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1

关键词：

初中历史；历史教材；主题构架

历史教材反映了历史知识，呈现了历史内容，满足了对学生能力培养和价值观教育的需求。纵观目前的初中历史教材，其编写思路均是按照主题构架式进行，这似乎已经成为初中各版本历史教材的编写共识。

一、初中历史教材主题构架的含义

主题构架反映在初中历史教材中，是指单元编排历史和社会某一阶段发展特征的过程。历史教材编排主题构架的大致流程是：首先，划分总体框架，明确学科体系，将中外历史的发展历程贯穿于整本教材之中。其次，详细划分，突出不同阶段历史知识的学习重点。再次，把单元形式作为主要呈现形式，以时间顺序为基准，结构性地呈现符合初中教学要求的历史知识。最后，从不同角度出发，在每个单元构架单元主题。比如在初中历史教材的学习中，教材内容便依照古代—近代—现代的方法，把我国和世界的历史知识分割成不同的单元和版块。由此可见，我国的现行历史教材偏向于将知识系统化、结构化和阶段化，能让学生站在客观、真实的角度学习历史。

二、初中历史教材主题教学的措施

（一）整体感知

整体感知是具体学习教材内容前，教师向学生整体导读主题单元的过程。比如在学习初中北师大版教材中的“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单元时，教书可以先让学生浏览教材的目录和导语，以此明确本单元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然后，从导语部分出发，以多媒体教学、人工讲解和交流讨论的形式，帮助学生理清单元知识线索，形成知识逻辑链条，从而加深学生对教材的印象，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此外，在开始新单元的学习时，教师还要引领学生回顾上个单元的知识内容，并科学合理地提出课外学习要求，指导学生拟订主题性的学习计划，为接下来的学习打基础。

（二）分步学习

分布学习只有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在实施分布学习措施时，一方面，教师可以严格按照课时顺序对学生进行具体教学。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不违背教学规律的情况下，重组教材内容，打乱课时顺序，再结合贴合教材的课外学习资料，开展历史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清楚知识的难易程度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因材施教原则为基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教学，突出教学难点和教学重点。在备课方面，教师的教学目标不能脱离单元主题，这样才能向学生反映出每个单元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单元的核心观点才能一目了然。以北师大版初中历史教材中的“民族汇聚”为例，“民族汇聚”是第四单元“政权分立与民族汇聚”中的一个版块，该版块涉及一个重要知识内容，即“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为了让学生加深记忆和便于理解，教师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引发学生思考：第一，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第二，民族融合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什么意义。第三，对民族融合加入自己的思考。通过以上问题可以发现，前两个问题能使学生牢固掌握该部分的基础知识，最后一个问题能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让学生把自身理解与教材知识有机融合，从真正意义上理解“民族汇聚”对魏晋南北朝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总体感悟

分步学习后，教师可以开始进入总体感悟教学阶段。总体感悟教学的核心是复习，其教学内容是以教材的单元主题为中心，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反思与回顾。因此，在结束主题单元的学习后，教师要向学生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比如本单元的重点知识有哪些，历史线索的具体分布是怎样的，有没有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等等。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安排学生制订单元学习计划，并在单元学习结束后，指导学生之间互查计划完成情况，帮助学生养成查漏补缺的良好学习习惯。此外，总体感悟不要只面向课堂内的知识，还要把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外，加大学生的课外阅读量，从而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知识的多面性和趣味性。

（四）综合运用

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运用，因此，完成以上三个教学步骤后，教师要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历史知识，以此让学完成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历史具有相似性，因此在历史知识的记忆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教材中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以联系和比较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这样才能使学生正确分析历史现象，并透过这些历史现象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把教材中的主题活动版块与课堂教学相结合。比如在初中北师大版历史教材的“成语历史故事竞赛”中，教师便可以让学生借助字典或辞海等工具书，寻找该单元中出现的成语，并再深度挖掘成语背后的历史故事，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实质上是从成语角度出发学习教材内容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此教学方法中，学生不仅提高了学习兴趣，而且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的融合。

三、结语

主题构架式的历史教材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也有利于学生系统化地学习历史知识。因此，初中历史教师要不断加深对教材主题构架的理解，使其更好地成为教师教学的工具。

作者：林云英 单位：莆田南门学校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2

事实上，早就有观点提出应将全球史观的培养和中学历史学习相结合，但是，以初中历史为对象，并将这种引入贯彻到教学实践的行动研究，尚不多见。

那么，将全球史观引入初中近现代史教学，是否必要并且可行呢？我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产生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一、精心备课，整合教学资源

全球史观的引入意味着一线教师要对现行初中教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梳理、重组甚至是局部编写，这与新课程标准所鼓励和提倡的理念是一致的。现行的初中历史教材，其近现代史部分包括世界近现代史（新航路开辟至今）和中国近现代史（鸦片战争至今）。中国近现代史以世界近现代史为背景，两者是副线与主线的关系。在两条线索中，各种人物和事件错杂交织。对于学生来说，该部分内容知识点数量大，记忆难、理解更难。假如我们能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将全球史观渗透给学生，教会学生用全局的眼光看待历史，则会让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初三世界近现代史部分是初中三年教材中最能体现全球史观价值的，初二的中国近现代史次之。我尝试将两者打通进行教学，简单说就是将同一点时间或者同一段历史中中国和世界的内容对照出来，不难发现它们互为补充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近现代史以世界近现代史为大背景）。如果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他们的历史素养已经非常可观了，而这在教学实践中并非难事。

下图是一个示例：

不同颜色的线代表了不同国家的近代历史作为知识点在初中教材中的呈现。显然，教材只选择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内容，因此线是断续的。然而，如果在近现代史上存在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或者某一段历史时期，各个国家都参与其中并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个图上看，那就是彩虹状的部分。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留心找出彩虹部分进行资料汇编，有利于将彩虹般丰富的历史展示给学生，让学生了解这彩虹是怎样形成的。换句话说，要让学生明白，在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段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在分别经历着怎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之间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课堂实践，搭建知识框架

在资料汇编整合完成以后，就要将全球史观逐渐渗透进实际的教学中。

以一节初三的复习课《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例。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二战中发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而二战内容主要散落在八年级上册和九年级下册两本书里。二战是体现各国历史交汇的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几乎所有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国家都参加了。由于国家太多，所以我按照“中国”、“反法西斯同盟”（除中国外）以及“法西斯轴心国”三个类别来对相关知识进行整理，形成如下表格：

这个表格涵盖了所有教材上能找到的二战相关内容，一目了然。即使只做到这一步，对教学尤其是复习也有不少帮助。在上复习课《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以这个表格为参照，教师可以选取其中中国和日本（法西斯轴心国）的部分制作一个抗战编年史。但引入全球史观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帮助学生准确记忆史实，更重要的是通过将中外历史互为表里看待，突破教学难点。比如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要化解国内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危机；受法西斯分子控制的日本政府极具侵略性，故而翌年挑起七七事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中国和美英苏平起平坐，说明中国的抗战之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又验证了各国为和平事业团结一致方能战胜法西斯的道理等等。总之，按全球史观原则对教学资源进行的整合，对近现代史教学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个性测评，增强学习趣味

全球史观的教学实践侧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可以促进教师开发多样化的测试和评价方式。相比较于以往单一的做考卷批分数，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等非测试性评价更为灵活科学，既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不会加重学生负担，真正做到提高素质、寓学于乐。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3

鲁汇乡修志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9年5月内部面世24万字的《鲁汇志》，上限1949年5月、下限1996年12月。鲁汇镇建制已于2000年10月撤销，与同时撤销的陈行、杜行镇“撤三建一”成立浦江镇。2008年2月，浦江镇人民政府决定重修《鲁汇镇志》，为鲁汇镇历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2014年6月，67.7万言的《鲁汇镇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志上限追溯事物之初，下限为2000年10月鲁汇镇建制撤销。“《鲁汇镇志》的编修，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和分析史料。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详今明古、秉笔直书原则。……翔实记载鲁汇的历史和现状，展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人文资源。阅读全书，可知鲁汇的古往今来，是一本熟悉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研究地方经济，社会进步，振兴家乡的好教材。是了解、熟悉、研究鲁汇地情、历史的资料性文献”（1）。

笔者读后认为：其志体例规范而有所创、资料翔实系统再现乡土文化原貌、资料性文献价值多元，是能涉足学术之林的社会主义新镇志，其编纂实践值得正在编修中的乡镇志学习与借鉴。

一、体例规范而有所创新

（一）体例规范

卷首为地图照片集、凡例、序、总述、大事记。

卷首设置《鲁汇镇在闵行区位置图（2000年）》、《原鲁汇镇在浦江镇位置图（2000年）》《鲁汇镇政区图（2000年）》《鲁汇地区行政示意图（1950年6月）》《鲁汇政区示意图（1959年9月）》《鲁汇乡政区示意图（1984―1994年）》《鲁汇镇道路自然村宅企事业单位文化遗址分布图（2000年）》《鲁汇乡水陆交通示意图（1984年9月）》《鲁汇镇水陆交通示意图（2000年）》《鲁汇地区祠堂寺庙名桥分布示意图（1950年）》等地图（示意图）10幅。照片41面、119帧，画面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拍摄时间1986―2000年。地图、照片共同形象展示鲁汇自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之概貌。

凡例9条，明《鲁汇镇志》的指导思想、记载时空、体裁运用与篇目结构、入传入志人物标准、纪年、地名标准、数据资料来源等，凡例是其志的编纂规范。

序，为浦江镇党委书记吉玉萍所撰，明《鲁汇镇志》编修缘由、基本镇情、编修原则、基本定位是：“了解、熟悉、研究汇地情、历史的资料性文献”。

总述：无题序记其地理位置、人口、面积。其自然环境特点是“浦东水利大控制骨干河道大治河在镇域中部横贯东西，从黄浦江入口至汇东村入南汇县境，直通东海，是浦东地区水上航行的主渠道”。后按：一记历史沿革，二叙经济演变脉络，三载水陆交通与村镇建设，四记人文历史再现鲁汇深厚的人文资源。

大事记，起于“明永乐元年至二年（1403―1404年），户部尚书夏元吉……采纳上海县叶家行（今正义村）人叶宗行之见，组成大黄浦――范家浜――南沧浦水系，浚范家浜引浦（大黄埔）入海，‘黄埔夺淞’，形成黄浦江水系，吴淞江成为黄浦江支流”。止于2000年10月“18日在杜行影剧院召开闵行区浦江镇成立大会”。记大事、要事460条，其中明清15条，中华民国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428条。

总述、大事记，一横一纵，详今明古，呈现鲁汇基本地情，读总述、大事记后鲁汇地情清晰地显现在读者面前。

志（正）文设有：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政治――党政团体、民国时期其他党派地方组织、群众团体社会组织、政府机构、民政、农村社会保险劳动就业、调解司法治安公安安全、军事，农业――所有制体制改革、农田水利防汛抗灾、耕作农具种子植保、种植业、养殖业，工业――镇办工业、村队办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三资”工业企业、市县校办工业、企业管理职工福利、上海东方经济城，商贸金融――商业、金融财政、工商税务，村镇建设――建设用地、道路桥梁、交通运输、供电供水供气、房地产业、建筑业、绿化环境保护、邮政电讯，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档案――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档案，社会――风俗习惯、方言、宗教寺庙、家谱祠堂古树文物、重大灾害事故，人物――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表等9编45章151节300目，即为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其中编为虚设的第一层次，章为第二层次横排实体，根据各事类的不同实际分别从节、目两个不同层次上纵写，记载各事物之起源、转折与现状，再现鲁汇一镇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卷末设专记、附录、索引、编后记。

专记3篇，是志文内容的细化和补充。其中，一、日本侵略军罪行录。凸现日本侵略军在鲁汇地区烧杀、奸淫、抢掠之罪行，存于志书让世人永远铭记。

附录：一、辑录《关于鲁汇镇“搞好两田分离，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建设”的意见（摘录）》等重要文献6篇存史；二、参阅文献收录《鲁汇镇志》编修中查阅的《上海县志》等地情书24部，以明其资料来源于各种地情文献。

索引：有表格、地图（图）、照片3种，方便读志用志者查考。

编后记由《鲁汇镇志》编写组撰写，记载其志编修过程与编纂感受，以供今人与后人修志时参考借鉴。

综上可见，《鲁汇镇志》是一部坚持志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体裁运用得当：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8体并用，以志为主。篇目设置围绕镇情、因事设目、详略适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其志体例规范。

（二）有所创新

（1）地图编纂。卷首设地图10幅（见上文），直观再现鲁汇镇在闵行区、浦江镇之位置（定位）、各个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与水陆交通、境内企事业单位、文物、寺庙之分布情况。随文设置鲁汇、闸港集镇和所属永丰等15个行政村地图（示意图）20幅，再现其集镇与行政村内河流、道路、商店、村宅、农田等基本情况，为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宅留下平面记忆图。

“图是组成方志的体裁之一。清代、民国志书传承图经体例，卷首设置图说、图目、绘图，一邑之眉皆收眼底。首轮修志地图设置逊于清代、民国志书，第二轮修志又逊于首轮志书”（2）。《鲁汇镇志》地图编纂实践可为第二轮志书的地图设置提供借鉴。

（2）表体。志（正）文设表78张，其中第一编建置自然环境人口14张、第二政治6张、第三编农业13章、第四编工业10张、第五编金融商贸8张、第六编村镇建设7张、第七编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档案7张、第八编社会3张、第九编人物10张，为志（正）文版面的23.5%。

表是方志的体裁之一，具有“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3）的作用与功能。《鲁汇镇志》的表体运用特点：一是设计合理，要素齐全，内容准确，是正文的补充与佐证；二是表体涵盖全志。

（3）设置表格、地图（图）、照片3类索引，为全志版面文字的1.4%，索引与目录之比为1.8：1。图表、照片索引为读志用志查考提供方便。

“志书作为工具书，索引是必不可少的，它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4）。索引是志书的基本体裁之一：“索引，分类标准统一，名称概念清楚，提炼的标目符合主题愿意，附缀正文页码准确”（5）。其志为第二轮志书编纂索引提供借鉴。

综上可见，其志体例规范都有所创新。

二、资料翔实系统再现乡土文化原貌

地方志“是科学而系统的资料性文献，是对各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实际状况的真实写照，是反映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对地情国情具体、真实的记录，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6）。由此推论：《鲁汇镇志》应是鲁汇镇域内资料性文献，从其篇目考察：凡举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等大类全部涵盖（见上文）。从其内容考察：

（一）记事完整、系统，展示历史脉络清晰

《农业・所有制・体制改革》章，按时间顺序，先记封建土地所有制情况，“解放前，鲁汇、闸港两乡……占总户数7.8%的地主富农约占土地总数的42.13%”7，而占92.2%贫下中农仅占土地总数的57.87%。完整记载“评议赋册、评定成分、没收地主财产、土地再分配”的4个阶段，辅以“1950年11月盐铁乡阶级成分表”，再现鲁汇地区之原貌。次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实行“大寨式记工分、两级过渡”，复现鲁汇从互助合作到之全过程。再记联产承包、两田分离、土地延包和适度规模经营辅以《2000年鲁汇农业规模经营情况表》。《所有制・体制改革》章9600字，为农业编版面文字的15%，详实系统地记载鲁汇地区从1950年5月15日解放至2000年10月50年间农业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清晰显现其变革脉络。

（二）记事注重细节，复现乡土文化原貌

《社会・风俗习惯》章按不同事类横分为“岁时节庆”记春节等10个传统节日，“礼仪习俗”记婚嫁习俗、喜庆习俗、丧葬祭祀，“生活习俗”记衣着服装、主食菜肴、居住、出行、用具，“生产习俗”记春耕备耕、三夏、三抢、三秋、冬季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其他生产习俗、并立《专记：鲁汇地区二十四节气与之相对应的一些农事》，“新风尚”记男女平等、五好家庭、扶贫帮困、新人新事。《风俗习惯》全章2.4万字，为社会编版面文字的34%，翔实系统地记载鲁汇地区风俗习惯的历史与现状，复现乡土文化原貌。

（三）记载消失事物凸现历史记忆

《20世纪50年代初鲁汇集镇商业网点分布示意图》（8）《20世纪30年代闸港集镇示意图》、已废河道闸港（9）、小闸港、叶河（10），历史名桥向观桥、旌表亭桥（11），20世纪初期创办的南州女校、里桥小学、北徐小学、闸港小学（12），辅以“1902――1998年鲁汇地区小学情况表”，从表内可知近百年鲁汇地区有小学25所，后经战事、撤并等原因至1998年仅有鲁汇中心小学1所。已废寺庙崇福寺院、藏达院、牧溪院、愍度院、岳溪庙（13）等均作简要记载，并辅以消失的“鲁汇镇寺庙教堂情况表”留有历史存在过的寺庙教堂9座。记载已消失的事物、旨在恢复历史记忆，追思乡土文化，展示深厚的人文底蕴。

“志之重要，在于资料”（14）。“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15）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文献，所谓资料性文献是指用资料来表现，具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书籍。其次，它又不是一般的资料性文献，它是特指本行政区域的有关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料性文献。同时，它还不同于年鉴、概览、旅游画册、风土民情等地情书，是全面系统、规模较大、层次较多、内容丰富的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志书质量的关键在于资料，资料的准确、全面、真实是志书的核心价值。

综上可见，《鲁汇镇志》资料翔实、系统，记事注重事物的发展脉络，注重细节，记载消失事物，复现乡土文化原貌。是一镇之资料性文献。

三、资料文献价值多元

（一）存史价值

志书是资料性地情文献，以保存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丰富多彩的地情内容见长。“镇志应该比一般县志提供更鲜活、更细微的资料，否则也失去了镇志这类小志的优势”（16）。2000年，鲁汇总面积32.79平方公里，人口31335人。其志版面文字67.7万字，每平方公里与每人的记述量分别是20445字、21字，当属资料型镇志。其志资料翔实、完整、系统，宏观中观微观记载并重，为今人与后人留下一镇67.7万言的文献资料。“志书是资料性文献，主要功能还是存史，所以相对来讲，资料越丰富越好，只要有价值的资料，志书尽可能可以收录，事先控制字数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17）。笔者认同此说，并认为镇志为基层综合性志书，当以注重对事物的中观、微观记载，成为乡土文献。为今人与后人研究乡镇经济、文化、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史料基础，乡镇志编者应明确保留乡土文献为编修乡镇志的第一要义！

（二）学术价值

（1）其志卷首10幅地图和随文20幅地图的设置用图规范，对于加强志书地图编纂具有一定研究学术价值。

（2）“鲁汇地处南汇、奉贤、上海3县交界处，在语言上同3县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不同之处，从而形成了鲁汇地区独特的方言。《方言》一章记载常用词汇763条、地方俗语127条、地方熟语99条、地方谚语262条、地方歇后语167条”18。鲁汇独特的方言资料是研究南汇、奉贤、上海3县交汇语言极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性文献。

（3）《专记・日本侵略军罪行录》19是揭示日本发动二战罪恶的有力证据，亦是研究日军罪恶史的文献性资料，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三）教化价值

其志“确立人是镇志记述主体的理念，入志人物2300多人。坚持生不列传。人物简介涉及政界、军界、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各阶层。人物表所载有县、团、处级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省、市级劳动模范，还有乡镇各部门、各单位的党、政负责干部。入志人物是鲁汇文明的创造者，历史会铭记他们的业绩”（20）。列传人物：明人叶宗行、清人秦亮臣、当代陆诒，是鲁汇地区人物精英，张荣逸等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施工中牺牲的8位革命烈士为鲁汇增添光彩。他们是鲁汇地区的人文典范，是进行爱乡、爱土、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随时代的前进，其认识、教化价值将会日渐显现。

（四）资政价值

（1）《社会・重大事故、灾害》交通事故所记“1974―2000年，鲁汇地区范围内交通事故致死、致残73人”，工伤事故所记“1973年―2000年12起工伤死亡事故”（21）。重大火灾所记1965―1999年9起火灾损物、烧死老人的惨剧。上述资料对于当政者如何规范安全生产，确保职工生命、财产之安全无疑其具有资政价值。

（2）《社会・恶习》所记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少数青少年吸毒……。80年代中期起，赌风又盛……有些赌博者倾家荡产、妻离子散”（22）。记载负面现象，旨在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各级政府理应高度重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取缔之，其资政价值亦在其中！

综上所述，其志资料文献具有存史、学术、教化、资政等多元价值。

四、值得研究的问题和不应有的硬伤

（一）篇目设置中篇章名称类同

例，第一编建置自然环境人口，下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3章；第七编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档案，下设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档案5章。似可由大编体式改为中编体式，以此消除编章命题类同。

（二）其志对于“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统计年报为准”

凡由其他渠道提供的数据，一律都注明出处”（23）。然而其主要资料来源仅在卷末注明“参考文献”（24）。似应按章注明“参考文献”以明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便于用志者查考。

（三）卷首地图集仅有定位图和行政区划图而缺鲁汇镇全境图

位置图与全境图在志书地图编纂中有待志界实践和研究。

所谓位置图与全境图，笔者认为就是学界所说的定位图与首图。本文所说的定位图，“是指标明志书所记的某省、市、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图。……县志用来确定该县在中国及其所属省内的地理位置图，就可以称为某县志的定位图。所谓首图应该是志书的志首开页所设的表明某省、市、县总体情况的综合性地图。比如县志，由于它是记载该县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那么作为县志的首图，就应该是能综合反映该县自然和政治、经济一般特征的地图。它应向读者展示该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行政区划、城镇村庄、山脉河流、水陆交通、毗邻接壤等自然和社会现状，同时又不把任何一个要素予以过分突出。首图所展示的情况虽然是简略、粗线条的，但它却开宗明义，从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总的形象概念，为志书各部分的展开做好必要的铺垫”（25）。

对于一部志书来说，定位图和首图是必不可少、缺一不可的，有定位图无首图，只知其位置而不知其详，有首图无定位图，那就只知其详而不知其位置。

《鲁汇镇志》卷首未设全境图是其地图设置的缺失应引起志界关注。

（四）编校不慎所造成的硬伤

例，《鲁汇镇志水陆交通示意图（2000年）》图中将“大治河”标为“大汾河”。卷首照片集，《1996年鲁汇镇政府办公大楼》其画面上直幅标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四十八周年者，当为1998年也！此硬伤示志人志书出版阶段校对清样要慎之又慎！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尽管《鲁汇镇志》存在上述值得研究之处和不应出现的硬伤，但从整体上考察：其志还是一部能涉足学术之林的社会主义新编镇志。

五、编纂实践的启迪

（一）有条件的乡镇可将乡镇编修列入政府文化建设课题

“领导重视是修好镇志的关键。……党委书记潘金平再三告诫我们‘不要考虑时间长短，一定要把镇志写真实’。……政府从人力、财力上给予足够的保障和有力的支撑”（26）。

笔者认为，有条件的乡镇可以将乡镇志列入政府文化建设课题，推进乡镇志的编纂。

（二）编写人员应是乡土文化建设的精英人士

其志编纂人员为鲁汇本地人士，熟悉地情，既编纂1998年5月内版《鲁汇志》，又参与《鲁汇镇志》编修全过程，深知资料是编纂志书的基础。“在4年多的时间里，召开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座谈会250多场次，采访和询问有关当事人1700余人次，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1000多件”（27）。在此基础上先编纂20多万字《浦江村宅・鲁汇篇》（28），以此“填补了村宅历史无文字记载的空白，对当地历史起到补其缺、详其略、参其错、续其无的作用”（29）。

P者认为，选择熟悉乡土的本籍文化精英人士参加乡镇志编纂是最佳的人员选择。

（三）地方志机构应加强对乡镇村志编纂业务的指导和服务

地方2015年8月25日〔2015〕64号：《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重视……、乡镇村志和地方史编纂工作。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30）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乡镇村志编纂已成乡镇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据此，地方志机构应加强对乡镇村志编纂业务的指导和服务，作为地方志专业人员理应加强对已版乡镇村志的编纂实践进行总结研究，使其上升为编纂理论用以指导乡镇村志的编纂。

参考文献：

（1）吉玉萍：《鲁汇镇志・序》

（2）沈永清：《加强志书卷首地图设置编纂研究》，《巴蜀史志》2014年第2期

（3）朱彝尊语，转引自黄苇编《中国地方志辞典》第434页，黄山书社，1986年11月版

（4）胡乔木：《希望上海市志严格要求提高质量》，《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4期

（5）《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指组〔2008〕3号

（6）陈奎元：《在全国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海地方志》2009年第1期

（7）《鲁汇镇志》第99页，以下只标页码

（8）第5页

（9）第46、47页

（10）第49页

（11）第206、207页

（12）第234、235页

（13）第307页

（14）周谷城：《湖南地方志・题词》

（15）胡乔木：《1986年12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德讲话》

（16）王孝：《七宝镇志・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

（17）陈华：《精益术精铸佳作，新安江畔读新篇――〈建德市志（1978――2005）〉优特点评析》，《浙江方志》2010年第4期

（18）《鲁汇镇志・编后记》

（19）第339页

（20）《鲁汇镇志・编后记》

（21）第311、312页

（22）第283页

（23）《鲁汇镇志・凡例》

（24）第345、346页

（25）赫永清：《定位图和首图的设置及作用》，《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5期

（26）《鲁汇镇志・编后记》

（27）《鲁汇镇志・编后记》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4

1. 80年代兴起的以汇编历史档案为主的档案史料编纂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档案界以档案开放为条件，以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为出发点，认真审视、重新部署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战略问题。①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提案；同年8月，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指出，“工作基础较好的档案馆，要着手进行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研究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参加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工作基础较差的档案馆，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80年5～6月的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积极汇编、出版档案史料是贯彻开放历史档案方针的重要方向之一。1981年12月全国省、自治区档案局、馆长座谈会提出，“加强编研力量，编辑各种汇编和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和国家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服务。”

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及各级地方会议的推动下，被“”破坏殆尽的档案事业经过整顿，逐步恢复、提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各级档案馆普遍设立了档案编研机构，编辑出版档案史料逐渐成为档案馆利用工作中的一种日趋普及的方式。据统计，1981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主编与合编的档案文献出版物有20种40册，约1339万字，到1990年，各级各类档案馆公开编辑出版的档案史料多达1871种，约计98685万字。②

80年代兴起的这股史料编纂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编研工作的一次空前繁荣，档案部门成为编纂公布档案文献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档案文献编纂纳入到社会规划中。③这一时期的编研工作，主要以历史档案汇编为基础，以服务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计划主义色彩浓重。

2. 90年代档案编研工作的集体反思

相较80年代的如火如荼，90年代的档案编研工作总体上来说是低调而平缓的。之所以独立划分出这个阶段，笔者认为是有据可依的。90年代的档案编研工作的进步性与阶段性特征，并不全然表现在编研成果量的积累与质的提高上，而集中体现在对80年代形成的档案编研行为的理性认识与集体反思上。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客观上要求档案编研工作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档案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就给我们档案编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编写的资料不能只应付达标、升级、检查，所编的成果也不能只局限于大事记、文件汇编、组织机构沿革等”④,80年代兴起与发展的档案编研工作，过于浓重的计划主义色彩，使其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的90年代举步维艰。

90年代的批驳与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档案编研工作总体上未能把握时代脉搏，有效地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过去的档案编研工作基于服务党政部门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忽视了社会主体多元化的需要。档案编研部门未能注意从多角度、多层次开发档案信息，切实满足现实需要。第二，编研对象、内容、形式过于狭隘。过去的档案编研工作闭关自守，一方面不重视社会需要，选题狭隘；另一方面，单纯依靠馆藏档案，选材不丰富。第三，编研关系处理不当，编与研分离，只编不研。

3．信息时代“多元化”档案信息编研

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代通信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整个社会逐步进入了信息时代。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要方式之一的档案编研工作在信息化环境中遭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多元化”是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的主要特征。

档案信息编研的“多元化”体现档案编研工作的诸多方面。第一，编研主体多元化，馆内编研力量与馆外编研力量合作加强。一方面，档案馆主动联合其他档案馆、基层机关档案室、企事业档案馆积极开展档案编研；另一方面，档案馆加强了与社会专门研究力量的合作编研，除与相关部门如档案、文献、党史部门等合作外，与科研部门、技术部门、经济部门的联系也日益增强。

第二，编研方式多元化，以编为主，编研结合。信息社会，人们要求所提供的档案信息更加准确、全面、系统。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高质量的编研成果，档案编研工作者在编研实践中既严格遵守忠于原文、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保证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同时也认真研究、科学加工，使档案资料完整系统，科学有序。

第三，编研选题多元化，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者越来越意识到利用需求在编研工作的决定性作用，在选题上，由过去仅依据馆藏档案资料定题，逐渐向以馆藏档案资料为主，按照社会和公众需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中心，结合重大纪念活动，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和本地人文特色等选题。

第四，编研技术多元化，由纯手工方式逐渐向现代化技术过渡。技术手段的更新，是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从确定选题到搜集资料、编辑加工、审校、出版、编研工作的各环节开始纳入电子计算机操作和网络化管理。

第五，业务组合多元化，编研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很多单位把编研工作与基础工作、档案数字化建设、档案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资源而不是以产品为基础的多元化业务组合是近年来企业管理兴起的一股热潮。一个企业能否实施多元化业务组合，首先取决于多元业务的相关程度，其次在于核心技术、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三方面的共享程度。⑤相比企业，档案馆（室）具有多元化业务组合的显著优势。这是因为，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下，档案编研与基础工作、档案数字化建设、档案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密切相关，而且在核心技术、核心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方面有着极高的共享性。

总之，信息化背景下，档案编研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编研工作者与时俱进，积极开拓适应新时期档案编研工作发展的新道路。

档案编研工作的思想变迁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编研工作前进的步伐，档案编研工作指导思想与理论研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其一，对档案编研工作性质、地位的重新认知；其二，“小编研”到“大编研”的思想变迁。

1. 关于档案编研工作性质、地位的重新认知

意识范畴的认知行为，一则以隐性方式渗透、贯穿于意识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二则以立说、著书的形式成为显性知识成果。由于考查意识主体的实践活动受时空、地域等诸多因素限制，而意识主体出现在各种场合、期刊文献中未成系统的只言片语也不容易全面、准确的把握，那么，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编研工作者对档案编研工作性质、地位的认知状况，最有效的途径应当是考查各个时期知名学者的出版发行的编研类著作。

1985年梁毓阶先生主编完成（非出版时间）《档案史料编纂学》一书，该书是一部研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理论、历史、原则和方法的专著。须指明的是，当时的档案编研工作实践几乎等同于史料编纂。书中指出，档案史料编纂的意义在于它是发挥档案作用的一个必要方法，也是实现档案作用的有效措施；它是开放档案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档案工作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先行工作，也是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它是保护档案和流传档案史料的好办法。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档案编研工作虽然得到重视，但也仅仅是作为发挥档案作用、提高档案工作水平、促进文化建设等诸多途径之一，是“必要方法”、“有效措施”、“基础工作”。1990年曹喜琛先生在汲取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新鲜经验和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主编《档案文献编纂学》，他认为，档案文献编纂无论是在档案事业自身建设方面还是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开放历史档案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是提高档案馆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是加强档案馆业务建设的重要一环，对档案馆的基础工作起促进作用；其次，它是开发提供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编纂公布档案文献对于历史典籍的保存、积累、传播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编纂公布档案文献是进行政治斗争、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编纂档案文献对于生产建设和工作查考也起着直接的促进和借鉴作用。⑦书中饱满的言辞，明显提升了档案编研工作的地位，强调了档案编研工作在信息资源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最新由人大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一书更是将档案文献编纂功能独立一章，专门论述了档案文献编纂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最近几年，档案馆（室）的编研工作更是深受领导重视，一些省、市的档案馆已将编研工作由基础业务工作升级为主导工作，把档案编研工作视为发展档案事业的龙头，强调它是促进档案馆（室）基础工作的动力，是提高档案馆地位和形象的大工程。

2. “大编研”思想的形成

追根溯源，“大编研”思想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编研思想已初见端倪，在一些探讨档案编研工作问题与改革的反思性质类论文中，大编研思想正逐步酝酿。 “大编研”名称最初见于杨冬权先生发表在1994年《档案与史学》第2期的《大编研：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一文。杨冬权先生明确指出，“大编研”是对相对于传统的编研工作而言的，它的编纂者既包括档案馆（室）自身，还包括档案馆（室）联合的社会各单位，甚至有关专家、学者及个人；它的载体除了书刊等印刷物以外，还有录音、录像、光盘、缩微胶卷等；它的形式除了文件汇编外，还有档案资料目录汇编、档案资料内容介绍或提要、档案资料的考证或评介、对档案资料经过研究加工而编写的有关资料或撰写的研究论著以及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等；它的材料除档案，还有图书、报纸、刊物、机关出版物、书画、碑拓、印章等各种资料；它的材料来源，除了本单位收藏的，还有本单位以外收藏的；它的发行范围一般也比以前大。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5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自秦汉以降，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趋势，是汉唐文化流向朝鲜、日本和越南。受中国文化传播的刺激，日本不仅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散逸的汉籍，而且产生了大量用汉字写就的著作。平安后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逐渐从大量直接吸收、单纯仿效的阶段发展到有所扬弃、自我创作，将已形成的文化不断“日本化”的阶段。研究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之时，那些由外国人用汉字写就的书籍，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往来物正是这其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类书籍。

往来物的发展及研究价值

往来物是初等教科书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在平安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领域。早期的往来物是书信习作的范文集，江户时代演变为以传授历史、地理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为目的的教材。现存最早的往来物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是唐朝与日本交流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平安京（现京都）的营造、律令制度的建设，都透露出浓厚的唐朝气息。当时的日本人对唐文化的喜爱和倾倒，可见一斑。随着大规模遣唐使活动的展开，大陆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这段时期，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把大量的佛家经卷、文学典籍带回了日本，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书仪，就是其中之一。现有的研究表明，从奈良时代起，书仪就已经东渡传入日本，为当时的公卿贵族所爱用。朝廷的公文、贵族公卿们的私人书信，这些参照一定的写作规范、用汉字写就的文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公务活动和私人生活中。懂得文书的写作规范、能够写出一封得体合宜的书简，成为当时贵族公卿们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日本文人用汉文编撰的书简文例集。在学习唐文化成为举国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掌握了汉字和汉文学的贵族文人模仿中国的书仪形式，把生活中的往来书信编撰成书，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一件事。不叫做“某某书仪”而是“某某往来”，或许是出于对唐文化的敬意，这其中恐怕也受到了本国文学意识的强烈驱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往来物出现了书简文例集以外的新形式。其淡化了礼仪规范的书信功能，侧重词汇、专业领域知识的传授，用于幼学习字、书法、官政常识、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等实用知识的启蒙。而江户时期最为多见的则是以商业知识为主题的往来物。究其原因，是随着社会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人阶层和负责处理商人事务的公职人员更迫切地需要了解相关知识。这类往来物内容简洁易懂，向时人传授社会生活和经营实业所需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相关实用术语。明治时代初期往来物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例如佐渡地区的学童们，首先学习的就是往来物，然后才开始学习汉籍。①随着日本教育的近代化、统一化，往来物逐渐退出了教育领域，不再作为教材使用。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往来物不仅推动了日本教育的普及化，在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开始了往来物的整理收集工作。明治三十九年（1906）五月，国书刊行会出版了《续续群书类从》。这部丛书收录了江户时代的书籍，其中《续续群书类从 教育部》一书内收录了七部往来物，自此开启了往来物百余年的研究历史。平泉澄、石川谦、石川松太郎等一批学者以往来物的历史研究为核心，收集各时代的往来物作品，回顾和总结了往来物的历史，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些基础上，近年来日本学界围绕往来物继续展开研究，其中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的往来物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如对江户时期女性用书道字帖的研究、从江户时代的教育和文化角度对往来物展开的研究、从日语语言学的角度对明治时期往来物进行的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对江户时代前的往来物研究则零散而不成系统，往来物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和探讨之处。

我国学者对往来物的研究起步较晚。周一良（1984）从书仪的角度来阐明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其中简略地谈及了几部有代表意义的往来物，可谓国内最早言及往来物的学者。②谭建川（2003）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与意义。③王晓平（2014）利用敦煌书仪对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云州消息》中的敬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④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其所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表示，往来物的发展实际上体现了日本这个靠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实现教育独立之前经历的历史变迁。对往来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蒙学教材的发展及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助于考察近代以前日本在汉字使用方面的情况。有一些往来物汇集了日常书信的词汇、单句、短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单词，其语言学价值也不容忽视。另外，往来物内容涉及社会日常生活的很多层面，有的以社会生活相关的节会、祭祀活动、礼仪往来等为主题，也有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知识的介绍，如寺院的各种佛教活动、礼仪、宴游、茶会、历史，以及地理、书法的相关知识和学习技巧，对于还原社会实态、了解民生民情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作为最早的往来物之一，《高山寺本古往来》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该书原本收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现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寺院藏书多为江户时代以后的书籍，即使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寺庙也极少有江户时代以前的藏书。这些保存下来的古书中室町时代的书籍要少于江户时代，镰仓时代的书籍较之更为稀少，留存下来的平安时代的书籍更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奈良时代前的书籍几乎已没有留存。究其原因，早期产生的书本总量非常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时光磨灭世间万物，一本书历经战乱、火灾、洪水、虫蛀、人为的损坏甚至遗弃，逃过这一切的灾祸，才有可能留存至今。这就让《高山寺本古往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高山寺创建于十三世纪初叶，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自中世以来，高山寺就以致力于学问而闻名，寺中收藏的典籍质、量兼备。明慧上人（1173～1232）和他的弟子们、以及高山寺的支持者们共同成就了寺中数量庞大的典籍收藏。高山寺不仅仅收集、抄写了大量的典籍，还编制了详尽的藏书目录，致力于书籍的传承。其中既有《鸟兽人物戏画》等日本“国宝”级文化财产8件，也有50余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的手书典籍。其藏书多为佛教典籍，还有少量中国唐本和宋版书，如《齐民要术》、《华严三昧章》等。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书写年代据推断为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是现存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书写者应为当时的山中僧人，具体已无法考证。全书计选取平安后期中下级贵族和朝廷官员的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五十六封编撰而成，内容多为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对方赴宴、商谈人事诉讼、评论歌舞曲艺之道等。文中书信使用的并不是地道的汉文，而是一种“变味儿”的汉文形式。其总体形式仍是汉文，但是语法却不完全符合汉文的规则，夹杂有当时日语的语法特征，这种文体也被称为“变体汉文”。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就出现了这种形式，尤其是平安时代朝廷的法令、公卿贵族的日记和书信多用这种文体。可以说，这种“变味儿”的汉文是日本从全面引进、熟悉使用汉字，到以本土固有语言对汉字消化和再创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虽然《高山寺本古往来》采用的是书信集的编撰形式，但这五十六封书信都没有标注信件的书写日期、寄信人以及收信人等信息。与同期、包括后世成书的同类往来物不同，这部往来物虽然在材料整合上缺乏一致性，但以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为素材编撰而成，从而使全书极具实用价值。文中内容涵盖面广，既有讲述音乐、歌舞曲艺等当时上流社会的风雅之事，也有讲述官吏日常政事、人事、刑罚诉讼等实务，还有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友人赴宴等世俗生活之事。对于现代研究者了解平安时代公卿贵族群体的政治生活情态和世俗生活样貌有非常重大的文献价值。

提起《高山寺本古往来》，不得不说说它的书写介质。和很多往来物不同的是，《高山寺本古往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另一个文献资料―《高山寺表白集》共存，以“背书”的形式展现在纸面之上。在平安时代，纸张尤其是好的纸张仍然是很贵重的，通常只用于抄写经书，于是，在用过的或者废弃的纸张背面继续书写，就成为当时的书写常态。即便时展到了中世，这种做法在贵族和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寺庙中依然很常见。

《云州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同为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云州往来》得到的评价更高。它被日本学界公认为是往来物的发端之作，兼具书信文的实用性和丰富的文学性。作为宝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在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日本历史、教育史、书法史等研究领域均受到了重视。

《云州往来》的作者藤原明衡（989～1066）是平安中后期的大学者，汉文学造诣深厚。藤原明衡曾担任出云地方的地方长官，这部往来由此得名。

《云州往来》之前，日本文学史上也曾出现书简形式的作品，例如正仓院《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万叶书简、本朝文粹书简等。这些书简都是实际社会生活交往中产生的真实书信，用作书信写作的范文自然是并无不可，但因涉及的社会活动有限，无法为当时的公卿贵族们提供能够满足其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各场合所需要的书信写作示例。而《云州往来》全书二百余封书信，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公卿贵族们社交往来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场景，如新禧贺正、设宴邀约、祝贺吊唁、邀请来访、馈赠礼物、请求帮助、照会告知、日常问候等等。《云州往来》大部分书信采用往复的形式，有“来”有“往”，便于模仿、利用；借用“互飞短札”的形式，对当时上流阶层的实际生活中的例行活动、仪式习惯等进行讲解、说明；书信中还大量使用了出自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如《诗经》、《后汉书》、《文选》等的词语，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像《明衡往来》这种既能学到书信写作的实用知识，又能掌握贵族实际生活中必需的社会常识的书籍，可谓“一石二鸟”，故而很快就从贵族文人的书案扩散到了年幼学童的课桌之上。

《云州往来》成书以后受到了当时上流阶层的认可和赞赏，上至天皇、亲王，下至公卿、僧侣，都相当重视这部往来。公卿贵族们认为《云州往来》文笔出色，并对它加以诵读和学习。三条西实隆（1455～1537）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公卿贵族，在历史掌故、和歌、书法等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他的日记《实隆公记》中有部分言及了《云州往来》，也从侧面证实了《云州往来》在公卿贵族们中的影响。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表明，后土御天皇持有《云州往来》一书，当时的书法名家、尊元法亲王曾经亲自抄写了《云州往来》，他本人也曾受无量寺僧正v济之托，给《云州往来》注音。在公卿贵族间的流行，让《云州往来》有了众多抄写本，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为今人所得见。

《庭训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日本南北朝时期到室町时代这段时间（十四世纪中叶到后半叶），武家子弟和富庶百姓的子弟，延请教师在家中授课，或去寺庙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庭训往来》编成于室町时代，成书后即广泛流传，是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之前日本初等教科书的代表之作。“庭训”语出《论语・季子》，孔子的儿子孔鲤因敬畏父亲孔子，快步经过孔子所在的厅堂，受到孔子学诗、学礼的教诲。后世之人遂以“庭训、鲤对、过庭闻礼”等泛指家庭教育。《庭训往来》的命名方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采取每月一对往复书信、按照一月到十二月的顺序编排而成（八月共计三封），在书信礼仪规范的传授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书中内容涉及国家政事、家庭事务、士农工商之事、武艺、神祗、佛教、礼仪、军旅、衣服、器械、宴乐、疾病等诸多方面，所用词汇种类丰富。使用最多的是衣食住和职业名称相关词汇，最少的是文学相关词汇。不同类别的词汇数量的差距，表明了《庭训往来》的编写者注重该书实际功用的用心，体现了《庭训往来》生活本位、实用本位的特点。词语的罗列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词汇以供学习者记忆，同时也给学习者带来了诵读的节奏感与流畅感，这也是《庭训往来》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庭训往来》从内容上看包罗万象，既有书信礼仪的讲解，又有社会生活的礼仪礼法、世情世态的讲授。书中包含的大量衣食住和农工商、百工诸商诸艺有关词汇，以及谷物果树、器物工具、地方特产、匠人职种等，这些对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需要了解的。《庭训往来》的生活化、平民化、百科全书的性质让它经久不衰，很快超越早于它出现的诸多往来物，更广泛地为时人所接受。书中所展示的社会风貌，也有助于后人还原当时的社会实态，了解世风民情。

结语

往来物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社会人应该掌握的常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生风貌。通过研究这类书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文献所没有记载的社会人情和风俗习惯。

晚清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曾在给友人李莼客的书信中指出：“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多。”陈寅恪先生也曾说过，“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对往来物进行研究，既可以挖掘丰富的新资料，了解当时日本的社会风貌和民生民情，也可以为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资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

【注释】

①[日]黑石阳子：“佐渡地区的文弥净琉璃”，《佐渡乡土文化》，1993年第73期。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6

薛凤祚是清代一流的历算家，他最早将对数和哥白尼日心说引入

田淼研究员和张柏春研究员在2006年第6期《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薛凤祚对(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所述力学知识的重构》，对薛风祚重构欧洲力学知识和部分机械设施等作了详细阐释，论述了薛风祚在物理和技术方面的贡献。

由张士友、袁兆桐等人编辑的《薛凤祚研究》(

近年出版的一些通史性著作中，也增添了薛凤祚的内容。如白寿彝主编的《

当时，西方科技的引入与经世之学的高涨际会于同时，学习西学成为经世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薛凤祚身体力行，成为学习西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广泛吸纳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有用之学，除当时最迫切的历算外，水利、军事、机械、医药、防旱防灾等等，甚至中外占星学，都是其研究对象。以往，对薛凤祚经世之学的研究关注不够。仅是提出论点而已，缺乏充分的论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对认识薛凤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是有重要意义的。

4，关于薛凤祚的著述问题。薛凤祚著作浩繁， 除《历学会通》外，还有《圣学心传》《两河清汇》《车书图考》《甲遁真授秘辑》《乾象类占》等。单就《历学会通》来说，薛生前就刻印过，身后又有多种刻本，世传的著作有《历学会通》全帙的，也有分卷的，有以《历学会通》名世的，也有叫《天步真原》《益都薛氏遗书》的。从北京各大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收藏的《历学会通》来看，至少有两个版本。据石云理教授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历学会通》有15个较完整的版本。该书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定、刊行的过程。最初，薛凤祚是按分卷刊行的，1648年著《天步真原》，1652年、1653年刊行《天学会通》《比例对数表》等书。嗣后，他用近十年时间，完成了《正集》《考验》《致用》各部，于1664年以《天学会通》为名将这些著作汇编。此后，他除应河督王光裕之邀参与治河以外，一直从事着自己著述的修订和补充，可能在1668年到1680年间以《历学会通》为名汇编了自己的主要著作。薛凤祚去世后，其友人在1702年将薛氏主要著作汇辑，并以《益都薛氏遗书》为名刊行。后来至清末，《益都薛氏遗书》又有一次修订，此次修订极有可能出自薛凤祚后裔薛玉书之手。

薛玉书是薛凤祚的九世孙，清末名士，他秉承薛氏家风，不求闻达。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受山东巡抚崇恩招用，光绪初，曾人陕西巡抚幕府。他精通历算，其著作有《历法起例》《甲遁起例》等书，其著述“皆本《天学会通》”。凭借其学识和家势，薛玉书有实力对先辈的著述进行修订和刊行。

薛凤祚著作的版本、卷数很复杂，这也是《历学会通》卷数不一(56卷、80卷、60余卷等)的因由。因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和突破口。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7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把经、史、子、集各部的著作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所收材料非常广泛，包括历史事实、名物制度、诗赋文章、成语典故、骈词丽句、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综合各类的，也有只取一角一隅专收某一类的。

在封建时代，类书主要是为皇帝服务的。像什么“皇览”、“圣览”、“御览”、“帝王集要”等，就其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们是帝王的御用物，是专供其研究统治术的参考书，或者作为夸示好学的装饰品。后来科举制度发展起来了，类书又成为应考士子们的枕中之秘，供他们赋诗作文时采摭词藻、寻章摘句提供许多方便。例如要收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查找某一诗文语句或成语典故的原始出处，了解某一事物的起源，来龙去脉，它都能提供“百度”般的帮助，简便快捷，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类书”之名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但类书的起始却比它的名称早得多。一般学者都认为，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敕编的《皇览》。魏文帝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王象、刘劭等以数年功夫编成这部类书，共四十部，千余篇，八百多万字，藏于秘府。可惜我国这部最早的类书，至唐代末年便散佚了，今天只能见其一鳞半爪。

唐宋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类书自然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有两部著名的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高宗时期欧阳询等奉敕撰，它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约百万余字，征引古籍一千多种。包括政治、文学、自然知识等各方面的材料。《初学记》三十卷，是玄宗为他儿子学习作文而命徐坚等编纂的，卷帙不大，比较精简，便于初学。

宋代有两部官修的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编纂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3年)，初名《太平总类》，后太宗命令每天进呈三卷，供他“乙夜之览”，定名为《太平御览》。此书共五十五部，是根据《周易·系辞》上“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话而设置的，表示要包罗天下一切事物，征引古书一千多种。因此，本书很受推崇，被誉为“类书之冠”。《册府元龟》一千卷，每卷分量较大，所以总字数超过《太平御览》一倍还多。

明清以来类书形成鼎盛时期。这首先表现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举世罕见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夺得皇位后，他想以文治笼络天下文士，于是敕命解缙等编纂类书，谕旨中说；“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意思是当时能收集到的古书都要加以辑录，不厌其繁。前后动员儒臣文士三千余人参加编校，录写、圈点，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最后完成。全书22877卷，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但是，本书纂成以后，一直未能刊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宫中失火，《永乐大典》险被焚毁，朝廷才下决心另摹副本一部。正本副本分贮两处，以备意外。正本大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0年)也渐渐散佚，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又遭大量盗劫。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东德归还我国六十多册，连同国内各方面征集的仿钞本、复制本，合成七百三十卷，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8

笔者特地调查了所教班级学生史学知识的来源：68﹪来自课堂，还有28﹪竟来自前几年流行的“戏说剧”、当下热播的“宫闱剧”、“穿越剧”及各种穿越体的网络小说，而来自历史课外书的少之又少。学生竟将编造的穿越剧等作为了解真实历史的一大途径，因此，加强学生历史课外书阅读指导势在必行。

二、初中生史书阅读的指导

历史课外书阅读可以还学生一个真实的历史，且能达到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的目的。指导学生有目的、有方法地进行阅读是历史与社会教师应该要准备的基本功。

1.精挑细选荐史书

学生自己挑选往往比较盲目。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教师基于不同目的、不同学段向学生推荐不同的史书。

（1）基于激发兴趣的推荐。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习有着神奇的内驱动作用，有了兴趣，学生就能自觉地去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而学习和研究又促使他们去进一步阅读，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考虑到学生中大部分对历史书籍接触较少的状况，可以先向学生推荐一些趣味性较强的人物传记，如孙中山秘书庄禹梅写的《孙中山演义》、蒋建农写的《走近》等；还有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等，以达到增强学生阅读历史历史课外书的兴趣。

也可以根据学生喜欢看热播剧的特点，推荐他们去看相关的历史资料，如学生对《步步惊心》等剧情节津津乐道时，笔者推荐学生去看《清宫疑案》《清朝的皇帝》等，要求他们看看剧中哪些情节可以得到印证，哪些是编剧的想象？

笔者还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向学生推荐了张研主编的《大清历史新闻》丛书，这套丛书以今天报纸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分内容提要、热点人物、官场动态、经济要闻等栏目描述清朝历史。学生也很喜欢看，个个都成了“清朝通”，从喜欢穿越剧的情节到喜欢辨别情节的真伪，增强了对穿越剧的“免疫力”，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丰富了历史知识。

（2）基于深化教学的推荐。教学中抓阅读，阅读中促教学，历史课外书的阅读指导也要重视这点。历史与社会教师应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教学内容，推荐合适的历史课外书。学生只有广泛地阅读课外读物，才能更好地理解课内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如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与社会教科书描述不详、不全。推荐学生多看看其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如《民国旧事》《日记》等，使得学生对“四一·二”、剿共联共政策的变化都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辨证、客观、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能力。

2.方法多样读史书

（1）读史要讲法。如何使历史课外书的阅读发挥最大的效用，只推荐几本历史书目是不够的。文史不分家，我们要配合语文老师，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课外阅读方法指导。面对浩瀚的历史课外书，要指导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不同的书籍选用浏览法、精读法等不同的方法。

（2）读史要动笔。可以指导学生做一些简单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坚持读写结合、读思结合边读边思，以读导写，以写促读。这样，不仅使学生学会边读边思考问题，还能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评价能力。

（3）读史要讨论。有条件的话，可以不定期举行读史汇报课，给学生一个汇报、展示的机会，请他们说说自己最近看书的收获、思考、疑惑，谈谈对书中事件、人物的评价，等等。可以举行影视鉴辩课，由教师事先指定一部影视作品，布置学生看相关史料，指出错误之处。由于受到年龄和阅历限制，学生往往缺乏分辨真伪的能力，必须对其进行引导，同时，要告知学生，这些影视作品虽然有一定历史依据，但不能代替历史。

3.深入探究用史书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9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10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谎梢哉叮?琶劳?瘢?鳇^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11

一、图示教学法的优势

图示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同时它的教学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图示教学法主要是应用各种图例，包括自制的历史图解以及历史图片，培养学生构建并回顾历史知识体系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让学生从历史图解或者图例的解读中，读取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便于记忆和应用。比如说，著名的记忆树，即是将历史信息按照层次结构分布在树干和树枝中。图示教学法融合了系统性和形象性，让学生从图示中直观地记忆繁多的历史知识，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让他们自己动手编制图示，更是加深了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和理解，从而提高了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率。

二、有效应用图示教学法的措施

结合上面所说的图示教学法的优势，历史课堂教学中有效应用图示教学法成为教师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结合图示教学法的特点以及自身的教学经验，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和措施：

1.教师编纂历史图示，展示图示教学法的精髓

图示教学法是指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大量历史图示和教学案例，让学生通过解读历史图例，更加清晰明了地理解历史知识体系和重难点，帮助学生理清繁多的历史知识点，将它们进行有序的归纳和记忆。比如说，教师在教到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由于工业革命的内容十分繁琐，学生容易记得这个又忘记了另外一个知识点。而工业革命又向来是历史考试的重点内容，考查的知识点比较细，这就要求学生记诵的内容非常多。这个时候，图示教学法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了。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示范如何编制树状图，将三次工业革命的具体知识点都囊括在树状图中。比如说，珍妮纺纱机的树状图图解可以是这样一个层次：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手工工场―棉纺织部门―飞梭织布速度快―棉纱需求增加―“珍妮机”的发明。最后的结论是：珍妮机的发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2.学生自主编纂历史图示，提高动手能力，加深历史认知

通过教师对图示教学法的演示，教会学生如何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空间范围，即常说的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方法，解析历史事件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将看似繁多实则有序的历史知识点以图示方式展示出来，让学生能够清晰明了地理解。学生自主编纂历史图示，可以重新将历史分为多个层次，比如说，在时间的纵向分析角度，将历史分为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现代历史等；在空间的横向分析角度将历史分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师可以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图示编纂方法，比如，应用性最广的树状图，能够将历史知识的层次性和结构性最好地展现出来，或者是概念图，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的或者相似的概念的根本区别，比如，改革和革命的区别，改革是在一定条件下变革，采用温和改良的方式，基本保留原来那些制度、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原来的制度进行不触及根本的修修补补；而革命是旧的制度或者环境，除旧布新，脱胎换骨，基本上与过去决裂，用暴力的形式进行的。举个例子，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改变封建制度，没有用暴力方式；商鞅变法改变了社会制度，但没有用暴力，保留了原来较多的东西。而法国大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用暴力形式，了原来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

3.引入各类新型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图示教学法除了应用图示外，还有许多有效的应用方式。比如说，由于个人的总结有限，可能占用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教师可以将学生分组，让他们各自完成一部分的编纂图示的工作，最后将图示汇合起来，选择出其中优秀的部分，复印给全班学生使用。另外，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上台演示自己的历史图示，分享自己编纂图示的过程和从中获得的经验和心得，给予学生一些记忆的心得和建议，提高整体学生应用图示教学的效率。而其他同学通过学习优秀的编纂图示的方法，在编纂的过程中，掌握了初中历史的知识结构体系，梳理出初中历史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对于考试考查的内容了然于心。在反复地记诵图示的时候，根据历史顺序，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得到最好的初中历史知识效果。

三、总结

图示教学法之所以在历史教学中十分有效，是因为它与历史学科需要大量记诵知识的特点很切合。图示教学中应用到的树状图和概念图、历史相片等，都是帮助学生理解并记忆历史事件的工具，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应用有效的记忆方法，记诵必考的历史知识点。

图示教学法不仅以一种较为轻松简便的记忆方法，帮助学生牢记繁多的历史知识，更是让学生在自己编纂历史图示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历史体系的理解，改变传统教学中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积极地加深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它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扫清知识盲区，突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12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140-01

建国至今，我国中小学历史教材建设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共有51、53、56、61、63、78、86、92、96、03、04版等十余种不同版本。每个时期都各具特色：51版夹叙夹议，引证丰赡有趣，深入浅出；56版内容体系具体详实等。本文以1956年版为基础，在对建国之初的三个版本中“宋明理学”一课的编撰情况予以比较分析，借以回顾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沿革。

百废待兴的建国之初，为了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中学历史教科书除了部分改编老解放区的教材和史学专著外，还选用了统治区一些历史教材。可见，当时历史教材带有过渡性和应急性。随着过渡时期任务的逐步完成，1956年全国第一套完全自编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编出并正式在全国通用。这种“一纲一本”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保证了历史教材编写的政治方向。56版历史教材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历史学科课程体系，“宋明理学”知识的编排更彰显了56版教材的编排特色与地位。

1 在课程体系编排上，将“理学”置于文化思想史某一章节子母中进行教学，重视基础知识和思想教育内容的编排

（1）相对于51版改编教材而言，56版教材基本上形成了合理的课程结构。教材内容的选编注重历史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对新课改之前的课程教材建设有导向和奠基作用。以编、章、节、目的教材结构体系编排，章节子目标题设计具体直观，以通史型教学体系主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方面介绍每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宋明理学知识置于第六篇“宋辽夏金元”第三十六章“宋元的文化”第二子目“理学”及第三十七章“明清的文化”第一节“哲学 图书的编纂”第一子目“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中。与51版教材的基本指导思想一致，56版教材侧重阶级斗争，认为理学是“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工具、朱熹和陆九渊等思想家是“唯心主义者”。这种教材指导思想是由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大时代背景及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决定，除此之外，与当时过分强调课程教材直接为政治和生产服务的课程观也密切相关，并且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前。

2 置于文化史教学内容内，正文中节选了理学家的主要观点等史料，以概论性语言总结理学观点，侧重于理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56版历史教材最大的特色是增添了文化史知识，宋明理学知识单独列为“理学”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这两个子母教学，对理学知识的阐述比51版详实具体。课本中明确提出“理学”这一说法、朱熹“理”“气”论、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知行合一”的等观点、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并节选了思想家的原著史料来解释理学的思想内涵、增添了“白鹿洞书院”“鹅湖辩论”等知识。

但在教材内容上也有以下几点不完善之处：

（1）与51版相比，在语言表述上56版教材虽然夹叙夹议简洁易读，但多是概论总结式表述，重说教义理，文风较呆板。摘录史料不如51版生动有趣。51版教材如“讲故事”般介绍杨时及朱熹的生活言行方面鲜活的事例，学生可以从侧面理解统治阶级用理学愚弄人民的一面。而56版教材直接摘录理学家的言论史料，并且进行文字翻译解释，虽然对学生理解记忆理学观点有帮助，但对学生思考并拓展理学知识使之对其产生独特见解有限制。

（2）文化史教学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对学生全面掌握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面貌有帮助，但56版教材也过分强调历史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编排知识点过多，而忽视了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水平和身心发展规律，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降低了学习历史的兴趣，如宋明理学知识的选编比51版本要详实具体的多，单就第六篇“宋辽夏金元”教材内容来说，教材就单列了“宋元的文化”一章。而且除“理学”外，还有“书院”“史学的发展”“宋词 元曲 话本和小说”“绘画”“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共7个子目。学习如此全面系统繁杂的历史知识对学生而言无疑会增加其学习负担，滋生畏难、烦躁继而反感厌恶的情绪。

（3）对理学的定位狭隘，仅强调理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忽视理学在儒学发展脉络中的位置。并且虽提出“理学”概念，但未明确“心学”说法。

3 历史教材呈现方式以现代文为表达方式，出现简体字，采用西式排版从左往右横排本，除正文外，还配有黑白插图

在教材的呈现方式上，56版历史教材也奠定了新课改之前的历史教材的排版框架。以宋明理学的编排为例，正文表述以现代文为主，出现简体字如“国，这，学”等。采用西式排版从左往右横排本，相对于51版而言阅读更方便。除正文外，还配有朱熹和王守仁的黑白简笔插图，图下有人物的名字及生卒时间注释。但插图过于简单，基本以手绘黑白简图为主，对运用插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及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帮助学生形成历史表象的作用略显不足。

在百业待兴的建国初期，各版本历史教材都汇集了前辈们的智慧和心血，彰显出他们斗志昂扬，举步向前的精神。新课改的今天，希望广大历史教材编写者能总结继承前期教材建设的宝贵经验，注重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进一步完善课文辅助系统，编出更符合时代需要、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更具特色的历史教科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