语。若从现代含义理解，多用于植物，单纯从语法出发考虑，应分写yi ke cai。但该条目的意思在京剧艺术中是约定俗成的，应连写。

京剧文学类中的“连台本戏liantaibenxi”，是戏曲演出形式之一。该条目内容称：“一部情节连贯、有头有尾的戏曲作品称为本戏。剧情比较复杂、篇幅较长、需要若干次连续演出才能展现全貌的作品，称连台本戏。”若单纯从语音出发，可分写。但连台本戏与本戏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为约定俗成，故应连写。

京剧表演类中的“搭架子”dajiazi，是京剧表演中的术语。若将此条目理解为普通的搭一般的架子，应从语法出发，分写da jia zi。但该条目内容称：“搭架子一是京剧传统演出中用话白、合唱、声音效果在幕后配合前台演员的表演，用以延伸舞台的表演区域，使舞台时空更为开阔。二是现代戏曲导演术语。实指导演排戏的初始阶段。习称下地。主要是为剧目演出树立骨架，奠定进一步加工的基础。导演在完成全剧的案头工作后，即开始组织演员排练，勾勒演出的轮廓，即为搭架子。”因此，同一名称，两种解释，均为京剧有的术语，约定俗成，故应连写。

京剧作品类中的“《武昭关》wuzhaoguan，又名《禅宇寺》，是一部京剧作品。演的是伍员逃国的故事。伍员为保护楚太子建之妻马昭仪母子，迫于卞庄的追兵，藏到禅宇寺，卞庄纵兵将其围困。马昭仪将幼主托付于伍员，自沉于井。伍员抱幼主突走，乃出昭关。且因伍员由武老生应工，扎靠开打，故名《武昭关》。根据剧情表演，“武昭关”并不是一个专名，从词语演变的意思出发，故连写。

同理，还有与《武昭关》对应的“《文昭关》wenzhaoguan”。《文昭关》又名《一夜白须》，也是一部京剧作品。演的是春秋时期，伍员（伍子胥）因楚平王杀其父兄，逃出樊城，投吴借兵报仇的故事。伍员一日行至昭关，因关前已悬挂缉拿其画像，过不了关，便躲在隐士东皋公家，一连七天，又急又愁，须发全白。东皋公见此情景，乃设计让友人皇甫讷假扮伍员出关，故意让关吏拿获，使伍员乘隙混出昭关。且因伍员由文老生扮演，故名《文昭关》。根据剧情表演，“文昭关”并不是一个专名，从词语演变的意思出发，故连写。

京剧剧场类中的“歌舞台Gewutai”，是清代戏曲演出场所。地址在北京天桥南大街路东。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现已不存。该舞台多接待京剧、梆子“两下锅”的演出团体。该条目名称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舞台类型，是一个专名了，故从语义出发，连写。

京剧与其他艺术类中的“《剧评画》Jupinghua”，是上海《民国日报》京剧副刊，其与另一副刊《成绩画》合为一页，二者各占一面。以第94期为例，中部A面题《剧评画》，B面题《成绩画》。《剧评画》作者一般是将前日观剧所见精彩之处用墨笔画出，并附短语加以评述，内容涉及演出时间、地点、演员及其演技。画评以京剧为主，也有个别文明新戏。顾名思义，该条目应从语义出发，连写。

综上所述，在遵循《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基础上，适当地考虑条目本身的特殊意义、读者的阅读习惯，百科全书的原则，特别应当充分考虑条目中有关内容的特殊性，即条头与条目内容之间的不同于一般概念的关联性，在确定条头汉语拼音前一定要参考条目的内容，唯此，才能更好地体现百科全书条目概念的整体性程度。此种情况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是百科全书在正词法方面有别于其他的一大特点。

结语

周有光先生曾说：“文字研究有它的技术性方面，也有它社会性问题的方面。技术性可以达到最优美的，但是它可能不符合社会的要求。”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7

一、首先是“o”的发音问题的探讨

磁带和网上下载的拼音教学中，都是发“噢”（o）音，要求发音时口型不变。但学生总是会发成“欧”（ou）的音，或者是“凹”（ao）的音，口型总会发生变化。甚至有学生和家长提出异议说：幼儿园老师教的是发“喔”（wo）的音，口型发生变化。于是我专门去几个幼儿园和几个小学语文老师处请教，寻求准确的答案。但结果还是有两个意见：有的认为是发“噢”（o）音，有的认为是发“喔”（wo）的音。我和几位老师再仔细研究语文课本，单韵母o的旁边画着的一只大公鸡打鸣的插图，教参中的儿歌教学“o，大公鸡，喔喔啼。”“路边公鸡喔喔啼。”“太阳出来红通通，公鸡一叫喔喔喔。”我们又查了一下字典，字典中“喔”的读音是“wo”，拼读时首先发声母w的音，再逐渐向o音过渡，此时口型就发生了变化。我在想：但是如果o的发音是“喔”的读音“wo”的话，那么汉字“噢”与汉字“喔”的读音不就相同了吗？这很明显是个错误的发音。所以，我认为一年级语文课本与教参中对于o的发音教学应当予以修改，确定发“噢”（o）音，要求发音时口型不变，这才不会导致相关汉字发音的冲突。我的建议不一定准确，还希望广大从事汉语拼音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给予指导。

二、标调规则当中的欠合理现象的探讨

标调规则说：“ oe，i u ü，标调多按此顺序。看见a母不放过，没有a母找o e。i u 并列标在后，单个韵母不用说。i 上标调不加点，遇上轻声不标调。”因为声调标调的原则多数是谁在顺序前面就标在谁上面。但是“i u 并列标在后”的特殊规则，给学生在有复韵母ui 、iu的音节上标调造成了很多错误，学生经常在有复韵母ui 、iu的音节上标调时都标到了i上。我个人认为，如果标调规则中没有“i u 并列标在后”的特殊规则，学生标调当中的错误就会大大减少。

三、如果ü和j、q、x相拼不去点，更利于学生识记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8

一、引言

综观三十多年来的对日汉语语音教学研究，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关注的角度在不断细致和深入。但就发展趋势来看，研究者们越来越把眼光放在两种语音的细微差异上，把语音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为分析的重点，而对于最容易直观感受的语音单位——音节缺乏足够的重视。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听觉上能自然感觉到的最小语音片段[1]（P34），而汉语又是典型的音节语，音节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最直接的存储单元。因此，从音节层面分析汉、日语音差异，了解日本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难点所在，有目的地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对于促进对日汉语语音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汉、日音节结构模式比较

音节是构成语言最直接的一级语音单位，音节结构的不同造成了不同语言在听感上的差异。汉语音节较为舒缓，日语音节则平直短促。

（一）汉语音节结构模式

现在分析汉语音节往往将传统声韵学与西方现代音系学相结合。除去声调的考虑，普通话音节有以下12种情况：

零声母时：（1）只有一个元音韵腹（如“a”）

（2）韵腹+元音韵尾（如“ao”）

（3）韵腹+辅音韵尾（如“ang”）

（4）韵头+韵腹（如“ia”）

（5）韵头+韵腹+元音韵尾（如“uai”）

（6）韵头+韵腹+辅音韵尾（如“üan”）

辅音声母时：辅音+以上6种情况（如“ka、kao、kang、jia、kuai、juan”）

根据以上12种结合方式，可以把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模式归纳如下：

（C）+[（V1）+V2+（V3/N）]

普通话音节由两部分组成，前面小括号中的“C”是表示声母的辅音，后面中括号中的部分是韵母，韵母中元音“V2”是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韵腹，韵腹前可以有一个元音“V1”作韵头，韵腹后可以有韵尾，韵尾由元音“V3”或鼻辅音“N”充当。

（二）日语音节结构模式

不考虑声调因素，普通话音节有410个左右，而据相关资料统计，日语通用音节只有112个，加上不常用的外来语单词音节，也只有130个左右。[2]（P31）与汉语相比，日语音节结构要简单得多。

日语中的五个元音又称为“母音”，可以自成音节，其他音节基本上都是由辅音与5个母音组合而成的（拗音除外）。日语音节的构成有以下几种情况：

表1：日语音节构成情况

辅音（C） 半元音（V1） 元音（V2） 辅音（N） 例字

[a] あ

[k] [a] か

[k] [a：] かぁ

[s] [a] [?] さん

[k] [j] [a] きゃ

[t?] [j] [a] [?] ちゃん

参照汉语音节结构模式，可以将日语音节进行如下归纳：

[（C）+（V1）+V2]+（V2/N）

日语音节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但元、辅音的结合情况与汉语不同。汉语音节由“声”+“韵”两部分构成，而日语音节中前一部分“C+V”结合非常紧密，后面小括号中的部分则与前一部分相对分离。当日语音节出现主要元音重叠或鼻辅音结尾时，其发音像是把汉语音节中的韵尾部分拉长了一样，整个音节的时长也增加将近一倍。

（三）音节结构异同对比

从对比来看，汉、日音节结构存在不少共性：（1）元音在音节中处于核心地位，辅音在元音的前面或后面，依附于元音；（2）音节内不存在辅音丛；（3）音节结尾的辅音只能是鼻辅音。

当然，汉、日音节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与汉语音节相比，日语音节结构单纯，组成音节的音素数量少，以开音节为主，音节短促。

（四）声调

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声调对于辨别意义起着重要作用，且汉语的声调是旋律型的，贯穿整个音节，属于字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高低型的声调与重音系统合二为一，很少具有辨义功能[3]（P100），且这种音高变化存在于音节之间，属于词调，不是音节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音节构成差异及学习难点

通过汉、日音节结构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两种语言在音节层面上的共性、相似点和差异。在二语教学中，母语中“所没有的是教学的重点，同中有异则是教学的难点”[4]（P13）。从音节角度来看，日本学生学习普通话音节的困难主要体现在韵母的掌握、声韵母的拼合以及日语所缺少的声调等方面。清楚了日本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就可以有目的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训练环节。

（一）普通话韵母学习难点

李新魁指出，“汉语音节结构的多样性基本上取决于韵母的构成以及声母与韵母的配合关系”[5]。汉语普通话有39个韵母，按结构成分可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三类。单韵母结构是日语中常见的音节结构，而复韵母与鼻韵母与日语音节差异较大，日本学生在学习时容易出现偏误。

1.复合元音导致的复韵母学习难点及教学

汉语复韵母由复元音构成，分为前响（ai、ei、ao、ou）、中响（iao、iou、uai、uei）和后响（ia、ie、ua、uo、üe）三种情况。复元音的发音由前一个音的发音状态快速滑向另一个音的发音状态，舌头的运动是滑动的，音质的变化是连续不断的，两个元音融合在一个音节中，如“爱（ài）”。日语只有元音的连续，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复合元音。[6]（P129）与元音复合不同，元音连续是多个音节，每个音有各自清晰的发音，音节的响度基本相同，音节界限分明，舌位的变化不是滑动的而是跳跃的。如日语的“爱（あい）”就是两个元音[a]和[i]的连续，两个元音音节互不干扰，中间有明显的界限。汉语中也有元音连续的情况，如“阿姨（āyí）”，但这与复合元音的性质完全不同。

图1：汉语复合元音“ai”与日语连续元音“あい”的语图比较

日语中有一种特殊的音叫作“拗音”，是由“い（i）”段假名及其对应的浊音和半浊音的辅音，与“や（y）”行假名“や、ゆ、よ”拼合而成的。日语拗音音节有三十多个，占日语全部音节的四分之一还多，是日语中一种重要的音节模式。日语拗音的结构即音节结构模式中“[（C）+（V1）+V2]”这一部分，“V1”对应半元音[j]，“V2”对应元音[a]、[?]、[o]。虽然拗音音节中“半元音+元音”的结构类似于普通话中有韵头的二合复元音，但在实际发音时，受日语大多数音节（C+V2结构）的影响，这个半元音通常弱化为一种腭化特征，如“きゃ[kja]、きゅ[kj?]、きょ[kjo]”，发音极为短促。且日语中能处在辅音与主要元音中间的只有半元音[j]，因此拗音只是日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发音。

由于日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元音，因此受母语影响，日本学生学习复韵母时容易出现以下几种偏误：

（1）复韵母发音容易出现动程过小的问题，将复韵母念得像单韵母。如日本学生容易将“ou”发成[o]，将“uo”发成[?]。

（2）复韵母发音时各部分元音的融合情况不好，韵头、韵尾容易咬得太死，舌位移动不够平滑，使元音的复合听起来像元音的连续。

（3）声母和韵头结合不紧密，韵头容易丢，圆唇韵头易读成不圆唇。

要纠正这些偏误，就需要教师在教授复韵母时讲清复韵母中各元音的实际发音，指出复韵母中只有主要元音的发音最为明显，韵头的发音极短极轻，表示复韵母发音的起点，而韵尾则表示发音终结的趋向，并不是音的实际落点。此外，教师还可以放慢发音过程，让学生充分感受发复韵母时舌位和口型的连续变化。

2.鼻音韵尾导致的鼻韵母学习难点及教学

普通话音节中舌尖鼻音[n]和舌根鼻音[?]可以处在音节结尾，形成闭音节。普通话鼻韵母中，鼻辅音韵尾表示发音落点止于鼻腔的一种闭合状态，发音位置相对固定，虽然韵腹（V2）的发音最为响亮，但其实际音值受鼻辅音韵尾影响较大。日语以开音节为主，当拨音（ん）出现在音节结尾时，具有与汉语鼻辅音韵尾相同的性质，形成日语中的闭音节。与汉语不同的是，日语主要元音（V2）发音位置固定，而拨音受前后读音环境影响很大，有时为[m]，有时为[n]，有时近似[?]。但不论“ん”发成哪个音，在日语中都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m][n][?]可以归并为一个音位。且日语拨音对应音节结构模式中的第二部分“（N）”，与前面元音的结合没有汉语那么紧密，较多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发音较为清晰完整，且具有一定的时长。

由于日语音节中的鼻辅音韵尾（拨音）在发音时实际音值变化较大，因此，受母语迁移的影响，日本学生容易出现前后鼻音发音不稳定的情况，把“an、en、in、un、uan、ian”等读成“ang、eng、ing、ueng、uang、iang”等的现象极为普遍，且很难纠正。

王彦承认为，影响日本人发好鼻韵母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鼻韵母中元音的实际音值与拼音符号并不完全一致，仅按照汉语拼音的书写符号来念往往很难念准。[2]（P32）以“a”为例，“ian”中“a”的发音接近前、半低、不圆唇元音[ε]，“uan、üan”中的“a”则接近舌位更低一点的[?]，而“ang、iang、uang”中的“a”则实际发成后元音[ɑ]。因此在教学中向学生说明鼻韵母中元音的实际音值，有助于学生对鼻韵母的掌握。此外，普通话鼻韵母共有16个，其中前后鼻音相对的有7对，即“an-ang、en-eng、in-ing、ian-iang、uan-uang、uen-ueng、ün-iong”，另外还有一个“ong[u?]”和一个“üan [yan]”，因此在教学时可以采用成对教学的办法，将前后鼻音对比着介绍给学生。

（二）辅、元音结合规律及教学

普通话音节中，辅音和元音的结合规律体现为声、韵母的拼合规律，而声母的发音部位与韵母四呼具有整齐的配合规律：双唇音[p、p?、m]只和开口呼、齐齿呼及合口呼中的[u]相拼；唇齿音[f]只和开口呼及合口呼中的[u]相拼；舌尖中清音[t、t?]不能和撮口呼相拼；舌尖中浊音[n、l]和四呼都能相拼；舌尖前音[ts、ts?、s]、舌尖后音[t?、t??、?、?]以及舌根音[k、k?、x]都只能与开、合二乎相拼，不能与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舌面音[t?、t??、?]则与上三组相反，只能与齐齿呼、撮口呼相拼，而不能与开、合二乎相拼；零声母是全功能的，能与四呼相拼。

仿照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律，可将日语音节中辅音与元音的配合情况表示如下：

比较来看，汉语辅音与元音的配合较为系统、严整，而日语中某个辅音只能与特定元音相拼合的情况要多一些，如[?][ts]只能跟[?]相拼，[t?][d?][?][?]都只能跟[i]相拼。由于日语中没有舌面前、高、圆唇元音[y]，相应地也就缺少撮口呼，所以撮口呼应成为教学的重点。拗音音节由于在辅音和主要元音之间有一个半元音[j]，所以拗音与辅音的结合规律跟单元音[i]与辅音的结合规律是一致的，这些一致性可以在教学中加以利用。

（三）声调难点及教学

日语虽然也有音高的变化，但其性质与汉语声调有很大不同，因此汉语存在于音节内的旋律型声调对日本学生来说仍然是学习的难点。研究显示，日本学生学习汉语声调时阳平调的错误率最高，其次是上声调，而且两个声调容易相混。[7]（P188）

“五度标记法”是讲解汉语普通话声调时的常用方法，这种标记方式与中国人的语感以及普通话声调的声学特征是相符合的。向外国学生讲解汉语声调时，可以借助多重感官通道，如发音时用手势进行引导，或者让学生借助头部动作来模仿汉语声调的升降曲折变化，帮助他们对这种旋律型声调进行认知。

但也有学者认为“五度制标调”不能突出四个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因而不利于留学生掌握，采用声调音系特征矩阵来讲解效果相对好些。

通过矩阵图不难看出，普通话声调具有区别特征显著、高调多的特点。其中阳平调“高”和“升”的特征突出，上声虽是先降后升，但与阳平调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低”和“降”。萨加特（Sagart）对普通话上声作的声学分析实验结果也显示，普通话上声调中下降段和低平段的时间相加达260毫秒以上，而上升段只占140毫秒。[8]（P154）因此吕必松、等提出，在教外国学生上声调时，应先教上声的变体“半上”（21），然后再教本调（214）。[9]（P114）

（四）记音符号导致的拼读难点

初级汉语语音教学往往借助汉语拼音这套记音符号作为辅助。与国际音标不同，汉语拼音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记录汉语语音的实际音值。日语也有一套用于记音的符号——罗马字，日语罗马字与汉语拼音虽然有些符号一样，但标记的音却不同，因此日本学生通过汉语拼音来认读汉语音节时，很容易受罗马字的影响出现错误。

1.声母认读难点

（1）“f”在汉语拼音中表示唇齿擦音[f]，而在日语中表示“吹火音[?]”，受母语影响，日本学生容易将唇齿擦音读为双唇擦音。

（2）汉语拼音方案用“zh、ch、sh”来记录卷舌音，用“j、q、x”来记录舌面前音，这两组辅音都是日语所没有的，对日本学生来说本身就比较难掌握。而日语罗马字用“ch”和“sh”来标记舌叶清音[t?]和[?]，用“j”来标记舌叶浊音[d?]，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zh、ch、sh”和“j、q、x”时容易受母语影响发成舌叶音。而且由于舌尖前音、舌尖后音、舌面前音、舌叶音这几组辅音在舌位上的差别非常细微，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这几组音时很容易产生混乱。

（3）“r”在日语罗马字中记录闪音[?]，与汉语边音[l]发音相似，而汉语中的“r”记录的是卷舌浊擦音[?]，因此日本学生读“r”声母音节时就容易出现“r、l”不分或发成闪音的情况。

2.韵母认读难点

（1）为避免“u”和“n”在书写时发生混乱，汉语拼音方案用“ao”和“iao”来标记[au]和[iau]，以区别“an”和“ian”。如果在教学中不讲明这两个韵母的实际发音，学生按照字面去拼读就很难读准确。

（2）汉语拼音中“i”负担着记录舌面高元音[i]及舌尖元音[?][?]的任务。如果在教学时不讲清这两者的区别，学生在读“zi、ci、si”和“zhi、chi、shi”时就容易按照单韵母“i”的音值来读。

（3）舌面前、高、圆唇元音“ü[y]”在日语中是没有的，是日本学生掌握的难点，而“ü”的书写规则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又比较复杂，因此学生在认读时容易出现“ü”念成“u”或“i、ü”不分的情况。

（4）汉语拼音方案中将“iou、uei、uen”缩写为“iu、ui、un”，教学中需要对学生进行解释，否则学生会读得很不自然。

这些记音规则都是人为规定的，即便存在不合理性，却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革，因此教师一定要认识到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在教学中加以引导和强化。

四、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将汉、日两种语言在音节层面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对日汉语语音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两种语言在音节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音节时面临不少困难，容易出现偏误。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差异明显地显现出来，在教学中就能“对症下药”。

当然，仅通过对比分析这一种方法进行语音教学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及各种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提出，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对语音各个层面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是对外汉语语音教学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

注 释：

[1]周一民.现代汉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彦承.汉日语音对比与对日汉语语音教学[J].汉语学习，1990，（6）.

[3]史有为.语音感知与汉日语音比较[J].汉语学习，2012，（2）.

[4]李如龙.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5）.

[5]李新魁.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A].语言研究论丛[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6][日]余维.日、汉语音对比分析与汉语语音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4）.

[7]毛世桢.对外汉语教学语音测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9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10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11

一.《方案》规范了汉语的注音系统，是训练汉语口语发音的有效工具

现行《方案》在制定时遵循一个字母只表示一个声母音素的原则，以通用26个拉丁字母和4个双字母zh、ch、sh、ng就可以拼出所有语音，摆脱了以往用汉字注音的局限，规范了汉语注音系统。外国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时，首先要从汉语的发音开始。由于学习者在初级语音学习阶段只用习得少量的汉字，主要学习任务是通过多次汉语语音练习达到正确的汉语发音，并能将它运用到实际的汉语语境中，从而满足日常简单交际的需求。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语音教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音素教学法，即按照语音表的顺序，把汉语的声母、韵母分为若干组分别练习，发音准确后，再将声母和韵母进行拼合练习，从而达到识记汉语拼音的目的。在这一教学过程中，也时常出现一些常见的词组或短句，教学时可针对这些词组或短句进行有效地声调练习，以规范正确的发音。第二种语音教学方法是语流教学法，即平常说的通过语流实现教会学习者语音学习的目的。无论何种教学方法，在教学时都要参照《方案》所规定的汉语注音系统，因此，《方案》也成为众多汉语教师在操练环节中训练学习者汉语发音的有效工具。

二.《方案》使学习者能正确地辨别语音的音和调

众所周知，外国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语音过程中总会出现发音困难的实际问题。汉语语音每个音节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学习者在语音方面的困难也突出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学习者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首先学习的是汉语语音，要学习汉语语音就必须能准确地说出汉语语音的每一个音节。为此，学习者必须首先掌握每一个汉语音节的正确读音，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形成识别汉语语音的能力。所以在语音教学的初级阶段，对外汉语教师会对学习者设计很多有关汉语语音方面辨音、辩调的练习，让学生通过语音材料或教师口述分别填写声母、韵母和音节的调号，这也是目前培养学习者辨音、辩调的有效手段之一。由于不同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语音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存在差异，故而在实际语音教学中就需要有一个标准做为汉语语音教学的核心参考，《方案》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不仅如此，由于《方案》规范了汉语语音的注音系统，并在实际教学中成为了学习者学习汉语语音尤其辨音、辩调的参考，继而也就能看出《方案》在普通话学习和推广工作中的所起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方案》采用字母注音，有效帮助学习者克服学习汉语的障碍

语言教学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文字教学，汉语也是如此。在汉语教学中，语音教学和汉字教学贯穿整个汉语教学的始终，而语音教学又是汉字教学的起始和基础。我们皆知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难写、难认的特点，汉字本身的形体结构也较为复杂，众多字形音相互脱离，一定程度上不便用于进行汉语语音教学。为帮助外国学习者正确认读汉字、练习汉语发音和交际，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注音符号。在《方案》公布之前，汉语语音教学中所采用的一直是注音字母，但多数学习者反映这套字母不仅在学习中过于耗时，书写上也颇为麻烦，与注音字母相比，《方案》便具有了无法替代的优越性。所以在方案公布之时，广大教学者便立即采用，而最早采用该方案的教材是1958年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之后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各类教材和教辅工具书也大都采用了这一方案。将《方案》用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材中语音教学的标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方案》严格遵循一个字母只表示一个声母音素的原则，采用了通用的26个拉丁字母注音。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时感受到了便利，尤其是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习者，在汉语语音及口语学习中可谓是事半功倍，有效克服了学习汉字时的重重阻碍，同时也缩小了他们学习汉字时的畏难心理，有助于汉语的实际推广和教学。

四.《方案》为电子产品语音输入打下基础，丰富了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形式

《方案》的性质是拼音方案，作用在于通过规范汉字注音系统达到拼写普通话的目的。近些年来，伴随电子产品兴起，多媒体教学应用到教学的各个范围，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值得的思考的是，多媒体视角下语音课堂教学的顺利展开、电子语音录音软件的播录及分析之所以能帮助外国学习者提高学习汉语的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方案》早先为电子系列产品的语音输入打下了基础，改善了以往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单一形式，大大丰富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途径，这对国外汉语语音教学来说，不失为一项有利的教辅手段。此外，《方案》中音节在书写时形式也表现得非常整齐，声、韵、调的区别也标注十分清楚，为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语音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效帮助学生识记了正确音节的音调。《方案》中以上这些提及的为汉语语音学习提供的积极作用，在过去50年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实践中行之有效，影响深远。

五.结语

从声韵学角度看，《汉语拼音方案》中声母、韵母及其标调法格局十分整齐，是汉语语音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在语音学和音系学基础上进行制订；从音位与语境变体角度将字母和语音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井井有条；但用于注音识字和拼写普通话的字母系统跟语音学、音系学中的标音系统性质却并不完全等同。因此，只要《方案》中拼音设计能考虑到字母与语音的配置，符合汉语语音的特点，并能为国际广大汉语爱好者、学习者使用，便是一套适用于多数人的有效工具。今天，我们不仅要看到《汉语拼音方案》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范围内的作用，同时也要结合语音教学内容及国外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对外汉语语音时的实际难度和需求。利用有限的课堂环境，将对外汉语语音课堂中有关《汉语拼音方案》的部分学习内容，做出有效调整，使之更加适用于今日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实践要求，更贴合广大国外学习者学习汉语语音的需要。总而言之，《汉语拼音方案》是通用于社会各领域的全国性语言文字法规,并且是现代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今天，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陈章太.《汉语拼音方案》的功绩、发展及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8(03):6-8.

汉语拼音的标调规则篇12

一、兴趣导引、激发认知

兴趣是小学生最好的良师益友，因此在小学语文拼音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在开始教学汉语拼音时，教师就要让学生了解学习汉语拼音的重要性，知道汉语拼音的作用很大。同时应根据一年级学生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学儿歌、背儿歌的心理特点，多给孩子讲讲与拼音有关的故事，让学生懂得学会了汉语拼音，不但可以阅读有趣的拼音读物，了解许多没有看过、听过的故事，还可以自己编故事，写故事，从而激发儿童学习拼音的强烈兴趣。因此在拼音教学备课时应精心地创设生活情境，使学生置身于有趣的生活氛围中，同时将教学内容渗透在故事情节之中，激发他们强烈的求知欲，从而达到集中学生注意、快速认知的目的。

二、引导学生正确学习汉语拼音，进而学会学习

学会学习，是教育教学的重要旨归，是能力培养的重要指向。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汉语拼音学习是低年级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学会汉语拼音，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独立识字。学好汉语拼音，掌握了正确的拼读方法，就能够通过拼读而认识更多汉字，自主学习语文，学会学习语文。

汉语拼音教学中，教师既要教会学生准确读出汉语拼音字母、拼音音节，又要教会学生正确的拼读方法，让学生能够自己拼读，借助拼读认识生字。一年级的学生虽然学习能力不强，但不能低估了他们对学习方法的把握。教师的拼音教学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很快地从老师教学的拼音学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而且很快能自主学习与巩固。学会汉语拼音，学会拼读，就学会了识字，就掌握了初步的学习语文的方法。这方法就会成为学生语文学习、生活的工具，进行更多的认知活动。

三、学拼音与语言训练相结合

传统的拼音教学，只教给学生读音和记形，懂得拼读。而新教材则要求拼音与语言训练相结合。在语言环境中学习音节是符合儿童接受知识的心理特点。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对学生进行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同时从具体的词名中引出音节，以音节为中心进行教学，把抽象的音节变成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这样既容易记，学起来也有趣味。例如在教学音节bo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说句：小朋友听广播的bo，然后分解为声母b、音韵母o，组成音节bo，广播的bo、清波的bo、萝卜的bo，从语言中来，再回到语言中去。

四、注重音节拼写教学

小学语文拼音教学要求学生不但会读，而且还要会写。音节是最自然的语言单位，一般情况下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在指导音节的拼读时，应按以下两个步骤进行：一是指导学生按拼音基本笔画、声母、韵母、声调的顺序训练指导和培养学生正确的书写姿势、书写格式，养成良好习惯。二是掌握一定的拼写规则。汉语拼音的拼写规则比较复杂，则入学的儿童年龄小，不易理解掌握。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可采用自编儿歌、口诀等教学方法让学生轻松愉快地记住拼写规则并能运用自如。如教学如何对六个单韵母进行标调时，可以用儿歌的形式帮助学生记忆。标调歌：a、e、i、u、n，从大到小六兄弟，标调时要注意，大哥在家找大哥，大哥不在找二哥，二哥不在找三哥，三哥不在找四、五，四、五并列标在后，都不在家找小弟，先后次序要牢记。教学在i上标调，头上圆点要去掉时，可以记住以下口诀：i小妹，爱跳舞，平时都戴小圆帽，跳一声换戴平平帽，跳二声换戴翘翘帽，跳三声换戴蝴蝶帽，跳四声换戴下垂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