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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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主题三：世界经济如何通过产业创新和突破来走出危机。这场危机更深层次是一个长周期的反应，上次长周期带来的高增长以后，新一轮产业形成的新长周期还没有到来，所以世界要走出这个危机关键在于产业创新。

主题四：国际世界货币体系改革走向何方。以美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基础，一旦美元衰落便将导致美国破产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

主题五：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社会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进行合作。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各方面的多元化使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调节世界经济已经不现实。

趋势一：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这场危机使美国受到重大冲击，它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它的金融业受到重大的冲击，深层次讲，美国金融界绑架政府势必会产生潜在的道德风险。赚钱是金融界的，出了问题是政府负责，我们今天看到的占领华尔街，它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不满，要求解决就业，再深层次来看，实际上他们是对美国政府拯救危机的措施不满，对美国经济体制的不满，所以它的本身体制逐步受到挑战。

趋势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已经发生，还是未来将要发生，中国将都是受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影响最大的国家，而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延续，贸易摩擦可能是今后若干年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项目。

趋势三：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这场危机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经济发展和大自然供给资源的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崛起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以及整个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都成为整个世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都已经提出这些话题。从中国来说，跟上这样一个潮流、趋势，是我们需要去回答的问题，而中国的转型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篇2

作者简介：许国强，沧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从事国际经济法专业教学和开放教育学员管理工作。

我们认识的经济危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急剧变革。这种急剧的变革，带来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变化。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要的学术观点：单级世界理论，多层次模式理论和超多强理论，第三种观点获得大家认同是最多的。当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使其他国家都难以接近他现在的实力。同时，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整个世界经济，这是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代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是巨大的。

一、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世界贸易体系的逐步演变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步成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经济变化是经济变革的表现之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复苏，缓解了长期以来的经济乏力，但仍有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可是自60年代以来，20世纪的亚洲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重新分配了世界经济实力的格局，并开始在世界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影响。现在最显著的经济变化表现是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倾斜于亚洲。例如，2001年推出的“多哈回合”，它的发展主题旨在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行业，这一严峻的现实表明：战后世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秩序领导地位已经继续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如果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变化趋势能够继续，亚洲将在未来可以与欧洲，北美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特别是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由于吸引大量外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能够迅速融入世界市场。

（二） 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法秩序上的逐步演变

战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依据相应的协议条款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狭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和本质是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具有和黄金地位平等的国际货币，然而，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因此被拖垮，甚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中，美国作为唯一具有否决权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任何重大的决定作出前必须是得票率超过85%，而美国仍然是唯一有超过15%的投票权的成员国。在这个意义上，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秩序没有因为美元让位给了“纸黄金”与数个通用国际货币相结合的现行体制而发生根本变化。美元的贬值，日元相对下降，马克，法郎，英镑等老牌国际货币相对衰落，近年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有所增加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不断演变。

二、国际经济法新趋向

（一）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加强

自上个世纪以来，国际条约就一直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来源。建立了大量的国际经济条约，这使得国际经济法律的过程包括国际商法的统一，明显加快。在国际商法中建立了更加统一的法律规范，统一的国际商法在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调整下已经在过去这些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商会在近10年一直主持着商业惯例是推动国际商法统一的主要动力。虽然不同的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在国际商业看来不可以说是强制性的，但国际商业惯例直接反映了实际需求，反映了未来国际商业交易的发展方向，它在实践中具有深远意义。成熟的国际商业惯例，以吸收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上升为法律，以推动国际商业法的统一。

（二）多边贸易显著，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多边贸易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传统，不同层次的生活，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许多多边贸易国家引起了贸易摩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影响，这些国家可以进行低成本生产，而发达国家已经渐渐失去在过去生产领域中强有力的霸主地位。这种变化的结果，使得西方国家将永远不会再自己去定制一套经济运行和竞争的规则。

（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关系的统一趋势

国际贸易的逐渐扩大，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互利双赢的，各国经济关系形式正逐步形成。在这种密切的联系，单点的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法律调整和规范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国际合作与相互协调。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会使和它有主要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因此，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实质上是各个国家在国际层面上的统一，是国际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的同时，国家实现和发展战略选择总体对外开放经济，同时加强内部市场化的改革， 国内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特别是成为国家经济的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WTO，欧盟和其他国际公约组织越来越大，加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每个缔约方和申请人必须按照国内法律对相关合同或协议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国际经济法规会越来越多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和适用性。

（五）最优惠国待遇体系正在发生变异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制度，也帮助所有WTO成员国，这项基本制度体现了非歧视原则。根据例外的最惠国待遇制度，WTO成员并不在WTO体制下和区域贸易协定的WTO体制下成员之间相互给予优惠；然而，由于WTO成员绝大多数也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下的成员，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并在世贸组织内的快速增长，使各成员国在享受区域贸易协定相关优势待遇的比例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换句话说，最优惠国待遇不是普遍的WTO体系，其成员待遇也因为其不同的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或贸易协议的成员是不一样的。事实证明，作为WTO非歧视原则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制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三、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跟随国际趋势，更多地使用法律机制解决贸易争端

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作用，多边贸易的执行机构日益完善，约束力和强制性逐渐增加，国际贸易争端主要是依据国际法律手段进行解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对于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仍不理想，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也落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加强我国对WTO争端的法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努力研析 WTO各项规则和制度，合理有效地利用WTO豁免、免责条款或例外条款，尽可能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主要集中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实体规则的分析研究，充分研究和利用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其他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知识，提升整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观察和学习其他成员对WTO规则的理解和学习，通过机制解决实际贸易争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保障体系，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加强和维护国家主权。

（二）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律法规处于被动局面，必须加快相应的立法步伐。经济发展中修改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法规，对目前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加强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相关人力资源的建设和培养，对现有情况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抱着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积极态度去研究对经济生活中的保护功能的法律和规定，不断探索创新具有指导以后经济发展的立法，以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传统观念，为将来的新挑战和新发展机遇做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份子，应该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应在制定和完善的国际规则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使在国际争端中更加公平合理，并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经济互利，真正合理的，公平的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篇3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着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篇4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世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为，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期走向尾声，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不仅将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脑的广泛运用，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将创造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