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和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马歇尔在英国学派、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和“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竞争能够达到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在宏观层次上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说(派）主要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真正能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相衔接的宏观经济学乃是理性预期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与新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但其理论内核则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义理论宏观体系的发展过程

1.货币学派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原则，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也并不主张完全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货币主义者强调“惟有货币要紧”(only money matters）,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货币也要紧”(money matters too),两句话不过一字之差而已。托宾就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张：“货币不要紧，货币政策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没有关系。”

虽然货币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两派都坚持“需求创造供给”，都属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的范畴，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更注重于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在逻辑和内容上仍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扩展。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失败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各阶层对现实经济不满的情绪（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税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早期从事于演艺的里根总统在1946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就等于白干。这使得他对高税率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总统的推动成为供应学派走红的关键。

供给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包括对富人在内的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同时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政府减税的同时必须减少政府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所以供应学派政策也被人称为具有“劫富济贫”性质。在货币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视货币质量，稳定币值，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手段，应减少国家对货币经济的过多干预。供给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虽有重合也有根本区别（否认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也不可能称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3.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试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缺陷：资源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了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误以为是他们生产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由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立刻调整理，结果导致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理性预期学派在坚持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基础上，解释了经济周期爆发的原因，并提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一脉相承，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宏观层次上很好的衔接起来，名副其实的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至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框架内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在逻辑结构上完美的结合起来。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2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

，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3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4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5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6

中图分类号：F015；F0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7-02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7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来，①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就备受争议。不仅因为对凯恩斯本人思想的解读不同，导致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之争，而且也因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对凯恩斯主义的激烈批评，并最终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并驾齐驱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更是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将新古典范式重新引入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使得宏观经济学也可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来讨论总量问题和宏观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当代宏观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虽然新凯恩斯主义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但其理论内核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太多关联，与凯恩斯本人更是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新凯恩斯主义与其说挂靠在凯恩斯名下，不如说是挂靠在新古典范式名下，其本质上不过是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变种而已。从长期看，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只不过在短期，新凯恩斯主义突出了市场非出清，从而为总需求管理政策找到了支撑点。就当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来说，两者的共性远大于分歧。DSGE模型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者的分歧，并且使两者找到了共同的微观模型基础，而这也恰恰是当代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反思DSGE模型的危害性，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试图再造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些新的努力尝试可能会造就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这种新范式一定不同于DSGE模型，甚至可以说DSGE模型只不过是新范式的一种特例。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本文将从DSGE模型的争议出发，通过引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宏观经济学的脱困之路。

一、DSGE模型的兴起及其局限

自从卢卡斯等人引入理性预期假设，①宏观经济学找到了与新古典范式连接的桥梁，从而踏上了新古典化的演进之路。理性预期学派看似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寻求新古典范式的内核构建。只不过传统的理性预期模型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完美，其核心的问题在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无法处理不确定性，而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关键假定。后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从不确定性入手的，凯恩斯把不确定性放在关键的位置，凯恩斯主义却把这关键的零部件给丢弃了。传统的理性预期学派同样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直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传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外生的随机冲击，首次构造了现代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②才使得凯恩斯的不确定性假设似乎有了被有效处理的可能。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理性预期学派推进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RBC理论），从而完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彻底新古典化。RBC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且保留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当事人理性预期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总是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均衡，实际经济对均衡的偏离主要受实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产率冲击，③因而经济波动主要源于技术冲击。RBC理论的思想和法玛等人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④如出一辙，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必然是有效的，所以价格的波动主要来自随机冲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RBC理论虽然在模型上看似华丽，但因其理论假定严重偏离现实经济环境而饱受批评，以至于后来的理论在保留理性经济人假定和当事人理性预期假定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和短期市场不出清假定，实现了对新古典范式的更新，这种更新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标签流行起来。同时，后来的理论也继承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校准方法，从而让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陷入到象牙塔之中。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核心都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流砥柱。⑤DSGE模型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模型简洁，能够把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归约为微观主体的最优化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和新古典范式一脉相承，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在长期的框架内坚持，而市场非出清则仅仅成为短期问题。但DSGE模型的优点也隐含着其致命的缺陷，最主要体现在这种模型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缺乏对宏观经济事实的解释力，更谈不上有效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做出与现实相符的有效理论预测；⑥布兰查德也强调，DSGE模型无法让人信服；⑦罗默更是尖锐地批评DSGE模型，认为这种模型是真正让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⑧

迄今批评DSGE模型的人认为，这类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严重脱离现实。这种批评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特别是按照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预测力。此外，对DSGE模型的批评还出现了另一类偏见，就是只针对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加以讨论，而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技术细节仅仅是实现理论逻辑的一个手段，并非理论的内核。可以说，迄今关于DSGE模型的讨论都忽略了更为关键的理论内核问题，这个内核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赖以生存的根基。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说，内核体现在微观基础上，有什么样的微观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DSGE模型正因为缺乏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才导致其理论模型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本质上都保留了新古典范式必备的理论假定，即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后者只不过是针对时间决策而言的。事实上，只要理性经济人假定得到满足，理性预期假定就会自动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当事人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必然可以理性预期未来所有时点的相关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在跨期决策当中，并不存在时期的局限，多期决策和无限期决策对决策者的理性要求是等价的。给定长时期决策，只要理性经济人拥有经济均衡所需的全部信息，就必然可以做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这一内核在DSGE模型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自动成为DSGE模型的理论内核。因此，DSGE模型的问题其实就是新古典范式的问题，批评DSGE模型应该针对新古典范式，而不是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从理论预测上看，相较于法玛等人发展的有效市场假说，DSGE模型有着类似的理论预测。给定当事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有效市场假说要求当事人能够获得决策所需的充分的信息集，决策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信息充分，决策理所当然是最优的。除非经济系统受到意外的冲击，即随机事件发生了（反映了凯恩斯的不确定性的思想），否则宏观经济总能实现有效均衡，对均衡的偏离不过是随机冲击的结果。通过引入随机冲击因素，DSGE模型实际上做了一个理论上的防御，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的构造并不依赖于传统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理性，这就意味着理性预期下的理性经济人有可能犯错误，这错误是来自随机事件的扰动。DSGE模型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批评者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攻击了。但这种理论上的防御并不成功，原因在于DSGE模型依旧假定了经济系统中代表性当事人的同质性，即便这种同质的当事人是理性预期的，并非完全理性的。同质性的假定把理性预期的当事人趋近为新古典理性经济人，从而并没有在理论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同质性当事人的假定之下，从个体到总量仅仅是一个简单加总，那么宏观问题也就是一个微观问题，这种看似把宏观和微观一体化的模型处理让宏观经济理论变得更为简洁，但同时也让宏观经济理论规避了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①

代表性当事人和随机冲击相结合的做法也显得很荒谬。在DSGE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虚构的外生冲击，比如技术冲击、价格冲击和偏好冲击等，问题在于，这些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当事人行为，因而可以看作是某种随机因素的结果。这样一来，经济波动也变成了外生的，当不存在这些外生冲击时，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这些外生冲击出现，经济才发生波动。而类似技术冲击本身是一种长期因素，既然如此，一旦发生了技术冲击，经济就不仅仅是波动了，而是会长期偏离原先的均衡。这并不符合随机性。而价格和偏好冲击等可以视为短期因素，这些短期因素显然和当事人的行为有关，应该内生于经济系统当中。同样的价格变化和偏好变化，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外生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说清楚。难怪罗默说，DSGE模型看似有微观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并不存在。②克里尼克也指出，DSGE模型目前不足以刻画真实的经济行为，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合理描述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③这种理论上的固有缺陷直接导致了DSGE模型无法有效描述和解释众多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①此外，为了有效处理参数识别和估计问题，DSGE模型引入了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同样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微观基础，才导致了这些方法天然地表现出主观性太强的特点，它们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直觉，和经济系统的特征事实毫无关系。这种主观性导致了DSGE模型的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得更直白点，采用DSGE模型可以按照研究者的需要来量身定做研究结论，这就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性质。②因此，DSGE模型的许多研究都值得高度怀疑。③

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试图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来弥补传统新古典范式的不足，但其理论假定依旧高度依赖理性经济人和理性预期假定，这就产生了这类模型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④不完全竞争市场意味着市场的有效性难以保证，甚至市场的均衡难以保证。而DSGE模型在当事人理性预期下并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看起来更像是强加给DSGE模型的一个外生假定，除了让模型看起来有现实基础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之所以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和这类模型没有科学的微观基础有关，这也导致痴迷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对模型方法的渴求远大于对经济现实的观察和理解。如同克里尼克的极为坦率地批评，DSGE模型使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家逐渐成为缺乏经济思想的人。⑤罗默甚至说，DSGE模型之所以毛病百出，还雄踞宏观经济理论的顶端，不过是因为卢卡斯、萨金特等宏观经济学家的利己心作祟。⑥按照罗默的说法，崇尚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是出于探求真理的动机，而仅仅是出于通过构建一个有门槛的理论来获取个人名利的动机，本质上说，DSGE模型成了这些经济学家寻租的工具。

当然，DSGE模型也有一些改变，比如引入市场摩擦、引入当事人异质性、引入当事人的适应性学习机制等等。而这些努力一部分看起来是在新古典范式内挣扎，另一部分则试图跳出新古典范式，通过引入新的范式来实现DSGE模型的蜕变。只不过这种蜕变后是否还是DSGE模型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努力摆脱新古典范式的束缚，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重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这一切都和行为经济学密切相关。

二、行为宏观经济学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DSGE模型的关键缺陷在于没有构建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但这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理论就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和DSGE模型相反，行为宏观经济学致力于重构微观基础，让微观基础有科学的依据，从而有可能引领宏观经济学走出DSGE模型的错误泥沼，走向正确的方向。行为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性，是因为它的出现一开始就是针对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在构建微观基础时，高度依赖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决策，在具体模型构建上表现为贴现效用函数的各种形式，但这种处理难以解释社会经济中的异象。⑦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假定，替代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预期假定，从而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这一新范式被阿克洛夫在诺奖致辞中首次用“行为宏观经济学”一词命名。①阿因斯理和哈斯拉姆、②弗雷德里克、罗文斯坦和奥多诺休③综述了时间偏好的研究成果。德里斯科尔和豪登对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系统综述。④迄今为止，行为宏观经济学分别从跨期选择模型再造、消费和储蓄理论更新以及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学总量问题的行为解释等多个方面出发，开始尝试重构宏观经济理论，并展示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雏形。

（一）跨期选择模型再造

行为宏观经济学首先从最基础的跨期选择模型入手，在证伪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跨期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目前已经有取代传统新古典范式的趋势。在这项全新的理论探索过程中，芝加哥大学的塞勒教授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塞勒采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个跨期选择实验，在这项实验中，被试针对某些特定金额的收入，估计不同期限后的等价金额。⑤比如，针对15美元的选项，要求被试估计1个月以后、1年以后以及10年以后的等价金额。这实际上是测试被试针对15美元收入在不同时期的主观价值。实验结果表明，在被试心理估价过程中，15美元1个月后相当于20美元；1年以后相当于50美元；10年以后相当于100美元。这意味着对被试而言，平均来说，1个月的贴现率是345%；1年的贴现率是120%；10年的贴现率是19%。显然，贴现率是非线性衰减的。

塞勒的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证伪了新古典范式关于偏好的时间一致性假定。按照新古典范式的跨期选择模型，贴现率在不同时期都是一模一样的，存在一个无限期的内在一致的贴现率。这种贴现率和理性预期及当事人同质的理论假定是一致的。对理性预期当事人来说，能够充分估计未来每一期限的时间价值，从而未来任意两个期限之间的相对价格都是一样的，特定时点不影响当事人的决策，影响决策的仅仅是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偏好。只要给定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时间偏好不受具体时间的影响，存在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但塞勒的实验结果恰恰证明，当事人存在不一致的时间偏好，即时间偏好是不稳定的，这就意味着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假定本身存在错误。

对塞勒而言，真实的被试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时间偏好：首先，当事人存在异质性，并且无法像新古典理性经济人那样做出时间一致的跨期评价，具体时间对当事人的时间偏好产生了影响。这说明理性预期假定得不到实验数据支持。当事人的这种偏好特征实际上体现了其认知上的框架效应，具体时间点构成了决策的框架，对当事人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正是当事人有限理性的体现。其次，当事人表现出了认知上的确定性偏见。在具体实验数据上体现为，时期越近，被试赋予的贴现率越高；时期越远，当事人赋予的贴现率越低。这种确定性偏见决定了当事人缺乏远见，存在短视，这同样完全违背了理性预期假定。最后，即便在同一时期，当事人针对不同的金额的主观评价也存在巨大差异，即存在“量值效应”。这种效应同样和框架效应有关，不同金额的标的构成了当事人的决策框架，显著影响到其决策，这说明人们计算能力通常都非常有限。

塞勒的开创性工作对新古典范式是一个沉重打击，并引发了众多后续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收益和损失对贴现率也有差异化影响：人们对收益赋予的贴现率相对更大；人们更偏好递增收益序列，厌恶递减的收益序列；每一期的消费和效用不独立，某一期的消费和效用和过去某期或过去多期的消费和效用相关，等等。①莱伯森基于塞勒等人的早期研究结果，构建了全新的行为跨期效用函数，以期替代传统的新古典贴现效用函数，②这个新函数被称为“准双曲”贴现函数。基于这一新函数，可以证明消费在不同时期的不独立性；消费者的确存在心理账户假说；李嘉图等价等经典宏观经济学命题都不成立。

（二）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

宏观经济学最初是从总需求开始分析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关于家庭消费和储蓄的理论。家庭消费无论是取决于家庭的当期收入，还是取决于家庭的持久收入或相对收入，抑或家庭根据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平滑，核心都在于家庭消费决策和收入总量有关，和收入来源无关。也就是说，传统的家庭消费和储蓄理论中，收入都是同质化处理的。但塞勒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传统理论的这种逻辑存在错误，也得不到相应的实验证据的支持。塞勒发现，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和其具体的收入来源有关，收入来源形成了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框架，这就意味着不同收入来源下，相应的收入水平会表现出各自的消费倾向，即消费倾向具有异质性，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假说。③

塞勒揭示了家庭日常消费和储蓄决策时的一个常识，即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所得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在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等多个账户上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来源结构。给定这一结构，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会根据流动性大小来依序花费，比如先花零钱，零钱不够了动用活期存款，依此类推。人们总是把长期资产作为一种储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实现平滑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实际上完成了两次账户构建：一是获取收入时，家庭会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配置相应的账户，比如偶得收入或意外收入通常更多地配置在现金账户上，而工资和奖金等常规收入则会更多地配置在长期资产上；二是家庭会根据不同账户类型主观设定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如现金通常被用于完全消费，而其他账户资金则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权衡，长期资产主要用于储蓄。这两个层面导致了家庭在不同收入来源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建立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消费倾向的异质性。由于家庭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高，远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低，家庭在消费和储蓄决策上就恰好展现出双曲偏好的形态。因此，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实际上是莱伯森的双曲偏好理论的微观基础。

以心理账户理论和双曲偏好理论为基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构建了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以此作为传统消费理论和储蓄理论的替代范式。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给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问题：假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异质性，那么简单地依据总量进行总需求管理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过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效果不好，很可能就是与其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解不恰当有关。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通过引入家庭的认知基础，给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建立了一个更科学的微观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可以探求参与人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的作用机制。尽管这些作用机制在凡勃伦和卡托纳等人的著作中早就有了初步的说明。特别重要的是，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能够揭示参与人的拖延、顺从、意志力、心理的内在紧张、诱惑、从众、炫耀等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特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就为未来构建总需求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三）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产生诸多宏观后果，①这是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发现。早期阿克洛夫和耶伦等人提出了一个效率工资模型，用以解释劳动供给行为。按照这个模型，企业为了激励工人，采取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导致产出增加；但效率工资会降低工资调整的灵活性，导致宏观层面劳动市场无法及时出清，从而带来失业。也就是说，通过效率工资模型可以初步解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之一。问题在于，为什么效率工资会导致短期失业和经济波动？这在机制上似乎还很模糊。后来阿克洛夫等人进一步引入企业和家庭的有限理性假定，他们把企业和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预期的，一类是近似理性的。理性预期的企业会准确预期到通胀率，并以此决定支付给工人均衡的工资水平；而近似理性的企业则只能预期到部分通胀率，从而导致这类企业的工资水平偏离均衡工资水平。由于总体经济中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两类工人的加权平均工资，所以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对均衡工资水平持续偏离的，市场不可能出清，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出非线性特征。②

按照附加有限理性的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宏观经济中，失业率和通胀之间不再存在单一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单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设计，目标就是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权衡。而一旦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单一关系，简单地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就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效，这看似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结论类似。实际上，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并非指宏观经济政策真的无效，而是强调简单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政策无效。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微观主体和宏观总量之间的复杂机制，而不仅仅是相机抉择的简单化的总量政策。同样，由于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带来复杂的宏观经济绩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强调的固定规则的宏观政策同样也会失效。例如，格拉海姆和斯诺维瑞在交错合同模型中引入双曲偏好，发现在交错合同与双曲偏好的相互作用下，货币政策具有长期实际效应。③类似的，福斯特等人分别假定了理性预期、准理性模型（自然预期）和直觉三种认知模式，发现三种预期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和绩效差异。④而罗森巴特-维希把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果发现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和社会性会显著影响长期增长路径，并且这种影响机制让短期和长期的简单两分法变得毫无意义。⑤

三、结论：宏观经济学的自我救赎

DSGE模型看似精致美好，但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假定的局限，导致这类模型并不具有有效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甚至可以说，这类模型已经成为相关宏观经济学自得其乐的工具，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宏观经济学无法摆脱新古典化的窘境。新古典化容易让一个理论获得简洁之美，同时也让一个理论丧失科学之魂。即便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假定，这一变革也并不足以矫正这类模型的错误。这是因为最核心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得到保留，而只要存在这两个假定，甚至不完全竞争理论本身是否在长期成立都是一个问题。按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逻辑，不完全竞争只能是短期现象，而不会是长期现象。事实上，即便在超长期，完全竞争市场也几乎没有存在过。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8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的一种经济现象，它的分工网络理论、整数理论和分工结构理论都对失业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并且还论证了景气循环与周期失业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与积极意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与探讨中国失业的新视角，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分工受阻、分工不足是产生我国现阶段失业的根本原因，产权保护制度不规范、司法制度不健全、各种行政垄断依然存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等制度因素直接阻碍了我国的分工演进，因此，改革阻碍分工演进的制度是目前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举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用分工解释失业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景气循环及失业现象与分工的关系，但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没有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所以不能解释这种关系。凯恩斯以来的许多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没有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微观基础，不像全部均衡模型结构严谨，而且使用的概念也五花八门，互相矛盾，所以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景气循环与失业等宏观经济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由于内生了分工水平，市场的网络规模,所以市场容量、总量需求自然就内生了，不再需要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所有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分析和解释。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9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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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 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 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参考文献

[1]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宏观经济学（第十七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　迈克尔.帕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1

目前通货膨胀目标制被众多国家货币当局选作货币政策框架,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将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货币当局事先向公众公布通货膨胀率目标,并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该目标。通胀目标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国际范围内金融自由化浪潮迫使各国逐渐发现传统货币政策无法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密不可分。那么,通胀目标制在漫长的经济学发展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在一次次争论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不得不通过研究不同学派的观点,特别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而寻找答案。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萌芽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键假设与核心主张

20世纪70年代初的 “滞胀”宣告凯恩斯主义方法失灵,依照凯恩斯的方法无法同时解决刺激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现代凯恩斯主义备受责难。70年代中期,关于“假如政府看得见的手不再实施错误的相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有能力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信仰复兴,当时的通胀为这种复兴提供了支持。有人警告凯恩斯主义过于野心勃勃:弗里德曼用“货币主义反革命”抵制凯恩斯主义者的行动主义;另一批人指出凯恩斯主义的致命缺陷―没有充分探究经济人行为内生构成的预期含义。

新古典学派将理论建立在三个基础上:第一,理性预期假设。这源于Muth的思想,他曾指出,“预期是未来事件信息全面的预见并且本质上与相关的经济理论预见一致”。不同于凯恩斯假设预期外生化,理性预期假设说明非理性预期构成的选择性假设存在系统性误差,这不能为新古典模型中理性计算的行为人所接受。理性预期假设第一次为宏观经济分析寻找到微观基础。第二,持续市场出清。这符合瓦尔拉传统,均衡模型意味着所有在市场经济中的人们已经进行了服从于他们面对的约束的目标最优化的选择,即:理性最优化均衡。第三,总供给假设。Lucas指出,当名义变量发生一个“意外”变化,古典两分法中止,预期的货币变化与未预期的货币变化有极不同的影响,所有基于理性预期模式的模型在短期的交替关系中将显示出货币非中性。

新古典学派由为宏观分析寻找微观基础开始,在对货币政策的讨论中达到高潮:首先是主张“政策无效”。当经济人将众所周知的货币规则作为形成预期的因素时,货币当局不能靠推行系统性货币规则影响产出和就业。另外,任何尝试依靠随机或非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影响产出和就业,仅会使其在自然率水平波动增多。第二,抑制通胀的实际成本。一国为降低通胀而蒙受产出损失总和被称为“牺牲率”。新古典主义指出假如政策可信,公布或预见到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在短期内也没有影响。公布被人们确信的货币紧缩会引发理性经济人直接下调通胀预期,货币当局原则上就可以减少通胀而不用承受产出和就业降低的痛苦,牺牲率为零。因此,货币当局完全可以宣布货币扩张率降低从而降低通货膨胀至其所偏好的比例。第三,动态时间不一致。新古典主义者用动态博弈的方法分析问题。每一个博弈者选择一个显示当在博弈过程中收到信息时他们将行使的策略。特定的博弈者选择的策略将依赖于对其余参与者可能采用策略预期将如何受自己的影响并且每一个参与者都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最大化。Kydland和Prescott研究了货币政策博弈如何在政府和私有经济人之间展开。当政府以其最优政策做出决策时,他将考虑追随者的反应,除非领导者对已公开的政策承诺,否则最优政策将出现动态不一致。经济人无疑清楚政府可以通过修改政策或者欺骗的手段来改进自己的结果,于是时间不一致性均衡将成为一种纳什均衡。

假如货币当局具有随机权力,自然会有欺骗动机,因此已经公布的、时间不一致性的政策将是不可信的。在通胀博弈中,追随者知道管理者的目标函数,他们将不会调整通胀预期以回应公布的政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该博弈将会重复,政策制定者被迫采取长远策略,现行策略将会影响政策制定者未来声誉。在这种约束下,政府面临从食言中获利与未来成本之间的权衡,自然削弱了欺骗动机。Barro和Gordon探索了用政策制定者的声誉替代规则的可能后指出,当一个政府会受到由食言带来的未来高通胀成本时,“决策者将为了长期名誉而放弃短期获利。”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背景下萌芽

新古典主义者第一次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人们开始关注“理性预期”,发现政策变化会影响预期,预期会影响行为人行为,经济学家和货币当局开始重新考虑货币政策的稳定作用以及“政策规则”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中再次衰败,对“理性预期”过于理性的批评越来越多。但不容忽视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让人们意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并为两个问题的研究提供起点:第一,如何通过机制安排解决由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第二,货币政策应按一定的规则进行还是应赋予决策者更多的相机抉择权?沿此方向,Sevensson推导出为消除内在于随机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的偏差而以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策略,通货膨胀目标的策略能构建一个“条件预期的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Parrado基于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胀目标制解决了导致较高平均通货膨胀率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并使通货膨胀预期锁定在一个较低水平,减小了对宏观经济冲击。追溯起来,最早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如新西兰)依靠着源于对新古典主义学说的深刻理解。

二、新凯恩斯主义:孕育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主张与特征

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以不同程度的失业和产业衰退换来低通胀,新古典主义受到人们怀疑,国家干预主义重回历史舞台。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坚持凯恩斯主义信条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并最终形成 “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者主要关心如何解释名义价格刚性源于最优化,他们虽不同意新古典有关经济不稳定的解释,却开始分享两项新古典主义方法论前提:第一,宏观经济学需要坚实的微观基础;第二,宏观经济学最好能够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

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微观角度入手,把不完全竞争和不对称信息作为起点,在行为最优化和理性预期基础上寻找各种模型使工资和价格刚性合理化,希望坚持“非市场出清”这个重要假设并以此判断:货币是非中性的,政策能够影响就业和产量,看不见的手会失灵。和正统凯恩斯方法一样,新凯恩斯主义者有相同的思路:受到干扰后的价格会缓慢的进行调整。早期,Fischer和Taylor的模型提出长期工资合同下的“名义惯性”,然而关于经济人更偏好于长期合同的假设没有合理的微观基础,招致很多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们开始修正这种假设,将注意力转移到实物市场。Mankiw提出,当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为产量不会由于价格提高而迅速变为零,所以利润随价格的改变而改变,但减价的后果包含已售商品单位收入的减少,价格变化具有边际递减效应,故即使价格变动很小也会产生较大的名义刚性,即“菜单成本”。新凯恩斯主义者为了巩固价格刚性,不仅从名义刚性还在实际刚性层面展开讨论,认为经济在名义不完全性与实际不完全性相互作用间运行。实际的价格刚性被认为来源于顾客市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根据价格判断质量等因素,而分析实际工资刚性的模型则包括了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和效率工资模型等。

(二)来自于新凯恩斯主义对通胀目标制的支持

Leslie曾精彩地写到 “新凯恩斯主义向新古典模型中倾倒了大量粗砂”,正是这样批判地接受,新凯恩斯主义得到广泛支持。

新凯恩斯主义强调价格黏性、货币非中性,纠正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将发挥作用,但也接受新古典主义者关于“动态不一致性”的批评,承认了需要对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这无疑为由深刻理解新古典主义思想而提出关于限制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学者提供了一份有力的支持。

20世纪最后10年里,经济学者逐渐达成具有“新凯恩斯主义味道”的共识,包括:第一,用跨期最优化考察宏观模型;第二,接受理性预期假说;第三,认识不完全竞争的重要作用;第四,价格调整具有高成本。这被Goodfriend和King称为“新古典主义综合”,这种综合奠定了目前宏观经济的主要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这种沿袭新凯恩斯和新古典主义血统的模型包括了一条关于货币政策的清晰线索:价格渐进调整,货币政策将会对实际变量产生持续效果,并且由于扭曲了经济表现,通货膨胀产生巨大的福利成本,保持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但动态不一致问题的存在,考虑政策的可信度显得尤为重要,而通胀目标将有助于解决在运用自由裁定需求管理政策时固有的通胀倾向。

三、小结

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论战持久而激烈:他们从不同视角论证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批评倾向于货币政策应该完全独立;有关通货膨胀的讨论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伴随着对通货膨胀代价以及低通胀对经济长期发展、资源有效分配必要性的认识,货币政策的目标逐渐清晰。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保持物价稳定,而对理性预期、动态不一致广泛认同和深刻理解渐渐回答了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理论的推演似乎将视野锁定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参考文献:

[1]Goodfriend and King, R.G. (1997), “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2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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