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2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 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着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 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3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4

引言

近几年来，语言界对于“古今字”的探讨一直是比较热烈的，而各位语言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有自己虽大同但非全同的观点，对于学习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期刊上发表对“古今字”见解的也不在少数，文章对其定义、性质、分类、区别等等都有过较为详细且多方面的介绍，但终究是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

笔者对现今高校所用的韩语学习教材进行了调研，较为通用的15本教材如下：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古代汉语读本》，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各二分册），殷孟伦主编的《古代汉语刊授讲义》，广东师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中学教学研究组《古代汉语》，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张世禄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周秉钧主编的《古代汉语纲要》，蒋绍愚、李新建主编的《古汉语讲话》，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张荫芝主编的《古汉语》，刘禾主编的《古汉语入门》，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册）。笔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就根据自己的拙见阐述在今后“古今字”教学中该如何进行教学改革，便于提高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使得学生们能真正地学好古汉语课程。

一、高校古今字教学现状

不同的高校采用的古汉语教材不尽相同，但是主流教学思想还是大略相同的，而教材中对古今字的由来都描述得十分模糊，很难用确切的语言来表达。笔者将教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归纳，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一）古今字因时代而命名

较为简单的一种思路认为，古今字是按照字的时代来讲述的。“古”是古字，是古代人的用词，是古代人的用字。“今”就是现在所用的字，是在古字基础上有一定的传承与创新的今字，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大部分人的用字习惯而变革后的用字。

（二）古今字为区别字

在上古时代，汉字还十分罕见，汉字的数量少之又少，汉字产生的速度远落后于词的产生速度，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一字”代“多词”的现象。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人为了避免在表达上有多种意思，造成歧义的现象发生，就另造了几个今字来进行区别，这种在古代所用的那个“字”就称为“古字”，后人另造的就称为“今字”。而我们就其实质上进行考虑，古今字也可理解为区别字，是为了区别不同的词意而出现的不同汉字。

（三）今字替代古字部分意义

由于上古时代汉字极少，故较多古字有多种含义，而为了替代或者分担古字中的部分含义，在古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变形，另造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就称为“今字”。

除了在古今字定义上的不同，各个版本的教材分类也不一样。在分类上有些教材是按单项分类标准来进行分类的，比如说按古今字字形上的联系或者意义上的联系来进行分类；而若是双项分类标准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分类也就随之而变化，在此就不进行进一步探讨了。

二、对古今字的认识

古汉语教材中的古今字教学至今还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不可否认是由于其本身存在非常多的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各位学者彼此有不同的观点，及其“古今字”作为文字学本身概念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而对古今字进行探讨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古今字的教学也还不受重视，这也是造成其发展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所在。

而在教学过程中，教材存在滞后性也是影响古今字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玉篇》中，有“鞭，坚也”，而在现代生活中，很少会用“鞭”来表示坚硬的状态，一般都是用“硬”，而如此典型的古今字例子并没有被收入到现代所用教材中去。但是，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大部分高校所用的教材多是20世纪80、90年代编著的，我们并不能苛求当时的编者能想象到现代汉字的发展变化，我们只能思考如何在教学环节上进行设计和改革，来调整古今字的教学，使得其既能符合现代的汉字发展潮流，又能契合汉字的历史文化。

现今古汉语教材中将文字分为四种形态：分别是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和繁简字，就大部分学生现代汉语水平来说，较为容易接受的是繁简字和异体字两者，探究其原因，会发现这两种文字形态在字的形态上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说笔画数目不同或者书写过程存在差异，如“婧屠帷薄舳悦巍薄拜对软”等字，这些字体即使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看到字形会联想到现代的汉字。学生一般较难理解通假字和古今字的关系，通假字在学生中学学习语文时，就有初步的接触，在各类的文言文学习中，通假字的现象也是教学重点，比如在《论语》十二章中，“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是知也”的知（zhì）实为“智”，是通假字，所以其实大部分学生对于通假字是不陌生的，只是没有进入深入的学习研究而已。

就教师从各个阶段描述汉字的古今字而言，学生因为缺乏文字的时代共通性而难以理解，这使得“古今字”的教学变得较为困难，但是古今字的学习因为贯穿历史朝代较多，给学生们提供了较多能够写成札记的素材，对于文学知识的扩充和培养创新思考能力是极为有帮助的。

三、“古今字”教学改革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现代“古今字”的教学主要是依靠于教材，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和部分扩充。而这些对于学生们能真正了解古汉语文化和汉字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需要时时关注文字研究的发展情况，将部分还未纳入教材的“古今字”列入教学内容，以下两点是笔者认为的较为合适的改革方法。

（一）引入最新汉字研究成果

由于现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在汉字研究上也有较多新的成果出现，使得教学内容更丰富且更贴切时展要求，也能使得教学更为严谨。比如在《旧唐书・食货下》中：“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此处的“般”是没有提手旁的，是在元明之际，才给“般”字加了提手旁，即为“搬”，也就有了现代常用的“移动物体的位置”意思的“搬”。实际上，近代汉字的发展，类似“般”与“搬”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很遗憾，这种典型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并没有被纳入教材。相反的，在上古时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类似用例被流传下来，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关文献在流传下来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有意或无意的修改，这使得原始文献的本意难以被保留下来，也就难以看清文献的原貌，使得古汉语的研究过程上出现了些许的偏差。这也就是为何《太田辰夫（1991）后序》认为，“流传至今的所谓的上古文献其实都是“后时资料”，并不能用作完全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东西。”后人为了显示他所以为的“真”，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使得原有存在明显边界的现象变得混淆甚至混乱，因此，为了保证教学的准确性和严谨，教师必须要强调用近代汉字阶段的例子来验证或者说为讲解古今字提供一定的证据。

（二）认清古今字的内涵

现代学生难以学好“古今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文字时代性的认识。比如说，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用“具”表示都、皆是，可以认为是通假现象。但是在今天，在已经将音jù的总括副词规范为“俱”后，再写“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是写了一个不规范字，可以认为是犯了语言错误。由此可见，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文字分析是存在变化的，而从历时的角度讲，“具”与“俱”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古今字”的现象。

在教材中一般是难以将古今字的问题讲述清楚的，本着科学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要求，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老师和学习古汉语的学生需要进行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利用一切资源，探究与验证实例，在任何有联系的几个字之间都要思考一下，这几个字之间有时代的联系吗？长此以往，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会发现原本枯燥无味的汉语学习实际上也是十分有乐趣的。而笔者认为，兴趣在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字的学习并不是能独立完成的，作为一名合格的古汉语教学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担当引导者的角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起他们学习“古今字”的兴趣。

结语

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是存在很多需要探究的地方，本文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古汉语学习中所能感受到的我国传统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古汉语汉字变化的魅力，是肯定不止这些的，而“古今字”的教学也存在更多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值得我们探究。对古今字教学方式和改革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文字研究者和学习文字的学生共同探讨分享，使得其能在“大同小异”的整体环境下蓬勃发展。古今字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汉字文化的绚烂一笔，有着难以言喻的意义，我们需要进行保护和传承，将之分享与下一代，让现代的学生也能了解古汉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魅力。语

参考文献

[1]刘君敬.论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13（12）.

[2]余淑荣.古汉语中容易混淆的用字现象――通假字、古今字与异体字新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4）.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5

中国作为一个具备五千年发展文化的国家，承载着不可计数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使世界各国所瞩目。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却有一部分人认为古代文化缺乏一定时效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过于遥远，没有必要去了解学习。事实上，古代文学不仅是对当下经济文化及自身情绪的一种反馈，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见证，是文化信息继承发展的物质载体。

一、文学形式与内容方面的价值

（一）古代与当代文化进行文化对比

从本质上看，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类型，都是作为文学形式的集中展示，存在的唯一不同是两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存在差异，作者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存在不同，促使两者对情感表达的形式存在区别[1]。站在大成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代文化可以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代表。当代文化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的延续发展，当代文学是基于古代文化的基础衍生出来的，虽然知识源于社会实践，文学作品源自于现实生活，但是古代文学的存在却为当今文学的发展降低了诸多难度，衍生出新兴文学作品，因而当代文化属于对传统文学作品的价值继承与发扬。需要注意的是，此种继承并不是单一的、无条件的、按部就班的继承，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整合，主要是对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些有益成分进行挖掘，对于一些低效的问题进行革新，简单的说就是推陈出新。如：杜甫的《望岳》名句“一览众山小”亦从《孟子・尽心上》“登太山而小天下”锻化而来，充分体现了“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推陈出新精神。古代文学的存在算得上是当代文化发展至今衍生出的新的沃土，随着时间的推演发展，在国际文化的舞台站稳脚跟，充分绽放出属于独属我国的文化，并保持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二）古代文学价值内容解析

古代文学作品鼓舞了当代人追求优质的精神。古代文学作品中侧重强调了文学作品的写实性，隐含大量本体论鼓励当代人寻求真正的美，树立优质的思想道德，这也是当代文学中最需要增强的内容[2]。古代文学创作比较关注个人学习感受，一些发自内心作品才可以真正打动人的内心；针对社会发展中诸多事件，发表自己的言论自由，进而切实感受生活的不易与艰辛，这也是就古代文学作品中隐含的精神。

二、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代育人方面的突出价值

（一）古人对古代文化价值的认知

文化作为一种表层含义，从核心层面进行分析，文化存在的最终价值是使人有所收获，从中提炼出诸多心得。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当下对于人们的世界观与思想品德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人学，通过有效阅读诗歌可以有效振奋读者的情绪，使其奋发向上，读者借助阅读古代文学掌握古今中外的历史，汇集一些兴趣相投的人进行文化情感上的交流，并借助文字抒发自己对社会的种种不满。“从生活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奉养自己的父母，从发展方面进行分析可以侍奉王朝，还可以在生活中获取诸多有关于花鸟鱼的名称及典故。”这一句话可以称得上孔子甚至是儒家学派对于古代诗歌价值的最早最全面的以此评价。

（二）当代人对于古代文化价值的认知

众所周知，古代文学作品自身具备育人的价值与功能。在今年两会中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长歌行》是一首咏叹人生的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r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爱国情感溢于言表，借助诗句的学习充分感悟作者的爱国情感，这也是开展爱教育的主要途径。借助阅读古代文学著作，有效强化人们的爱国观念。《诗经》中有诸多诗句是教育人们要诚信待人的。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文学作品中隐含的价值观导向内容不计其数，我国著名文学大家乔梦雪指出：“在当前经济带动文化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学习古代文学有何益处？这也是它最大的价值，不仅可以使你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且可以使你的灵魂与古代的文人墨客相联系，进而不断提升自我文学素养，提升自我存在的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及影响力是持续不断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当代价值，在教学活动中推陈出新，在教育活动中创新使用文学作品，进而促进教育改革工作全面的发展，提升课程教学有效性。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6

一流课程建设是当下高校教学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大战略契机。2017年8月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决策，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2019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双一流”建设，教育部正式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万门部级和1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一流课程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契机，其中，教学内容改革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根本与核心，是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改革的基石。以下从立德树人、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体用结合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路径创新。

一.强化课程思政，将立德树人与教授专业知识相结合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多侧重文学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究其原因，主要与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特别多、教学课时比较少有关。古代文学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辽宋金元文学、明清文学，部分高校还会将近代文学纳入其中，可见，古代文学包含了自上古至近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文学本身而言，囊括了众多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化思潮等。显而易见，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具有历时悠长、涉猎广泛、内容繁多、文义多元等特点。因此，教师为赶教学进度，往往以知识讲授为主，而减少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析，从而忽视了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学生人格精神的熏陶与培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仅就《论语》而论，即蕴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入则孝，出则弟”的孝道规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坚毅果敢，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兼济情怀等文化精神，另有君子品格、学习方法等不必赘述。更遑论先秦诸子、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瀚如烟海的文学经典。这些文化精神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目标高度一致，是立德树人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因此，在一流课程建设的战略契机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优化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具体来说，既要饱满地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又要深刻挖掘古代文学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时刻以树立学生美好品德、健全学生人格精神为教育目标，并体现在教学实践之中，最终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终极教学目的。

二.注重古为今用，将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距今时日久远，与当今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就语言的读法来说，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等四声，而如今普通话中已无入声字，而且现代汉语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古代汉语中的平声、上声、去声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古今语言文字理解上的障碍。再如，古代文学中的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盛唐气象、古文运动等文学风格或文学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密不可分，解读古代文学需要知人论世，文化语境的不同又加深了对古代文学理解的难度。又如，律诗和词的创作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讲究平仄格律和对仗押韵，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被创作。另外，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剧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脱离。因而，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古代文学是故纸堆里的“死”学问，不具有时效性和实用价值，从而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古代文学经典也成为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案头作品。鉴于此，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亟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应增强现代教学意识，第一，吸收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时补充教学内容、更新教案与课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用新方法、新材料来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常学常新的学习态度和用现代意识、现代材料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方法。第二，强化实践教学，挖掘古代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契合点，用现代方式解读和演绎古代文学，使古代文学“活起来”，以最终达到古为今用、沟通古今的教学目的。第三，在讲授古代文学经典时，除了传统的阅读欣赏、评论鉴赏之外，还可以强化视听体验、经典再创作体验。比如，观看文学经典改编的影视剧，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化用诗词进行现代广告语的编写，对古代戏剧作品进行改编、续写等剧本创作，拍摄抖音等微视频演绎古代文学经典等。总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力求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赋予古代文学新的视野与功能，使学生置身古代文学的情境之中，感受古代文学的时代魅力与现代价值。

三.推进中西融汇，将传统文学与西方先进理论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烙印，因此，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一贯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和理论，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亦以彰显民族特色为主。这是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利于学生国际视野的养成。实际上，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在国际上都有着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三国演义》早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已传播到朝鲜，英国牛津大学收藏了一本崇祯八年（1569）的明代刊本《三国志传》，目前朝鲜、日本、越南、英国、法国、俄国等多国都有《三国演义》的译本，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三国演义》的国际影响与地位可见一斑。再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曾被国外多位著名作家改编并且搬上舞台，法国伏尔泰就据此编写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出版。《三国演义》《赵氏孤儿》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并不是个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受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另外，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许多原始文献曾大量流失到国外，比如敦煌学发源于国内，其第一手文献材料却在国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不能忽视其在国外的现状。另外，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先进理论也是打开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钥匙。比如，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等，与国内教学研究与改革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择其善者应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与改革之中，以拓展研究视野。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应该具备国际眼光，主动探索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以及国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理论，并存其精华、化为已用，将最新的、客观的文学知识、文学理论传授给学生，以开拓学生视野、培育学生中西结合的先进理念。

四.提倡体用并重，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7

中图分类号：J7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235-02

一、前言

中国古典舞讲究一定的动态特征，最典型的就是圆、曲、拧，古典舞在运动轨迹和动律上都有不同的韵味，在造型和节奏力度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它表现的是欲上先下，欲前先后，逢冲必靠，有开有合、欲左先右的方式进行。挪、转、闪、腾都是中国古典舞的不同技巧，并且舞蹈的造型也变化不断，在表现的形象、气质、意境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的气息、节奏和力度的不同表现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同价值和新时代的背景，要想传达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文化就必须通过表演动作“形”和“神”来体现。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表现的动作行云流水，动静相结合得非常好，身体表演中展现出婀娜多姿，柔曼而优雅的翻转腾跃动作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音乐节奏气势磅礴，这样把中国古典舞的神韵倾刻间体现出来，把天地运转的气势也放射出来，使人们达到很好的视觉效果，更留给了舞蹈爱好者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印象。所以说中国古典舞不但要营造出唯美的舞蹈意境，还要让舞蹈演员把身体韵律充分的展示出来。这就是古典舞中的“神”，它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古典舞厚重的文化底蕴，并且还体现出了古典的戏曲文化，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这些中国的民族文化都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审美观念，使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念渗透到人们的脑海。

中国古典舞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种独特的舞蹈形态。它是以戏曲舞蹈主要基础，融合中国民族民间舞，吸收芭蕾舞等元素，经过后期人们的不断创新和实践，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舞的古典风格特色和不同的典范意义的舞蹈。它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意蕴，成为彰显神韵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意象艺术。

二、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典舞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古代舞蹈，而建立在深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舞，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使人能深入欣赏到更新、更现代的新古典舞。经过加工、创新后的古典舞都是以民族性为主体，依靠武术、戏曲等民族美学为载体，借鉴并吸收芭蕾舞，与西方艺术相结合，使中国古典舞发展成为更加独立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体系和舞种。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舞得以更好、更新的传承，使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一起发展并与时俱进。

（一）中国古典舞的继承发展

中国古典舞是从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后才正式形成的，经过多年人们对古典舞不断的探索、尝试对中国古典舞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由于人们对古典舞的传统理解概念不同，因此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看法，就连舞蹈学院都有多种看法……。因此，研究学者在对古典舞的传统与当代、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中有不同的争论。因此，对如今的中国古典舞究竟应该是当代化呢还是继续古代化，把古典舞当代化了，那要怎么才能更好的体现出古典舞的当代化，要怎样面对当代化，如果要让中国古典舞走向世界，就必须为世界所考虑，所以为了保存我们自己的中国古典舞，就不能把古典舞世界化，当代化。要想让中国古典舞有所发展，就必须根据社会功能、文化底蕴来创造、创新中国古典舞，人们通过对历史传统进行发掘整理并进行分析，对传统进行创造转化和重新审视的愿望，希望中国古典舞得到更好更高的发展。如果不对古典舞的发掘与创新，那么中国古典舞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也是发展不前的，因此，中国古典舞还是必须把传统与当代相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更快、更好的推动中国古典舞的继承与发展。

（二）与时俱进的中国古典舞

由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古典舞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典舞不但要坚持以前时代性、民族性和本身的舞蹈性，还要跟上时代，怎样能跟着的时代的发展走，让现在的人们接受以前传承下来的固有的、熟知的舞蹈模式，让新的古典舞能走上国际大舞台，让全世界的人们欣赏到全新的中国古典舞，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不停的变幻、探索、创新。所以说要研究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形式特色，剧目的创新与创作、舞台的意境布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们欣赏中国古典舞的着眼点，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向当代性创新结果的最终展示，让人们欣赏到不同的、新颖的古典舞剧。在中国古典舞剧目的编排中，如今不受时代、人物身份的限制，给了创编者更广泛的拓展空间，使编舞者让中国古典舞文化和精髓自由的展现，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舞真正的与时俱进，使中国古典舞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更好的展现。

三、中国古典舞的审美特色

通过人体动作姿态来表现出舞蹈的美，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体现出人们审美的情感和人们所以映出来的生活审美情趣，这都是人们表达欣赏艺术形式的。中国古典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老戏曲舞蹈，它一直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通过中国历史的演变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注定了中国古典舞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特征来进行审美。

（一）达意、道德教化与意境的和谐统一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宗旨，在古代有许多舞蹈的经典言论都是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舞蹈的审美意向，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人们展示的肢体美，而主要关心的是舞蹈中包含的“达意”功能，还有社会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因此他们对舞蹈的律动展示出来的感性美并不在乎。中国古典舞由很早以前的宫廷乐舞发展到戏典舞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离不开不同的舞具来展现出舞蹈的不同意境氛围，比如以前舞蹈中的剑舞、羽舞和干舞等都是运用舞具来展现的，所以说从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运用意境美来烘托出中国古典舞蹈之美。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舞注重舞蹈者的精、气、神的和谐统一与通融圆润，还把中国古典舞应用于理性教化功能对舞蹈意境美感的体验，使舞者、内容与意境达到和谐统一。

（二）“圆、倾”是审美艺术的表现风格

传统文化追求的“圆”能充分的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天”和“地”的敬畏和依赖。“天圆地方”是中国前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那时的人们认为“圆”是周而复始运行的天道，是天道不变的运行规律，人们认为那是象征圆满的符号，也象征着吉祥，从中就延伸出了万物变化终始过程的价值观。因此，在中国古典舞的肢体表演中会不断重复的出现“圆”的表演，这也体现出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人体根据音乐律动的过程中动静承接转合的表现是“倾”，由于中国文化的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的文化使得中国戏典舞蹈表演中体现出“倾”，由于“倾”的表演，就更好的体现出了舞蹈中的“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刚柔相济之美。所以“圆、倾”是中国古典舞审美艺术的表现风格特色。

（三）古典舞中“身韵”的审美

中国古典舞已经形成了很长的时间，人们对固有的舞蹈形式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很难。由于舞蹈的发展，人们的不断创新，由此就出现古典舞的“身韵”，“身韵”的出现，无疑给中国古典舞添加了新的元素，让古典舞能更好的与新时代相结合起来，就能创编出千姿百态的舞蹈，但是由“身韵”创编出来的舞蹈又不会脱离传统舞。中国古典舞通过“身韵”的舞种，提炼出新的元素，强化了舞蹈中的韵律，使得创编者有机会运用古典舞的动作形态来支配古典舞的内在动律，这样就把古典舞的灵魂抓住，也更好的体现出了古典舞的精髓，为中国古典舞打开了新的突破口，为创作者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舞蹈打开了一扇门，这样中国古典舞在今后的创作中就不再局限于戏典风格和历史题材了，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审美境界，为古典舞走上国际大舞台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在以前的古典舞蹈创编中，通过加入古典舞身韵元素，再和舞台相结合起来，这就补充和丰富了古典舞的语汇，并以民间舞的群众性体现出了舞蹈民族群体的气韵，这样就充分的让舞蹈者脱离了戏曲，让表演的情景转化为情绪的发泄与渲染，使舞蹈剧变更加吸引人。通过古典舞身韵元素的兼容性与时下审美情趣的结合，既体现出古代舞的“古舞新韵”，又能体现出人们对新时代的审美观念有所进步，对舞剧的趣味选择和提炼的不同，还有对他们交融的组织方法不同，这就使得中国古典无限多姿多彩的，新的审美形态出现。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是传统性与当代性相结合起来，由以前的传统态度转变为当代的态度，由于态度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中国古典舞才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绩，才让中国古典舞出现异彩缤纷的发展趋势，这将成为今后继续发展的态度。研究者在重建中国古典舞和完善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肯定会找出新的办法，也会注入新的舞蹈元素进去，为创编出更精彩的舞蹈而努力，当然，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人们会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舞蹈的创编中，会更有信心的迎接新的发展和新的挑战，为中国古典舞事业的发展与审美形态做出贡献。当然，中国古典舞的不断创新还是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前提下进行创新，以舞蹈的固有特征发展为目的，在传统舞蹈文化和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进代的精神相结合中发展，尽力开拓出绚丽的辉煌，以鲜活的生命力、独特的审美特色，让中国古典舞立于世界舞蹈艺术之林。

（二）建议

中国古典舞虽然要不断的开拓创新，但是在此基础上不能脱离传统文化，舞蹈的创编应该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古典舞应该是传统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一面旗帜，随着历史的走向，沿着新时代的方向去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民族舞蹈艺术，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让中国古典舞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参考文献：

[1]杨军.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趋势及审美特征[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09）.

[2]张文晶.中国古典舞对“圆”的追求和发展[J].艺苑，2010（06）.

[3]陈苗.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理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02）.

[4]李正一.论中国古典舞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古典舞高峰论坛上的发言[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01）.

[5]冉少敏.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J].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03）.

[6]金浩.论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审美取向[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04）.

[7]朱南轩.中国古典舞对青少年审美教育的文化价值[J].大众文艺，2013（07）.

[8]马亮.论中国古典舞“圆”的运动路线及审美特征[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05）.

[9]陈蕾.从“意境”角度浅谈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J].教师，2011（12）.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8

中图分类号： 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89-02

我国的舞蹈艺术能否健康的发展，能否跻身国际民族之林，取得与文明古国相称的声誉，能否体现振兴民族文化的精神，这些要求取决于舞蹈教育。舞蹈教育所培养的和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不仅能够体现出舞蹈教育的方针，也直接影响到舞蹈艺术的审美思潮和艺术取向。而舞蹈教育的资质水平又将取决于教师队伍的资质水平，所谓办学理念，直接体现于教师的教学理念。因此，如何关注舞蹈教师的资质，将直接关系到舞蹈艺术发展。

在舞蹈艺术的各门类中，民族艺术学科――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与从外国引进的芭蕾舞、现代舞等学科又有所不同。民族艺术的意义是在于代表民族，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也就是民族的审美智慧和民族的创造才能。因此，民族学科的教学和教师又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职责。本文所思考和探讨的，便是中国古典舞教师文化修养的问题。

一、古典舞的艺术定位

中国古典舞作为民族艺术门类的一种，对于民族的凝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灿烂悠久的舞蹈文明史，它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舞不是历史上某些舞蹈当时已有的名称，和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典艺术一样，是后人认为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哲学、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而给予的名称，而且是若干种哲学、文学、艺术作品的总称。在现代社会都不去搞现代舞还要继续保留古典舞，就是因为古典舞是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是我们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

首先要明确古典与古代的关系。所有的古典艺术都是形成于古代，是历史的产物。有的流传了下来比如：文学、诗歌、绘画、建筑、工艺等。有的只有一些资料，没有鲜活的流传下来比如：音乐、舞蹈。因此，把握古典的形式、风格只能进行继承和研究。其次当代古典舞是今人编创的，而编创的根基是历史、是传流、是古代。“知”而后变，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材料和对材料做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古典舞的形式和审美方向的问题，才能把握民族的特色。古典舞是形成于古代的舞蹈，我们常说“传统”，传统是历史的积累，是经过一代一代古人长期的继承和创造，才凝定为若干种艺术形式，并从那些艺术形式当中体现出艺术的规范性和美学传统。因此，古典舞与古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定位为文化形态，还是定位为技术技法系统

文化是审美的基础，审美观是艺术必须解决的核心，作为审美基础的文化不同种族、民族，以及地域的差异，及其特征和个性，没有特色的个性，民族就难以存在，中国古典舞也是如此。不同的民族艺术，具体表现在形式、风格的不同，形式由舞姿造型和活动的流动连接的方式构成。而形式所体现的风格――即艺术韵味，则密切联系着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诸多方面因素，即意识形态。中国古典舞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必须有独具的形式、风格、技法，不能把其他舞种借过来代用，代用就是说明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面目”什么。

任何一种艺术技法都是根于一定历史和文化，又无一例外都有继承性――也就是“来路”。艺术是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组成部分。牢记这一点或者甩开不管都无法改变这个科学论定。因此舞蹈作为一门艺术不可能没有思想、没观点、没立场、没取向。不同的形式、风格产生不同的技能、技法，艺术的形式、风格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艺术的技能技法也就没有统一的评判尺度。不同的文化的形态决定着舞蹈的技能技法，作为古典舞不能只注重技能技法体系，而是要将古典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待。技能技法是为古典舞的审美取向而服务的，而古典舞要想达到所要求的审美取向就必须依靠技能技法，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三、作为一名合格的古典舞教师的责任，自身所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及修养

以上这些观点直接牵扯到教学上，从教学出发认清古典舞今后所要走的道路是作为一名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育者的责任，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演绎，引导学生认识、理解艺术形式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学习并掌握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发展的历史，了解本土文化的发展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这就要求古典舞教师自身对古典舞的感情和审美倾向一定要清楚，这是从事古典舞事业的教师们所必修的课程。如果一个教师在教学上只保留在形式的把握，不能提高到文化的教学程度。那么，课堂教学就将脱离文化而成为单纯的技能、技法教学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旧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照搬硬套、墨守成规上，教师的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创造力十分的缺乏，这将直接影响到古典舞今后的发展。那么作为一名大学古典舞教师所应该具备哪些文化修养呢？

（一）必须了解古典舞、了解中国古典舞性质的由来

所谓古典舞主要是指历史上为贵族服务的宫廷舞蹈；被宗教利用成为一种祭祀形式的宗教舞蹈；或者曾经走上政治舞台，是在专业化、职业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古代舞蹈形式。这些虽然是古代民间舞的加工、发展，但与自娱性有节令、地域和物质条件限制的民间舞蹈有所不同，它是具有吸收、融会不同民族、地域外舞蹈的优越条件并且是在贵族文化、宗教意识或者是在广泛的――不限于一个地区的欣赏趣味影响下发展、提高起来的。形式比较完整、严密，表演、技巧也高于民间的水平和成就，对历史上的舞蹈文化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因此，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必须了解中国典舞的含义，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体现特色，突出特色，培养决定古典舞形式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了解中国古典舞的风格、审美取向，将技术技能与文化形态联系起来，真正达到技能技法的教学目的和任务。

（二）必须有热爱这样文化的感情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在这五千多年里，舞蹈一直占领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说舞蹈的发展也是很积极的，它是每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等各项有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作为一名当代古典舞教师我们不但要了解现代舞蹈发展的状况而且也要对古代的舞蹈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这是必须的。我们要随时赶上时代的潮流不被时代所淘汰，推陈出新是教师们所肩负的重任。但是推陈出新并不代表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舞蹈历史遗忘，正好恰恰相反，将中国舞蹈的精髓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作为一名中国古典舞教师所应该赶上的潮流，这也是使命。必须回溯历史、回溯古代了解古代舞蹈发展的脉络，搜寻古代舞蹈资讯，并尽可能的多学点各个层面的中国文化，卑能最大限度的体现我们祖先在这门艺术所创造的美，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智慧。要想去了解这些，必须通过自身内心达到对中国古典舞事业的热爱与关注，这样才能将所了解的慢慢吸收到自身的脑海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三）必须具备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的艺术多种文化基础知识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尤其是大学教师要学会不断的去探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时代已经不再允许那些墨守成规的、老套的、没有内涵的垃圾艺术存在了。“创新”是我们已经不可逃避的事实，要想创新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修养作为起点，不断的充实自己使内涵变的丰富起来。作为教师的任务不光是只是进进课堂，对学生进行肢体上的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使学生变的博学，不能让学生只局限在舞蹈的技能、技法上。如此看来要想做到这一点教师们必须先从自身作起，教师应该所懂得的是除去教材本身以外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就是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这样一来只有自己懂的多了才能去教学生、引导学生，才在学生面前有说服力而且这也可以帮助教师自身在中国古典舞上不断的创新。哲学、历史、民族、宗教、习俗、绘画、建筑、等等的这些历史文化都是与舞蹈相联接的，灵感不是随时随地就有，文化的积累相当重要，只有两者相互的配合才能创作出更好好的艺术作品。还有的就是现在学习舞蹈的学生专业水平越来越高，可能在某些方面教师和学生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出现教师落后于学生的现象。面对这些种种的压力，必须促使教师们时时刻刻保持强烈的求知欲，不断的丰富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的探索舞蹈教育领域的未知世界。

（四）古典舞教师自身文化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古典舞事业今后的发展

舞蹈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菲是表演、教育、编创，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们一定要在技能、技术培养的同时进行艺术思想教育，如果不把爱国主义情操，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感情培植起来，不把“武装头脑”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去抓，就很难体现民族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教学中有很多老师只懂得硬搬乱套，只懂得照着已经编好的教材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对学生只是进行单一的技能技术的训练，更何况自己动脑子去学习其他的艺术各类知识了。对学生们所提出的有关于专业上的知识更是避而不答，因为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首先自身就不具备舞蹈教学的能力又如何去教学生呢？尤其是现在西方的现代舞对中国舞蹈的入侵，如果作为一名古典舞老师对中国古典舞蹈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么她所教出来的学生也很有可能被同化。

教师是全方位给予学生成长的指路人，学生最终的好与坏，一方面是学生自身对自己的把握，另一个方面就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教师们也是从学生时代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应该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应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需要永远的站在时代的前头，永远站在知识的前头，如果教师落后了，我们就可想他教授的学生，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法，不仅能传授专业知识解惑释疑，而且能探索研究掌握现代教育理论，把握教育教学规律。种种的这些更是证明了教师的文化修养是多么的重要，也更是对从事古典舞教育事业的教师们所提出的要求。

古典舞要想求发展必须依靠强大的教师队伍，就象汉唐古典舞它就是在一些优秀老师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开设这个专业并不是说要回到汉代、唐代，更重要的是面对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传统舞蹈文化遗产呼唤如何把它更好的保护和发扬。这也正是古典舞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凝聚力才不能被磨灭。所以作为一名古典舞教师任务是艰巨的，我们不能保守，必须创新。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千锤百炼，闪烁出光辉的异彩。

四、结语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9

【关键词】

古代文学；情感；体验式思维；本真；原创

文学作品脱离不了关于“情”的描述，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点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脱离“情”字，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了生命与灵魂；因此，分析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习惯于从“情”字入手，解剖开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的元素，也就能够充分把握住古代文学作品的脉搏所在了。

一、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创意义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其情感体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出来的“情”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是文化的子项目，其必然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的，因此，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意义，也就自然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对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为一种情感体验类型的文化，所谓“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对这种情感体验文化的直观描写，充分体现了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的文化特征，这也构成我们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古人的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直观的体验，因此，古代文学中关于情的内涵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意义。

二、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规定

情是属于一种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学习而能具备的一种特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便，这是一种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的自然行为；因为情发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状物又往往和另外一个用来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连接起来使用，通称性情之谓；古人热衷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为目的，古人在建构文化和艺术实践方面，往往是从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发，并基于本真的标准来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原理，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学中体现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对事物本真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所以可以这么说，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情”，符合本真的规定。

三、古代文学中的“情”具有原创意味

古人的思维形态中，其情发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缘亲情，因此，古代文学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创特征的，其本质上是古人建构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古人通过这种思维形态来关联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并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种体验型的情感思维模式，其关注点在于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包含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涉及到社会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对这些情感关系的体验，并细腻真切的表述出这种情感体验，便构成情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四、古代文学中“情”是创生艺术的母体

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在于中国古代艺术中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要求，这种早熟的抒情艺术，催生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涌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式中最早出现的无疑是音乐，而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国古代音乐的出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在这种自觉中走向成熟。音乐之外中国古代艺术中另一个很早就出现的艺术形式就是诗，而无论是音乐还是古诗，其都是以抒情为基础，并通过情与乐将诗与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了璀璨的艺术隗宝。音乐与古诗通过情的粘合而为一体，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0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1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

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

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

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

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

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

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

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

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手段给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

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

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

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2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对外汉语专业的一门语言工具课，主要是系统讲述关于古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阐明有关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让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其“语言科学的理论素养”及“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对外汉语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这种转变要求我国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不仅具有教授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能力，还要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古代汉语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自然也要服务于汉语国际化的国家长远目标。长期以来，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的繁杂枯燥以及教学时数的不足，导致学生对这门课普遍不感兴趣，教学目的难以实现。如何克服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的困难，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汉语教学只有自觉进行文化教学，才能使枯燥的语言文字理论变得富有趣味，使学生产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这样做，不但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能激发学生课外学习古汉语相关知识的主动性，丰富古汉语课的实践教学内容。

一、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加深学生对字词意义的理解

汉字是表意文字，通过字形来表现词义。古汉语中，大多数词都是多义词，这些意义之间有着或近或远的引申联系，顺着这些引申线索，我们总能追溯到某个字（词）的本义。词的本义就是汉字据以构形的基础。运用汉字的构形理论分析字形与词本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理解古代汉民族的文化，也能更好的理解本义与后世引申义之间的联系，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如“年”，甲骨文作“”，上面是“禾”，下面是“人”，像人头上顶着禾的样子，表示谷物成熟后收割了下来，顶在头上拿回家。因此，“年”的本义为谷物成熟。古代一年种一次庄稼，谷物从这次成熟到下次成熟就是一年的时间，因此，“年”就有了时间单位“年岁”的含义，从“年岁”义引申出“年节”义，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关于春节还流传有各种民间传说，兹不赘述。年节一过，人也增加了一岁。于是“年”又引申指人的年龄。《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我们通过分析“年”的字形构造知其本义，又进一步结合古代社会生活和有关传说分析其各意义之间的引申联系，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其意义的理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对汉字中蕴含的古代文化予以阐释，不但能够提高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兴趣，而且促使他们做深入的探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学习。

二、精选语法用例，让学生在掌握语法规律的同时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语法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内容琐碎而枯燥。各种古汉语句式的不同形式特点，不同词类的虚词的语法功能及与现代汉语虚词之间的对应关系都让学生颇感头疼。如果教师能够精选古代经典中既反映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语法特点的典型例句作为语料，用来分析古汉语的句式和虚词，那么，就会让学生既容易掌握这些句式的形式特点和虚词的功能，又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如“词类的活用”一节就是讲古代汉语叙述句的谓语不仅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形容词，而且作谓语的名词、形容词可以和宾语形成使动、意动等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以《孟子·尽心上》里面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来说明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也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人的视点越高，视野就越宽广的道理，进而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又如《古代汉语的词序》一节讲宾语前置现象，我们以《论语·学而》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例，让学生深刻认识“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律。因为该句前半部分符合此规律，后半部分因为宾语是名词“人”就不符合此规律的要求，故不能前置。同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体会现实生活中“知人”的必要性。我们总是说知己难觅，其实，等到我们学会了主动去“知人”，“知己”离我们也就不远了。又如学习“者”字结构，我们以《道德经》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为例，既让学生掌握“者”字结构的形式和意义，也让学生从圣人言中学习到生活的真谛。这样我们就把优秀传统文化与枯燥的语法教学结合在一起，学生“爱屋及乌”，教学效果自然会好很多。

三、补充文选阅读所需的古代文化常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文选是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选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为了达到“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目的，文选教学一般占到古代汉语教学时数的一半左右，可见文选有多么的重要。与文字、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相比，文选更紧密地联系着中华民族广阔的古代生活以及民族的心理、风物、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等，是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历史记录与写照。所以，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自然就是学习古代汉语所包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是了解民族历史并接受民族思想、情感和精神教育的过程。

文选教学以解释词句为主，只有让学生对文中的词句的意义都懂透了，学生才能举一反三，读懂其它的文言作品。一般而言，只要把文选中重点的词句讲清楚了，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也就差不多了。除了词句的障碍以外，影响学生对文选理解的就是古代文化常识了，这方面内容包括古人的姓氏名号、职官、地理、历法等。在古代汉语课时压缩的情况下，很多高校的古代汉语课都把这一部分通论知识砍掉了，以致这些知识成为了学生文选阅读的真正障碍。基于此，我们认为文选教学不仅要解释词句，也要补充解释文选中有关古代文化的常识内容，帮助学生更好的读懂文言作品。如《郑伯克段于鄢》中称郑武公的妻子为武姜，为什么这样称呼她呢？原来古代姓是用来指婚姻的，女子必须称姓。武公之妻的娘家为姜姓，武是她丈夫的谥号，女子死后常在姓上冠以配偶的谥号来称呼她，所以称她武姜。又庄公的弟弟名段，周代以“伯仲叔季”表示兄弟间排行，段比庄公小三岁，所以叫叔段。叔段后来失败出奔共国，所以又称“共叔段”。又如《鞌之战》中写“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可见古代战车上一般是三个人，教师就有必要介绍他们在车上的位次。原来古代车战时，尊者在左，御者在中，骖乘居右；但君王或战争时的主帅居中，御者在左。又文章开头写“癸酉，师陈於鞌”，教师就有必要介绍古代的干支纪年法。“干”是指十天干，即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支”是指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以十干配十二支，得六十“甲子”，用来纪年。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于东汉，西汉以前的逐年干支，是后人逆推附加上去的。这些实例说明古代文化常识对文选阅读的重要性。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予以文化观照的益处。但是也应认识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和理论，阐释汉字的文化内涵，精选代表优秀古代文化的典型用例，在文选讲授时补充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都是为了增加古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不能喧宾夺主，把古代汉语课变成古代文化课。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