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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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CQMM课题组的报告提出，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较显著。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剧，导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是长期努力的方向。

课题组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能在2011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2012年开始常态增长，欧元区在2011年能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那么，可以得出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2011年8月，美国债务评级的下调，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课题组认为，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将对中国进出口形成冲击，并最终导致净出口负增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在净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将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重视对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还需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使用。

未来CPI或维持在5.4%―4%

课题组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GDP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9％―8％的区间内。今明两年CPI可能还将维持在5.4%―4%的较高区间内，通胀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不应为勉强保持过高增速而不断刺激投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不能放松对通货膨胀的管理；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课题组提出，要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理性看待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篇2

三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基本的判断或者结论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万1千国际元，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当的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会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如今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等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创新对经济增长提升的潜力更是不可限量。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的增长就很清楚地显示出经济增长推动的潜力非常大。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一些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这六个省区GDP占到了中国近一半。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篇3

按可比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衡量，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速在今后五年左右很可能明显下个一个台阶。

最近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占全国GDP一半的几个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速、工业生产增速和投资增速，均已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企业效益开始下滑，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财政收入增速也开始放缓。这些新近的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的窗口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

国际经验表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将发生两方面重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台阶。第二，经济结构将相应发生转折性变化：工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峰值后开始降低，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也相应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降低，消费比重则呈现相反的变化；从城乡结构角度看，城市化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由此可见，增长阶段转换期间要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微观层次讲，一些产能要被淘汰，一些企业会关门或转产；从宏观层次讲，财政收入增速会放慢甚至绝对减少，而社会保障性支出需求却会增加；金融体系资产质量会降低；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劳动力将会结构性失业并需要转岗培训等，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这些挑战应对得好，则增长阶段转换能够争取到理想型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逐步递减到9%、8%等，最终平稳过渡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筑起新的“底”。这个过程中增长速度没有大起大落，局部的和系统性的风险都处于可控状态。

倘若挑战应对得不好，则增长阶段转换型态会非常不利，在“筑底”过程中，会过度下探，先达到比“新的阶段性常态”更低的“底部”之后，再缓慢回升到“新的阶段性常态”。比如，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在短期内快速地、大幅度地滑坡到6%或者5%；之后再缓慢地回升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这种不利的型态意味着经济增速大起大落；更严峻的是，一旦过度探底，则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和各类资产价值大幅度缩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状况急剧恶化，经济活动过度萎缩等被动局面。这种情况下，要使经济恢复到“新的阶段性常态”，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过程也更加艰巨。力避过度悲观的预期对增长阶段转换的不利影响

篇4

经济增长“新常态”，这一概念迅速在经济学者中引发热议。“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为什么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又将如何应对挑战？《中国经济周刊》就此采访了多位经济学者。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看来，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稳定，更有持续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则表示，经济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经济中高速增长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要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找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对话

嘉宾

“新常态”：经济增速的转轨换段

剧锦文：“新常态”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包括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济质量的提升两个内涵。早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高，但是经济基数较低，在此基础上增长，增速很快。而今，我国经济的基数和基本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要实现高增速相对困难。

此外，由于过去经济增长为数量型增长，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拉动的增长。而今，经济发展转变为以质量为基础的增长，需要通过技术进步等要素驱动。因此，当转型升级的阶段结束后，经济将有可能进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但发展的质量会更好，更有持续性。

牛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速的转轨换段。以国际经济危机为分水岭，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由原来持续30多年GDP平均增速9.8%，过渡到目前7%到8%的中高速的增长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

刘世锦：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要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找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以形容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当前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若干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

经济体量大，经济降速是客观规律

刘世锦：增长速度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不是很确定，总体上说影响占比不大；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而高投资很大程度上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

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由此可知，即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牛犁：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经济转轨换段的过程中，往往直接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下降幅度接近一半。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中高速阶段，有两个基础支持：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差距恰恰是发展的潜力。如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东部地区部分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可以转移到西部去。而日本、韩国等国则只能将产业转出去，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第二，尽管目前人口红利已经到达了峰值和拐点，然而我国的储蓄率仍然高达 48%以上。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因此，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贡献的潜力仍然很大。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相对高的发展速度，而非直接下落到中速增长。

陈文玲：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时，经济增速下行，我觉得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当一个经济体经过经济起飞、高速发展后都会产生回落，美、日、德等国均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体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观规律、世界规律，因此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第二，劳动力红利、制度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在高水平上。目前，经济发展的重心已转变为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修复、改善和建设生态环境。在此过程中，经济适度的降速和下行也是为配合结构调整，可说是我们主动为之。

第三，社会治理成本在不断加大。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补民生这一短板。包括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保体系以及正在建立的养老体系等。解决一系列的民生和社会问题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也会导致经济适度的下行。

第四，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外部不确定因素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尽管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经济回暖、日本经济脱离20年衰退期，但它们依靠的是高债务、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等一系列不考虑全球利益的经济政策。中国受外部影响很大，也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五方面推进改革，激发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剧锦文：首先，还是要强调释放改革红利，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制度改革应当是全方位的，其核心还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

第三，要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依靠内需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方式。

牛犁：从短期来看，应当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解决经济体制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总的来说还是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例如减少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结构性减税，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而长期来看，最核心的仍然是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即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世界上许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城市产生了新的二元结构，两极分化严重，富人聚集区和贫民窟并存，社会犯罪率升高等问题。未来中国要避免这些问题，改善各种突出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刘世锦：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