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义务篇1

    2、告知义务

    即情报提供义务,其包括:不向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义务,这是告知义务最基本的解释。如不欺诈的义务,不作错误陈述的义务等。合同订立之前重要事项的告知义务。使用方法的告知义务,主要指产品制造人应在其产品上附使用说明书或向购买人告知使用方法。瑕疵告知义务。即对物品的缺陷和不安全因素有告知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合同,如保险合同、公司认股合同、广告推广式买卖合同等,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负责详细陈述各种与合同的有关的情况的正面义务。

    3、保护义务

合同义务篇2

「 正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全面借鉴国外优秀立法成果，结合我国实践，在立法上将合同义务区分为合同义务和合同附随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重构了违反合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形态体系。由于作为附随义务之一的先合同义务在我国原合同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均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合同法理论对此研究不够，实务部门也十分缺乏处理这类案件的经验。本文试对先合同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责任形态作一探析，以作引玉之砖。

一

何谓先合同义务？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述。

第一种观点认为，先合同义务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合同成立之前所发生的由缔约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先合同义务指“契约生效前，契约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注：陈丽萍、黄川：《论先契约义务》，《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存在以下一些不足：（1 ）先合同义务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义务？这里未作明确说明。我们知道先合同义务与合同义务是不同性质的义务。如果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生效对当事人产生的遵守合同条款的义务，那么，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都应当归属于合同附随义务范畴。因此，先合同义务是指缔约双方应遵守的附随义务。（2）将先合同义务的时间范围界定为“合同成立”，缩小了先合同义务发生的时间范围。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即产生效力，但对依法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附生效期限的合同等，虽然合同成立并不马上产生效力，按第一种观点，这些合同成立至生效期间缔约双方的信赖义务就不属于先合同义务。显然，这在理论上是欠妥当的，也会导致这一阶段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的责任形态无法确定，人为地割裂了合同法构建的责任形态体系的完整性。

第二种观点值得肯定的是：首先，它表明了先合同义务是一种附随义务；其次，在时间界点上，将“合同生效”作为先合同义务与合同义务的临界点，从而完整地涵盖了先合同义务的发生和存在范围。但该观点在逻辑上仍存在表达欠精当的缺陷。

笔者认为，先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生效前，缔约双方因缔结合同而依法应承担的彼此遵守信用的一种合同附随义务。这一概念表明：

1.先合同义务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义务，即在缔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义务。其义务的主体是特定的。

2.先合同义务是一种合同附随义务，有别于合同义务。合同附随义务按时间点划分可分为先合同义务（生效前）、后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和合同中义务（即生效后至履行完毕期间）。先合同义务即为合同生效前之附随义务。

3.先合同义务是一种法律义务，即是法律强制缔约双方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由合同双方自我约定的义务。因此，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而不是违反合同的行为。

4.先合同义务的内容是当事人间的信用关系，即遵守信用的义务。对于先合同义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学界尚未深入研究。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先合同义务就是缔约过失责任。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先合同义务导致的责任形态，其前提是对义务的违反，而违反则需以义务存在为先导，因此，将缔约过失责任与先合同义务等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事实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之间由于意图缔结合同而彼此向对方展示自己是有信用的，彼此也相应地信赖对方是守信用的人，这种信赖以付出自己信用为对价，正是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上，缔约双方才有可能建立特定合同关系。因此，我认为，先合同义务的义务内容就是当事人间的互守信用，背信行为即为违反该义务的行为。

5.先合同义务是缔约双方在缔约过程中应承担的信用义务。这说明先合同义务在时间范围上也是特定的。先合同义务始于何时？有无时间界点？学界尚未深入研讨。本不相干的双方由不相识到相识，由相识到相知、相熟，彼此的信用度也由弱趋强，但不管他们彼此对对方有多强的信赖感，只要他们停留在一般关系之内，没有打算也没有实际行动建立特定合同关系，任何一方由于信赖对方而付出代价造成损失的，均应由自己承担，理由是他违反了对自身保护应有的注意义务。（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 页。）所以，笔者认为，先合同义务的产生不是以当事人是否有彼此信赖感为条件，而应当以订立合同过程的发动为起始。具体而言，应以要约生效作为先合同义务产生的起点。这主要是因为要约以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才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才进入特定的信赖领域，双方当事人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结合同的必要准备等实质性工作，对于违反先合同义务进行制裁才有实际意义。先合同义务终于何时？前面已提及，应以合同生效作为界点。当然，单就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而言，其发生、发展是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彼此影响的互动过程，本身不可能用一个时间点界定其产生、终结。但是，《合同法》设置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形态不是保护公民之间的一般信赖关系，而是保护特定缔约人间的信赖关系。因此，先合同义务的信赖关系，在时间范围上也是对应于始于缔约终于合同生效，在此期间违反先合同义务才承担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在此之外，违反信用原则，则可能导致的是承担另外的责任。

二

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有可能发生在两个时间段：一是要约生效始至合同成立止，通称为合同缔结过程中；二是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在合同缔结过程中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形态是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条件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主要责任形态。它是指缔约人在缔约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除须存在违反前述先合同义务这一前提外，其构成条件还须包括：

1.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不是无过错责任，而是过错责任。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过错的具体表现形式有：（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即缔约一方没有订立合同的诚意，假借订立合同与对方进行磋商，以获取不当利益和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2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业已存在的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进行隐瞒。例如，对权已被终止、法人已被注销、营业范围已被变更、拟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已灭失等直接影响合同效力或履行的重要事实进行隐瞒。另一方面表现为故意向对方提供虚假情况，可以是无中生有进行捏造，也可以是以少报多等虚夸，这些情况足以使对方当事人作出违背其真实意志的意思表示，以实现一方欺诈性订立合同之目的。隐瞒重要事实和提供虚假情况，在实践中往往交织在一起，两者互相联系，都是欺诈的表现形式。（3 ）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里的“其他”，《合同法》没有列举，究竟包括哪些具体行为，应根据先合同义务的内容及《民法通则》“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进行把握。常见的有：1）缔约一方未尽必要的通知、协助义务， 而导致对方缔约成本增加而致财产损失；

2 ）缔约一方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对方利益损失的；3）缔约一方未尽照顾、 保护义务而致对方当事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行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43条也规定了先合同义务，即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对方当事人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的义务。缔约一方由于过错而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该项秘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只不过这种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对方商业秘密的行为，可能是发生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也可能是发生在合同成立后甚至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如果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发生于缔约过程中，当然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由于过错而导致了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一方由于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由于对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而遭受了利益损失，是违反义务一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必要条件。如果缔约一方没有信赖利益损失，则谈不上责任成立。

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哪些范围？学者们均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信赖利益就是指一方当事人信赖合同成立后因合同履行可能获得的利益，利益损失就是指这种可能获得的利益的损失，因而，其赔偿范围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这种观点以日本、德国学者居多。也有的认为信赖利益是指缔约一方如无对方违反义务行为而所处的状态，其利益损失则以这种状态因对方违反义务而改变所造成的损失。这种观点以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王泽鉴先生为主。（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以下。 ）祖国大陆的学者对损失的界定以及损失计算的方法也是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以下。）我认为，王泽鉴先生所持观点应予肯定，理由是：缔约无过错方完全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与对方缔结合同的，在对方也是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缔约活动时，当事人期待利益是可预测的。而由于对方违反义务使得无过错方改变了缔约中应有状态，如支付额外成本、增加了风险、身体健康受损、秘密被泄露等，这些损失是由于对方过错使当事人缔约过程中所处状态变更而生。因此，没有对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存在时，缔约一方所处状态即为信赖利益之基础。因而，我认为，具体计算信赖利益损失时就应当根据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具体分析。例如，当一方当事人违反保护义务而致对方身体健康受损害时，身体健康受损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均应计算在内；当一方当事人违反保密义务而故意泄露秘密时，则秘密泄露造成的所有财产利益损失（包括间接损失）都是损失范围。当然，我国法律关于间接损失没有一套严格的计算、赔偿标准，违反先合同义务哪些间接损失应予赔偿、哪些不应赔偿尚需根据实践逐步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应我国社会情况的标准。

3.缔约过错行为与利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无过错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失是由于另一方过错行为所引起，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对于因果联系的性质，有不同理解。有的主张必须是必然因果关系；有的主张除必然因果关系之外，还可以是偶然因果关系。我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缔约过错行为与利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是必然因果关系，也可以是偶然因果关系，还可以是相当因果关系（即以一般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有发生同种损害的可能性来认定因果关系）。如果不能确认因果关系的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也就不成立。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之“过失”发生于缔约之际，因缔约过失而导致相对人的损害，如果法律任凭其发生而置之不理，则必然招致人们对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怀疑。但是，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到底何在？认识并未统一，学说和判例上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种：（注：参见李军：《寻求公平：缔约过失制度的开创与完善》，《现代法学》1998 年第3期。）

1.法律行为说。该观点的倡导者耶林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基础是当事人后来订立的契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磋商行为本质上已构成了一种法律行为，尽管当事人意欲订立的契约后来可能并未成立，但其缔约之际的磋商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准备的法律关系”，此种关系具有“类似契约的性质”，而缔约过失责任不过就是违反此“默示的缔结责任契约”的结果。因此，缔约过失行为本质上应视为违反约定的“先契约义务”之违约行为。（注：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2.侵权行为说。该说认为缔约上的过失是一种侵权行为，它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法定一般义务，并且完全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条件，因缔约过失而生损害，应依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在《德国民法典》制定后10年内，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基础的流行观点就是侵权行为说。同时，法国有不少学者援引《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关于“任何人不仅对其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而且对因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规定，支持这一说法。

3.法律规定说。该说为布洛克所提倡，他认为缔约上的过失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违法行为，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则属违法责任中一种独立的类型。因为缔约上的过失行为所违反的义务对一切人具有普遍性意义，故不应视为当事人约定义务，而应视为法定一般义务。其内容中不仅包括关心、照顾、协助、保护他人财产免遭损害的义务，而且还包括违反此义务者即构成过失。德国最高法院曾以“法律行为说”确定缔约过失责任，但后来认为其理论根据不足，遂采取类推的办法，认为《德国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也包括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因缔约上的过失致人损害，应负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源于法律上的规定。

4.诚信原则说。该说认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缔约之际应从尊重对方出发，尽交易上必要的注意，履行缔约过程中的互相协助、照顾、保护等义务，以促使合同得以善意地成立、生效至得到履行，从而实现当事人的预期目的；如有违反，应负赔偿责任。

以上诸学说中，法律行为说混淆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关系。所谓的“准备的法律关系”，纯属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其理论基础尚不能令人信服。“侵权行为说”虽然把缔约过失纳入侵权行为法简单明了，而且确实也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但正如王利明先生指出的那样：“一方面，缔约过失所侵害的对象是信赖利益，此种利益是否属于侵权法所保护的利益，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已具有缔约关系，基于此种关系，双方具有合理的信赖利益。”如果不存在缔约关系，则一方的过失行为致他方损害，不应按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按侵权责任处理。（注：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因此， 缔约过失行为与侵权行为还是有质的区别的。“法律规定说”的缺陷在于倘若遇到法律未有明确规定者，通常由学者对该情形应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解释，学理上解释的不同，容易造成法官对判决根据取舍的左右为难，以至于得出不同的结果。（注：参见李军：《寻求公平：缔约过失制度的开创与完善》，《现代法学》1998年第3期。）笔者认为， “诚信原则说”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良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注：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至此即可以认定，受害人因缔约过

失而遭受损失就可直接依诚实信用原则得到赔偿，法官也可直接凭借内心蕴涵的衡平、正义等民法精神给予受害人以支持。前文已论及，当事人为缔约而进行磋商之际，已由一般的普通关系进入一种法律上的“特殊结合关系”（即信赖关系）。由于这种信赖关系比在一般关系中更为密切，因而任何一方不注意都容易给对方造成损失，法律就对其规定较高的注意义务。当事人停留于不作为状态并不足够，只有作为义务才算达到要求，即应负互相协助、互相照顾、互通情况、保护对方等项义务。（注：参见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 ）而这些义务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合同法》第42条“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十分明确地揭示了缔约过失责任行为的本质，不是其他行为而正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就解决了原有法律未能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裁判依据。

（三）缔约过失的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合同法》第42、43条以及《合同法》第3 章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同时结合《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此外还可以适用返还财产等方法。显然这些责任方式是法定的，不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应当与过错的大小相适应。信赖利益损失完全是由缔约过失一方造成的，过错方应全额赔偿；双方有过错的，则各自承担部分赔偿数额。

三

如前所述，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也可能发生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这一时间阶段。大多数人都认为，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这一阶段如果违反合同附随义务，致合同对方当事人利益损失，依法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但这里的责任形态是什么，学界却有不同理解。

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但我认为，所谓缔约过失之“缔约”应是指合同的订立过程，缔约过失之“过失”应是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过失。合同已成文，显然已经终结了订约过程。所以，合同成立之后至合同生效之前，一方当事人违背先合同义务致对方利益损害的行为，不属于缔约过错行为，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那么，在缔约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过错发生但其效果延续至合同成立之后，是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例如，缔约时一方隐瞒重大事实与对方订立合同，但合同是经批准方可生效的合同，结果在审批时因发现合同违反规定未被批准。对此，有的同志认为既可以依缔约过失责任处理，也可以依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特殊责任处理。我认为，不管缔约过失的效果是产生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还是产生在合同成立后，甚至产生在合同的履行期间，只要该过失产生于缔约过程中，均应按缔约过失责任处理。因此，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这一期间，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附随义务，肯定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还有人认为，这一阶段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应按违约责任处理。但我认为，违约责任以合同生效为前提，违反的是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此处所指合同虽已成立但尚未生效，适用违约责任没有基础；再则，这里违反的是先合同义务，即法定的合同附随义务，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所以，对于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适用违约责任也是错误的。

既然不能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也不能适用违约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形态只能是一种特殊的责任形态。考虑其过错发生于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笔者称其为效力过失责任。

所谓效力过失责任乃指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一方当事人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使对方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形态与缔约过失责任同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成立条件均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均要造成一方信赖利益损失且有因果关系。此外，它还有自身的特殊性：

1.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必须是发生于合同成立至生效期间。前文已论及，先合同义务始于要约生效止于合同生效。合同成立即生效是普遍现象，合同成立不生效是特殊现象。效力过失责任即为在这一特殊现象中平衡双方利益而创设，因而，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就只能发生在合同成立至生效这一期间（或过程）。这一点也是效力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最重要的区别。

2.效力过失责任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样态有其特殊性。依《合同法》规定，合同成立不立即生效的情况有：（1）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2 ）当事人约定附生效条件而条件尚未成就的合同；（3 ）当事人约定附生效期限而期限未届至的合同。这些合同成立后，待其生效须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这一期间双方当事人虽然尚不受合同约定内容之拘束，但合同既然已成立，当事人之间也就不同于缔约过程中的关系。就信赖关系而言，双方已是特定或定型了的合同双方，负有更高的诚实信用义务。合同成立后，往往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作充分准备，一方违背这一义务，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较之合同未成立时更大的损失。这一期间，违背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表现通常有：（1）恶意阻止合同生效，如不报批准、不办理登记手续；（2）过失导致合同无法生效，即基于重大过失使合同生效条件丧失；（3 ）违背协助、告知、保护、保密等义务，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失；（4 ）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如恶意促使或阻止条件成就等。

效力过失责任的责任承担也是以损害赔偿、返还财产为主要方式。

四

在理解、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效力过失责任时，有几个概念应当注意严格区分。

缔约过失责任与效力过失责任。这两者同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在合同责任体系中，缔约过失责任与效力过失责任是衔接关系，（注：合同责任体系包括缔约过失责任、效力过失责任、违约责任、违反后合同义务责任等。）责任构成要件基本相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过错发生的阶段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缔约过程中，效力过失责任发生于合同成立至生效这一特殊过程中。大多数合同成立之时也就是合同生效之时，因而缔约过失责任可以适用绝大多数合同缔约过程，而效力过失责任则只是少数合同中的特殊责任形态。

合同义务篇3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273-01

一、合同附随义务的定义

德国学者认为，合同中并非只有给付义务组成，合同把当事人联系在一个法律关系中，这个法律关系以特别的方式使人负有对另一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予以照顾以及对其应当公平行事的义务，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而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合同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义务；日本学者则从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实现的关系来界定，认为附随义务是对于合同目的的达成并非不可或缺的给付义务；台湾学者史尚宽、王泽鉴从附随义务产生之源的角度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信原则于契约及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外所附有的义务。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还应当从制度价值的角度去考察附随义务，对附随义务的解释应当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人身和财产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

二、合同附随义务的特点

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它体现了如下特点：第一，附随义务不是合同约定中必然存在的义务，相反，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具有或然性的义务；第二，附随义务的产生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其产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法律理念和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第三，附随义务产生的目的旨在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附随义务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趋势。附随义务理论的实行，使合同的效力从依附于既定的合同之内容，扩及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事先不确定的权利义务的范围。

综上所述，附随义务实乃“债之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使债权能够圆满实现，或保护债权人其他法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除给付义务外，尚应履行其他行为义务，其主要的有协力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及忠实义务”，其意是把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与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统称为附随义务。

三、我国附随义务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确立附随义务理论，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这在民法理论界已形成共识，而且也是各国立法的必然趋势。我国也顺应世界立法的趋势，在《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做出了有关的规定。但是，其规定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对附随义务的认定也各不相同，这使得附随义务不能很好的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一）在合同法总则中对附随义务做原则性的规定附随义务虽然在合同的义务群中处于附随的地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有时甚至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附随义务在立法上的规定很少，与合同的给付义务相比，其法律效力极低，有时甚至没有法律效力。[3]所以，将附随义务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提高对于更好的保障当事人利益的全面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细化附随义务的内容。我国对附随义务的立法主要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缺乏详细的规定和标准，容易造成合同当事人对附随义务的忽略和误解，甚至有些恶意的义务人借此逃避其应承担的附随义务。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关系的变化会导致附随义务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立法上的原则性规定可以更好的与其相适应，但是这样笼统的规定不能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附随义务的产生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可以在分则中对附随义务做列举规定，在这方面我国已有一些规定了，但是还不够。在分则列举附随义务的同时，可以将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也规定出来。还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司法队伍素质应加强。附随义务并非自始确定，其是根据具体情形，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而判定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定债的关系中是否存在附随义务及其内容如何时，也应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制约。应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和法律素养。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加强程序法的作用，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程序法的规范、限制和保障。只有这样，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审理合同的附随义务时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公平、公正性。

合同义务篇4

从合同义务是指辅助主给付义务的义务而附随义务是指基于更好的实现当事人的利益的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双方也是要按照约定去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合同的义务也是会根据不同的类型而划分出不同的义务，如果在履行期间当事人没有实现义务也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来源：文章屋网 ）

合同义务篇5

（一）

附随义务（Nebenpflicht)是大陆法系有关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义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附随义务理论是德国学者在探讨合同给付义务及其履行时首先提出的[1]。德国学者认为，在合同中包含着一组旨在保护合同当事人权益的“义务网络”，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而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合同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义务[2]。那么，何为附随义务？日本学者从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实现的关系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对于合同目的的达成并非不可或缺的给付义务[3]。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王泽鉴从附随义务产生之源的角度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信原则于契约及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外所附有的义务[4]。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考察视角是必要的，但是，还应当从制度价值的角度去考察附随义务，因此，对附随义务的解释应当是，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它体现了如下特征：第一，附随义务不是合同约定中必然存在的义务，相反，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具有或然性的义务；第二，附随义务的产生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其产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法律理念和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第三，附随义务产生的目的旨在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第四，附随义务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可以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关系结束后的阶段存在，例如缔约人在缔约过程中尽力促成合同缔结的协助义务、出卖人在标的物交付时阐明注意事项的告知义务、医生手术时不得在体内遗留微型手术器械之保护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不向他人泄漏相对方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等。附随义务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趋势。附随义务理论的实行，使合同的效力从依附于既定的合同之内容，扩及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事先不确定的权利义务的范围[5]。

在附随义务中，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可以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二是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况：辅助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的附随义务和避免侵害债权人人身或财产利益的附随义务。

履行附随义务行为的性质是否为法律行为？附随义务的产生不是依合同当事人在合意中直接表达的内容，而是依法律的有关直接规定而产生，因此，尽管附随义务在当事人的合意中随未直接体现出来，如债权让与的通知义务、相对方在买卖行为中的保护义务等，但是法律却通过直接的规定而赋予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以一定的结果。该情形告诉我们：法律行为的根本本观念定位于私法上的自治，因此凡法律行为的主体欲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法律即赋予其一定效果。鉴于此，法律行为所生的效果，实质上是行为人通过合意所直接表达的希望发生的效果。但是，这一结果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履行附随义务行为就是双方法律行为，相反，履行附随义务行为“虽亦由法律与以一定之效果，然与行为人之意思无关行为”[6]，所以，履行合同中的附随义务，如履行告知义务、协助义务、保护义务等的行为是准法律行为。尽管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均有法律上的效果，但是，作为准法律行为的附随义务履行行为是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往往缺乏履行附随义务行为人的效果意思，故日本学者将产生附随义务的意思表示称为“法律行为之附随的、补充的效果无须当事人之有意思表示也。”[7]。

附随义务理论的制度价值是什么？首先，众所周知，法律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公平、正义，具体到私法，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管附随义务是否存在均对于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的存在没有影响，但是却不能漠视它对合同当事人的权益能否获得完美实现的影响；其次，附随义务的存在将有助于判断在给付义务不履行时的效力。当附随义务没有履行时，并不当然导致合同的解除，而是产生强制履行的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效力；再次，附随义务的存在有助于判断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履行后当事人相关行为的法律效力；最后，附随义务的强调将有助于实现法律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

（二）

附随义务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产生。附随义务在缔约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先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在缔约成立至履行完毕之前的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不完全给付责任；附随义务在履约后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后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合同终了后的过失责任。由上可知，鉴于附随义务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相对方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故而合同是否存在并不影响附随义务的存在，即附随义务的存在不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下面我们仔细地探讨一下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附随义务：

第一，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所载内容即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主要体现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提供协助、告知的义务；在合同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对缔约过程中获知的相对方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负有的保密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逐渐强化的信赖关系是缔约的重要基础，但是如果一方或故意或过失地没有履行自己的告知、协助等义务，导致相对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法律应当提供救济。例如缔约一方没有履行自己的如实告知情况义务，导致他方为一个肯定没有结果的合同之缔结付出了本不应当付出的费用，再如一方未尽通知、协助义务，增加了相对方的缔约成本而造成财产损失。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之效力，表现为违反附随义务者表现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对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的违反，一不考虑合同是否成立，二不强调义务人违反义务时均必须在主观上有故意，也就是说，法律要求有主观故意的，则依法律规定而构成责任，法律没有要求主观故意的，只要有过失即构成责任。该责任就是民法理论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法律上设立缔约过失责任，旨在有利于交易的促成，维护交易的安全。它一方面弥补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存在的法律救济的“空白地带”，因为过去在没有合同关系没有成立或合同没有生效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就自己遭受到的损害追究当事人的合同责任，同时亦难以运用侵权行为责任理论来寻求救济，因为侵权行为的成立条件较为严格。缔约过失责任的建立则能够使处于该“空白地带”的当事人之利益得到保护。

第二，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的内容即为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

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义务基于有效合同而产生约束力，该义务即为合同义务，通常表现为给付义务。通过一方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而满足另一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根据给付义务设定的目的，分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8]。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三个义务的涵义，以便为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状态奠定基础。在理论上，主给付义务是指构成某种合同类型所必须具备的固有义务。从给付义务是非合同所必备但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利益且能够独立成为诉权标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的功能在于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对从给付义务，当事人依其债权而享有请求力与执行力。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必须指出的是，在区分某项义务究竟是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时，难免会有争议，但是，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详细考察该义务与合同目的关系、合同内容的约定、合同义务不履行的法律效果等方面，是可以作出判断的。

笔者认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关系表现为：

首先，附随义务完全不同于主给付义务。其表现为：1，从义务的确定性上分析，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着合同关系的类型；附随义务则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因维护合同依法当事人的利益需要而产生要求相对方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故附随义务在任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关系类型的限制。2，从履行抗辩权上分析，一方未履行主给付义务，相对方有权拒绝履行自己的附随义务。但是，如果一方既有主给付义务，又有附随义务，在其履行主给付义务而未履行附随义务，且该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的实现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下，相对方没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过，如果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则相对方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9]。3，从解除权上分析，凡一方不履行主给付义务，相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而附随义务不履行，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对所受损害可根据不完全给付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区分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的要点是：考察该义务在合同目的实现上，是属于不可或缺的义务，还是随合同关系发展在特定情形下产生的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义务。例如在运输合同中，完成运送行为和支付运费肯定是合同当事人的主给付义务，而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10]则无疑应是附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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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有着交叉相容的关系。可以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就是从给付义务。此外，还存在着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它不同于从给付义务。例如在空调机买卖合同中，交付空调机和支付价款是主给付义务，上门安装是从给付义务，告知使用方法是附随义务。在这里，附随义务发挥着辅助实现债权人利益获得较为完美实现的功能，同时该告知义务的履行，亦可以使购买人免遭因不甚了解使用方法而发生人身或财产利益损害的危险。

再如，在社会生活中适用范围极广的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通常体现为：出卖人的告知义务（将有关买卖标的物上所存在的各种法律关系告知于买受人。在各种行为中，包括将涉及有关法律关系如权利状态和权利来源的文书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的费用偿还义务（买受人对交付前的标的物 的风险承担所支付的费用）、买受人对标的物的检查义务、标的物瑕疵通知义务、瑕疵物保管义务[11]。

第三，履约后阶段的附随义务。

通常认为，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终止。但是，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为了维护给付效果抑或为了协助相对方终了善后事务所负的作为或不作为[12]，依然依诚实信用原则、交易惯例而负有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这些义务即为履行后阶段的附随义务。该义务存至于义务履行完毕。履约后阶段的义务既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

结论：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不以当事人的约定义务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其功能在于使当事人的权益获得完美的实现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之终极目的。附随义务之附随并不意味着附属，而是要弥补当事人约定义务乃至法律明确规定义务之不足，因此，附随义务具有法律义务的性质。

[1] 参阅：王泽鉴著《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第9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参阅：罗•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第11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3] 参阅：林诚二著《论附随义务之不履行与契约之解除》，载《民法债编论文选辑》第863页

[4] 参阅：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329页；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第9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参阅：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第137页，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6] 参阅：著《中国民法总论》第18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参阅：著《中国民法总论》第22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参阅：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第58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 参阅：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4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合同义务篇6

    一、 附随义务的历史演变

    早在罗马法时期，就有了附随义务的雏形。在罗马法中，合同领域的诚信是课加于合同主体的具有明显道德内容的义务，该诚信虽然要求使用客观的标准评价当事人的行人，但并不排除对主体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因素的考虑。罗马法中的诚信（bona fides）[1]契约要求债务人除了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外，还要履行诚实、善良的契约外义务。与之对应的诉讼称为诚信诉讼，审判员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善意（ex fide bona）去探究当事人达成的是什么东西[2]，对合同义务予以扩张，以补充合同内容，使当事人的合同利益得到法律全面的保护。在诚信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向审判员提出任何涉及诚信的请求，而不必采用抗辩等方式[3].承审员可斟酌案情，根据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应该诚实信用，按公平正义的精神为适当的判决，不必严守法规。除某些约定的不公正性，在法律关系中依诚信应为的标准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要求当事人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而且承审员还根据正义、衡平的原则对契约的内容进行干预，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衡平。在这种契约及诉讼中，基于诚信而要求当事人承担的义务用现代法的眼光来看，即为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进入到立法的规定中最早是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第1135条规定：“订约人不仅要履行他明确承诺的义务，而且要履行根据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赋予的义务。”也就是说罗马法在司法实践中衍生的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立法的规定。在法国法中，公平、习惯和法律是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的法源基础。如法国法中医生的义务就包括“告知对方以必要信息”义务，尤其是外科医生，应向接受手术的病人说明手术的危险性。[4]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从罗马法的司法义务到《法国民法典》的法定义务，应当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法国法院并没有在审判活动中明确适用它，而是在对合同义务进行分类来扩张合同义务，以实现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当时法国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光辉照耀一切，意思自治原则主宰一切。因此法官在审判中，更多的是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处理案件。附随义务因此与法国司法实践失之交臂。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附随义务（Nebenpflicht）的第242条被称为现代契约法的一般条款。它再次阐述了《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善意、诚实补充义务的规定。该条款的内容是：“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用这一条确定和补充契约当事人的义务，甚至是契约履行后的义务，是立法者制定该条款的目的所在[5].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的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注意义务、合作义务、告知义务等，大大丰富了附随义务的内涵。1902年第二届德国法学家大会上律师H.Stanb发表了名为《论积极侵害契约及其法律效果》的论文，1904年再度刊行时，改称为《积极侵害契约》，该文列举了瑕疵履行的情况，即为积极侵害契约。当时的德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不足以进行救济，因此提出积极侵害契约理论来保护瑕疵履行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补充此法律漏洞[6].德国法院通过判例建立了积极侵害债权制度，从而弥补了原有法律的不足，使得附随义务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在对契约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概念法学的衰落，利益法学的兴起，受社会本位思潮的影响，人们逐渐开始在对主给付义务之外的其他的附随义务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扩大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所以说“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并为各国判例及学说接受。”[7]

    从司法上的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到成文化的法定义务的曲折过程，附随义务走了一段漫长的过程。罗马法为适应经济生活的变化，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承审员”的自由裁量权，发展出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但19世纪契约自由原则霸占着契约法理论以及实务，附随义务被掩埋在契约自由的呼声中。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现了“法律的社会化”。现代关系契约主张根据当事人在契约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要求他们承担不同的义务，而所有这些义务可归纳为一个原则，即诚实信用和公平法则。诚信原则的崛起使古典契约向着关系契约发生位移。可见，垄断是附随义务出现的经济情势，判例应用是附随义务出现的技术前提，法学学说是附随义务出现的理论基础，社会本位思潮的兴起是附随义务出现的思想基础，附随义务独特的社会利益平衡功能则为其发展提供了余地。 [8]

    二、附随义务的涵义及其理论基础

    （一） 附随义务的涵义

    目前，各国立法对附随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涵义，故学界对其表述也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附随义务是依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于契约及法律所定内容以外，尚负有的义务[9].有人认为，附随义务是为使债权能圆满实现，或保护债权人其它法益，债务人除给付义务之外，还应负的义务[10].还有人认为，附随义务是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亦无明确约定，但为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依社会的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负担的义务[11].从众多对附随义务涵义的表述来看，附随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附随义务包括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势力范围涉及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的整个过程。狭义的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为协助实现主给付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履行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后者排除了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理由在于这三者在义务功能、违反义务的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倾向于采用前者，即广义的附随义务涵义。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实践诚实信用原则，保护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上更多的是一种共同性。因此应将其统一在附随义务的涵义中，以构建完整的现代合同法义务群。

    在合同义务群中，给付义务是合同义务的核心。在学理上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前者指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的，并用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如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交付租赁物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简称从义务，是不具有独立意义，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起辅助作用的义务。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在学理上可分为三点：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债之关系的类型。附随义务是随着债之关系的发展，于个别情况要求当事人的一方有所作为或不作为，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对任何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都可以发生，不受特定债的关系类型的限制。2.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而附随义务原则上非属对待给付，不发生同时履行抗辩。3.因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但就其所受损害，得依不完全给付规定，请求损害赔偿。[12]

    关于如何区别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应以能否独立以诉请求履行为判断标准，能够独立以诉请求的为从给付义务，不能够以诉请求的为附随义务（德国通说）[13].换言之，从给付义务是可以请求履行的，与此不同，对于附随义务通常仅发生请求损害赔偿之问题。[14]

    附随义务种类很多，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促进实现主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辅助功能），例如花瓶的出卖人应妥为包装，使买受人能够安全携回；牛肉面店的出租人不得于隔壁再行开店，从事营业竞争等等。第二，维护对方当事人人身或财产上利益（保护功能），例如雇主应注意其所提供的工具的安全性，避免受雇人因此而受损害；又如油漆工人应注意不要污损定作人的地毯。须注意的是，附随义务兼具上述二种功能者，亦属有之。如锅炉的出卖人应告知其使用上应注意事项，一方面使买受人给付上的利益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亦维护买受人的人身或财产上利益不因锅炉爆炸而遭受损害[15].

    （二） 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

    通说认为，附随义务的形成，其理论基础为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债法的基本原则，为法官解释及补充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提供了法律前提。在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被奉为民法的最高原则，有“帝王条款”、“超级调整规范”之称。为了平衡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的公平正义精神，当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加以明确时，法官应依诚信原则，对合同义务予以扩张，以补充合同内容，使合同当事人的合同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得到周全保护。诚信原则偏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弥补了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利益为本位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乃至当事人事实上的不平等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达到衡平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的目的，它是道德价值在法律上的具体化。诚信原则是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附随义务是诚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附随义务具有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合同当事人很难在合同中约定附随义务的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具有抽象性和效力的强制性，从而为确认与履行扩延合同义务提供了相应的模式。诚实信用原则使得合同中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从给付义务扩张到以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甚至还扩张到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即特定合同一经成立，不但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债务人对于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亦负有照顾、保护义务，从而在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以诚实信用为基础，以照顾及保护等附随义务为内容之法定债之关系[16].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先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相继确立，使附随义务有了完整的理论基础。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既是扩延合同义务产生的源泉，也是确认和[判断扩延合同义务的依据 [17].

    三、附随义务的具体内容

    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这一条可以看出，附随义务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与保密义务。下面将分别阐述这三种义务以及其他附随义务。

    1.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是指债务人负有对有关债权人利益的事项的通告使其知晓的义务。合同的履行及合同目的的实现，需要当事人通力配合，其中需要双方互通信息的情形，多有所在。如果依据诚信原则，当事人应当主动地通知对方，此时便可认为有通知义务存在。合同法中关于通知义务有很多明确的规定，比如《合同法》第230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第256条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时检验，发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第278条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第309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第384条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等等。综合起来说，通知义务包括：说明义务，如出卖人在交付标地物时，应如实向买受人说明有关标的物的使用、维修及保养方法等；忠实报告义务，如人应及时向被人报告被事务的情况；瑕疵告之义务，如赠与有瑕疵物品时，应将标的物的瑕疵如实告之受赠与人；此外还有迟到告之义务、提存地点及其方式的通知等。

    2.协助义务  协助义务又称为协作义务，指合同当事人应互为对方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提供照顾和便利，促使合同目的圆满实现。它要求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承担协力义务；在履约中，当事人应当顾及另一方及其标的物的状况，最大限度地运用其能力和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实现对方的正当愿望，以利于合同的适当履行。合同关系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协助对方处理与合同相关的事务。如《合同法》第240条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第259条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3.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于知晓的对方的商业秘密或要求保密的信息、事项不得对第三人泄露。《合同法》第43条对此作了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密义务在技术合同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保密义务是一种消极义务，只要义务人消极的不作为，而不要求义务人积极的作为。因此保密义务的履行通常不会给义务人带来额外的负担。

    4.其他附随义务  《合同法》第60条第2款的列举并未穷尽全部的附随义务，故以“等”字表示仍可以有其他的附随义务，这也反映出，附随义务的类型及内涵尚在发展中[18].下面将阐述其中的几种。

    （1）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对债务人在履行债务时的一般要求，即债务人应尽到如同管理自己事务的注意。债务人的注意程度因其地位、职业、判断能力及债务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当事人应作一个善良管理人并像管理自己事务那样做到尽职尽责，以尽保护对方合法权益的义务。

    （2）保护义务  保护义务是指在由于合同接触（准备交涉、履行、受领等）而有发生侵害对方生命、身体、财产的可能性的场合，对于诸此法益不予侵害的义务[19].附随义务中的保护义务，论其性质，实相当于侵权行为法上的社会安全义务，与给付义务的关系较远[20].就此类义务的定位，涉及民事责任制度的变革及发展，学者间素有争论。德国学者认为在债之关系上保护义务是一种应当与给付义务相对置的概括性的义务。从这种立场出发，将以保护给付以外法益（对方的财产、人身）免受损害的一系列附随义务（照顾、保护、指示、说明等义务）为内容的总括的义务，统称为保护义务[21].应该看到，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确实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比如保护义务在合同缔结阶段就可能既已发生，其违反可能构成缔约上的过失，而在合同存续和履行阶段，保护义务依然存在，且与合同缔结阶段的保护义务可以认定为具有连续性。其所要保护的法益，不是给付利益，而是相对人的维持利益或者固有利益[22].我国《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并且在审判实务中，也肯定了保护义务作为一种附随义务的存在。

    四、附随义务的责任形态

    违反附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法通则》第六章规定两种民事责任：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的民事责任。有人认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有效成立的合同，它所要解决的也是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违约一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而对于合同有效成立之前以及合同履行之后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却不能适用。由此可见违反附随义务应承担的责任不同于违约责任。《民法通则》中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应理解为广义的合同责任。合同责任是指合同上的民事责任或者因合同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它既包括违约责任，又包括在合同的订立、合同的生效、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终止过程的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或被撤消的民事责任和后契约责任等[23].因此违反附随义务承担的责任应理解为合同责任。

    合同责任原则上是无过错责任，只要有违约行为存在，当事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不考虑其主观有无过错，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合同责任仍要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不宜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产生的法定义务，诚实信用是隐含于内部的价值标准，因此对附随义务的违反必然包含着某种可归责性，义务人如无过错违反附随义务不能认为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对之追究责任，而应视为正常的风险负担[24].

    违反附随义务应承担怎样的合同责任，应根据合同关系发展的进程来分析。

    1.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一般认为，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然而缔约过失责任并不足以涵盖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因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当事人一方在缔约过程之际有过失，而并不包括合同成立至生效前的这一阶段。因此应独立构建一种民事责任来界定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即先合同责任。不论最终合同是否订立，是否成立，是否生效，只要于订立过程中和合同成立后、生效前一方当事人违反附随义务，而给对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均应承担先合同责任[25].

    2.违反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违反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构成不适当履行合同，即债务人虽然履行了义务，但其履行有瑕疵或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 “合同义务人未履行附随义务而使权利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迪致男欣婊蛟斐陕男欣嬷獾钠渌娴乃鹗背莆雍Ω丁薄T诖饲榭鱿拢ㄈ说靡砸逦癫宦男形删筒乃鸷η肭笏鸷ε獬ァ5庵衷鹑斡植煌耆谖ピ荚鹑巍J紫龋煌谖ピ荚鹑蔚奈薰碓鹑问敌械亩枪碓鹑巍F浯危釉鹑涡问嚼纯矗饕桥獬ニ鹗В话悴环⑸恐剖导事男小T冱a href=//fanwen.7139.com/501/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合同履行过程中，债务人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债务人不履行附随义务时，原则上不得解除合同，而只能就所受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这也是附随义务的一个显著特点。

合同义务篇7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1.附义务赠与与附条件赠与。虽然附条件赠与合同的概念是明确的,但因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混乱,以至于附条件赠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附条件赠与指的是条件在赠与人一方的附条件赠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附义务赠与和广义上的附条件赠与构成了种属关系,而与狭义上的附条件赠与是一种并列关系。有学者这样区分:“附条件赠与合同所附条件不成就时,赠与合同不生效,而在附义务赠与合同中所附义务的履行与否并不影响赠与合同的生效。②”可见这里的附条件赠与仅仅是指狭义的附条件赠与。

2.附义务赠与与目的性赠与。附义务赠与与目的性赠区别在于:第一,由于附义务赠与,在于使受赠人负有为一定给付之义务,因此如果其不履行义务,赠与人可以诉请履行或撤销赠与;反之,目的性赠与,受赠人之行为并非义务,因此如果受赠人不为符合该目的之行为,赠与人无法诉请履行,只能主张双方之缔约目的无法达成,构成缔约基础丧失,而依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物。第二,义务是从赠与之财产中所为之给付,因此其给付通常是有财产价值之给付。反之,目的性赠与,受赠人所为之行为通常未必是财产上之给付。是以如果受赠人所应给付者与财产上之给付无关,而是劳务,则应属非义务,而是目的性赠与③。

(二)附义务赠与合同的特征

赠与合同的义务并非双务合同中双方均须履行的义务,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受赠人使用赠与物的一种限制,但受赠人的履行行为不包括或不应是向赠与人支付某种利益。

1.义务是赠与合同的内容。赠与合同所附的义务,是赠与合同约定的受赠人应负的义务,是赠与合同的一部分,而非另外一个附随于赠与合同的从合同。但赠与合同所附义务,并非赠与财产的对价,两者之间不存在条件关系。

2.赠与所附义务是赠与履行后之义务。原则上赠与人履行其义务后,受赠人始有履行其负担的义务。但当事人约定先由受赠人履行其义务的,是否为赠与,则主要看该义务是否与赠与财产形成对价,如果形成对价,则不为赠与合同。

3.受赠人的义务,可以是对赠与人本人的义务,也可以是对第三人的义务。如果不履行其义务的,不管是对赠与人的义务,还是对第三人的义务,赠与人有权要求其履行。

4.赠与所附义务,应当为有法律意义的义务。该种义务可以是作为的也可以是不作为的。

二、对“义务”的分析

(一)义务性质的辨析

上述叙述已经说明了附义务的赠与合同的特征,但是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给予的无偿性”和“合同的单务性”是赠与合同的本质特征。那么附义务赠与究竟是否因为其附加了一定的义务是否与其本质的特征相互违背呢?在此有必要阐释附义务赠与合同中的“义务”。

对此问题学界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有学者主张“附义务赠与仍为单务无偿合同”,认为“负担不是赠与的对价,赠与人不能以受赠人不履行负担为抗辩。原则上赠与人履行给付义务后,受赠人才发生履行其负担的义务④”,因此其单务无偿性质没有改变。史尚宽先生认为“无偿即不受任何对价,是否为无偿,应视主观决定之。纵令使相对人负担多少之义务,如其负担较其所取得之利益为微小,当事人不以为有对价之意义的,仍为赠与⑤”。

从学者的观点中,笔者认为学者们对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是赠与合同中的一种是作出肯定的回答的,其无偿性的特征也得到了学者的肯定。但是参照国外先进立法,笔者却发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却按照合同的双务性来解决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德国和日本即是如此。虽然如此,笔者仍赞同学者们的观点,即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具有无偿单务性的特点,它是赠与合同中的一种形式。合同以当事人是否有对价关系之债务为标准,可以区分为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双务合同是各当事人互负对价关系的合同⑥。更确切地说,双务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对于他方,互有债权债务而彼此给付为对价关系的法律行为⑦。也就是说,成立双务合同,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双方互有债权、债务;二是双方的债务必须成立对价关系。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单务合同。尽管各国立法在制度的设计上突出了它的双务性特征,但笔者认为这是为了实践中操作的便利性,与理论中形成的观点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各国立法中,附义务的赠与合同的所谓的“双务性”与真正的双务合同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附义务赠与人没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而仅仅能在自己履行后以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为由撤销赠与。

笔者认为,这种的义务的主要作用与双务合同的义务其所起到的法律意义是不一致的,此处“义务”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加重了赠与人对赠与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从而实现了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利益的公平。

(二)“义务”的效力排除

义务内容是赠与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它的效力将直接影响附义务赠与合同本身的效力。所以并不是所有附加的义务都能够成为赠与合同附加的内容。

第一,义务不应当是法定义务。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当赠与人将法定的义务作为赠与合同中的义务加以约定时,笔者认为,这种义务的约定等于没有约定。笔者认为此时赠与合同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即赠与合同为一般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或者变更其义务的内容。.CoM

第二,义务内容应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虽然赠与合同中的附加义务与其他合同中的义务有所区别,但是义务的内容本身应当与其他义务一样,遵循法律适当的规制。如果义务的内容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或者有违公序良俗,则义务的内容应当是无效的。那么此时如何判定赠与合同的效力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赠与合同所附之义务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序良俗,足以导致整个合同亦有违法之嫌者,无论其所附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停止条件抑或解除条件,赠与合同自始无效。如果违反公序良俗之义务尚未足以至整个赠与合同违法时,依《德国民法通说》“于附停止条件之情形,由于停止条件系合同不可分离之部分,故该不法义务将使整个合同不生效力。而于解除条件之情形,因解除条件具有不同功能”,故“合同虽部分无效,但是除去该部分亦可处理者,其他部分有效”之规定得以适用⑧。

第三,义务应当在合同形成之时可以履行。当赠与合同生效之后,发生义务不能履行之时则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如果在合同成立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义务不能履行的情节呢?笔者认为,此时合同无效。

三、附义务赠与合同的履行

附义务赠与合同相比较其他赠与合同,具有其独特的复杂性。笔者参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发现在附赠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受赠人如何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二是受赠人的利益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时如何得到保护?

(一)受赠人应当如何履行所附义务

从附义务赠与合同的特征中,可以得出受赠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并不构成合同的对价。一般而言,赠与合同中义务较之本身的财产价值是很微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受赠人履行义务当然以赠与的财产价值为限。一旦所附的义务超过了赠与财产本身,其赠与合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不再是赠与合同了。所以当超过财产价值限度时,受赠人可以拒绝履行超过部分的义务,当义务不可分时,受赠人可以拒绝履行,此时的合同应当是无效的。

(二)受赠人的利益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时如何得到保护

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赠与人返还财产。这是赠与人依法保障自己权利的方式。但是如果受赠人依约履行了义务,而赠与人却拒绝履行给付义务时,受赠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呢?学者们认为,赠与应当先履行赠与,然后受赠人才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但是在实践中情形千变万化,赠与合同作为无偿合同,其本身具有着诸多的道德因素在内,如果强调必须先给付财产再履行义务,对赠与人而言,非常容易影响其积极性。

笔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英美法系“允诺禁反言”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允诺禁反言是指:“于适当之个案或者情况下,使赠与人允诺或无偿之允诺生拘束力,而得加以强制执行之原则”。⑨该规则是基于信赖而产生的,成为非正式合同得到强制履行的基础。由此,在附义务赠与契合同的情况下,受赠人因此信赖而履行了约定义务。尽管这样的义务似乎不构成对价,但赠与人仍然要求履行其财产给付义务。这样就把问题解决的方式提高到了法律精神的层面,不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解决其他法律问题时,方法本身也具有借鉴意义。

当受赠人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之后,赠与人不履行约定的赠与义务时,此时就可将此单独作为一个问题解决。笔者认为赠与人此时可以行使其法定撤销权,但是受赠人可以就因为相信允诺人的允诺而产生的信赖利益遭受的损失要求赠与人赔偿,尤其是受赠人为此蒙受了较大的损失而赠与人却因此获利的情形。

注释:

①史尚宽.债法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138.

②费安玲.委托、赠与、行纪、居间合同实务指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20xx.178.

③黄立.民法债编各论(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180.

④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5.

⑤史尚宽.债法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5.

⑥黄立.民法债编各论(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179.

合同义务篇8

    《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列举了通知、协助、保密三种后合同义务内容,但是后合同义务的完整内容不仅仅以这三种为限。通常,后合同义务的内容还应当包括注意义务、说明义务、照顾义务、忠实义务和减损义务等等。后合同义务的应当内容根据交易习惯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不同,相应的后合同义务也不会相同。

    1、通知义务。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合同终止后,一方当事人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例如: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卖家应将房屋的有关重要事项及时告知买家等。

    2、协助义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帮助、配合对方当事人处理合同终止后的善后事宜。例如,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不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互相协助对方,在房屋产权过户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也需要协助另一方当事人办理后续事宜;在一般的消费品买卖合同终止后,销售者还负有售后服务义务;供应的机械设备运行中出现技术问题,供货方应当给予买方技术支持、协助排除故障等。

    3、保密义务。保密义务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合同终止后,合法接触、掌握、使用国家秘密的合同当事人,对于保密期内的国家秘密,无权向第三者泄漏。其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再次,除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保密的特定事项,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不得泄漏。例如:劳动合同解除后,一方到另一与原单位业务相竞争的单位工作,不得擅自利用原单位的技术秘密;技术开发合同终止后,工程技术人员负有不得泄露公司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秘密等。

合同义务篇9

告知义务主要是指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一方应向保险人或保险人披露与保险标的有关的、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是否提高保费费率的信息。告知义务在保险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的具体化。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其次，告知时间的限制。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缔结时及成立后，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再次，它是体现衡平的公平性义务。相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有醒示与醒意的法定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中，法律应在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设定告知义务的同时，必须设定保险人负担醒示、醒意义务，从而衡平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确保保险领域最大诚信义务设定的公正性。

二、告知义务的法理根据

综观各国或地区的保险立法均有告知义务的规定，一般合同法仅要求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不得向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即可，而保险合同法则明确规定投保方负有告知或揭示重要事实的义务。那么，告知义务的立法根据何在？对此，存在着各种学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合同要素说。该说认为因保险合同为诺成合同，故于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对于合同成立所必要的危险程度及范围必须有完全的意思合致。笔者以为，此说存在不合理之处。告知不过是被保险人于订约前，对保险标的状况的陈述，为缔约前的单方声明，非属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或意思合致的必要要素。故合同要素说不足以反映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因此，不能成为告知义务的立法根据。（2）诚信合同说。又称最大善意说，此说认为保险合同为基于特殊善意的最大善意合同，故投保人于订立合同时，必须将其所知的一切重要事实，无瑕疵而精确地告知保险人。（3）瑕疵担保说。此说认为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与有偿合同的瑕疵担保义务应予同视。因为保险合同为有偿合同之一，保险人承担因保险事故发生后的损失填补责任，以除去或减轻被保险人经济生活上的忧虑为目的，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本质上为一种经济给付，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为危险承担之对价。投保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有隐匿、遗漏或不实说明的，即构成瑕疵，当自负其责，投保人为免担保此种瑕疵责任，故产生告知义务。笔者认为，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与瑕疵担保义务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首先，保险标的物的危险状况不能等同于瑕疵。其次，二者在目的和功能及归责原则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故“瑕疵担保说”也不能作为告知义务的立法根据。（4）技术说。又称危险测定说或称危险评估说，此说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以能测定危险、计算保险费为条件，故告知义务是保险技术所需。“危险评估说”使告知义务立足于技术论的基点之上，其目的在于维持“对价平衡”，也就是说在于维持保险费与保险人所承担危险间对价的平衡性，即通过投保人为保险人提供估计危险所必要的危险状况的资料，以求对价平衡。“危险评估说”摒弃了以一般合同的性质说明告知义务立法根据的传统做法，而求诸保险业的实际，确有其合理性。学者们在对上述学说分别进行评判后，均认为技术说是最有力的学说，因而成为学界的通说。

三、投保人、保险人告知义务及履行方式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为了保证保险活动的正常秩序，保险人需要对保险标的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解。但是由于保险人面对大量的投保人，无法亲自了解个别保险标的的情况，因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同时由于保险合同通常为格式合同这一特点，也使得投保人面对具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的保险人相对处于弱者的地位。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充分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发挥保险合同的功能，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这是对保险合同当事人说明告知义务的规定，法律规定这项义务遵循的是最大诚信原则，其目的是保证保险合同公平、合理。（1）投保人告知义务。自动申告主义和书面询问主义是立法者对投保人告知义务范围所持的不同立法政策。自动申告主义，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重要事实的告知不以保险人所询问的范围为限，在询问范围之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知或应知的重要事实亦应自动揭示和告知。而书面询问主义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如实告知的重要事实以保险人书面提出的询问范围为限，对书面询问之外的其他事实视为保险人已弃权，保险人不得再行主张未问及的事实具有重要性而提起抗辩。但现在大都采用书面询问主义。因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就是如实告知重要事实。所谓“重要事实”通常指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影响其决定是否接受承保的每一情况。（2）保险人告知义务。保险合同作为一种附合合同，具有专业性，保险人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对保险了解甚多；而投保人却相对不知或知之甚少，对一些基本保险术语难以理解。如果保险人不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解释，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大部分条款根本无法理解。基于最大诚信及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和履行过程中，也应当负有与投保人相当的义务。为保护投保人利益，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履行说明义务，这是保险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履行说明义务，就是要求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说明合同条款内容，以便投保人充分了解其投保险种的保险责任、免责条款、被保险人的义务、保险费的支付等内容。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应当客观、确切、具体、完整，不能含糊，更不能对合同条款作片面随意的解释。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当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作明确的说明，如果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的说明应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程度为标准，保险人说明不清，应视为未尽说明义务。保险人对自己是否已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3）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告知义务履行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但通常为书面的。由于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有限告知主义即询问告知主义，保险人的询问事项更要设计周密、具体，而不能概括、抽象，应采用完整、具体的书面方式。

总之，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还有待深入研究。无论从告知义务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是研究主题，各国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并且，我国对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研究也不完善，对此应借鉴各国经验。

参 考 文 献

[1]张秀全.保险法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李庭鹏.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合同义务篇10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110-01

一、告知义务概述

告知义务是指在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应当如实对保险人的询问予以回答或者说明，投保人在回答保险人的询问时，应当将其知道的所有真实情况客观地告诉保险人，不得有所隐瞒或者故意不作回答，也不得编造虚假情况回答保险人的询问投保人对其已知道的事项，应当负如实告知义务。

二、告知义务的基本内容

（一）告知义务人的范围

投保人为告知的义务人，是没有什么争议，因为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和保险标的有密切利害关系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各国保险法规定不尽相同。美国《纽约州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仅仅有投保人为告知义务人。但在订立保险合同和合同的履行中还有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等。关于告知义务人，是否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免除

投保人对于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应当如实告知，但是投保人并不负担无限告知义务。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应当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危险情况的重要事项（即直接影响保险费率的确实和危险发生的程度的事项），且以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列明或者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的事项为限。对于下列事项如果保险人没有特别询问的，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1任何降低保险风险的情况，风险降低不影响保险人承保或者承保费率，反而对保险人有利。2保险人应景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事情。3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情况。4不属于担保范围而且本质上有不重要的。我国的《保险法》虽然对如实告知义务的免除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但是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适用。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上述事实为由，提出抗辩。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和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投保人故意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成立前解除合同。如果在发生事故，因合同已经解除保险人自然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没有在合同成立前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仍然有权解除合同，而且对于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也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并不要求没有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只要有故意不告知的事实即可。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告知的是相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联系，保险人也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投保人过失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

如果投保人因过失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如果保险人在这之前没有解除保险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仍然有权解除合同。如果未告知的事项对于该事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可以退还保险费。如果因投保人过失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影响或者影响不大，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不同。

四、告知义务立法的完善

（一）增加告知义务人

首先，从财产保险的角度来看，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时，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的财产受损人和保险受益人。根据权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理所当然。其次，从人身保险的角度看，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有些情况难以知晓，无法履行告知义务，使保险人无法确定是否同意城堡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另外，如果经投保人特别授权，保险经纪人可以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此时，其地位为投保人的人，告知义务也随之而来。

（二）《海商法》规定的投保人告知事项应以保险人的询问为限

尽管我国《海商法》有上述规定，但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保险人经营保险业务，富有经验，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哪些情况应由投保人告知，保险人最清楚那些应该了解那些不用了解，如果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有关事项，不向投保人进行询问，说明保险人对该事项的了解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可以视为保险人放弃要求投保人告知有关事项的权利。

（三）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应当限于重要事项

《保险法》第16条规定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该规定没有区分投保人未告知事项为“重要事项”还是“非重要事项”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并不合理。对于投保人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应当限于重要事项。

参考文献：

合同义务篇11

告知义务是指在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应当如实对保险人的询问予以回答或者说明，投保人在回答保险人的询问时，应当将其知道的所有真实情况客观地告诉保险人，不得有所隐瞒或者故意不作回答，也不得编造虚假情况回答保险人的询问投保人对其已知道的事项，应当负如实告知义务。

二、告知义务的基本内容

（一）告知义务人的范围

投保人为告知的义务人，是没有什么争议，因为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和保险标的有密切利害关系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各国保险法规定不尽相同。美国《纽约州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仅仅有投保人为告知义务人。但在订立保险合同和合同的履行中还有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等。关于告知义务人，是否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免除

投保人对于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应当如实告知，但是投保人并不负担无限告知义务。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应当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危险情况的重要事项（即直接影响保险费率的确实和危险发生的程度的事项），且以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列明或者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的事项为限。对于下列事项如果保险人没有特别询问的，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1任何降低保险风险的情况，风险降低不影响保险人承保或者承保费率，反而对保险人有利。2保险人应景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事情。3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情况。4不属于担保范围而且本质上有不重要的。我国的《保险法》虽然对如实告知义务的免除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但是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适用。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上述事实为由，提出抗辩。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和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投保人故意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成立前解除合同。如果在发生事故，因合同已经解除保险人自然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没有在合同成立前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仍然有权解除合同，而且对于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也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并不要求没有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只要有故意不告知的事实即可。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告知的是相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联系，保险人也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投保人过失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

如果投保人因过失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如果保险人在这之前没有解除保险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仍然有权解除合同。如果未告知的事项对于该事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可以退还保险费。如果因投保人过失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影响或者影响不大，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不同。

四、告知义务立法的完善

（一）增加告知义务人

首先，从财产保险的角度来看，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时，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的财产受损人和保险受益人。根据权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理所当然。其次，从人身保险的角度看，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有些情况难以知晓，无法履行告知义务，使保险人无法确定是否同意城堡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另外，如果经投保人特别授权，保险经纪人可以代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此时，其地位为投保人的人，告知义务也随之而来。

（二）《海商法》规定的投保人告知事项应以保险人的询问为限

合同义务篇12

乙方（受赠方）：＿＿＿＿＿（姓名）

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赠与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赠与物的状况

（包括赠与物的名称、质量、数量、所在地等）

2．甲方对赠与物应承担如下责任、义务＿＿＿＿＿

（明确甲方的权利担保，瑕疵担保义务及相关的责任）

3．甲方享有＿＿＿＿＿的权利

（明确甲方的撤销权及其他权利）

4．乙方为接受赠与应履行下述义务

（甲、乙双方应对所附义务有明确约定，乙方应按约定履行义务）

5．其它

甲方：＿＿＿＿＿姓名：＿＿＿＿＿住址：＿＿＿＿＿电话：＿＿＿＿＿

签字：＿＿＿＿＿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