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篇1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17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也日渐茁壮，旅游业已被许多国家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我国旅游业的格局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古镇多以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源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同时古镇蕴藏的商机也造成传统元素流失，“现代古镇”出现。目前，国外对古镇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相关利益者、旅游与古镇文化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国内古镇旅游研究，从最初对古镇旅游存在的初步探索过渡到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研究问题，再进一步探讨古镇旅游先关利益主体和旅游地区域竞合的问题。在当前古镇旅游形式严峻的状况下，如何以保护固有文化为基点合理性开发古镇，使两者达到协调发展便成为了新一轮探讨的话题。

一、古镇旅游传统元素概述

（一）古镇旅游传统元素保持的内涵

传统元素作为构成古镇旅游资源的基本要素之一，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保持传统元素变得尤为重要。保持古镇传统元素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尊重，体现了中华人民尊重自然、尊重我国固有的文化；另一方面是本心的一种遵守，表达不会因为现实利益驱动而随意破坏遗产的纯真初衷。重视古镇旅游中的传统元素，对内而言，是国人尊重千百年积淀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发展；对外而言，是向外传播我国文化，彰显我国的精、气、神，让更多人了解我国，以一种全新的途径提升我国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二）古镇旅游传统元素的特点

古镇传统元素多表现在格局构造、建筑特色、民俗风情方面。江南古镇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上经过密切、长期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形成了这一无法比拟与替代的独特文化以及水纹建筑布局。水、桥、廊、街巷、居民建筑则构成了江南古镇建筑的基本元素，整体空间布局上多与河网协调分布。天、水、阁、人构造出婉约的形态，营造出的宁静的氛围也正是游客想通过古镇旅游这一途径获得的感受。

二、古镇旅游传统元素保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效益

古镇以其自身特色为依托，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古镇旅游带动了一系列产业链的活动，就主体效益而言，可见的有游客在古镇景区直接拉动的消费（如餐饮、纪念品购买等）。除此之外，古镇旅游还拉动了交通、餐饮、购物等方面经济变化。据调查统计，我国每年旅游收入极为可观且呈现上升趋势。

（二）社会效益

具有特色的古镇总是能够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旅游所带动的效益是极大的，旅游业从上游到下游有众多产业模块，旅游一条线提供了多方的职位空缺，促进了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独有特色的帮助。同时，在旅游促进下还有众多专业由此产生，对教育知识也起了拓展作用。

（三）文化效益

古镇之所以“古”，是因为它经千百年历史的演变却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形态或意识。千百年的发展，风景变了、人文变了，而它却在历史长河的塑造中更具有底蕴的美。它的一行一态都是文化美的写照，而它的存在成为了众多设计者考究的依据；那些从古流传至今的不朽诗句则成为了古今学者考量的精品。

（四）生态效益

随着中国的日渐强盛，在国际威望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快，但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并不是单纯的谋求经济的发展，“品质”成了发展中重点考虑的一个关键点。古镇在历来的开发与发展中都考虑生态效益这一重要要素，以生态为基点的可持续发展在响应了国家方针号召的同时也成为保持古镇活力永驻的突破点。

三、浙江西塘古镇旅游业发展的现状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西塘镇且被誉为“浙江省中心镇”的西塘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西塘古镇交通极其方便，有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北连接线，乘坐汽车、高铁、火车均能到达，同时周边三大机场毗邻。西塘镇依托旅游业，全力打造旅游产业，经济发展迅速，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外资引进等逐年增长，旅游业票房也是逐年增加。

（一）产品特色不够鲜明

西塘古镇的品牌建设缺乏规划，品牌认识和品牌定位模糊不清。西塘古镇的主要特色为桥多、弄多、廊棚多，这也成为西塘旅游对外主打的元素，但对于水乡江南而言，这一特色并不鲜明，没有极大的竞争力。由于地处江南，各旅游地提供的纪念品具有同质性，而价格又有所出入，导致产品没有自身独特性，市场竞争力弱，产品替代性强。

（二）游客吸引力还欠佳

古代经济发展篇2

一、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与现代物流发展现状

（一）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域为管理对象，以县城经济发展为核心，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等各种经济成分，以乡镇经济为纽带，农村经济为基础的具有经济发展模式。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体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与独立性，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实施县域经济有利于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处于农业区域畜牧区交错地带，该地区同时发展农业与畜牧业，二者相互融合，共同组成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主要产业结构。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气候受其地理位置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易发生各种气象性自然灾害，如干旱、大风、霜冻等，造成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黑钙土、栗钙土、黄绵土等土壤发生严重的水蚀风蚀现象，对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第一产业农业发展产生重大的阻碍；另外，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人们滥垦、滥伐、滥牧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上种种都严重制约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经济发展，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内蒙古地区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国家经济发展平均水平。

（二）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发展现状

从这个内蒙古地区来看，内蒙古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开通了许多高速公路、国道及铁路等交通方式，为该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物流业的发展水平与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等。另外，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有很多地区尚没开通公路与铁路，导致物流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机器不完善，从而在根本上限制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二、影响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

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比较特殊，不管是农业还是畜牧业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很难达到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很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经济发展。如：内蒙古整个区域及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这个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县域经济的持久稳定发展，并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再短时间内消失。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工业发展水平低，工业发展水平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其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对于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使其成为消费品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较低，当地的人民不能对自然资源很好的利用使其丢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自然资源不断向东部输送造成的资源重大流失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及资源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另外，县域经济中的很多企业项目效率低下使得企业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一二产业发展缓慢。内蒙古半农半牧区以农业与畜牧业生产为主，仍旧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最初时期，民营企业相对较少，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当地的第一产业农业及畜牧业作为当地人民及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压力较大，加之农牧业利润相对较低，进而又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消费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地域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会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资金与人才的匮乏。由于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地方政府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加之当地自然环境较差、自然灾害较多，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向往在发达的大城市就业，即使当地的学生上完大学后也多数不愿回去导致当地人才也及其匮乏，这两点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增长。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大多数农民及牧民与外界发达城市接触较少，导致其思想观念比较陈旧，这样的思想导致他们缺乏创新的心态与拼搏的精神，目光也相对比较短浅，比较安于现状，这也是导致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三、现代物流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现代物流虽然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物流企业作为交易产生的重要一方，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种经济活动，比如，交通运输活动、货物仓储活动等都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物流产业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分工及社会产品总量的增加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上电子商务的发展，使物流行业迎来了其前所未有的春天。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使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对于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是对于传统的商品流通方式或是对于人民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现代物流的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及促进作用。另外，区域物流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作为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第三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现代物流作为具有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有助于将区域经济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发达国家及我国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现代物流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几乎涉及到全体产业的所有部门，并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偶有涉及，现代物流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产业的运行成本，同时也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的经济结构，提高了区域经济的竞争能力。最后，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发，企业物流成本管理已经逐渐成为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以往的企业成本管理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生产成本节约来提高企业效益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而在通过企业物流资源的消耗成本来讲，仍有较大的降低空间，发展企业内部物流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在物流方面的成本。所以发展企业内部物流，加强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运营的总成本，增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同时，物流作为服务业，其经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获得客户的满意，而企业发展内部物流，不仅可以高效高速的为顾客提供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更可以控制服务态度，获得顾客的满意，从而得到顾客对本企业的认可，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而企业的稳定快速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可以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四、结束语

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种植业、畜牧业及自然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这样的天然优势使其形成了多样化的产业格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给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的民营企业发展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县域经济发展保持平衡关系以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戴晶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12）.

[2]黄海丽.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4）.

[3]戴晶晶.内蒙古西部半农半牧区物流发展现状[J].区域经济，2015，（18）.

[4]曹瑛.现代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3）.

[5]付桂军.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经济发展对策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古代经济发展篇3

一、意识形态与偏好的关系

（一）统治者偏好决定意识形态

在实践的过程中，统治者发现，“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统治者通过推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执行和维持各种政策制度的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即服从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少。

历史上，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思想道德宗教哲学在也会随之蓬勃发展。那些符合统治者偏好，方便统治者管理的思想会在其授意下，上升为意识形态。简单说意识形态就是统治者阶级意识(偏好)的产物。统治者也承认，思想是禁锢行为、进行统治最好的武器。

（二）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偏好决定因素

偏好的产生是有条件的。除了资源，竞争这两个外在约束外，我们必须看到意识形态——在偏好决定，尤其是在社会群体偏好决定中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等统治人们思想观点的领域。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愿主动违背这种主流的思想观念，去承担来自良心以及舆论方面的压力。且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会服从于它们。所以偏好的变迁与稳定有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即人们趋向于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架下产生特定的偏好，且这些思想在人们的心里越是根深蒂固，意识形态对偏好的决定作用就越大。

二、统治者与百姓的偏好及产权制度

（一）统治者偏好

作为统治者，我们可以认为其最终目标是稳定的。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自己的统治可以千秋万代。但是他们的近期目标则由于每个时期的宏观经济的不同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在国家刚刚建立时，养民，富国是首要任务；在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稳定时，统治者偏好开疆扩土，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在国家后期，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统治者利益中心。这些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证明。

（二）百姓偏好

百姓作为被统治阶级本身拥有的资源以及竞争的激烈性就不允许他们有更高的偏好水平。而从意识形态方面讲，百姓的稳定但低水平的偏好还另有深刻的内在根源。一方面我们的百姓长期受着农本思想，等级观念，儒家礼教的禁锢，地位高的人可以凭借其权利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实现他们更高的偏好的观点根深蒂固。其秉承的道德观仁、忠、慈、孝，是每个人要终生坚持的操守，各安本分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行为规范。在这种规矩的思想下，百姓的偏好只能局限于较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凡是群体行为，就会存在着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有许多行为并非受利益驱动，如参加大集团改革社会，推翻统治者等。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会认为承受斗争的损失是不值得的。也就是说人们宁愿由于暴政而个人利益受损，也不愿意闹事。

在统治者眼里，自己的偏好与社会的偏好的不一致所表现为服从和推广的阻力，是一种额外的交易费用。他要降低这种费用，就必须让社会的偏好去理解和适应自己的偏好。而他自己只有在约束极大的情况下，才会去降低自己的偏好水平，来与社会整体一致。而统治者降低这笔费用，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设置有利于自己的产权制度。

三、产权对经济的影响

（一）建国初期

古代中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在战乱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新建初，人口、资源极度稀缺，政治上不稳定。阿罗认为，在原始社会，由于残酷的生存环境，导致人们产生相同的个人偏好。故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新建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各种资源由于战争的原因都变得稀缺，拥有类似原始社会的残酷生存环境。故统治者的个人偏好是单纯的，他资源少权利小，且偏好的积累转变也需要时间，所以他是处于和百姓一样的约束下，与百姓有基本一致的个人偏好，那就是富国。

统治者所产生的这个偏好使得所配置的产权制度使统治者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诺思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时的产权结构是公平且高效率的。从而使得经济可以快速恢复和发展。

（二）国家鼎盛期

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来的过程中，随着资源的充足（表现为国库的丰盈），政治权利的稳定，统治者必然不会仅满足于开国初期的较低的偏好水平。他会通过法律、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以及保护自己的产权。客观上使产权更加明晰，更加稳定，拥有更强的激励效果。

但是，在界定和执行产权的过程中，统治者只要只是从本身利益出发，与社会利益出现偏差，必定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这会使统治者可能因为考虑成本过高而放弃改变产权结构的努力。从而使经济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均衡中。

（三）国家衰落期

国家经济衰退的开始是由于统治者过多的追求个人物质、精神的最大化满足，而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严重背离。统治者作为“经济人”，不公平配置产权，手中的权利使其在国家发展到鼎盛时期，偏好扩大，私欲膨胀，产生不合理的产权制度。

意识形态对加速经济衰落也起了作用。正如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简洁概括的一样，“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的看法。他在试图发展一套新的、更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一方面随着百姓不满的增强，统治者执行政策的交易费用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当一个人深信制度是不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而当各项条件都满足时，变迁势必会到来。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商务印书局，2005.

古代经济发展篇4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②第一单元内容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包含4课：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第3课“古代商业的发展”，第4课“古代的经济政策”。虽然看起来仅是一个单元4课内容，但是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内容等方面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简史。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来看，涵盖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从涉及内容而言，囊括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及资本主义萌芽等各行业经济发展历史；涉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土地制度、朝贡贸易、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等等诸多历史概念或现象。

本单元教学内容复杂，史实密集，头绪多，史与论混合，教学难度颇大。对于学生来说，初中阶段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加之经济史内容相对枯燥乏味，因此教学难度更大。倘若教学中完全依赖教材叙述，按部就班、一点一滴地施教和学习，其结果学生仍是学得一塌糊涂，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实现本单元知识教学目标呢？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探究，以课程标准中对本单元知识目标要求为纲领，以教材内容为依托，采取优化教学内容，细化知识要点的措施，宏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及其特点，微观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概念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加以论述，以期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列表归纳，系统直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概貌”是课标的基本要求之一。虽然教材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发展分别做了大篇幅叙述，但教材叙述较分散，学生难以系统把握和对比性地掌握。因此，笔者在教学中采用列表归纳的方式，横向突出要点，纵向进行比较，系统直观地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1. 古代中国农业发展概貌

2. 古代中国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

3. 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概貌

二、由此及彼，多角度全方位梳理古代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

“了解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是课标的另一基本要求，目的在于让学生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起源、生产组织、经营方式、技术水平、行业门类、世界地位等方面有宏观认识和整体把握。教材对这部分知识没有具体文字，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概括总结，从而解决问题，并训练能力。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①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培育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②古代中国农业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③古代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为铁犁牛耕，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晚期，手工业脱离农业，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②夏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③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手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分工不断细密。④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明朝中后期，民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手工工场。⑤手工业地域分布广泛，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地域分布重心也发生相应变化。⑥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亚、欧、非地区，广受赞誉。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①我国商业起源早，逐步发展繁荣。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宋元时期商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②中国古代商业是在历代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商业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③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等全面发展。商业发展促使都市、城镇大量兴起。④古代金融发达，类似于银行的柜房、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⑤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厚往薄来”。⑥古代商人组织历经宗族亲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发展变化，明清时期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出现。

三、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

本单元涉及许多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等等。这些知识不仅是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问题，因此教学意义重大。对于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的教学，应从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等方面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地剖析，最好选择典型例题强化训练。

关于小农经济。①全面分析形成原因：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铁犁牛耕的出现）；直接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②从生产单位、生产结构、生产目的等角度掌握其特点。③强调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④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个体农民处境等角度对其进行认识、评价。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①分析出现的原因。②知道出现的时间、地点、部门、标志。③重点剖析缓慢发展的原因：根本原因——腐朽的专制制度，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其他原因：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等政策的阻碍和影响等。

关于土地兼并现象。①分析根源——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制度。②了解表现，分析影响。③知道北魏至唐朝前期、明朝等时期政府抑制土地兼并的典型措施。④本质上认识：土地兼并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封建国家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

关于“重农抑商”政策。①知道其含义、原因、目的及商鞅最早提出。②掌握西汉武帝、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措施，并触类旁通，概括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基本措施。③运用两点论，从封建社会的早晚期以及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等方法全面剖析其影响。

古代经济发展篇5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经济发展篇6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在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能源的相对稀缺与绝对稀缺、能源消耗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性、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消耗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如何实现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无疑是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的。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的北部边疆，自然能源（如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等）储量丰富，现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储量更是达到了约7000亿吨，位居全国首位；我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整装天然气田——苏里格气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被发现，天然气地质储量规模达到5000亿立方米以上。托依托着巨大的能源优势，内蒙古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消耗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将分析内蒙古自治区的能源消耗，并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此，最后根据分析提出内蒙古应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一条协调地区发展与能源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理论背景

(1)理论发展

早在20世纪20年代，Pigou就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到了20世纪30—40年代，Hichs、Kaldor和其他学者建立了现代福利经济学。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经济学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Hardin在20世纪60年代提到关于资源产权属性产生的不同环境影响和环境后果问题，丰富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单纯的通过污染治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积极探求环境能源与经济和谐发展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为各国寻求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和道路。

(2)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理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环境伦理学家首先提出，并迅速为发达国家接受和推广。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相继将循环经济作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循环经济必将成为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主要的发展模式，目前，在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南海国家生态示范园区、辽宁省以及贵阳市等多处，均开展了有关循环的试验和试点。

二、内蒙古能源消耗状况分析

1.内蒙古自治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区内矿藏资源储量巨大。内蒙古自治区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发展较快，经济带人口数量增长速度也较高，因此经济实力较强，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耗量产量也相应的偏高。由此可知，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污染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

2.资源状况

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探明保有储量累计为2317.1亿吨，仅次于山西省居全国第二位；远景储量在 12250吨，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居全国第二位。内蒙古石油、天然气的蕴藏也十分可观，已探明有13个大油气田，预测石油总资源量为20---30亿吨，天然气为2700---10000亿立方米。世界级的大油气田——陕甘宁油气田的主题就位于鄂尔多斯盆地。

三、内蒙古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分析

1.内蒙古经济增长状况

内蒙古地区充分发挥当地的天然资源优势。区内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1539.12亿元激增至2009年的9740.25亿元[8]，平均每年增速达到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6502元/人增长至2009年的40282元/人，年均增速18%。见表1。

图1显示了内蒙古1986—2009年人均GDP的增长趋势。从下图中可以发现，自1991年开始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1996年开始）实施以来，内蒙古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6年的4457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40282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8%。

图1 内蒙古1986—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内蒙古能源消耗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依托区内矿产、畜牧业等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日益严重的能源过度消耗问题。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内蒙古的能源消耗量也日益增大。表2列示了内蒙古2000—2009年每年能源消耗的总量。

表2 内蒙古2000—2009能源消耗总量

图2显示了内蒙古自治区2000—2009年能源消耗总量的变化趋势。区内能源消耗量从1986年的1856.66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9年的17473.68万吨/标准煤，增长近10倍[9]。内蒙古年平均能源消耗量为5803.43万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率为10.39%。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自2000年开始，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总量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且增张速率逐渐加快，2004年达到过最高值30.08%。这意味着如果不重视能源消耗问题，不能改变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内蒙古能源消耗量将持续增长。内蒙古自治区虽然能源储存量大，但也不是可以永无止境开采利用的，必须在当下采取措施，减少区内能源消耗。

图2 内蒙古1986—2009年能源消耗总量

3.内蒙古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

表3列示了2000—2009年内蒙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的情况。可见内蒙古的能源利用率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区内能源利用存在浪费、过度使用现象，这导致了内蒙古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大投入、小产出”的不合理现象，表3 2000—2009年内蒙古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的对比

图3列示了1986—2009年内蒙古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的变化趋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86—2009年内蒙古单位GDP耗能一直高于全国单位GDP耗能，1997年前比全国单位GDP耗能的差异幅度比1997年后高。虽然内蒙古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都显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3 1986—2009年内蒙能单位GDP耗能与全国单位GDP耗能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得出以下结论：内蒙古自治区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的高能源消耗的现状，在确保能源的前提下，应当发展循环经济，保持能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企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制定和实施发展无害工业的发展概念。

2.实施技术革新。加快科技创新的步法，将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先进技术，加强对资源的有效综合利用，实现自治区经济增长与能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自治区应积极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地减少材料资源的浪费及消耗，使能源消耗污染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参考文献：

古代经济发展篇7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163―10

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史一直是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中心似乎突然发生了转移。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取代经济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论题。原因之一在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使经济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更重要的是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未能有根本创新，所有观点与结论似乎都无法走出某些模式的固定框架。对于这种现象，英国学者惠特克曾感叹说：“旷日持久的争论令人不胜其烦，继续研究似乎已无任何重要意义可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也曾围绕古代经济属性展开激烈论争，大致形成了“原始派”与“现代派”两个派别。与国外学界情况类似，国内学者的观点似仍难跳出“原始派”与“现代派”的二分范畴，争论的中心仍未摆脱西方史学界所设定的基本框架。

近40年来，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从韦伯（M.Weber）――哈斯布鲁克（J.Hasebroek）――波兰尼（K.Polany）所传承的，由芬利（M.Finley）集其大成的，强调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及个人社会地位的角度分析古代经济的研究模式。因芬利是该研究模式的主要代表及集大成者，所以西方古史学界一般将其称为“芬利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该范式初步确立以来，很快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新的正统模式，并持续至今。然而，随着对芬利所设定各命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芬利的结论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芬利范式”大有被颠覆之势。对于芬利的研究模式，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国内学者似乎尚未予以充分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讨论“芬利范式”。

一、芬利范式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为克服史料庞杂的局限性，研究模式成为备受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古史研究者推崇的方法。所谓研究模式就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的简化，达到揭示各组成部分逻辑关系目的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霍普金斯曾进行过生动的比喻：“如同一盒拼图游戏板，研究模式类似于全图轮廓，而遗存的古代史料为我们提供一张张拼板。”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合理的模式可使古史研究更具概括性，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近40年来，对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芬利研究模式为代表的研究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萌生于19世纪末。韦伯、布彻尔等人在比较古今经济的异同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过程中提出，古希腊罗马经济从根本上异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应属于封闭的家庭经济范畴。随后，哈斯布鲁克接受了韦伯的观点，尝试从制度、社会结构等非经济因素分析古代经济。波兰尼提出前资本主义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中。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们的观点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自50年代以来，芬利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经济研究的面貌。芬利研究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复杂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以罗斯托夫采夫和弗兰克等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思想强烈质疑及回应。他认为古代经济绝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自身独特性。为此，他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为基础，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以阐明古代经济的独有特征。自1951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以来，芬利对古代经济模式及其产生根源、工商业在城邦中的地位、古代人的经济意识及经济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1973年芬利出版了《古代经济》，全面阐释其古代经济史观。《古代经济》出版后，他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并对古代社会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1985年，在《古代经济》第二版的“余论”及专门讨论古史研究方法的《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芬利完整地阐释了他的古代社会经济史观。经后继者大力提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研究模式已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种“范式”。和新的正统。

《古代经济》是“芬利范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全书并未按照现代经济学著作惯常的体例展开。在界定古代经济概念及古代的时空观念后，芬利从社会秩序与社会地位、主奴关系、地主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经济等古代社会的主要关系入手，分析古代经济。虽然在其作品中并没有专门论及生产、消费和分配，但从字里行间，仍能窥见他对古代经济的总体认识。

就经济属性与经济意识而言，芬利认为古代经济本质上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它不但规模更小、水平低下，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独立范畴，生产、分配、消费不由供求关系决定，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一种“嵌入式经济”（embedded economy），所有经济行为皆受控于家庭、宗教和社会观念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虽然古人也“种植稼穑、贸易赢利、加工产品、挖山掘矿、征收赋税、铸钱造币、亏损破产”，但这些经济行为不过是公民维持生计及维系和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手段，人们普遍缺乏赢利和扩大再生产的思想意识；公民的职责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参加城邦的宗教、政治、军事生活，追求社会地位。换言之，古代经济研究对象不应是经济本身，而应是决定经济的社会结构。

就生产而言，农业是古代经济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公民应当从事的正当职业之一；土地是公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收入是公民财富的主要来源；虽然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生产活动，但城市是政治、宗教中心和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被视为有碍个人心智发展的“低贱职业”（banausic work），不被公民接受，也不能由公民经营，所以这些职业多由处于城邦边缘化的外邦人或奴隶占据；古代社会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人们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意识，所以整个古代（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后500年）经济没有明显增长。

就分配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以战争掠夺和互惠交换为主；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贫乏，加上运输成本高，跨区域贸易不发达；贸易物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谷物、木材、金属等及奢侈品等；商品价格不受市场规律支配，主要由当地物资状况及人际关系决定；商人由外邦人、依附者构成，他们大多贫困，且被城邦生活边缘化。

就消费而言，古代城邦没有经济预算，不关注国民财富增加，城邦通过掠夺、征收赋税及开发偶然发现的矿山等方式积聚财富；公民均分城邦财富后，剩余部分主要用于修建神庙、修缮道路等公共工程；对公民个人而言，除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外，置办嫁妆、帮助亲友、承担公益捐献及赋税等追求社会地位的非生产性活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形式。除此而外，整个古代社会，鲜见公民将财富用于生产投资。总之，因为“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所以不应对古代经济进行经济分析，而应研究影响古代经济的社会结构。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芬利范式不应纳入经济史而应纳入广义的经济人类学的范畴。

二、芬利范式的贡献

尽管有学者批判芬利范式为“新原始派”，但它绝不是对19世纪末原始派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古代经济的重新诠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该范式）“之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当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之于宗教和文化研究”，“整个古代历史研究都漫布着芬利范式的气息”，“时代越久远，人们越能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影响”。总之，“它已经占据学术高地的中心位置”，“成为古史研究新的正统观念”。自芬利的代表作《古代经济》出版后，评论该书的文章大量涌现，该书也迅速被翻译为多国语言，且多次再版，成为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划时代著作。无论谁也不会否认芬利范式对古希腊罗马经济研究的巨大贡献。大体看来，芬利范式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使人们认识到在诸多方面古代经济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芬利范式充分地阐释了古希腊罗马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层面上，认识到古代经济并非一个独立的范畴，注意到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秩序及个人地位的关系，从而抓住了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如众多以维持声望、帮助朋友、筹办嫁妆等为维系社会关系为主旨的非生产性借贷活动；其次，较好地阐明了古风时代的经济活动并非市场行为而只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人往往通过礼物交换形式来确认自己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复次，认识到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类型。工商业及制造业未曾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对挣钱赢利活动和货币交换所持否定态度相吻合；最后，基于“政治人”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古代社会为何未能产生现代意义资本主义的问题。芬利承继韦伯的观点，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城市皆为“消费城市”，严重阻碍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产生。如今，即便最激进的现代派学者也不会否认古代经济的小规模和基本面的原始特征。

其二，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范畴。“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些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芬利范式确立后，使更多学者注意到，古代经济并非只是研究古典时代雅典或罗马，也不仅限于生产、分配、消费，还包括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为证明或证伪芬利所提出的种种命题，学者们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就时空范围而言，除古风古典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外，希腊化时代近东地区及埃及、共和前期的罗马、甚至是科林斯、提洛岛、马赛利亚、罗马行省等区域性经济史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就内容而言，除商业、贸易、手工制造业、银行信贷等传统经济领域外，学者们还将视角触及到之前很少关注的农业、乡村、人口、生态环境、妇女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芬利范式对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可以从学者们对古代货币信贷问题的探究窥得一斑。芬利在《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古代经济》及《古希腊经济与社会》中提出，古代信贷是非生产性的，主要发生在社会上层人士之间，是他们为追求社会地位及满足奢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围绕芬利的观点，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文献材料、民族考古学及人类学知识，试图支持、修正或者否定上述观点。产生了包括《Apotimema：雅典租赁及嫁妆契约中的术语》、《古代希腊城市的银行及银行家》、《古代雅典的借与贷》、《雅典的经济与社会：从银行的视角》、《辅币与货币化经济》、《金钱、法律与交换》、《租赁与借贷：公元前4世纪雅典货币经济》、《罗马世界的银行业与商业》、《罗马帝国货币与政府》等大量的专著及专论。上述作品使我们对古希腊罗马世界铸币产生的原因、铸币的面额、货币借贷的相关术语、借贷发生方式及用途、货币流通与经济各部门的联系等问题的了解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细节。现在，当再谈及古代货币借贷时，人们的思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层面，而是细化到互助借贷、有息借贷、海事贷款等不同的类别，即便对于有息借贷，人们也会对利率的不同计算方式、借贷中不同类型的抵押进行区分。如果没有芬利提出的命题，取得上述丰富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想像的。

其三，使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首先，芬利摈弃了“恋古癖”的错误趋向，倡导人们构建研究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学者们的思想观念中，古史编纂大致仍隶属于文献学研究。古代经济研究的任务主要是从文献和实物中尽可能发掘有用的材料，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不需要任何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也无需做出任何评论。芬利借用莫米利亚诺的话，将这种不讲究理论，只知罗列事实的人戏称为“恋古癖”（Antiquarianism），并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严厉的批判。在芬利看来，历史研究不应只探寻历史事件的细节与相互联系、过程与结果，而更应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方式。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构建恰当的研究模式，选择能解释模式的史料，才能探寻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随着芬利对古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弟子的大力倡导，不讲理论、罗列事实的“恋古癖”已基本失去了市场。构建各种理论模式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中自觉的学术思维。在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古史研究模式中，如霍普金斯的“税收贸易模式”、英格斯的“服务城市模式”、戴维斯的“多维度多视角动态贸易模式”、永曼的“经济人口双向发展模式”等，都能看到芬利范式的影子。其次，针对古代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芬利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先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引入古代历史研究之中。经济史研究中，对资料和数据的掌握本是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但是因时代久远、兵燹之乱，现存能反映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状况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可用于定量分析的经济资料）相对不足。即便是有限的文字材料，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偏向性强。现存经济史料主要反映的是精英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经济生活，文献材料往往没有任何的记载。这是因为气候、书写习惯及宗教原因，古希腊罗马没有如埃及和近东地区一样，保存下大量纸草和泥板文书。中世纪修道院保存下来的抄本，也主要基于文学、修辞及宗教的需要。此外，从时空上看，现存古典文献主要集中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及共和末期及帝国初期的罗马，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相当匮乏。另一方面，缺乏可信度。现存对经济史研究价值最大的当数法庭诉讼词。但是正如巴克勒所说的那样，“（法庭诉讼中）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恶意的人身攻击都相当有用。演说词中缺乏现代法庭必需的确凿证据；相反，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故而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和宣扬自己的正确性和诚实的特性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针对文献史料的局限性和有限性，芬利引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某种假定的原则，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不少古代经济研究史家借鉴该方法，并将通过该方法获取的资料称为“资料”（proxy―data）。芬利倡导人们积极采用该方法的原因之一在于所获数据的可靠性。“资料”大多取自当代落后民族，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实证基础上，数据充足、真实可靠且具有连贯性，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原则。原因之二在于方法和视角的创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迫使古代经济史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其他时段、其他区域社会发展状况。在分析共性过程中，能抛开比较对象外在的差异性，更好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原因之三在于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限制了他们用全球史观观察世界历史事件的敏锐性。考察其他区域、其他时段纷繁复杂的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打破理论束缚，挑战传统权威观点，使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开阔了研究视野，重新诠释原有史料，使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总体看来，芬利以其在人文科学理论方面广博的知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完整且说服力强的研究模式，将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芬利范式，主导了近40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芬利提出的命题、倡导的术语、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翻开任何一本近年来出版的古代经济史著作的索引，都会发现，除劳动力、贸易、利润、生产外，社会地位、政治制度、友情、互惠等词汇也赫然其中，并占据重要地位。正如莫里斯在《古代经济》一书再版序言中强调的：“所有古史研究者都受惠于他”，“任何对这些现象（古代经济）有见地的论述都必须以芬利范式为出发点，任何希冀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得将阅读本书作为一种程式化经历”。

三、芬利范式的批评者

然而，构建研究模型必然意味着对材料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或然性，意味着该模型只能运用于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范式并不意味着任何整套规则的存在，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韦伯、波兰尼一样，芬利所构建的古代经济模式并非完全局限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关照和折射。在史料的选择及分析上往往存在先入为主的界定；同时，近年来，随着新史料（尤其是考古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人们认识到，与其他研究范式一样，芬利范式也并非尽善尽美。正如安德罗指出：“芬利范式并未大获全胜。”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古代经济图景远比芬利所构建的模式复杂。“构建古代经济的模式需要应对诸多挑战，必须既能涵盖整个地中海盆地巨大的差异性，也得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这一长时段内政治、技术变革纳入考虑范围之中。”作为一个涵盖如此复杂图景、如此长时段、如此广阔地域的研究模式，芬利范式不可避免地会显得有些呆板，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K.霍普金斯就曾对芬利范式否认古代经济历时性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意见。他认为，一方面因统治方式的变化（从自治部落发展为独立城邦，最终经过征服活动，相继建立规模宏大的雅典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迦太基帝国和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因科技发展及其传播（铁制工具、滑轮、水磨、螺旋压榨机）以及社会的革新（铸币、货币税收、奴隶制、书写、学校教育、书面契约、商业信贷、风险共担投资、建立帐目、帆船），促使社会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尽管增长态势是“渐进的、并非迅速但仍显著，或许其中会有波折”。对于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必要性，芬利有着清醒认识。在封笔之作《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他曾坦言：“古史研究的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这样才能揭示发展的趋势、界线和变化速度”，“如有必要，任何假说皆能修正、调整乃至抛弃”。自90年代以来，芬利范式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挑战，学者们力图探索新模式，以更好解读古代经济特征。大致说来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范式与史料存在分歧。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采用前芬利时代古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史料分析法。随着时代的发展，除收集甄别古代文献外，他们还广泛利用最新考古成果支撑其论点。他们力图阐明芬利范式太过宏阔，不能很好解释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古希腊罗马经济的若干细节，在一些问题上，芬利范式甚至犯了事实上的错误。在他们看来，芬利范式与史料不符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范式中的某些概念存在歧义。借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二分法是芬利范式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除用于手工制造业之外任何借贷都属于“消费借贷”。但是当代社会学家已经对迄韦伯以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二分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在二分法则之外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针对借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谢普顿指出：“如果用于筹办嫁妆的是消费借贷，那么该如何看待因联姻可能带来的收益？如果城邦显贵承担公益捐献的借贷属于消费借贷，那么显赫声名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又算什么？……”。有学者甚至认为，为赎救朋友所借贷款项都不能完全算作“消费借贷”。此外，批判者要求对“范式”、“身分”、“嵌入式经济”、“互惠经济”等芬利范式的典型术语重新定义。虽然上述界定并不能最终盖棺论定，但如果在基本概念上不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对古代经济的特征取得共识。其次，范式将整个地中海地区（西亚与埃及除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没有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城邦的不同发展状况。尽管我们知道斯巴达有别于雅典，罗马、意大利与其行省的发展状况有较大差异。复次，将古代经济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对待，认为该范式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不论是农业、商业、贸易、手工业、建筑业、银行业。最后，缺乏历时性的变化。芬利所指的古代经济是指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后5世纪的古希腊罗马经济。尽管历时近1500年，但该范式似乎并未考虑历史的演进，没有强调这1500年中古代经济质和量的变化。正是基于上述观念，从论证的内容看，芬利对古典时期希腊及帝国时期的罗马分析较多，对共和时期的罗马略有涉及，而希腊化世界在芬利的作品中几乎完全消失。现在对将古代经济当作一个整体的质疑之声日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他们的视线从面转向到点，从全局转向到局部。在他们看来，“古代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类型，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关注地区性差异尤为重要。解释古代经济现象得首先从地方性经济人手”。

不得不承认文献学者有明显弱点，他们大多不太注重理论研究，不太关注历史发展规律，而过分注重古代世界个人、团体和城邦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但同时应认识到他们的批判也很有价值。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谈及的那样，“当然，单凭史料确有问题；但是当阅读阿普勒鲍姆教授（利用史料）构建的引人入胜的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农业发展状况时，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受到诱惑，再犯一次错误”。在历史研究中，文献和实物史料仍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太过于关注概念、定义及研究模式本身就会存在诸多问题。“企业家必须时时刻刻都按市场规律办事，资本必须在投资语境中定义。这样的研究视角只会令我们将前工业时代的所有一切都看作是原始的。”

虽然范式与具体史料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但成功范式必须能经受史料的检验。因此，应当如德洛伊森主张的那样：“历史学者应明了他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什么，这样他们才能有所获。”我们主张为不同目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芬利是站在哲学、美学、政治学的角度提出古代经济的范式，目的是思考古代、中世与近代欧洲经济的流变与差异，在于思考从古希腊罗马经济中为何未能源生出资本主义。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19世纪中叶格罗特等历史学家。虽然芬利范式并未象有的学者批判的那样“固化着人们的观念，使人们长期误解认为古代经济停滞不前”，但如今大多数的古史学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时时事事都进行宏观思考，他们更乐于构建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甚至某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因此更注重以占据丰富史料为基础，贴近古代社会经济的实际。

其二，缺乏经济分析。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解释古代经济现象时，芬利过于强调社会地位的决定作用，低估了古代经济规模、经济货币化及市场化程度和水平。他们还批评芬利采用了不恰当方法，并对完全用社会学方法代替经济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安德罗对此颇感迷惑：“构建经济发展模式的目的是将经济诸要素综合考察，以达到对经济发展的整体认识。但荒谬的是，在研究古代经济问题时，芬利却认为考察经济现象毫无意义。”

芬利忽视对经济本身的研究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首先源于对古史现代化的反动。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术语，如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等被长期误用和滥用，独立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形式主义”分析方法充斥着古代经济史研究，古史现代化泛滥；其次，古代文献中数据不足，使严肃的经济分析受到限制；最后缘于学术背景的影响。受波兰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芬利更关注制度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专题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考古理论的完善及考古成果的丰富，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成为可能。学者们不但修正着芬利对古代经济属性及古代经济意识的认识，而且开始尝试从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分析古代经济。

虽然多数学者仍承认古代经济基本层面的落后性，但他们清醒认识到，情况远比芬利分析的复杂。古代社会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不容忽视。在经济增长水平、社会分工、货币信贷、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再用原始二字似乎已经不再恰当。在社会意识上，人们不再排斥或歧视手工业、商业等非农业经济，财富多寡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到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嵌入式经济”正在走向解体，受社会习俗、社会制度等因素制约较小的“脱嵌经济”已处于产生的临界状态。

近年来，更多学者从生产、分配、消费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让人们对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更丰富的认识。从生产上看，虽然农业仍是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且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进步，但因休耕时间缩短、使用粪肥、改良土壤等精耕细作措施及更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非农经济部门如手工业、商业及银行信贷等服务业，社会分工更细，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各种非农职业可能已达170多种。除芬利谈及的城邦边缘人物，如外邦人、麦特克及奴隶外，公民从事非农行业人数似乎也有较大的增加。经过考证，哈里斯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大约有10000名公民与19000名麦特克从事各种非农行业。德・阿姆斯认为罗马权贵在商贸、信贷和手工制造等方面也有巨大投资。此前被学者忽视的妇女、儿童在生产中的作用也受到学者们关注，认为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积极从事非农生产，公民财富来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古希腊罗马城市也并非完全像芬利所说的那样，皆为消费中心，除政治中心外，也有商业中心、服务中心，甚至为数不少的城市可能已成为生产中心。

生产发展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经过对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希腊人居所遗迹的分析及人体骨骼的检测，莫里斯认为500年内，希腊人家庭居住面积增长了近5～6倍，人均食物及营养摄入量增长了一倍多；同时，他认为在这500年内，希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0.1%。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100年的罗马社会中。萨勒的研究结果证明，300年内，罗马年经济增长率大约为0.1%～0.15%。当然，今天看来，这一数值根本微不足道。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580―1820年是荷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年增长率也不过0.2%。从人口来看，公元前800年，地中海周边居民数大约为2000万左右，但公元后200年，该地区人口可能已经达到4000万。这一切证明，古代经济可能并非如芬利描述的那样，长期停滞，没有显著增长。

尽管古代经济在增长质与量上都不可能与18世纪之后的经济实体相提并论，与当今世界经济相比更不值一提，但它确实达到此前任何经济实体都未曾达到的水平。至少，作为常识我们知道罗马需要输入数额巨大的粮食，雅典的富裕公民也需要数目不菲的现金承担社会义务。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完成上述任务是不可能的。

从分配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古代分配制度远较芬利范式复杂。就分配方式而言，芬利所谈的礼物交换、再分配、市场交换等分配形式太过简单。史密斯认为古代经济的分配至少有8种方式，即生产组织内的分配、不计回报的礼物、赋税、贡金、偷盗及掠夺、礼物交换、市场交换、不平等交换（如租金、规费、分成制租佃及其他强制换）。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古代商业发展状况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先，地中海地区是否因气候一致、物产类似、运费高昂等障碍导致地区间贸易的缺乏？莫利提出陆上运输是必不可少的，运送相对紧凑、单位价值不高的纺织品及酒类，陆路成本不会太高，尤其是陆海联运往往必不可少。霍顿和普塞尔则根本质疑气候环境一致性影响贸易的观点，认为各地状况虽相近但仍各具独特性。例如沿海与内陆、高山与谷地、可耕地区与荒漠地区等，物产差异巨大，存在潜在的贸易机会。古代世界贸易的四大宗物品，即谷物、木材、葡萄酒、金银，产地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必然导致交换的发生。伯克认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跨地中海贸易网基本形成。其次，商品是否市场化？芬利认为古代货币面值太大，不利于商品货币化与市场化。但考古材料充分证明，自古风时代后期开始，小面额辅币就大量存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零售的需求。雅典市场面积大，零售业发达，商品种类齐全，不同商品在市场内分区销售。伊萨格与汉森甚至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阿提卡地区至少有一半人口从事商业贸易。上述情况表明，古典时代雅典商品化程度相当高。有学者甚至重提希腊罗马文明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最大不同在于经济高度商品化的观点。海上贸易是分配的重要内容，甚至芬利都不否认海上贸易对古代经济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就城邦在海上贸易中的作用及海上贸易的数量进行了定量研究。比莎认为，古代城邦已经认识到地中海地区经贸网络的存在，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由此产生的连锁反映。虽然城邦对海上贸易的干预不及现代国家，但这并非是因为没有制定相应的商业法则，也不是因为城邦缺乏干预措施，而是由城邦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

海洋考古成果充分证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500年期间海上贸易规模巨大。据霍顿和普塞尔提供的数据，现已打捞出的地中海海底沉船中，公元前500年前的数量很少；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数量激增至20艘；此后逐渐增加，公元100年左右沉船数量达到最大值，接近200艘；此后渐次递减，公元600年左右，数量降至个位数。大致看来，沉船数量增加反映了海上贸易量的增加。随着商品货币化、贸易数量与水平的提高，有理由相信，古代经济分配社会化程度有所提高。虽然对霍顿“2世纪罗马贸易规模比19世纪之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巨大”的论断仍有争议，但古代贸易一定比芬利所能想像的更复杂，组织更好。

古希腊罗马的消费主要包括城邦、神庙、私人三个层次。古典时代雅典城邦对财税收支颇为关注，雅典帝国解体后，城邦财政曾大幅度减少。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优布鲁斯和莱库古等财政专家改革后，城邦收入逐渐恢复，最多时曾达1200至1800塔兰特。罗马帝国建立后，财富迅速增加，直至公元2世纪后期。城邦消费主要用于战争、建筑、献祭及节庆开支等。神庙作为宗教圣所，往往拥有巨额财富。神庙财富是城邦和个人借贷的来源之一。同时还用于宗教圣所的修缮、举办宗教庆典等。个人财富除继续用于承担公共开支外，也用于改善日常生活。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人注重宴饮，对酒、食物、饮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显著增加。从公元前4世纪起，自由公民的主食已经以精制的高品质小麦面粉为主，营养已能得到满足；除主食外，人们还注意饮食品味的提升。古典时代葡萄酒的消费远高于中世纪。对肉畜需求有较大的增加，肉类食品占据了人们所摄蛋白质的40%，牛的宰杀周期从10年降为5.5年。住房面积大幅度增加。

定量研究表明，不但富裕者，甚至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考古材料证明，古典时代之前，因幼年时期营养不良导致牙齿病变的比例高达37%，而希腊化时代有明显下降，仅为18%。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后2世纪的罗马社会。考古成果印证了消费水平提高的结论。格陵兰冰层中铅及其他金属的含量证明，19世纪前，人类的金属开采量到2世纪时达到最高值。罗马人对肉类消费量的曲线图与前述地中海沉船数量柱形图的变化基本吻合，即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大幅增加，到公元1世纪达到最高值（行省的最高值在2世纪）。因此，永曼自信地描述说，“许多普通公民也相当富裕，罗马社会中，巨富之家与中等收入家庭之间还存在大批家资颇丰的家庭。他们享有通达的道路、便利的港口、高架引水桥送来的清洁饮用水、浴场、市政建筑、政府发放的免费食物等公共福利。”需求的增加必然促进生产的增加，生产的增加导致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生产、利润、财富的关系，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增加，低水平、落后等词已不再适合用来描述古代经济了，以致于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中“芬利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批判者越来越多”。

其三，忽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以新文化史学思想为指导的学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了研究文化现象的热潮。被传统史学和新史学所忽视的物质文化、身体性别、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形象的历史及政治文化史等，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就古代经济史研究而言，新文化史学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图解构人们既有观念及对传统文献史料固有的依赖感，主张从文化角度重新研读古代经济。他们主张在使用文献资料时必须弄清古人是如何建构文献中的话语，不同观念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到目前为止，该方法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还主要集中于希腊方面，在罗马经济史中还不太常见。新文化史论者对古代经济所持观点大致有四：首先，经济是文化现象的一个分支。芬利范式仍运用社会科层、租税剥削、奴隶制、农业技术、战争问题等社会学词汇来描述古代经济，认为古代经济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新文化史论者则完全抛开所有超文化维度，以文化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其次，强调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交流、相互影响，以此解释古代经济的发展变化。如范・雷登批评芬利在分析奴隶制、土地制度、公民权及信贷制度的意义时完全摈弃不同文化意识问的相互冲突、交流与影响。她认为随着社会文化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互惠”，作为一个“嵌入”社会背景中的词语，其含义和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和发展；同时社会文化意识也并非静止不变，会随着芬利范式中其他重要词汇语义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她认为需要对古希腊“嵌入式经济”重新定义。复次，强调货币的文化承载价值。在他们看来，货币并非只是一种交换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实现着某种社会政治目的。例如，在克尔克看来，黄金是传统文化价值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君权神授、宗教至上和公正；而白银则是新兴政治精英的象征，代表着欺骗、狡诈、品质败坏。最后，要求从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文献的真实含义。在他们看来，古代文献呈现的决非是客观、未经修饰的事实，而是经过了人为过滤，代表着某种文化价值取向。因此作为人为构建的价值符号的表征，文献资料应置放于文化价值体系内重新分析和解读，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文献的真实含义。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笔下的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腐化、唯利是图的恶棍。但通过文化视野内重新审视，克尔克认为，这并非泰米斯托克利的真实写照，而是传统势力从货币表征的角度，对其政敌构建的侮辱性形象。

古代经济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O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古往今来的经济发展中，数学知识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数学研究和运用的历史悠久。在古代，数学知识的研究不够深入，人们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大多是简单的加减乘除的知识应用，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间知识的融合和交流，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研究更加深入，而数学也作为一门学科很好的发展起来，在数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数学学科的发展也秉承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发展，学科研究成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也不断增加。

一、古代商业经济中对于数学的运用

在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比较简单，基本上是运用加减乘除这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本数学知识的运用。在古代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中，数学知识的应用比较突出的就是在明代。在明朝，对于数学知识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研究体系，在理论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明朝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是非常重视的。明朝中后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开始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商品交流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数学知识的应用。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流的加强，已经开始出现了使用珠算进行数学知识计算的记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视数学计算的重要性。在商贾买卖活动中，由于大宗货品交易量的增加，对于计算速度的要求比较高，珠算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商人交易过程中对于计算速度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古代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运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普通的商品经济交流，在古代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都对数学知识有着很多应用。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在明代中后期和清朝时期有了比较突出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虽然社会经济的主体结构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商品交换买卖的增加，小农经济也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市场交换买卖的活动中，因此，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的购买，材料的买卖，成本和利润的计算，合同的订立，契约的订立，货币的换算等活动，都需要大量运用数学知识。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涉及到经济发展的方面，例如雇工、借贷、典当、抵押、交租纳税等活动中，也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知识，这些都是数学知识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运用。

明清时期，我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运用方面了，数学知识的发展开始注重理论的培养，人们通过在日常的、生活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总结出了很多数学公式，计算口诀等等，而且开始使用汉字计数，九九乘法口诀表的总结，就是古代数学知识运用的理论结晶。

二、现代商业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

相比于古代经济发展中对于数学知识的简单运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要复杂的多，数学知识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学知识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科体系，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对于数学的运用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数学知识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方面。

在我们平时的商品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运用数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商场中的商品促销。商场中的商品促销，首先比较重要的就是进行市场调查，在市场调查中，需要运用数学中的统计学方面的知识，这就是对于数学知识的典型应用。除此之外，商场的促销活动也是暗藏玄机的，需要对促销货品进行销售情况的统计，促销利润的研究分析等等，都需要应用到数学知识。商业经济活动中，特别是销售工作，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计算利润与成本的关系，把各种条件因素设为变量，通过对于变量的变化情况，分析变量值的大小对于利润，销售情况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变量对于销售利润的影响，然后通过变量和销售利润的函数关系，来确定最佳销售方案，这也是数学知识在当代商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运用。

当然，除了比较简单的函数数学知识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行业，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比较深入，在一些金融行业会用到比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也会应用到数学知识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各种经济系数，通过这些计算，才能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变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比较好的数据支撑，以帮助国家更好地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在现代商业经济发展中，经济学是运用数学知识最为广泛的学科之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国家的统计部门需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系数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这些统计分析活动，正是对于数学知识的很好运用。

除了经济学，和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划方面需要用到复杂的数学知识之外，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经济方面需要运用到数学知识，比如，很多股民朋友需要运用数学知识来分析股市的走向趋势，以此来为自己的炒股活动提供帮助等等。

三、结束语

古代经济发展篇9

以人教版职校历史教材为例，首先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称之为专题，其中5个专题是中国史内容，4个是世界史的内容）、28节（课本前言上称之为学习内容）、98个子目；必修二经济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世界史各占4个）、26个学习内容、82个学习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5个、世界史3个）、28个学习内容、101个学习子目。教材编排先中国史后世界史，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学习内容又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安排教学，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体现了编者对教材整体性、专题性、时序性的考虑。围绕教材的每个专题，编者又精心选排了子目的内容，力图以点代线，以线连面。教师了解了教材的编排指导思想，通过章节子目形成知识框架，就可以帮助学生领略教材的布局轮廓，进一步使学生形成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思维，从而建构起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二、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的标题例读

高明的教学者、学习者往往在关注教材编排体系的同时，还要仔细推敲、理解章节子目标题的内涵，因为标题是文章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专题一为例，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标题的解读。

专题一标题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下面几节的标题分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每个标题含义丰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学习这一专题前，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解读专题的标题，可以把它分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三个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再通过让学生阅读目录和导语了解“经济的基本结构”，进而初步得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

1.本专题的课程标准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2.本专题的知识结构

（1）古代中国的农业。①农业在古代中国被统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的地位）。②比较成熟和相对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的特征）。③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技术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发展的影响）。④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为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农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态）。⑤农业发明和技术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的关键）。⑥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统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保证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中国古代农民的负担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为主，历朝手工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古代经济发展篇10

一、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民法的发展

繁荣的商品经济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土壤和前提，商品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则是民法发展起来的动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法能否发展成熟。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社会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生产以家庭形式为主，产品也仅用于自我消费。封建统治者则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也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业为立国根本，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限制打压。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换和流通只是偶然出现，而且大多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实现，货币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自然经济的这种封闭性和自足性特点，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完全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在这种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下，必然会阻碍社会中民事关系的产生，导致商业法律关系的简单化，与此相关的民事立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土壤条件。

二、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对古代民法发展的阻碍

民法在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的重要内容就是规定和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利。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建立并运转起来的，它规定了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民事权利的种类，权利保护的方式等内容，是一个以权利为中心的体系。而我国古代封建政权是君主专制主义政体。从建立皇帝制度开始，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统治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权力的行为。同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地主依靠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根本没有平等、等价可言。古代社会还强调“家国一体”，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忽视“个人”的存在。家族组织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大的社会职能，个人完全被束缚在家族身份之中，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本，只是些禁止、命令的强制性规范，根本与权利无关。而且，在封建专制之下，封建君主不受法律约束，这种法律只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手段。古代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君主专制主义集权不断加强，家国一体，因此形成了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包括“个人”在内的一切领域。为此，以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的国家法律只可能是忽略个人存在的法律。在古代社会，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商品交换、婚姻和家庭等关系，古代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刑罚。可以说，中国从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与之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力对私人权利、对人的欲望、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限制，以此为前提，民法的已经没有可能，对权利的法律保护也无从谈起。

三、文化上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对民法观念发展的阻碍

古代民法的发展还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的制约。“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首要准则，不仅把义利对立起来，肯定了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正统思想。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此对待“利”，成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鄙视从商谋利的思想根源，在古代社会“义”就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四、礼俗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民法存在的非必要性

在社会学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乡土社会（即礼俗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法理社会。在乡土社会中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他们平常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一种礼俗，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古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古代中国人眼中，诉讼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在司法方面，官府对参与解决民事纠纷态度冷漠，这样广泛的漠视民事法律关系的态度，极大的影响到民法这一权利法、人法的弘扬光大。

五、宗法社会抹杀了作为民事主体之个人的合理存在

古代经济发展篇11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S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古代经济发展篇12

解放思想这个党的思想路线，是内蒙古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建设现代化内蒙古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法宝。30多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吹响了内蒙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角，拉开了内蒙古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内蒙古建设和发展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以改革开放总揽和驱动全局，逐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全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和谐、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局面不断巩固。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内蒙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1942年，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内蒙古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思想武器，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十年“”期间，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内蒙古盛行，“实事求是”被无端歪曲，全区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思想一片混乱。粉碎“”后，1978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内蒙古坚持以真理标准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不仅实现了全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且为突破传统理论束缚，改革建区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营造了有利的环境。这场立足发展实际的思想大解放，给内蒙古带来了全方位的大解放、大发展，全区改革稳步推进，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社会空前活跃。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内蒙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新篇章。内蒙古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围绕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加快改变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思维方式、活动方式和管理方式，为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纠正重生产、轻生活的错误倾向，完善农牧业发展方针和政策，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和工业内部比例的比例关系，使得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错误做法得到逐步纠正。以农村牧区为突破口，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在农区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牧区创造性地制定“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然后从农村牧区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开展了从微观经营机制到宏观管理体制，从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到政府职能转变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和探索。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全区经济社会逐步走上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内蒙古成功地将改革开放推向21世纪

同全国一样，内蒙古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内蒙古的区情相结合起来，才能打破传统经济旧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只有开展一次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思想大解放，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初期，内蒙古从经济缺乏活力、处于崩溃边缘的最大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将彻底转变统得过多过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来抓，首先在“放”字上做文章，逐步走上了一条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之路。

实践不断发展和认识逐步深化对内蒙古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现实要求，提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的新任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在这种背景下，内蒙古从实际出发，开展了以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主要内容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坚持以“三个有利于”榕卸媳曜迹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创新和发展了中央对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关系、对外开放等理论，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向前继续推进。

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内蒙古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群众结合自治区发展实际，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要求系统化、具体化，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蒙古充分发挥毗邻俄罗斯、蒙古国的地缘优势，继续解放思想，抢抓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的机遇，以向北开放为重点，推动对外开放事业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21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内蒙古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抢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全国进入重化工加快发展阶段、加快对外开放等机遇，吹响了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时代号角。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内蒙古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社会事业制度改革，加快建设和谐社会，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对确立全面改革目标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七大后，内蒙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借鉴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丰富和创新了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在内的“四位一体”改革，不断开创着以俄蒙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局面。内蒙古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全区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历史转折。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内蒙古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十”以来，内蒙古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孕育新突破，能源结构和供需关系深刻变化，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国际产业分工和利益格局深度调整。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在新一轮竞争与合作中加快调整。同时，内蒙古发展仍然面临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比较滞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增长动力不够均衡，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实践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内蒙古只有顺应各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奋发有为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有效应对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断开创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和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