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

新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吗

城市化:迈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

中国现阶段的重工业发展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理论分析

中国城镇残疾人就业实证分析

中国智力回流的动机研究

欧盟影子经济的测度及其意义

全球经济危机与就业的政治反作用

转型国家反危机政策比较及其启示

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俄罗斯的空间不平衡:动态的和部门的分析

论中国“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

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

产业政策和政府能力——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分析

俄罗斯地区人力资本状况测度的方法论

中国高耗能产业的区域转移及其对区域能源强度的影响

中国中部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世界银行对华贷款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贸易视角下俄罗斯政府采购体系的实证分析

与需求季节性相适应的生产管理过程的建模

威胁影响下的俄罗斯消费者市场评估

中国经济为何增长这样快——来自后发优势的视角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与调整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改革开放的四大新拐点

城市产业集群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德国为例

欧洲和中国的增长与结构变化:新的视角

欧盟政府间财政关系:一体化还是集权化

中国当前“教育深化”的经验分析与政策建议

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及其市民化进程研究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

俄罗斯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研究:测量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成就

俄罗斯2001～2007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

俄罗斯制度发展的基础——克服经济危机的前提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二十一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的新动向及其评价

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十年来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

国际油价波动与石油冲击——基于符号约束VAR模型实证分析

反映区域社会人口发展的综合指标——区域生活质量指标研究

金融抑制下的金融发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分析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研究

中国公司治理的经验分析:法律制度环境、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农民工流动对产业转换的影响——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例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2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3

1.因为高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有赖于科技进步来解决，所以，“经济法制须内蕴以科技优先发展为核心的立法理念”，激励各门类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人才经济，人才资源在现代经济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更加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切实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利益。

2.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它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现代经济法制应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要义。立法一方面要着重激励高科技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高技术发展的副作用。本世纪以来，科技空前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森林面积减少等一系列问题非常严重，还有电脑病毒、因特网上的信息公害问题、网络贸易犯罪问题、驰名商标被抢注等问题日趋严重，经济立法工作者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眼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4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1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1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发展观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5

要了解西方运输经济学学科发展，就少不了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观察老路子，达到探索新路子的效果。笔者将其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酝酿阶段、初创阶段、腾飞阶段和成熟阶段。

酝酿阶段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就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了，那些与运输相关的经济学现象多次被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案例来讲解其所提倡的经济学思想或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高度评价了运输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繁荣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从此以后的经济学家就一直对运输及其经济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运输经济学尚未形成体系，这一时期仅仅为酝酿阶段。

初创阶段

对运输经济学的专门研究起源于1850年D拉德纳出版的《铁路经济》一书，这书为近代铁路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德国K肯尼斯出版了《铁道经营及其作用》，奥地利E萨克斯出版了《国民经济中的运输工具》。后者构建了传统运输经济学政策论和营运论两条主线，为运输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几本著作是运输经济学初创阶段的主要著作，为运输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

腾飞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运输经济学科迅猛发展，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快速扩大，交通经济学类的著作层出不穷。这一阶段可分二战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1、二战前。1935年美国罗克琳出版《运输经济学》一书，标志着运输经济学从福利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1940年美国的约翰逊等人在《交通运输：经济原理与实践》中讨论了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和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经济问题。

2、二战后。由于经济学在宏观、微观理论方面的突破，运输经济学也得到相应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逐渐加入到运输经济研究的行列中。1950年费尔出版了《运输经济学》；1958年，约翰梅耶等人出版的《运输业的竞争经济学》对各种运输方式的成本结构、运输市场和运输需求特性的开创性分析，也促使运输经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科在经历了腾飞阶段后，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阶段包含两个时期。

1、60年代以后。各国加紧建立各种运输经济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了多国性的研究组织，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运输经济研究中心等。运输经济问题涉及的学科范围扩大到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环境科学、计算机应用等十多个学科。这些都反映出运输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的密切关系。

2、七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因能源、环境等方面出现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提出了新的运输经济课题。西方运输经济学除了综合性的著作，如美国桑普森等人的《运输经济—实践、理论与政策》、哈帕尔的《美国运输：使用者、运动者和政府》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专门性文献，如航空经济、运输与能源、运输与土地利用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学开始运用标准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这标志着其开始步入了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变化

从世界各国运输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最近几十年该学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尽管从酝酿阶段起，运输界就没能包揽过这一领域，但跨学科发展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输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交通运输与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运输需求、供给、成本、运价研究；运输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城市运输问题研究；与交通相关的环境、土地利用、能源问题的研究。

加强了对运输需求—供给一般规律的研究

目前运输经济学对运输需求—供给的分析突破了旧范式下运输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不再是简单地对运能和运量进行分析，而是从需求和供给特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的一般规律。

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

当今科学界，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运输经济已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日趋多样化、丰富化，各类定性的、定量的、逻辑的、历史的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方法被广泛地采用，特别是标准经济学的进一步完善，促使运输经济学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社会经济中与运输问题有关的大量复杂信息，能够进行更精深的研究。

逐渐脱离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

与多学科参与研究运输经济问题不同的是，当前运输研究似乎与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理论发展主流相脱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期在经济学分析过程中，运输多被置于外生变量的地位，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运输问题上移开了。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而言，其基础也是建立在对运输条件和运输费用研究之上，可是运输问题目前在国际地理学界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了，有不少地理学家转向对商业地理的研究。

结束语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6

一、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二、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三、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简短结语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7

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在过度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各种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项关系到人民生活和子孙后代长远发展的问题急需得到妥善解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生态指标将会发展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坚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绿色GDP

绿色发展在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核心就是要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实现低碳、循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既是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潮和基本趋势，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需要，尤其是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回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程，GDP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在当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有些政府官员还是存在着“唯GDP至上”的落后思想观念，只关注数字，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总是更加关注那些高耗能、污染重却见效快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或是房地产业。当前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GDP从以前的8%左右转变为6%的新要求，在“三去一降一补”的重大经济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就必须深刻反思GDP主义存在的弊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化。

绿色GDP，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将有助于GDP考核的优化与合理化，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真实状况。我国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经济道路，在产业结构上更加侧重那些具有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业，要坚持耗能低、污染少的的生产方式，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要以高科技和人才的绿色经济为新的增长极，更加注重绿色GDP，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稳步发展。

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环保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对应的是，我国大城市只有不到1%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的10个城市里，中国就占据了7席。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污染最严重的的地区，人们深深地进入了“霾伤”，不少网友纷纷调侃道“瞎的太突然了”、“XX大楼又被发射了”、“拍个自拍都自带虚化效果”。生态环境污染也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当前世界各国都已经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关注这项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

面对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生态文明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就是要把自然环境提升为与人类发展平等的位置上，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进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是新型经济发展理念，包括着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生态环境资源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应该让生态资源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坚持环保与发展并举，致力于发展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环境压力使得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走低成本、低价格的路线，低成本模式把资源、环境、劳动力的成本压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并没有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真实社会成本，致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低成本模式虽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级阶段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先天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一方面，我国要注重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努力降低碳排放，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对各种废物进行循环再利用，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各项技术的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鼓励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不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我们要更加鼓励科技创新，发挥出新技术降成本、增价值的重要作用，让经济发展最大程度上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动摇，让创新能力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

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注重政策监管保障

要下大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和改善环境民生。比如加强环境监管，提高政府环境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加强环境执法，加重处罚违规排放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要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力度，加大空气、水、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和生态修复投入，推动规划环评落地，以规划环评为引领，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控制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领域的投入就是有效投资，而且为老百姓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服务，也是改进供给质量、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内容。

五、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d，生态亡则文明亡。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深入参悟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虽然当前我国特色绿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可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和问题，但只有社会各阶层都能共同努力，劲往一处使，就一定会不断的完善和进步，进而在其引导下，不断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争取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到了那一天，将会青山绿水常在，蓝天白云永驻，人民幸福安康！

参考文献：

[1]乔清举.“绿色”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J].湖南社会科学，2016（2）：7-9.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8

西方经济学前沿发展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称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因为根据他们的定义，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和人们的欲望无穷多样的条件下研究如何选择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来满足人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需要。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研究的是私人物品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如何进行选择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上了这条研究轨道。　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许多次分分合合，最后一次综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理论主张。70年代的“滞胀”打破了这一稳定，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应运而起，这种百家争鸣的景象一直持续到今天。　代表着经济学研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几年授予的都是并非纯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计量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等等摘走了这一殊荣。　许多学者都认为，现在已经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作用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这对经济学传统的研究对象说法提出挑战；科技的发展也加剧了人与自然间的矛盾，资源、环境的利用问题越来越突出，贫困、战争并没随着技术的提高而离我们远去，经济学应该关注这些新问题和老问题在新环境下的发展。在现实经济社会，个人需要和消费的是两种物品：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相应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着两类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上，个人通过政治过程或选举制度实现他无法通过独立的个人行动所实现的目标——公共利益，获得他所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要的但又无法通过个人行动获得的交易对象——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包括公用设施、政策法规、司法制度、宪法秩序、政治家，等等。并且，个人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下做出自己的个人选择和经济决策的，政治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个人经济决策的内容和后果，脱离政治的“纯”经济决策是不存在的。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不禁要问，经济学现在到底在研究什么？到底都研究过什么？这种分裂是常态还是终将结束？它将向何处发展？我们无法逃避过去，研究主题的变迁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其中也蕴含了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变化规律，以此为研究客体的意义正是在于探索一门学科的基本发展规律，研究过去，可能会找到我们困惑的原因，有助于说明这门学科将来合理期望的发展。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首先介绍变迁过程；接下来归纳了变迁的特点及呈现这些特点的原因，这些特点包括：迂回的变迁、研究主体多元化、人　wp=41　本主义精神、国别化特点；随后分析了变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现实要求发生变化、知识发展的累积性和突变性、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学者个人的因素；最后根据上述内容提出作者个人对理论分裂、综合的看法，并且展望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　研究主题与每个时期学者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有关，所以本文按照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分类考察研究主题的变迁。最早的是财富观点，古代经济学将财富理解成物质，他们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家庭财产管理；重商主义理解财富为金银，研究了流通、开采、对外贸易等相关问题；古典经济学把财富概念又转回生产领域，研究内容涉及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历史学派则主张从一国具体形式和特有的国际关系出发研究本国具体情况。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提出了微观效用观点，用心理感觉来解释商品、效用、价值等范畴。随后是人类行为观点：以马歇尔和罗宾斯为代表，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的，主要论述均衡价格理论、垄断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研究主题是失业和危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总供给、总需求和总价格的关系。“滞胀”问题使得货币主义、制度经济学等繁荣起来，他们从多种角度分析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现存问题。后来经济学研究又拓展到人力资本、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　纵观变迁过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迂回的变迁。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迁过程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存在迂回，但实际内容决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适应当时环境的一种新的再选择，由于前人理论中的真理性因素使得其再次被引用、推崇。第二，研究主题多元化。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使得可以纳入研究主题的内容很多。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多元化趋势使得经济学本身进一步细化、整个体系更加完善。第三，坚持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无论是财富生产、效用还是货币、制度，其根本一直都没有离开“人”，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本。第四，主题变迁呈现国别化特点。　wp=42　接着分析了变迁的原因；第一，物质决定意识，新问题的出现就成了新的研究主题确立的最直接

原因。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变化，决定了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化。比如凯恩斯革命就是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理论产物。第二，进化是遗传、突变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学习过程，知识发展到现在主要是靠积累实现的。主题变迁一方面缘于后人补充发展前人观点，另一方面是批判否定前人理论。第三，其它学科发展的影响，主要分析了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研究主题确立的影响。第四，经济学者个人因素，包括学者所处时代、代表的阶级利益、生活背景等。　最后一部分展望了经济学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看法：第一，经济学的理论是发展变化的，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本着一种科学的态度看待各种理论间的差异和不足，从中学习有价值的，而不是陷于挑剔和无止境的争论；我们看待经济学理论还要坚持发展的观点，与时俱进，客观评价某一阶段的理论成果。第二，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其它学科开阔思路，经济学将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学科交叉现象日益突出，不同领域、同一领域不同方向的学者间的沟通将影响到各自的研究效率，需要有效的交流方式。第四，经济学的发展会坚持人本主义方向，担起其分析与研究人类活动的社会科学的责任在现实经济社会，个人需要和消费的是两种物品：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相应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着两类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上，个人通过政治过程或选举制度实现他无法通过独立的个人行动所实现的目标——公共利益，获得他所需要的但又无法通过个人行动获得的交易对象——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包括公用设施、政策法规、司法制度、宪法秩序、政治家，等等。并且，个人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下做出自己的个人选择和经济决策的，政治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个人经济决策的内容和后果，脱离政治的“纯”经济决策是不存在的。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9

西方经济学前沿发展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称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因为根据他们的定义，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和人们的欲望无穷多样的条件下研究如何选择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来满足人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需要。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研究的是私人物品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如何进行选择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上了这条研究轨道。　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许多次分分合合，最后一次综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理论主张。70年代的“滞胀”打破了这一稳定，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应运而起，这种百家争鸣的景象一直持续到今天。　代表着经济学研究最高荣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几年授予的都是并非纯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计量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等等摘走了这一殊荣。　许多学者都认为，现在已经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作用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这对经济学传统的研究对象说法提出挑战；科技的发展也加剧了人与自然间的矛盾，资源、环境的利用问题越来越突出，贫困、战争并没随着技术的提高而离我们远去，经济学应该关注这些新问题和老问题在新环境下的发展。在现实经济社会，个人需要和消费的是两种物品：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相应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着两类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上，个人通过政治过程或选举制度实现他无法通过独立的个人行动所实现的目标——公共利益，获得他所需本文由收集整理要的但又无法通过个人行动获得的交易对象——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包括公用设施、政策法规、司法制度、宪法秩序、政治家，等等。并且，个人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下做出自己的个人选择和经济决策的，政治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个人经济决策的内容和后果，脱离政治的“纯”经济决策是不存在的。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不禁要问，经济学现在到底在研究什么？到底都研究过什么？这种分裂是常态还是终将结束？它将向何处发展？我们无法逃避过去，研究主题的变迁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其中也蕴含了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变化规律，以此为研究客体的意义正是在于探索一门学科的基本发展规律，研究过去，可能会找到我们困惑的原因，有助于说明这门学科将来合理期望的发展。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首先介绍变迁过程；接下来归纳了变迁的特点及呈现这些特点的原因，这些特点包括：迂回的变迁、研究主体多元化、人　wp=41　本主义精神、国别化特点；随后分析了变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现实要求发生变化、知识发展的累积性和突变性、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学者个人的因素；最后根据上述内容提出作者个人对理论分裂、综合的看法，并且展望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　研究主题与每个时期学者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有关，所以本文按照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分类考察研究主题的变迁。最早的是财富观点，古代经济学将财富理解成物质，他们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家庭财产管理；重商主义理解财富为金银，研究了流通、开采、对外贸易等相关问题；古典经济学把财富概念又转回生产领域，研究内容涉及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历史学派则主张从一国具体形式和特有的国际关系出发研究本国具体情况。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提出了微观效用观点，用心理感觉来解释商品、效用、价值等范畴。随后是人类行为观点：以马歇尔和罗宾斯为代表，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的，主要论述均衡价格理论、垄断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研究主题是失业和危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总供给、总需求和总价格的关系。“滞胀”问题使得货币主义、制度经济学等繁荣起来，他们从多种角度分析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现存问题。后来经济学研究又拓展到人力资本、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　纵观变迁过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迂回的变迁。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迁过程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存在迂回，但实际内容决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适应当时环境的一种新的再选择，由于前人理论中的真理性因素使得其再次被引用、推崇。第二，研究主题多元化。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使得可以纳入研究主题的内容很多。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多元化趋势使得经济学本身进一步细化、整个体系更加完善。第三，坚持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无论是财富生产、效用还是货币、制度，其根本一直都没有离开“人”，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本。第四，主题变迁呈现国别化特点。　wp=42　接着分析了变迁的原因；第一，物质决定意识，新问题的出现就成了新的研究主题确立的最直接

原因。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变化，决定了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化。比如凯恩斯革命就是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理论产物。第二，进化是遗传、突变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学习过程，知识发展到现在主要是靠积累实现的。主题变迁一方面缘于后人补充发展前人观点，另一方面是批判否定前人理论。第三，其它学科发展的影响，主要分析了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对经济学研究主题确立的影响。第四，经济学者个人因素，包括学者所处时代、代表的阶级利益、生活背景等。　最后一部分展望了经济学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看法：第一，经济学的理论是发展变化的，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本着一种科学的态度看待各种理论间的差异和不足，从中学习有价值的，而不是陷于挑剔和无止境的争论；我们看待经济学理论还要坚持发展的观点，与时俱进，客观评价某一阶段的理论成果。第二，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其它学科开阔思路，经济学将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学科交叉现象日益突出，不同领域、同一领域不同方向的学者间的沟通将影响到各自的研究效率，需要有效的交流方式。第四，经济学的发展会坚持人本主义方向，担起其分析与研究人类活动的社会科学的责任在现实经济社会，个人需要和消费的是两种物品：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相应地，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着两类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上，个人通过政治过程或选举制度实现他无法通过独立的个人行动所实现的目标——公共利益，获得他所需要的但又无法通过个人行动获得的交易对象——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包括公用设施、政策法规、司法制度、宪法秩序、政治家，等等。并且，个人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下做出自己的个人选择和经济决策的，政治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个人经济决策的内容和后果，脱离政治的“纯”经济决策是不存在的。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0

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1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2

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 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解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学者都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1.内部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 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然而，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论创新的规范。

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 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 所以， 难以形成逻辑体系。这样的观点、主张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可能贡献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论之名，但和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理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2.理论假设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 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他假设替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 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 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 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Schultz，1964）。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气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

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因为以这个假设为基本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当我们在研究问题，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 而只可能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所以，要求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产生这个现象的各种条件。

3.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谓经济理论无非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在给定的条件下， 如何做选择，以达到其目标的最大化，而选择的结果正好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包括在这个模型中的给定条件是否合适。所以要构建一个理论时，首先要了解限制当事人的选择的给定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