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合集12篇

时间:2023-07-30 08:51:01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1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3-157-02

一、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的需求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更多的报酬,而资方则期望以最小的劳动力成本来达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这就使得劳资双方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纠纷,并最终影响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劳资纠纷更加凸显。如2009年,法国工会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参与人数达250万之众。此外,希腊、葡萄牙等国家近两年都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这种庞大的劳动纠纷案例为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的建设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从而使得整个资源库的建设有了可能。

实际上,当前,对于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的需求已经变得异常的迫切,这表现在规模庞大的学生就业群体、就业大军以及企业家群体都需要有完善的教育资源库来为他们提供参考,以便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各类纠纷。

1.庞大的待就业学生群体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

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这些学生未来必定要走向劳动力市场,因此,了解劳动纠纷问题产生的本质,发生劳动纠纷时如何进行处理等都应该成为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009年,我国普通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分别达到21446570人、21951663人,毕业生人数分别达到5311023人、6251904人,规模相当庞大。但这两类人才大多社会经验缺乏,急需劳资纠纷这类教育资源库来帮助他们了解劳资纠纷的现实情况,以帮助其成长。此外,还有研究生、成人本专科生、网络本专科生、高中阶段教育生等,这些学生同样也是劳资纠纷教育资源库的使用者。

2.规模庞大的劳动者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就业人数不断增多,2009年达到了77995万人,如此庞大的就业大军,在面对劳资纠纷时如何维护他们的利益,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为他们提供案例指导。特别是,我国当前就业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大量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法律教育的劳动力,因此,在工作过程中,面对资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以及过低的薪酬,劳动者都可能束手无策,甚至只能被动地接受自身的利益被侵犯的事实而不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建设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能够让这些劳动者有学习的载体,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处理劳动纠纷。因此,一旦能有效地提供资源库供给,他们也会成为使用者。

3.数量众多的资方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

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大量的企业兴起。目前中国中小法人企业数量超过1000万户,占到企业总数的99%,其中30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95.8%。这类中小型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家族式企业,其管理者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劳资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对相关法律不甚熟悉,也没有实力单独聘请法律顾问,这就使得他们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缺乏理论指导,个别条款可能会与现行的法律相违背。建设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集中研究与劳动者有关的案例、法规,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律条款,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二、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的实现路径

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主要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技术上要能够达到资源库使用的要求,二是在内容上应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1.技术的成熟性使得资源库建设变得可行

技术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发展,数据库技术也变得成熟起来,各种类型的资源库已获得广泛的运用,如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等。因此,从技术上,可以采取外包等形式,直接将将整个数据库系统的建设承包给相应的软件开发商。这种技术处理还使得数据库的维护变得更加简单,建设单位只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整个系统进行日常的维护,而重大问题可以依托专业公司来进行处理,从而降低整体运营成本。

总体来看,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的建设,必须达到能帮助管理员对各类信息进行便捷的处理和更新,帮助用户进行快捷的检索,并且要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以帮助用户进行信息筛选和进行简单的判断等目标。此外,整个系统还必须能方便地进行扩容,以及在异地设立子站点,以提升访问的速度。

2.素材组织的多方性使得资源库建设变得可行

在我国,不仅有大量专门从事市场信息搜集的从业人员,还有咨询公司,高校教师等也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实际上,在资源库建设之初,建设单位要组织编写整个资源库的逻辑框架图,并向劳动者、学生以及专家广泛征询意见,特别要注意与资源库程序编写的技术人员进行沟通协调,以保证技术上的可行性、操作上的便利性。在资源库建设的初始时期,可以依托大量的市场中介公司来进行案例的收集和资料的整理,为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基本的素材。然后,可以依托咨询公司、高校教师以及社会研究机构对劳动纠纷的常见形态进行分类,研究整个劳动纠纷资源库中资料的具体归类存档,以保证使用者能方便快捷地进行查询。最后,将前期调研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由专家对资料进行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对一些典型的案例、劳动过程中存在争议之处以及法律对争议的处理的说明,以此来提高资源库的应有价值。

3.资金筹措的多渠道使得资源库的建设变得可行

劳动纠纷资源库的建设,具有公益性等社会职能,因此,可以采取多方筹资的方式来保证资金的供给。首先,可以争取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的拨款。当前,国家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划拨了大量的资金推动相关的工作。劳动纠纷资源库的建设,可以争取这类资金的支持。其次,可以争取社会资金的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公益事业的赞助力度也不断加大,这就使得劳动纠纷资源库的建设可以向社会基金筹集部分资金。此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作为劳动纠纷资源库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当前,不仅五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范围不断扩大,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对于放贷条件更是相对宽松,只要教育资源库能实现赢利,并作出相应的抵押,资金的来源将变得相对广阔。

三、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1.推广运用问题

劳动纠纷资源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广运用。要实现这个刚示,首先要做好推广方案,要选择目标群体进行试运营,以检验是否达到设计目标,并对试运营的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试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对资源库进行修改;其次,要实施品牌经营策略,通过广告的方式对劳动纠纷资源库进行推广,并根据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以提高整个资源库的使用率;再次,要解决好用户信息保密等问题。由于劳动纠纷资源库的使用者是网络用户,这就要求整个系统必须处于一种保密状态,不能泄漏使用者信息,以保护使用人权利。如果资源库采取付费有偿使用的方式,则还需采取有效手段保证资金账户的安全,并建立网络支付等付费方式,以达到彻底信息化的目标。

2.动态更新问题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2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3

一、引言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收入水平及增长情况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乃至全国的社会稳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民收入受阻的原因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农民增收途径的问题,同时,对于农村人力资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也有相关的研究介绍,但是浙江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浙江农村人力资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影响着农民收入,浙江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分别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却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浙江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出发,用数学模型对人力资本和农民收入之间进行研究分析。从而为增加农民收入给出人力资本方面的政策建议。

二、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1.人力资本的内涵

比较国内外学者有关人力资本的定义,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人力资本的内容为核心进行定义,另一是以人力资本的功效为核心进行定义。并且可以相对的分为群体和个体两方面的定义。

王金营博士综合了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点,把以人力资本的内容为核心和以人力资本的功效为核心两者加以综合。对入力资本给出如下定义:

对于个体人力资本来说,人力资本是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于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

这是一个对于个体而言的一般意义的定义。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可定义为:

总体人力资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每个人具有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个体人力资本构成因素的整合,并能够物化于商品和服务,提高商品和服务产出效应的价值。

2.人力资本测定的方法

在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文献中,已有许多人力资本指标的界定和度量方法,虽各自考虑的角度不同,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从产出角度的度量方法和从投入角度的度量方法两个角度。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运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测定人力资本的量值。对于受教育年限法的应用,主要是确定不同的受教育年限所对应的权数,虽然我国现行的学制为小学6年,但是考虑到目前大多数农村在业劳动力在小学的受教育年限约为5年,因此本文按照实际的受教育年限5年来计算;初中按照实际的受教育年限8年来计算:高中(含职高、中专)大致按照实际的受教育年限11年来计算;农村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按受教育年限为1来计算;大专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由于统计资料数据的限制,在权数处理中无法反映出占农村人数比重较少的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因此统一按照大致相当于大学本科层次上平均的受教育年限15年来计算。由此,我们得到了度量人力资本积累的权数值:文盲半文盲为1;小学为5;初中为8;高中(含职高、中专)为 11;大专及以上为15。

于是,得到下面的计算公式:

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总存量: (1)

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

(2)

式中,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各层次人力资本积累的权数值。

三、浙江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图是2001年~2008年浙江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农村年收入高,且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也比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高。

浙江农民收入构成中,农业以外的收入超过l80%,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逾七成(《2009年浙江统计年鉴》)。2009年,全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相加人均达l8983元,占全部纯收入的l89.8%;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跃上万元台阶,达到10007元,比2008年增加749元,增幅8.1%。

调查显示,浙江农民收入构成中,农业以外的收入超过80%,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逾七成。2009年,全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相加人均达8983元,占全部纯收入的89.8%。

四、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描述

(1)线性回归模型

前面提到本文是按受教育年限加权的方法来度量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所以本文首先单单分析浙江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Y,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解释变量X,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3)

其中是常数项,是解释变量系数,事随即误差项。

此模型就以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解释变量能使计算更为方便结果更为明确。

(2)回归模型

本文为了更好的说明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再运用回归模型来分析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农业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即:

(4)

对等式两边取对数,有:

(5)

式中:

Y一农民劳均(非)农业收入;

A一为技术进步率;

E一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Y的计算方法为: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农民人数/农村劳动力人数;

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E的计算方法为:

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总存量:

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

式中,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各层次人力资本积累的权数值。

2.数据和变量说明

表4-1是2001-2008年浙江农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数据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算法是文盲半文盲*1+小学*5+初中*8+高中(含职高、中专)* 11+大专及以上*15。从表可以看出2001-2008年人均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悦来越高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可以上学获得更高等的教育。

表1 浙江农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农民纯收入

年份 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农民纯收入(元)

文盲和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2001 9.56 34.48 44.98 9.15 1.46 0.37 7.17 4582

2002 6.52 34.45 44.19 11.69 2.44 0.71 7.26 4940

2003 6.31 33.77 45.61 11.32 2.13 0.87 7.38 5431

2004 7.05 32.86 45.22 11.73 2.12 1.03 7.48 6096

2005 6.84 32.25 45.06 12.23 2.17 1.46 7.57 6660

2006 6.69 31.34 45.72 12.31 2.28 1.67 7.66 7335

2007 6.09 31.51 44.71 12.74 2.71 2.27 7.76 8265

2008 5.72 31.28 44.02 12.98 3.11 2.89 7.84 9258

注:资料来源:《浙江农村统计年鉴》

表22001年~2008年劳均农业收入

年份 劳均农业收入(元/人)

2001 1211.76

2002 1230.18

2003 1260.68

2004 1327.44

2005 1335.69

2006 1438.04

2007 1543.07

2008 1506.34

注: 资料来源:《2008浙江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浙江农村统计年鉴》

表4是2001年~2008年人均非农业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你计算方法同表2。

表32001年~2008重要年份人均非农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状况

年份 人均非农业收入(元/人)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文盲半文盲率(%) 高中程度比率(%)

2001 1198 7.17 9.56 9.15

2002 1280 7.27 6.52 11.69

2003 1341 7.38 6.31 11.32

2004 1582 7.48 7.05 11.73

2005 1749 7.57 6.84 12.23

2006 1956 7.66 6.69 12.31

2007 2151 7.77 6.09 12.74

2008 2731 7.84 5.72 12.98

注: 《2008浙江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浙江农村统计年鉴》

根据表1到表3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由表1看出浙江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为平均受教育水平低,农民文化水平增长缓慢,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低。2008年浙江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4年,其中高文化水平劳动力所占比例非常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2.89%,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

从全省平均的历史数据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也就越高。非农收入近年来一直呈现快速的增长,并且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农民纯收入进行分组,其中收入最高的组中,非农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组,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3.实证分析

(1)对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

取2001年~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的平均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到的结果表所示。

表5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常数和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 参数标准差 t-值 显著性

C -45056.7000*** 3688.7372 -12.2147 0.0000

X 6869.0910*** 490.5794 14.0020 0.0000

调整后的R平方 0.9654

F值 196.0559***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由表5得到一元线性方程:

(6)

Eviews模拟结果显示:判定系数=0.965356,说明解释变量,即浙江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X)解释了被解释变量,即浙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F=196.0559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浙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上有线性关系。常数项及解释变量系数均通过t检验,说明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且当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将增加6869.091元。

(2)对农业收入的实证分析

取2001年~2008年浙江平均数据,在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分析时,本文采用回归模型的方法,得到的结果表6所示。

表6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回归分析结果

常数和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显著性

C 1.4822* 0.6122 2.4212 0.0518

LnE 2.8398*** 0.3035 9.3556 0.0001

调整后的R平方 0.9358

F值 87.5276***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表6表明:模型的F检验值是显著的,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参数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来检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

从得到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重要因素。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劳均农业收入的影响为正,其参数估计值为2.8398,即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村劳均农业收入就增加2.8398%。

(3)对非农业收入的实证分析

取2001-2008年浙江平均数据,剔除价格影响,利用Eviews统计软件,考虑到各个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线性相关,在利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时,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中的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人力资本影响非农民农业收入回归分析结果

常数和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显著性

常数项 -10.4343*** 1.5686 -6.6519 0.0006

LnE 8.8588*** 0.7778 11.3899 0.0000

调整后的R方 0.9484

F值 129.7290***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表7表明,模型的F检验值是显著的,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的参数值都能够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来检验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从得到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1)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重要因素。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劳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为正,其参数估计值为8.8588,即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村劳均非农收入就增加8.8588%。

(2)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参数估计值为2.8398,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系数为8.8588。

4.结论

(1)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浙江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且当浙江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将增加6869.091元。

(2)利用回归模型对农民劳均农业纯收入和农村劳动力平均受育年限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民劳均农业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劳均农业收入则增加2.8398%。

(3)对农民劳均非农收入和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民劳均非农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农民劳均非农收入增加8.8588%。

(4)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比较,可以看出,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构成因素,因此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影响农民收入做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1)本文将农民收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对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分别进行说明,并分别研究人力资本对这两部分的影响。

(2)文章分析了浙江农村人力资本现状,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鉴于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增加,增长速度快,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途径,并利用回归模型和明塞尔劳动挣得函数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

(3)根据本文研究可以得出;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为正,人力资本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很大;同样地,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为正,且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大于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

(4)文章根据分析所得的结果,提出了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2.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生产能力,适应现代化农业的需要,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可以促进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比例,使农民有足够的能力进入非农行业,从而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就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

对于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四个建议: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对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增加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资。

参考文献:

[1]贝克尔•G.S.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12

[2]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55

[3]王建民.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68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4

首先分析广东省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就业特征等。经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东省企业劳动力中超过60%的被调查劳动力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男女比例接近1:1;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约为30.4岁,以青壮年为主,广东省本省户籍劳动力与非本省户籍的劳动力数量比例接近1:1。而在就业情况方面,近80%的被调查劳动力的职位处于“无职位”、“基层”状态,中层职位和高层职位占比很少。而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劳动力月工资的均值为2307.3元/月,众数为2000元/月,标准差达到1753.96元/月,近九成的劳动力月工资分布在800~3500元/月的范围,大部分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劳动力接受教育及培训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050个被试参加了职业教育,占总被试的33.8%,而未参加职业教育的被试数量为2054,占比66.2%;参加中专、技校、职高职专等中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7.9%,参加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5.9%。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可见,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整体普及程度不是很高,职业教育的水平等级也较为偏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人数不多。

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5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10.

[2]高素英,赵曙明,王雅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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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小莉,等.农民技能资本投资对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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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向辉,陈通.农村基础教育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3).

[8][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6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者通过各级教育获得的教育收益分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两部分。[1]教育个人收益是指受教育者通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使受教育者自身或直系亲属获得的收益。教育的个人收益主要通过学历与收入的关系程度进行衡量,即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平均月收入会出现迅速的增长。教育社会收益是指除受教育者及直系亲属以外,受教育者通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给政府、社会或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的收益。社会收益主要通过不同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以及教育对社会公平产生的影响来衡量,即不同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比重及教育对社会公平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采用曲线估计方法对学历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由此衡量教育的个人收益;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研究不同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的关系,由此衡量教育的社会收益。

一、教育个人收益分析

教育的个人收益包括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就是个人收入的增加。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其关系,一言以蔽之,即受教育者的水平高,其收入也就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发现,一个大学毕业生平均年收入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多2.3万美元左右。加拿大统计局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具较高教育程度、较高读写能力的人通常获较优厚薪酬的工作。[2]同样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城镇居民中的本科、高中、初中、小学的受教育者的收入比为1.8:1.26:1.17:1,接受教育年限高的的人,收入水平也高。这里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检验收入与学历的关系,同时测量和验证由教育而引起的收入差别的大小。学历主要通过接受教育年份指标来衡量,收入主要通过平均月收入指标来衡量。

表1 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关系表

数据来源:兰州市2012年社会调查数据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年份假定分别为6年、9年、12年、16年、19年、23年,其收入分别为1769元,2368元、2630元、3217元、4386元、7209元。对其进行一般性描述统计,我们可以计算出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3.9%,11.1%,22.3%,36.3%,64.3%,我们可以得出除初中以外,收入水平达到峰值前,学历层次高的人群,平均收入递增速度总比学历层次低的人群快。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的关系程度,首先进行相关分析[3]。

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26,接近绝对正相关数值1,说明教育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呈高度的正相关性。同时,从图1的散点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平均月收入随着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年份的增加,受教育者的平均月收入不断增长,从小学的1769元增长到博士的7209元。这也说明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呈高度的正相关性。从图1的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的散点图中,可以看出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对于非线性关系通常是无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无法直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为进行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之间统计关系的数量分析,这里主要通过曲线估计的方法来建立本质线性模型,运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曲线估计,[4]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平均月收入的曲线估计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根据判定系数R方、显著性检验F值和概率P-值综合判断,拟合优度最高的是三次曲线,其次是复合曲线、二次曲线、幂函数、线性函数。可以优先采用前两个模型。但从输出的方差分析结果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三次曲线中包含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因此该模型不可采纳。接下来在复合曲线和二次曲线中选择,复合曲线的拟合优度高于二次函数,同时复合曲线、二次函数均通过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采用这两个模型。但根据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之间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最终考虑采用复合曲线。

则复合曲线的表达式为:y=1089.431×1.080x

其中x为接受教育年份,y为平均月收入,该函数表达式的实际意义可以描述为接受教育年份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平均月收入增加1.080倍。这种分说明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关系密切,即学历与收入关系密切。

学历与收入关系密切的原因,我们通过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述。[5]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校就是提供培训服务的机构。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得到培训,以此在劳动力市场通过较高的收入得到回报。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培训的人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其劳动效率都要高于低水平教育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不同教育层次的受教育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是:本科300%、初高中108%、小学43%。这充分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成正相关。另外,受过高水平的人可以完成复杂的劳动,这是低水平受教育者所不具备的。因此,高水平受教育者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对复杂劳动和高劳动效率的补偿。

二、教育社会收益分析

教育的社会效益主要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来衡量。教育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减少社会矛盾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从宏观上来看,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和条件。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教育与经济二者之间关系十分重要且密切。主要是经济发展对教育发展起决定作用,相反,教育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强大促进作用,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实践证明,适宜的教育投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提高,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

1.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所起的作用

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主要通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衡量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具体程度,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达式为[6]:

Y=X?琢L1?茁1L2?茁2L3?茁3L4?茁4

其中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1、β2、β3、β4分别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由生产函数理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初中、小学)、中等教育动力(高中)、高等教育劳动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硕士,博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各自的弹性来表示。即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弹性越大,说明其对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不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可以描述为:

Ei=(?茁i×li/y)×100%(i=1,2,3,4)

其中E1、E2、E3、E4分别表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i1、i2、i3、i4分别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逐年增长率;y为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率。则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

Ei=(?茁i×li /y)×100%(i=1,2,3,4)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整理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等不同教育层次劳动力人数的数据,算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7]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并计算

从表3中可以看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37%、8.73%、23.65%、32.67%,可见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越大。我们可以对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相关性检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教育年份与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的相关系数为0.975,接近绝对正相关值1,说明接受教育年份与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呈高度正相关性,即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教育事业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也是科学技术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据调查研究发现,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70%的高水平,发展国家也平均达到了40%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只有不到30%的水平。

2.教育在减少社会矛盾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起着重要作用

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社会和普通群众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教育对社会公平正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力量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8]首先,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而教育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起点,同样也是人提高自身综合竞争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不仅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上,更应该体现在从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收入不公影响人一时,教育不公影响人一生”,[9]由此可见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国家安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次,教育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能够直接提高其收入水平,这也说明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可以使低收入水平者增加自身收入,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形势;另一方面收入水平高的人群不仅会影响自身收入水平,还会对下一代的收入水平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收入水平高的父母,其子女收入水平一般也会比较高,这说明教育对代际收入也会产生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在缓解贫富差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为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所肯定。比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指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通过对财富的重新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10年7月,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其核心就是把推进教育发展作为其战略重点。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这就表明,教育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进程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党的十已经把教育公平置于社会公平正义重要基础的地位,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发展的任务。只有真正建立起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体系,才能有效地推动教育公平地实现,进一步减少社会矛盾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早日实现。

三、结论及分析

通过上面采用曲线估计方法对学历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衡量教育的私人收益,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研究不同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的关系从而衡量教育的社会收益以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作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学历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密切。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学历层次高的人群,平均收入递增速度总比学历层次低的人群快。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收入水平的临界点问题,即收入水平达到峰值前,收入水平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长,但收入水平达到峰值之后,收入水平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停滞不动,甚至可能出现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

第二,通过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得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26,接近绝对正相关数值1,说明教育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呈高度的正相关性;通过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之间关系进行曲线估计,得到符合曲线方程:,即接受教育年份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平均月收入增加1.080个单位。这也进一步说明接受教育年份与平均月收入关系密切,即学历与收入关系密切。

第三,通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Ei=(?茁i×li /y)×100%(i=1,2,3,4),计算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可以得出:初等教育及以下劳动力、中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劳动力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37%、8.73%、23.65%、32.67%,可见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越大。通过对接受教育年份与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得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教育年份与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的相关系数为0.975,接近绝对正相关值1,说明接受教育年份与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呈高度正相关性,说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这也为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

第四,教育在减少社会矛盾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作用巨大。一方面,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能够直接提高其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缓解贫富不均,减少社会矛盾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010年7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是教育公平问题,只要实现教育公平,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平地实现。

通过对教育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实证分析,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不仅在提高自身收入水平等个人收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技术变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于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导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以便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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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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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ulta 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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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amuelson P Al Paul Donglas. A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marginal productiv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7

三维结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其哲学根据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正如其所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所固有的,而只能是从社会生产和斗争实践中得来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同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教育观,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而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缔造者,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与党的建设思想相结合,在教育群众,以及在克服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非无产阶级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对于新的历史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诸多启示。

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正如学者邱永成所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思想、西方实用主义与实践理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据笔者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其内容至少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联:

1.1哲学基础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深刻地理解这一思想,得先从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分析。第一,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作为一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无不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之体现,是认识世界的必要途径,是巩固和深化所学知识的有效方法。教育作为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规律的活动,它必须着眼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教育活动是人通过生产劳动,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理论,然后又用理论指导生产劳动的实践。因而,的教劳结合的思想,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生产和教育相脱节的历史局限性。也正体现了教育作为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途径,以及将教育规律与人对客观世界认识深化规律相统一的典范。第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思想中的理论之一,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可知,在看来,人民群众始终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他反复强调工农群众受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教育实践中,他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实践“全民教育”,使工农群众受教育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工农群众成为受教育的主体,扫除了几千万文盲,培养了大批工农干部和建设者。在“群众本位”的价值取向上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原则有着内在的逻辑性。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的群众性自然要求教育方式必须符合教育的群众方向,符合作为受教育主体的工农群众的特性。由此可见,的这一“群众主体”的教劳方式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

1.2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知行合一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际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两种知识的人才称得上是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曾指出,即使一位受教育者从小学到大学接受教育并毕业,即使算是有知识的文化人,但他也仅是局限于书本知识,因为他没有参加运用自己的知识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不能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在看来,另一方面,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虽然他们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他们的知识也只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论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的不完全。由此看来,这两种人都是不完全的知识分子,都有片面性。而要克服这两种人的片面性,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两种人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使这两种人互相结合。也就是强调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1.3组织形式

教劳结合思想的模式在于组织形式。首先,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提出了学校可以办工厂、农场;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普通文化课程与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的课程相结合;“学生劳动一段,学习一段”等设想.同时,提出了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办教育的“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即在无产阶级统一的方向、方针、目的的指导下,办学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包括国家办学与工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遍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教育与半工半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教育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函授、广播教育并举,免费教育与自费教育并举等形式。不难看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教育模式上不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注重组织形式。其次,组织工会和农会。教劳结合的思想,从其实践来讲,较重视组织的依托作用。广泛而积极地通过工会、农民协会、妇救会等组织,形成教育与生产的外在气氛。特别是教劳思想在农村的践行,组织的依托作用显得更是非常重视,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的,较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小规模、家庭经营的特点,决定了农民群体相对散漫、封闭,如果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其教劳结合的推广只是空话。

2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知识、审美和教化三维结构分析

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必定要先回归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探讨。本研究认为: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知识的教育。它包含着关于是非判断的知识,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存在的基础是它的知识维度。这种知识更多地是关于社会和人性的知识,以及关于民族的、国家的、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知识。只有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中的知识结构,受教育者才能判断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哪些行为是正义的,难些行为是非正义的,从而形成其正确有是非判断标准。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审美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人性的活动,是关于思想和灵魂的教育,它的有效性,不是对受教育者进行表层的感观的刺激,而是浸染式地渗透至心灵的深处,为此必须通过情感体验、心灵认同等审美的方式,打通思想政治知识通向教育受众心灵的通道,形成心理认同,因而审美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一种内生动力因素,但这种因素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激发。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教化性。在认知(知识)基础和审美动力的基础上,形成受教育者知行合一的教育效果,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达到“教化”人之目的。然而,单纯的知识教育是枯燥的;没有知识为其前提单纯的审美活动也是不存在的;教化的前提则是要有“明是理”的知识和受众易于接受的“审美”因子蕴含其中。“知识”、“审美”、“教化”三维互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完整结构,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以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为指导,使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上,接受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这此过程中,要避免“有劳动没教育”,而是要明确教育目的,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三维结构进行分析,使“生产劳动”真正成为有目的的改造人的活动。以旅游业与农业交融为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与从事旅游业的生产劳动,因为产业实现融合,而导致劳动主体的“业界”模糊。第一,将生产劳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相关联。通过挖掘生产劳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因子,或是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契合到生产劳动中,使生产劳动更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如何与他人协作、如何互助以及有关生态的知识,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在知识元素。而在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展现的正是一同和谐的社会生态图景。第二,挖掘生产劳动中美丽的因素,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提升。例如,通过组织支援农业生产的扶贫性劳动,体现社会道德之美,使青年学通过生产劳动的方式,体验到助人之乐,进而提升思想境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的。通过生产劳动中的美丽的组织形式(如边劳动边合唱《团结就是力量》)、以及美的创造活动,打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向心灵的通道。第三,将思想政治教育宜于生产劳动中,实现教化功能。教化的目的在于通过“教”的手段达到“化人”的效果。生产劳动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本身,从而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也可以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在这种情境的渲染下,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内化于心,并转化为行。总之,当今时代是一个网络信息碎片化、注意力分散的触屏消费的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则是“触屏”大军——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要求在于其指向性和集中性,思想政治教育与其外在环境的矛盾,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这个命题的解决有相当难度。这就要求走出枯燥理论的说教式教育模式,让青年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等方式,继承老一辈思想家革命家的宝贵思想遗产,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径,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无疑意义重大。这就要求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活动内在的契合性,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设计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内在统一的相容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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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永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职教思想的现代价值[J].思想研究,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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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永安.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探讨[J].改革与战略,2016(07).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8

一、关于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相关概念的理论研究

“劳模”一词在我国《新华词典》中的解释是劳动模范的简称。人民授予生产建设中先进人物的一种称号,以表彰劳动中有显著成绩或者重大贡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劳模,在《百科名片》中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著的劳动者,经职工民主评选,有关部门审核和政府审批后被授予的荣誉称号。劳动模范分为全国劳动模范与省、部委级劳动模范,有些市、县和大企业也评选劳动模范。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劳动模范为“全国劳动模范”,是中国最高的荣誉称号。与此同级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社会学家艾君在《劳模永远是时代的领跑者》一文中他指出,“劳模即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简称。劳模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劳模是时代的永远领跑者”。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给予新时期“劳模”以阐释。劳模即劳动模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一种崇高称号。这种称号授予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重大贡献可以作为榜样的人。从劳模的意义上讲是鼓舞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行动标杆,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从劳模的特点上他们都有信念坚定、胸怀大局、立场鲜明、纪律严明,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伟大品格。他们都有爱岗敬业、勇于创新,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从劳模的分类上讲劳模分为体力型劳模和智力型劳模。

其次,榜样力量的含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也特别流行这句话。在《文选中》曾这样说“给自己找一个榜样,分析人家为什么会成功,哪些是自己可以参照的,努力去做,不一定会取得相同的成果,但至少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榜样就是自己努力的方向”。

“榜样”一词,在我国的解释是:“榜样是指值得学习的好人或好事;范例;模范”。榜样力量往往和榜样教育等有着紧密的联系。1999年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认为:“典型教育就是通过典型的人和事进行示范,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 2007年陈万柏、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清楚地说明了“榜样示范,也称典型示范,是指通过具有典型、榜样意义的人和事(正面的、先进的抑或反面的、落后的人和事)的示范引导、警示、警戒作用,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规范自身行为的方法”。詹万生主编的《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认为:“榜样教育是以教师或其他典范人物的优秀品质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教育方法”。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中说到:“榜样教育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这两种定义从德育的角度出发,在榜样的示范内容和对学生的具体影响给予了详细的说明。

国外关于榜样教育的研究中,以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最具代表性。班杜拉在《社会学习心理学》中认为,“教育者给学生树立的模仿对象就是榜样。榜样教育,就是教育者通过树立模仿对象,让个体在社会情境中对某个人或某团体行为进行观察学习,获取社会技巧,掌握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以促使个体顺利实现社会化的道德教育方法”。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榜样教育进行过探讨,而其解释各具特色、各有所长,这对于正确理解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含义颇有启发。本研究在分析总结以上观点,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对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含义进行详细的阐释。

二、关于劳模榜样力量的实效性在当代所存在问题的研究状况

首先,从榜样教育角度提出的问题来分析榜样实效性的有喻学林,《反思榜样教育》从“人物形象伟人化、职业类型单一化、教育语言成人化”角度提出利用榜样对青少年儿童存在的问题分析榜样力量的实效性。檀满仓,《榜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榜样形象单一,榜样宣传神化、宣传榜样重义不重利”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榜样力量的实效性下降。提出的问题不够全面。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从 “榜样形象神圣化、完美化 ,榜样产生机制的问题,榜样权益的保障问题分析榜样教育的实效性。以上是有关榜样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从劳模表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政策奖励的范围存在局限性、偏重物质奖励、政策落实难、政策针对某一部分困难劳模”。有关劳模制度问题,曾祥委撰写的《劳模制度的反思》一文中,提出劳模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从“劳模制度设计的政治涵义存在局限性、社会资源的分享存在局限性、资源集聚效用存在局限性”提出劳模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些只是针对劳模制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提到,是因为这些问题中也会影响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发挥。

再次,劳模评选管理中的问题。由黄志强撰写的《关于劳模的五点探讨》从人们对传统劳模的认识问题、劳模结构要不要更新、劳模要不要神化、劳模要不要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探讨。劳模评选管理中问题有“重评选轻管理、重物质待遇轻培养教育、重困难救济轻创业扶持、劳模活动重形式轻内容”。曹桂林,在《关于劳模评选和管理的思考》一文中从劳模自身的评选方法、评选范围、劳模自身队伍的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简要的探讨。由张醒国撰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劳模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一文中从劳模选树、评审、表彰奖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阐述。

最后,劳模宣传中存在问题的有如下:由燕志华撰写的《典型报道中的压力》一文中,主要从媒体宣传中出现的宣传方法手段、宣传内容、宣传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深层次分析此问题的后果。在宣传原则上,“要宏观宣传与微观宣传相结合、艺术塑造与平民化宣传相结合、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 在宣传渠道上,“除以往利用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劳模外,强调网络宣传的新途径”。“在宣传的内容上脱离实际,劳模神化” 。

三、关于劳模榜样力量的实效性原因分析状况

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而导致的”。“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主要从方法因素、教育者自身因素”。榜样教育面临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有“传播者形象的固定化、政治化角色、宣传教育方式的形式化、模式化、单一化、生活中反面典型的抵消作用、宣传教育过程中对客体的心里忽视、大众传媒的影响”。以上研究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劳模榜样力量实效性的解决措施

提出解决措施的有齐佩芳、毛小平,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榜样教育的实效性》一文中从社会因素、方法因素等角度提出解决措施,但针对某一个角度,不够全面。娄淑华,在《探索与反思新时期的公民榜样教育》一文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即“从个体内部的心理状态、大众群体的心理状态的差异性、对个体目标偏向的测量、对群体优势心理状态进行测量、提高教育者的心理学素养”四个方面入手提高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从“构建科学的榜样教育模式,注重利益驱动”提出解决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崔华,《新时期榜样教育的反思》从“坚持“三贴近”原则,加强榜样教育的创新,健全先进典型权益保障机制,深化榜样的精神内涵、弘扬榜样精神 ”入手提出解决榜样教育实效性。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9

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是高等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适用性所面临的紧要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将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服务经济发展,并纷纷发起了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的项目研究。这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这种互动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经济发展实质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的好坏和自然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提升都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受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本限制,可带来的增长比重将达到一定极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智力因素的作用持续增长,由于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而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不竭的增长点。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高等教育主动和自主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直接进行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尽快地在生产中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经济效益。

二、研究的现实基础探析

高等教育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传承,数千年的发展使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化而来的。从古希腊学园、拜占廷和阿拉伯的高等教育开始,一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唯一的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世纪的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打破了高等教育的封闭性培养,提出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20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再次为高等教育增加了新的职能,即服务社会。至此,高等教育的三大任务共生在现代大学中。三大任务的拓展过程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历史要求。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着这些国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19世纪爆发了“新大学运动”,使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强调了大学的实用性,人们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三、研究的实践探析

近代学者不满足对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宏观论证,逐渐尝试使用计算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两者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同等的生产投资来计算,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经济效益来论证教育对经济的效益。丹尼森从历史统计分析中度量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将教育提高纳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之内,计算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归于教育的比例。卢卡斯将高等教育作为推进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本被划入为无形资本范畴,提出他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资本模型),并据此得出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国内学者运用这些经济模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现了高等教育和经济的相关性,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试图模拟二者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两者的协调程度。部分学者针对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的互动关系。总之,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在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还应继续,使高等教育跟好的服务经济,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10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93.02

广东省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城镇医疗、教育水平高,再加上城镇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流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企业进驻珠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劳动力的流动进一步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下文统称为《报告》),2011年广东省输入全国农民工的20%,输出不到总量的10%。该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2010年前增加1055万人,增长4.4%。而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10790万人,增加323万人,增长3.1%,慢于全国农民工增长速度。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进一步下降。

该报告分析了性别、年龄以及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报告指出:农民工当中以男性为主,年长农民工逐年增加;年龄和家庭对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有很大的影响;农民工当中以初中文化为主,青年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总结起来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工业化水平、城乡差距等等因素。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城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本文调查得到2011年广东省劳动力流动状况,运用数量统计与计量经济模型进行解析,参照《报告》,着重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对目前广东省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样本数据、研究方法与因素选取

1.1样本数据

本文采取抽样方式,为了保证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广东省内,随机抽取4个县,在每个县内,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村。每个县内随机抽取41个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这样调查样本共包括164个农户。其中的比例数据是经过统计整理后得到的。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选择多元线性回归为主要研究方法。

1.3因素选取

本文选取非农工作时间比例为被解释变量,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的非农工作时间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其中非农工作时间比例=非农工作时间/总劳动时间。

广东省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城镇医疗、教育水平高,再加上城镇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流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企业进驻珠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劳动力的流动进一步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下文统称为《报告》),2011年广东省输入全国农民工的20%,输出不到总量的10%。该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2010年前增加1055万人,增长4.4%。而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10790万人,增加323万人,增长3.1%,慢于全国农民工增长速度。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进一步下降。

该报告分析了性别、年龄以及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报告指出:农民工当中以男性为主,年长农民工逐年增加;年龄和家庭对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有很大的影响;农民工当中以初中文化为主,青年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总结起来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工业化水平、城乡差距等等因素。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城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本文调查得到2011年广东省劳动力流动状况,运用数量统计与计量经济模型进行解析,参照《报告》,着重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对目前广东省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样本数据、研究方法与因素选取

1.1样本数据

本文采取抽样方式,为了保证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广东省内,随机抽取4个县,在每个县内,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村。每个县内随机抽取41个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这样调查样本共包括164个农户。其中的比例数据是经过统计整理后得到的。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选择多元线性回归为主要研究方法。

1.3因素选取

R2=0.96 F=490.74,F对应的P值为0,表明方程总体线性显著,或者解释变量中至少有一个是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中X4 X5 X6未通过t检验,表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进一步来看X4表示31-60岁非农工作时间比例;X5表示60岁以上非农工

作时间比例;因此本研究结果说明30岁以上的农民非农工作时间比例并不大,这与《报告》给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广东省,而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居多,年轻的农民工更具有竞争力。X6表示小学教育水平,随着全国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全国农民工水平已由之前的小学文化水平向初中转变。X6的不显著性说明广东省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上,这与《报告》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

广东省非农工作时间占绝大多数的也是男性,但是与女性的差距并不大。

3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广东省的劳动力流动为研究对象,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方面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了数量分析。不难看出,广东省与全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大体一致,但也存在着地方特点。为了进一步促进城市发展,逐步实现城镇化,缓解东部地区经济当中用工难的问题,针对广东省自身特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新时代年轻农民工的诉求不断增加,在网络信息时代,广东省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媒介平台,满足年轻农民工对信息的需求。

(2)加大教育力度,增强劳动力素质,提高转移的整体水平。根据广东省对农民工的需求,构建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费应由政府出资,因为农民收入本来就低,政府对待农民要像下岗职工一样,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

(3)进一步加大女性农民工的流动,缩小男女非农工作时间比例的差距,提供更多能够适合女性工作的种类。

参考文献

[1]熊波,石人炳.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07,(2):52.57.

[2]蔡玲,徐楚桥.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0.46.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11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1-0049-04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劳动教育可行性分析篇12

教育的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规模经济与人力供需等理论,实现教育人、财、物、力的合理配置,在追求教育数量、规模与速度的同时,刻意追求教育的质量、效益与适度发展,从教育的粗放发展转向教育的科学发展。在教育的科学发展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经济学理论问题:

一、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一)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

成本效益分析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普雷斯特与特威提出的,该词是“评价投资项目可行与否的一个实际方法。有长远观点(这里是从远期未来与近期未来影响的意义上来讲)和广阔的视野(这指允许对人、各种行业、地区等产生的副作用而言)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对所有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和评估”。简而言之,成本效益分析,是指在投资成本与获取效益之间进行的系统比较。它强调追求成本投资的最佳效益,其目的是在探讨一种有效投资预测的良好方法或准则,以作为资源合理配置与使用的原则。

(二)教育成本效益分析与教育的科学发展

教育效益分析与教育的科学发展是紧密相关的。首先,教育的科学发展与教育效益分析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强调要以最小的教育成本,谋求最大或较大的投资效益。教育科学发展的目标,就是通过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在教育经费增加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最佳教育措施,改进教育方法,以期获得最佳或较大的教育效益;在教育经费持平的情况下,应该重视适当调整教育的结构与发展方向,以期获得可观的教育效益。其次,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是教育科学发展的依据,教育科学发展是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

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要求在教育的科学发展中,首先应该认真研究教育成本。可以说,估算教育成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教育成本的内容与种类是非常复杂的。依据王善迈先生的分析,教育成本包括教育的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等(见下表)。

教育成本还有:教育暗含租金成本,就是社会把学校土地与设施出租给非教育机构而支付的成本;教育免税成本,就是社会因教育机构免缴税款而支付的成本。

其次,应该认真研究教育效益。效益与效果是在研究教育效益时必须明确区分的两个概念。效果一般是指由某种力量、做法或因素产生的结果。效益则是效果与利益的合称,主要是针对正效果而言。教育效益则是指用于培养学生而消费的教育资源所产出的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教育成果。单位教育成本投资产出的教育成果多、质量高,表明教育的效益好;或者说,单位教育成果一样而所费教育成本低,表明教育效益好。教育效益的测量比教育成本的估算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其一,教育效益并不是影响个人所得效益的唯一因素;其二,由于就业市场的不完善,收益差别并不能适当反映出工作者的差异;其三,教育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效益之外,还能产生间接效益或外溢效益(spill-overbenefit);其四,教育效益的计算一般是基于受过教育的人已全部就业,但事实上的教育失业已在全球普遍存在。

尽管如此,成本效益分析在教育的科学发展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一是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可以作为教育经费支出的依据之一,有利于拟订合理的教育发展规划或人力发展规划;二是可以大致指出教育资源配置的适宜性与优先次序;三是可以充分发挥教育成本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的量、质、效等协调发展;四是可以逐步实现教育成本负担的公平原则,达到教育经费支付与开支多元化。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近年来,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已将成本效益分析普遍运用于教育科学发展中,比如用于教育投资计划、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评价标准与教育效益测量等方面。

二、规模经济理论

(一)规模经济的概念

规模经济一词,指在生产技术、管理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规模适当,充分发挥了资源的效能,那么会产生单位生产成本降低而产出增加的结果,这时投入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产出则远远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相反,则为规模不经济,其表现有二:一是如果规模过大,引起额外资源的需求,那么会造成单位生产成本增加而产出反而减少的后果。这时投入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产出则远远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这种经济就是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cs ofscale)。二是如果规模太小,单位生产成本因产量低难以降低,也是规模不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规模经济理论要求人们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务必要去追求规模的适度性或适当性,以达到低投入、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目标。

(二)教育规模经济与教育的科学发展

所谓教育规模经济,系指在教育资源投入中(一般以生均成本计算)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于生均成本增加的比例下的教育规模。反之,如果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小于生均成本的增加比例,就是教育规模不经济。当代教育规模经济理论认为,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一般基于以下条件:

1.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具有不可分性与整体性。整体性是指为了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必须同时采用相关的教育资源,如场地、设施、教职员工等。这些资源并不因学生太少而不用。不可分性则是指资源的使用至少要以一个单位为使用量,不可因使用不及一个单位而将该项资源分解。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所以要求人们尽量将学校的规模控制在使教育资源得到100%的利用上,这时生均成本就会下降到最低点,教育的规模经济就达成了。这一是因为即使学校规模再小,也必须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尽管此时投入的资源因使用人数太少而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因为如果一味追求生均教育成本降低,一味地追求扩大办学规模,从而导致资源使用超过100%,那么教育的质量与效益就会受到影响,也不能产生规模经济。

2.适当利用教师资源。在适当利用教师资源的研究中,美国学者John Riew在对美国威斯康星州108所高中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学校规模越大,教师越能发挥其专长,任教科目越少;学校规模越小,教师越难发挥其专长,教师平均任教科目也越多。

3.学校的规模适当。学校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经济。这是因为办学规模的无限扩大会衍生出许多弊端:师生关系的疏远、民主的缺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比率降低与行政的僵化等。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学校只有在适当的规模之下才能达到规模经济。 教育规模经济理论对我国教育的科学发展有许多启发。首先,教育规模经济理论要求学校最好拥有能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学生数。其次,教育规模经济理论要求学校要做到规模适当。这就要求教育决策者在进行教育决策时务必遵循规模经济理论,以达到最佳学校规模,从而实现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最佳教育质量与效益的教育科学发展目标。

三、人力供需理论

(一)人力供需理论的概念

人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力是:人为一种资源,任何人由出生到死亡都可以称为人力;狭义的人力是指各国立法上承认的已达到从事生产劳动年龄的人群,即劳动力。所谓人力供需理论,就是在狭义的范围内研究现实社会中人力的供应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学说。

一方面,人力供应首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与人口的增长。其次,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工作意愿与努力程度。影响劳动力上述情况的因素有三:一是工资。工资决定个人工作意愿与努力程度,从而影响到人力的供应量。二是劳动力参与率。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劳动力中具有劳动能力与意愿、实际就业及积极谋求就业的人数与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比。一般而言,落后国家主要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发达国家主要偏重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参与率较低。三是学校的入学与毕业人数。这二者决定了每一年劳动力的供应量与供应的类别。

另一方面,人力需求决定于生产总量、生产要素运用与市场操作等。生产总量通常由GNP来表示,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一定,则生产总量的增减就会产生人力需求总量的增减。人力供需理论要求人们在进行某种决策时,务必要考虑人力的供应与需求情况,考虑影响人力供应与需求的各种因素,以求达到供需之间的平衡。

(二)教育供求理论与教育的科学发展

教育供求理论是人力供需理论在教育科学发展中的具体应用,它要求决策者思考怎样才能达到教育供求之间的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教育数量、质量与效益的有机统一。

1.教育供应。所谓教育供应是指一定社会为了培养各种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发展,而由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机会。中外教育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教育机会的提供受制于以下几种因素:(1)资源配置的多寡。一个国家资源的配置一般依据该国发展的需要而定。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怎样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就需要对国家资源进行有效的合理的配置。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注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理配置国家资源。(2)经济结构的需要。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影响着这个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可以分为三类:即高层人力、中层人力与基层人力。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轨的时期,对中层与基层的人力仍有较大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重视在职训练与成人教育。(3)教育的单位成本。教育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的事业。教育等级越高,年限越长,教育的单位成本就越高。教育的单位成本越高,由于教育资源有限,教育机会的提供就要相对减少。(4)师资的供求状况。师资的短缺、师资的质量等等,都会影响到教育供给的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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