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特点篇1

主持人虽然也用稿件，但稿件在主持人手中已失去了意义，它仅仅是主持人传播活动所需的一种资料。因此，主持人在对语言的具体运用上具有更强的自主意识和宽松条件，从而摆脱了稿件的制约，使自己的言语不仅在语气方面，而且在修辞和结构方面都口语化。主持人强调的是大众传播，而不是个人的日常闲聊。主持人言语既包括人们说话的一般类型，又不完全是日常生活的说话类型。一方面要同“假设”的对象做生活化的交谈，一方面又不可能完全和生活中的说话相同。所以，主持人言语是一种与日常交谈有一定距离的特殊说话类型。它既通俗、活泼，又严谨、得体。主持人的口语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它源于口语，但要根据广播电视语言的要求对口语进行提炼加工，它是具有较强逻辑性的流畅、优美、具有动感的语言。此外，语言的个性化是主持人节目传播的特色之一，是受众在接受主持人节目时一种特殊的审美需求，由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和体态语言来体现。

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风格类型

1.柔和朴实型

柔和朴实型是指以柔和、朴实、亲切而不强烈为特点的主持人语言风格。该类型的主持人音色比较甜美、温柔，语气平和，语调平缓，语句平实，情感较为真挚朴实，面部常带微笑，表情和动作一般较少，气质端庄，装束素雅。这一类型的主持人语言风格比较适合于谈话节目，而较少出现在大型文艺演出节目中。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悦、白燕生都属于这一类型的主持人。

2.儒雅沉稳型

儒雅沉稳型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风格，表现为话语比较规范，重文采，音色比较醇厚，语调平稳中有起伏。节目主持人面部表情、手势动作不多，显得沉稳持重，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其语言风格有“书卷气”。儒雅沉稳型节目主持人语言风格一般适合主持主题纪念性的演出活动和知识性较强的节目。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赵忠祥、陈铎是这一类型的典范。

3.清纯活泼型

清纯活泼的风格大都表现在年纪较轻的节目主持人身上。这一类型的主持人一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才华出众，聪颖过人。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感。主持人杨澜、王雪纯就曾是清纯活泼型语言风格的典型代表，她们主持的综艺节目及一些欣赏娱乐性节目，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4.幽默诙谐形

幽默诙谐是节目主持人语言的一种技巧，是人们普遍喜欢的一种品格和能力，其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幽默诙谐蕴含着人类的智慧和善良，能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和美感享受。主持人运用幽默诙谐语言时要把握分寸，掌握好“度”，视对象、时机、场合、内容临机处置，不能把幽默当作逗乐，把诙谐变成油嘴滑舌，从而失去这种语言风格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李咏、毕福剑是幽默诙谐型语言风格的代表。

5.犀利哲理型

犀利哲理型节目主持人的言辞尖锐明快而富有哲理。这一类型的节目主持人大都思维灵敏，逻辑性强，反应敏捷，善于透过现象深刻分析事物的本质，有独到的见解，甚至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比较适合于新闻评论节目、访谈节目。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是这一类型语言风格的代表。

6.真挚情感型

人类语言特点篇2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42-02

威廉·冯·洪堡特（wi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是19世纪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最深刻、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身处历史比较语言学占主流的时代，但他并未受其影响，而是致力于探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思维、语言结构类型分类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普通语言学创始人的地位。

洪堡特一生写了大量关于语言学方面的作品，而其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作为《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导论出版的。在《导论》里，洪堡特详尽阐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被后人誉为“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巨著”“语言哲学的教科书”。这里我们只就他的主要学说做以简要分析。

一、语言的本质

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连续的创造活动。他说：“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它的实在定义只能是一种生成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语言就是诸多的言语活动的综合投影，语言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或者生成能力，这种创造能力是我们人类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反映，是普遍的，正是这种能力，使说话者能够无限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语言手段。

正因为语言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洪堡特认为语言中没有什么静止的东西，若想真正了解语言的特点，就必须依靠一系列的言语活动。

洪堡特在承认语言创造能力普遍性的同时，也认为语言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基于此，他提出了“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概念。语言形式是全人类共同的，它潜存在人类心灵之中；内部语言形式是语言底层起整理和划分经验内容作用的语言要素，它是全人类同一的语言形式形成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语言的根本要求，是某一语言所特有的。

在洪堡特看来，语言就是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辩证统一，以至于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

二、语言与民族

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都值得研究）的影响，洪堡特提出“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语言”的观点，民族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民族精神。

他把语言分为人类语言和民族语言，人类语言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民族语言则与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相联系，二者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与洪堡特关于语言本质论中语言形式与内部语言形式辩证统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语言与思维

洪堡特认为：语言之所以不同，民族之所以不同，都是由人类精神在自我展示时所运用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正因为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所以从二者的关系上来看，思维毫无疑问要决定着语言，思维是语言的基础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洪氏提出了“语言从思维出发，再反作用于思维”的观点，在人、世界、语言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居于中间，起着媒介的作用，人要想认识并最终掌握外在世界就得依靠自己所创造的语言，因为不论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评价还是认识都得靠语言来记录，同时语言本身又有着自己独有的一套系统和内在规律，所以语言就逐渐成了一种完全可以独立的力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来自于人类，同时又影响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思维和活动，但是二者的关系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人类的精神或者叫思维。

四、语言的分类

洪堡特在语言学界的名声，主要在于他的语言结构类型论，他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语言，它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结构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应该依据语言结构类型的不同来给语言分类，而结构类型的不同又主要体现在词的语法形态的不同，所以洪氏把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其中“粘着语”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由洪堡特提出来的。

此外，关于语言的分类，洪堡特还根据语法关系如何来表现提出了另一种分法：一类语言它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性变化来体现的，比如梵语；一类语言它的每一个单词都会体现着它的语法关系，像印第安语。

对于这几种语言类型，洪堡特并不是都认可的，他只承认其中的两类比较极端的：即纯粹的孤立语和高度发达的屈折语，同时他把汉语和梵语作为其中的典型，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语言，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依次排列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阶梯。

洪堡特的这种语言分类法和之前的分类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把语言的不同类型看做演变次序中的不同阶段，即把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看做是一种演变的顺序，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精神向着充分实现人类语言的潜在可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的一种过程。

但同时洪堡特又否认“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的阐述，并且表态说那种“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之间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错误的。他认为语言和人类是同时产生的，语言的不同类型只是思维形式的不同造成的，所有他所说的语言的连续阶梯，只是语言结构类型的阶梯，而不是各种语言间历史发展的阶梯。

在对语言类型阶梯的认识基础上，洪堡特又提出了语言是有优劣之分的观点。他虽然主张每一种语言都是言语活动的自然赋性的外在体现，所以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语言都不应遭到指责和鄙视，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作为精神活动工具的语言还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虽然他并没有否认最早语言，比如古汉语有某些特殊的优点（如说古汉语没有形式上的语法区别，抛弃了一切无用的附属装置，从而使句子跟思维的简单明确的顺序密切对应），但最终还是认为以梵语为代表的屈折语是最发展、最先进的语言，而所有其他的语言，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从而判断它们的优劣程度。

综合来看，洪堡特从结构特点入手来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研究，对后来的类型研究的确有着启发和推动的作用，但是他的那种语言优劣的观点却是极端错误的，也因此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批评。

以上就是对洪堡特语言学说的主要内容做的简要分析，但是他的语言观并没有立刻发生影响力，直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才开始注意到他的研究成果：比如多佛评价洪堡特“对语言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施坦塔尔认为洪氏通过研究语言而“深刻地接触到了人的本质”，尽管他没有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但“指明并开辟了通向该目标的道路”。

如上所述，尽管洪堡特的学说，尤其是语言类型优劣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学说在很多方面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他的语言学说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史领域中的一个专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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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特点篇3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　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　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　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　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4　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　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 & 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中国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　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　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 & kaufman 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中国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中国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中国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中国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人类语言特点篇4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世界语言有5000多种，在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这些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同时也有着一些共同点，这也正符合现在学者对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探讨。

一、语言类型学的理解

现在语言类型学的全名为“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学者研究认为语言类型学主要是从“类型”划分，理解为语言类型学是对不相同语系和相同语系进行研究，对这一系列语言进行类型区分并找出共性。简单说，语言的类型以及语言的共性是同一种语言不同方面研究的结果，学者必须通过研究分析再对语言进行分类，分析的前提就是语言有相同的一点，这一点就是语言的共性。

二、汉语的基本特点

言语的特点研究一直是汉语界最热门的主题，不过学者研究的特点仅限与印欧语、英语之间的一点对比，在世界各异的语言中，这种简单的比较就显得很片面化。甚至有的还把这种简单的定论用来作为当代语言学坚强的后盾，一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知识都是从印欧语言的分析中得到的，对汉语来说是没有帮助的。这些片面理论是极端的，对汉语的发展没有作用。如果学者了解这么多年来语言类型学的伟大成就给各种语种带来的用处，熟悉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并从中吸取精华，就不会做出一些偏激的定论，真正想认识汉语的特点，就必须认识语言类型学在这方面的定论，或者自己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对比，如果从跨语言这一块进行对比的话，学者可以从语义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很多语义的范畴在经常表达中会普遍用到的，所以有一定的可比较性，从这当中学者可以找出一些差异，一些特定的形态依据范畴只能狭隘的存在一些少数语言里面，所以不能够进行有效率的对比。

三、研究汉语及语言类型学

（一）不是每一个研究的课题都需要用到很多语音形式，主要的还是要有语言的类型和共性的思想。如果有了这种思维模式，再加上至于结合比较好的理论框架，那样即使与不多的方言语言相比较都会得到不错的效果。比如本书蔡维天文，谈论的是“一、二、三”三个最基础数词的句法和语义。这三个汉语数词的意思，不管是比较传统的训话还是如今的词典释义和词义学，研究的非常多，也非常深。蔡文将形式语法作为背景理论，结合有关阐述和外语等的比较，得到了很多我们从未了解的规则和特点。如果是要钻到汉语的内部去研究，我们难以得到这些不为人知的见解。与其类似的有方梅的文章，她研究的是北京话里面的“那、这”一直都是被当作是指示代词或指示词。但方文通过能够语法的角度，诠释了口语中通常用到的“那、这”不仅仅只是指代或替代的作用，而有着某些语篇标记或指称标记的作用。她深入的运用功能语法中指示词和冠词的理论以及和某些外语相似现象的对比，运用可以作的标准判断一些“那、这”冠词是从指示词发展而来的。方文还对比了福州话等其他有特色的方言资料，更加说明指示词发展成冠词不仅仅只是北京话所独有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比较常见的模式。类型学的发展在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利因素，但是还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中国有着多种多样的语言，五十六个民族有着数以上百的语言，而且汉语本身有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而且这些方言有着多年的历史演变，这个资源给类型学的跨语言探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时代日益国际化，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学研究必须要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资料都组合起来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大众认可的学术成果。汉语语言研究者绝不会摒弃世界语言而只去研究汉语，绝不会放弃世界语言这片森林而只满足于一棵大树的局限性的学术研究。随着各国学术的交流的推广，很多语言学家将从汉语中学习到去关注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会探究人类语言中共同的奥秘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很多研究者用印欧语和汉语进行对比，研究两个的特点，对于一些学者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归根于汉语缺乏严格形态的特点上，这个不是不对，但是这并不能从本质上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把汉语放在世界语言范畴进行对比分析，对汉语的整体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特别是在现代汉语研究这块。所有的方法都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的，只有突破理论才能有新的方法产生。尽管西方的学者在研究类型学时都和汉语有关系，但是都只是把汉语当作一种研究语言的样本，从而去研究一些共性方面相关的定论，真正意义做到把汉语语言和类型学相结合的依然是我们中国的研究者。现在，在语言类型学的影响下，汉语的研究有了广泛的视野，查找一些类型学视野下汉语研究的方式以及汉语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把汉语当作基本的一种语言样本，在世界语言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分析，主要研究的是汉语变异的特点，特别是这些特点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价值以及起到的作用。然后，把汉语里面的很多方言作为语言样本用以探究分析，用语言类型学特有的分析方式在汉语探索中实践之后的具体情况。最后，从语用、认知、地理、历时等多个角度对汉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三、总结

文章对语言类型学和汉语做出了一些重点分析。一方面类型学的研究对比可以在某一方面制约汉语语言的一些内部机制，另一方面类型学的研究对比可以对汉语语言一些问题做出具体的解释，用功能的研究方法对语言类型学进行研究符合中国目前语言研究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学者借助语言共性的推理模式，从而促使汉语研究探讨道路的发展。

参考文献

人类语言特点篇5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 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a crossing subject. It emerges and develop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y. West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goes through several periods, such as field-work,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an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a wide ba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subject. Meanwhile, it holds important meanings to protect the diversif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make different language ethnic group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 make language ethnic groups dialogue harmoniously.

Key words: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ul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 kSalzmann.Language Culture &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人类语言特点篇6

一、引言

当今社会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网络中的巨大信息量要求网络人际交流更加迅速快捷，而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已不足以能将信息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输入和输出。于是，有别于传统语言形式的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蔓延、普及和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传播是一种时尚的大众传播方式，它因具有前卫和新潮的特点而倍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并且逐渐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传统媒体。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对网络语言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表达式，如英语中的“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virus”（病毒）、“cyber worm”（网络蠕虫）、“firewall”（防火墙）等，汉语中的“楼主”、“潜水”、“恐龙”等等。

本文拟从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认知特点出发,以英汉两种语言为语料，从网络词汇中挖掘网络语言的内在认知隐喻特征,借以说明认知隐喻对网络语言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网络语言研究的进展。

二、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语体特点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网络时代的反映，是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络语言？张坚认为，网络语言是网络交际文本中基于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背景创造出来的语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文化中人际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来进行交际的语言。[1]（p49）本文主要论及后者，即狭义的网络语言。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该载体比其它方式更为快捷、自由和方便。载体的变化造成了语言风格或者语体上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新语体。

在形式上网络语言具有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和形象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形象传神，而且使网络聊天具有了“望文生义”的近距离交际效果，给虚拟的网络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气与实在感和即时感。例如，把网民称为“网虫”之类的用法往往给抽象、平淡的概念赋予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形成了网络语言形象性的语体特点。

在内容上网络语言具有创新性、口语化、粗俗化和时事化等特点。网络语言不受外来的束缚，构思巧妙，常常语出惊人、令人瞠目，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语言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词语的变异使用；二是新词新语的创造。前者如“灌水”，该词原指向容器中注水，而在网络交际中则表示在网上发表长篇大论而又内容空洞、“水分”含量高的文章；后者如用“东东”意指“东西”。网络交际尽管不是面对面的口头交际，但却是一种即时的、非正式的交际形式，这一点决定了该媒介交际具有口语化，有时候甚至是粗俗化的特点。另外，当代社会由于广播、电视、报纸，尤其是互联网等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全世界在信息互动方面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因而时事词汇就比较容易地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当然就更加自然地进入了网民的网络交际之中，由此促成了网络语言的时事化特征。

（二）认知隐喻的含义

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metaphor)视作一种语言现象，视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而当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不仅仅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且属于更广泛的思维和认知范畴。换言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2](p5) 简而言之，隐喻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基础与手段。前者是指传统的“修辞隐喻”，后者即所谓的“认知隐喻”（也称作“概念隐喻”）。本文以后者即当代的认知隐喻或概念隐喻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网络语言及其语体特点进行分析。

（三）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网络语言不仅是使用者思维方式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语言背后的认知理据和动因。词汇作为人类交际的语言符号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网络语言词汇的丰富又依赖于隐喻等认知机制和手段。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词语产生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语言得以延伸扩展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新词语的创造过程中，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由此产生的词汇看成是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隐喻：类型与认知特点

本文将从源域（source domain）的角度探讨网络语言中存在的隐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特点。根据笔者的研究，我们把网络语言中的认知隐喻大致分为人体隐喻、动物隐喻、建筑隐喻和航海隐喻等四大类。

（一）人体隐喻

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3](p126)古人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早期人类的一种典型思维特点是“身体化活动”或“体认”，即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4]（p28-34），这是由人类的认知顺序所决定的。人类最先认识自己周围立体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包括人体本身及其器官。之后, 当认知进入更高级阶段，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包括器官）就成了人们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它事物，尤其是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喻语言（包括人体隐喻化语言）。[5]（p50）这符合人类以自我为认知中心，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我、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

在网络语言中，网民们也喜欢使用人体隐喻词。例如，用“皮肤”喻指“界面”（如“qq皮肤”和“搜狗输入法皮肤”）；用“幼齿”喻指年纪小而又不怎么懂事的人；用“养眼”喻指人长得好看。

（二）动物隐喻

人类在长期与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对许多动物及其比喻意义往往会出现相互一致的认知或者相似的联想，所以在英汉两种语言里产生了一些相似的以动物为喻体的隐喻。[7]（p24）为便于论述，笔者把动物隐喻分为如下三种，即基于形状或外貌相似的动物隐喻、基于特点或属性相似的动物隐喻和谐音类动物隐喻。

网络语言中的动物隐喻主要是基于动物形状或外貌特征的隐喻。例如，作为电脑部件的“鼠标”其形状酷似拖着长尾巴的老鼠；“恐龙”在网络语言中不再是业已绝迹的一种动物，而是用来比喻长相比较丑陋的女生；“孔雀”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城市女孩”，她们是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娇娇女，从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生活一帆风顺，内心单纯，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看重男人的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网络语言中的另一类动物隐喻是基于动物的特点或属性的隐喻。例如，“臭虫”（bug）是让人类讨厌的昆虫，后来人们把跟电脑有关的故障都称为“臭虫”；“病毒”（virus）的原义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且能够进入人的身体致使人生病的简单的生物”（《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而在网络语言中则指“一种进入电脑并损害或破坏信息储存的程序”；“爬虫”在网络语言中指不会使用网络、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犬科”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性的男性网民，他们尤其擅长死缠烂打。

    　此外，当代网民还喜欢使用谐音类的动物隐喻，以营造幽默的表达效果。例如，“大虾”是“大侠”的谐音字，喻指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民，或者在某一方面（如电脑技术或写文章的水平）特别突出，一般是人缘声誉较好的人；“驴友”是“旅友”的谐音，喻指喜欢旅游的朋友，一般泛指背包一族；与“新闻联播”谐音的网络语“新蚊连啵”，喻指遭到无数蚊子的袭击，视之或听之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三）建筑隐喻

建筑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建筑物为喻体的隐喻，网络语言也不例外。例如，英文“window”的原义是“一个嵌入墙壁中带有玻璃的框架、能够让阳光和空气进入房间并且能让人看到外面的设施”（《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窗户”或者“窗口”，然而，在网络语言中，它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即电脑桌面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所熟悉的“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等操作系统。

下面是跟网络论坛相关的一系列网络建筑隐喻：在网络语言中，“楼主”不再是楼房的主人，而是指发主题帖的人；“盖楼”的概念也不再指将楼搭建起来的意思，而是指回复同一主题帖；“楼上的”是指比你先一步回复同一主题帖的人；与之相对的“楼下的”是指晚于你回帖的人；“拍砖”是指对某人某帖发表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的帖子；“坛子”指论坛；“隔壁”指论坛中的另外一个主题；而“爬墙头”则指只看帖子但不发言的做法。

（四）航海隐喻

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旅程隐喻，而航海隐喻正是旅程隐喻的一种，因此航海隐喻在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黄秋林指出，“航海隐喻与旅程隐喻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航海属于旅程的一部分。” [8]（p44）网络语言中也不乏对航海隐喻的使用。例如，“潜水”、“水手”和“冲浪”这些与航海相关的词语充斥网络语言之中，使得网络语言更加耐人寻味。这些词语已经从原有的航海认知域映射到了其它的认知域之中，分别喻指“天天在论坛里呆着，但是不发帖”——由此，“潜水员”喻指那些喜欢看别人发帖而自己不发帖的人；“喜欢‘灌水’的人，即喜欢在论坛上发些无价值意义的帖子的人”；“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输入url地址，在web页面上移动鼠标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浏览”。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语言中类似的隐喻称之为航海隐喻。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网络语言中蕴含着丰富而鲜活的隐喻，反过来说，隐喻是网络新词语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网络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认知在人类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语言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网络词汇良莠不齐，因此需要语言研究者的正确引导与进一步规范。

注释：

[1]张坚：《赛尔的隐喻解释原理与网络语言》，外国语文,2010年，第4期。

[2]lakoffg.&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ungererf.&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人类语言特点篇7

    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传播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特殊符号,很多学者把它们称为“网络语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信息符号及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研究,既有信息传播领域、语言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框架中的观照,当然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就语言学方面看,研究最主要的集中点是词汇和非语言交际方面,而且研究中渗透了传播学层面的阐释。在此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些梳理和概括,并对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明确概念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网络环境中出现并使用的新的信息符号形式都被限定为“网络语言”。潘美岑在《网络语言之研究初探》(2002)一文中,从语言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等方面对网络情景中出现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备被当作语言来研究的合理性。这样从本质上确立了研究网络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研究者都有具体的阐释。如于根元在《网络语言概说》一书中的定义:“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自然语言。之后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2004)一文中,分别定义了网络交际手段、网络符号和网络语言,并指出网络语言是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则将这些语言现象定义为网络交际语言,并且从言语交际学、人际传播学等方向进行了分析。广义上讲,网络语言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指第三类。它是网络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综述的基点。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理论框架给予网络语言不同的定位,但是概念的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多文章都从词语的分类、特点和语用规律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 网络语言的分类

人类语言特点篇8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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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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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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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人类语言特点篇9

对于网络语言的概念的界定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广义狭义”说。“广义狭义”说从范围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阐释。它认为网络语言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就是指所有在网络环境里存在的语言，而狭义的则大多指其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成分。

英国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在他的文章《语言与互联网》中认为网络语言是出现在所有网络环境中的、能体现网络独特面貌的媒介，它具有电子性、全球性、交互性的特征。可以看出，Crystal认为网络语言的概念是十分广泛的，他界定的网络语言就属于广义的网络语言。同时，张润娟的《网络语言的发展趋势和立法规范研究》中把广义的网络语言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硬件、软件、病毒、宽带、在线、聊天室、防火墙、浏览器等；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网吧、黑客、电子商务、虚拟空间、信息高速公路等；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如美眉、大虾、斑竹、恐龙、菜鸟、东东、酱紫等。常见的网络语言大多数是指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是活跃于网上论坛、网上聊天室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网络用词。刘海燕研究的的网络语言包括三类：技术专用语；网络文化词语；聊天室用语。两人的观点比较类似。而张云辉则将网络语言分成四大部分：与互联网有关的专业术语；网络新闻使用的语言；网络文学使用的语言；网络聊天室以及论坛中使用的语言。众多学者对网络语言的分类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分类都是建立在广义的网络语言基础上的。

学者于根元认为，网络语言起初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现在一般指后者。同时，在劲松，麒珂的《网络语言是什么语言》中指出“网络语言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在网络时代、e时代出现的与网络和电子技术有关的‘另类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自称网民、特称网虫的语言。”

众多学者对于网络语言的概念虽然表述不同，分类程度也不同，但他们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就是把网络语言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网络语言就是指网络环境中的所有语言成分，而狭义的网络语言大多指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成分。就笔者目前整合的资料来看，很多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采用了张润娟、刘海燕的定义，把计算机专业术语、网络文化用语、网络交际（BBS、网络聊天等）用语统称为广义的网络语言，把网络交际（BBS、网络聊天等）用语称为狭义的网络语言。

二、“社会方言”说

社会方言说就是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是众多网民在网络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使用的特定的语言，是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而不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概念。

语言一般是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变体存在的。语言的变体主要包括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两种。语言的地域变体就是指地域方言，语言的社会变体就是指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由社会群体的不同性质而形成的语言变体。它是指由不同的职业、社会地位、政治信仰、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或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社区交际习惯所形成语言差异。主要差别是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以及一些特殊词汇的在语言学中的使用。

在文章《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中认为，网络语言具备社会方言的两个特征：一个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另一个则是特定的交际场合。其中的社会特征，就是指人的职业、年龄、性别、阶级或阶层以及文化程度等。而对于网络语言来说，一方面，网络语言的使用者是一个具有鲜明社会特征的人群即青年网民；另一方面，网络语言使用的环境主要是网络上QQ聊天、BBS、论坛等特定的网络环境。

三、“符号论”

一些学者从语言符号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

于根元（2001）认为网络语言具有口语化、符号化、时尚化的特点。他在《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别指出，“网络语言=汉字+数字+符号+其它”。在游雨欣的《网络语言―虚拟符号传播》一文中，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网络语言主要是指网民在互动交流，传播信息中所使用的一些特殊的信息传播符号，并且由于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使用，所以这种符号具有虚拟性”。纪丽宏（2006）则进一步深化上述观点，认为现存的网络语言是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符号系，包括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而非符号系统则主要包括表情符号和实物图像符号等。

同时，也有学者将网络符号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朱立志和王岩松（2006）认为网络符号系统由三个可读符号系统和一个副语言符号系统组成。可读符号系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而副语言符号则是指由于在网上沟通时无法见到对方的表情，网民们为了省时、经济和幽默，特意创造的一系列的具有感情意义和形象色彩的符号。乐耀（2006）则将网络语言符号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字母符号类，二是汉字符号类，三是数字符号类，四是键盘符号类，五是混合类。不同的学者基于自己的观点，对网络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分类不尽相同，但是都建立在网络语言符号论的基础上的，认可了网络语言的符号论观点。

笔者认为，从网络语言的符号论这一角度来分析网络语言，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出作为载体的网络语言的作用，同时也显示出网络语言作为标记符号的作用。作为网民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间互动的媒介，网络语言能够在互动过程中充分满足网民的一些需求。因此，我们用符号论来阐释网络语言的概念，充分显示了网络语言符号的本质和互动媒介的特点。

人类语言特点篇10

一、引言

方言特征词是指“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李如龙，2001）。研究汉语方言特征词可以为汉语方言分区提供依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有助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复杂过程，也有助于汉语史和汉语词汇的深入研究。（李如龙，2001）

现有的方言特征词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某一方言区、方言片的视角出发的研究，这类成果已较为丰富，在特征词的提取方法和分级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研究对象涵盖“官话”（刘晓梅、李如龙，2003）“闽语”（李如龙，2002）“赣语”（曹廷玉，2001）以及“吴、粤、湘、客、徽、晋”等方言;一类是从某一义类词的视角出发的研究，但这类成果还较少，有待进一步扩展。

李如龙（2003）指出，从义类看，动作类和名物类是重点考察的对象，而名物类有约二分之一是称谓词、人体词、动植物的名称词。可见，从义类视角出发的研究中称谓类特征词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目前这类研究只涉及“长辈亲属”类称谓（苏新春，2000），“儿子的妻子”类称谓（吴剑安，2001）等。另外，郑张尚芳（2008）曾对方言中“孩子”类称谓词做了研究，但其研究仅选取七个表“孩子”义的词根进行语源探讨，一方面涉及的称谓词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并未探讨其构词与地域分布的特点。

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一般以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的42地分卷本为主要的语料来源。《大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42种方言为参照点，建立了一个方言词汇比较的平台，成为今后开展方言词汇比较的基本框架。采用这个框架，无论从某方言出发在本方言区作内部比较，还是与其他大方言作外部比较，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型比较，都可以避免条目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弊端（邢向东，2007）。我们认为，基于《大词典》对于“孩子”类称谓的穷尽性统计，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可靠、可供比较的语料系统。

本文将在定量统计和共时比较的基础上，对《大词典》收录的分属10个方言区的42个方言点的“孩子”类称谓词进行个体特征词语及关系特征词语的统计与分析，以期丰富义类特征词研究，并对现有的方言分区及方言亲疏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佐证。

“孩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中的释义为：①儿童;②子女。首先，本文研究的“孩子”类称谓词仅限于“儿童”这一义项;其次，个别方言点针对在性格、外貌、健康状况、行为举止等方面有显著特征的孩子还有相应的特指称谓词，如“小人精儿：特别聪明伶俐的小孩”（哈尔滨）“达痧精：多病的小孩”（长沙）。由于这类称谓词较为特殊且情况繁杂，本文暂不研究。依据这两条选词标准，本文选取415条“孩子”类称谓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取出22个特征词语。在分析中先以《汉语大字典》（第2版）（以下简称《大字典》）和《现汉》为参考，考察其基本语义，再探讨其构词状况与地域分布特点，最后列出部分典型词例。

二、特征词及方言亲疏关系

特征词分为两层，即个体特征词语和关系特征词语。个体特征词语只分布在一个方言区中，蕴含着排他性的区别意义，可体现方言区的区域特征。关系特征词语分布在几个方言区中，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方言亲疏远近关系。关系特征词语又根据交叉分布的方言区数量的不同分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和二级关系特征词语。但在关系特征词语的分级问题上，相关学者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我们这里借鉴沈益宇（2011）的划分标准，将在2～3个方言区交叉使用的词语归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将在4个方言区以上交叉使用的词语归为二级关系特征词语。根据以上标准，本文提取出方言“孩子”类称谓词的9个个体特征词语和13个关系特征词语，对其语义、构词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加以分析。

（一）个体特征词语

9个个体特征词语分别出现在吴语、闽语和官话等3个方言区，其构词与地域分布状况见表1。

表1：个体特征词语的构词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数量 例词 释义

蛋 官 3 孩子蛋、丫蛋儿、小骚狐蛋儿 作词尾，构词有轻蔑或戏谑的意味。《大字典》：“③詈词”。

妞 官 3 妞妞、妞儿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女孩子”。

碎 官 3 碎娃、碎子儿、碎女 《大字典》：“方言。谓年龄幼小。参见‘碎女’‘碎娃’”。

尕 官 10 尕肉儿、尕姑娘儿、尕娃、尕丫头、尕子儿 作小称词头。《大字典》：“方言。爱称。小”;《现汉》：“<方>小”。

顽 吴 3 顽、小顽、男小顽

干 吴 3 男小干、女小干、小干五

吴 5 谩阿谩谩枚、猛嵌

官 吴 6 小官、男小官、女小官、小官头子、阿弟官、小官人

唧 湘 8 妹唧、细唧、伢唧、细人唧 作小称词尾。

从表1可见，吴语中的“孩子”类称谓词的区域特征最为明显，排他性最强，仅分布在吴语区的特征词语数量最多，有4例。其中“干、谩⑼纭钡冉鲈谖庥锴某一个方言点（分别在苏州、温州、宁波）被广泛使用，“官”在吴语区的2个方言点（上海、崇明）被广泛使用。

（二）关系特征词语

在13个关系特征词语中，7个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6个为二级关系特征词语。

1.一级关系特征词语

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状况如表2所示。

表2：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数量 部分例词

囡、囝 吴、闽 48 小囡、囡囡、王囡儿、囝仔、妮囝、细囝

头 官、吴 34 丫头、小毛头、小囡头子、男囡头

娃 官、晋、平 56 娃娃、娃儿、女娃娃、小娃子

仔 闽、粤、赣 26 妹仔、乃仔、婴仔、细蚊仔、姑娘仔

娘 官、吴、闽 20 小娘、娘子、小姑娘、闺娘子

妮 官、吴、闽 14 妮儿、妮子、小堂妮儿、毛妮子

丫 官、晋、徽 19 丫头、丫花妹

下面我们将对一级关系特征词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1）“囡”和“囝”

《大词典》将“囡”和“囝”处理为2个不同的词语，分别用于吴方言和闽方言。但是，《现汉》将“囝”记为“囡”的异体字，释义为：①<方>小孩儿。《大字典》对“囝”释义为：“吴方言。小孩。也作‘囡’”。可见，“囡”和“囝”记录的是同一个语素，据此本文将两者予以合并。统计发现，这两个字作为中心语素共构成48个词，其中吴语的“囡”共构词14例，闽语的“囝”共构词34例。有研究指出，历史上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两汉间从吴地去的，并且闽语是从吴语分化而来的（游汝杰、邹嘉彦，2007），因此闽语区的“囝”很有可能是由吴语区的“囡”传入而产生的，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汉字来记录。这一发现也为前人的汉语方言分化观点提供了佐证。

（2）“头”

《大字典》和《现汉》中均释义为：①名词后缀。接于名词性词根之后。“头”广泛分布于官话区和吴语区，主要作后缀，共构词34个，如“丫头”“毛头”“毛毛头”等。“头”还结合“子”构成“头子”，多含轻蔑语气，或作骂称，如“丫头子”“小官头子”“小囡头子”“细峦纷印薄靶峦纷印薄靶硗纷印钡取

（3）“娃”

《大字典》释义为：④小孩，儿童;《现汉》解释为：①小孩儿②<方>特指男孩儿。“娃”分布在北方官话区、晋语区、平话区，由“娃”作为中心语素的构词在官话区有47例，在晋语区有8例，在平话区有1例。官话区除哈尔滨、牟平、济南三地以外均有分布，西北、中原、西南等地区均用“娃、娃儿、娃子、娃娃”等词来称呼小孩。

（4）“仔”

《大字典》释义为：“①方言。幼小的儿子;小孩子”;《现汉》：①同“崽”。“仔”分布在赣语区（5例）、粤语区（7例）和闽语区（14例），其中赣语区仅分布在萍乡一地。“仔”主要作词尾，东莞有“男仔、女仔”的说法，“细蚊仔”在东莞和广州均有使用，“妹仔”在广州和萍乡均有使用。除此之外，厦门有“囝仔婴、囝仔囝、囝仔人、囝仔崽”等作中缀的用法。

（5）“娘”

《大字典》释义为：①年轻女子。“娘”分布在官话区（仅烟台市牟平区）、闽语区和吴语区，共构词20例。“小娘”的说法均见于崇明和宁波两地，指称“小女孩”。宁波方言还把“女孩儿”称为“娘子”。但福州“娘哥、娘囝”是对“小孩儿”的通称，“娘”不再具有无性别意义。

（6）“妮”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指女孩儿”。“妮”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仅金华）、闽语区（仅福州），共构词14例。“妮子、妮儿”的说法最为常见，福州方言中有“妮囝”的说法，并在“妮囝”一词后加上不同的语素来划分小孩的年龄，如“妮囝囝”指婴儿，“妮囝痞”指三四岁的孩子，“妮囝蒂”指六七岁的孩子，“妮囝豚”指十三四岁的少年。

（7）“丫”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指女孩”。“丫”分布于官话区、晋语区、徽语区，共构词19例。其中官话区最为常见，主要作为词头构成“丫头”“丫蛋”等称谓词。

从上述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地域分布与使用状况中，我们发现，吴语与闽语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一方面“囡”在吴语区的使用及其异体字“囝”在闽语区的使用可作为“闽语是从吴语中分化而来”（游汝杰、邹嘉彦，2007）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娘”“妮”大量分布于官话、吴语、闽语中，也可证明吴语与闽语关系之密切。而晋语与官话交叉使用的关系特征词语最多，印证了“晋方言与官话的关系最密切”的观点。（刘玲玲，2010）

2.二级关系特征词

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状况如表3所示。

表3：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构词数量 部分词例

伢 官、湘、赣、客 28 男伢、女伢、奶伢、细伢子、伢妹子

崽 官、湘、赣、闽、平 25 崽崽、宝宝崽、伢崽儿、崽子

鬼 吴、湘、赣、客、徽 15 细鬼儿、鬼崽子、小鬼、小娘鬼

妹 粤、湘、赣、客、徽 12 妹唧、妹仔、细妹儿、妹子

毛 官、吴、湘、赣、客 24 毛毛、毛伢子、毛妮子、毛头、毛娃

细 粤、湘、赣、客、闽、平 33 琐细儿、细儿、细鬼、细家伙、细人子

下面我们将对二级关系特征词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1）“伢”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小孩”。“伢”分布在官话区（仅哈尔滨、武汉）、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28例。其中以湘语区的长沙最为典型，有6例;“伢”字主要沿长江分布，从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到下游的南昌、扬州、杭州。其中扬州使用的形式为“霞子”，“霞”是“小伢”的合音。

（2）“崽”

《大字典》释义为：①<方>儿子、“②詈词”;《现汉》释义为：<方>儿子。“崽”分布在官话区、湘语区、赣语区、平话区、闽语区，共构词25例。其中以西南官话区的柳州最为典型，该地6例“孩子”类称谓词均由“崽”作为后缀构成。“崽”多用于指男孩，还有“崽崽”的重叠形式，而以“崽子”形式出现时多用于蔑称或骂称。

（3）“鬼”

《大字典》释义为：⑥对人的蔑称;⑦对人的昵称。《现汉》释义为：⑦对人的昵称，多用于小孩儿。“鬼”分布在吴语区、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15例。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鬼”有时有亲昵或喜爱的感彩，用称;有时含轻蔑或戏谑的意味，用作戏称或骂称，如扬州的“小鬼豆子”带有喜爱或贬斥两种意味;丹阳的“小鬼头子”带有轻蔑或亲昵两种意味;长沙的“鬼崽子”、宁波的“小娘鬼”和上海的“小鬼丫头”既可作詈称又可作昵称。

（4）“妹”

《大字典》释义为：②少女，女子。《现汉》释义为：③年轻女子;女孩子。“妹”分布在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12例。“妹”在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区均表示女孩;但在徽语区的绩溪话中，“妹”还可以指男孩，为小孩的通称，如“妹”“细妹”“丫花妹”等均不具有性别意义。

（5）“毛”

《大字典》释义为：j小，微不足道。多用于贬义。《现汉》释义为：⑦细，小。毛孩子。“毛”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24例。“毛”主要充当小称词头，也多以重叠形式出现，“毛头”“毛娃”“毛伢子”等分布较广，建瓯有“开毛阵”这样比较罕见的说法。由“毛”构成的称谓词大多用于指称婴儿。

（6）“细”

《大字典》释义为：①微小。与大相对。k引申指小儿。《现汉》释义为：⑧<方>年龄小。“细”分布在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区、平话区、闽语区，共构词33例。其中以梅县和绩溪两地最为典型，均有4例。“细人子”的说法较为常见，在赣语区的萍乡和南昌、湘语区的长沙、客家话区的于都均有使用。温州话“琐细儿”中的“琐”字与“细”同义。

从上述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地理分布与使用状况中可以发现，湘语、赣语、客家话这三个方言区交叉使用的关系特征词语数量最多，有“伢”“鬼”“妹”“毛”“细”这5例。这也与“湘语与官话的关系最近，其次是赣语和客家话”的观点相符（李康澄，2005）。具体而言，湘语和赣语是直接从官话分化出来的，客家话则是从赣语分化出来的。（游汝杰、邹嘉彦，2007）

三、结语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孩子”类称谓的方言特征词进行了分层研究。我们发现，在个体特征词方面，吴语区“孩子”类称谓词的区域特征最明显，排他性最强。在关系特征词方面，对于进一步深化前人有关吴闽两地密切关系和湘赣客三地密切关系的观点均提供了佐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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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郑张尚芳.汉语方言“孩子”义的七个词根的语源[J].语文研

究，2008，（1）.

人类语言特点篇11

    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传播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特殊符号,很多学者把它们称为“网络语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信息符号及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研究,既有信息传播领域、语言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框架中的观照,当然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就语言学方面看,研究最主要的集中点是词汇和非语言交际方面,而且研究中渗透了传播学层面的阐释。在此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些梳理和概括,并对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明确概念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网络环境中出现并使用的新的信息符号形式都被限定为“网络语言”。潘美岑在《网络语言之研究初探》(2002)一文中,从语言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等方面对网络情景中出现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备被当作语言来研究的合理性。这样从本质上确立了研究网络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研究者都有具体的阐释。如于根元在《网络语言概说》一书中的定义:“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自然语言。之后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2004)一文中,分别定义了网络交际手段、网络符号和网络语言,并指出网络语言是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则将这些语言现象定义为网络交际语言,并且从言语交际学、人际传播学等方向进行了分析。广义上讲,网络语言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指第三类。它是网络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综述的基点。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理论框架给予网络语言不同的定位,但是概念的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多文章都从词语的分类、特点和语用规律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 网络语言的分类

    分类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只有明确类别才能更好的认识和应用网络语言。现有的研究中虽然对网络语言的分类很细致,但是大体还是对网络交流中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类。如邬敏(2001)将网络新词语分为旧词新义类、创新类、缩略语类和符号词语四类。孟伟(2002)则将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运用归纳了7种:谐音、拼音及拼音的简写、使用数字、图形、同音异义字、象声词表示感情和特有的借称。而柳丽慧(2006)中更将网络语言的造字、造词和表达方式分为11类。其实要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一个合理、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前提。从网络语言使用的符号系统来看,它包含了字母符号、汉字符号、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再加上将几种符号的杂糅混合使用,可以据此分为5类。而从网络语言的构词方法上看,应分为缩略构词、谐音构词、旧词新义、隐喻造词和将缩略、谐音等构词法综合运用的杂糅构词。其中缩略构词包含英文缩略、拼音缩略、汉字缩写。谐音构词也包含英文谐音、汉字谐音、数字谐音。而通常被成为表情符号的网络词语,因为其是用各种键盘符号采用象形的方式构成来表示交流者的面部表情、心理感受等,所以可以概括为象形构词。这样关于网络语言的分类问题可以论述的更清晰和明确。同时,由于网络语言大量是由网民在交流中创造的,只要网络交流继续进行,新的网络用语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的分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动态的,以容纳新的类别。

    3 网络语言的特点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语言的特殊性。毛力群(2002)指出网络语言具有4大特点:快捷、简略;混编、杂糅;联想丰富,思维跳跃、谐音字大行其道。赵越(2000)则提出网络语言具有个性化、主观化、形象化、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等特点。网络语言的特点还有很多,如经济性、可视性、粗俗化、随意性、创新性等。要论述网络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一,从网络语言本身来看,其具有符号化、象形化和简略化的特点。因为网络交流环境的限制,网络语言的构词符号系统必然具有符号化的特点。而为了追求生动、可视的交流效果,为了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传播暗示的减少,网络语言必然具有极高的象形性。至于简略化是网络语言适应网络交际时效性要求的体现。从而也造成语言符号使用中错字多、多义性的结果。其二,从网络语言的使用来看,其具有快捷化、个性化和游戏性的特点。网络交际是分秒必争的,网络语言自身的简洁性就带来了使用中的快捷性。而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给了网络更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张扬的个性和标新立异的追求就成了网络语言使用中的核心理念。同时随意创新、玩笑戏谑正带来了网络语言的游戏性。

    潘美岑(2002)发现网络语言使用者常搭配符号的使用来加强语音效果;用空格或换行来分句;多属口头语体等现象。还有经常用重复的方式来表示强调,用大量的拟声词、象声词来暗示说话者的心情或表情反应,对说话的内容有补充、强调或否定的作用。同时网络语言的使用必须是在网络情景中,这样特定的语言符号和其所指涉的实物之间才有关联,所以语境因素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

    4 网络交际语言的语用研究

    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首先吕明臣(2004)重点分析了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并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既非口语也非书面语的特殊存在状态。首先在交际功能分布上,网络语言既能完成口语的交际功能,又可以完成书面语的交际功能。其次,在言语交际行为特征上,网络语言兼有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是一种特殊语体——网络语体。它具有视觉性、即时性和非面对面性等特征。朱萍(2002)分析了网上聊天语境的特殊性,指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具有非语言交际手段失效、身份隐藏,参与者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这3点特征;交际双方的平等性和身份的隐蔽性造成了语言行为的随意性和语言信息的不真实性,这是网络交际中语言行为的特征。

    同时网络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要达到预期状态,也应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交际原则,所以一些学者从语言交际原则出发去研究网络语言交际的特点。林秋茗(2003)就运用语域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格赖斯合作原则以及话轮理论分析了ICQ会话的特点。林文认为网络聊天会话的话语方式是以书面形式使用口语体。而从话语风格来看,网络聊天交际中,人们的社交身份偏向一致性,背离权势,社交态度偏向亲密一端,远离呆板一端。网上聊天的随意性和话题的不专一使其所涉及的话语范围大多属于非技术性的。而礼貌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得体准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一点李蔚然(2004)专门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网络言语交际对合作原则中四条交际准则都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补充。

    4·1 关于数量准则,李文提出省约原则作为对其的补充,但省约原则要受到受话人容错能力的限制。而博客cicili-ay136在网文《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语用考察》一文(以下以“网文”一词来代指)中提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问答式对话经常出现,而且往往以被问一方做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而提问一方继续追问的方式持续多轮,这样的方式是由于网络交际对于信息数量的要求往往比日常交际要低,可以看作是一种网络交际中独特准则——简便准则的作用结果。之外李文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中,交际主体有意违反数量准则造成网络话语的羡余,这是对数量准则的偏离。而网络语言交际的零信息现象则是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4·2 关于质量准则,李文认为网络交际中的虚拟身份或虚假话语是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其实这里的“虚拟”是指交际双方隐去了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身份信息,取而代之的是以网名和IP地址组成的网络身份。而“虚假”指网络交际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虚假信息,即无法判断网络交际中信息的客观真实度,无法证伪。但是即使这样,网络交际中,双方对信息的真实性验证的必要性要求还是要比现实世界小得多。

    4·3 网络语言交际中由“个人现场”的话语带来的话题无关现象是对关系准则的违反。网络聊天中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交流者都可以同时进行“个人现场”的视听活动,所以,发话人可以将“个人现场”的信息内容引入共同的交际话题中,产生与原有话语或交际目的无关的新话语。同时这种话题转换的方式很常见,没有任何语言标志,但是一般交际双方却不会因此中断交流。可见,网络交际中对于关系准则的要求比日常交际要低。

    4·4 网文中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往往因交际双方都同时可能存在其他网络活动而很难持续下去,所以交际双方一般会表现出比日常交际更大的耐心,并通过“哦”、“嗯”等话语来传达谈话可以继续交流等意义。因此,提出保持原则作为对会话原则的补充。

    同时李文还指出在网络交际中礼貌程度较低,一些网络语言中不礼貌的交际辅助手段,将严重污染网络交际环境,亟待解决和规范。

    以上两人的文章对网络交际现象的分析深入透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人类语言特点篇12

 

引言

在洪堡特的诸多语言理论中，很多概念和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分散的、独立的。事实上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他的所有的语言理论其实都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关联的角度不一样。本文就试图从语言的精神力量这一角度来分析他的几个相关的语言概念，并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所在。这里首先对洪堡特的五个重要的语言观进行关联性分析。

一．对几个语言概念的分析

㈠.内在语言形式

洪堡特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什么是“内在语言形式”，在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中，内在语言形式是作为语音形式的对立面存在的。作为提出这一概念之第一人（姚小平，1995），洪堡特曾对“内在语言形式”的特点、性质及其与人本身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从人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划分为两种构建原则 (constitutive principles)：“内在语言意识（我用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的全部精神能力，而不是某种特殊力量）；还有语音，它取决于器官的属性，以世代相传的习惯为基础。”（Humboldt, 1988: 214）洪堡特所指的语音形式就是一种相对于内在意识的外在形式，借助于人体的发音器官而存在，受制约于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相比而言，由人的全部精神力量所构成的内在意识，即内在语言形式，则属于人的纯智力的方面，是一种内部规律。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内在语言形式是动态的，变化的，自主的；而外在语言形式则是相对静态的、不变的、被动的。前者通过后者发生作用。

㈡．语言与思维

从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识了语言的本质 — 其完全内在的、纯智力的方面，即语言的精神力量。如果把一种语言视为一个形式，人的精神力量就是这种形式相对立的质料之一。“形式总是相对于内容 (Materio) — 洪堡特也称之为“质料”(Staff) — 而言的。硕士论文，精神力量。” (姚小平，1995：114)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考虑，人的精神力量与语言本身构成了一对矛盾统一体，由此也就涉及到了洪堡特的第一个语言范畴 —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创造，两者同时产生，密切相关，构成了人类智力发展的两个方面。“语言恰当的发展进程与人类智能的发展进程有一种天然的谐和关系。思维的需要在人身上唤醒了语言，因此，从语言内部生成的一切也必然促进思维顺利地进行。”(Humboldt, 1988: 144) 这种自然地结合必然使一方作用于另一方，形成一种无止境的循环运动。精神力量与语言以某种方式相互运动。“语言表达思维和情感，同时也要随着思维和情感的运动而运动，两者在速度上，形式上及其它方面都保持一致。”(Humboldt, 1997: 63) 人的思维和感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也因此获得其自身的特点和色彩，语言又以话语表达的形式从外部刺激着人的思维和感觉，并随着人的心理和思维的运动而运动。只要人的思想不停止，就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不断地丰富词汇。改善语言。同样，语言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思想。

㈢. 语言世界观

洪堡特的语言影响思维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语言世界观。按照洪堡特的说法，“每一种语言都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Humboldt, 1988: 60)每一个民族所使用其语言的方式都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语言这种思维外壳，人们能够更清晰，更准确地表达自身对世界的看法，从而更进一步提升对世界的认知程度。语言是介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物质，通过语言，人们对自然世界认识的更充分，世界观也随之而生成。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把对事物的看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语言世界观，语言也因此同时具备了主观性和客观性。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不仅仅是可以被认识的，它更是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思维和体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程度，这也正是语言与其它客观实体的最大不同之处，他注定是一个主观溶于客观的矛盾体，即洪堡特所说的“语言有异于、独立于心灵和语言隶属于心灵”(Humboldt,2002: 75) 人生来不具备任何一种语言，他只有通过主观意识去逐渐学习并接受一种或是几种语言。然而一旦人掌握了一种语言，或是在掌握了一种语言的同时，之前机械性的学习会被一种内在的知觉和创造的方法所代替，那么之前的被动也转化为一种主动。所以，人在受到语言制约的同时又可以去丰富、壮大和创造语言。因而，人们学习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创造。

㈣.语言的创造力

在语言的内在形式中所涉及的智力因素及其对语言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通过语言的创造性展示出来。洪堡特把语言称为“创造性活动”，即说话者与听话者对语言运用的能力，而不是“产品”，一种对语法的僵死的描述。“语言就其真正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绝不是产品(product)(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activity)（Energeia）。硕士论文，精神力量。” （Humboldt, 1988: 49）

洪堡特强调的语言创造力是讲话人的大脑和思想所固有的东西，讲话者是语言的创造者，同时也接收并理解所创造出的言语成品，这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活动。因此语言不可以仅仅被看成僵死的被讲出来的，或被写下来的“产品”。正是由于这种创造力，语言可以随着外部条件的变更而改变，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对有限的语言材料进行无限的创造和利用。

㈤.语言的个性和共性

“要充分理解洪堡特关于语言创造性特征的观点，也必须联系到洪堡对语言的辩证理解。”（孙周兴，1994：52）洪堡特对语言个性与共性的理解是：“在语言中，个别化和普遍性协调得如此美妙，以至我们可以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Humboldt, 2002:62）以上洪堡特的几个语言观点都体现了洪堡特对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的理解。首先从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提出的目的来看，洪堡特是要强调语言的个性和多样性，“洪堡特提出内在语言形式这个概念，确是为了强调个别性”(姚小平，1995：119) 在个体内在智力因素的影响下，语言具有无限多样性，然而，也正是从精神力量出发，语言同时又具备共性和整体性，因为，人类精神的个性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差异性，而其本质是统一的。就拿智力程度来说，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在它发挥作用时，形式和力量是不同的。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看，尤其是语言世界观更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在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中及主观与客观的相互替换中，民族的精神个性才能表现为各具特色的民族语言，而从某一种民族语言也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语言的既独立于又依赖于精神力量的矛盾双方在人类统一的本性中相互转化。“上述矛盾对立的真正答案在于人类本性的统一中。”(Humboldt, 2002:76) 从语言的创造性来看，受人类统一性影响的人类无限的创造力量是一种规律的创造；而受精神个性影响的是一种瞬时的、爆发性的非规律的行为，“精神力量的个性就是语言创造中的一种非规律的行为。”（方钰，2004：28）

语言的个性与共性在表现形式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差异性和同形性两大特点。一方面，“洪堡特认为，精神个性的创造性、突变性决定语言结构的变化。”（吴波，2006：88）；另一方面，语言的同一性根源于其内在精神力量的同形性，“各种语言在智力运作上似乎显得彼此相等。……，既然人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这种运作似乎也理应相同；况且，语言在智力方面确实保持着较大的同形性。” （Humboldt,1988：81）这也是洪堡特关于语言是“一”又是“多”的辩证法。

二.对以上概念关联性的讨论

由此，在精神力量这一主线的贯穿下，洪堡特的这几个关于语言的概念和认识就被联系在了一起。从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出发，我们看到语言中精神力量这一内在的智力因素的存在，这一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引申出了洪堡特关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阐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具体生动的语言与思维相互发生作用的运动过程。在这一对相互交错的力量中，从人的智力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说起，洪堡特又阐述了另外两个概念，即“语言世界观”及“语言的创造性”。这种内在的联系不仅把洪堡特的几个独立的观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更加深了人们对洪堡特语言观的理解，从而形成系统性的认识。

此外，从以上的几个语言概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观点和语言哲学观。硕士论文，精神力量。硕士论文，精神力量。不管是语言的内在形式、语言世界观还是语言的创造性反映的都是人类的精神本性，而其精神本性的双重性又决定了语言的个性和共性共存的特点。因此，洪堡特的语言观其实是他的人文观点的产物，他的语言观源自其对人本质的研究。同时，不管是对语言还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洪堡特都运用了辩证的方法，从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从差异性与同形性的论述，都体现了洪堡特的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所以，我们在对待洪堡特本人及其理论和观点的态度上也应该始终保持辩证的思维和态度。

三.结论

总之，洪堡特的语言观点，尤其是以上的几个观点从几个方面都体现了其相关性。语言内在的，纯智力因素构成了语言的本质，在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上又可以看出人类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尤其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这一特性上。它们又都蕴含着并受到精神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的影响，使语言置身于一个差异性与同形性共存的矛盾体中。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个看似分散的语言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还认识到这种关联所体现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即洪堡特研究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要对人的本性进行剖析，而他研究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所以，洪堡特的语言观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文观，也是语言哲学观。硕士论文，精神力量。

通过以上从语言的精神力量角度对洪堡特的一些相关概念的关联性的分析，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去分析他的其它观点和理论。硕士论文，精神力量。事实上，洪堡特的其它很多看起来不相干的概念和语言观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学者们研究的够仔细、有耐心地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整理，一定会形成更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掌握洪堡特的语言观，以最终加速我们对语言的研究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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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umboldt, W. von. On Language: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nfluence on the MentalDevelopment of Mankind. 1836[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Heath,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Humboldt,W. von. Essays on Language[M].Ed. By T.Harden and D.Farrelly. Frankfurt amMain;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 Wien: Lang.1997.

[4]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孙周兴，威廉姆·洪堡的语言世界观，《浙江学刊》[J]. 1994（4）：50-54.

[6]方钰，2004，洪堡特的语言研究理论述评，《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第1期：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