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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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篇2

“情境教学”是将学习者的体验活动、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整合起来的教学模式,追求教育的整体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教师可采纳“情境教学”模式,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

美国著名教育家John D.Bransford等人认为,社会情境是指“熟悉的任务情境”和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情境”。也有学者认为,情境既是问题的物理结构与概念结构,又是活动的意识意向与问题嵌入其中的社会环境。[1]

将“情境”引入教学的优长有如下两点:其一,“情境教学”模式的运用充分顺应了人的生物特征。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相互协作、各有分工。大脑左半球掌管逻辑、理性,包括言语的活动;大脑右半球负责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包括情感的活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分析讲解、学生的单项练习主要调动大脑左半球,引导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情境教学”着力调动右半脑,使之活跃起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辅之以“情境教学”,大脑两半球交替兴奋,或同时兴奋,协同工作,大大挖掘了大脑的潜在能量,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因此,情境教学可以获得比传统教学明显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二,“情境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认识的直观原理。具体的形象、鲜活的细节等易于留存在人的记忆中。从教学实践上看,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情境教学”更强调直观性、情感性、师生的双向互动性,采用“情境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教师可吸纳“情境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大量增补相关背景资料,帮助学生“回到”古代社会的历史情境,体会具体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更形象、更真切也更深刻地学习、感知、接受中国古代文学史。这种再现过往时空,构建还原“历史语境”的方式,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情境教学”的总体思路如下。

(一)创设情境,完善学生原有的知识架构,建构全面的文学史景观。

“情境教学”通过有效地创设情境,将学生引入时空隧道,走进古代文学现象发生的现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知识、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如果原有知识与经验不能完全同化新知识,则指导学生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重组,丰富、补充、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如,在讲述元代戏曲《西厢记》时,常规的教学模式下,讲授的主要内容有三:关于作者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西厢记》的艺术特点。在“情境教学”模式下,则补充讲授“关于《西厢记》的续作及其评价”一节。《西厢记》问世后,出现了大量续作,不少续作有意颠覆《西厢记》原有的风格。如盱江韵客的《续西厢升仙记》,将莺莺写成心胸狭隘的妒妇,将张生写成恶人;张生与莺莺结成夫妻,又要纳红娘为妾;红娘更被写成与莺莺争风吃醋的小人。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引领学生进入明清两代“满地皆话《西厢记》”的“历史情境”,并结合学生所熟知的当代文化界的“恶搞”之风,指导学生认识、分析古今相似的文学、文化现象,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也引导学生对当下“恶搞”等文化现象形成理性认识,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水平。

(二)把握主体,强化学生的感受理解能力,实现不同课程之间的融会贯通。

“情境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经由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帮助,阅读必要的学习资料,激发、强化个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受,并进一步形成对古代文学、文化的理性认识。因此,“情境教学”要求课堂内外充分互动。学生在课堂上了解、接纳、吸收教师讲授的内容,课后寻找、筛选信息要素,提取已有的知识,通过自我建构、自我发现的方式获得新知识。

如在明代小说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明代、清代小说的评点本。其目的是,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掌握故事情节,同时直观地感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形式、接受和传播方式,了解时人对这些小说的具体评价。之后,要求学生以评点的形式,写出回评、总批、侧批等,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并促使他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状态。这样,学生能在具体的语境中了解古代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有效地打通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两门课程。

(三)激发兴趣,关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帮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模式。

“情境教学”关注的不仅是学生“知什么”,而且要让学生“知怎样”,并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等,最终确定个性化的学习模式,掌握“学什么”、“如何学”、“如何用”。

学生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要引导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学生的感情、信念、愿望、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情境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进入历史语境的兴趣,并引导学生形成自觉的学习意识。在“情境教学”模式中,关于读什么、怎样读等,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性。比如,阅读明清小说的评点本,学生可以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中任选一部,在阅读并做大量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兴趣点,分成学习小组,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不断强化场景意识,并最终建立个性化的、自觉的自主学习模式。

二

研究型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性,在展开研究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是退居幕后,而是进一步发挥能动作用,富于策略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开展研究型教学并非削弱教师的作用,恰恰是对教师业务素质、教学功底、科研水平、协调能力的综合考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情境教学”就是要整合学习者的情感活动、认知活动,以及系统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强调教师讲授、学生学习之间的互补、互动,引导学生形成进入“历史语境”的自觉意识,实现教学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进入“历史情境”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学生理解作品、把握作家、自主学习、用之于实践。

(一)开展“情境教学”在教学方案设计上的要点。

1.立足学科性。学科性是“情境教学”根本。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时,采用“情境教学”模式,要给学生补充大量社会史、哲学史、政治史、文化史内容。在创设情境时,要注意体现古代文学的学科特点,紧扣教学内容,凸显学习重点,这是首要原则。

2.关注鲜活性。经过时间的沉淀,留存在文学史教材中的作家及其作品已经被经典化。经典化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性,这些作家、作品往往被抽离出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成为某个时代的标签,失去了其鲜活性和生命力。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地还原作家的日常生活状态,在生活细节中把握作家、作品,重构古人的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古代作家、作品的生命力。

3.渗透教育性。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由中小学阶段了解、习得知识点转向掌握学习方法,形成自主学习模式。“情境教学”的目的正是使学生从根本上把握学习、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

4.着眼发展性。任何一种教学实践模式都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根本目标。“情境教学”模式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培养本科生在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献资料时的现场感。在古代文学学科治学与中学古文教学中,这种现场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促使学生形成建构历史语境的意识,对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及教学教育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动力。

(二)实施“情境教学”可采取的方法。

1.描述法――建构基本的历史语境。教师在充分掌握、理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与作家、作品等有关的思想潮流、历史细节,以生动的语言尽可能地描述历史的全貌。当学生学习能力不足,或对场景的把握不够时,应结合他们熟悉的场景进行对比、比较,以激发他们还原历史情境的能力。如讲到《三国演义》,为了让学生更深切地理解《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的语言所具有的历史感,以学生熟悉的电视连续剧为例,探讨正说历史与戏说历史的区别,提醒学生注意《贞观长歌》与《还珠格格》在语言风格层面上的差异:《贞观长歌》的编导试图把观众引入历史场景之中,所以遵循“讲述历史”的严肃性。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充分理解语体对文学文本的巨大影响力。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反省古代乃至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令学习者将抽象的符号逻辑转化为实用知识。师范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文化教育部门,针对学生的择业方向,在教学中,时时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进行反思。如,明清小说、戏曲领域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国家、特别地方文化官员禁止小说刊行、限制戏剧搬演,但结果却是屡禁不止。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提醒学生思考古代为何禁止小说、戏剧,禁令下达后为何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对当代有何启示。结合“百家讲坛”“超女”等文学事件、商业文化现象,让学生深入地思考,将来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应当如何引导中学生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同时保持高尚的文化品位。这样,通过课堂教师讲授、学生发言等互动,学生能全面把握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规律。

2.阅读法――全面感受历史情境。把握历史场景,关键在于培养学生全面的感知能力。“情境教学”模式在课堂讲授之外,应注重学生课外的学习。学生除阅读作品选、背诵经典篇目,还需要阅读原著,写读书笔记,提交读书报告,通过大量的阅读、写作,不断强化对古代文学、文化的认知。展开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情境教学”,还可以进一步对学生阅读的版本提出要求。如明清文学教学中,针对学生喜爱小说、忽略诗文的现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阅读明代、清代文学家诗文集,并要求学生阅读线装书或影印本。这样,通过阅读,学生对古人的写作方式会有直观的了解,理解古人创作的物质环境。通过阅读线装书,学生会充分领悟到,古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而且是有必要的、特定的物质承载体,这对学生进入具体语境也有极大的帮助。

3.辅助法――不断强化情境意识。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利用网络资源、多媒体技术,采用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等方式,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迅速进入历史语境。如,在讲授元明清戏曲时,由于戏曲已经退出了学生的生活,因此,必须让学生观赏、了解戏剧,他们才会对戏曲有直观的感受。在讲授《牡丹亭》之前,课间,可反复播放经典片段,如《游园》等,使学生对昆曲有直观的印象;在讲授过程中,可让学生观看青春版的《牡丹亭》,使他们进一步从声音、画面等综合效果上理解中国古代戏曲。在讲授过程中,针对有关唱词,还要给学生补充古人生活的基本知识。如《牡丹亭》中有“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一句,教师可放映看杜鹃花、荼蘼等的图片,提醒学生“荼蘼”这种花与玫瑰花同一科属,攀延性很好,颜色纷繁,古人常用来作蓠芭墙。通过这种方式接通古今时空,学生能全面感受古人生活与当下的融会之处。

三

常规的古代文学教学往往讲授知识点,分析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艺术特色,并对文学现象、文艺思潮给予定性式的评价等,这样容易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文化形成刻板的印象,学生仅仅将古代文学作品、作家视为抽象的逻辑符号,无法对古代社会生活、古代文学作品作出“同情的了解”。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实施“情境教学”模式并不反对或否定传统的教学方法,“传统型教学扮演的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角色”,[2]“情境教学”模式则鼓励教师将学界最新的科研动态、教研方法应用于实践,作为组织者、激发者、引导者、推动者,最终促使学生学习能力全面提高。

以“情境教学”为手段展开研究型教学时,教师通过有意识地穿插对作家活动场景、生活细节等的描述,可以推动学生自觉地进入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感受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切实存在,古人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通过还原情境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认知,最终,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与研究能力。

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展开“情境教学”,可以实现由知识向能力的转移,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开拓学习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如何将教师掌握的系统知识、学术方法、教学方法等尽可能全面、快速地传递给学生,是教学的重要目标。心理学研究显示,只要建立适合的语境,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知识就可以成功转移。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情境教学”之中,也可以使形象再建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均得到提高,丰富学习方法,提升思维品质。“情境教学”激发学生调动生活经验与逻辑思维能力,将教师讲授的内容与个人的体验、知识点融会合一,使学生在情境还原的基础上理解古代文学作品。

总体来看,“情境教学”可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对师范生来说,“情境教学”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建构提供必需的知识储备。通过“情境教学”,师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就能够了解和习得前沿的教学方法,关注教学方法论,为迅速融入职场进行必要的准备。对非师范生来说,“情境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品质,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界最新动态、最新观念和观点。

参考文献:

篇3

一、总体实施方案

师范生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体系两方面展开改革。要点如下：1.教学方法改革：实行专题化教学，重置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多样化。（1）为使教学回归文学本体，提高学生问题意识和审美素养，遵循“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阅读”的原则，突破面面俱到的“大文学史”教学模式，以某类文体、某类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现象等为线索，打破教材章节割断和时间限制，将分散的知识纵深归纳，将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专题后予以教学。（2）与新时代语境、师范生特定培养目标协调，在现有教材内容陈旧的情况下，自创性适当增加新的专题板块。（3）为增加教学的生动感和及时有效性，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形成教、学良性互动，在自主编写出较成熟的个性化、特色化、专题化教材之前，以自编教学大纲为依据，将自制多媒体课件、教材、作品选、学科网站、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予以创造性综合利用，建立网络平台帮助学生自主学习。2.教学评价体系改革：配合更新后的教学内容，以多样化作业形式和灵活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1）为提升学生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团体合作精神，增强其师范专业素养，帮助学生组建课程学习团队。各队每学期各有分工又团结协作地完成某一专题研究和展示，教师根据其团结协作程度、PPT质量、讲解效果等予以综合打分，作为该组每位成员的统一成绩，按平时成绩的50%计算。（2）为提高学生作品阅读与写作能力，提升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审美素养，借鉴王晓初教授2011年提出的现代文学课改思路——要求全学期学生写作读书笔记共15篇。其中2篇以电子文稿形式随时发送给教师，教师给出精要点评和修改意见。其余13篇读书笔记期末一并检查，并给予成绩，两次成绩各占50%，计算为平时成绩的50%。（3）学生课程成绩按期末60%，平时成绩40%计算。

二、具体实施方案

遵循上述整体改革思路，具体应从教学目标重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考核评价改革等方面展开师范生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尝试。1.为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和师范专业素养，对其就业产生一定的良好引导和示范作用，推行以教学内容和作业形式专题化、课程学习团队化为标志的专题化教学。主要进行以下工作：（1）教学方法改革：实行专题化教学，重置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多样化。①将授课内容整体分为几大板块——框架性、贯通性的宏观概括；重要文体发展演变及代表作家作品；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世界文学、现代文学的关联；与师范生专业实际存在密切关联的“儿童书写”等。各板块再细分为若干专题性内容。②以自编教学大纲为依据，将自制多媒体课件、教材、作品选、光盘、网络数据库等资源予以创造性综合利用，建立网络课程平台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及时有效性，形成教、学良性互动。（2）教学评价体系改革：配合更新后的教学内容，以专题讲演和读书笔记形式考查学生写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全班各学习团队每学期完成专题讲座一次，作为与任一专题性教学内容相呼应的延伸阐释：各组成员集体协商确定专题内容和基本思路后，每人各有分工——或寻找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材料，或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或进行文字润色，最后由一位或几位同学在规定时间内辅以多媒体课件展示完成讲解，组内其他同学同时进行作品朗诵等辅工作，教师和其他组成员根据其团结协作程度、PPT质量、讲解效果等进行现场点评，并通过考评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2.为将知识传达与能力培养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外阅读、写作相结合，提高学生的作品阅读、写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其审美素养，围绕对经典作品的细读展开对话式教学。主要进行如下工作：（1）提供50部审美价值、时代特质兼具的作品阅读书目（含必读、选读两部分）。（2）利用课堂教学，示范性地解读各范式经典作品，解读中适当融入文学理论视野，尤其注重对经典作品的细读，教师推荐国内外相关经典论著（李健吾著作、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等），以引导学生切实掌握深入文本的有效途径，提高解读能力。（3）借助各种形式展开师生、生生之间有关作品细读的对话，促进学生对经典作品的个性化、多元化理解。教师通过电子邮件对学生电子读书笔记进行深入点评，对有关问题进行详细探讨，以切实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教师定期针对学生电子读后感情况予以全班范围内的及时辅导；各学习团队内部进行读书笔记互相批改工作；全班每学期举行两次有关必读作品的读书笔记现场交流、讨论活动。（4）以考促学，通过考评激发学生对作品的深入阅读积极性。专题化、对话式教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遭遇诸多实际困难，需要师生齐心合力予以克服，通过实践不断对原有思路和具体内容予以反复调整，从而将师范生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作者：李红霞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篇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低年级儿童喜欢图文并茂的注音读物,特别是童话、寓言及关于英雄人物的注音读物。他们不仅喜欢读,而且喜欢讲给别人听。针对学生的这一特点,教师不仅要是此类读物的热心读者,而且要积极推荐,引导学生去阅读。中高年级则应将学生的兴趣引至名人传记和科普类读物上,结合语文课的学习,相机推荐适合他们“口味”的书目,鼓励他们课后自由阅读。

教师也可以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冰心、鲁迅、季羡林、、叶圣陶等名人,教学生以他们为榜样,热爱读书,争取成为名人,从而激发小学生的阅读兴趣,乐于进取。

二、提示课外阅读方法,使之会读

课外阅读既是课内阅读的延伸,又是课内阅读的补充,教师要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的质量。

1.教给阅读方法。

学生爱读书不等于会读书,还需加强指导。每节阅读指导课上精读一两篇读物,教会学生从整体入手分三步读书:初读,归纳主要内容;速读,质疑解疑;细读,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释词。告诉学生在自由阅读时,不仅可以连读、略读,而且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跳读,如二年级能把200多页的书在放学以后几小时就看完,有的孩子就是挑最有趣的情节跳读的。

2.明确阅读要求。

让学生明确不同体裁的读物有不同的要求:童话、寓言重在明理;历史故事重在明晰故事梗概;诗歌重在通过诵读体会其意;科普读物应明白书中的科学道理。还要求学生对各类文章中精彩的重点段,要理解、会背诵、会仿写。这样既能为写作打下基础,又能提高理解能力。

3.养成良好的习惯。

必须注意培养孩子从小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做好读书笔记,要求学生随时把文章中的优美词句、精彩片段摘录下来;好的诗文、语句、段落力求熟记成诵;对于一些让自己感触很深的,可以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写成读后感,使读书笔记成为存储知识的宝库。

三、指导选择课外读物,使之想读

国家虽然对出版物有明确规定,但形形的书刊仍在社会角落泛滥,小学生年龄小、阅历浅,这就要求教师时常向学生推荐富有启发、教育意义又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的书籍,让学生与好书为伴,“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让学生在阅读中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新课标中的语句)。

1.针对学生个性,选择有益的课外读物。

引导学生积极进行课外阅读,要针对学生的个性,有选择性地确定阅读书籍。选择教育部推荐的小学生读物,引导他们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水平。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时,加强同课本的联系。如学了《厄运打不垮的信念》、《滴水穿石的启示》、《诺贝尔》等一组文章后,学生感受到了主人公那种不屈不饶、持之以恒、不向命运低头的高尚品质,于是我推荐学生读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并写出读后感,学生畅所欲言……学生掌握阅读方法,选择同课堂学习联系紧密的文章阅读,学习的效率事半功倍。

2.与时俱进,感受现代儿童文学的魅力。

浩瀚的历史长河,留下许多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名篇,我们要引导孩子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但也别忘记与时俱进,引导孩子读一读现代儿童文学作品,让孩子关注现代生活。于是我利用学校图书室内的一些图书资源,推荐孩子读一读现代感很强的,如黄蓓佳、杨红樱、曹文轩等的作品,如《我要做好孩子》、《草房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班长上台》……这些小说曲折的故事情节、主人翁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容易吸引孩子。学生和小说中主人公共处一个时代,经历同样的事情,在情感上极易产生共鸣。

在读好《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及其它名著的同时,也要读一读现代儿童小说,感受时代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