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篇1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国内经济增长篇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经济飞速增长，各国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也逐渐了解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增长为国防开支提供了来源，而一些国家国防开支的飞速增加也惹来争议，一方面，国防开支的增加对国内来说抵御侵略的能力增加了，安全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安全的威胁增加了，也可能导致他国国防开支也相应增加，而国防开支本身是没有生产效应的，可能会导致一场恶性循环。基于这些，对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的方法各异，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二、理论回顾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benoit在研究44个欠发达国家1950-1965年的经济数据样本时发现，“国防负担重的国家通常具有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而那些国防负担最轻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却往往是最低的”。从此以后国外学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在实证层面主要通过三种模型：凯恩斯模型，两部门模型和公共产品模型。防务经济学家faini，annez&taylor（1984）运用凯恩斯模型和基本的结构主义原理分别研究了军费开支对于投资、进口、工业生产和税收的影响，得出国防对农业所产生的负效应会妨碍经济的发展；stewart（1991）用凯恩斯的需求效应理论研究了军费开支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正。Biswas&ram（1986）首次采用两部门模型，用20世纪60-70年间58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发现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Deger（1986）在公共产品投资的基础上，使用非线性关系，提出了若干经验分析方法；landau（1993）以1969-1989年人口在200万以上的非社会主义的71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军费开支将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国防费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对国防费用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进步，形成了以陈明志为代表的国防费用相关论、以姜鲁鸣为代表的国防费制约因素论、以库桂生为代表的国防调控论等。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国外的三种经典理论模型，再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同时也有一些创新。陈波（2005）在凯恩斯模型结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利用一个包含经济增长、储蓄、贸易平衡与国防负担在内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李双杰、陈渤（2002）利用私人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和国防部门的三部门的费德尔-拉姆模型，对中国1980-2000年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适度增加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刘涛雄、胡鞍钢（2005）采用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将中国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效应两部分，利用中国1960-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为正，外部性为负。

也有不用理论模型只从计量的实证角度研究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陈波（2006）通过对国国防开支与GDP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国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做了研究，认为在1954-200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长期的均衡关系，1980-2000年样本区间内则存在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在这一区间内，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魏华等（2007）以我国1952-2004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国防支出和GDP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本文拟采用尚发光（2009）采用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为：y=α+β0x0t+β1x1t+β2x2t+μt，其中y为实际产出增长率，x0t为t时期的税率，用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x1t为t国防支出份额，即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x2t为非国防支出份额。由于x1t+x2t=1，从而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改进后的模型为：y=α+β0x0t+（β1-β2）x1t+μt。

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收集到的数据主要包括从1952年到20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防开支、税收。经计算可得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防开支与财政支出的比率、产出的实际增长率等。

四、实证检验

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检验结果为：y=3.56-0.35x0+10.13x1

0.83 2.17 2.13

可知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F统计量也很大，表示模型显著。根据检验结果，我们可知税率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国防开支的增加则会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陈波.国防经济学前言专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国内经济增长篇3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国内经济增长篇4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国内经济增长篇5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国内经济增长篇6

可以说，只要13亿人口的消费水平达到香港当前消费水平一半，或只要当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国内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的GDP至少要翻一倍以上。可见，中国居民消费潜力究竟有多大。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为何会出现国内民众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或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这里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安排的原因。而后者更为重要。比如教育制度、户口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都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不进行这些制度重大改革，要真正实现让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是不容易的。因此，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的增长点，并与民生结合起来，这是正确的经济战略选择。不过，作为经济战略是一种长期行为，扩大内需只能是一种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战略。

那么推动2012年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从表面看，现在的货币政策及房地产政策不会过多放松，但这些政策细微的调整是一种趋势。特别是早几年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畸形现象将在这种细微的调整中回归常态。比如存款准备金率，早几年的货币政策价格机制不动用，老是在数量工具打转，从而导致国内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因此，2012年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会比较频繁。更何况，市场上认为2011年十分紧缩的银行信贷增长仍然与2010年相差不多，因此，在此基础上2012年的银行信贷增长会远远高于2011年，市场的流动性会比较多。

国内经济增长篇7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派一致认为，货币量对经济发展无实质性的影响，但与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诸如证券业的建立和银行业的发展等，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出，但增进产出的方法，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Schumpeter将金融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他在《经济发展原理》中写到，金融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向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家融通资金，并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其主要论点成为了经济学家McKinnon的金融发展理论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Gurley发展了Schumpeter的理论，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发了后来大批的学者关于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假说。上述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主要观点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归咎于金融抑制，主张在国家或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计量模型，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 直接加入模型中，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缺陷置于理论模型之中， 使模型与实际情况贴近，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Andrew Weiss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信贷配给观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了信贷资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在弥补货币市场的某些不足，并和货币市场一同成为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Thorsten Beck利用虚变量将市场环境、会计方法等外生变量纳入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决策建议上，文中认为有效的市场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要求。

自9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西方经济学家还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ine系统地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使用了4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并运用了全球57个国家26年的相关数据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检验。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GDP的关系，回归结果显著即金融发展是实际GDP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之类的影响因子，使假设的模型更加贴近与现实经济行为，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论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状况。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卫国（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规模、市场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得出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708。结果说明了金融业的发展存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曹云川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近28年来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具有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并不能促进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结论

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历程和成果，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较充分地介绍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出：

1.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成熟，而国内的文献主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方法对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关系开展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至于经济增长如何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

2.实证分析论证不足，尽管有详实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工具，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现有实证研究在相关指标设定、数据的选取、变量设置和计算方法等方法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各种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3.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这本身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现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但仍然显得单薄，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国内经济增长篇8

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投资也出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雄风不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消费来提供了。中国经济刚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却又走进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如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中，“中国的紧缩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应以解决紧缩问题为主。”应该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确实也将扩大内需，防止紧缩作为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1997年起，国家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其定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

本次寒假，我将扩大内需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撰写成文，对扩大内需政策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姑且当作总结。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观点、分析过程必将显得稚嫩，还望各位老师能够加以批评指导。

首先，我们先明确何谓内需，何谓扩大内需。“内需”， 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内需求。“需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就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在某种经济条件下，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任何厂商进行生产都必须根据预期人们的需求来定。因而需求可以对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旦需求萎缩必然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发展。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产出显得相对过剩，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这又会使居民产生物价还会降低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必然使消费水平继续下滑，需求不足。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必然陷入困境。很不幸，在1997年以后，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4.8下降到了1999年的97.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7.1下降到了1999年的98.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更是从1995年的119.9下降到了1999年的87.8。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2000年后的统计数据，但从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可以得知，物价指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季度出现上扬。所以中国存在紧缩现象从数字上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跳出这一循环，扩大内需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论述扩大内需政策之前，我有必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人数N所获之收益，D与N的关系即为D=f(N)，这就是总需求函数。当D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时，其值就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则贯穿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始终，是其理论核心。我国经济就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扩大内需之“需求”不单指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应包括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支出需求等。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扩大内需政策。

一，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必须扩大内需。

在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写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内需不足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国的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就业压力加大，都与内需不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根据菲利蒲斯曲线，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反方向的关系。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牺牲一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的存在对就业来说是有利的，而紧缩的存在则会使就业率偏低。目前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

二，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依靠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国内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然而这么大的市场却因居民消费水平低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银行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据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储蓄水平有八万亿之巨。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但总体上的储蓄却不降反升。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3月末，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长幅度比上年升了0.5个百分点。1—3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5051亿元，同比增加900亿元。大批的收入用于储蓄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偏好于储蓄？难道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品质？当然不是。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偏好储蓄，居民存款余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的储蓄结构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的八万亿储蓄中农民存款只占小部分（1998年这一比例大约为22%）另外金融部门的统计，1998年的城镇居民储蓄中约有1.8万亿分散在80%的储户手上。这种储蓄结构很明显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从经济理论上讲，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越高，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储蓄率将提高，这就导致消费率的降低，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投资需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的不足。总而言之，导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在这方面我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8.7万亿元，占总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因此要实现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支出较高，信心不足。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改革的振痛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原来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由于预期支出增加，即期消费必然减少。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居民储蓄用途中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何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的问题，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也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 实施扩大内需，政府的政策选择。

要扩大内需，政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加以实现。从经济理论上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无非是用两种方法。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就实施紧缩性政策，即财政上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治理通货紧缩就刚好相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量。

我国面临的是紧缩问题，因而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和减税。由于我国的国情减税效果不会明显，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增支。货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我国目前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已从1998年延续至今。据国研网的《2003年货币政策展望》中透露，2003年我国仍将实施这一政策，但从货币供给目标看，2003年货币供给计划增速略高于2002年。因而稳中趋松将是2003年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

四， 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针及其效果的评析。

（1）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23亿元，比1997年增加了339.81亿元。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743.59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821.36亿元。赤字增加的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从1998年到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从而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国家财政主要开支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1997年为1019.50，1998年上升为1387.74，1999年为2116.57，增幅也是相当大的。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还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然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赤字增加不利于财政的稳定，发行国债也免不了出现风险。虽然中国政府的赤字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内，但再发展下去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肯定会出现挤出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升高或是引起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的投资减少，这就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或全部地被抵消。所以，过分依赖政府增加开支是不行的。虽然说目前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我坚信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

（2） 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于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这就是国家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降低利率是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最近几次降息，我认为其效果是不明显的。原因就在于收入及储蓄结构的问题。这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且降低贷款利率是否 就能增加企业的投资，也值得商榷。在当今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的坏帐率居高不下，能否找到既有信用又有良好偿债能力的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然而这样的企业又会有多少。由于体制不健全，出现了很多行政命令式的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一些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导致坏帐。而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却因贷款无门而面临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即便降低利率又能增加多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改变。

（3）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

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国家制定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节假日。目前我国一年有三个黄金周，分别为“十·一”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日经济从起步开始走向繁荣。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10月8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10月8日前的7个黄金周期间，累计出游人数高达4.6亿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31亿元，相当于2001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7%。很明显，延长节假日确实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并且带动了第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是利国利民。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在于国家的加薪政策似乎太偏向事业单位，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政府承诺在十五期间平均每年为公务员加薪5%，在2001年3月，10月两次分别就基本工资加薪19.8%和15.9%后，2002年7月再次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这又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按经济学原理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富人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公务员整体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工人。我认为靠给公务员加薪来增加消费不如给农民减负增收，不如给城镇下岗工人增收。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4） 高校扩招，启动教育经济。

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同时相应提高学费。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说到子女的教育开支是居民进行储蓄的一大原因。为了子女的教育，很多家长是花再多钱也愿意的，根据这一情况，扩招、加收学费不失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好办法，而且还能使学校获利，学生受益，并且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但是，过高的学费，住宿费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教育支出膨胀，半数家庭难受”。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700余位居民进行调查，有54.3%的居民认为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结果表明半数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膨胀难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是在三个发达城市进行的，可想而知贫困地区的家庭将更难承受如此之高的教育开支。我就在我们的南京财经大学碰到过刚上一年级的贫困生。报到时欠交学费，家长表示每月所能提供的生活费不足百元。虽说学校有奖学金，助学贷款，可是如此低的助学金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在一些报导中，有些所谓专家和学者又在高呼提高学费，促进经济增长。真不知道在看到那位新生哭红的双眼时会作何感想。

五， 扩大内需应做好配套改革。

扩大内需难，难就难在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所以要扩大内需必须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开支。

另外还应加强和整顿市场秩序。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条件下，要人们增加消费，增加投资那是绝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诚信缺乏，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了，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些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总而言之，配套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其重要性不容小视。

国内经济增长篇9

中国内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自今年第一季度的11.1%减慢至第二季度的10.3%,主要因为期间投资增长放缓。这是2009年第二季度内地政府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协助经济重拾增长势头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首次减慢。

撇除价格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从第一季度的24.0%减慢至第二季度的20.8%。但消费品零售销售,在收入稳定增长下保持理想,继第一季度实际上升15.4%后,第二季度实际增加15.2%。

虽然投资增长减慢,但本地需求依然是推动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第二季内地出口急升40.9%,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同期同样强劲的进口增长(43.7%)抵销了不少。

通胀压力稍降

经济增长减慢之际,通胀亦转趋温和。消费物价继5月份上升3.1%后,6月份升幅稍降至2.9%,今年上半年上升2.6%,情况与去年全年收缩0.7%迥异。随着广义货币供应(M2)的增长在6月份进一步回落至18.5%,第二季度人民币贷款,在政府收紧房地产相关信贷后,只增加2万亿元,政府的收紧政策已见成效。

内地楼市亦出现降温迹象。虽然整体住房价格6月份仍然以双位数字上升,但增长有见顶迹象。70个主要城市的住房价格6月份升11.4%,略低于5月份的12.4%增长。按月比较,6月份住房价格实际下跌,是2009年2月以来首次,跌幅0.1%。

近几个月出售的楼面面积增长回落,亦是楼市降温的另一指标。70个主要城市的已售楼面面积,继5月份减少6.0%后,6月份亦下跌5.9%,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暗示未来楼价的上升压力应会逐步减少。

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内地政府自2009年底起实施紧缩政策的结果。面对可能出现的楼市泡沫,内地政府在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收紧房地产相关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亦自今年1月以来,三度上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调整幅度共1.5个百分点,以吸收银行体系的过剩资金。

下半年经济增长料会放缓

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内地经济正重返较为稳定的增长轨道。货币供应及银行信贷增长,均已逐步接近政府设定的目标。今年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长,预计会进一步减慢。

方面,虽然美国及欧洲经济出现双底衰退的机会不大,但复苏仍然不稳及疲弱。这意味中国内地出口增长将会减慢。世界银行6月时所作的预测显示,今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仅有0.7%。

欧元区增长前景欠佳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均身负巨额的财政赤字。部分国家如爱尔兰及希腊,2009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均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远高于欧盟所设定的3%上限。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均计划未来数年削减政府开支或加税以重振财政纪律,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将会更差。

前景

整体而言,今年内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将自上半年的11.1%降至下半年的8%,年度整体增长为9.5%。这增长速度无论绝对还是相对而言,均属理想。事实上,1999至2009年间,内地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每年亦只不过9.7%。由于预期投资及消费增长放缓,2011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进一步减慢至9%左右。

美联储最近调低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显示,即使是未来6个月,美国经济增长多少亦很难确定。美联储7月14日发表的6月份政策会议记录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美联储已将美国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4月份时公布的3.2%-3.7%,调低至3%-3.5%。

内地方面,未来数季度投资增长预期会进一步放缓,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收紧政策之下,楼市的投资预计将开始走弱。不过,私人消费预期会维持快速增长,因为过往数季,居民收入均有稳定增长。

外需不稳加上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回稳,意味着内地政府在未来数月将不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利率直至明年之前应会维持不变。但由于6月份住房价格仍然以双位数字上升,故预料内地政府不会在短期内放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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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长篇10

1997年，东南亚发生危机，中国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投资也出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雄风不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消费来提供了。中国经济刚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却又走进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如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中，“中国的紧缩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应以解决紧缩问题为主。”应该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确实也将扩大内需，防止紧缩作为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1997年起，国家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其定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

本次寒假，我将扩大内需政策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撰写成文，对扩大内需政策作一些浅显的，姑且当作。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观点、分析过程必将显得稚嫩，还望各位老师能够加以批评指导。

首先，我们先明确何谓内需，何谓扩大内需。“内需”， 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内需求。“需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在某种经济条件下，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任何厂商进行生产都必须根据预期人们的需求来定。因而需求可以对生产产生重大的，一旦需求萎缩必然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发展。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产出显得相对过剩，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这又会使居民产生物价还会降低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必然使消费水平继续下滑，需求不足。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必然陷入困境。很不幸，在1997年以后，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4.8下降到了1999年的97.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7.1下降到了1999年的98.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更是从1995年的119.9下降到了1999年的87.8。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2000年后的统计数据，但从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可以得知，物价指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季度出现上扬。所以中国存在紧缩现象从数字上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跳出这一循环，扩大内需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论述扩大内需政策之前，我有必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人数N所获之收益，D与N的关系即为D=f(N)，这就是总需求函数。当D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时，其值就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则贯穿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始终，是其理论核心。我国经济就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扩大内需之“需求”不单指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应包括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支出需求等。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扩大内需政策。

一， 中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扩大内需。

在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写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内需不足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国的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就业压力加大，都与内需不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根据菲利蒲斯曲线，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反方向的关系。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牺牲一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的存在对就业来说是有利的，而紧缩的存在则会使就业率偏低。目前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

二，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依靠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国内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然而这么大的市场却因居民消费水平低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银行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据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储蓄水平有八万亿之巨。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但总体上的储蓄却不降反升。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3月末，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长幅度比上年升了0.5个百分点。1—3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5051亿元，同比增加900亿元。大批的收入用于储蓄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偏好于储蓄？难道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品质？当然不是。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偏好储蓄，居民存款余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的储蓄结构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的八万亿储蓄中农民存款只占小部分（1998年这一比例大约为22%）另外金融部门的统计，1998年的城镇居民储蓄中约有1.8万亿分散在80%的储户手上。这种储蓄结构很明显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从经济理论上讲，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越高，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储蓄率将提高，这就导致消费率的降低，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投资需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的不足。总而言之，导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在这方面我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8.7万亿元，占总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因此要实现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支出较高，信心不足。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改革的振痛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原来由政府和国有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由于预期支出增加，即期消费必然减少。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居民储蓄用途中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何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的问题，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也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面临的一大难题。三， 实施扩大内需，政府的政策选择。

要扩大内需，政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实现。从经济上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无非是用两种。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就实施紧缩性政策，即财政上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治理通货紧缩就刚好相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量。

我国面临的是紧缩，因而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和减税。由于我国的国情减税效果不会明显，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增支。货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已从1998年延续至今。据国研网发布的《2003年货币政策展望》中透露，2003年我国仍将实施这一政策，但从货币供给目标看，2003年货币供给计划增速略高于2002年。因而稳中趋松将是2003年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

四， 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针及其效果的评析。

（1）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23亿元，比1997年增加了339.81亿元。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743.59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821.36亿元。赤字增加的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从1998年到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从而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国家财政主要开支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1997年为1019.50，1998年上升为1387.74，1999年为2116.57，增幅也是相当大的。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经济，起到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还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然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赤字增加不利于财政的稳定，发行国债也免不了出现风险。虽然政府的赤字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内，但再发展下去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肯定会出现挤出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升高或是引起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的投资减少，这就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或全部地被抵消。所以，过分依赖政府增加开支是不行的。虽然说目前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我坚信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

（2） 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于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这就是国家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降低利率是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最近几次降息，我认为其效果是不明显的。原因就在于收入及储蓄结构的问题。这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且降低贷款利率是否 就能增加的投资，也值得商榷。在当今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的坏帐率居高不下，能否找到既有信用又有良好偿债能力的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然而这样的企业又会有多少。由于体制不健全，出现了很多行政命令式的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一些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导致坏帐。而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却因贷款无门而面临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即便降低利率又能增加多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改变。

（3）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

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国家制定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节假日。目前我国一年有三个黄金周，分别为“十·一”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日经济从起步开始走向繁荣。据国家局2002年10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10月8日前的7个黄金周期间，累计出游人数高达4.6亿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31亿元，相当于2001年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7%。很明显，延长节假日确实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并且带动了第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是利国利民。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在于国家的加薪政策似乎太偏向事业单位，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政府承诺在十五期间平均每年为公务员加薪5%，在2001年3月，10月两次分别就基本工资加薪19.8%和15.9%后，2002年7月再次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这又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按经济学原理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富人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公务员整体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工人。我认为靠给公务员加薪来增加消费不如给农民减负增收，不如给城镇下岗工人增收。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4） 高校扩招，启动经济。

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同时相应提高学费。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说到子女的教育开支是居民进行储蓄的一大原因。为了子女的教育，很多家长是花再多钱也愿意的，根据这一情况，扩招、加收学费不失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好办法，而且还能使学校获利，学生受益，并且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但是，过高的学费，住宿费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教育支出膨胀，半数家庭难受”。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700余位居民进行调查，有54.3%的居民认为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结果表明半数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膨胀难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是在三个发达城市进行的，可想而知贫困地区的家庭将更难承受如此之高的教育开支。我就在我们的南京财经大学碰到过刚上一年级的贫困生。报到时欠交学费，家长表示每月所能提供的生活费不足百元。虽说学校有奖学金，助学贷款，可是如此低的助学金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在一些报导中，有些所谓专家和学者又在高呼提高学费，促进经济增长。真不知道在看到那位新生哭红的双眼时会作何感想。

五， 扩大内需应做好配套改革。

扩大内需难，难就难在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所以要扩大内需必须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开支。

另外还应加强和整顿市场秩序。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条件下，要人们增加消费，增加投资那是绝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诚信缺乏，严重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了，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总而言之，配套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其重要性不容小视。

国内经济增长篇11

强劲的内部需求为内地首季经济增长提供不少动力。固定资产投资继首2个月攀升26.5%后,于3月进一步上升30.3%,原因是政府的刺激经济方案开始彰显成效。消费品零售销量亦持续理想,3月份及首季实际增长分别达16.4%及15.9%。

按贡献率计算,首季6.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消费占4.3%,投资占2%,而净出口则为-0.2%。政府官员指出,投资仅贡献2.0%,主要是由于期内的存货下降所致。

展望未来,环境仍未有任何复苏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4月22日发表的最新经济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衰退将更加严峻,复苏步伐将慢于过往预测。该组织估计200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收缩1.3%,远差于今年1月份时预测的0.5%增长;至于2010年的增长,亦从原先估计的3%下调至1.9%。

然而,对中国内地而言,内部需求稳定应有助于巩固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上,首季强劲的货币供应及信贷增长,以及将于未来数月陆续落实的众多政府项目,均预示第2季内地经济增长重上7%的可能性颇高。

广义货币供应(M2)继2008年第4季上升17.8%后,于首季跳升25.5%,远高于政府本年度17%的增长目标。同期,由于银行受政府鼓励大力扩大信贷,人民币贷款余额上升29.8%,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人民币存款余额继2008年第4季增长19.7%后,今年首季再急升25.7%;不过,由于全国各地的收入增长强劲,预计私人消费开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今年首季,城镇地区的实际人均收入,继2008年第4季增长11.3%后再上升11.2%,而农村地区的实际人均收入,亦继前一季增长2.5%后录得8.6%的升幅。

实际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企

唯一值得关注的是,非食品消费价格继首2个月下跌1.0%后,于3月进一步收缩1.3%,意味通缩的阴霾至少仍会维持一段时间。整体消费物价继2月收缩1.6%后,于3月再下跌1.2%,总计首季下跌0.6%。通缩的一个后果,是实际借贷成本上升。

国内经济增长篇12

金融部门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作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系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W.Bagehot（1873）和J.Hicks（1969）指出，资本市场在为“巨型工程”动员资金从而引发英国工业革命上发挥了关键作用。J.Schumpeter（1912）主张，银行通过识别出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的企业家并向他们提供资金，促进了技术创新。R.Merton（2004）指出，“金融系统提供了将创新转化为实施的手段。要是没有金融系统，技术进步将不会对经济发展和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对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持怀疑的态度。Robinson（1952）宣称，“企业走到哪里，金融跟到哪里”。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常常通过忽视金融系统而表达其怀疑态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歇过。辩论的结果使得这一领域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与经验文献。尽管这些先导性工作改变了理论思维的方向，但因果性问在此后的理论争论中依然悬而未决。

本文回顾有关国内金融自由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大量文献，它们包括金融与增长的先驱性文献、McKinnon-Shaw学派的基本观点及其推广、McKinnon-Shaw学派所遭受的批评。

2、金融与增长的理论先驱

在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上，金融抑制观点多年以来统治了理论界。在1960年代以前，理论界压倒性地支持金融发展追随经济增长的假说。Gerschenkron（1962）将银行部门的作用置于被他称之为“经济退步”的背景之下。根据其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银行部门的作用。Patrick（1966）甚至比Gerschenkron更具体地聚焦于金融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识别出“需求追随”和“供给拉动”等两种模式，并将两种模式分别赋予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Patrick的观点，供给引导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居支配地位，并且随后逐渐转化为需求追随模式。Patrick通过这个框架提供了一个经验上可验证的清晰的假说。

Cameron et al.（1967）指出，金融系统可能既诱导增长，也追随增长。但是，他强调金融系统的服务质量及其提供效率的关键作用。Cameron等人主张，大部分技术创新是通过建立能获得银行融资的企业而引进的。然而，Cameron等人的研究的优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论判断，他们还提供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Cameron等人的分析中，有两组国家显现出来：在苏格兰、比利时、俄国、和日本，金融系统积极地促进工业化；在德国（1870年以前）和法国，金融发展受阻于错误的政策，而在英格兰，不恰当的政策未能阻止迅速的金融发展和创新。Cameron et al.（1972）提供了更多的国别案例研究，它们包括未能在1914年以前实现显著工业化的国家（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工业化不彻底或滞后的国家（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和日本）。第二组案例研究在表明，不当的金融部门政策阻碍了工业化进程，而且金融并不能补偿其他部门的瓶颈。

Goldsmith（1969）断言，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们同时提高了投资效率和数量，尽管他指派给投资数量的作用相对较小。Goldsmith最先提供了显著的证据，显示金融与增长之间在一系列国家存在相关关系。通过构造一个定义为金融资产价值与GNP之比的金融发展指标（称之为FIR或金融相关比率），Goldsmith 为该领域后来的经验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对于由35个国家构成的一个样本，他发现了金融发展变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大致的相关关系。

Gerschenkron、Patrick、Cameron以及Goldsmith等人的研究引发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学术辩论，该辩论同时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理论框架尚属相对简单，关于金融和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还依然粗糙。然而，他们导致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们大量涌现。

3、McKinnon-Shaw学派

在详细地描述McKinnon-Shaw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经验证据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地概括金融压制政策的主要特征并解释为何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该项政策。

3.1、金融压制的特征与原因

金融压制是McKinnon-Shaw学派的主要焦点。他们宣称，这个政策减少了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数量，因而有害于长期经济增长。金融压制政策以Keynes（1936）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为基础。Keynes认为，充分就业均衡的实际利率水平往往低于由流动性偏好决定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为了避免收入的下降，政府必须让利率降下来。在Tobin（1965）模型中，存在小型的家庭生产者，他们将自己的财富在货币和生产性资本之间进行配置；金融压制减少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并使经济增长加速。

不过，Fry（1995）声称，金融压制是一种严重而无意识的金融约束；金融约束对于征税能力低下的政府来说是一种次优政策。法定储备要求或利率上限帮助政府当局低成本或无成本地将储蓄转移到公共部门。在这个方面，银行和信贷部门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从私人股票和债券市场攫取铸币税的难度要更大。

3.2、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

1973年，R.McKinnon和E.Shaw向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压制论学派发动了抨击，主张实行利率自由化并取消其它金融压制政策。他们的基本模型由金融中介、储蓄者和投资者构成。该模型是一个内源货币模型，因为发放给私人部门的贷款由私人部门的内部债务所支撑。名义利率是固定的，实际利率被保持在均衡水平之下。储蓄是实际利率的正函数，投资是实际利率的负函数。当实际利率因为通货膨胀加速或者固定的名义利率下降而降低时，储蓄趋于减少。在存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形下，必然会发生非价格的资金配给。信贷分配取决于交易费用、感觉到的违约风险、抵押品的质量、政治影响力、借款人声望、贷款规模以及给予贷款官员的隐蔽利益等诸如此类的标准，而不是投资的预期生产率。投资的平均效率下降了。此外，当贷款利率上限设置在足够低的水平上，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了。于是，逆向选择发生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受到负面影响，信贷配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所以，McKinnon和Shaw提出的政策处方是取消对名义利率的制度约束并降低通货膨胀率。

McKinnon-Shaw辩论的结果是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以特定的方式推广了初始框架。Kapur（1976）、Galbis（1977）、Mathieson（1980）以及Fry（1980）发展了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在模型中，各国政府通过将存款（而非贷款）利率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而实行金融压制。货币需求依赖于固定的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用真实单位衡量的银行负债从而收缩了，这就减少了用于投资的信贷供给。

Kapur和Mathieson引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压制：即使利率没有上限，法定准备要求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法定准备的下降会提高银行系统借贷活动的余地。Kapur、Mathieson和Fry还建立了动态模型，这些模型能够说明利率自由化作为稳定政策的手段所具有的效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金融压制状态出发，利率自由化具有双重优点：除了对长期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之外，还弱化了货币稳定项目的紧缩效应。

在所有McKinnon-Shaw类型的模型中，使得增长率最大化的存款利率是来自自由市场均衡的利率。这类模型的支持者建议取消利率上限，放弃选择性的或指导性的信贷项目，降低法定准备要求，保证金融部门的竞争条件。

4、对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批评

Mckinnon-Shaw学派在受到广泛关注和传播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或者是针对其效果不良的政策主张，或者是针对其缺乏微观基础的理论结构。

4.1、新结构主义者的观点

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效果好坏参半，引发了新结构主义学派。该学派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批评金融去管制化。在Taylor（1983）和van Wijnbergen（1982，1983 a，b）提出的模型里，首先，受管制的或无组织的货币市场在决定金融自由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实际存款利率上升导致资产由无组织的货币市场流向正规的信贷市场，而法定准备金的存在则引起金融中介活动的下降。其次，实际利率提高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有可能导致实际信贷量和有效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新结构主义模型建立在无组织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假设基础上，尽管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这些模型的另一个成问题的特征是，它们考虑的是信贷和投资总量，而不是投资效率，后者可以通过信贷成本的提高而得以增进。

4.2、信息和市场的不完善性

另一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上。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信贷市场非均衡的原因除了政府干预之外可能还有其它因素。信贷价格可能影响交易的本质，从而可能不能使市场出清。高的或市场出清的利率可能会吸引劣质的借款者，或引致借款人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其结果是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就更大。这会导致银行选择不将利率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结果是可能发生信贷配给，而且仅仅配置那些大规模的贷款。造成这些不利结果的原因是自由信贷市场的微观经济缺陷。

Mankiw（1986）在逆向选择背景下讨论了金融崩溃问题。在他的模型里，利率的微小变化可能会改变整个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性。如果贷款申请人群体的风险高到不能向银行支付其必要的收益率的水平，则可能会引起信贷市场的崩溃。与此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并不仅仅是让经济沿着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移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可能引起金融危机。

Shleifer和Vishny（1986）以及Stiglitz（1985）研究了委托人―人问题。他们认为，在一家公司拥有许多小股东的情况下，对于任何小股东来说，去监督管理层都是划不来的事情。这种搭便车问题源于个别股东为了获取信息而做的昂贵的努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然而，有关市场失灵的另一分支的文献讨论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是因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金融中介机构只有在花费监督成本之后才能核实投资的成功与失败。信息不对称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资本的错误配置和监督成本。

道德风险是一个人们经常讨论、与存款保险安排相关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原本是被用来纠正银行业务活动对其客户所产生的外部性的，可是，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它可能鼓励银行经理承担风险。例如，Gennotte和Pyle（1991）指出，在有存款保险时，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导致资产风险的上升。通过监管当局监督和控制资产风险的安排必然会抵消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Bagehot，W.（1873），Lombard Street，Homewood，IL：Richard D.Irwin.

[2]Gerschenkron，A.（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4]Hicks，J.（1969），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

[5]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Keynes，John Maynard（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

[7]McKinnon，R.I.（1973），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DC：Brookings Institution.

[8]Merton，Robert，C.（2004），“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Foreword in Harvard China Review Vo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