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1

1、绿色建筑的基本内涵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绿色建筑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各国学者及专家对绿色建筑的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在建筑物全寿命周期内，绿色建筑所消耗的能源及资源量是最少的，它们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小的。在某种程度上绿色建筑有效实现了人、自然、建筑物三者的统一，它是我国在新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

1.1 建筑物与生态

近几年，我国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在制定法规的基础上，我国还研究并开发了一系列的建筑技能材料。开展了生态住宅技术评估、生态住宅性能评定以及住宅居住环境设计导则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突破。

1.2 绿色建筑与环境

在进行建筑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建筑物本身的构造、风格、色彩以及建筑物周围的环境特点，使建筑物和周围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筑物设计应该从生态环境、物质环境、艺术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几方面出发，建立一个遵循自然、回归自然的建筑建筑设计理念，处理好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人、建筑、自然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1.3 建筑与节能

建筑节能是指通过高效合理的利用能源，使能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耗能约占我国总耗能的 35%以上，加上建筑材料的生产及加工，建筑总耗能更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一方面，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资源制约和环境恶化压力；另一方面，接近一般的社会总能耗被建筑“吞噬”掉，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因此，无论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还是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来看，发展节能与环保绿色建筑已刻不容缓。

2、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2.1 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人类改造周围环境的一种创新行为，建筑行为包含着对资源的转化、消耗，在消耗、转化资源的过程中，除了会影响周围环境之外，还必定会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为尽可能减小建筑物本身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建筑设计师应注重建筑节能设计。

作为生态、自然、活力以及生命的象征，绿色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它代表这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形象而生动的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将绿色思想引进到建筑领域，使的绿色建筑得以形成并发展，这是世界建筑界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回应，绿色建筑物必定会成为未来建筑物的主导方向。

2.2 绿色建筑的基本设计原则

2.2.1 注重建筑的全寿命周期

建筑物从其最初的设计规划到后来的施工、使用、维修直至最终拆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物全寿命周期，如果把建筑物的构成材料考虑进去的话，全寿命周期还应该包括建筑物原材料的采购、运输、加工及材料的拆除及处理过程。注重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应该在建筑物初期规划阶段就充分考虑外界环境因素，使整个施工、使用、拆除过程对外界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2.2 适应并保护自然环境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周围自然环境，不仅要充分利用场地及周围的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水系，而且要做好保留工作。保持景观同历史文化间的连续性，综合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状况以及建筑风格，维持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尽最大努力减少建筑物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减少有毒有害气体及废弃物的排放量。

2.2.3 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技术，优化绿色建筑设计及管理方法；合理利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占有率及消耗量；最大限度提高建筑原材料、自然资源、能源的利用率，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延长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提高建筑物的性能及适用性。

3、绿色建筑节能技术的应用

3.1 建筑设计

首先，在建筑设计规划的过程中，要有较高的建筑环保节能意识。由于在建筑的实际设计规划过程中，诸多因素如建筑用地环境、建筑设计要求以及建筑的商业价值等会影响整个设计规划过程，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建筑设计人员对环保节能的兼顾不够，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建筑的朝向。一些建筑物呈东西两向，使建筑室内的热工环境差；其次，要严格按照建筑构造要求来控制建筑物的节能设计，对于我国新出台的建筑节能措施，相关设计人员必须认真执行；最后，建筑设计人员要加强对建筑物的通风性能，改善室内的热工环境，防止两晒情况。

3.2 建筑围护结构

建筑围护结构直接影响建筑物的使用能耗大小，为减低建筑物使用能耗，建筑围护结构应该和建筑物所处的环境相适应。例如在严寒地区，为提高建筑物保温性能，应该在建筑外表面增设保温材料，在一定范围内，保温层越厚，则建筑物的热工性能越好。近些年来，玻璃用作建筑围护结构材料的情况越来越多，从绿色建筑的角度来看，玻璃围护结构能够起到增加室内采光的作用。但是受玻璃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较差的影响，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建筑节能，应该控制玻璃围护结构的使用面积。

3.3 室内环境控制技术

室内环境控制主要包括自然光利用、自然通风利用以及空气处理系统等几方面的内容，其中暖通空调系统的应用最为普遍。在公共建筑物中，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占建筑总能耗量的55%以上，因此，建筑物节能的实现必须从空调系统的节能着手。例如可以通过控制中心微机上的检测，使空调显示画面上能显示空调机组的启停时间、运行时间、冷水机组的运行状态以及过载报警等参数，这对实现空调系统节能具有一定的帮助。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2

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只有进行持续创新才是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即使“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也许只需要一两个创新就能使企业一劳永逸，但是在今天竞争日益激烈的买方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一味地生产同一技术含量的产品，就会无情地被市场竞争淘汰。因而，基于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研制新的产品，持续不断地推出创新产品以获取创新效益，应该是21世纪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

企业持续创新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创新理论的研究，一些学者研究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机制问题，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宏观层面的创新问题，例如，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总体而言，当前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创新动力和能力。诚然，提高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能够促使企业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如果技术创新不能够持续，那么推出的技术创新项目将很难给企业带来持续的效益，企业只能依靠过去的创新项目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不能够持久。一旦其它企业推出技术更先进的产品，现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将化为乌有，企业不可能再凭借技术优势获取垄断利润，因而只有持续不断地推出技术创新项目才能持续地获取竞争优势。

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只有进行持续创新才是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即使“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也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也许只需要一两个创新就能使企业一劳永逸，但是在今天竞争日益激烈的买方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一味地生产同一技术含量的产品，就会无情的被市场竞争淘汰，这样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蓝色巨人IBM、通用汽车公司、苹果电脑公司以及华人企业的骄傲王安电脑公司……这些曾经令同行竞争对手胆寒的企业巨人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不能持续地推出顾客喜欢的产品而蒙受巨大的损失，有些企业甚至走上了破产的道路。因而，基于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研制新的产品，持续不断地推出创新产品以获取创新效益，应该是21世纪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在此可用昆明理工大学向刚教授(1996)的一句话来总结持续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意义。“有必要从建立企业持续创新的基本概念入手，讨论并解决其评价准则、过程与运行动力机制、集成机制、效率评价方法及实现持续创新的必要条件等理论问题，从而建立一个较系统的企业持续创新的理论框架。”

绿色持续创新及其实现机制

绿色持续创新是在各个国家大力倡导绿色经济、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对环境的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过去那种追求产量、忽视能源、原料消耗以及对生态环境不予重视的企业将受到市场的惩罚，因而推动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推出旨在节能、降耗、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已势在必行(高忠仕，2004)。根据企业持续创新定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把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定义为：“企业绿色持续创新是企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地推

出、实施旨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项目，并不断实现创新经济效益的过程（向刚，2003）。”与一般的技术创新定义和持续创新定义相比，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增加了“绿色”和“持续”这两个特征，比较持续创新概念的几个特性，企业绿色持续创新具有绿色、技术升级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性以及企业发展持续性等特征。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3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017-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03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B以成”，这是已落下帷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阐释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绿色发展哲学理念，也是当前中国有感于现实资源环境形势而做出的必然选择。面对当前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等严峻形势，学者为破解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路与见解。尽管这些思路和手段，短期内对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成效，却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落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的生产方式。蔡P指出，冲破资源环境约束、推进技术进步，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虽然这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是否通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就一定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文献回顾与假设

必须承认依靠技术进步转变生产方式，以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这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Galor and Tsiddon、董锋等发现技术进步通过创造高技术能力的生产个体和高技术的生产单位，来刺激经济实现生产方式转变。尽管有学者已经关注到技术进步的节能减排效应，但是却周旋减排效应的高低问题。然而，实证的结论又颇为蹊跷，有的研究支持技术进步有利于碳排放，而有的则发现存在“门槛效应”，还有的则认为不存在减排治污效应。技术进步是否真的能够促进环境治理、控制污染？众说纷纭。Marx指出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既有可能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可能增加环境污染是一柄“双刃剑”。Ekins指出技术进步必须要强调其生态、环境优化、资源节约的偏向，环境生态技术进步将有助于建立起有利于环境生态的工业生产体系。景维民、张璐基于SBM模型验证了“技术进步偏向在初期表现绿色或非绿色特征时，技术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表现出的绿色或非绿色特征”，这表明区别技术进步绿色与非绿色偏向的必要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向？

技术在创造新生产的同时，也在缔造新需求。如果不考虑技术发展的绿色与非绿色偏向，那么将同时带来非绿色的生产与非绿色的需求。问题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有可能推动这种扩散？对该问题的分析在现实上能够有助于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李平、慕绣如强调了环境政策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促进作用。李斌、赵新华等指出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工业结构的不合理，这说明绿色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有积极的作用。金培振等等指出绿色技术创新能带动重工业的能源效率提升，进而有利于节能减排。在现实中，既有通过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又有通过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等改进或变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全部这两种类型的绿色技术。

研究假定考虑两种类型的绿色技术：a1，通过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b2，通过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为了简化和区别研究假设，将第一种方式设为“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也可理解绿色偏向的“软技术”。第二种方式设为“绿色纯技术创新”，也可理解为绿色偏向的“硬技术”。为了分析二者交互作用，研究设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与绿色纯技术创新的乘积交互效应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即包含了“软技术”和“硬技术”二者的全部交互效应，为c3。那么，什么因素影响a1，b2，c3，其作用机制如何？

在参考Arrow，Griliches，Scherer等关于技术积累、知识生产的模型后，Griliches考虑了随机冲击影响，又再次提出如式Ii=αRDβiHKγiεi的知识生产模型。RD代表技术进步、研发资本投入，HK代表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的投入，I代表技术进步。该模型解释了影响技术进步、知识生产的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的重要方面，研究推测也应该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1：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投入以及技术引进将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产生正向作用。

H2：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投入以及技术引进将对绿色纯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

H3：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投Aloft及技术引进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向作用。此外，Field、Fuente andDomenech、康建英发现发现年龄结构变动、老年抚养负担对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但没有考虑技术省际空间外溢和技术进步方式。据此研究提出H4假说。张江雪指出中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技术研发活动。雷光继、林耕指出健全中国技术市场对于转化科技成果尤为重要。因此，考虑中国技术市场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由此提出H5。

H4：劳动年龄老化将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绿色纯技术创新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作用。

H5：技术市场发展将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绿色纯技术创新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

既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技术进步、绿色知识积累的重要方面，就可能存在扩散溢出效应，那么是否有可能利用这种扩散作用？张欣炜、林娟、高丽敏指出一国绿色技术发展基础较优越时，国内的绿色技术市场交易结构越完善，从而绿色技术行业易于出现。Romer和Lucas、藤田昌久、Krugnan提出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其表现为向心力和离心力，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分析这种离心溢出效应有何作用。如果存在该效应，那么将证明有可能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学习效应，进而使各区域间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达到均衡。因此，提出假说H6。

H6：假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省际空间学习效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这给绿色全要素理论与实证提供了一定空间。一是，虽然目前的研究都讨论了资源环境问题中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两面性。二是，尽管学者已经发现技术进步中的绿色偏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重要，但是却疏于分析这种绿色偏向的作用及影响机制。这就造成要么强调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缓解污染有积极作用，要么存在“门槛效应”、倒“U”效应以及不确定。三是，忽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扩散性，这导致政策方面难以给出技术进步有利于控污的证据；另一方面还导致难以提供溢出效应作用的解释。在理论上，能够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支持。在践上，将有利于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而实现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

2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2.1模型设计

研究设计两个层次的模型分析，希望通过不同层次建模对比探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路径。第一个层次对假说H1，H2，H3，H6展开实证检验。第二个层次在假说H4，H5，H6的基础上展开探索性建模。假说H6作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扩散性的检验可能存在于两个层次模型中。根据第一个层次建立模型，GRD1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D2为绿色技术效率变动、GRD3为谭政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证绿色纯技术创新，RK表示研发资本投入，HR表示研发人力资本投入，IM表示技术引进，u_i表示个体效应。对计量模型（1）-（3）的检验反映了对假说H1、H2、H3的检验。

（1）

（2）

（3）

由于假说H6提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了对空间溢出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假设30个省中相邻空间矩阵为W。该矩阵W为30×30的方阵，空间相邻的两个省用1表示，空间不相邻的用0表示如下式（4）。W（30×30）的标准化方阵每行元素相加为1，每列元素相加为1。尽管李婧认为这种设置过于粗糙，但并这不影响结论，相反却简化研究问题。根据H6的假说研究将该矩阵w乘以一个自变量的滞后期加入到计量模型（1）-（3）中得到式（5）-（7）计量方程。

（4）

（5）

（6）

（7）

2.2数据来源

自变量数据来自2007-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包含了30个省市（、香港、澳门、台湾数据难获得故除外）观测样本为240，表1给出了上述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c3）、绿色技术效率变动（a1）、绿色纯技术创新（b2）。参考王争等、刘志迎等以及Kumbhakar and Lovell使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获得。由于研究纳入了相关环境资源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参考李涛的研究扣除每年平均5%的折旧。数据均来源于2007-2014《中国统计年鉴》30省面板数据测算变量及结果详见表2。

（8）

3实证分析

对两个层次建模的分析测算研究采用MATLAB_R2012Bx64完成。空间面板模型分析的基础是存在空间相关性。全域Moran’I能够检验出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其具体计算方式如式（9）。

（9）

首先，对第一层次分析表3、4给出了统计检验分析结果。对比模型a与d。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在模型a中，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的系数为0.345 2，而在模型d中为0.183 4；模型a中高技术产品进口额系数为0.037，而模型d中为0.023。模型d考虑了外溢项W*dep，后消除了空间相关性的干扰，模型a显然高估了变量的影响程度。模型d中R&D经费变量不显著，说明研发经费对空间相邻的省技术没有影响，人力资本投入是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这与王林辉、袁礼实证的中国技术进步属于劳动增进型，研发投入绩效不明显的结论保持一致。对比模型b-e与c-f，发现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的影响路径有所不同。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对GR/Y2、GRD3都有正向影响，由于0.085小于0.103 3说明其对GRD3的影响高于GRD2。这说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通过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污染削减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然而其作用小于通过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等改进或变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即绿色纯技术创新。表明当前中国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作用发挥不足，片面追求“硬技术”忽视绿色“软技术”。加之，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对只对绿色纯技术创新（GRD3）有正向影响，说明虽然中国技术引进有助于推动绿色纯技术创新，但是却不能有效吸收绿色“软技术”。自此假说H1、H2、H3得到证明，说明确实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机制。其次，对第二层次分析表5、6给出探索性建模统计分析结果。经过反复试验，发现了建模的稳定结构，如下式（10）-（12）。观察模型A-F发现，老年抚养负担Agel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D1、绿色技术效率变动GRIY2以及绿色纯技术创新GRD3都有负向作用。这说明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在绿色技术发展方面无论是绿色技术效率变动还是绿色纯技术创新都将受到影响。另外，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MA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D1有正向作用，而对GRD2、GRD3没有影响，这说明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绿色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扩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SA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有正向影响，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对拓展绿色管理技术、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有积极作用，进而有利于实现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的绿色技术实现扩散。高技术产品进口额IM对绿色纯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再一次反证了模型f的结论，也说明了中国目前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存在引进并吸收绿色纯技术创新的情况，假说H4、H5得到证明。

（10）

（11）

（12）

再次，虽然上文已经分析了影响因素的作用，但是还没有对模型中的结构分析。模型d-f＼D-F中因变量的滞后一W*dep项前的系数分别为：d（0.527 0）、f（0.601 0）。模型d表明前一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每提高1%，后一期与该省相邻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省将提高0.527 0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模型f中W*dep项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601 0，表明前一期绿色纯技术创新每提高1%，后一期与该省相邻的绿色纯技术创新不易于扩散的省，将提高0.601 0的绿色纯技术创新。同理，模型D-F中W*dep项的系数分别为：D（0.581 0）、E（0.319 0）、F（0.334 0）也是相同的解释。然而经过反复实验模型e没有通过检验不存在W*dep项，这说明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不易于扩散，不存在学习效应。推测可能由于省际间分割性所导致。所以选择建立空间误差模型，Spat.aut系数为0.322 9，表明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在省际空间存在异质性误差。这说明当前中国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所代表的，以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不易于扩散特征明显。因此，虽然中国一直在调绿色节能减排的“硬技术”技术实现突破，却忽视了作为知识积累易于扩散的绿色“软技术”的作用。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因其知识广泛适用性特征，本应该更易于扩散实现相邻省际间学习效应，然而结论却与此相反。这说明当前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威胁，迫切需要注重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发挥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等绿色“软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转变生产方式的作用，以此为支点实现相邻空间的扩散放大省际空间学习效应。这验证了假说H6，一方面为中国省际间通过空间学习效应实现技术由点及面的扩散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为中国实现这种扩散提供了可选择路径，即依靠绿色技术效率变动，通过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的发展为支撑，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

4结论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然而，并不是任何技术进步都能带来绿色可持续发展。研究运用面板建模和空间动态面板建模分析中国相关数据，对H1-H6展开实证检验。一方面证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影响机制，另一方面验证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首先，实证说明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对绿色纯技术创新的提升小于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注重绿色管理技术、制度对生产方式转变的贡献。虽然技术引进有利于提升绿色纯技术创新，但是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效率变动较弱，迫切需要引进吸收并消化绿色管理技术、制度等“软技术”。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人力资本投入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有正向作用，而技术引进仅对绿色纯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有必要增强引进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的吸收能力。再次，对H6的实证为中国有可能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省际空间的学习效应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协同发展。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绿色发展尤为迫切，依靠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以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的发展为支点，使绿色理念以制度的形式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中，进而有利于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小，本应易于产生较强学习效应的绿色“软技术”却反映出较弱特征。未来政策应从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提升绿色“软技术”的贡献。

二是，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时，既要重视对绿色“硬技术”的吸收，又要重视对绿色“软技术”的再学习。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4

长期以来，技术创新被人们误读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随之而来的就是错误地把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当作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得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略了生态与社会效益，全球资源与环境都受到了恶劣的破坏。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其负面影响，必须致力于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目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其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旨在克服传统技术创新的片面的单一的追求经济效益，积极倡导在技术创新目标体系中纳入生态追求和社会效益。因此，有必要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深入探讨，从经济性角度出发证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并为企业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献计献策。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基本内涵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创新，也称为生态技术创新或技术创新生态化。绿色技术创新积极倡导在技术创新目标体系中纳入生态追求和社会效益，使这两者和经济效益一起，成为技术创新的综合指标。

就其基本内涵而言，目前我国的专家学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钟晖和王建锋在《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机制》中提出的，主张把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既要社会经济发展又要保护环境，使其不受污染的产物”，主张把以环境保护目的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统称为绿色技术创新。二是张庆普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对策》中提出的，主张把“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以提高企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作为主要目标。这样，绿色技术创新就与以往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产生了本质的区别”。三是陶建宏、王京芳和张蓉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一文中提出的，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将环境保护新知识与绿色技术用于生产经营中，以创造和实现新的经济效益与环境价值的活动”。四是甘德建和王莉莉在《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创新一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形式》一文中提出的，把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意识创新的总称”。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1.内部因素

（1）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绿色技术创新在短期内付出的成本要高于传统技术创新，但是其拥有的利润长期性和永久性，是传统技术创新所不能比拟的。

经济效益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因此对企业来讲，放弃传统技术，转而开发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技术，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占据未来市场的领导地位，使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和长期的利益保障，另一方面，又可以节约原本传统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一些成本。

（2）提升企业价值与形象。每个企业的内部文化与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其追求自身形象在公众面前的塑造这一点则是相通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谋求自身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态与社会效益是否会受到恶劣的破坏更加重视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就表明，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和环境的安全，当环境保护在全球成为焦点时，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和维护自身形象而坚持不懈地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2.外部因素

（1）政府政策导向。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因此，各级政府对待技术创新采取何种态度和措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实践表明，政府的政策导向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等。不论是目前我国在专利法和专利制度上的产权激励，还是在资助、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经济激励，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进行。

（2）市场竞争激励。市场竞争激励是绿色技术创新自发实现的一大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市场竞争机制的检验，就不能保证社会资源有效率的配置；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就会失去继续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动力。因此，无论是用绿色技术创新替代传统技术创新，还是绿色技术之间的替代转换，市场竞争激励因素始终是不可或缺的。

斯托尼和勒眉特曾对比利时12个产业的41个大企业的131个创新项目的进行调查。资料显示，在所有调查项目中，一共有64％的创新项目属于反应型，而其中36％的创新项目则属于主动型。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表明，数据中64％的反应型创新项目正是在面临市场竞争下产生的。这一研究表明，当企业在面临国外企业大规模进驻，当企业处在国内市场遭受外企不断抢夺，以及出口遭遇他国绿色壁垒的双重威胁之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将迫使企业奋起自救。于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课题将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3）社会需求拉动。企业自身的价值判断受制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当整个社会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生态效益有着强烈需求时，这将成为企业价值选择的重要依据与拉动力。在我国，绿色需求逐步成为普遍存在并且不断增长的需求热点。

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策略

1.积极开发环保型技术人力资源

绿色技术创新首先必须坚持积极开发环保型技术人力资源，应该加大绿色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由于我国的技术创新片面地、单一地把经济效益作为惟一指标，导致社会和生态效益被无情地排除在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外。这就使得宝贵的环保型技术人才在企业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不断流失。同时也导致企业对环保型、绿色技术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减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改造的观念。

因此，我们必须引导企业从观念和管理上不断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设绿色企业文化。不断加强绿色企业文化建设，把绿色环保的理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思想中。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创新，逐步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体现。由于企业的文化既来自设备装置、广告等外显性事物，更来自于企业的内在素质和精神，因此必须从全方位加强企业的绿色文化建设，为企业的环保型人才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2）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中，人才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企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轻视人力资源投资的错误观念，应该树立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性大于物质资本的意识，促使企业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源的资本投资。

（3）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为了在企业中营造良好的绿色环保软环境，企业必须不断加大将员工的教育培训力度，把教育培训和人事制度结合起来，将绿色绩效与员工薪酬挂钩，注重双管齐下，从人才的培养上有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制定和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

企业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实践探索，有效地建立绿色技术创新复合机制体系。在这个复合机制体系中，必须包括外部激励机制、内部动力机制、自身能力机制、信息传递机制等多种有效机制，并形成有机的整体。同时制定和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进行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这样，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组织体系，有利于形成绿色技术产品的开发过程管理体系。

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于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企业必须牢牢把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这个关键，一定要坚持以下两种制度创新：

（1）排污权交易制度创新。为降低排污权交易中各种交易成本，应设立排污权交易中介机构，提供交易信息等服务。还应通过制度创新，实行政府提供免费信息服务，以及适当减免监督与执行的费用。对积极减排、积极出售排污权的企业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让企业真正成为排污和治污的主体。

（2）企业自身能力机制创新。企业应通过发行企业股票、债券等各途径解决绿色技术创新所需资金，并实施财务成本的严格控制，确保成本回收和资金良好运营。同时，必须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积极加强技术培训。部分企业可成立企业内部培训中心或相关部门，提高员工技能水平，还可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不断优化完善自身能力机制。

3.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信息会计基础化

由于单纯质化而非量化的指标，一般很难起到激励的作用，企业应实现自身绿色技术创新信息的会计基础化。完善三大报表的账目分类，尽可能使用能够用货币计量的绿色技术创新信息。对于确实无法进行定量反映的信息，可以编制报表附注、绿色技术创新情况说明书等辅助报表，或者适当使用文字表述的方法来披露，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信息的量化记录。

4.切实推行现代企业微观生态经济管理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始终要密切关注和自觉遵守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令。必须把生态环境纳入企业领导的议事日程，经常进行讨论与监督检查。任何基础或重大项目技术创新的环保工作都需要有专人对其负责，做到责任到个人。此外，要强调建立内部生态经理制和环境管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中加强环境审计，从而推行绿色管理。例如辽阳石油化纤公司生态环境管理机构自成体系，泰州炼油厂基本建设及重大技术措施项目的环保都配有一名副厂长分管等，都充分体现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绿色管理理念。

四、结语

从工业文明至今，传统的技术创新已经给人类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然而，人类文明必然要发展，我们无法从根本上舍弃技术创新。而目前方兴未艾的绿色技术创新，应该是突破这一人类工业技术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

本文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基本内涵进行文献梳理的同时，探讨了一系列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实施策略，希望能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实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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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5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6-0075-05

绿色管理以及相关的政策工具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影响的“负外部性”这两大市场失效问题。其中，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产生于知识溢出效应所导致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即创新者不能完全获取环境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私人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去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创新行为，需要环境税收或排放交易等公共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形下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来自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制度约束成为必要，以将企业产生的环境影响负外部性内部化。

针对环境问题的上述两种“外部性”，绿色管理文献通常是采用不同的理论分析方法、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加以探讨的，并认为技术创新政策的作用在于降低治污成本和改善环境质量，是针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问题。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政策干预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效应，主要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影响了何种环境技术被开发并决定了该技术的扩散速度和深度。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促使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策略，选择不同的环境技术；然而由于技术创新并不是发生于封闭状态下，在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将技术创新和环境政策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不能充分解释绿色管理现状。已有绿色管理研究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将制度和技术相分离，忽视了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不仅是对制度和技术压力的反应，而且，两种压力同时并存并相互影响的事实。过去十余年来对绿色管理创新的障碍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中，制度尤其是强制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确实是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的方面，而制度压力与技术创新的匹配问题未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从制度和技术的视角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初步构建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并基于我国目前环境监管现状为制定有助于清洁技术采纳和扩散的环境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1 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与绿色管理

1.1 制度环境

在解释企业的绿色管理问题时，制度理论是最普遍被学者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1～2］，其关注的是象征性、认知体系和规范性信仰；制度环境具有明确阐述的规则，组织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以维持合法性。制度理论框架强调了除“技术”和 “效率”之外，影响企业采取特定组织行为的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因素的重要作用，管理决策受到三种制度机制的深刻影响：强制、模仿和规范同型性，尤其是合法性过程和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外部因素对组织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组织面对的社会和文化压力对组织行为和结构的作用是制度理论着重强调的方面 ［3］。组织可以通过表现出与制度环境“同型”而获得合法性，也就是采取与那些已经得到制度化的、相似的组织形式、结构、政策和行为 ［4］。企业遵从外部制度环境并获取合法性的表现手段之一，就是实施与外部制度环境一致的组织活动。

在绿色管理方面，与绿色监管相关的各制度机构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和规范影响组织的绿色管理行为，而组织为获得社会合法性必须遵守特定监管规则。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的绿色管理行为正是对场域压力的反应型行为。“环境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压力” 影响了企业对绿色管理行为的选择，被制度理论作为解释企业绿色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广义的绿色管理制度既包括政府正式环境政策也涉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不同的规范、认知图和实用偏好评价组织的合法性，例如环保组织的规范性压力，市场领导者对产业内其他企业施加的模仿压力等。在制度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采取反应型绿色管理行为，以获取生存所需的合法性和资源；例如，企业实施ISO14000等绿色管理体系作为一种自愿行为，虽然并不属于政府环境政策的范畴，然而对企业实现环境目标而进行的技术创新具有极大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政策对环境技术具有的激励效果，因此与其他非正式环境制度相比，受到理论界更多的关注。

如果企业只是面临合法性压力时，只要遵守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最低环境标准就足以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在全球日益严厉的环境保护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进行可持续的系统性的改进、为实现零生态足迹进行生产流程重大变革、与客户和供应商合作以确保其经营行为生态友好等，这些都要求企业采纳高于最低监管要求的特定环境技术以实现其环境目标。

1.2 技术环境和环境技术

技术环境是指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生产和交换时的环境，组织会因技术的效率和效果获得回报。制度理论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存在的局限性是：该理论为分析的目的出发而人为地将制度与技术相分离。实际上对大多数组织而言，技术环境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与制度环境共存的；企业在进行绿色管理决策时不仅需要面临制度环境而且还要恰当分析技术环境以及二者的关系。环境技术或环境友好技术是用以保护环境质量的技术、产品或工艺，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从而对可持续发展发挥各种作用。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现代技术，由于其有助于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对环境技术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中，将环境技术界定为用以预防污染的流程或产品工艺，该技术会产生较少废弃物或不产生任何废弃物。对于绿色管理而言，只有获得并采用适当环境技术时，才可能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技术创新包括可持续性技术、制度体系和流程创新，其目的在于使资源使用与所产生的废弃物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以获得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广义的绿色管理技术分类反映了企业对污染控制或预防采取的不同战略，如Hart提出企业的环境战略应依次划分为污染预防、产品监控和清洁技术三个阶段［5］。虽然已有文献对环境技术采用了不同划分方法，但目前绿色管理的已有研究通常将环境技术划分为末端治理技术和清洁技术两大类。这种二元划分方法有助于描述企业层面环境技术的选择机制 ［6］。

（1） 末端治理（endof pipe）：在生产流程的末端附加的设备和设施，目的是将主要排

放物转化为更易于处理的物质。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传统绿色管理手段，不涉及生产流程的变革，并未从实质上解决环境问题。

（2） 清洁技术（clean technology）：实施生产流程的变革以减少生产过程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数量，它关注于生产流程本身而不是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废弃物。

从经济学角度看，末端治理需要对设备和设施的资本投入并产生维护保养成本，却无法相应提高生产效率。而清洁技术则可以通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由于清洁技术可以从源头解决环境问题而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更多青睐。尽管清洁技术能使社会和生产企业都获益，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采用该技术的企业本身，然而目前清洁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在各国并不理想。当前企业绿色管理实践存在的困境在于：虽然对企业而言清洁技术应更具吸引力，大多数企业仍然偏好于采用末端治理技术解决面对的环境问题。因此，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厉的情形下，本文尝试在制度和技术因素的整合框架下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

2 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分析

组织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中，新制度经济学因此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看做是一种创新过程，并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并认为制度与技术二者并不必然是相互冲突的。虽然将制度与技术环境相分离有益于从不同维度分析企业绿色管理的驱动因素，但随着企业绿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这种分析方法的解释力度日益减弱。由于存在经济、技术、制度和社会的障碍，技术创新不是一个自发过程、也就不可能在缺乏制度推动时自发进行；此外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在封闭状态中产生的，而是受到利益相关者压力等制度因素的作用。演化理论指出，技术不是依据内部逻辑进行变革，而是内生于经济激励、企业竞争能力和特定制度结构之中；是供求因素以及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7～8］。Nelson尤其强调了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的概念，即促进和支持技术创新的各种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在演化理论框架下，技术创新和扩散是一个系统、动态、非线性的过程，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固有的不确定情境下发生相互作用。企业在做技术采纳决策时，受到各种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广泛影响；这些外部力量与企业能力、竞争力和企业特征以及技术的经济性决定了企业是否采用特定技术。

当市场体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环境友好技术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制度和技术环境的持续交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9］，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分析也同样需要系统地考察制度、技术及其相互关系，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更具现实意义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模型提供了支持。在分析制度压力与企业战略响应的关系时，Oliver指出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可以更好理解企业战略响应的能力：“为何会被施加这些压力、是谁在施加压力、压力的具体内容、压力以何种方式实施、在何处发生”等 ［10］。管理人员在进行绿色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到企业在市场和非市场因素中的定位，以提升企业总体价值，而不只是在市场、绩效和形象单方面的改进。这些因素包括：所采用的环境技术的类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显著性，以及环境技术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关系。

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技术压力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该模型整合了企业所感知的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冲突程度以及制度压力的显著性，其中，利益相关者压力显著性水映制度压力水平，而影响力、合法性和迫切性等三个特征被作为划分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依据，企业根据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识别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或制度压力的水平，而且利益相关者压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11］。组织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应对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战略随时间而变化。正如Campell提出的，企业在应对社会问题并予以制度化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产生制度压力来源各方的相对力量。虽然实证研究中有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技术的具体作用方面的分析较少，但仍可以预期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清洁技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2］。

模型的第1和第2象限表示较高水平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显著性增加了其在组织中的力量 ［13］，企业不大可能改变或忽视面临的这些压力。当对制度压力的响应与技术要求相一致时（象限1），企业的绿色管理人员在影响组织变革方面具有最大程度的选择权，可以使用强制力或说服其他部门合作以实现绿色管理目标。当制度压力与技术压力二者发生冲突时（第2象限），如果来自环境监管机构的强制性惩罚或其他自愿性环保组织的威胁非常明显，为达到外部环境监管要求，企业在绿色管理方法上会在末端治理和清洁技术二者之间选择前者，尽管这是与降低成本的技术要求相矛盾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或其他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污染控制的压力更大时，企业会采取最为被动的默从战略，即实施高成本的绿色管理行为使其环境绩效高于最低监管标准。

象限3和象限4反映了较低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与技术压力相冲突的（象限4），由于企业感知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绿色管理压力较弱，企业就更有可能试图发挥自身的战略主动性改变这种局面，即采取妥协、回避或操纵战略 ［14］，其中当企业试图改变制度压力的内容甚至是制度本身时，操纵战略通常被企业用来作为参与制度形成的机制，例如大型企业已经开发并使用的环境技术，是政府或自愿型环境保护组织制定相关环保标准时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利益相关者要求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压力与技术压力一致时（象限3），企业可以采取的战略是：抵制这些压力或者基于企业已有技术要求组织内的相关部门实施绿色管理行为，上述两者都能够使企业达到绿色管理目标。然而大多数企业的选择是后者，因为依靠既有环境技术既能够解决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同时又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获得生产效率的改善。

3 结 论

企业的绿色管理面临了技术和制度的压力，对制度压力的响应会影响企业采取何种环境技术。从动态视角看，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是制度压力、环境技术和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在对制度压力反应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效率的提高，而企业所处的制度情境也影响到企业的管理人员感知技术压力的方式，这意味着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会产生交互作用。虽然早期的绿色管理研究将制度与技术二者相分离有利于绿色管理的驱动因素分析，然而未能解释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选择。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政策工具与技术创新的分析，主要是从制度的激励效应方面进行考察 ［15］；或者采用经验数据以验证波特假设-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从而使受规制企业受益［16］。而其他学者的研究则发现目前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

的激励作用，但是从激励程度上看还很小 ［17］。

我国目前提出环境新政策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四个方面，环境政策的技术效应范围包括现有技术的扩散、工艺流程的变革或者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只有技术引导型的环境政策才能诱发技术创新效应，但技术响应的程度会因企业解决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于工业污染防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中科技创新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整合不足，是致使环境保护中的“软约束”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18］。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企业的接受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我国的环境政策与技术政策的适配性存在缺陷，也就是环境制度与企业对环境技术的适应性未能得到很好的配合 ［19］。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政策和技术政策没有得到恰当匹配，最优的公共政策应当包括用来促进创新和技术扩散的机制，在这种政策下，对新技术的推动就不再是将环境影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副产品。我国明确提出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尽管理论界有关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依然存在争议，目前得到一致认同的是：虽然命令-控制式的环境政策法规和标准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有弹性的、激励导向的政策工具比强制性的监管方式更有可能促进环境友好技术。传统环境政策下的政府干预并未能从源头上成功推动污染预防，如果环境政策不能对高于规定标准的环境管理行为提供任何激励，企业对环境政策的技术响应水平就会较弱，不利于清洁技术的开发和采纳。在政府对创新技术的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形下，其他企业很可能获得后发优势而由创新企业承担短期成本，在这种情形下企业缺乏通过技术创新以持续改进环境行为的动力。目前政府可以采取的有利于环境技术的政策主要包括：制定绿色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制度，提高排污收费，实施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税收、贷款扶持政策，调整资源价格体系等。“溢出效应”表明企业只能获得环境技术开发回报的一部分，解决的途径之一是在公共部门或通过直接的民间研究机构进行这些研究。例如，在美国这类基础研究是在隶属国家能源部的国家能源实验室进行的，企业或学校等民间机构进行的有关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研究也得到政府资助和补贴，以抵消溢出效应。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企业比政府对于技术的商业性方面拥有更有利的信息，因而对环境技术的选择更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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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6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100-11；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重要时期，传统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这种背景下，绿色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绿色创新是企业在资源有限的经营条件下，应对日益严苛的环境规制、赢得市场竞争力的首要选择[1][2]，它的有效开展有赖于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绿色管理的强化，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现象仍层出不穷，环保性强的高附加值本土品牌产品仍然较少。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各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评价与比较分析，寻找绩效低下的具体环节，促进企业合理配置要素投入、提高创新管理水平以及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关于绿色创新及其绩效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绿色创新的概念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视角、测量指标和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等存在多样性。为此，本文将从评价指标、研究方法、绩效水平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为国家和企业制定合理的绿色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等提供理论参考。最后，本文探讨了绿色创新领域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二、绿色创新的相关概念

与传统的创新相比，绿色创新更加强调生态性，提出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管理的新要求[3]。在目标导向上，绿色创新是为了节约资源和原材料、减少废弃物排放以及防止生态污染。可见绿色创新的理念要求企业不能一味追求经济绩效的最大化，还应该自觉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降低经济发展的外部负效应。从过程维度来看，绿色创新活动贯穿于整个创新系统的每一个环节，从绿色技术新概念的产生、绿色技术开发到绿色产品的商业化等等，绿色创新是采用现代科技进行企业产品和工艺绿色化的一系列创新子过程的总称[4][5]。产品的市场化是整个生产系统活动的目标，为实现产品市场化、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企业需要在组织构架、管理方式、商业模式以及营销手段等方面实现非技术创新。因此，综合现有文献来看，绿色创新是指在产品开发、制造、组织管理以及营销的全过程中，研究开发新技术、新思想、新政策，以便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并且帮助企业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以增加经济效益的创新活动总称。绿色创新也可称为生态创新、可持续创新和环境创新等[6]，它们彼此虽有些许差异，但都是基于环境改善而一脉相承的。

大量学者从影响效果角度分析了绿色创新绩效的概念及表现形式，如王郁蓉（2012）认为除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外，绿色创新绩效的评价还应该考虑企业的人才设备利用及资产流通等情况，从而体现绿色创新绩效对节约企业内部生产要素成本和提高其利用效率方面的有利影响[7]。陈劲等（2013）也强调了创新绩效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如资源搜寻成本降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创新知识积累、创新产品差异化与异质性竞争力的提高等等[8]。Anthony（2009）等将环境创新绩效分为间接绩效、直接绩效和知识产出水平[9]。间接绩效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提高，直接绩效主要由绿色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创新项目数等来反映，而知识产出则包括绿色专利数、专著数等。以上学者在概括绿色创新绩效时更多强调创新活动对企业内部产出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更适合用于描述传统创新绩效。而绿色创新活动是指开发或采用新技术使企业经济和社会价值增值的过程，绿色创新绩效不仅包含经济绩效，还包含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因此也有部分学者围绕以上三N维度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定义展开论述，但是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不同。华振（2011）[10]和毕克新（2013）[11]认为经济绩效体现了创新活动创造的经济利润，它可从绿色新产品产值以及污染治理成本等方面来反映；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则分别反映了绿色创新活动对社会科技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这两种绩效的提高能促进绿色创新知识的积累、就业岗位的增加以及污染和能耗的降低。李翠锦（2007）则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她指出环境绩效是产生经济绩效的前提，经济绩效为社会绩效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12]。此外，朱建峰（2015）[5]和余慧敏（2015）[13]等也描述了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与华振和毕克新等的介绍基本一致。前两者并没有从绿色创新绩效中提取出社会绩效的概念，这种“二元”分类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从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关系上看，前者的增加会促进政府税收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升福利水平和国民幸福指数。本文认为相比较而言，“三元”分类能使绿色创新绩效的测评结果更加细致准确。上述学者从绩效分解的角度分别阐述了经济、环境及社会绩效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为后续研究中创新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

从绩效测量的角度来看，创新绩效又可分为绝对结果绩效和相对效率绩效[14]，结果绩效通常采用单一产出指标或综合产出指标进行衡量，也有学者从创新全过程等多角度对绿色创新结果绩效进行综合评价。效率绩效则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体现在资源有限情况下企业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测量企业实际产出与生产前沿面产出的差距，反映单位绿色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贡献程度[15]。综上，绿色创新绩效测评主要从综合评价和效率评价两个方面展开。

在全球面临产能过剩，各国急需争夺国际市场的背景下，本国企业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取有利地位，在生产技术上摆脱对别国的依赖。但是一味地强调创新投入、技术研发而不考虑经济生产的环境成本，最终将会阻碍一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实现技术创新的绿色化势在必行，同时还需对绿色创新的成果进行评价，以便检验创新投入、资源分配和宏观政策的合理性。本文将围绕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和效率评价两方面进行文献综述，试图总结出目前学术界在绿色创新绩效研究领域的已有成果，并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可行的前进方向。

三、绿色创新绩效的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创新绩效的综合评价主要从多层次和全面性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揭示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绿色化程度，有利于组织找出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从宏观上制定创新管理政策[16]，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持续竞争力[17]。

从现有文献来看，投入产出、创新过程以及EES（即economic、environment、society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全面发展是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领域构建指标体系的三大视角，具体见表1。第一，基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绩效的高低反映了一个组织或区域在一定时间内有效输出的大小，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无疑能直观地评价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投入产出比例是否合理，从而帮助企业了解创新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相关信息，以便及时做出调整。在投入方面，经费支出是企业R&D项目得以进行的物质保证，而人力资本则是项目实施的核心力量，此外国家和政府也在通过财政支持和环境规制等政策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因此经费、人员及环境规制等通常构成衡量绿色创新的投入指标[16]。发明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则是常见的创新产出指标，分别反映出了组织的科技研发成果和市场化水平。第二，基于创新过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绿色创新是贯穿生产系统全过程的活动，基于创新过程的研究通常以绿色全程创新思想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指标体系涵盖绿色创新过程的方方面面，便于测量从研发、生产制造、组织管理到营销全过程的绩效水平。如隋俊（2015）在研究中采用专利授权数增长率、新产品占产品总量的比重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率来分别衡量绿色研发、制造和营销绩效[18]。第三，基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全面发展的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传统科技创新不同，绿色创新强调组织在获取经济绩效（E）的同时还应保证环境绩效（E）和社会绩效（S）的提高，EES全面发展视角的研究则体现了上述三种绩效协同发展的理念[11]。通常情况下， 经济绩效多由新产品总数、新产品产值等指标来反映，三废综合利用率、碳排放强度可被用于衡量环境绩效，而社会绩效的提高则反映在劳动生产率、就业岗位数的增加等方面。

基于上述三种视角构建的指标体系可能会存在指标交叉出现的情况，但是它们均有各自的侧重点，如投入产出视角关注的是企业创新的原始投入、中间投入以及最终产出，创新过程视角侧重根据价值链原则[20]对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利于深入分析创新的每一个子阶段，而EES全面发展视角则从宏观上指明了绿色创新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上述三种研究视角虽然从不同的理论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但是指标总体上可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创新投入指标，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和教育培训投入等；二是创新产出指标，包括绿色专利授权数增长率、绿色新产品等在内的期望产出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单位GDP能耗等非期望产出；三是创新环境指标，包含科研机构数、科研机构人员数、三废综合利用率等。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在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领域，学者们多采用多指标和综合指标原则，避免了单一指标分析不够全面的缺陷。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以下三种不利情况：一是增加操作复杂性和误差出现的概率，二是指标数量过多会在操作方法上导致决策单元之间的绩效差距缩小，从而偏离实际情况，三是容易导致核心指标数量过小，外在指标数量过大，从而使评价结果失去意义。因此如何针对各行各业制定相对统一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以及构建更加简捷全面的指标体系是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评价方法

在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方法方面，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粒子群优化算法等，经常被学者们采用，详情见表2。

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涉及多种投入产出指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能解决多层次复杂化的问题。多级评价模型能对各级指标进行分解，并根据指标对绿色创新绩效的贡献程度，赋予其不同的权重，最终形成完整的模糊评价模型[21]。但是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计算结果是否准确，将取决于所选指标及权重分配的合理性。该方法一方面主观性较强，易受专家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绿色创新绩效评价通常涉及数十个决策单元和评价指标，指标集过大会降低各指标之间的差异分辨率，从而导致权重分配存在偏误，因此模糊综合评价更适用于分辨几种计划或方案的优劣，如投标方案、旅游景点选择等。

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依托科学的计量软件进行，能够根据样本数据客观地构造各指标的权重[7][10]，并且这两种方法能够对样本数据中覆盖的信息进行归类，在减少操作复杂性的同时降低信息重复的影响，因此在测量绿色创新绩效时存在优势。但绿色创新绩效测评的目标是为了找出投入或产出无效率的因素，需要对创新过程进行分解，而主成分或因子分析只能初步完成绿色创新绩效的测量，想要找出影响创新各环节的因素还需另寻他法。

投影寻踪模型是一种用于处理高维数据的统计方法，它通过寻找能够反映原始数据特质的最佳投影方向来实现数据降维，最终实现在低维空间处理高维数据的目的。绿色创新绩效评价往往涉及多方面的投入和产出指标数据，投影寻踪模型能够对各种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得出投入或产出的综合水平[11]。该方法能够与随机前沿分析（SFA）结合起来使用，首先使用投影寻踪将待评估的产出指标数据降低为一维的最优综合水平，再利用SFA对多投入单产出的数据进行评价。但是，该方法投影出的最优化一维结果能否反映全局最优解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若投影方向并不能反映最优解，则会导致绩效评估结果出现偏差。BP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与投影寻踪模型似，也是通过寻求最优解来处理多因素和非线性的原始数据，而且同样存在投影方向可能并非最优结果的问题。在资源短缺、能源消耗快的背景下，研究企业或区域之间的绿色创新绩效差距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资源分配、财政支出等宏观政策，因此绩效评估的结果是否精确直接关系到政策制定的合理性，若存在偏差将会导致资源冗余或投资不足等极端情况的出现，因此以上三种方法均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苏越良等人（2009）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对BP神经网络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的模型通过迭代方式寻找最优解，同时具备了局部搜寻和全局搜寻优势，测量结果更加精确，但是迭代过程较为复杂[22]。李菽林（2013）提出的支持向量机算法则同时解决了非线性、主观性、收敛速度慢、局部陷入最小值、过程复杂等问题[23]。

总而言之，以上方法各具特色，均有其优势和不足，但是本文认为模糊综合评价和因子分析等方法相对简单，而投影寻踪模型、粒子群优化算法以及支持向量机等在结果评价方面更具科学性、复杂性和可靠性，在大数据环境下具有数据挖掘优势，能使绿色创新绩效综合评价结果更加稳健。

四、绿色创新绩效的效率评价

绿色创新效率是绩效评价的另一重要部分，它主要是从投入产出角度对绿色创新绩效进行定量分析，目前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下面，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效率评价方法两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一）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或技术创新只考虑产出大小，忽略了资源、经费、人员等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是指在考虑环境污染的前提下，计算组织进行创新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反映了单位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贡献程度[24]。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组织减少投入冗余、提高创新资源分配效率[25]，加快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

创新不仅带来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期望产出，还会产生污染排放等非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数量越少，越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因其与创新效率呈负向关系，所以处理方式较期望产出有所不同，研究中大多将其作为投入或取其倒数作为产出处理[26]，指标体系见表3。

第一，投入指标。人力、财力和物力是绿色创新生产过程中必备的基本要素。人力要素通常用R&D人员投入以及R&D人员全时当量等指标来衡量[27]。财力要素的常用指标一般为R&D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及新产品开发经费[28]等。由于绿色创新活动具有时滞性，曹霞（2015）等将研发资本存量纳入到财力要素中[29]。仪器和设备是创新活动的载体，其中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仪器和设备原价等指标在衡量物力投入方面具有代表性。除以上三个方面外，考虑到绿色创新旨在降低污染和能耗，能源消耗量以及企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等能源投入指标也常被用来衡量绿色创新投入[30]。现有文献在选取人力和财力指标时通常有两种倾向，一是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支出，二是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和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上述两种选择的区别进行探讨。企业R&D活动和科技活动的范围如何界定？关于两者的统计口径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虽然冯志军（2016）[26]提出R&D活动对资源质量要求较高，而科技活动指标数据的数量较大，但是鲜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该如何根据决策单元的特点来进行选择。同样，物力投入中的先进设备指标该如何界定、不同行业的物力指标选择标准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期望产出指标。该指标的选取分为两阶段，一是技术开发阶段的专利申请数、技术市场交易额、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通常选取发明专利申请数，因为相较于另外两项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言，发明专利更能反映创新成果的技术含量和市场认可度[26]；二是成果转化阶段的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综合能耗产出率等，前两者分别反映创新给企业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后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能源利用水平，即环境效益。创新不仅能够产生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对企业以往产品和工艺的改进也有益处，因此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增加了工业总产值等指标[31]，刘海鹰则在研究中引入了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等相对指标[32]。官建成（2004）[17]则指出，不同行业的创新产品数存在较大差异（如石油行业和运输服务业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若直接采用创新产品数作为产出指标会使评价结果失去意义，因此应尽量采用相对指标，如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等。

第三，非期望产出指标。传统的创新效率评价只考虑经济效益，忽略技术创新对环境的影响。绿色创新则需要综合考虑创新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引入非期望产出来评价创新的环境友好程度。环境污染指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碳排放量等是学者们引用较多的非期望产出指标。孔晓妮等人（2015）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工业用水总量等指标[33]。现实中，由于企业异质性，不同行业企业（如煤炭、钢铁与养殖业）产生的污染物也不同，因此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还需进行区分。

（二）效率评价方法

效率评价主要以随机前沿分析（SFA）、数据包络分析（DEA）以及因子分析定权法等为主[34][35]。目前，在绿色创新效率评价领域SFA和DEA方法被应用得较多，两者均是通过构造生产前沿面，利用距离函数测量决策单元（DMU）之间的相对有效性，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需要设定生产函数形式[36]。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方法及特征见表4。

随机前沿分析是参数分析的一种，能够解决多投入单产出的效率测度问题，需要根据投入产出数据特征提前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将误差项分为随机误差项（价格等）和技术无效率项（影响因素），既能分解创新无效率的影响因素，又能考虑随机误差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只能测量单一产出，在应用上受限，一般是通过替换产出指标，利用多角度测算效率值的方法开展研究。代表性文献包括肖文（2014）[35]、章成帅（2016）[36]和苗成林等（2016）[37]。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线性规划理论为基础，解决多投入多产出效率问题的一种非参数方法，它不需要事先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直接根据样本数据构建生产前沿面[14]，从而避免了因生产函数形式设置不当而导致的效率测算结果失效问题的发生。

早期的绿色创新效率研究多运用传统的DEA（CCR或BCC）、DEA-SBM[30]以及DEA-Malmquist指数法[38]，虽然解决了投入产出松弛量和非期望产出的问题，但是只能区分有效单元和无效单元之间的效率差异。王惠（2016）在研究高技术产I绿色创新效率时采用了SUPER-SBM模型，该模型在DEA-SBM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能够对效率值均为1的决策单元进行区分比较[34]。另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和科技水平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分析外部环境对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十分必要。经过改进的DEA-SBM四阶段模型则恰好可用以分析政府环境保护力度、经济发达程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过，四阶段模型忽略了随机误差的影响，DEA三阶段与之相比在效率分解（外部环境、随机误差、内部管理）上更具优势[39]。在探寻创新无效率因素的方法中，有一种DEA-RAM模型，其侧重从投入产出无效率的角度分析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低下的原因[40][41]。

还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创新价值链和网络DEA模型对效率进行分解和测算，将绿色创新活动看作由多个相关的内部子过程组成，各子过程的效率均对整体效率产生影响[42][43][44]。Guan和Chen（2010）将创新活动分为上游研发和下游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构建两阶段网络DEA模型对中国各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与分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并检验企业资金等因素对效率的影响[45]。类似的研究还包括Inge（2012）[46]等。基于此，肖仁桥（2014）运用关联型网络DEA模型对2003―2010年我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整体和分阶段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中国各省份在两阶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损失[47]，类似的研究还包括陈凯华（2013）[48]。由此可知，若将技术创新活动看作整体进行处理，往往具有片面性。子阶段的效率分解使得研究结果进一步细化，可发现各地区企业不同阶段效率低下的具体环节，有利于针对性政策建议的生成。但分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文献并不多见，且在效率分解科学性以及影响因素系统分析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DEA及其相关的拓展方法为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但是DEA方法的原理是通过挖掘最优前沿来评价其他DMU的相对效率，属于自评思想，忽略了DMU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从而导致DEA存在权重限制过于宽松的问题，因此将博弈DEA（考虑DMU之间的互相影响）理论引入绿色创新效率评价领域十分必要[49][50]。除了DMU之间具有博弈关系之外，其内部创新子阶段之间也存在某种主从关系，即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对DMU的相对重要性会根据行业特点而发生变化，产品导向型的DMU可能会更看重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而技术导向型的DMU则相反，因此将博弈DEA与价值链创新相结合在未来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五、绿色创新绩效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绿色创新绩效水平特征

近期研究大多从相对效率角度评估我国各地区（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也有少数学者，如毕克新（2013）[11] 从综合评价角度进行测算，绿色创新绩效代表性文献及主要结论见表5。

由表5可知，目前我国各地区（行业）的绿色创新绩效总体上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各地区效率差距较大，整体上表现为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江苏、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其较强的创新规模实力以及较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绿色创新绩效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而中西部地区绩效水平虽然低于东部，但根据后发优势理论[11] ，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可以借鉴、学习发达国家或东部地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创新资源领域进行合理的时间和空间布局，选择合适路径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二是部分地区或行业的纯技术效率不高，能源消耗、引进国外技术等措施仍然是主要的发展方式[44]，有待改进。此外，以污染高、能耗高的重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抑制了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提高，应引导企业由“减排”型绿色创新模式向“节能”型模式转变[36]。三是从分阶段绩效的角度来看，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的效率均不高，且地区之间存在科技经济环境发展不协调的状况[51]。东部地区科技实力强、市场和创新环境良好，在科技成果转化成市场价值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但是其科技研发效率仍有待于M一步提升，需合理安排要素投入比例，实现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西部地区则正好相反，由于市场机制等因素的限制，其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

（二）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驱动因素展开了论述。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依赖制度理论、市场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资源观理论。根据制度理论，政府环境政策包括政策规制和政策支持两个部分，以上两者均会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但是需要依据企业绿色创新的发展阶段来制定具体的政策组合。有研究表明，虽然规制压力会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管理，但在绿色创新活动开展初期会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从而导致经济绩效降低，此时辅之以合理的政策支持（财政拨款、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才能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38]。而当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进入成熟期之后，企业绿色理念增强、研发积累增多，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会抵消企业内部资金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52]，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53]。除了资金支持之外，政府还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高质量发展，为企业孕育创新人才、输入先进技术。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并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为企业实施创新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基于市场理论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创新活动的资金有可能来自于外部金融机构的风险投资基金，与政府资助不同，金融机构通常会投资规模大、创新实力好的企业。而这类企业即使在没有金融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凭借其自身优势完成创新，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支持资源并没能够分配到真正对外部资金有需求的中小企业中去，因此政府需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将贷款资源投向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技术创新型企业[68]；第二，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会受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对绿色需求的影响[54]。上游供应商的绿色供应会在源头上对企业的生产提出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下游顾客对健康的需求同样会促使企业增加对绿色产品的提供；第三，从能源和产业结构角度来看，能源消耗量和以“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制约着我国部分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研究表明，适当提高能源的市场价格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能源需求，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使环境与经济发展逐渐相协调[55]。开放式创新、集聚经济和资源观理论则强调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56]。企业与顾客、供应商等合作伙伴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将更利于企业创新资源及管理技巧的获取[57]。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研究也证明实现开放、合作和共享的创新模式、促进创新价值链之间的技术扩散和环境合作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关系资本和创新效率[58][59]。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商投资却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外商进入能帮助本土企业吸收更多的绿色技术[60]，但有研究表明存在本国企业成为外商“污染避难所”的可能[61][62]，分析外资进入是否对本地区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将有利于政府制定相应引资政策。

在内部驱动因素方面，企业伦理、内部人员素质、知识存量、技术水平、研发投入以及内部管理水平等因素构成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基础。企业环境伦理的高低体现了企业对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它通过企业家精神、企业责任和环境承诺等方面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其中主动追求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为社会服务的企业责任会促进绿色创新动力的形成[63]，而环境承诺则会通过绿色适应能力的部分中介作用，提高企业遵守环境法规的能力[64]。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要素，高水平的员工素质将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R&D项目活跃度的提高。绿色知识存量对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水平却并不会直接促成创新绩效的提高，而是，需要通过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完善技术市场交易环境等措施来实现从技术研发到创新绩效的转化[65][66]。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程度能显著提高其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包括研发资金投入、R&D项目投入、人员教育投入、治理环境污染投入等。但需注意的是，研发投入强度需与企业规模相匹配。当企业处于中小规模时，由于资金、资源等方面的限制，研发成本过高容易导致绿色创新活动出现中断，因此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应该注重投入产出比例的优化，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投入冗余。最后，企业内部的绿色环境管理系统也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水平[67]。

综上，目前对于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外部环境因素[68]，对企业内部驱动因素的研究不够深入，且哪种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效果更为明显，还有待验证。同时，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也比较缺乏，比如政府的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环境伦理的提高等。

六、总结和研究展望

本文从指标、研究方法、水平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绿色创新绩效展开了系统的综述和评析，通过总结发现：（1）当前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工业（或制造业）等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企业，对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农业的研究较少，区域和省际的对比研究较多，国家、行业和企业间的对比研究偏少。（2）没有针对不同行业构建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传统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无论在生产流程、资源需求还是在污染排放等方面都存在差别。（3）对绿色创新整体效率的研究较多，对分阶段的效率研究则偏少，而研究发现我国区域企业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整体效率的高低并不能真实反映创新子阶段的效率，需要增加对高校科研、企业内部研发以及成果市场化等阶段的研究，有效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联结。（4）对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较多，企业内部因素的研究偏少，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尚未得到重视。

我国目前对于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1）明确绿色创新的内涵，有差别地制定特定行业、不同区域绿色创新绩效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2）开展对现代农业、高技术服务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评估研究，使绿色思想覆盖我国整个经济生产系统。（3）基于全球视角，分析我国与发达、发展中国家之间绿色创新绩效差距，特别是特定领域（如汽车产业等）的国际比较，寻找创新效提升的具体路径。（4）从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内部驱动等角度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5）从分阶段角度和绿色供应链视角开展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为更为细化的创新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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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7

农业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产业，现代社会中，农业对人类生活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农业发展也在日益深化。进入现代化农业即“石油农业”时代后，农业生产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效应，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农业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的日益冲突引起各界专家学者的关注。为了保持农业永久耕种，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维护人类健康安全和呵护地球永续发展，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农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生态农业的概念孕育而出。1991年，国际粮农组织在荷兰召开“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大会并发表《登博茨宣言》，提出生态农业的共同发展纲领，近年来，针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农业生态补偿等诸多问题的绿色管理逐渐成为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环境管理和创新管理的研究热点，围绕生态农业与绿色管理的应用，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生态农业与绿色管理的内涵

中国的生态农业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来的。尽管不同阶段人们对中国生态农业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在农业中引入生态效益目标和在农业实践中自觉运用生态学原理方面却是一致的。综合国内学者阐述，我国的生态农业可定义为“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把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与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有机结合，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新型农业综合体系”。生态农业是一个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将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全面综合在一起，实现自然资源的能量多级利用，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它同时能将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形成大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综合发展模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绿色”一词，是指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绿色”的抽象规定性，即节约、再利用、再循环。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特点来看，尤其是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使得由一种有机物排泄出来的废物都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作食物而吸收，充分体现了对资源的“经济性”再利用。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开放的闭路循环系统，其中的自养者、草食者、肉食者、腐生者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实现着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绿色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企业界对环境管理的关注。有关环境管理（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的研究表明，通过实施环境管理的“最佳实践”活动，企业可以显著降低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绿色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展，不同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赋予绿色管理丰富的内涵。今天的绿色管理已经从环境管理扩展到了绿色技术、生态环境响应、绿色公司治理、企业的环境责任、环境利益相关者等诸多方面。研究视角也从演化适应延伸到资源基础观、生态响应、制度以及利益相关者等诸多理论。目前，人们对绿色管理普遍定义为以追求人类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多种多样的绿色技术为手段，逐步降低人类给予大自然的环境承载负荷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管理可以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转化为外部经济，通过对从设计、原材料采购、加工生产、销售、消费及至消费后产生与排放的废弃物、毒物的数量及质量的控制，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激励等全部活动。

二、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绿色管理的研究范畴

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绿色管理研究范畴的界定是正确规划和发展生态农业产业的前提，农业中的绿色管理要求农业发展要遵循生态规律，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在物质和能量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使农业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经济活动的绿色化转向。研究农业的绿色管理就是将“绿色”要求纳入农业发展的内生变量中，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无污染、无公害、无损害于子孙后代的“三无标准”，达到有利用于人类、生态和自然平衡，有利于资源永续利用和有利于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长远目标。从社会化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绿色管理应涉及到产前研究、产中研究和产后研究范畴，以及这些研究范畴中的管理与服务等内容。

绿色管理的研究范畴应重点体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绿色技术管理创新。从农产品生产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业生产模式进行选择和管理，研究最能体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生态生产经济协调型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是绿色管理的重点。绿色技术创新也是农业绿色管理研究范畴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技术创新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综观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发现大多数农业技术创新只是从单项工程技术层面或经济效益层面上来研究技术创新的，而从生态经济层面研究所见甚少。因此，要实现常规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向，不仅要追求技术创新的工具效率，而且要将农业技术创新活动自觉地融入自然生态循环的系统中，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低成本化和公益化。除此之外，如何适度开发与节约农业生态资源、治理土壤退化和实现农业生态经济一体化产业集也是农业绿色管理研究范畴的重点。

三、生态农业产业化中绿色管理的方法

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实现的必然途径，而高效合理的组织与管理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科学的管理理念、工具和方法是实现绿色农业的基本手段。

（1）生态农业系统分析方法。生态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应具有开放性、持续性、高效性和标准化的系统功能，通过系统分析，能更好地确定问题的本质和起因，找出各种可行的管理方案。生态农业系统的分析方法立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分析技术，将大量采用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对生态农业进行系统设计、运行管理、故障诊断等日常管理。生态农业系统分析方法研究重点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管理系统工程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具体运用，主要包括生态农业系统特征分析方法（如系统模拟技术，系统可靠技术，系统评价技术）、生态农业系统逻辑分析方法（如确定性分析技术，随机分析技术，结果预测技术）和生态农业系统工程技术方法(如工程管理技术，系统优化技术，系统开发技术)等。

（2）生态农业生产规划管理。生态农业生产规划管理应从规划区基本情况、所规划产业的发展情况、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市场现状与前景分析、规划的总体方案（包括规划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内容与布局）、单项内容规划、投资估算、效益分析、风险分析、运行管理和政策措施等方面来研究。在进行生态农业规划时，首先要以新观念定位生态农业，不断挖掘传统农业资源（产品）的新功效、新用途，加强对农业资源（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和加工增值，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施去提高农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设计。其次，以新机制运营生态农业，通过建立具有明晰产权以法人为中心的生态农业产业运营管理模式，逐步形成规范、有序、高效的决策机制。再次，以新设施装备绿色农业，除了包括常规的保护性设施（钢架大棚、温室、太阳能温室）和节水设施（喷灌、滴灌及供排水管道、水处理设备）外，还应包括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监控设施（温度、湿度、养分、光照、病虫害控制系统）、优良品种培育设施、农产品质量检测监控设施、生态环境监控设施和园艺游乐设施等。最后，以新技术升华生态农业，引进与开发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和储运的相关技术、生态农业良性循环技术和新品种研发技术等。

（3）生态农业模式设计方法。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是生态农业的实质和核心，研究生态农业模式的设计方法，就是要探讨如何应时、应地来进行科学决策，选择特定时空条件下最优的发展模式。在对生态农业设计管理的过程中，应遵循“三个确保、一个提高”（即确保农产品质量、确保生态安全、确保资源安全，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的原则，通过科学的设计程序进行可行模式方案选定、评价、实施和反馈管理，并为保证模式设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率，还必须正确掌握和运用模式设计技术，例如基于德尔菲法的专家评估技术，博弈决策技术等。

（4）生态农业绩效评价方法。生态农业绩效评价是对一个复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多个指标信息，应用定量定性方法，包括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和提炼，以求得其优劣等级的一种评价方法。评价的目的是发现问题、排出优劣次序、设立标杆。在收集一个高质量、内容丰富的信息源的基础上，根据评价目的选择适当的评价指标，结合实践需要，确定各单个指标的评价等级及其界限，再选择正确有效的评价方法。生态农业绩效评价的指标分为确定性指标和非确定性指标，根据指标选择正确的评价方法，对多维度、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评价一个生态农业系统，综合评价生态农业的绩效有重要作用。

（5）生态农业农产品质量管理方法。生态农业的发展应以优化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的，围绕高效农业技术、品牌特色资源和农产品安全质量，制订符合生态农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生产覆盖率。通过产品质量等级、定量包装、计量、包装标识、商品条码等手段，加强流通领域的生态农产品标准化管理，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工作，确保上市绿色农产品质量达到无公害标准。通过建立绿色农产品质量体系把农产品的末端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结合起来，还包括探索建立与国际质量标准接轨的绿色农业质量标准体系、绿色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体系、绿色农产品质量认证评价体系、绿色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绿色管理研究对于发展生态农业，解决现代农业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有着重要意义。而未来在农业发展中对绿色管理的研究，可从市场经济转型下的制度环境深入研究绿色管理与绿色效益、经济效益的共生关系；绿色管理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企业提供了全新的市场机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绿色产业，也创造了创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绿色管理问题也给企业提出了挑战。把绿色管理研究拓展到农业产业化生产的每个生产阶段，为引导生态农业建设和绿色创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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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8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111-07

对环境保护问题关注的与日俱增已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通过改进环境绩效以遵循环境管制、满足客户对环境的关注、减轻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来提高竞争力。中国长期以来沿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尤为突出，2008年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影响更是清晰的暴露了传统增长方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弊端，而强调发展绿色经济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再一次显示了未来经济发展走绿色、可持续道路的必然性。面对环境保护的约束，广大工业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路径选择成为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根据波特提出的理论，政府环境管制通过激发企业创新而带来经济效益，在我国现阶段的政策、市场下，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是否有效?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提高是否有积极作用?绿色创新活动能否成为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桥梁”?本文试图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的视角来分析环保约束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提供依据。

1　理论模型构建

1.1　相关文献回顾

对企业因环境保护而带来的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很多学者所研究的热点。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保护和绩效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这类观点或是认为环境保护只能增加成本、占有生产资金，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 Porter教授和Porte与Vander kinde提出了有创造性的“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Porter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达到“双赢”。波特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例如Gray和sha~g4an对美国的纸浆与造纸、石油提炼和炼钢业的研究发现，反映规制严格程度的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与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提高环境绩效并未给企业带来足以弥补遵循成本的收益；然而很多经济学家接受并论证了这一观点，如B C Bonifant，M BAmold和F J Long提出通过创新，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两方的争论一直没有达成共识，Jaffe，Peterson，Ponney，和Stavins在回顾超过100篇研究文献后，发现几乎一半的研究发现环境保护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而另一半发现有消极作用或是没有影响，这似乎使得研究陷入了混淆中。

出现这种研究现状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把关注的焦点过多的集中在环境保护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成本负担上，对于环境保护所可能激发的企业创新的作用缺乏更多深入的探讨。Porter提出环境管制通过激发创新而产生经济收益，而在“波特假设”的研究文献中，对企业在环境方面所采取的创新策略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绩效“双赢”的中介这一重要思路的研究论证相对较少，对质疑者提出“即使环境保护能推动新技术的采用，但是新技术是否能弥补以前的投资或是在环保标准上升以后是否还能增加企业收益还未可知”没有给与有效的回答。

Xepadeas和Zeeuw论证了在合理的情境下，环境保护激发的创新也许能减轻甚至完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Ursula Tr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以德国慕尼黑地区汽车工业为案例验证了环境管制压力下推动的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转行期、制度环境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所带来的环保压力对企业绩效的有何影响?环保压力能否激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否为企业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对于指导全球绿色化经济、科学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企业主动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路径选择以及建立绿色创新战略，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环保压力能否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在本研究中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除了直接的政府环境政策造成的推动力外，还包括来自绿色市场的拉动力，把这两种力作为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二是绿色创新策略能否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目前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倾向于直接验证环保压力对企业竞争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绿色创新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构建模型来检验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否有中介作用，以验证“双赢”的实现路径，确认绿色创新的重要地位。

1.2　理论假设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设计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模型设计涉及两个部分的路径：一是解释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分析企业绿色创新本身受外部环保压力的驱动。

1.2.1　环保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

(1)环境政策推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假设认为，企业主动采取环境防治措施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是存在政府政策约束。因为在没有政府规制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单个企业没有主动进行污染治理的动力，企业宁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收益与竞争优势。根据这一理论，企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环保压力而进行污染治理的初始驱动力在于政府的环境经济政策。Brunnermeier和Cohen对美国146个制造业的分析表明，环境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许庆瑞通过对江浙50余家企业62项环境技术逐一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府政策法令的强制是企业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黄德春和刘志彪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有正向推动作用。

(2)绿色市场拉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对环保压力的响应与市场机制本身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当绿色

渗入竞争格局，消费者、供应商、其它竞争企业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利益相关者对绿色的选择和重视，将推动企业为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适应市场需求、得到获得更大利润的机会而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如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因此，市场的力量是企业绿色创新最有力的拉动。YousefEiadat，Aidan KeHy，等论证了企业进行环境方面的创新与受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压力有关；Ursula Tf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也分析了绿色创新受消费者压力驱动。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绿色市场的拉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

1.2.2　企业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

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公认，而在此基础上扩展出的旨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也应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可能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绿色创新鼓励资源的合理使用，减少浪费，从而带来“资源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绿色创新带来的新的发展思路，引导企业通过新的方法节能降耗中获益，改变传统只从回收“三废”排放物中的有用物作为副产品获取经济效益的单一途径；第三，绿色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的“技术补偿”效应，有助于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的影响或实现生产的“x-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1.2.3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

波特假说与传统理论相比创新就在于他强调政府环境管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问接的，必须通过刺激企业采取环境创新策略才能达到，这种间接影响的观点事实上就是认为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当企业把绿色放进整个改善生产力的流程中，通过创新的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带来的资源生产力的改善和提供绿色产品带来的溢价效果，抵消或超越因改善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就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Yousef Eiadat，Aidan Kelly，等以约旦化工行业企业为案例，对企业环境创新战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了企业环境创新战略是一定外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H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通过变环保压力为创新动力，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出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　量表设计

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搜索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设计了各个变量的测量问卷，需要测量的变量包括：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绿色市场、企业绩效。绿色创新按照创新活动涉及的不同方面设计，初始测量条款设计了包括四个方面共13项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设计了3个财务指标和2个定性指标。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设计，对每一个问题根据实施情况与效果设计了5个等级。

初始量表设计完成后首先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测评调整，将调查问卷发放给了10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回收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正。第二步进行了小样本预调查，在南京选择了5家企业(本研究预计调查的企业中选择)发放问卷进行与调查，根据回收的问卷数据分析对量表进行进一步修改。经过指标的删除和归并后，得到如下表1所示的量表。其中技术创新、生产创新、营销创新三个方面设计，共计11个测量指标；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指标选择了3项财务指标。

2.2　数据收集分析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样本选定在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是国家生产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既兼顾了重污染行业的代表性，又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确保问卷的回收和调查内容的准确，问卷发放和回收均采用现场发放和回收。在调查前首先对调查者详细说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内容以及各个变量测量项目的含义。考虑可操作性，选择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为调查问卷发放地，因此研究对象样本就锁定在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鉴于问卷中涉及一些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较专业的问题，问卷要求由被调查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填写。

问卷发放250份，收回242份，按是否缺漏和是否认真填写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为230份。苏南地区企业为84家，苏中地区为35家，苏北地区为30家，行业涉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其中化学化工行业样本占38.69％，机械、电气、电子设备行业占20.86％、金属非金属行业占8.26％，其它等制造占32.45％。从调查企业性质看，国营、集体样本占35.65％，民营、私营样本占30.43％，合资、外资33.92％。从企业资本规模看，资本额在1亿以上的企业约占31％，1000万以下的企业占15.72％，其余企业在1000万～1亿元之间。

2.3　量表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问卷使用修正后项总相关系数(c1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Cronbach’s a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计算结果显示问卷项目各部分信度皆在0.7以上，说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每一部分的C1TC和信度分析均大于0.5，都不需要删除。

经过主成分法提取出6个因子，其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为84.06％，表示6个因子很好的反映了样本的信息。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出的因子载负荷矩阵显示，因子分析法的分类结果和本研究预先假设的测量量表分类十分吻合，从而验证了量表的结构效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过程略)。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分成技术、生产、营销这3个活动的要素来测量，据此将假设修正为：

H1a.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b.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c.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a.绿色市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b.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c.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3a.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b.企业绿色生产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c.企业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2.4　结构方程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SEM)，使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模型的验证，对于观察变量指标与潜变量间的关系，验证所设计的变量是否适合进入结构方程；第二步是结构模型评价，验证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潜变量共有6项，分别是环境政策、绿色市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企业绩效，观察变量共有21项(见表1)。

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的适配度检验均参考Bollen的建议：“应该慎重地参考多个不同类型且性质稳定的指数报告多项测量结果，而不能只依赖某一种选择”选择包括x2/df、RMSEA、GFI、AGFI、NFI、IFI、CFI在内的各项指标。

3　结构方程分析

按照前文的设计分两步进行结构方程分析，验证设计的模型并分析潜变量关系，并进行模型的拟合和评价。

3.1　测量模型的验证(验证性因子分析)

所有变量的测量模型如图2所示，观测指标和潜变量之间单箭头上的数字表示因子负荷。通过对整体模型的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别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x2/df=2.109，RMSEA=0.034，GFI=0.911，AGFI=0.906，NFI=0.873，IFI=0.929，CFI=0.903，除NFI指标略低于理想值0.9外，其余指标均优于理想值，测量模型有效。而从测量模式各因子的信度和效度看，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或接近0.7，R2值均大于0.5，因子信度较高，AVE均大于0.5，可视为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3.2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3.2.1　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境与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本研究按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个条件展开分析：第一，中间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外部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二，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第三，因变量对中间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上三步计算结果除第三步中企业绩效对绿色营销创新的回归路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模型、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成立，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基本成立，判断中介作用的条件1、2和3得到证实。(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数据不在此详细列出。)

第四，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回归。在中介模型下，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影响企业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明显下降为不显著，因此，根据判定中介作用的条件：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绿色创新回归，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环保约束的回归系数明显下降甚至减少到不显著水平，说明绿色创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了验证。

3.2.2　模型拟合与比较

在确认绿色创新起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拟合和评价比较。模型1是本研究设计的基础理论模型，结构路径设计为从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到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再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到企业绩效。另外构建2个测试模型，模型2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分别增加一条直接的路径到企业绩效，模型3中删除了基础理论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模型运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三个模型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比较模型3在各项指标方面要略微优于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2；而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3除了在x2/df方面有略微差异外，其他指标方面没有差异，比较模型3剔除了理论模型中1关系不显著的路径，因此略有改善。虽然比较模型3的拟合程度较高，但是并没有改变理论模型的变量间关系结构。此外，比较模型2中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到企业绩效的路径，在P

3.3　假设检验的验证及结果分析

理论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两条影响路径、一个中介作用假设基本得到验证。验证后理论模型见图4。具体来看，除假设Hla和H3c外，其余均得到验证。

(1)环境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总体上看对绿色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环境政策对绿色生产创新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绿色销售创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从这一结果中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国家对企业清洁生产、产品的绿色或环保标准都有了比较严格的强制规范，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和监督，因此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多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而目前的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还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并非所有的环境政策都能刺激技术创新，目前我们国家的环境政策还多以行政命令的“外部约束”为主，缺乏更有效的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的专利保护制度、经济手段、财政手段等“内部激励”，这都可能影响对创新活动的驱动。

(2)绿色市场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绿色市场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绿色营销创新，再次是绿色生产创新。这说明绿色市场的压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要在现在的绿色化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进行创新，创造自己的绿色技术优势，领先一步。而面对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青睐，企业也已基本具备绿色营销的意识，用绿色产品吸引消费者，标新立异。

(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驱动力比较。从总体看，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相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刺激较弱，这也说明市场这一手段是刺激企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而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仍是以行政强制命令为主，缺乏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因此，大部分的企业面对环境政策，仍然是被动应对为主，政府强制的规定则执行，未强制的则避开。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仍要强化环境经济手段的运用，以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与企业绩效。整体来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从创新活动3要素具体分析看，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果最明显，其次为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效果不明显，这似乎与一般认识不同。我们的解释是相对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直接从节能、降耗、节约和循环使用资源上人手提高资源生产力，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效益相比，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有一个被市场接受的过程。同时也说明目前企业受绿色需求驱动，绿色产品的开发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和认同，但是在绿色营销手段的创新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绿色沟通手段或是绿色品牌的树立还有待加强。

4　结论

在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这两类环保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和企业绿色创新对环保约束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的拉动力要强于环境政策的推动力。企业绩效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直接正相关，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最明显。根据这一结论和模型计算结果，可写出本研究的结构方程：

企业绩效=0.34×绿色技术创新+0.33×绿色生产创新+0.07×绿色营销创新+d4(残差)

绿色技术创新=0.13×环境政策+0.43×绿色市场+d1(残差)

绿色生产创新=0.24×环境政策+0.25×绿色市场+d2(残差)

绿色营销创新=0.23×环境政策+0.28×绿色市场+d3(残差)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9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29?05

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在生产中将外部环境污染内部化，缓解甚至消除矛盾，是解决“经济―环境”发展难题的有力工具。目前国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话题的探讨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进行理论阐述，落脚点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会产生什么影响，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却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梳理，并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制定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如Braun & Wield将绿色技术定义为：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1]。Kemp等人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因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艺、技术和产品[2]。根据戴鸿轶等的研究结果，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环境技术创新”，而国内的学者更常用“绿色技术创 新”[3]。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本文将沿用“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术语。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意义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既可以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同时也可以将负的环境效应内部化。从宏观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手段[4]；从微观的企业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是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力途径[5]。

大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经典的波特假说表明环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其配置的低效率，企业不会主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进行环境规制，可以使企业将外在的成本内部化[5]。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的规制手段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如Brunnermeier & Cohen把环境规制分为污染治理控制支出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分别讨论对于美国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控制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很小，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的加强并没有使绿色技术创新得到相应的增加[6]。按照环境规制对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不同约束方式，Paul & Robert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必须达到的环保目标以及采用的技术标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手段过于刚性；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鼓励企业通过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7]。Kathuria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场激励更能通过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环境收益[8]。

尽管环境规制已经被证明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学者提出：现有的工业主流技术对化石能源有高度的依赖性，同时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致使绿色技术创新在传播与扩散上面临着阻碍[9]。因此，众多学者从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学者大多以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两者的互动机制，鲜有考虑其他重要的因素。而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加之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大多文献仅讨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没有细分到绿色技术。本文试图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中国绿色技术的专利数据，先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再利用中国省际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R&D投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相关依据。

二、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

技术创新的衡量有多种标准，如使用专利数据[6]，或者使用R&D的投入强度[10]，其中专利是被广泛应用来说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这是因为专利申请情况通常与新技术的发展一致，并且可以用来追踪技术转移的状况[11]。

基于此，本文采用有关绿色技术的专利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网（http：// /）。使用python软件进行程序设计，搜集了专利检索平台中“绿色技术”类别下的所有专利信息，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时间变化特征

整体上来说，2003―2009年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2003―2005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呈现缓慢波动状态；第二阶段为2006―2009年，专利申请量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从绿色技术创新涵盖的范围来看，图2所示6类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趋势与图1基本保持一致[12]。总体上来说，

2003―2005年，各类绿色技术专利的申请量的波动较小。2006年后，各类绿色技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能量供给线路，其次是轨道车辆和风能。

从绿色技术专利的时间趋势上来看，这同中国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200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宣布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环保局开始着手整顿化工石化等高污染产业，对违法项目的处理从“立即叫停”转变为“限期整改”，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开始实施，能源法律法规群日趋完善。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状况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各个省份的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存在区域失衡的现象。以2009年为例，中国各地区平均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为425项，仅有7个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浙江、辽宁）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申请量最高的省份为广东，高达 1 846件，而最低的海南和宁夏仅为14件，详见图3。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专利申请量仅集聚在几个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和浙江六省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61%；二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东部的平均申请量为958项，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和中部的创新水平较为相似，平均申请量为492项和323项，而西部与其他地区创新水平相差悬殊，平均申请量仅有135项。

从基本现状可以看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区域层面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为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后面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在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R&D投入、外商直接投资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把关注点放在环境规制方面，而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子集，绿色技术创新同样会受到R&D投入、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收集了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缺乏，已剔除）的面板数据，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环境规制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7]。命令―控制型规制是强制性的政策手段，是立法或行政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直接规定污染者污染排放限度和方式的规章制度，企业必须遵循，否则会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处罚。“三同时”是中国独创的环境规制手段，它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有力的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市场激励型规制是鼓励企业通过价格、税收等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它考虑了不同企业的成本差异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较早使用的市场激励规制，也是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指标。本文选取“三同时”执行合格率和单位GDP的排污费分别作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的指标。

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中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相一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经济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本文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规模，来分析它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工业比重较大也是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之一，工业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也是最有可能发挥绿色创新技术最大效用的行业，故本文采用工业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

现有文献对于R&D的投入大多从经费和人员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其中R&D人员是研发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资源，被看作是经济和竞争的关键因素，同时从某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13]。本文选取各地区R&D人员数来衡量R&D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被投资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14]，同时也带来了污染转移。

然而随着清洁发展机制的出现，FDI也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基于此，本文选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征外商投资因素。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造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本文对于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命令―控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有着显著的影响。从不同环境规制的特点来看，命令―控制型规制的“技术强制性”往往使得被约束者不得不使用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手段以达到规定的污染控制标准。虽然这类规制手段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排放标准对追求较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创新刺激并不明显。从回归结果来看，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排污收费等政策工具考虑了企业的减排的成本，利用市场力量有效的配置排污者的减排成本。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持续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去进行最大限度的污染削减。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7?8]。

经济发展水平中经济规模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发达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区位优势明显、资金实力雄厚、科研能力较强，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较高。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比重的增加未表现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十一五”期间，尽管政府对于减排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环境保护计划指标仍没有完成。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对于非清洁能源如煤炭等依赖较大，绿色环保技术在推行中也困难重重，产业的优化升级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较长的时间，并非一蹴而就。

R&D人员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从我国人力资源的分布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集聚着越多的人才，绿色技术创新的水平也越强，这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特征相符合的。R&D人员是进行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资源，赵黎明等学者指出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15]。

FDI对于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根据《中国外资统计》，截止2009年，FDI的资金中50%以上位于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些学者已经发现外商投资会带来“污染转移”，导致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14]。然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CDM项目的推广，丰富了FDI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意义。截止2009年11月，中国注册的CDM项目居世界第一，通过这些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国外先进技术将会促进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分析可见，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作用，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也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工业比重却呈现一定负向影响，R&D人员的投入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FDI的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目前并没有明显作用。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环境规制手段由命令―控制型规制为主逐渐转变为市场激励型规制为主，综合运用这两类规制手段。第二，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要重视工业发展速度同时要注重工业发展质量，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进以及新型工业的技术推进。第三，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合理的研发人员投入是技术创新的保障。第四，合理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积极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在选择外商投资项目时，不能以经济效应为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有目的的选择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小的外商项目。同时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鼓励投资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此外，通过财政、法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正确引导和监管CDM项目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好CDM的机遇，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Braun E， Wield D. Regulation as a means for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1994， 6（3）： 259?272.

[2] Kemp R， Arundel A. Survey indicators for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C]//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Toward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Garmish-Partenkirchen， 2002.

[3] 戴鸿轶， 等. 对环境创新研究的一些评论[J]. 科学学研究，

2009， 27（11）： 1601?1610.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4： 5?14.

[5] Porter， M.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 97?118.

[6] Brunnermeier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5（2）： 278?293.

[7] Paul R P， Robert N S. Pubic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Press， 2002.

[8] Kathuria V. Controlling water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lessons from three successful cas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6（78）： 405?426.

[9] Unruh G. Understanding carbon lock-in [J]. Energy Policy， 2000， 28（12）： 817?830.

[10] 王国印， 王动. 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对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1（1）： 100?112.

[11] Marzal J， Tortajada-Esparza E. Innovation assessmen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 proposal of aesthetic innovation indicators [J]. Scientometrics， 2007， 72（1）： 33?57.

[12] Victor V. A new EPO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J].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012， 34（2）： 106?111.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10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29?05

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在生产中将外部环境污染内部化，缓解甚至消除矛盾，是解决“经济—环境”发展难题的有力工具。目前国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话题的探讨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进行理论阐述，落脚点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会产生什么影响，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却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梳理，并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制定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如braun & wield将绿色技术定义为：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1]。kemp等人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因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艺、技术和产品[2]。根据戴鸿轶等的研究结果，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环境技术创新”，而国内的学者更常用“绿色技术创 新”[3]。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本文将沿用“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术语。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意义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既可以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同时也可以将负的环境效应内部化。从宏观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手段[4]；从微观的企业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是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力途径[5]。

大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经典的波特假说表明环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其配置的低效率，企业不会主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进行环境规制，可以使企业将外在的成本内部化[5]。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的规制手段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如brunnermeier & cohen把环境规制分为污染治理控制支出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分别讨论对于美国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控制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很小，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的加强并没有使绿色技术创新得到相应的增加[6]。按照环境规制对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不同约束方式，paul & robert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必须达到的环保目标以及采用的技术标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手段过于刚性；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鼓励企业通过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7]。kathuria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场激励更能通过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环境收益[8]。

尽管环境规制已经被证明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学者提出：现有的工业主流技术对化石能源有高度的依赖性，同时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致使绿色技术创新在传播与扩散上面临着阻碍[9]。因此，众多学者从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学者大多以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两者的互动机制，鲜有考虑其他重要的因素。而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加之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大多文献仅讨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没有细分到绿色技术。本文试图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中国绿色技术的专利数据，先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再利用中国省际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r&d投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相关依据。

二、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

技术创新的衡量有多种标准，如使用专利数据[6]，或者使用r&d的投入强度[10]，其中专利是被广泛应用来说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这是因为专利申请情况通常与新技术的发展一致，并且可以用来追踪技术转移的状况[11]。

基于此，本文采用有关绿色技术的专利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网（http：// cnipr.com/）。使用python软件进行程序设计，搜集了专利检索平台中“绿色技术”类别下的所有专利信息，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时间变化特征

整体上来说，2003—2009年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2003—2005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呈现缓慢波动状态；第二阶段为2006—2009年，专利申请量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从绿色技术创新涵盖的范围来看，图2所示6类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趋势与图1基本保持一致[12]。总体上来说，

2003—2005年，各类绿色技术专利的申请量的波动较小。2006年后，各类绿色技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能量供给线路，其次是轨道车辆和风能。

从绿色技术专利的时间趋势上来看，这同中国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200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宣布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环保局开始着手整顿化工石化等高污染产业，对违法项目的处理从“立即叫停”转变为“限期整改”，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开始实施，能源法律法规群日趋完善。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状况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各个省份的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存在区域失衡的现象。以2009年为例，中国各地区平均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为425项，仅有7个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浙江、辽宁）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申请量最高的省份为广东，高达 1 846件，而最低的海南和宁夏仅为14件，详见图3。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专利申请量仅集聚在几个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和浙江六省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61%；二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东部的平均申请量为958项，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和中部的创新水平较为相似，平均申请量为492项和323项，而西部与其他地区创新水平相差悬殊，平均申请量仅有135项。

从基本现状可以看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区域层面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为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后面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在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r&d投入、外商直接投资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把关注点放在环境规制方面，而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子集，绿色技术创新同样会受到r&d投入、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收集了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数据缺乏，已剔除）的面板数据，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环境规制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7]。命令—控制型规制是强制性的政策手段，是立法或行政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直接规定污染者污染排放限度和方式的规章制度，企业必须遵循，否则会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处罚。“三同时”是中国独创的环境规制手段，它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有力的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市场激励型规制是鼓励企业通过价格、税收等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它考虑了不同企业的成本差异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较早使用的市场激励规制，也是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指标。本文选取“三同时”执行

合格率和单位gdp的排污费分别作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的指标。

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中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相一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经济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本文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规模，来分析它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工业比重较大也是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之一，工业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也是最有可能发挥绿色创新技术最大效用的行业，故本文采用工业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

现有文献对于r&d的投入大多从经费和人员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其中r&d人员是研发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资源，被看作是经济和竞争的关键因素，同时从某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13]。本文选取各地区r&d人员数来衡量r&d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被投资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14]，同时也带来了污染转移。

然而随着清洁发展机制的出现，fdi也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基于此，本文选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征外商投资因素。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造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本文对于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命令—控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有着显著的影响。从不同环境规制的特点来看，命令—控制型规制的“技术强制性”往往使得被约束者不得不使用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手段以达到规定的污染控制标准。虽然这类规制手段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排放标准对追求较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创新刺激并不明显。从回归结果来看，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排污收费等政策工具考虑了企业的减排的成本，利用市场力量有效的配置排污者的减排成本。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持续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去进行最大限度的污染削减。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7?8]。

经济发展水平中经济规模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发达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区位优势明显、资金实力雄厚、科研能力较强，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较高。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比重的增加未表现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十一五”期间，尽管政府对于减排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环境保护计划指标仍没有完成。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对于非清洁能源如煤炭等依赖较大，绿色环保技术在推行中也困难重重，产业的优化升级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较长的时间，并非一蹴而就。

r&d人员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从我国人力资源的分布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集聚着越多的人才，绿色技术创新的水平也越强，这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特征相符合的。r&d人员是进行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资源，赵黎明等学者指出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15]。

fdi对于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根据《中国外资统计》，截止2009年，fdi的资金中50%以上位于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些学者已经发现外商投资会带来“污染转移”，导致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14]。然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cdm项目的推广，丰富了fdi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意义。截止2009年11月，中国注册的cdm项目居世界第一，通过这些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国外先进技术将会促进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分析可见，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作用，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也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工业比重却呈现一定负向影响，r&d人员的投入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fdi的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目前并没有明显作用。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

，环境规制手段由命令—控制型规制为主逐渐转变为市场激励型规制为主，综合运用这两类规制手段。第二，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要重视工业发展速度同时要注重工业发展质量，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进以及新型工业的技术推进。第三，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合理的研发人员投入是技术创新的保障。第四，合理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积极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在选择外商投资项目时，不能以经济效应为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有目的的选择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小的外商项目。同时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鼓励投资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此外，通过财政、法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正确引导和监管cdm项目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好cdm的机遇，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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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11

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指通过公共财政活动体现的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绿色技术研发、推广、使用等活动进行的资金投入、政策性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奖励以及税费减免等一系列的工作。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财政以利润导向的形式改变创新主体的成本或收益曲线，以谋求宏观主体利益与微观主体利益一致性的活动。具体包含以下的层面：一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改善创新环境，包括软环境（支持鼓励创新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思路的形成，建立有利于创新的集体的合作机制，完善创新支持的法律，提高行政效率、改善人文环境等）和硬环境（提供人才、设备、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持，改善创新条件，提高创新人员的待遇等）的活动。二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反对铺张浪费和、节约资金、预防腐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活动。三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是制定和落实好财政投资、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的活动。四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充分运用激励机制奖励有贡献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活动。

二、辽宁绿色技术创新财政支持的总量分析

2000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总支出为518.0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13.50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60%。2010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总支出达到3 195.8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96%，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为68.90亿元，年均增长17.70%，约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16%。与2000年相比，辽宁省财政科技拨款的增长幅度低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比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1.4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2001—2011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在绝对规模上，2000年辽宁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规模仅落后于广东、山东和江苏，排名全国第四位。到2005年时，则落后于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排名全国第六位。2010年则落后于山东，排名全国第七。辽宁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规模分别为同期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和山东的32.13%、34.10%、38.51%、45.82%、56.75%和81.67%。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分别是34.25%、133.92%、106.35%、106.90%、96.59%和77.75%。由图1和图2可以看到，除辽宁和山东以外，其他省份都存在较大幅度的增长，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比率。在经过十年的发展后，辽宁省在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绝对规模上与上述省份有了或大或小的差距，尤其是已经远远落后于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在相对规模上，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由2000年的2.60%降为2005年的2.32%，再降为2010年的2.16%，而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分别由2000年的3.70%、1.60%、2.60%、2.20%、3.2%和2.80%升为2010年3.96%、6.12%、6.58%、3.06%和3.78%。

三、辽宁绿色技术创新财政支持的构成分析

2007—2009年，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集中在技术研究与开发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两大类。其中技术研究与开发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36%左右，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则有所提高。2009年两者所占比重之和达到76.71%。

2007—2009年，广东和上海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同样主要集中在技术研究与开发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两类。其中，广东省在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37%以上，而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则稳中有升，由2007年的34.80%上升到2009年的46.68%，两项总和从79.60%升为83.96%。上海在技术研究与开发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有大幅上升，由2007年的29.01%上升到2009年的57.52%，而相应的其他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重从2007年的58.91%下降到2009年的32.14%，二者总和从87.92%升为89.66%。

2007年之后的科技拨款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专项科学研究、重大科技工程、高技术研究、重大科研试制、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等方面的支出。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是指用于除以上各项以外的科技方面的支出，包括科技奖励支出、补助给转制为企业科研机构等的支出。这些专项支出对于引导全社会增加科技投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辽宁省与其他两省相比，在这几项占比上相差多达10多个百分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一是在发达省份财政对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规模提升的背景下，辽宁省投入相对不足；二是辽宁省科技三项费用的比例相对高，但基础费投入较少；三是辽宁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结构与其他两省相比，缺乏协调性和灵活性。

（二）政策建议

1.增加财政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应进一步确立绿色技术支出作为经常性支出预算科目的地位，并保持一定的增长比例。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情况把政府收入增长部分用于增加绿色技术预算资金，另一方面要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压缩或削减其他支出来解决绿色技术支出的不足。经常性预算支出的绿色技术投入可以用于绿色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绿色技术的示范和推广、绿色技术教育和培训等。

2.采取多种补贴形式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应当对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调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一是建立绿色技术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为发展绿色技术所必须的基础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补贴；二是采取物价补贴制度。对利用绿色技术生产的绿色产品进行补贴，以提高绿色技术产品产量，带动企业发展绿色技术的积极性；三是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四是对企业采取亏损补贴、税前还贷等方式，加大对绿色技术的补贴力度。

3.设立扶持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专项资金。要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首先，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项目的调研和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评审，考察建设的前期预算，严格把关，确保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次，要加强资金的流向管理，对投入的资金进行跟踪、监察，从项目开始到中期管理，直到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和后期使用，防止挪用、贪污、浪费，做好财务决算。

4.适当运用税收手段。建立和完善地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如允许绿色技术生产设备的加速折旧，允许绿色技术创新的设置支出一次性记入成本；给予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更多的出口退税；对从事绿色技术开发的个人给予所得税优惠等。

参考文献：

[1] 王志，武献华.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中的自主创新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0，（5）.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篇12

一、经济方面对策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给经济带来直接利益，那么，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和税费体制不完善使得绿色技术创新缺乏足够动力，因此要通过健全绿色技术创新资金供给投入体制和加强税费改革、制定税收政策给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激励。

1.健全绿色技术创新资金供给投入体制

要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机制，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机制和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资金支持体系，推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体如下：加大国家公共财政对资源循环利用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门的机构与专项的基金，并开展国际合作，争取国际援助，还要完善风险投资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建立风险资本，放宽民间资金准入限制，降低投资门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民间资金组建民间金融机构。

2.要加强税费改革，制定适合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

将环境税收改革同现行的环境收费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巩固环境税改革的法律基础，也有利于加强税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设置系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实行差别税率，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采取减、免、缓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扩大排污费的征收范围，强化环境资源税的征收力度，拓宽环境要素。

二、技术方面对策

科学技术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定性因素，要减少技术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制约，就要加快理论和科技的发展，健全绿色技术开发与创新服务中心和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1.加快理论和科技的发展，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科学技术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生态文明每一原则的贯彻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也离不开先进的载体一设施、设备的开发和利用。

2.建立绿色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从企业到国家探索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包括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就要求实行由传统GDP向绿色GDP（EDP，绿色国内生产净值）指标体系的转变。其次要建立建立保护环境诚信档案和绿色GDP考核制度。扭转突出考核经济增长指标的偏执，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一起综合考评，把绿色技术创新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列为评价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确保领导责任制落到实处。

三、文化方面的对策

一定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制约着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传播，从健全绿色科技的宣传教育体制和提高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去推进绿色技术创新。

1.要健全绿色科技的宣传教育体制

健全绿色科技的宣传体制和加强绿色教育的力度，比如增加环境保护的透明度，扩大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家家户户。打造一个区域性人才基地。三要在人才引进机制上多创新。从多个渠道聘请和引进人才，特别是青年专业人才，也要加大力度引入。另外，其他部门也要积极协助、配合，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且，又必须要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上，来思考，来决策，来行动。

2.倡导绿色消费 提高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

绿色消费，指的是一种对环境无害，或者只会产生低度危害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的本质和原则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可循环的、综合性消费，不破坏大自然的完整性和原生性。这是全人类消费观念的一场革命。

重点首先在于强化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形成绿色市场。消费者应该养成绿色消费意识，形成绿色市场，可以利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媒介工具，在最大程度上强调这一做法的紧迫性。同时要有针对性的改变公众一贯的错误理念，。

四、法律方面的对策

人是有惰性的，因而由人组成的单位或企业，也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懒惰性，由于责任分散的效应，这种懒惰性甚至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绿色技术创新的进程和应用的顺利推广，就需要一个后推力，或者说外部的强制作用力，法律无疑是这一角色的最佳候选。

1.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体系

具体到排污权交易制度上，就是要为这一制度的实施提供相应的法律规范。令人很是遗憾的是，我国这方面现行的法律法规还是很落后的，急需改进。具体表现在：绿色技术的创新立法应该能够体现责任伦理思想；对现行不合理的环保法律法规进行革新；对相关的法律方面的制度也进行改革，使之有利于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鼓励更多群众的积极加入，通过彼此之间多方面的沟通，使工作的进程得以加快；加强政府干预。这无疑是最有力度，也将最快见效的措施。

2.为成果的交易提供法律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