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

CQMM课题组的报告提出，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较显著。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剧，导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是长期努力的方向。

课题组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能在2011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2012年开始常态增长，欧元区在2011年能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那么，可以得出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2011年8月，美国债务评级的下调，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课题组认为，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将对中国进出口形成冲击，并最终导致净出口负增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在净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将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重视对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还需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使用。

未来CPI或维持在5.4%―4%

课题组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GDP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9％―8％的区间内。今明两年CPI可能还将维持在5.4%―4%的较高区间内，通胀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不应为勉强保持过高增速而不断刺激投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不能放松对通货膨胀的管理；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课题组提出，要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理性看待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2

按可比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衡量，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速在今后五年左右很可能明显下个一个台阶。

最近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占全国GDP一半的几个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速、工业生产增速和投资增速，均已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企业效益开始下滑，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财政收入增速也开始放缓。这些新近的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的窗口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

国际经验表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将发生两方面重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台阶。第二，经济结构将相应发生转折性变化：工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峰值后开始降低，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也相应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降低，消费比重则呈现相反的变化；从城乡结构角度看，城市化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由此可见，增长阶段转换期间要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微观层次讲，一些产能要被淘汰，一些企业会关门或转产；从宏观层次讲，财政收入增速会放慢甚至绝对减少，而社会保障性支出需求却会增加；金融体系资产质量会降低；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劳动力将会结构性失业并需要转岗培训等，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这些挑战应对得好，则增长阶段转换能够争取到理想型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逐步递减到9%、8%等，最终平稳过渡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筑起新的“底”。这个过程中增长速度没有大起大落，局部的和系统性的风险都处于可控状态。

倘若挑战应对得不好，则增长阶段转换型态会非常不利，在“筑底”过程中，会过度下探，先达到比“新的阶段性常态”更低的“底部”之后，再缓慢回升到“新的阶段性常态”。比如，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在短期内快速地、大幅度地滑坡到6%或者5%；之后再缓慢地回升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这种不利的型态意味着经济增速大起大落；更严峻的是，一旦过度探底，则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和各类资产价值大幅度缩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状况急剧恶化，经济活动过度萎缩等被动局面。这种情况下，要使经济恢复到“新的阶段性常态”，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过程也更加艰巨。力避过度悲观的预期对增长阶段转换的不利影响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3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领域，广泛采用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量化测度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阶段。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依据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如表1所示。2015年，郑州市人均GDP达到10724美元（2005年美元价）；三次产业比重为2.1∶49.6∶48.4；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19.6%；城镇化率为69.7%。依据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研判，郑州市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时，全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河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表2所示。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花了200年、135年，日本、韩国仅分别花了65年、33年，日本、韩国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时间分别为1973年、1995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综合考虑技术进步等后发优势，预计中国将以较短的时间完成工业化，郑州也将在未来5～10年内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2郑州市电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当前，郑州市经济发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十二五”期间，郑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3∶54∶43调整为2015年的2∶50∶48，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且对郑州GDP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8.2%上升为2015年的45.4%。二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中传统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51.4%下降为2015年的40.2%，而四大战略性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36.2%上升为2015年的49.4%，成为郑州工业发展中的主要动力和新的增长点，如表3所示。电力发展方面，郑州用电结构也呈现调整态势。“十二五”期间受国内整体经济放缓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郑州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经营形势严峻，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仅为4.1%，较“十一五”年均10.3%的增速下降明显。三次产业和居民用电结构由2010年的2∶72∶14∶12调整为2015年的2∶64∶19∶15，二产用电量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比重逐步下降，居民和三产用电快速增长。同时郑州市度电产值稳步提升，由2010年的9.8元/kWh提高至2015年的14.6元/kWh，领先于全省整体水平，这也表明郑州产业结构更好、工业效率水平更高。郑州电力与经济发展强相关，用电量变动更敏感、更先行。2001—2015年郑州GDP和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9%和10.0%，两者的变动趋势、波动节奏总体一致。郑州电力与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五”期间为上升期，用电量增速大于经济增速，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十一五”期间为波动期，电力弹性系数接近1，电量增速波动幅度较经济更明显；“十二五”期间至今为回落期，电力与经济增速同步回落，用电量增速回落幅度更大，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如图1所示。2010年以来，郑州市GDP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电力消费增速明显下滑，电力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背离的态势。经分析，高耗能行业不景气是导致两种背离的主要原因。郑州市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始终高于50%，产值仅占郑州市GDP的24%左右。由于其度电产值明显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高耗能行业发展形势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的影响幅度明显高于对GDP的影响。“十二五”以来，剔除高耗能行业后的郑州市GDP和用电量增速均呈波动下行趋势，且二者变动趋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模型分析，二者增速相关系数达到0.9。剔除高耗能行业影响后，郑州GDP和用电量增速高度相关，背离现象基本消除，如图2所示。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4

三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基本的判断或者结论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万1千国际元，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当的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会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如今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等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创新对经济增长提升的潜力更是不可限量。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的增长就很清楚地显示出经济增长推动的潜力非常大。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一些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这六个省区GDP占到了中国近一半。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5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6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档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如果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模式起着主导性作用。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表现，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

―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需求及投资大幅增加。此时，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我国过去30余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

―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如长期落入“贫困陷阱”的某些非洲国家;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中途掉队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拉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在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新增劳动力数量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相对增;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强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拥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上。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在不考虑“三经普”GDP上调的情况下，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平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实现十报告提出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保持6.5%的年平均增长即可。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也是从数量扩张型追赶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变。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然而，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在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可能会出现像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的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平均来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通过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带来的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将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的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领域。与在工业内部的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深刻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努力把握好新机遇，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新的条件下，自然要求经济工作要有新思路、新办法和采取新方式。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并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化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会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得很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三年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新常态自然是新挑战，但也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巨大。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无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从而使我国经济进入健康、稳定、持续的长期发展阶段。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7

在经济周期里每个类别的市场里都存在顶部、底部和转折点，虽然我们描述的是一种完美的框架，与现实发生的不近相同，但对这些阶段的金融市场投资指导具有宽泛的意义。在阶段1，资产配置应关注债券和现金，其次可以关注一些早期领导行业的股票，在阶段2，股票会取得很好的收益表现，债券表现略低于1阶段；在阶段3，股票收益依旧增长，但速度缓慢，本阶段商品、股票和债券都在上涨，现金持有水平最悦在阶段4，减少债券持仓或者缩短债券的期限，股票转换为周期中的领导行业和收益驱动型的周期后期的领导行业；在阶段5，现金头寸增加，股票持仓减少；在阶段6，现金为王，在债券市场底部购买一定的债券。

经济周期与股票市场表现

从1978年至2007年GDP年度增长率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明显，从周期波长分析，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初期，周期期间短、波动幅度大，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呈现趋势拉长，变化幅度收窄的特点，经济波动变的平滑，这是与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宏观调控以及制度性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显著加强，对处于过热阶段给予宏观紧缩调控进行引导，对处于衰退阶段提供一定程度的缓冲。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经历经济周期不是非常完整，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功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当前处于中型经济周期见顶回落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年度增速分析，自1978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平均增长率为9.86％，最近一个经济周期低点在1999年见底，截止去年，经历了8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是9.887％，2007年国民经济增速达到11.90％的周期性高点。今年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年初遭遇百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5月发生汶川大地震对局部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正发生调整，上半年通涨压力很大，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面临更大挑战，今年经济增速很快回落，从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速分析，自2006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超过了11％，在2007年二季度和三季度达到12.2％的历史高点，随后依次下滑，今年三季度下滑至9.9％，下降速度很快，为连续20个季度最低点。特别在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很大，受资源价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很快，大批企业经营面临困境。经济增速已经明显见顶回落，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了阅整，由年初的稳健财政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改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从控制通货膨胀到保经济增长，宏观调控能够减缓增速迅速回落带来的冲击，缓解经济剧烈波动，但很难阻止经济下滑的惯性和趋势。从前面的经济周期‘阶段划分来看，我们认为目前处于第5―6阶段。

经济展望与判断

从经济分析，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出现衰退，金融危机对实体影响已经显现，市场普遍预期次贷危机还没有见顶，目前还预计不到见顶的迹象，乐观估计全球2010年出现复苏，也有预计萧条将持续8-10年，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也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们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一方面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已经在体现，发电量增速降低，到10月份已经是负增长，煤炭和铁矿石港口积压，出口订单和工业增加值也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很快；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另外，从国际地位看，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对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增强了话语权，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析，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和全球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出口工业受到的冲击是最先体现出来的，我国已经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等政策缓解出口面临的严峻挑战，但外部需求下降，出口必然放缓，加快结构性调整是必然趋势；出口会给内需带来不利影响，内需是稳定增长的，去年贡献GDP增长率首次超过投资，作为三架马车之一，加大内需是最有效保增长的方式，需要加大社会保障提高消费意愿，提高可支配收入；我国投资对拉动经济贡献一直很大，经济下滑明确后，政府不断出台财政政策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已经进入降息周期，政府投资会拉动经济增长，但最佳活力和效率是拉动民间资本投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8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291-02

一、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水平也逐渐居于世界前列。自从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这项举措，我国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持续了很久，直到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经济呈现出了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速度放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在速度放缓的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经济驱动力的方面也在逐渐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

针对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经济大环境，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找到并摸索出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做到国家经济能够创新稳步有效率的进行发展。

二、我国经济在增长中的规律

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了中高速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速度，而且一直增加的都比较稳定。直到21世纪之后，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处在增长的速度之下，但是增加的速度要比以往的速度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的模式逐渐转变成了中高速?l展的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专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高速增长模式看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第一阶段，把后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看成是第二阶段。那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最开始的第一阶段逐渐变成了第二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一开始的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模式逐渐处于变缓的状态。这是我们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不代表任何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是处于这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必须认清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不能因为经济放缓就强加经济刺激，这样会对经济造成反向作用力，而应该遵循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保证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一些经济上出现的特点和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很快。由于国家在早些年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态势之下，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经济逐渐出现放缓的态势。但是由于近些年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子的出现再一次的刺激了我国放缓的经济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又一次出现了速度上的增长。其次，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因子强。在经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保证了经济有了新的刺激点，不断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只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发展，但是在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模式之下，我们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政策。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型传统型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了高效性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四、保持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措施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变成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在第一阶段时期，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创新型改革发展的模式，使国家的经济繁荣富强。

1.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资本市场能够给国家经济提供一定的投资途径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资本市场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重要。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现在有着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保证科技的创新，创新就是要给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应该进行积极创新模式改革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中的创新因子，让更多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经济产业中稳步前进。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多产业都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归根到底，很多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所以经济仍然是受到技术创新的束缚。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创新改革相结合，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五、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也逐步加大，比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提高很多。国家为了保证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发展中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事业，国家有效的优化产业的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2.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从我们国家经济采取改革开放的手段以来，国家一直采取的都是“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都很高，但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却一直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在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际经济因子，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保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9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第3期)。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其中的扩展模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当条件满足时,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当条件不具备时,这些国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长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应以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型企业无法在竞争中战胜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模仿型企业,因而研发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研发活动还要占用一定的生产资源,可能反而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时,设备投资不再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让位于研发活动了。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笔者的“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

这样,我们得出如下基于理论分析对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几点判断: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2.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有的国家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4.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0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 %、17.48 %、21.05 %。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

[2] 熊彼特：经济周期[m].哈佛大学出版社，1939.

[3]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j].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86（10）.

[4] 宁晓青：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6（1）.

[5] 刘金全、王大勇：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j].经济学家，2003（4）.

[6] 卢建：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7] 刘国光：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0（6）.

[8] 萧琛：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1

一、引言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于2012年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人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近年来，经过中国经济运行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逐渐趋于稳定。由下图显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经历大幅度波动并逐渐走向平滑的过程，特别是自1995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变动幅度很小，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增长趋于“常态”。

关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刻画，早期学者们仅采取观察的方式进行粗略的描述，比如经济周期理论（BCT）把经济增长路径特征表述为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趋势上下波动，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经历阶段性增长、停滞或崩溃过程。后来学者们采取实证的方法刻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属性特征，目的去寻找经济增长路径中的独特方面。比如，Rcddy和Miniou研究实际收入停滞问题，他们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停滞主要发生在贫困、冲突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家。而Ros和Hausmann则重点研究经济增长路径中的增长崩溃问题及其决定因素，并且Eichengreen et al认为经济增长崩溃比经济增长停滞更为典型。国内学者黄群慧基于考察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趋势时发现，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增长“新常态”。刘伟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除此之外，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如上，研究本质上是在刻画经济增长路径的属性特征，而我们的目的则是寻找这些属性特征中最为“独特”的一面，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加速拐点和经济增长减缓拐点。正如Hausmannn et al所言，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最好的方式去理解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属性特征就是去找到经济增长在什么时刻出现经济增长拐点。如果我们仅仅依据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而不是分析这个拐点，那么我们只能看到经济增长的外在性质。同时，依据增长加速原理，经济增长只有经历加速过程才能扭转持续减缓的趋势，因此找到经济增长路径在什么时间开始加速或者减缓，并且以什么样的态势加速或者减缓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显得尤为重要。依据Hausmannn et al和Eichengreen et al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所谓增长趋势属性的庐山外貌就能展现全景。

经济增长加速（acceleration）或减缓（slowdown）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借助数值化界定的方法，基于不同维度刻画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相比之前学者采用单维度的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增长拐点特征，转变了以往普遍依据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动趋势来预测经济的分析方式。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阶段性增长特征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经济变迁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78年。1949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一是改变了社会政治秩序，第二加快了经济增长，第三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自1952―197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加速，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使得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沿着稳定持续的增长路径变动，经济增长频繁变动。其根本原因为：第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冲击着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所有制形式的变动，但同时也经历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破裂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以及“”和“”所造成的自我创伤。第二，生产规模过于庞大，而生产规模的随意更改使得经济增长不稳定性。比如，1957年1.3亿户家庭农场在1958年被改造成26000个，平均每个公社有6700人。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同时，生产规模在工业和服务业也同样强调大型化。不仅如此，在过分强调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政策性也在随意更改生产规模，这又使得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内部增长环境。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极其微弱，政府主要依靠指令和规定对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其结果就是拥有庞大的存货却忽视消费者的福利，与此伴随的就是生产率低下的同时，增长不稳定。

第二阶段：1978―2003年。由于改革时期的成功政策，比如，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转向农民的政策、发展小规模工业政策、实施与世界接轨政策等，中国人均收入在1978―2003年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欧美国家1.8%的增长速度。中国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至74%，占世界GDP的份额由5%上升至15%，这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并非呈现稳定的态势；尽管1992―2000年经历了8年的高速稳态的经济增长过程，但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引致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第一，存在大量的低效率国有企业，并且大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这些国有企业完全依靠政府补贴和向国有银行拖欠才得以运营。第二，改革初期脆弱的金融体系。尽管改革初期出现了居民储蓄的爆炸式增长和经济的迅速货币化，但是该时期的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并且存在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第三，改革初期虚弱的财政地位。从1978―1995年，政府的税收由占GDP的31%降到了10%。同时，由于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税赋优惠，以及国有企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纳税基础。这种虚弱的财政地位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共和教育设施的建设。除此之外，能源与环境问题、法律制度和私人产权问题以及地区间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都是影响经济不稳定增长的因素。

第三阶段：2003―2011年稳定高增长时期。2003―2011年是中国经济稳态高增长时期，此期间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0%左右。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迈出新步伐，经济发展从“快字当头”到“好字优先”有序转化。10年来，坚持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主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第二，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显现；第三，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第四，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第五，注重改善民生，社会发展呈现和谐稳定的新气象。

第四阶段：2011年之后新常态时期。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为7.7%。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预测2014年年经济增长率为7.4%，未来5年预期增长率为6.4%～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5%，2015年为7.3%，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5%左右。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首次告别2位数的增长，进人次增长阶段，这被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

三、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界定

（一）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界定方法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但是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缓或加速的研究，成为考察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的关键。依据Hausmamm et al和Eiehengreen et al的研究可知，一旦找到经济增长路径的加速或减缓拐点，并且刻画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到下一个加速（减缓）拐点增长过程，就能深入地刻画经济增长路径上的趋势性特征，这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形势，有助于设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的研究就是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减缓或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寻找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在何时经历加速或者减缓，并且刻画二次拐点之间经济变动所呈现的特征。我们主要借鉴Eiehengreen et al和Aiyar et al关于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界定，同时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中国以及各省的经济波动情况，放宽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约束。界定经济增长减缓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为如下三个维度：

其中：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5%；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2%；第三个条件表明从一个加速拐点到下一个加速拐点，增长加速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

（二）计算出经济增长路径减缓和加速时间点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2

财务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发展目标、方向进行全局性、长期性的规划，旨在谋求企业资金安全有效地流动而最终实现企业整体战略。

（一）财务战略的内容

企业财务战略可分为投资战略、融资战略、利润分配战略三部分：

（1）投资战略。投资战略是企业在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上的重大筹划。投资战略直接体现了企业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和基础。投资战略所确定的投资方向、规模决定了融资的方式和数量，而投资的时机和进度影响着企业的融资和营运资资本的管理方式，投资的收益目标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股利分配以及财务风险控制。

（2）融资战略。融资战略是企业合理预期财务战略实施对资金的需求量和需求时间，对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融资规模、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融资时机等内容做出的合理规划。融资战略为整体财务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并以优化企业财务资本结构、降低资金成本与融资风险为目标，既要增强融资渠道的灵活性，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又要努力降低资金成本，严控融资风险。

（3）利润分配战略。利润分配战略是企业为促进各利益方关系的协调而做出的合理的利润分配规划。利润分配战略要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利润分配政策和形式的选择要围绕保护股东利益、稳定股票价格、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来进行。利润分配战略既要有利于股东利益又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企业要在资本市场上塑造良好的财务形象，给投资者以持续稳定的回报，避免股价大幅波动；另一方面，企业要保留一定的利润作为内部资金的来源，扩充企业的资本金，夯实企业实力。

（二）财务战略的分类

财务战略可分为扩张型财务战略、稳健型财务战略、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三种类型。

（1）扩张型财务战略。扩张型财务战略是企业为实现快速发展的总体战略而采取迅速扩大投资规模，全部或大部分留存收益用于投资，大量筹措外部资本的财务战略。选择扩张型财务战略的企业将尽可能地利用外部资本，也尽可能地将经营积累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选择扩张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会表现出“高投资、高负债、少分配”的财务特征。

（2）稳健型财务战略。稳健型财务战略是企业为实现稳定增长的发展目标，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投资规模，保留部分利润，内部留利与外部筹资相结合的财务战略。选择稳健型财务战略的企业将尽可能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和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及效益，把利润积累的一部分作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扩张的基本资金来源，选择稳健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会表现出“适度投资、适度负债、高分配”的财务特征。

（3）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是企业维持或缩小现有投资规模，保持或降低现有资产负债率和资本结构水平，减少对外筹资，甚至通过偿债和股份回购归还投资的财务战略。选择防御性财务战略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现金流出和增加现金流入，选择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会表现出“低投资、低负债、适度分配”的财务特征。

二、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现象。经济周期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一）繁荣阶段的特征

繁荣阶段，即经济周期的高峰，经济活动扩张和高涨阶段。繁荣阶段的总体特征是GDP快速增长，CPI持续上涨，当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社会总需求旺盛，实际GDP增速高于潜在GDP增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断扩张超过了该时期内的最大产出能力，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CPI上涨。通常在繁荣阶段货币当局和政府会采取逆周期的调控政策：为抑制通胀预期，货币当局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市场利率进入上升通道；为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政府会采取适度偏紧的财政政策，缩减财政赤字，减少政府支出。

（二）衰退阶段的特征

衰退阶段，即经济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衰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GDP增速下降，CPI下降，在经济周期高峰过去后，经济开始滑坡，GDP增速从最高点开始下降，总需求逐渐下降，总供给超过总需求，CPI步入下降通道，并且PPI下降速度快于CPI，导致CPI进一步下降。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时滞，货币当局在经济繁荣阶段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和政府在经济繁荣阶段实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阶段才逐步显现，通常该阶段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财政政策转为中性。

（三）萧条阶段的经济表现

萧条阶段，即经济周期的谷底阶段。萧条阶段的总体特征是经济活动收缩，GDP增速达到最低点，甚至出现负增长，实际GDP增速低于潜在GDP增速，总供给和总需求均处于较低水平，CPI降至最低点，经济面临通缩危险。萧条阶段货币当局开始降准降息，动用存款准备金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工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恢复增长。

（四）复苏阶段的经济表现

复苏阶段，即萧条转向繁荣的过渡阶段。复苏阶段的总体特征是GDP增速开始回升，经过市场产能出清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实际GDP增速慢慢恢复到潜在GDP增速，总需求慢慢回升，CPI也慢慢开始回升，一般而言，CPI回升的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为了避免经济再次陷入萧条，复苏阶段货币当局还将继续降准降息，利率仍将处于下降通道，政府仍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企业财务战略分析

（一）繁荣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繁荣阶段初期市场企业供销两旺，产品销售火爆，企业应当抓住有利的时机，充分利用产能，全力生产并大力开展营销筹划，加速资金回笼，但此时资产已经有泡沫成分，企业不应继续新增投资项目。而在繁荣阶段后期，由于泡沫出现及国家紧缩性货币财政政策的出台，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应降低库存，大力加速资金回笼，降低企业财务杠杆，投资以维持性投资为主，保证企业充沛的现金流。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繁荣阶段初期资本市场表现较好，市盈率也比较高，企业更适合股权融资。考虑到央行的加息预期，企业要有效地控制财务杠杆风险，在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之和最小的规模上债务融资，尤其是在繁荣阶段后期企业应对债务融资持谨慎态度，保证财务风险可控。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繁荣阶段企业销售火爆，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很充沛，同时资本市场火爆，企业再融资渠道便利，但此时资产价格已经普遍上升，企业没有好的投资标的，采取高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是明智的选择。在经济繁荣阶段，企业适度投资，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给予股东大量的分红，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稳健型财务战略最合适。

（二）衰退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经济衰退阶段经济开始滑坡，企业销售受阻，利润下滑，企业应尽可能减少投资支出，盘活存量资产，建立严格的投资标准，放弃次要的财务利益，集中各种资源加强企业的主营业务，必要时从一些低利润行业退出。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衰退阶段资本市场表现不好，股权融资会变得很困难，由于处在加息通道，实际利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资本支出，降低企业财务杠杆，但经济形势还在持续恶化，企业在合理的资产负债率下债务融资补充运营资本也是必要的。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衰退阶段企业应充分利用留存收益和繁荣阶段的现金流储备过冬，但为了支撑熊市中的股价，企业保持适度的分红也是必要的。

在经济衰退阶段，企业主动收缩投资，降低财务杠杆，适度分红，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最合适。

（三）萧条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经济萧条阶段是企业经营最困难的阶段，在经济最寒冷的冬天，企业应当压缩投资，削减存货，减少临时性雇员，最大程度上降低财务杠杆，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萧条阶段融资战略的主要目的确保企业安全度过经济危机，此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企业从资本市场再融资基本不可能，银行贷款审批也越发严格，但经济衰退阶段资本市场避险情绪严重，资金偏爱债市，企业发行债券变得相对容易，信誉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发债补充资本。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萧条阶段企业应主要靠自身现金储备维持运营，但为了支撑持续低迷的股价，避免自己成为收购对象，保持适度的分红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经济萧条阶段，企业大力压减投资，尽可能降低资产负债率，适度分红，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较为合适。

（四）复苏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经济复苏阶段是企业最有利的投资时间窗口。经济危机后，资产的泡沫基本上都挤掉了，投资标的价格都比较低，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复苏阶段资本市场已经率先回暖，企业再融资被市场看成利好消息，增发也会取得很好的市盈率，股权融资成本降低；经济复苏阶段仍处于降息周期，实际利率持续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比较低，这个阶段企业应该最大限度进行内外部融资，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应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充分利用自身现金储备和经营现金流投资扩大再生产，而且此时资本市场已经复苏，股价持续上涨，企业也无需为了支撑股价保持适度的分红。

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减少分红用于投资，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扩张型财务战略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