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合集12篇
世界经济研究篇1
主管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7-6964
国内刊号：31-1048/F
邮发代号：4-544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世界经济研究篇2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会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应理性的认识世界经济的现状，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世界经济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形势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进入了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速度加快，导致世界经济形势也在以较快的速度变化着。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无迹可寻的，而是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现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来探索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而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制定出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
二、世界经济现状
世界经济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世界经济现状如下。
（一）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一个缓慢复苏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回暖兆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其次，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化现象，发达国家整体呈现一种增长向好的趋势，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却出现下滑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
（二）各国应对不一
面对各种经济问题，各国进行了不同的结构调整，应对方案不一。虽然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原有经济结构得到不断稳固，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但是部分国家的经济依然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在持续发展着，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经济问题应对不力，比如俄罗斯等。
（三）就业状况较为稳定
全球就业状况较为稳定，甚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虽然全球整体的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相对良好，甚至有增长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基本保持平缓。
（四）劳动成本降低
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对成本产生直接影响，比如企业的生产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等。近些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原油价格。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将会带动生产成本整体上下降，劳动成本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五）新兴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有序的推进，新兴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孕育。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人们更加意识到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近些年来，各个国家一直在需求经济发展的道路，各种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经济发展之中，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促进了一个后大规模生产世界的来临，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部分国家或地区回暖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依旧不足，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并没有成规模出现，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而发展中国家传统优势逐渐衰减，经济增长面临转型问题。这些都会拖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夯实。
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那么，在上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下，未来的世界经济又会有那些哪些发展趋势呢？笔者结合各种因素，总结出以下几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增长持续分化
全球经济依然处在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撑世界经济的复苏。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增长缓慢或者以一种非均衡的分化态势发展。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转型中的中国三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1.发达经济体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缺乏稳定性，人们谨慎又相对乐观，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会阻碍经济复苏的进程。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温和，但是缺乏稳定性。企业投资回升，房地产市场也逐步回暖，就业市场状况乐观，这些因素价格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元的升值导致其出口竞争力降低，油价的持续走低也会导致相关生产商的投资积极性被削弱，这些又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欧元区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增加。欧元区面临诸多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经济、政治以及爆恐袭击都会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趋势，甚至面临衰退的状况。日本目前的应对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让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2.新兴经济体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向好的趋势。俄罗斯、巴西、中东欧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南非、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稳定，但同时缺乏上涨的动力；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经济增长有向好的趋势。
3.转型中的中国
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是长期来看，一系列改革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向好。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出口会有所增长，但是依然有不小的压力，投资也很难有增长。另一方面，消费会出现平稳且小幅度增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新技术带给中国的利好因素也逐渐显现。
（二）风险持续累积
全球货币周期进一步分化，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主要原因有：美国开始了加息周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爆发。全球汇率出现波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可能会出现贬值的现象。整体上看全球人们的预期悲观，导致资本的避险情绪大幅度增加。
（三）贸易波动
对于世界贸易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畸形的供需关系。一方面，全球贸易在一种低速的方式增长着，但依旧有可能超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其中，美国的贸易以强劲的势头在复苏，但是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的形势不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的供求关系畸形。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导致大部分大宗商品释放供给，但是需求却跟不上，供过于求，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发展。
（四）投资有望恢复
在全球投资方面，增长速度趋向缓和，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受到各方关注。全球对外投资的态势很难好转，但是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现象。而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逐渐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全球对外投资的恢复。另外，产业投资方面将会转移重点，新兴产业和业态将会成为投资热点。随着近些年社会的发展，全球产业性价值链高端引进，预计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多。
（五）经济全球化
当今，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世界经济也同样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超越国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国际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
四、总结
世界经济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因此，世界济的发展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有必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是：经济增长分化；各国应对不一；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劳动成本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市场预期悲观。总之，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结合各种影响因素，可以总结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增长持续分化；风险持续累积；贸易波动；投资有望恢复；经济全球化。
本文是以一个经济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各国可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向好的部分，对于向坏的部分，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尽力避免。相信本文的研究可以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任希丽.当前世界经济长波运行状态及趋势分析――兼论世界经济长波中的经济危机与赶超效应[D].南开大学，2013
[2]徐培华，吴辉，于保平.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及其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0，1
世界经济研究篇3
一些学者研究了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和机制性原因。应霄燕认为，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1］刘志强认为，一国内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财政收支制度的软约束和非正式规则下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是财政风险形成及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欧元区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财政风险向债务危机转化而没有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2］陈新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救助机制失调。基于道德风险考虑，欧盟本无成员国货币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试图增强金融稳定机制的作用，但却面临各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利益立场歧异导致的决策困境。［3］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方面揭示债务危机的原因。陈志昂等认为，希腊等国长期以来不仅承受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产品丧失竞争力，这种结构性矛盾与失衡产生“夹层效应”并最终引发危机。［4］郑慧认为，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计划迟缓出台、措施实施困难重重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原因。［5］郝宇彪等认为，希腊等五国长期形成的高额财政赤字是引发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五国债券评级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起了助推作用;欧元区的经济制度缺陷与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6］
(二)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
一些学者分析了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孟艳认为，债务风险加大将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经济复苏前景更不乐观，加剧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使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资产贬值和经济滞胀风险。［7］孙韶华等引用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梁艳芬的观点，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了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春松等认为，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以下影响:一是使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剧增。二是使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增大。三是中国出口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四是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9］姚铃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和欧盟经贸合作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使中国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激进;欧盟自贸区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两方面处境，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10］
(三)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谢世清认为，欧洲债务与“中国式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等、热衷追求GDP和政绩工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我国仍存在爆发“中国式债务危机”的隐患。［11］郑慧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审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宏观经济大幅波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热钱的流动，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完善金融体系，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12］王黎明等认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经济无序发展。在房地产政策调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外，对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13］
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
高虎城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14］韩景华等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上。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体现出许多新的趋势，主要有:采取货币贬值、提高关税、进口限制、补贴及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使世贸组织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作用受到限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凸显。［15］陈龙江等认为，全球贸易保护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经济复苏后发达国家仍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导者，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贸易保护措施的种类繁多，其中，贸易防御措施、关税措施和国家援助措施占主导;中国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金融中介服务、交通运输设备、基本金属和农产品部门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受害部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范围更广。［16］
(二)造成中美贸易失衡和摩擦的原因
黄晓凤等认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直接关系，且具有相互促进的“放大效应”，出口管制是引发并加剧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17］杜晓郁等认为，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为:第一，中美国际地位失衡，中美两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知识产权纠纷、社会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存在国际地位的严重失衡。第二，国际分工体系是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汇率问题的背后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18］于友伟认为，某些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总量扩张导致对“中国制造”需求增长所致，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有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要减少其相对于中国的贸易赤字，关键是逐步取消对华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试图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改善贸易平衡的想法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所在。［19］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陆燕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面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注重五个方面: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积极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20］马双等认为，中国对特保案等问题可采取以下针对性对策:政府继续加强磋商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打破跨国公司的合谋动机。［21］韩景华等认为，针对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我国应适当调整战略。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从应诉者到申诉者的角色转换，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多边谈判，推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修改;推动和参与碳减排协议，发展低碳经济，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贸易预警和贸易调查制度的作用，健全快速反应机制;促进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开拓新市场。［22］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对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贸易安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并揭示了其原因。丁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盲目大量引进外资，并放任其控制我国许多重要产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威胁，这是我国当前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金融风险特别是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安全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23］郁德强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呈现一些新特点，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我国被动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某些关键行业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权被跨国公司占据;有些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24］刘薇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安全不能闭关锁国，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轨国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具有同样的话语权，也不可能获得均等的利益。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受到很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一是其经济基础薄弱，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二是外贸依存度很高。三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四是WTO的某些规则和协议约束着转轨国家外贸制度与政策的选择。［25］一些学者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经济安全的内在作用机理。郑柏清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拥有较高金融安全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有利于其经济发展;金融安全水平较低、国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却不能因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受益。［26］张汉林等认为，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级部门向高级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27］陈炳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会威胁一国的金融安全，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有:美元制度的缺陷;金融资本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通常也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投机资本，对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威胁;外部危机传染导致的连带危机。内部因素主要有:急于通过开放来谋取利益、获得地位，但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市场开放过早导致危机;外部资金过度流入导致金融泡沫而产生危机;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过高甚至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而导致的偿还危机。［28］
(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安全的策略
叶卫平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家经济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控制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快转变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安全。［29］丁志杰认为，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更深层次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完成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由储蓄者和存款者向投资者和银行家角色的转变。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实施金融强国战略，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结构，重视贸易的福利效应;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实现储备的保值增值;协调对外开放政策，防止国民财富漏损。［30］卫兴华等认为，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首先，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重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适当降低对引进外资的依赖，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三是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不能不顾付出过高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应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的局面。其次，维护好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要做到以下几点:维护中国的金融，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再次，要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缓解和遏制两极分化。坚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1］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一些学者分析了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指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王道平等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该体系下，汇率调整很难解决储备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全球失衡问题;无论储备货币国选择国际收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的政策，都难以避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不稳定。［32］朱纯福认为，美元的内在矛盾成为世界经济失衡、汇率大幅波动及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因素。解决美国货币国际化助推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问题，需要美国政府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还需要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从美元主导的单一货币模式转变为多元模式。［33］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姚大庆认为，美元全面发挥了国际间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从国际可交易性来分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34］谢世清认为，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与IMF份额极不匹配的状况。然而，份额改革只是IMF整体改革的一部分，IMF治理结构还遗留诸多问题，如领导人选拔程序不透明、执董会席位分布不均衡、政策决策程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等问题。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机构，IMF的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5］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方案
戴相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方案，就是建立主要货币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的改革方案应是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非国际储备货币目前很难做到。［36］郑新立认为，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从四方面努力: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发挥G20对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37］乔依德等认为，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在目前尚无法设立世界中央银行、创建世界货币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核心内容是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通过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增强其国际货币职能来推动改革。［38］王永利主张，必须加快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扭转货币失控、信用泛滥的局面。严格控制各国货币的信用投放;对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甄别和有效控制;加强贷款人贷款投放的用途限制，并同时加强借款人资金使用的监控;强化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制度;适应全球化要求，尽快统一全球财税金融政策和监管。［39］
(三)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策略
陈绍锋认为，短期内，我国应联合其他国家敦促美国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购买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资金转向投资海外实业和企业并购;从中长期看，我国仍应在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等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适时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恰当的政策选择。［40］赵柯认为，中国与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间，通过双方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巨额融资”能力，对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效、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41］高海红认为，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现阶段可行的步骤是，以储备库增资和机制多边化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并在中期建立区域货币基金;大力鼓励在区内贸易、投资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币，增加新的本币计价的区域债券发行;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可设定一个开放性的目标，在可行范围内考虑联合行动的必要性。［42］
五、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前景
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区域化为起点。中国在东亚区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建设，构成人民币扩展在东亚区域使用的基础。将中国香港作为在有限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下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岸外市场，以及发挥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中的作用，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路径的重要环节。这将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甚至载体货币。［43］徐奇渊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第一，人民币流出和回流的机制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经济体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开展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了境外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第二，人民币的投资渠道进一步丰富，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做准备:在中国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香港金管局签署了《补充合作备忘录》，为开发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了条件。［44］
(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世界经济研究篇4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14-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波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更加显著，表现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和同步性（comovement）水平的上升。目前，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逐步提高。因而，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进行研究，有助于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 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著提高。.[3]Darvas 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 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著，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 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 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 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 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 factor 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 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 business 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 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但在1991—2004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关。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反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其原因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往来联系密切，中国出口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60%以上，这会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机制和速度。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联系更为密切，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本流出的最大地区，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近80%来自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QFII审批额度逐步提高，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所下降，可能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模式有关。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波动不断通过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等途径传导到国内。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定量分析表明：
第一，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其中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呈U型走势，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呈S型走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从近年的协同性趋势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下降态势。
第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主要源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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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研究篇5
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方式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各国产业部门也由于其间的供给和使用关系相互链接为复杂的产业链条，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各国产业各自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进行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但是，在全球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各不相同，对其他国家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各国学者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关注。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国际影响力”这个概念很少提及。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技术，透过投入产出的视角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国际影响力进行比较分析。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产业国际影响力主要是指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对经济体内部其他产业和其他经济体产业的带动作用的强弱，本文将投入产出技术中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加以改进，运用到国际产业关联分析中来，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的影响力进行比较分析。
二、 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为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提供的包含35个产业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笔者将国际投入产出表的40个国家和地区合并为中国、美国、日本、欧盟、Row等5个部分，其中Row为除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本文所使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如表1。
本文基于合并的国际投入产出表，运用改进的计算方法，计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区域和区域间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用来度量各经济体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强弱，进行比较分析。
三、 产业国际影响力分析
1. 影响力系数分析。影响力又称“带动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各个产业由于其间的相互消耗关系联结在一起，任何一种产业的生产活动都会通过这种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结影响和受影响于其它产业的生产活动。在这里，把一个产业的生产对其他产业的波及程度叫做影响力，亦即：某产业的生产发生变化时对为其提供直接或间接投入品产业的生产发生相应影响的能力，不同产业的影响力各不相同。
定义产业影响力系数如下：
产业影响力系数=■
区域间产业影响力系数=■
其中，brsij为合并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中里昂惕夫逆矩阵中的元素。n和m分别表示划分的产业部门个数和区域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n=35，m=5。区域产业影响力系数表示当某一区域的某一产业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对各区域所有产业所产生的全部生产需求的影响；区域间产业影响力系数表示当某一区域的某一产业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对除本区域以外的其它各区域所有产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影响。影响力系数越大，表示该产业拉动的其他产业的生产需求越大。根据以上定义，可以计算得到全球五大经济体的区域间的产业影响力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
由表4可见，35个产业部门中，就区域间影响力系数来看，排名在第一位的产业，中国有10个，且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说明中国第三产业部门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强，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第三产业部门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消耗较多、依赖性较强；美国有6个，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居多；日本有7个，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和具有日本地域特色的汽车销售保养和修理及燃料零售、水路运输等服务业，其中采掘业的影响力系数达到3.14，说明日本的采掘业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欧盟有3个，分别为石油精炼和核燃料、航空运输和金融中介服务，其中石油精炼和核燃料的影响力系数达到3.96。
2. 感应度系数。感应度亦称“感应力”或者“灵敏度”，表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由于产业间的相互联结作用，某产业受其它产业影响的程度。产业感应力的大小可以用感应度系数来表示。感应度系数是指某一经济体的某一产业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该经济体的某一部门或其他经济体的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其他部门为该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系数越大说明该部门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感应程度越强，反之，则表示对经济发展需求感应程度越弱。
定义产业感应度系数的如下：
产业感应度系数=■
区域间产业感应度系数=■
区域产业感应度系数表示当每一经济体的每一产业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某一经济体的某一产业所产生的全部需求的影响；区域间产业感应度系数表示当每一经济体的每一产业均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对某一经济体的某一产业所产生的满足其它经济体需求的影响。感应度系数反映某区域某一产业发展对该区域其他产业或其他区域产业的推动力，感应度系数越大，表示该区域其他产业或其它区域产业对该产业的依赖度越大，要求为他们提供的产品越多，一般可以认为是该区域的优质产业。根据以上定义，计算得到全球五大经济体的区域和区域间的产业感应度系数，计算结果如表3。
就区域间产业感应度来看，中、欧排名在前的产业部门有所减少，美、日排名在前的产业部门有所增加，中国排在第一位的产业部门有9个，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其中，仪器仪表的区域间产业感应度系数达到5.48，说明中国的该产业对全球经济有较强的推动作用；美国有8个，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系数较高的两个产业分别为金融中介服务（3.42）和批发和经纪贸易（2.53）；日本有6个，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系数较高的产业有金属制造（5.4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3.53）、化工和炼焦（3.73），这些产业为日本的基础产业；欧盟有8个，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其中租赁的区域间产业感应度系数达5.33。
3. 产业关联交叉分析。以社会平均值1为界，区域间影响力系数为横轴，区域间感应度系数为纵轴，可以构成一个直角坐标系，每个象限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将一个经济体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对应到直角坐标系的相应位置可以观察产业关联的聚集特征。将各主要经济体的描在相应的坐标系中，如图1所示。
处于第一象限的部门为影响力系数小于社会平均值1而感应度系数大于社会平均值1的部门，属于具有弱辐射力和强制约性的部门。处于第二象限的部门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平均值1的部门，这些部门具有强制约和强辐射的双重性质。这些部门是其他部门所消耗的中间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又大量消耗其他部门的产品，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处于第三象限的部门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小于社会平均值1的部门，这些部门属于具有弱辐射力弱制约性的部门。处于第四象限的部门为影响力系数大于平均值1而感应度系数小于平均值1的部门，属于具有强辐射力和弱制约力的部门。
中国处于第一象限的产业有：农林牧渔，采掘，批发和经纪贸易，共计3个；处于第二象限的产业有：仪器仪表，纺织，化工和炼焦等，共计9个，主要为制造业部门；处于第三象限的产业有：食品加工，工业和再生资源回收、加工，汽车销售保养和修理及燃料零售等，共计14个，主要为服务业部门；处于第四象限的产业有：石油精炼和核燃料，建筑，航空运输等，共计9个。
美国处于第一象限的产业有：采掘，批发和经纪贸易，金融中介服务等，共计6个；处于第二象限的产业有：石油精炼和核燃料，化工和炼焦，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共计6个，主要为制造业部门；处于第三象限的产业有：电力、燃气、水供应，旅店，内陆运输等，共计13个，主要为服务业部门；处于第四象限的产业有：毛皮和皮革制品，塑料和橡胶制品等，共计10个。
日本处于第一象限的产业有：批发和经纪贸易，租赁，共计2个；处于第二象限的产业有：石油精炼和核燃料，化工和炼焦，塑料和橡胶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水路运输，共计8个，主要为制造业部门；处于第三象限的产业有：农林牧渔，食品加工，毛皮和皮革制品等，共计17个；处于第四象限的产业有：采掘，电力、燃气、水供应等，共计8个。
欧盟处于第一象限的产业有：纸、印刷及出版，批发和经纪贸易，其他运输服务，金融中介服务，租赁，共计5个；处于第二象限的产业有：化工和炼焦，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水路运输，共计6个，主要为制造业部门；处于第三象限的产业有：农林牧渔，旅店，家庭服务业等，共计17个；处于第四象限的产业有：石油精炼和核燃料，电力、燃气、水供应，航空运输等，共计7个。
比较可以发现，四个经济体的化工和炼焦，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五个产业均处于第二象限，属于各经济体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由于各经济体支柱产业的相似性，各经济体在这些产业之间必然存在激烈的竞争。
四、 主要结论
以上，运用合并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结合相关的研究工具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现将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中国区域间影响力系数较大的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说明中国第三产业部门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强。中国和欧盟影响力较强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居多，日本比较具有地域特色。
（2）就区域间感应度系数来看，中国和日本区域间感应度系数较高的产业基本涵盖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所有部门，而美国和欧盟区域间感应度系数较高的产业则基本涵盖了第三产业，说明中国和日本的制造业部门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在国际贸易分工中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
（3）从产业关联交叉分析来看，各经济体处于第二象限的产业具有相似性，说明各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具有较强贡献的支柱产业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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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研究篇6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
世界近现代以来，曾经历过三个全球化时期，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走向相互融合的时期。在英国的主导下，当时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促使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降低了关税。同时采用“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为其商品和资本打开世界市场。两次产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尤其是铁路、蒸汽和内燃机、及通讯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和技术基础。1870年创立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也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区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增长都超过了以往。生产能力曾占世界60％的美国制造业领先优势有所衰落，日本迅速崛起。东亚“四小龙”也取得出色的增长实绩。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新科技革命已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使全球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超过了以往。
据马丁・沃尔夫的研究，在1820――2000年间，全球各地区之间大宗商品价差缩小了92％，其中18％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政策改善所致，82％是由于运输便利所致。细分下来，1820――1914年期间，单位价格差异缩小了81％，其中72％是由于运费降低，28％是关税降低。1914――1950年期间，单位价格差异扩大了1倍。1950――2000年间，单位价格差异再次缩小了76％，其中74％受益于贸易自由化措施，26％是运费下降所致。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逐步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展延伸到金融和科技领域，形成了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全球化相对滞后的不平衡发展趋势。目前，全球化形成了世界上的三大生产网络。其中，东亚的相对优势在贸易和制造层面，欧、美的竞争优势更集中在金融和科技层面。其中，美、日、欧处在全球金融和科技全球化的领先地位。在金融领域，欧美持有东亚的金融资产主要是股权和信贷，东亚持有欧美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同时，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了。
首先是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表1)。1997年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为900亿美元，2007年为逆差4637亿美元。其中美国1997年的经常项目逆差为1277亿美元，2007年升至7386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1997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为375亿美元，2007年升至2749亿美元。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1997年经常项目逆差为829亿美元，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为6310亿美元。
其次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失衡。有专家认为，全球资本流动方向与从前有个重要的不同：资本交易主要发生在富国之间，属于金融分散化，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的融资。1997年以来，发达国家已经从资本净流出地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地，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变成国际资本净输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在金融全球化时期，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国际资本净流入美国的比重高达65％左右。
三是全球投资与储蓄的失衡，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低于投资率，并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日本的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但二者差距变化不大；欧元区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基本接近，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储蓄超过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华尔街以及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有很强的别国储蓄动员能力并在本地金融市场上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尤其是美国在利用金融市场一体化来吸纳全球储蓄具有很大优势。这样以来，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国民负储蓄，支撑了美国家庭的借贷消费、美国企业的过度借贷、美国银行的过高流动性和杠杆率、美国政府过高负债和赤字；另一方面，也造成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和发展资金流失。解决之策是需要对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行有效监管和制度约束。
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性危机之关系
随着各国金融开放、放松管制和市场结构的不断深化，金融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在加快。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欧洲外汇管制放松，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无疑会显著提升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86――2006年，全球GDP年均增长3.23％，全球贸易年均增长6.48％，全球资本市场年均增长13.67％。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达3.2万亿美元。据IMF统计，1980年的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2万亿美元，与当年GDP规模基本相当。到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53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2倍，到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24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球GDP规模的3倍，2007年，全球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股市市值合计230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4.21倍。根据BIS统计，1990――2000年银行资产年均增长4.3％，2000年以来，银行资产年均增长14.3％。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存量，1998年80.3万亿美元(总市值3.23万亿美元)，2007年底为630万亿美元，2008年上半年达到766万亿美元。
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拓展的进程中，伴随而来的是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使世界性危机尤其金融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银行危机、外汇危机等局部金融危机发生频繁。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浮动、金融动荡、资本流动加快，导致银行危机、外汇危机频发。一项研究证明，在1973至1997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共爆发了95次金融危机，其中17次是银行危机，57次是外汇危机，另外21次是双重危机。发达国家共爆发了44次，其中9次是银行危机，29次是外汇危机，6次是双重危机。而在1945至1971年的所谓“金融抑制期”，却只爆发过38次金融危机，其中仅有7次是双重危机，新兴经济体也只发生过16次外汇危机、1次双重危机，没有发生过纯粹的银行危机。而在1973至1997年间，却总共发生过139次金融危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同时也是金融危机的时代。而且相对于1914年之前的全球化而言，今天的危机频
率是当时的两倍。
二是1997年以前的世界性危机以拉美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为主。主要是由于石油危机导致石油输出国有巨额顺差，存入了西方银行。石油输入国有巨额逆差，需要向西方银行借贷融资，从而形成全球债务链。最初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主要是官方资本头寸，70年代后商业银行及私人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金额明显增多。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私人资本流入净额分别从1978年的280亿美元和40亿美元分别增加到1981年的690亿美元和710亿美元。当发达国家为了走出“滞胀”而提高利率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则从70年代末的5％上升到1981年的14％，从而引发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在1981至1986年，西方商业银行的净贷款从560亿美元下降到负90亿美元。
三是1997年以后的世界性危机打击的主要是东亚、欧美、G4。1997年以来，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美国科技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等。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私人资本流入净额分别从1990年的16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960亿美元和3290亿美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私人资本流入净额在1998年分别下降到80亿美元和1440亿美元。即使在1995和1996年积累了960亿美元和8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无济于事。1996至1998年间，西方商业银行对亚洲地区的净贷款下降了1750亿美元，接近于同期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总下降额的1840亿美元。斯蒂格利茨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经常会带来与收益不相匹配的风险，即使有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大的银行体系、成熟的股票市场和其他制度，仍然可能招致巨大风险”。
马丁・沃尔夫总结到：首先，资本流动管制的开放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收益有限而风险极大。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无能，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再次，应当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国而不是地区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其中包括金融监管。如果国际上没有“最后贷款人”，就必须有阻止资本外流的某些措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就对世界性危机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制度缺陷提出这样的看法，可谓是入木三分。
三、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缺陷
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缺失。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条款要求各国实行在金本位制度下可调节的固定汇率，调节只能发生在根本不平衡的情况。当时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按份额占比确定的，份额由基本投票权和GDP、贸易权重来确定，每5年调整一次。现有185个成员，24个执董。主要议题需要85％以上投票权方可通过，美国可一票否决。克鲁格认为，这种机制基本反映了经济实力，其作用是不对称的，富国不需要IMF资助，只有穷国需要。1976年牙买加协议以后，浮动汇率制度具有了合法性，国际储备货币，如美元、后来的欧元、日元等，一直存在着长周期的不稳定性波动。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大国博弈、衍生机制、战略性资源等。经济因素，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反而成为次要因素。在货币和金融不稳定波动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成为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最大受害者。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IMF没有存在的必要，新兴经济体积累国际收支顺差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自救而不是被迫救助于IMF。但更多的国家还是希望IMF能够实行改革以担当救助重任。
其次，世界贸易体系的制度缺失。WTO遵循的是一国一票、一致通过的原则，来推动并完成每一轮的贸易谈判。虽然GATT及后来的WTO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效显著，现代全球化无论在开放的广度深度还是在推进速度上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本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却举步维艰。事实上，一些大国为了本国政治选举的需要而对国际社会说不，导致那些涉及全球共同利益和穷国及弱势群体利益的进步只能被迫中断。
再次，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缺失。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却缺少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宏观协调机制。这就必然导致经济霸权主义、贸易利己主义和投资机会主义四处横行。大国通过主导全球规则和掌控世界舆论来维护现有秩序，外部冲击对各国经济形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如何确认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全球缺少共识和协调。
四、全球治理的改革方向
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方向及路径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全球系统性风险、全球经济失衡、全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等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世界性危机的制度根源就始终存在。最终受害的是国际社会自身，尤其是发展基础十分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坚持以发展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不是从全球化，而是从发展的角度评估改革的现实需求。另一种观点是G7集团的标准观点，全球化是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要求各国扩大准入，实行法律、行政、社会安全网等改革，促进开放，实现增长。事实上，是把贸易看作评价发展的标准，而不是把发展作为评价贸易的标准。
丹尼・罗德里克认为，问题并不在贸易自由化本身是否能够带来收益，而在于贸易自由化优先战略会导致资源没有用于更紧迫的发展项目上。事实上，如今的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保护性壁垒下实现经济增长的，但现在都降低了贸易壁垒。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拒绝贸易和FDI下成功发展起来，同样没有哪个国家是仅靠开放贸易和投资就得以发展。他强调有利于发展的贸易体制不能仅仅强调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而是更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他认为，进入21世纪时，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当市场努力成为全球性市场的同时，为它们提供支持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国家性的。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限制，损害了效率；另一方面，生产商和投资者全球化的愿望削弱了各国经济的制度基础，损害了公平和合法性。即便在金融市场一体化了的发达国家之间，实际利率也并未均等化。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严格限制与其说是特例，不如说是规则。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民族国家起决定性作用，全球治理必须与国家偏好相一致。这需要研究制定促进一体化的规则，同时有灵活性。类似于WTO的保障条款，是免责条款。关键是如何降低短期违约的收益，否则，双方都会选择违约，打贸易战。全球化中的政治三难困境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大众政治之间，只能选择两项。如果选择一体化，就要么放弃民族国家，要么放弃大众政治。选择民族国家，就不得不在一体化和大众政治之间选择。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可以在那些全球化输家，如劳工团体、环保者与赢家，如跨国公司、出口商间建立全球治理联盟。
对于第二种观点，往往从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发达国家利益出发，更加强调开放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往往认为是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导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积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对于解决谁来承担全球失衡的调整责任问题，认为应当是新兴经济体扩大内需，因为发达国家扩大内需的空间有限。安妮・克鲁格就认为，当前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发生改变，需要大国的领导力来启动多哈回合，消除国际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曾担任过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也认为，在美国相对国力衰减时，美元的重要性是上升而不是削弱。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最终需要一种世界货币，但这是长远以后的事情。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顺差国和逆差国进行有效的约束，资本流入间接地助长了美国次债和楼市泡沫，最终酿成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顺差国持有过度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元都没有替代物。那么，维护美元和美国金融稳定，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和中国的利益。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袖。
五、全球治理结构与世界性危机
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说明，如果全球治理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最终会被世界性大危机或世界性大战所中断。马丁・沃尔夫认为，上一次的全球化崩溃是国际竞争、经济动荡、利益集团影响、思想斗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70――1913年全球化终止的标志性事件，是大萧条、世界金融和汇率危机。他认为，增长在发达国家是正反馈的循环，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长期发展，使增长成为经济、政治到社会的一种惯性，而最不发达国家是恶性循环。实现全球化发展的趋同而不是拉大差距，关键因素之一是国家间的融合。
许多研究都强调大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作用。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的加重是伴随着总统职位从胡佛转到罗斯福，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从白厅转到白宫而来的。一个金融体系如果有两个中心，或虽只有一个中心，但领导权正处于变更之中，该体系是不会稳定的。小威廉・布朗就认为，1928――1929年的国际金本位制同1914年的国际金本位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当一次大战后世界回到金本位时，它是以伦敦和纽约为核心，而不是围绕单一中心建立其国际金融体系，这就意味着“没有中心”。如果由两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共同承担领导责任，会出现相互推诿、逃避责任。然而，美国不愿意充当世界最后贷款人与没有经验相关。如果有经验，对外贷款根据“需求模式”来分配，国内繁荣时资金流入国内，国内萧条时资金用于扩大对外贷款，形成反周期的资金和信贷方式。然而，由于美国当时没有经验，只能按“供给模式”来分配对外贷款。如果有剩余储蓄可资利用时，就同时投资国内和国外，反之，两个市场都紧缩。形成繁荣时对外贷款多、萧条时对外贷款少的顺周期模式。而对于小国，它们不具备影响重大事件结局的力量，因此，有权照顾本身私利，不必为世界公共利益而操心。虽然其削减进口、贬值货币、兑换黄金等行动助长了通缩，也很难以此来责备它们。小国意见即使正确，充其量也只是顾问，决定权总是落在有付诸实现财力的大国肩上。
对于全球治理结构改革，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假设，如果美国在1930年没有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来摧毁世界贸易结构，如果存在贴现手段，但由于没有反周期贷款，没有国际协调，大萧条仍然会发生，只是时间不会持续那么长。因此，他认为全球治理结构的积极结果，就是大国把经济交给国际经济组织，组成一个世界央行，一个世界资本市场，一个WTO。其消极结果则是大国争夺主导权，出现无力领导与不愿领导的状况并存，并对每个稳定和加强国际经济体系的计划保有否决权，同时又不谋求给出自己的具有积极建设性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欧对国际金融和货币改革都行使否决权时，就会出现经济停滞和萧条。
六、结论
世界经济研究篇7
二、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经济增长机制。现在社会上有两种的经济增长机制。一种是传统模式，只是增加原材料或劳动力的投入来提高产量；另一种是规定原材料及劳动力的投入分量，采用最新的科技，提高原材料及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优化其配置，以提高产量。因此可以得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基本要素的数量；二是运用最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国际贸易也主要是通过这两种资源的进出口贸易，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出口贸易的结构受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并不断的进行调整、优化升级，使世界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让各国可以将本国富余的资源出口到稀缺的国家，取得较大的资金收益；再用这笔资金向其他国家进口本国稀缺的资源，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人们的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2.国别经济层面。国别经济是构成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别经济的分析，得出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国别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贸易的进出口上。
（1）进口
①国家进行进口贸易是因为本国对于所进口的商品比较稀缺，而国内又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消费。国家为了以后能够减少对这种商品的进口，就会研究这种商品，形成新的产业。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富余的资源，也会有自己稀缺的资源，这是就需要进口稀缺资源，增加本国的要素供给。还可以进口其他国家的最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和生产率。③企业在日益激烈的进口要素竞争中，可以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进行完善，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2）出口
国家将自己剩余的资源出口到其他国家，既可以为这些资源提供市场，还可以减轻因这些多余资源所带来的压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某商品有市场、有需求，国家就会增加商品的生产量，推动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3）概括
国家进行贸易进出口会对国家经济产生以下影响：①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可以打入世界市场，扩大市场范围，使国家经济增长不再局限于本国市场。②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引进本国没有的商品，刺激本国消费，产生新的需求，促进新的产业的出现。③通过国际贸易将剩余资源换取稀缺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④国际贸易所引起的需求和资源效应，可以促使企业进行企业改革，优化企业结构。以便国家淘汰效率低的企业，扶持效率高的企业。⑤企业的增加引起竞争的加强，可以刺激企业引进新技术，提高创新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⑥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有利于加快国家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出口贸易可以加大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人们的就业率，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世界经济研究篇8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世界经济研究篇9
1、标准化活动领域和范围应适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过去标准化以制造业为中心开展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服务业标准化领域上来。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成为标准化的重要课题。据ISO资料统计,近年来信息技术标准化在整个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从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术委员会就是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TC97)。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软件和系统过程都离不开事物信息化的协调和统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需紧跟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能够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
世界经济研究篇10
1、标准化活动领域和范围应适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过去标准化以制造业为中心开展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服务业标准化领域上来。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成为标准化的重要课题。据ISO资料统计,近年来信息技术标准化在整个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从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术委员会就是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TC97)。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软件和系统过程都离不开事物信息化的协调和统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需紧跟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能够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
世界经济研究篇11
佐利克说：“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信心减弱的经济气候下，中国调整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不过，在过去30年里，中国已一再证明自己能够在为人民带来繁荣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进而促进地区和全球增长。中国的增长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我们相信世界银行可以协助中国实现智能型增长和可持续增长，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拟于今年晚些时候的研究报告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撰写。报告寻求协助中国明确在2030年之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与政策抉择，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的进步速度放慢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
佐利克补充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了前进之路上需要‘做什么’，而这个报告试图帮助说明的是‘怎样做’。遵循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开放战略的传统，报告将探讨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从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内需和投资。”
报告研究的课题包括中国怎样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怎样促进开放式创新；怎样为公民提供均等的机会和社会保障；怎样加强财政体制；怎样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研究报告预计于2011年年底之前完成，研究成果届时将广泛。
在北京期间，佐利克拜会了中国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副总理，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及其对政策制定者的挑战、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知识共享等问题。
佐利克还拜会了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世界经济研究篇12
2015的世界经济走向犹如乘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尤其在年末，原油价格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股市的慢熊表现使世界各大经济体都不得不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2016年的世界经济。而在世界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受世界经济走向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提高经济总体水平，我国正踽踽独行在去杠杆去泡沫的崎岖征途之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不少小微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这场暗流中不幸触礁导致沉灭，也有部分大企业在改革的阵痛中艰难前进。而世界经济下行走势所带来的最明显的副作用莫过于对毕业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如果说世界经济走向把握着就业走向，那么对于经济学类而言，世界经济走向几乎掌控着他们就业的“生杀大权”。而在这其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了解世界经济走向究竟对经济学类毕业生造成什么的影响，笔者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展开了以福建省为主要范围以调查问卷、走访等一系列形式进行调查研究，试图找到答案。
一、世界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权威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高达74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给原本就难实现的就业现状更为沉重的一击。经济学类专业作为热门专业，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子及其家长的青睐。不少高考学子将经济学类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专业，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生选择跨专业报考经济学类的研究生，更有甚者选择考取外国的经济学院进行深造，这使得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就业不景气的今天，人才市场上的经济学类毕业生供过于求，总体CIER指数小于1，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待业情况。而对于独立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劣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大军中常处在下风。
独立学院由于知名度低，师资力量不够雄厚，入学门槛较低，社会认可度不足导致它们的学子在就业过程中常常碰壁。为了得到切实的证据，我们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势对福建省各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学生展开了真实可靠的问卷调查。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在这大规模的待业情况中，来自独立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所占比例要远远的高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回收的487份有效问卷中有74.13%的学生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情况下想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有近八成（80.49%，79.06%）的学生认为经济类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能力素质和学历层次影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9.6%的学生认为经济对于毕业生的影响主要在于集中于就业类型，同时有80.08%的学生认为经济类专业太过热门，竞争太过激烈也是影响就业问题的主要来源。而有79.88%的学生认为就目前状况来看独立学院的经济类毕业生就业前景比较一般相较于其他公立学校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们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例，2014年学院开设三个经济学类专业包括金融学、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及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生为527人，占全院毕业人数的23%，其中金融学总就业率为92.7%，国际经济与贸易总就业率为97.71%，就业总体水平较高。
2015年学院经济学类应届毕业生558人，较2014年增加31人，占全院毕业生总人数的24.2%，较上年增加1.2个百分比。其中金融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2.92%，较上年提升0.22个百分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毕业生就业率为97.71%，同上年持平，就业水平较高。
总体而言，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水平较高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笔者不得不提出质疑，在如此之高的就业水平之下，就业质量又能否得到保证呢？
二、世界经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低谷，许多经济学类毕业生不得不放低眼光，以就业质量来迁就就业水平。不少应届毕业生为了顺应经济及市场的大潮而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甚至打乱了他们的就业规划。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子在家里的帮助下获得与专业不符的“稳妥”工作，前途迷茫无望。而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毕业生则选择加入北漂、沪漂、广漂的大军中，与千军万马共渡独木桥，睡地下室。这些待业青年为了拥有一定的薪酬收入而选择工作稳定性低，工作安全性差，工资水平低且工作强度大的工作，这使得他们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得不到保障，更别提所谓的工作质量了。这些年随着我国的改革深入，经济水平得到了增长，伴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的位置，一些由就业质量引发的问题更是在悄然萌芽后开始爆发。近年来，企业员工因工作压力跳楼自杀、年轻工作者过劳死、频发的矿难等一系列意外使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工作质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就业大军中的困难户――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能够拥有一次就业机会要比所谓的就业质量要来的重要，这便使得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类毕业生尤其是来自独立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质量要比其它专业的毕业生来的低。
三、世界经济对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逐渐趋向一体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世界经济的重心从生产行业向科技行业转移。在“互联网+”的跨界合作理念的不断推广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互联网产业作为新型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就业市场对高新科技人才的需求量，间接造成了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难，使不少经济学类毕业生由于对新型产业的不了解在一次次面试中碰壁，这打击了他们的就业信心以及创业热情。
对于当今经济学类毕业生来说，他们在校所学习的都是过去的经济和前人的经验，在没有与眼下现状结合起来时都可谓是纸上谈兵，哪怕课业再好在实战中也不能获得先机赢得胜利。这样的学习方式让绝大多数学生在初入社会时因现实与理想不符造成了他们暂时的就业迷茫与就业失利，致使他们丧失了就业的决心，消极的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四、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学类毕业生因世界经济影响所造成的各种阻碍，针对上述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社会层面。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是影响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关键变量。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短期刺激作用，更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同时作为宏观调控的控制者，国家应当看到眼下的就业现状，明确就业改善的目标，同时应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指导部门，为想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应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创业风险。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信息引导作用，建立专门的服务性网站，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各地的人社机构应当重视就业质量问题，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进行定期回访，了解他们的现状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一些相关部门应该与所在地的高等院校加强交流合作，给校大学生普及目前的就业状况，提供就业新的就业思路，加大国家就业政策的宣传，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明确了解就业市场动向，做好应对就业难题的充分准备。由于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政策绩效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针对具有不同“资本存量”的大学生群体从政策层面建立起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机制，对不同群体大学生就业进行合理引导和政策支持，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日益紧张的大学生就业压力[2]。
其二，作为毕业生的直接领导者――高校应该在引导毕业生就业层面下功夫。高校应该设立就业创业办公室，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前提下，结合教育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开办就业创业公选课，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做好职业规划，调整心态，了解各种有关就业的咨询，掌握求职择业的方法和技巧，从而顺利毕业走向成功。同时，应当根据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重视实践课的展开，从实际出发，提前积累就业创业的经验，为之后的职业基础打下扎实的基础，用可靠的硬件条件来面对就业挑战。
其三，大学生应该用正确的心态面对就业创业。2015年末，舆论的“失业潮”，“唱空论”打击了毕业生的就业的信心和创业热情。作为大学生，应该在社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明确自身的职业定位，制定适当的职业生涯实施方案，及时根据现状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评估与修正，更应该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直面就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要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择业者，会把为社会服务放在首位；一个好逸恶劳甚至心灵肮脏的求职者，往往把自己的择业观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兢兢业业地勤劳致富。而作为经济学类的毕业生，尤其是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在竞争条件处在劣势的情况下更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就业定位，在保证就业质量的前提下先就业再择业。同时应该主动了解就业的动向，明确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权威机关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譬如此次两会中无论是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社部负责人的发言中，都透露着许多和就业形势有关的“干货”，为自己谋得先机，获得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经济学类毕业生的就业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人定胜天，只要自身能够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笔者相信在这场就业与世界经济的博弈里终会响起胜利的号角。由于此次调研时间较为紧张，作者的水平能力有限，许多内容没能进一步深挖，文中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海涵以及批评指证，以便笔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指导老师：魏鸿玲）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