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1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外语教学界将跨文化交际引入国内，研究侧重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其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位置，量化研究文章匮乏。据胡文仲统计，至2002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占总数的5.6 %。然而十年后据我们尝试性统计，实证研究文章的比例有所改变。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阅了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并以发表在外语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国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情况进行分析，就其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其研究现状、取得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数量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因而研究方法多变，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然而自其引进国内以来，研究方法更偏于论述与思辨，研究成果带有显著的“内省”特点，而缺乏尤其以数据为支持的实证性研究。1999-2002年间，胡文仲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 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然而时隔十年，其数量已有较为可观的改变。据本文尝试性统计，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3668篇，其中实证类研究1150篇，约占总数的8%。1990-2012年期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57篇，实证类研究的文章共25篇，约占总数的16%。其中，约3 / 4的实证文章发表于2002年以后。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的实证性研究逐渐被国内主流期刊认可。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那些内涵复杂的、还没有或鲜有被研究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定性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跨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实证研究的数量，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数量确实难以提高。随着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自然趋于多样化。

三、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方法

正如上文讨论，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因此，国际主流研究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量化研究的结果更易于通过复制研究得到验证。彭世勇曾总结国际主流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多变量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

首先，从理论视角上讲，研究者们最广为采用语用学和外语教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也为国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而其它理论如社会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词汇学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

其次，在我国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定量方法逐步被主流期刊所认可，而问卷调查则占国内研究方法的最大比例。测试试卷（胡超，2005）、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调查（陈彦会，2011）、问卷调查（李媛、范捷平，2007）都是问卷调查研究的实例。其它方法如对比教学（王玉萍、秦建华，2011）、及语料库检索（纪玉华、吴建平，2008）等也被运用到跨文化交际的量化研究中。

最后，主流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学生设为被试对象。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选择混合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来增大研究的适用范围。而这种尝试则需要更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复杂的理论指导。

四、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在兴起的30年以来，研究内容变化迅速，这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a学、传播学、文化学、哲学及民族交际学等。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的跨文化研究涵盖文化比较、文化适应与跨文化训练、诸多专题如以色列的多元文化、海军中纪律处分是否平等、白人学生种族主义态度的结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侧重。总体来讲，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偏重于外语教学。这可能是因为国内跨文化研究的任务主要由外语教学研究学者承担。然而，就本文所获得的数据而言，在实证研究中，外语教学已不是唯一热点。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相关的研究近年来也被国内主流刊物所关注和认可。就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讲，其内容大致可分八类。跨文化能力培养、外语教学与语用研究均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而话语分析、定型、翻译和非言语行为也被跨文化研究者所关注。

而国内的跨文化研究跨语言，尤其是英汉之间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中，仅有两篇涉及德语文化研究，其余均为英汉对比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对多语种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90-20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整理，发现我国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从数量上来讲，论述与思辨类文章仍占据国内主流研究的大部分，然而实证性文章所占比例在新世纪后逐步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对比教学、语料库检索等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流，新世纪以来逐渐与国际接轨。关于研究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是目前的实证研究热点，而语用、话语分析、定型、非言语行为、翻译及其它内容也被主流学者们所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没有对所有国内期刊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逐个进行调查，不能说对文中所涉及文章的调查完全代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但是，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的总体情况来看，本文所得结论基本成立。因此，应该说这一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6.86-90.

[2]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323-327.

[3] Heinze， Thomas.2001.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ung，Methodologie und Forschungspraxis[M].Muenchen： Oldenbourg.

[4]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J].中国外语，2008.5.96-103.

[5] 胡超.大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报告[J].中国外语，2005.3.60-64.

[6] 陈彦会.跨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面子协商行为的定量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5.35-38.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2

[中图分类号]F5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43-03

一、相关背景

(一)概念阐释与理论实证的概念界定

实证与阐释二分对立是指社会科学中思潮、传统或范式的不同流派。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类似自然学科的研究框架,研究者把人看作外部的研究对象,利用建立的理论和模式对其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基于事实与研究者的观察。阐释主义的研究更加依赖被研究者对其自身行为和情况进行的解释,因此阐释性研究者试图进入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世界,通常采用定性的方法和归纳法。

理论实证主要是指通过以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对某一理论用假说演绎法进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过程。概念阐释方法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定性方法和归纳法对某一概念进行描述。

(二)近期国内外旅游研究方法进展

现代旅游发源于西方,西方国家比较注重旅游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在研究方法中注重实证研究。相比之下,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时常抱怨国内很多发表的论文结论不知道从何而来。这便是国内对旅游研究方法缺少科学探究的结果。不可否认,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中国旅游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差距。谢彦君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陆林通过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虽然国内的旅游研究综述文献已不少见,但专门对旅游研究方法作细致分析的却不多。

国内学者对近年《旅游学刊》发表的400多篇论文进行整理后,分析出中国旅游研究方法现状:中国旅游研究的主导范式为定性研究,且主要处于传统定性阶段(即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作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具体方法大多运用理性分析,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野外考察获取资料。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成熟,现代定性方法(即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所占比例还相当小,资料来源虽有扩展(如网络、报刊资源),但仍不够广泛,观察法、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法应用较少。定量分析方法在这五年内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研究不断趋于规范化,出现了一些和国际学术研究规范接轨的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缺乏规范性。

总体而言,国内旅游研究方法还是以概念阐释为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根结在于国内旅游开展较晚。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情况下,依然以概念阐释的传统定性方法为主,缺乏规范性成为必然结果。在国外的旅游研究方法中,尤其是美国学者受经济学实证方法广泛应用的影响,使其在方法论上常以科学的理论框架做依托,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旅游研究方法在国外的进展与其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理论实证方法的优越性以及在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应用比较

休闲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面对的环境越来越纷繁复杂,这给开展休闲与旅游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我们迫切需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到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中,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一)旅游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

对于旅游研究方法的探讨,理论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更多体现在对研究方法进行方法论上的界定,对科学研究与社会研究进行甄别,对研究类型进行考究。其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包括研究过程要素的界定和方法论范畴适用性的探讨。国内学者在理论体系构造中则较为匮乏。

研究项目计划制定以及准备研究提案的过程包括九个要素,分别是选题、查阅资料、设计概念框架、确定研究问题、列出信息需求清单、确定研究策略、获得道德认同、进行研究、报告成果。

在这九个要素中,概念框架的设计与获得道德认同是国内旅游研究学者在进行旅游研究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概念框架的形成可以说是任何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具难度的部分,它同时也是很多研究中最脆弱的一个因素。一个概念框架的设计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最重要线索和研究过程中理论体系的依托。迈尔斯和休伯曼是这样描述概念框架的:“概念框架,它要么以图示的方式,要么以叙述的方式,来解释将要进行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关键的要素、结构或变数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由作者假设出来的关系。概念框架可以是简单基本的,也可以是精心构建的,可以是论述性的或是评论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或是因果关系型的。”尤其对于还没有科学体系的旅游学科在研究其相关问题是概念框架的设计就更为重要。

获得道德认同是被当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剽窃、不尊重研究对象个人权利的现象比比皆是。研究道德的普遍原则包括:第一,研究对象不应受到任何伤害;第二,研究对象应是自愿参加研究的;第三,研究对象应该是在被告知基本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参加该研究。这些研究的伦理问题很值得旅游研究人员借鉴。

(二)旅游研究方法的范畴探讨

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分的后者。对于旅游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它的方法论:旅游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

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目前的旅游研究方法依附于其他成熟学科所使用的方法体系。旅游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跨学科的二分对立研究方法在旅游学研究方法中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三)旅游研究适用的实证方法

1.文献综述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通常是以书面形式即文献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文献综述是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献在研究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内旅游研究以吴必虎、保继刚等学者最先开始应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并被广泛借鉴。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具有时空性,没有在时间轴上的连续研究就不可能寻找出旅游学科的根本性问题。文献综述为理论实证研究寻找出发点,为求真提供了一条线索。

2.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

现今,旅游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大众行为。这种大众行为加之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与生俱来的时空特性,使新数据的总体容量过大,样本的不稳定性而导致误差偏大,从而使在研究宏观旅游体系时搜集新的数据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在一些相关旅游宏观体系问题的研究上间接数据的应用和如何应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以英国与澳大利亚为例,其常用的间接数据类型包括国民休闲情况调查、旅游观光业调查、经济状况调查、人口普查、管理数据以及文档资料。在我国可用于旅游研究的间接数据主要有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政务网中的旅游相关统计资料、国民经济统计分析、人口普查、管理组织的数据、文档资料以及WTTC(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旅游卫星账户等。

国内的旅游研究采用的数据以间接数据为主要研究基础,但是国内统计尤其是政府统计数据较为严重的失真性往往令旅游研究学者甚为顿足,由单一的政府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对其信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3.观察法的实证应用

在休闲与旅游研究中,观察法常常被忽略,但由于其综合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产生较为全面的数据,使其在研究微观旅游组织或局域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中可以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国外学者对观察法的种类以及其适用场合及观察法程序的十个步骤较为认同的阐述:选择观察景区,选择观察点,选择观察时段,连续观察还是抽样观察,查数频率,确定观察对象,把观察景区分成多个观察区域,记录观察信息,进行观察,分析数据。

观察法是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不常见的方法,但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良好特性,对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中。

4.定性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传统的定性方法主要是指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做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即为概念阐释的方法。并注意定性研究时标准化、精确化等问题,尽量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的文章归为现代定性方法。

目前,国外学者在对旅游进行研究过程中实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现代定性方法,并使用计算机以及相关软件作为辅助研究工具。用计算机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国内旅游研究中极为少见。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还处在传统的定性方法上,以概念性的、阐释的方法为主。

5.定量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定量研究法是指根据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情况分为基础统计分析(均数、频数、相关分析、统计检验等)、复杂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

国外学者在对旅游研究过程中,将定量研究法与实证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常用计算机软件作为辅助工具,较最常见的是SPSS定量数据分析软件。而国内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实用主要是这几年地理学者对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评价或评定系统,相对来说对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程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为欠缺。

旅游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研究,还需要充分利用旅游统计数据并运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实证的方法。旅游研究本身需要旅游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而旅游研究科学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需要准确的旅游统计数据。

现在的旅游研究、规划、策划,都缺乏科学、有效和充足的数据支撑,由此导致数据统计和经济分析不足,这与我国的旅游统计工作和基础数据库建设本身的先天不足紧密相关。尽管如此,定量的统计分析仍是实证分析法的根本,旅游研究应该注重定量研究的方法。

三、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从概念阐释到理论实证

目前旅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概念阐释和理论实证两种方法,前者主要以传统定性研究为依托,后者主要是现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贯穿这两种方法的实证分析包括文献综述、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观察法等。

传统定性的概念阐释方法在认识问题初始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但这种方法在国内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只会让国内旅游研究在探讨何为旅游等概念过程中陷入僵局。我们应该做的是跳出概念阐释这种方法的束缚,规范旅游学科概念,建立完善的旅游理论体系。提出假设,通过设立指标、数据搜集和计量分析,证实或者证伪旅游中发现的问题。旅游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深入实践,研究依托实践,在对待同一事件、同一素材的时候,在量变没有达到质变的度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才可能使学界透过现象的迷雾,探寻旅游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对旅游实践有一定的帮助。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旅游活动和旅游学术研究的良好互动,旅游研究也才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旅游学科才会逐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A.J.维尔著,聂小荣、丁丽军译.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马聪玲.从概念到实证: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J].旅游学刊,2007,(3):6～7.

[3]余书炜.论旅游理论研究的内容框架[J].旅游学刊,1997,(4): 31～36.

[4]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8～82.

[5]保继刚. 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J].旅游学刊,2005,(3):7.

[6]马克斯・韦伯著,李秋零、田薇译.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吴必虎,宋治清,邓利华.中国旅游研究14年[J].旅游学刊,2001,(1):17～21.

[8]张立生.近期国外旅游学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2004,(3):82～88.

[9]申葆嘉.关于旅游与休闲研究方法的思考[J].旅游学刊,2005,(6):11～19.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3

尽管关于“研究方法”的书已经很多，上面已有所论述。同时关于“科研、学术、学位论文写作”的书籍也不少，分层次列举如下：主要供本科学生阅读的著作和教材有：穆诗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2002）、周开鑫《英语专业学生学术论文写作手册》（2006）、石坚、帅培天《英语论文写作》（2010），丁往道等《英语写作手册（第三版）（第八部分）》（2009），以上四本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邹申《写作教程（第四册）》（2007）、程爱民、祁寿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纲要》（2005），以上两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丁往道等《英语写作基础教程（第三版）（第八章）》（2011）、刘洊波《英语学术论文写作》（2004）、黄国文等《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2008）、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编的《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外语卷）》（2001），以上四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国文等《英语学术论文写作》（2006），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霖欣《英语专业毕业（学术）论文写作教程》（2008），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列举教材尽管主要供本科生阅读，里面论述研究方法不是很多，更多谈到是如何写作，但研究方法也有所渗透，本科生需仔细学习，研究生也有必要温故知新。供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参阅的教材还不是很多，主要有冯翠华的《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英语科研论文写作概要》（2003）。也有将研究方法和学术论文写作融合在一起谈的，诸如：文秋芳教授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2004）。可是这些“科研、学术、学位论文写作”书籍里面没有一点不谈研究方法的，也很难找到只谈写作一点不涉及研究方法的书籍，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既懂研究方法又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正是每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努力的方向，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英语专业学生应当至少研读其中两三本书，只有这样才会达到融会贯通，最后逐步掌握。

关于研究方法与学科

当前的学术研究很多是跨学科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关注，下面只阐述一些学科，并列举它们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书籍。语言学方面：张廷国等《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2008）、梁茂成等《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教学实践系列语料库应用教程（配光盘）（》2010）等。社会科学方面：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6）、林聚任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004）、（美）威廉劳伦斯纽曼（W.LawrenceNeuman《）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2010）、（英）希拉里阿克塞和波德奈特《社会科学访谈研究（》2007）等。社会学方面：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1997）、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3版)（》2009）等。教育学方面：陈时见《教育研究方法》（2007）、杨小薇《教育研究方法》（2005）等。教育与社科方面：（美）贝尔（Bell,J.）《教育与社科研究入门指南》（2004）等。心理与教育方面：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2004）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风笑天《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社会调查方法（》2012）等。上面只列举了几个学科的一本或几本关于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书籍，应该来说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或翻译出版的系列丛书《万卷方法—社会研究方法丛书》，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多个学科，目前已出版了约97部。可以说当前学科间在研究方法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借鉴，学科间并不能泾渭分明，而是形成了一个研究方法的网，已难以分辨。甚至一门学科固有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都变成另外一门学科的研究的方法了。在鲁子问等著《外语政策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外语政策的研究方法里列举了四个，分别是政治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公共政策分析方法。而英语专业学生如果要做跨学科研究不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文章的科学性也很难得到保障。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这些方法有何共性？有啥联系？如何进行自身的整合以及与论文写作的有机整合？能否找到蕴藏在其间的规律，英语专业学生都该好好思考，以能更好地学习研究方法，最后能活学活用，高质量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未来的研究工作。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4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通过对国外1990-200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得出其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如表1。

表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 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 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 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 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 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 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 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 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 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 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 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 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 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 问题 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 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 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 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 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 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 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 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 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 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 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 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 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参考文献:

[1]　席酉民.21世纪的管理与管理研究[J].软科学研究,1997,(12).

[2]　管理科学学科代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00年《项目指南》[D].2000,(4).

[3]　成思危.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J].管理科学学报,2000,(1).

[4]　汪寿阳,金碧辉.SCI、SSCI与管理科学期刊[J].管理科学学报,2000,(12).

[5]　WebofScience:wos.isiglobalnet.com,wos.isitrial.com[DB/OL].2001.

[6]　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DB/OL].2001.

[7]　ArenierMJ,HourryL,SweeneyMary.Sciencesoftheartifi cialandknowledgeproduction:thecrucialroleofinterventionresearchinmanagementsciences[J].DesignIssues,1999,15(2):16-55.

[8]　SrinivasanA,SundaramD.Anobjectrelationalapproachforthedesignofdecisionsupportsystem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2000,127(3):594-610.

[9]　BruscoMJ,StahlS.AnInteractivemultiobjectiveprogram mingapproachtocombinatorialdataanalysis[J].Psychome trika,2001,66(1):5-24.

[10]金碧辉.国内外管理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比较[J].管理科学文摘,2000.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5

一、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秀荣，韦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 ：改革开放；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中国文化

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宣”“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学”，意思相差不太大。其共同点都在于，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之后，我们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交流，互相回应对方的问题，以期在相互交流中把我们想传达的意思告诉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可以沟通的认识。

西方把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成一种学术工作，最初是由一部分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那个时候，这些工作被称作汉学，多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改革开放后，这一走势尤其明显。随着重心的转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逐渐转化为了解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原本的汉学也随之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学。法国传教士较早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曾是汉学研究重镇。法国之外，东亚的日本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这种关注同他们侵略中国的国策有关）。20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称为铁幕国家，美国为了外交战略目的需要关注中国，并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撑众多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并重的。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便常常被美国国务院请去咨询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因此，60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当中，美国无疑是财力最丰厚、从事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兼顾和统一。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也因此不断地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过去的汉学研究者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离现实问题较远，但对中国了解较深；前者对中国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对中国的了解因为缺乏历史文化背景而常常脱节，很容易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会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并牵连而导致国际交往中以己度彼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便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近年来，中国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一类跨文化研究机构，以顺应这种趋势的发展。

一、海外对中国研究现状

1.海外研究中国的缘起和发展脉络简述

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源于16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开启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汉学在法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学院式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一直以古典研究为主。70年代起，新一代学者开始突破上一代人旧有的研究范式。90年代后，欧洲的中国研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机构、地方政府的作用、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谢和耐，他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研究方式传统却不保守，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也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研究框架，开拓了法国汉学界一代新风。

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随着冷战的加深，美国政府从战略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现实状况的研究。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与中美关系的讨论。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进一步深化，并一步步走向学科专业化与国际合作。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早，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可以称为汉学时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的流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突破文史哲领域，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中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学等。80年代以后，这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为史实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面前的不同反应，探讨其内含的思想意义。由此开始，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领域涉及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

2．海外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概况

海外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较集中在汉学领域，大多与文史哲相关，所涉及的研究很宽泛。首先最主要的是语言方面，其中，汉语教学最多，人数最多，但学术成分较低。其次，从事中国史的最多。再次，是宗教与文学，宗教更多一些。

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目前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是传统汉学。传统汉学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这一类哲学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像葛瑞汉和史华慈汉学功底浓厚，思辨性极强。他们的作品最大优点在于汉学味很地道，历史学基础扎实，余英时也属此类。但也有其弱点，葛瑞汉的著作《道教辩士》(Disputersof the Tao) ,史华慈的著作《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所用的术语都不具备很深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的书在美国正统哲学系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海外的推广有着重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造成国外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偏见。例如，美国哲学界中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分析哲学的，这些人认为，像史华慈这样的中国研究者没有语言的分析，分析哲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做，所以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因此，他们把中国哲学归入历史系或者宗教系。20年前在美国只有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大学把中国哲学放入了哲学系，而当时美国的哲学年会，几乎感觉不到中国哲学的存在。

第二部分就是从比较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代表人物是安乐哲和郝大卫。安乐哲用美国实用主义解释中国哲学，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有学者认为他创造了很多新东西，这一点是值得认同的。因为，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到不同的收获。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他们的比较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上品，其特点是只讲中庸不讲中和。

第三个流派是以分析哲学为主的流派，这一学派很难说出其源流。它有一个主要的策源地——斯坦福大学，代表人物是列文森及其学生，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大陆和台湾人。这些人主要分析哲学，他们在研究生阶段是纯粹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所以开始研究中国哲学。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学术发展很有影响，其最大的特点是概念比较清晰。

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

中国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热切关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其起点是中国一方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大量翻译和出版，随之产生了一批对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的专著，而后是相关专门研究机构的先后设立。

1.成果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研究系列是较早翻译过来的著作，曾起到了影响深远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之后，一批海外前沿著作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现，其中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影响最大。此外，王庆成和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专业翻译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旨在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中的著作大多能反映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考察，视角独特。

除了单纯的翻译之外，也有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涌现，其中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有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侯且安《当代美国学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等。

2.机构

于此同一个时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于1975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1977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并于1985 年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

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成立一批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后，国内又成立了新的机构，主要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以北京为中心，分布在国内各地区，对全面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内文化走出去现状

1.起因

中国国内热衷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者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之际开阔视野的需要。国际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外国学，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它们的优点在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但由于西方学者对于特定事件缺乏历史感受和亲身经验，所以他们的论述和观点常常免不了隔靴搔痒，所看到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进而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今的中国。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特性。作为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的本土中国研究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并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的发展需要。

2.机构现状的评说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7

今天我们所说的“外宣”“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学”，意思相差不太大。其共同点都在于，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之后，我们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交流，互相回应对方的问题，以期在相互交流中把我们想传达的意思告诉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可以沟通的认识。

西方把了解和认识中国当成一种学术工作，最初是由一部分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那个时候，这些工作被称作汉学，多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改革开放后，这一走势尤其明显。随着重心的转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也逐渐转化为了解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原本的汉学也随之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学。法国传教士较早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曾是汉学研究重镇。法国之外，东亚的日本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研究的国家（这种关注同他们侵略中国的国策有关）。20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称为铁幕国家，美国为了外交战略目的需要关注中国，并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撑众多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在他们那里，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并重的。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便常常被美国国务院请去咨询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因此，60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当中，美国无疑是财力最丰厚、从事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兼顾和统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也因此不断地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过去的汉学研究者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离现实问题较远，但对中国了解较深；前者对中国现实问题非常切近，但对中国的了解因为缺乏历史文化背景而常常脱节，很容易用西方经验和自己专业学科的既有理论模式来衡量和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事实。由此会造成曲解、误解和错判，并牵连而导致国际交往中以己度彼的猜疑和摩擦。为了化解这种猜疑和摩擦，我们需要自觉地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便具有了必要性和必然性。近年来，中国许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一类跨文化研究机构，以顺应这种趋势的发展。

一、海外对中国研究现状

1.海外研究中国的缘起和发展脉络简述

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源于16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开启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汉学在法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学院式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一直以古典研究为主。70年代起，新一代学者开始突破上一代人旧有的研究范式。90年代后，欧洲的中国研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机构、地方政府的作用、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谢和耐，他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研究方式传统却不保守，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也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研究框架，开拓了法国汉学界一代新风。

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随着冷战的加深，美国政府从战略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现实状况的研究。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与中美关系的讨论。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和学科化进一步深化，并一步步走向学科专业化与国际合作。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早，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可以称为汉学时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的流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突破文史哲领域，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中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学等。80年代以后，这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为史实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面前的不同反应，探讨其内含的思想意义。由此开始，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领域涉及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

2.海外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概况

海外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较集中在汉学领域，大多与文史哲相关，所涉及的研究很宽泛。首先最主要的是语言方面，其中，汉语教学最多，人数最多，但学术成分较低。其次，从事中国史的最多。再次，是宗教与文学，宗教更多一些。

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目前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普遍的，是传统汉学。传统汉学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这一类哲学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像葛瑞汉和史华慈汉学功底浓厚，思辨性极强。他们的作品最大优点在于汉学味很地道，历史学基础扎实，余英时也属此类。但也有其弱点，葛瑞汉的著作《道教辩士》（Disputers of the Tao） ，史华慈的著作《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所用的术语都不具备很深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的书在美国正统哲学系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海外的推广有着重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造成国外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偏见。例如，美国哲学界中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分析哲学的，这些人认为，像史华慈这样的中国研究者没有语言的分析，分析哲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做，所以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因此，他们把中国哲学归入历史系或者宗教系。20年前在美国只有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大学把中国哲学放入了哲学系，而当时美国的哲学年会，几乎感觉不到中国哲学的存在。

第二部分就是从比较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代表人物是安乐哲和郝大卫。安乐哲用美国实用主义解释中国哲学，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有学者认为他创造了很多新东西，这一点是值得认同的。因为，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到不同的收获。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他们的比较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上品，其特点是只讲中庸不讲中和。

第三个流派是以分析哲学为主的流派，这一学派很难说出其源流。它有一个主要的策源地――斯坦福大学，代表人物是列文森及其学生，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大陆和台湾人。这些人主要分析哲学，他们在研究生阶段是纯粹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所以开始研究中国哲学。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学术发展很有影响，其最大的特点是概念比较清晰。

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

中国对海外中国研究的热切关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其起点是中国一方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大量翻译和出版，随之产生了一批对海外中国研究再研究的专著，而后是相关专门研究机构的先后设立。

1.成果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研究系列是较早翻译过来的著作，曾起到了影响深远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之后，一批海外前沿著作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现，其中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影响最大。此外，王庆成和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的专业翻译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旨在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中的著作大多能反映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考察，视角独特。

除了单纯的翻译之外，也有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涌现，其中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有严绍《日本中国学史》、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侯且安《当代美国学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等。

2.机构

于此同一个时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于1975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1977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并于1985年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

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成立一批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后，国内又成立了新的机构，主要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以北京为中心，分布在国内各地区，对全面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内文化走出去现状

1.起因

中国国内热衷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思想解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多，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检讨以往革命语境下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海外中国学的兴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构建的中国研究框架，适应了中国学者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之际开阔视野的需要。国际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仍然是外国学，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它们的优点在于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但由于西方学者对于特定事件缺乏历史感受和亲身经验，所以他们的论述和观点常常免不了隔靴搔痒，所看到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进而才能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当今的中国。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特性。作为与西方的研究相对应的本土中国研究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并服务于现在与未来的发展需要。

2.机构现状的评说

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走出去的趋势，国内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陆陆续续建立了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相关平台和机构。但由于这部分工作比较后起，至今为止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就文化交流的本旨而言，真正做出成绩的不多。大多数所能查到的只是一个网站（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会议），还有许多机构连网站都尚未设立。其中，与跨文化直接相关而可以枚举的机构，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

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文化交际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跨文化教育与交流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文化资本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与跨文化战略研究院、山东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国际礼仪与跨文化沟通研究所等。比较而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这方面起步最早，也相对地积累了了若干研究成果。

作为普遍的共性，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大体上都开设了一些基本的常规活动项目，包括与国外著名大学、文化机构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8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朱德熙 1989 《在纪念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9

[1]何善芬.英语语音教学中英汉对比的几个方面[J].外国语，1987.6.

[2]乐金马，韩天霖.外语语音教学的回顾与现状———兼评JazzChants作为英语语音教学的手段[J].外语界，2006.1.

[3]王初明.自我概念与外语语音学习假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1.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10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熙1989《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力1985《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1989《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199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1990《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1993《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1995《“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1995《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1996《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1995《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1993《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1991《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1990《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1985《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11

    二、当前我国高校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着,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着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着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着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着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着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着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着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着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篇12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167-02

文体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文体学。然而现代文体学则只是在国外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于20世纪80年代相继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并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近年来随着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作为分支学科也得到巨大发展。

一、近十年文体学的研究成果

文体学关心的问题主要有：文体与文体学的定义、文体学的任务、体裁研究、个人风格研究、研究分析的不同方法以及文体学的发展方向等。国内最近一次文体学研究成果的统计时间是2000年。据当时《中国期刊网》统计，2000年度发表的文体学研究文章是96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近十年来，文体学研究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根据EBSCO的数据显示【以文体学为主题，限定条件为2005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内的学术（同行评审）期刊】，共发表近255篇研究文章，其中2012年数量最多。同时，根据CNKI《中国知网》的统计【以文体学为主题，以核心期刊为搜索范围】，2005至2014年国内外语界共发表文体学研究文章466篇。如图一所示，2008年国内对文体学的研究达到顶峰时期，近几年持稳定状态。

文体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阔，应用于各个领域。从2005年到2014年，各类别文章的篇数统计情况如图二所示：从类别上看，既有传统文体学如理论文体学和文学文体学，也有新产生的类别如翻译文体学、教学文体学和语料库文体学等。

二、文体学新型研究内容

（一）语料库文体学

语料库文体学作为文体学的新发展，存在两方而理论基础：其一是形式与意义，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形式是一种选择，一定的选择形式中必定隐藏着特定的意义，语料库文体学就是要解码形式中的意义；其二是频率与意义，语料库文体学研究认为高频率代表的一定是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也是整个语料库语言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和语料库驱动的研究从语料的不同角度着手，研究的内容涵盖：词的特点，如词长、词频和词性等；词组研究，如搭配和词丛等；句子层而和语篇层而的研究等。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观数据，运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和手段，从而得出相对准确和客观的结论。但是，语料库文体学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少涉及文学作品的内涵，而更多地用于对文学作品文体特征的分析上。

（二）语用文体学

语用文体学将语用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主要研究文本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文本理解的心理过程。语用学主要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运用语言，它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意义和听话人的理解。文体学主要研究的是文本体裁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它强调说话的方式比说话的内容更重要。

语用文体学是介于语用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分支，结合了语用学和文学两个学科的特点和精髓，其研究和分析涉及了语用学、心理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体学、话语分析等。就此而言，语用文体学仍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应以已有的语用文体学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宽研究主题，深化研究层次，加强对该学科的建设，谋求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原创性，以尽快建立并完善语用文体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三、国内外文体学的研究趋势及展望

（一）国外研究回顾及展望

在国外，文体学正在向实践应用的领域发展，如计量文体学，即运用“对文体风格进行数量型检验的技术”进行“原作者归因”，通过统计文章的文体特征来推理判断文章的作者是谁，或者这是哪位作家哪一时期的作品。国外文体学在“作者归因”方而的研究成果主要用于文学作品和法庭辩论。近年来，“可读性”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开始流行起来。一些编辑用可读性公式测算一些文本的可读性，实际上就是把文体的某些特征，如句法和词汇这些要素量化了。

国外文体学研究有较深层次的研究方而的创新，为进一步发展理论提供良好的基础。

（二）国内研究回顾及展望

近年来，文体学研究的作品在国内也有一多的数量，大多数文章都是实证性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将文体学的理论与其它理论相结合，如将文体学与翻译相结合试图从文体学角度为翻译提供启示，如将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到文体特征研究，计量学方而实证数据的证明应该比用传统方法做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另一方而，国内文体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创新，逐渐从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转向对一些实用文体的研究，如商务英语、WTO条款、新闻英语、网络英语等，试图从文体角度为这类题材的文章的汉译提供参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体学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入中国，通过外语界学者的不懈努力，逐年成长。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不断加深对文体实质的认识，并试图将有关理论应用于文体分析，从而使这门学科获得飞速发展。各类别的研究文章也均有新的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未来的文体学研究仍需不断创新，在理论方而应敢于质疑、修正和发展，只有这样，国内的文体学研究才能不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Enkvist，N.E.Linguistic Stylistics[M].The Hague：Mouton，1973.

[2] James Simpson.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Applied Linguis-tics[M].Routledge，2011

[3] Leech，G N.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EMl.London：Longman，1969

[4] Spitzer，L.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Princeton[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

[5]胡壮麟，刘世生.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紧张[D]全国首届文体学研讨会论文，1999.

[6]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卢卫中，夏云语料库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研究的新途径[J]外国语，201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