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指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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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山林、100亩特色水产养殖鱼池建设已基本完成，已投放黄颡鱼、团头鲂等鱼种5亿尾。

镇200亩稻田养殖，完成稻田养殖整治，水务局已组织建鲤鱼中科3号等鲫鱼苗，近期投放。

镇村150亩水产养殖。鱼池建设已完成70%，并投放了部分锦鲤，锦鲫等观赏鱼种，同时投放了鲤、鲫、草鱼等品种。

镇三个村1000亩稻田养殖，前期稻田无水，无法投苗，6月以来部分稻田可投放鱼苗，水务局已组织了资金、鱼苗近期投放稻田。

琵琶镇金竹村500亩特色水产养殖，鱼池建设已完成了500余亩，投放湘云鲫、草鱼、鲤鱼、武昌鱼等20余万尾，实行生态养殖。

二、主要做法

（一）建立机构

县水务局专门成立了示范片领导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二）落实责任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项目涉及的部门负责人为项目建设责任人，实行目标考核，缴纳了保证金，同时，作为该部门年终目标考核内容，并作为年终奖金评定的依据。

（三）任务明确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任务涉及有关部门，必须将任务落实到人，定期联系情况随时与项目实施的镇乡政府保持联系，协调有关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示范片基地建设普遍较快，鱼池建设基本完成，但养殖技术普遍较差，对养殖什么品种，养殖方式，养殖效益，市场变化等情况缺乏了解，养殖品种存在盲目性。

二是设施不完善，示范基地普遍存在水源不方便，靠天养鱼，特别是琵琶镇金竹村、镇村存在鱼池已修好，无水源，镇和镇山林、村有水源，但由于设施不完善缺乏抽水设备，水源不能到鱼池。

篇2

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蓬勃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新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农村悄然兴起。河北省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同样发端于这一时期，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庭承包经营体制逐渐显现的农村经营规模“零散化”的弊端。然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面临着市场、技术、组织等诸多风险。本文主要从市场风险角度探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提出防范市场风险的相应对策，以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一、河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风险的表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自然风险逐渐让位于市场风险，成为合作组织生产的主要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市场偶然因素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使农民实际受益与预期发生背离的可能性。农村合作经济的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风险的特征与农业生产特性和农产品特性密切相关

农业生产周期长，合作组织的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不能同步，这个时间差是农产品价格调节滞后性形成的物质基础。由于价格调节滞后性或生产的周期性变化，当农产品供求不能相互适应时，必然造成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造成不可避免的经济损失。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风险主要是发生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风险

由于鲜活农产品的腐烂性，流通过程中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仓储的粮食，就必须定期测湿度，进行通风、烘干；为了方便运输、贮存和销售，还要进行产品的分类、加工和整理等活动，才能保证其合乎质量要求进入消费过程。上述措施及后续活动，使农产品流通比工业产品流通更具生产延续性和更强的资产专用性。这些过程解决不好，都可能降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带来市场风险。

（三）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很分散

由于分散的市场信息，农民难以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市场供求关系及合作者、竞争者的情况，这种信息不完全对称，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从而降低市场效率，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特别是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较低时，经营就缺乏灵活性，很容易受到由市场波动引起的风险。

在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背景下，合作组织由于主体分散，经济实力脆弱，市场预测能力较差，农业生产时仅根据当时的、短期的市场价格信号，大量的合作组织往往同时大量生产当时价格高的农产品，造成产品结构的趋同与农产品的供过于求，同时由于合作组织缺乏市场开拓的能力，组织化程度低，交易方式陈旧，流通费用高，农产品“卖难”现象很普遍，造成合作组织的利益受损，对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造成严重的阻碍。

二、河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调节具有符合“蛛网理论”的特点

农产品的价格对生产和供给的调节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且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使得供给和需求的调整围绕均衡点上下波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商品一旦开始生产后，它的生产规模、生产数量、生产结构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调整，要调整只有等到下一个周期。供给与需求、价格与产量这样反复循环变化，使农户缺乏稳定的增加投资的预期，也给农户自身及农产品消费者带来巨大的风险。

（二）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农户采用新技术动力不足

近年来，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从根本上牵制了农户对科技的需求。采用新技术所产生的收益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享的，分享的份额则取决于农产品自身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大小。对于绝大多数的农产品来说需求的价格弹性小，需求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动，供给的增加会引起价格大幅度的下降，生产者剩余增加很少甚至减少，造成“谷贱伤农”。因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整体而言，新技术的采用不会必然带来收益的增加。

（三）河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小，农户采用新技术需求不足

1.影响农户资金积累

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规模小，难以实行规模经营，使得河北省农户的经济收入低。由于收入低，积累能力差，使得农户在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时能够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从而造成“示范成功，推广失败”的难堪局面。

2.影响农业科技成果的科技效果

由于农业规模小，使农户难以按经济合理性原则采用新技术，甚至根本无法采用规模性技术，即使采用，也因达不到规模起始点而收效甚微。

3.导致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短期化

在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和经营规模小的条件下，农户普遍存在着兼业现象，具有“粮食自给自足和农业外收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从而导致农业处于副业的地位，限制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也导致了农户对农业技术选择行为和生产行为的短期化。

三、河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防范市场风险的对策

（一）加强信息管理，拓展销售渠道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网络或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设置农业信息台，每周公布一次产品信息与生产资料交易信息，牢牢把握市场动态，为合作组织抢占市场先机打下基础。抓产品质量与品牌建设，加强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检测的力度，严把产品质量关，以高质量赢得好信誉，从而打开与龙头企业持久、稳定合作的新局面。与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的农产品购销关系，扩大销售网络，缓解合作组织产品销售压力。通过对农产品深层次的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合作组织经营特色，增强产品竞争力，降低销售风险。

（二）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

1.要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推动农产品运销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强农产品低温仓储和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多种模式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形成产、贮、运、稍配套服务体系。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国际经验证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适度的垄断，这是提高质量标准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

2.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加强省、地(市)特别是县乡级农产品生产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工作；加快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农产品信息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提供农产品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提高农产品供求、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

3.建立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

(1)显著增加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支出。(2)扩大价格支持的范围。对水稻、小麦以外的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某些畜产品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3)完善价格支持机制。重点是借鉴国际经验，引人反周期补贴，建立具有完整的风险控制的补贴体系。

4.合理采用农业新技术，规避市场风险。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技术上不稳定，对使用环境不可控，获利能力一般，经营风险大的产品避免经营；对技术研发速度较慢，而市场需求增长较快，易被替代的产品，重引进，轻研发；对技术发展迅速，市场发展缓慢的产品应慎重选择；对虽有一定特色，但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持续发展，做不强、做不大，在人力、物力上占用和消耗资源，影响合作组织的业务，可采取收缩、剥离、清算等方式予以调整，以集中资源，改善结构。

5.建立健全和规范农产品市场体系。（下转第122页）（上接第120页）

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和不规范，尤其是流通领域层层倒手批发、层层加码加价，导致最终消费者承担了高价格，农民却难以得到实惠。所以要着力建设规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建立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品直接进入批发市场，鼓励发展农产品直接进入超市等营销模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还要引导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相结合，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与农民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

6.稳步推进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分散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我国正逐步融入国际农产品大市场。在粮食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农产品期货的作用日益重要，不可或缺，因为农产品期货是转移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的不二之选。

推进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首先要加快期货市场的立法步伐。应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将上市农产品期货品种的机制由审批制过渡到核准制，改变目前多部门参与的品种上市审批制度，建议由期货监管部门成立审批权限集中而明确的上市决策机构，建立高效的市场化品种创新机制。只要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无害”的品种，就应该允许其上市。

在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农民走上新的合作和联合，建立起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引导和带动农民参与期货交易。

四、总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然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发展市场农业、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不仅需要合作组织自身的管理，更需要政府一如既往的扶持。通过外部扶持帮助，内部引导规范，多管起下、采取综合措施，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徐欣,胡俞越.农户对市场风险与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7).

[2]贾蕊,陆迁,何学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营中的风险及其防范[J].开发研究,2006(2).

[3]张雷宝.农产品市场风险有多大[DB/OL].

篇3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驱动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力，是农民持续增收的支撑力。2015年2月，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是一项重要内容。科技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农村的建设同样需要科技作为强大的支撑动力。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农村经济和现代农业，因此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是新农村建设必然途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发展高效的现代都市农业成为必然，加快农业科技发展任务更为迫切。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增效，已成为一个重大课题。本研究以杭州为样本，以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对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在新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针对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新农村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1样本及数据选择

1．1杭州农业科技与新农村发展概况

近年来，杭州市科委根据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杭州现代农业发展目标，打造“都市现代农业”，全面启动杭州农业现代化“十大工程”，着力加强农业前沿技术的原始创新，突破主导产业提升和食品安全保障的关键、共性技术，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企业培育，改善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和创新环境，建设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推广服务体系，增强科技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引领能力，在农业“两区”建设、新农村科技示范点建设、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农业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搭建、科技帮扶与服务深入推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建成各级粮食生产功能区1104个，面积37000hm2，建成省级现代农业园区65个，面积18587hm2。经过多年的农业“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杭州市蔬菜、茶叶、果品等“十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368.35亿元，增长6.4%。杭州市科委已累计认定286家农业科技企业、市级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点(试点)84家［1］。

1．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主要有农业科技投入和新农村经济发展两方面数据。农业科技投入采用科技部门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数据，即科技三项费用中涉及农口的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通过对历年农业科研攻关、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种子种苗、科技扶贫和重大科技创新等5类项目拨款经费整理统计得到;新农村经济数据主要来自2007—2016年杭州市科技统计年鉴。新农村经济指标的选取基于相关文献研究［2－5］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产量、棉花产量、油菜籽产量和淡水产品产量等5个指标的人均值来反映新农村经济产出水平，即人均农林牧渔产值(元)、人均粮食产量(kg)、人均棉花产量(kg)、人均油菜籽产量(kg)和人均淡水产品产量(kg);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kW)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来反映新农村的投入水平;选取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万元)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反映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消除不同指标间量纲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表1)，以实现数据指标间的可比性。

2结果与分析

2．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其不可观测，即不是具体变量)，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6］。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原有变量应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一般相关系数在0.3以上［7］。本研究所选取的新农村经济指标有9个，要研究农业科技投入和新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则必须对新农村经济指标进行简化。因此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出新农村经济的主成分，以便进一步分析与农业科技投入之间的关系。运用SPSS19软件，对9个新农村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各指标的相关矩阵。从表2中可以看出，多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在0.6以上，0.3以下的为少数。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对主成分因子进行提取，从而减少新农村经济变量的个数。对新农村经济指标量表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统计量是取值在0和1之间。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接近1。KMO值越大，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当KMO＞0.5时，就适宜进行因子分析［7］。在99%的置信水平下，本研究中新农村经济指标的KMO值为0.599，表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lettTestofSpherici-ty)用于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是否是单位阵，即各变量是否独立。它是以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出发点，零假设: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阵。如果巴特利球形检验的统计计量数值较大，且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小于用户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则应拒绝零假设;反之，则不能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可能是一个单位阵，不适合做因子分析［7］。本研究中，巴特利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27.596(自由度为36)，相应的概率sig为0，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的新农村经济指标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由表3可知，通过对新农村经济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主要因子F1和F2，其贡献率分别为60.3%和35.1%，累计贡献率达到95.4%，超过85%的要求，说明F1和F2解释了新农村经济9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F1在粮食、棉花、油菜籽、淡水产品、消费品零售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这6个指标上载荷较高，说明F1解释了这6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F2则解释了农林牧渔和农业机械总动力这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F1和F2同时解释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指标的部分信息。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5。根据该矩阵的数据，可得出因子得分函数。F1=0.036ny+0.17ls+0.168mh+0.219yc+0.235ds+0.135dl－0.065tz－0.133xf－0.119srF2=0.317ny－0.012ls－0.014mh+0.141yc+0.249ds+0.361dl+0.194tz+0.084xf+0.113srSPSS软件自动根据上述因子得分函数计算出样本相应因子得分SF1和SF2(表6)。

2．2农业科技投入与新农村经济综合指标关联性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新农村经济指标后，得出新农村经济综合指标SF1和SF2，代表新农村经济9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2006—2015年杭州市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数据和新农村经济主成分因子得分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表7可以看出，在95%置信水平下农业科技投入和新农村经济综合指标F1的相关系数为0.698，显著性明显;在95%置信水平下农业科技投入和新农村经济综合指标F2的相关系数为0.658，显著性明显。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新农村经济产出和投入水平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呈正相关，即农业科技投入增加会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2．3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农村经济各项具体指标关联性分析

可以看出，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人均农渔牧林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99%置信水平上呈正相关，且相关系数都在0.85以上。这说明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明显的，对农村生产投入和农民增收起正向促进作用。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人均粮食产量、人均棉花产量在99%置信水平上呈负相关，且相关性也在0.85以上，这主要原因是杭州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变。首先，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得以广泛应用，农民有更多的选择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农产品，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得粮食和棉花这类传统主要农作物产量减少，这也正说明了杭州新农村经济建设鼓励以“一村一品”为特点的现代农业发展，如建德市莲花镇齐平村发展铁皮石斛特色产业，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发展莲产业等［8］;其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耕地日益减少和农村居民抛荒现象更为突出，从而使得粮食和棉花生产面积直线下降;再者，近几年农村经济以发展农村休闲产业和乡村旅游为主，导致传统农业发展减弱，所以不论科技创新投入如何提高，其产量都在下降。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人均油菜籽产量、人均淡水产品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相关性则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是杭州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位和自然禀赋决定了杭州市油菜籽产量和淡水产品产量在某个年份达到顶峰后又持续回落，形成一个倒U型抛物线。其中，淡水产品产量受养殖面积刚性下降、“五水共治”行动等因素影响［9］，因此会出现人均油菜籽产量、人均淡水产品产量与农业科技创新投入相关性不显著的结果。二是杭州市“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也决定了杭州农业不能大规模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因此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影响不大.

3结论与不足

运用因子分析对新农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降维提取，得到2个新农村经济发展主成分因子，运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新农村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以及具体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业科技投入、新农村经济的产出和投入水平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呈正相关，且显著性明显。(2)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人均农渔牧林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99%置信水平上呈正相关，且相关系数都在0.85以上;与人均粮食产量、人均棉花产量在99%置信水平上呈负相关，且相关系数也在0.85以上;与人均油菜籽产量、人均淡水产品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相关性不显著。综合分析，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增加会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本研究在考量新农村发展的特点和数据可获取性的基础上进行新农村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主要突出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对新农村经济方面的影响，对新农村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本研究侧重于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对新农村经济的影响，农业科技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还需深入探讨。

4对策建议

结合以上分析，从政策制定者和农业科技管理者的角度，提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4．1完善政策制度，建立农业科技创新投入的保障机制

把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为全面推进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措施，研究制定鼓励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各级科技、农口等相关部门，要在财政投入等资源配置上向农业科技发展重点倾斜，在项目、经费、人才等方面优先安排，充分发挥各级科协、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农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科普活动和科技信息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农业科技知识、成果、政策、最新进展和典型等，不断提高广大农户的科技意识和素质。

4．2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农业科技财政投入的稳定机制

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增加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院所与涉农高等院校的倾斜支持力度，对长期从事基础性、公益性农业科技活动建立相对稳定的支持机制。增加对农业新品种选育攻关和农业主导产业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新品种新技术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等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按规定落实农业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将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新兴产业培育作为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引导农业科技企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4．3加大智力投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智囊队伍建设体系

加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加强高校涉农学科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加大高等院校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农业科研院所联合打造农业人才培养基地。注重地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制定有利于乡土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和培养计划。以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和重点创新团队建设为载体，培养和集聚高素质农业创新人才。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中，重点加强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和具有互联网知识的跨界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支持创新领军人才组建创新团队，加大对创新团队创新创业的扶持。加强对基层农技人员的培训和知识更新，深化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行动，大力培养一批有技术、懂管理、熟市场的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

4．4引导投融资发展，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多元投入机制

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研发，逐步建立健全以企业投入为主体、政府投入为引导、金融信贷和风险投资为重要支撑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引导鼓励农业科技企业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引导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农业产业，引导创业投资资金投向农业种业企业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金融服务，改善对农业科技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加大对农业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

4．5鼓励创新创业，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激励机制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加快制定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具体实施方案和相应措施，激励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打破体制障碍，明确在职农业科技人员或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均可通过离岗创业、兼职兼薪，真正让“第二职业”成为正当工作、工资外收入成为合法收益;设立专项扶持资金，设立“创业之星”“重大贡献奖”等奖项，对创新创业成绩突出、效益明显的专家或团队给予重奖;完善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到农业生产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就业;引导和支持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参与现代农业、来料加工、休闲旅游、社区服务、商品流通、再生资源利用等产业创业。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1008)02-0018-08

一、前 言

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既是制度变迁的取向，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农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农村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农村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切基因，不了解农村发展，就不能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不研究农村社会变化，就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市场化，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元增长到1985年397元，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加263.5元，是过去二十年净增值的4.38倍，而且一举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信心和物质基础；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和农民种养结构的大变化，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199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23.47％，到2004这一比例变为34.03％，极大地支撑起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和谐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每一个大进步都和市场化相关，市场化已经成为农村其他制度变迁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制度变迁，对各地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应当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樊纲、王小鲁(2001、2003、2004)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2005)分别连续地公布他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测度值，前者还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和排序。与全国性的系统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测度方面的研究落后了，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和张丽、栗子亮的《我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状态描述，缺乏可计量性和可比性。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虽是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以个体农户为主要经济主体，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部门，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形式，其市场化的方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它的测量指标选取在遵循市场化指标的一般选取原则的同时，也应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主要经济指标选择和评分标准

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使农村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仅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还应包括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

1　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多因素共同演进的系统过程，希望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测度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为此我们采用主因素分析法，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选取对市场化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来分析。在具体经济指标选择上主要有三大依据：一是效度，所选取的指标必须与市场化密切相关，能反映出市场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二是信度，资料和数据来源必须是可信的、可重复验证的，另外为减小误差和个别年份的特殊性，我们使用连续三年的算术平均值为计量值，本文计算2004年的市场化水平，故取2002―2004年数据的平均数；三是可获得性，是依现有的手段能顺利得到的。根据这些要求，我们定出了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

(1)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经济主体拥有自主决策的地位和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农村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乡镇企业。农产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农户是否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体现，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的构成，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应越是多样化，这直接表现为农户收入来源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工资、财产等方面的收入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二是农业的种植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应更能摆脱生存约束，越来越多地追求发展，粮食的种植比重应当越是下降，而其它产品的种植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粮食作物种植占总播种面积比重)。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从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市场化水平越高，乡镇企业越是发达，为此可以得到乡镇企业市场化方面的第一个三级指标，即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比重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此外，中国改革又表现为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企业不仅注重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注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发展和提高经营水平，在近年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乡镇企业出口占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比重成为衡量乡镇企业市场化的又一个三级指标。

(2)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化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越高。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农产收入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产人均现金收入／农户人均总收入)和农户支出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户人均现金支出／农户人均总支出)两个二级指标来衡量。

(3)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现代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市场化并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在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此外由于资金和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四个二级指标来测度。劳动力的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测量值为：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来衡量，但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获取，另一方面统计指标口径也有差异，为此我们以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与总收入比来计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必表现为工资收入，可以免去仅计算劳动力流动而忽视就地市场化带来的误差；土地的市场化本应以土地的流转比率来测度，但因数据原因，我们以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率作替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土地越是稀缺，土地的价值越高，因此农民越是面向市场从事生产，对土地的利用越充分，从土地利用的比较收益角度看，就是土地的耕种面积与耕地实际面积的比值越高，(测量值为：土地的耕种面积／1996年耕地实际面积)；资金的市场化以农村存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收入比(近似测量值为：农业银行的农业存款加上农村信用社存款／农村经济总纯收入)和贷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支出

比来测定，(近似测量值为：农发行贷款余额加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加农业银行农业类贷款／农村人口每年的总支出)；技术的市场化本想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测量，但由于数据不能准确获取加上对免费搭车现象无法测度等原因，所以我们寻求其他替代指标，从一般角度讲，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科技的作用，也越能发挥科技的作用，为此我们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指标来测度科技市场化能力水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年来计数，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我们以16年计算，(测量值为：小学劳动力占总人口比×6＋初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9＋高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2＋大专及以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6)。

(4)农村中介组织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为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获取更多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目前在我国的各种统计中都没有把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列入指标体系，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对全国26个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今引用该成果，我们以参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数与全部农户数之比来计量。

(5)政府职能转换与市场环境对市场化的促进。建立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换已成为市场化推进的关键，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更多专注于公共品的提供，同时针对地方政府规模过大的特点削减政府规模已成为共识，这方面我们以四个指标衡量：一是以(农户家庭经营费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工资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比表示农村经济的自主程度，比重越高，自主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也越高；二是以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表示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水平，比重越高，表示政府职能转化水平越高；三是以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地方政府的规模也越大，从而更有能力干预农村经济；四是以农民的税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测量农民的税费负担水平，负担越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低，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越不敏感，从而市场化水平越低。对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包括法制、人的观念等方面，在市场环境好的地区，生产要素的市场回报率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越小，也就是较少存在干预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各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都能获得乎均收益，为此我们以可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城乡收益比来计量，劳均收益=人口总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口，城镇劳均收益=城镇人口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就业人口，农村劳均收益=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人口。

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数分配及计算方法。我们采用10分计数，对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专家评分法，由10名经济学专家分别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取平均数得出。

对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计算以最高水平为10分，计算公式如下：

i省第j项指标的得分=(Xij-Xmixj)/(Xmaxj-Xminj)×第j项指标分配分值

Xij是i省第j项指标的测量数据，Xminj是各省第j项指标测量数据的最小值，Xmaxj是各省第j项指示测量数据的最大值。

我们对各项指标及其分值分配列表如下(表一)：

三、2004年全国及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我们根据2002-2005年全国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全国及除外30个省、市、自治区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得到如下结果(表二)：

在此我们并未计量各地市场化的绝对值，而只观察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因而指标的缺陷并不造成致命后果，因为缺陷是共同的，但有所误差在所难免。

经过详细计算，我们发现：农村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有10个省的市场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0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仅有陕西和广西进前二十名，排位最高的是陕西，排第15名，排名最后的10个省中，西部占了9个。从单项指标值看：上海有8项三级指标得分名列第一，分别是C1、C2、C4、C7、C8、C13、C]6、C17，表明上海在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水平、乡镇企业的国际化、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水平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其它省份；北京有7项指标得分第一，分别是C5、C6、C10、C11、C12、C13、C18，表明北京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高于其它地区；另外浙江省在C4(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取得最高分，该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5.5％；四川在C9土地的利用效率方面取得最高值；河南省在C14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最高，表明该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的自发投资；广东省在C15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支出占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资金的比重方面占优。与此相异的是，新疆在C1、C3、C4、C7、C8、C17共6项指标得分最低，有意思的是其中有5项是上海得分最高的，这6项指标也使得新疆在总体排序方面仅名列第26位；贵州省在C6、C10、C18三项指标得分最少，而这三项指标得分最高的都是北京；青海省则在C9、C12、C13三项指标发展最不足；另有吉林省、云南省、广西、上海、重庆、安徽省各有一项指标得分最低。云南省仅有5项指标得分进入前20名，有9项指标排名在25名以后，与其它省份差距明显，因而得分最低。北京和上海在C14即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位于最后两位，但在C17即农民的税费负担方面的得分居前两位，说明两个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很大，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引导和支持农民走市场化道路可以也应当大有作为。

四、简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