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1

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

微观经济学常被定义为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或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于相互竞争的用途的学科。这两种定义只是视角的不同。在A.马歇尔所奠定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中，自私假设、稳定性偏好、需求定律、理性选择模型、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共同构成了微观理论的内核。从效率或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当约束条件变化时，自私个体通过行为选择调整，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微观分析模式，可以被精炼为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该模型旨在阐释，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以价格机制来引导个人的行为选择，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状态，即帕累托效率状态。传统框架中的理想条件通常包括：任何参与者都没有市场势力，而只是市场交易条件的接受者；市场中同种交易对象在品质方面没有任何差异，从而交易对象可以简单地以一个数量来指代；市场参与者可以自由进出退出市场，或者说不存在市场进入与退出的壁垒；以及参与交易的各方不存在信息方面的差异，并且知道所有会影响收益的重要信息等。当交易满足这些理想条件时，市场交易行为将在某个特定价格决定的交易数量下达到均衡，亦即参与交易的个体都在这一价格和数量下，达到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优化。对于偏离理想状态的现实世界，则需要以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蓝本，通过实施政策干预等使其向理想状态靠拢，典型的操作是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如反垄断、外部性干预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概言之，通过构建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微观理论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统，并以之服务于经济政策的提供和评价。

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剖析

以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统率的微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封闭特征的演绎逻辑。从理论的实践功用看，如何将这种封闭的演绎逻辑运用于对真实经济世界的分析，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倘若不能妥善克服这些困难，微观经济学将只能是R.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只是一套基于自私假设的重义反复式的演绎推导，而缺乏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是自私假设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工具化，以其作为阐释工具，揭示自私假设这一经济学本体在变化不居的约束条件下所体现的不变本体特征。马歇尔说，一寓于多，多寓于一；中国儒家哲学说，理一分殊，体用不二；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等。这些哲论可以被认为是对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与应用之间关系的认知途径或法门。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或对考察经济活动的假设条件处理不同，自私假设可以表现为一套无关性命题或相关性命题，它们是同一本体在某些前提条件存在与否时的两种不同表现。从无关性命题的角度看，有表现为经济效率与产权制度无关论的阿罗-德布鲁范式，资源使用效率与产权初始配置无关的科斯定理、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的MM定理、金融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和格拉欣法则、国际贸易中的一价定律、契约理论中的契约形式与效率无关论；税收与公债的巴罗-李嘉图等价、费雪效应、货币中性乃至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等。而从相关性命题的角度看，这些无关性的判断都不能成立。其间的关键点在于对于约束条件的假设处理不同。例如，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经济效率与产权制度无关，但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需要将无关性命题限定为一套观察经济现实的参照系统，通过测量现实约束条件的变化来解释经济现象，回到相关性命题上来。

问题是，因缺乏交易费用等分析理念和技术的支持，传统框架中表现为一价一量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分析结论遭遇着重大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框架很难将诸多的重要经济现象纳入经济分析，譬如，在分配理论中分析劳动动报酬的决定时，因局限于交易对象同质化假设，导致劳动市场上复杂多变的劳动契约形式和签约行为大多被经济分析漠视。显然，基于传统框架的分析结论和政策措施必将因忽视了约束条件的差异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将其逻辑体系运用于分析经济现实，传统框架缺乏一套有效的关于测量与假说验证的操作体系，至少是在这方面缺乏系统清晰的阐释。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决定了在课程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首先，课程时序设置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将微观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很强方法论意义的课程大安排在大一第二学期或大二第一学期，由于生活阅历不够丰富，也缺乏基本的科学方法论、逻辑和哲学素养，新入学的大学生们大都很难对该课程形成相对准确而清晰的理解。其次，课程在逻辑体系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多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设计与安排的困难。如何在课程的讲授中，以不断变换地处理约束条件变化与行为选择调整之间的联系为载体，展示无关性命题与相关性命题之间区别和联系，使同学们得以认识和体悟到两种看似矛盾的命题是自私假设本体的不同表现，如何巧妙引入形式多变却又源自一体的无关性和相关性命题，如何选择详略并突出重点等，都需要相对深厚的教学技能和经济理论素养的支撑。再次，如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的理念，以考察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假设条件的理想化，并处理好有关假设条件是否应该具有现实性特征的争议等，通常都超出了授课对象的理解意愿，问题是，这些内容大致上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所在，不对其进行阐述将无以明晰学科的中心理据。最后，如何以交易费用理念为支持，通过考察约束产权界定竞争的多样化契约，对以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核心的传统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和完善，以弥补其对经济现实解释能力低下和解释范围狭小的局限，并最终回到对经济理论或命题判断与经济学本体之间关系的阐述和体认上来，似乎更加超出了对理论缺乏足够好奇心的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外，关于测量体系的特征、假设处理与假说检验的关系等问题该如何处理，虽属必要，但往往因为内容太难而只能稍作介绍，从教学内容设计的层次递进角度看，通常只能以具体的内容构成进行暗示而不明言。

四、以研究式教学作为困境的对策

鉴于微观经济学在教学中可能的困难及其性质特征，本文认为，应该在教学内容设计和形式安排上积极运用研究式教学方法，以强化学生对该课程的认知和应用体悟。研究式教学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定研究计划书，计划书的具体构成包括：以对认识学科理论和建构假说提供帮助为指导，确定切实可行而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和研究目标；进行相关文献回顾，以考察其他人使用了哪些基本的理论和分析技术，对该议题进行了怎样的描述，是否存在缺点或可改进的地方；选择研究对象和基本方法，确定可资利用的资源或资料来源，以及收集处理方法；根据理论指导确定并妥善定义研究议题的主要变量，同时确定测量变量的方法体系等。作为体悟微观经济学体系及其本体和变化关系的支持手段，研究式教学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文献研读、围绕专题的实地调研分析和案例教学。这三种形式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阐释着微观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自私本体在不同约束条件或应用领域内有着怎样的变化表现或具体理论形式，如何处理与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假设条件，如何围绕经济理论来构建假说判断，并如何遵循科学方法论的准则对相关假说进行验证或否证等重要内容。虽然一寓于多，多寓于一，但认识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初始阶段更多地需要通过聚焦于“多”的具体含义来暗示“一”的恒定性及其内涵。通过将问题界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问题的重点和相关处理方法得以特别强调和烘托，这些形式为经济学入门者提供一个体认经济学体系，模仿假说构建和约束条件测量等学习理论和经由模仿转入理论的运用实践的良好小生境，它使得入门者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议题的局部性重点上。再通过研究议题的变换和教学控制者强调暗示各研究议题重点之间的联系等操作，将能够较好地实现微观经济学预定的教学目标。

五、研究式教学的条件支持

以研究式教学这种手段来应对微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困境，需要一些列条件的支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需要简要地刻画并强调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体系，摒弃一些缺乏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构成，并重点强调关键性经济学概念在体系中的逻辑联系和方法论意义，以期为学生形成一个指导认识现实的理论框架和不断体认反省的理论体系标的。其次，需要放松常见的严格课时考核管理，为研究式教学提供富有弹性的教学时序安排和课时设计等支持。再次，需要科学合理地组织一个具有多种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学师资团队，以便对学生提供多个方面的指导，为有效开展研究式教学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支持。这包括提供基本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文献搜集与研读方法指导、研究选题方法和研究计划书的编写指导、相关调查研究方案设计与相关方法指导等服务内容。最后是设计科学有效的研究式教学效果的检测、控制和反馈方法。总之，研究式教学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推广，本身就需要一套理论方法的支持，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然，对于研究式教学法的研究是另外的课题。

六、结论

微观经济学在经济管理学科中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其中心内容是，自私假设这一经济学本体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会表现为不同的具体理论。随着对约束条件进行不同的假设处理，源自自私假设本体的理论可以表现为看似矛盾的无关性命题和相关性命题。更为困难的是，由于缺乏交易费用理念的支持，传统框架对于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分析交易主体和对象复杂多变的经济现实，缺乏清晰而系统的交代。相关的内容要么表现为经典文献，要么需要借助相关理论指导，才能够从一些特殊经济现象或前人提炼的案例中解读出来。这些都是研究式教学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当然，研究式教学的有效开展，需要一些列条件的支持，包括方法论的指导、课程教学设计调整、师资团队的构建和具体的研究调查分析方法指导等。

参考文献：

[1]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J].比较2002（1）.

[2]谢作诗，李平.《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J].世界经济，2007（12）.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2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3

[中图分类号]F091.3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2-0005-04

一、引 言

作为当前经济理论重要的前沿课题之一，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疑已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理论界和实践层对于宏观经济的思考方式、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但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前沿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当前同样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不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成为学术界长期攻击的对象；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世界经济实践中，该经济理论中某些引人关注的重要理论预测并未成为现实，导致缺少事实经验的有力支撑。但无论如何，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从形成之日起就对宏观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愈加深入而广泛。因此，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同时伴随着当前西方经济思潮涌动和各种前沿理论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基于此，本文在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基础上，透过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通过代表模型的分析对该经济理论进行较全面的评析，由此来展望该理论的发展方向。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背景、基本假设及主要观点评析

（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西方国家试图采用“斟酌使用”或“微调”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经济不会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经济衰退得以减缓但通胀却越来越严重，到了70年代中期后，西方国家大多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1]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出现，两者之间应该呈“此消彼长”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而现实却使得该理论从解释上陷入了困境，其提出的政策建议自然也难以解决“滞涨”现象，从而遭受到各方的猛烈攻击。此后，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以及以货币主义为基础并由此发展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纷纷出现，它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倡导具有古典经济学色彩的经济自由化，一时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从主流、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上滑落下来。

到了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完全脱离政府干预的经济是运行不畅的，同时，他们注意到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用需求不足和名义工资刚性来解释失业的长期存在，并没有很好地说明名义工资刚性的原因，也未能说明价格刚性的原因。[2]而新古典综合派以及从微观视角分析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货币需求的相关理论，要么存在机械组合、难成有机整体的问题，要么存在仅从局部均衡的角度分析等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将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并能够保持宏微观经济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但其片面地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模型的完整性，忽视了经验检验，存在脱离现实的现象且其政府干预完全无效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导致其理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经验支持。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之下，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政府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逐渐形成，以曼昆、菲尔普斯和费希尔等著名学者为代表的该学派研究者在深刻反省原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同时认真对待各方的批评并吸纳他们的精华和正确观点，创造性地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其微观基础，逐步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该理论并没有简单地、完全地否定以往的各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而是吸取其精华，并不断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体系。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简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结合两种经济理论中切合现实的一些假设观点上，提出了本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概括为3个方面。

1. 市场非出清假设

市场非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为重要的假设，该假设实际上来自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假设条件，其基本含义在于：如果经济出现需求冲击或攻击冲击后，工资和价格并不能够迅速调整到使得市场出清即供求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市场将持续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而这其中又暗含着工资和价格具有黏性的假设，而在传统凯恩斯主义假设中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前者假设前提是工资和价格是可以调整的，只是调整的速度缓慢，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后者却认为工资和价格是不具有弹性的，或者说完全不能进行调整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工资合同和长期劳动合同结束时间不一致导致的工资需交错调整使得工资具有黏性，而由于菜单成本理论和价格交错调整理论导致了价格也具有黏性，而价格黏性成立又暗含着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假设。由此可见，市场非出清假设中同时又递推出另外的两个方面的假设，且该假设又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市场非出清假设。

2. 利益最大化假设

在吸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精华的基础上，为弥补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缺失，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现象是所有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结果，同样提出了经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实质上源于微观经济理论，同时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承认并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实际上表明了该理论已经承认宏观经济学必须具有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且认可了这一基本假设，从而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不得不说，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一点上较传统的原凯恩斯主义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

3. 理性预期假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强调理性预期对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的作用与影响，认为经济人是根据理性预期而作出经济决策的，市场运作的结果是使得市场出清的供求均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理性预期为主要假设之一，实质上包含了3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作出经济决策的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其次，为了得出正确的预期，经济行为人在作出决策之前试图得到一切相关信息；最后，经济行为人在做出预期时随时会根据得到的信息不断调整其预期，因此，总体上从长期来看，经济行为人对未来的预期与未来的实际值是一致的。[3]事实上，该假设暗含着经济行为人能够获得完全信息这一假设，从而才能保证预期的正确性，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人总会有矫正原来信息不准确的时间，从而会准确地或趋向于能够预测到经济变量所应该的数值。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沿用了这一假设，并将其与其他两个假设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其自身的经济理论观点。

（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评析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上述基本假设的前提下，通过理论推导与数理分析，主要持有以下观点：①否定了古典学派的“二分法”①，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动会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换言之，货币是非中性的，而货币的非中性缘于价格是黏性的，由于价格是黏性的，并不具有完全弹性，当货币等名义变量发生变动时，根据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它不仅会影响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的变化，而且会导致产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所以，古典的“二分法”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是失效的。②经济中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该观点早已被用来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20世纪80年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基于外因并从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伸缩性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实际经济周期的市场出清模型并不能用于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他们认为更准确地确定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解释短期中工资和价格行为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工资和价格具有黏性，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短期波动，造成了经济偏离了自然率水平。如果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来解释，那么就是由于工资和价格的黏性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并不是呈垂直的状态。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会引起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周期性波动。由此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更加符合现实的角度对经济的短期波动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③在政策涵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是：第一，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干预宏观经济，刺激总需求，从而达到使非均衡的经济状态能够较快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第二，政府应该采取相机抉择、斟酌使用的稳定化政策。[4]事实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与传统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强调政府应该“作为”，审时度势，主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从而达到减缓经济波动，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该理论与古典学派所主张的政府“不作为”的经济自由化是完全相反的。

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的一个微观解释：名义价格黏性模型

在解释价格黏性这一基本假设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改变经济中的价格就要使用经济资源，然而厂商只有在价格变动的利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变价格。这种解释产生的问题是，改变价格的成本很小，但是经济波动大约占GDP的几个百分点，可能变动价格的利益几乎要大于由此产生的成本，而且这种解释本身也比较宏观，显得不够具体，缺乏较强的可信度。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在前沿理论中，能够从微观的角度比较可靠地解释这种现实的理论模型也出现了，其中，以曼昆的名义价格黏性模型最为典型。名义价格黏性模型要回答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经济中的各个厂商面临名义货币变动时，为什么依然会保持各自名义价格不变？我们在这里列出该模型的简化分析过程。

假设一个经济中的生产领域包括众多的厂商，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中都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将厂商i所面临的需求表示为：

Yi=（■）■■ （1）

其中，Pi是厂商i制定的价格，P是总体价格水平，M一般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而ε（ε>1）是需求价格弹性。假设生产中劳动是唯一的投入要素，劳动边际产量为a，名义工资为W。作为垄断者的厂商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给产品定价。因此，边际成本为W/a，那么根据垄断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即为MR=MC其中MR=P（1-1/ε），得出厂商的定价为：

Pi=（■）■ （2） 而厂商的名义利润为：

（Pi-■）Yi （3）

如果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当货币供给增加时，假设增加1%时，则名义价格和工资均为上升1%，即方程（2）中的左右两边均上升1%；因为M、P和所有的Pi均上升了1%，方程（1）中的实际需求保持不变。由方程（3）知，名义利润上升了1%，但由于总体价格水平P已经上涨，所以实际利润是不变的。现在假设各个厂商如果提高价格Pi，就必须承担菜单成本支出费用k，因此，厂商就将面临维持其当前较低价格的损失与将价格提高2%时潜在利润增长之间的取舍。以图1来说明，纵轴上以最优产出的百分比来度量，横轴表示价格偏离最优价格的百分比，曲线1表示一个中等程度垄断的厂商的利润损失。假定厂商的当前价格低于最优水平的价格1%，则厂商放弃了相当于产出0.25%的潜在利润，如果菜单成本k大于这个损失，厂商就不会改变价格，其他厂商面临同样的是同样的选择，所以也不会改变价格。由此造成的净效应就是所有名义价格保持不变，总体价格水平P仍然固定，实际货币供给增加，总需求会随着实际货币供给上升。由方程（1），实际货币供给M/P与产出会上升2%。[3]

由此可见，新凯恩斯主义从微观厂商的视角，认为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各个厂商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少量的菜单成本就很可能大于潜在利润的变动，解释了经济中当货币价格变动时，名义价格保持不变的原因。该模型从现实出发，给宏观假设提供了严密的微观证明，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构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及未来发展方向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4

关键词：智能交通；交通运输；经济学

大众对交通安全、交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说明了人们通过智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城市交通拥堵的大面积爆发让人们对智能交通改善交通环境带来更多的期望。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际智能交通企业、安防企业开始进入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时，我们都明白城市智能交通迎宋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将其整合成为目前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个经济学研究基础框架，也不断受到来自于经济学内部发展的挑战。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组织问题关系不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它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与企业的内部组织无关)这个黑箱，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略而不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对于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争议，但是发端于斯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尤其一系列的基本假设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现代金融学中引入时间和货币等因素，取得像期权定价等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还有公司财务领域，也是在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修正基础做出相应的成果；还有激励机制设计、最优税收制定等等理论研究突破，都从给予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的。这些成果许多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同。研究实践表明，对经济学中假设的某些部分进行修正，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相关的说明，将有助于该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化、概念化的马歇尔的这一支经济学研究脉络。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脉络联系，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经济学一定需要获得主流经济学的承认。相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解释力，使之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通过修正来自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交通运输经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为交通运输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假设的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又反过来对经济学研究提供深化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有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过程。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或理论假设前提也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产品需求、生产供给的角度展开。

第一，在微观经济学中，假设具有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市场，作为有效率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但是需要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交通运输资源就是那些能够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应当如何进行最优配置呢?在交通运输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低，相反一些非价格机制的组织活动对于交通运输资源的配置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来，不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而透过公共领域资源配置资源就成为的研究领域。个人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假设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分析框架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只有需求定律存在才能保证，价格机制正常的工作，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求定律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假设，因为任何物品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会是一样的。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至少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空间不同点之间的位移达成；二是时间不同点之间的协调；三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这些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有时是单质的需求，如只求快速到达、或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等等；有时又是多质的需求，如既要快又要舒适等等。在交通运输产品需求中时间的缩短和准点成为重要的需求指标，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金融、货币等领域通过利息研究时间价值外，对于时间的需求研究如何涵盖在需求定律中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5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6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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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7

1.对单路径效应分析的假设

金融外环境中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与信用环境两因素可能通过小微企业活力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这种影响效应是单路径发挥作用的。

（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反应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健康的标志。宏观经济对金融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重要的影响，因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主要的三架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对经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可以使经济和谐发展，对小微企业能够起到利好作用。

假设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本文中的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是指区域经济中的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原因，造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较大差距，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已成为客观现实。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社会心理和民众价值观念中，由于经济条件的综合性和多元性的影响，小微企业也深深带有了特定的区域性特质，这些特质造就了小微企业不同的发展状况和诚信理念。

假设2：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双路径、部分中介变量分析的假设

金融外环境中的经济政策取向和政府认同度能够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模型，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也对小微企业正常经营产生有利或不利作用，这些利好或者负面因素会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1）经济政策取向。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取向就是国家针对经济增长的态势，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因素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当然，经济政策取向采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都是经济政策，都属于宏观调空的重要方式。政策的制定者不同、内容不同，效果的即时性和持久性也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它们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假设3：经济政策取向直接正向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是显著的；

假设4：经济政策取向对微贷客户经理的间接正向作用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政府认同度。政府认同度是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大量小微企业是有活力的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发展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它们不仅对经济总量、就业有贡献，而且由于其机制灵活，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有贡献。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就会逐渐成长为具有规模的中型或大型企业，将来对国家的税收和就业就会具有更大贡献。正是由于小微企业发展的正外部性，政府和监管当局高度才重视和关注，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国家的政策支持表现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建立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以及法规创新方面，这些政策同样直接或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假设5：政府认同度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

假设6：政府认同度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间接正向作用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3.中介变量分析

发挥小微企业的活力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微贷实现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动离不开金融外环境，而其经营状况又会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产生利好或负面影响。所以，小微企业的活力也就决定了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小微企业的活力决定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其内生动力。

（1）市场竞争。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体现在集群发展、市场潜力和应对市场能力三个方面。产品和服务转向产业集群，小微企业通过集群化的发展，实现小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小微企业天生具有挖掘市场的潜力，从事的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科技含量，属于节能环保、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民生工程。小微企业能够积极开拓新市场，并且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具有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

（2）自主创新。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表现为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小微企业围绕战略改进内部管理，增强品牌意识，培育和壮大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通过自主创新，小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力度，就会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3）发展战略。科学的发展战略包括市场定位、竞争战略和组织制度。小微企业应该适应新形势，以市场为中心，以客户为导向，走“小而专”、“小而特”的特色化道路，开发有自己特点的特色产品，在细分的市场找准位置。小微企业应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目标和战略愿景。小微企业选择的组织制度应因时因地而异，因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过程和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有适合于自己情况的企业制度，适合的组织制度够降低总成本，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

（4）现金流。良好的现金流包括正常的销售现金流、持续盈利以及预测良好未来的现金流。如果小微企业销售正常，现金流能够支持正常流转，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合理，盈利能力就较强，未来的现金流向好。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为了达到研究目的，2012年第一季度选择一家全国性的中小银行为研究对象，该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分布有14家分行104个基层支行，其中东部3家分行，中部10家分行，西部1家分行。从其全国的分支机构选取500个从事专业小微贷款的客户经理为研究对象，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共发出530份，共收回500份，回收率94.34%。在500份问卷中有470份来自专业小微贷款的客户经理，有20份来自小微企业贷款的主管，有10份来自分管小微企业贷款的高级管理人员。被试男性29%，女性71%。23岁以下和28岁以上23.2%，24岁至27岁76.8%。97%没有职称，工龄在1年以下和3年以上占16.4，2年至3年之间占73%，学历大学本科占94.1%，未婚64.2。

2.变量的测量

（1）问卷的编制。由于国内、外很少见到金融外环境的实证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的文献又几乎没有，所以在编制量表时，条目收集过程非常重要。本文在访谈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关键事件法，借鉴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微贷工作绩效模型和传统金融环境的特点，收集尽可能详尽、全面的条目。邀请了3位长期从事金融工作的高管对开放式问卷的结果进行汇总，并在项目中重复进行合并。根据这些条目，结合文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有心理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组成5人项目组对项目内容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估，经过多次试测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量表问卷。

（2）变量的选取。①国民经济状况。国民经济状况包含3个子维度，共有9个项目，其同质信度是0.754。数据显示，“国民经济状况”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国民经济包括3个因素,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本文从宏观经济出发，从经济运行角度测量国民经济状况。②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包含3个子维度，共有9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872。数据显示，“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包括区域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量表根据区域小微企业分布与发展水平和区域信用环境编制。③经济政策取向。经济政策取向包含2个子维度，共有6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801。

自变量经济政策取向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运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运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量表根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出发，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度测量经济政策取向。④政府认同度。政府认同度包含4个子维度，共有12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699。数据显示，“政府认同度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政府认同度包括4个因素，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融资环境、税收支持和创新法规。⑤小微企业活力。小微企业活力包括4个子维度，共有12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791。数据显示，“小微企业活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中介变量“小微企业活力”包括市场竞争，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现金流四个维度。从小微企业内在因素出发，本文主要挖掘小微企业具有的活力首要条件来测量小微企业活力。⑥工作绩效。工作绩效包含5个子维度，共有15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699。数据显示，“工作绩效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工作绩效包括5个因素，胜任绩效、促进绩效、可持续绩效、安全性绩效和尽职绩效。[6]

（3）研究工具与统计方法。本研究使用的工具Spss15、EXCEL2000、AMOS16.0和Lisrel8.7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测量，并使用16.0版本的AMOS软件进行统计测量。分两步对假设进行测量。首先，使用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使用结构模型对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的拟合优度，然后以此模型为基准模型，与其它的非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进行比较，并判断假设模型是否最优。采用回归分析对假设的中介作用做进一步测量。首先，以金融外环境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小微企业活力”为因变量，分析中介变量关系中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探讨中介变量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研究当控制“小微企业活力”后，金融外环境对工作绩效模型影响的强弱变化。

统计与计量分析

1.测量问卷质量分析

对样本质量和相关分析用于验证变量之间相关关系，为后续模型验证性分析做好铺垫。表1显示变量之间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的理论构想相一致。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表明，问卷是可靠且有效的，结果为假设的证明提供了初步证据。上述采用主成份法对金融外环境的4个自变量、小微企业活力和工作绩效进行探索性分析，并对量表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为了证明模型存在中介变量，本文使用结构方程进行验证。首先，将金融外环境的4个因子和小微企业活力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次，把小微企业活力的4个子因子视为一项指标，4个子因子作为问卷的条目，与其它因子作为所验证的观测变量。最后，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对提出的构想模型验证，并比较竞争模型，确定最佳的匹配模型。见表2，结果表明6因子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2.结构模型分析

由于金融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不是互为嵌套模型，因此不能放在一起直接比较，必须分别验证。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结构方程式模型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684.40，df=290，x2/df=2.36，CFI=0.92，RMSEA＝0.06，NNPI=0.92；“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的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751.10，df=290，x2/df=2.59，CFI=0.98，RMSEA＝0.07，NNPI=0.95。接着，以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为基准模型，比较了另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部分完全中介双路径模型,该竞争选模型与基准模型互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较优劣。

此模型是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作为第一竞争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工作绩效的直接路径。将这两对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完全中介此模型明显优于部分中介模型，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972.95，df=305，x2/df=3.19，CFI=0.80，RMSEA＝0.11，NNPI=0.76；“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997.35，df=305，x2/df=3.27，CFI=0.74，RM-SEA＝0.23，NNPI=0.83。根据模型最简化原理，结构模型的结果显示：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与数据拟合优于部分中介竞争模型。本文把非中介模型作为第二竞争模型，这种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不是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较。但是，通过检验其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可以判定是否为非中介模型。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工作绩效的直接路径，并删除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路径。结果显示：此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较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1466.57，df=287，x2/df=5.11，CFI=0.55，RMSEA＝0.37，NNPI=0.65。“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443.61，df=287，x2/df=5.03，CFI=0.43，RMSEA＝0.29，NNPI=0.59。从三个模型拟合度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完全中介模型有较好拟合优度，因此是最佳模型。“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验证了单路径完全中介模型，假设1和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笔者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假设的部分中介模型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863.58，df=222，x2/df=3.89，CFI=0.90，RMSEA＝0.41，NNPI=0.76；“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456.99，df=367，x2/df=3.97，CFI=0.94，RMSEA＝0.08,NNPI=0.74。

本文继续以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为基准模型，比较了另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单路径模型,该竞争选模型与基准模型互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较优劣。此模型是部分中介模型，作为第一竞争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工作绩效直接路径。将这两对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部分中介此模型明显优于完全中介模型，也就是双路径模型优于单路径模型。在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中，“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625.40，df=212，x2/df=2.95，CFI=0.92，RMSEA＝0.07，NNPI=0.95；“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037.53，df=347，x2/df=2.99，CFI=0.98，RMSEA＝0.08，NNPI=0.93。

根据模型最简化原理，结构模型的结果表明，假设的部分中介模型与数据拟合优于完全中介竞争模型。本文依然把非中介模型作为第二竞争模型，这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较。但是，通过检验其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可以判定非中介模型是否合理。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工作绩效的的直接路径，并删除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小微企业活力”中介路径。结果显示：该竞争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较差，“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1,102.20，df=220，x2/df=5.01，CFI=0.75，RMSEA＝0.17，NNPI=0.56.“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862.19，df=363，x2/df=5.13，CFI=0.83，RMSEA＝0.19，NNPI=0.63。从三个模型拟合度指标来看，如表4所示，双路径部分中介模型有较好拟合优度，因此是最佳模型。“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工作绩效模型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路径，金融外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工作绩效；一是间接路径，金融外环境因素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

双路径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初步验证了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3.回归分析本文在结构方程建模中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仅对提出多个假设模型的优劣进行初步比较，根据初始构想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情况确定最佳模型。下面本文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对于模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进一步研究，采用回归分析进行检验。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对金融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相关效应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首先，在回归1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小微企业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73，p<0.01)和（β=0.333，p<0.01），结果表明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其次，在回归2中，“小微企业活力”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57，p<0.01)和（β=0.213，p<0.01），结果显示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最后，在回归3中，采取两次回归。

第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影响因素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β=0.285，p<0.01)和（β=0.216，p<0.01），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第二步回归中，控制“小微企业活力“后，然后检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对工作绩效的回归结果。第二步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工作绩效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回归系数仅为：（β=0.008，p<0.01）和（β=0.002，p<0.01），而“小微企业活力“对工作绩效的预测作用亦显著，回归系数为：（β=0.155，p<0.01）和（β=0.231，p<0.01）。对比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回归结果，即（β=0.285，p<0.01)和（β=0.216，p<0.01）与（β=0.008，p<0.01）和（β=0.002，p<0.01）比较，“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工作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降低，并接近零。使用Sobel公式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结果表明，（Z=3.456大于0.9，p<0.01）和（Z=4.372大于0.9，p<0.01），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该模型存在单路径完全中介效应。由此可以得出，“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模型是单路径完全中介模型。如表5所示，因此，回归分析结果更加清晰验证假设1和假设2。

“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相关效应同样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首先，在回归1中，“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小微企业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21，p<0.01)和（β=0.364，p<0.01），表明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次，在回归2中，“小微企业活力”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13，p<0.01)和（β=0.233，p<0.01），表明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最后，在回归3中，分别两次回归。第一步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回归系数为（β=0.232，p<0.01)和（β=0.297，p<0.01），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第二步回归中，控制“小微企业活力”后，然后检验“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作为自变量对工作绩效的回归结果。第二步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工作绩效的预测作用仍显著，回归系数为（β=0.211，p<0.01）和（β=0.267，p<0.01），而“小微企业活力”对工作绩效的预测作用亦显著，回归系数为（β=0.102，p<0.01）和（β=0.131，p<0.01）。比较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回归结果，即（β=0.232，p<0.01）和（β=0.297，p<0.01）与（β=0.211，p<0.01）和（β=0.267，p<0.01）比较，“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工作绩效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使用Sobel公式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对照sobel检验公式输入对应项，查非正态临界表，计算结果显示，（Z=4.456大于0.90，p<0.01）和（Z=5.372大于0.90，p<0.01），中介效应显著，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此可以得出，“小微企业活力”是“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与工作绩效之间部分中介变量，“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工作绩效正向显著影响。该模型是双路径部分中介模型。具体如表6所示。因此，回归分析结果清晰验证了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图2展示了最终模型中所有显著的回归系数，结构方程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了金融外环境各个因素与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正向相关。影响效应呈现出复杂的路径，有单路径完全中介作用效应，也有双路径部分中介作用效应。

讨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通常，商业银行经营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支撑，而小微企业活跃程度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本文探讨了金融外环境如何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并对中间机制进行研究，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扩大再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加快发展，而投资是再生产的主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这样大范围内的投资，在产业链上必将产生大批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也是大中型企业的补充，弥补市场空缺。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货币的流动性，给大中型企业带来生机，同时给小微企业带来活力，从而激发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则形成了消费，消费需求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三家马车中，消费是最主要的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业零售业、饮食业零售业和工业零售业中，分布着大批小微企业，有效消费不会使工业产品大量过剩，使大中型企业上、下游的小微企业维持合理的商品库存，促进其经营发展，保持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在一定程度，消费是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维护零售市场的合理规模状况，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出口贸易是生产或加工的商品输出国外市场销售。出口贸易一旦形成，国内的资本会发生流动，资金会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更加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出口贸易进军国际市场，企业的单位成本不断下降，提高利润率，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围绕国内出口产业的小微企业很多，因为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大中型企业和与之相关小微企业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从而促进小微企业在国内产业中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状况直接表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并相互促进。经济增长会带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加，国民经济的良好状况对最终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显著影响，而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协调发展可以提高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带来更多的现金流，增强小微企业活力，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

2.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

中国的疆土幅员辽阔，区域小微企业分布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民众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烈，小微企业所占地方经济总量的比重很高，而且大多形成了一定产业集群。行业分布较为明显，在企业规模上，东部小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大于中部和西部。同时，当地小微企业的有关协会组织数量较多，而且企业能够进入一个有序的、活跃宽松、自由竞争的经营氛围当中。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优质状态，这决定它们具有活力，具有活力的小微企业的融资行为也是健康的。区域经济的不同，区域信用体系运行的文化环境、体制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也反映差异。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效率。因此，区域信用环境培育小微企业的活力和层次。区域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成就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现金流不同的表现，由于区域性特质，增添小微企业不同的动力，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而且正向的显著影响。

3.经济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一般运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它是刺激或减缓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方式，不论采取积极或紧缩的财政政策取向，政府都要动用有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对实体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减，以及市场不同程度产生影响，同时也要影响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加大采购，需求旺盛，市场繁荣，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若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市场萧条，小微企业经营步履艰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总量的中介，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间接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手段有两种即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动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信贷规模。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社会融资总量，信贷资金得到的容易程度和融资渠道的畅通也决定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如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小微企业容易得到融资，现金流充裕，企业欣欣向荣；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稀缺，融资门槛提高，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发展缓慢。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实施双管齐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实施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运行中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在变化，企业稳定发展向好或向坏的势头也在变换，必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时，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这一传导直接，效果明显，决定小微企业的活力。通过“小微企业活力”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间接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实施货币政策后，货币的供给取向发生变化，也就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发生变化，那么客户经理发放贷款的笔数和金额发生变化。客户经理执行政策客观存在一定的惯性，政策取向发生改变，执行政策也会带来偏差。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控，必将给客户经理的执行效率带来不利因素，货币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这是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因此，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取向直接和间接对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4.政府认同度

政府切实加大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和规范小微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引导小微企业联合参与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开采领域。允许小微企业、社会资金以资本形式进入国企改革；推进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办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创业板块；逐步建立中小企业监测体系等。无疑，政府放宽小微企业的准入门槛，可以延伸小微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大资产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给小微企业带来活力。

优化融资环境着力解决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对微贷的抵押质押登记、评估、公证、担保等中刘洛，陈树文：小微企业贷款客户经理工作绩效与相关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介收费标准给予优惠，切实降低小企业贷款的外部成本。结合小微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特点和融资风险，政府培育风险投资基金、互助基金、担保公司等多种市场主体，逐步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政府优化融资环境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小微企业活力，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政府完善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设立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落实和安排微贷贴息资金到位，实现政策向培育市场竞争力转移。放宽商业银行给予小微企业呆坏账核销政策，能够促进微小企业的发展。微贷是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但金融的创新必须符合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微贷创新设立的组织架构、独特技术、和授权机制都要得到监管当局的认同，因此决策层要创新法规，建立符合微贷的法规制度，从法规上认同这种小微金融产品的创新，有利于推动微贷可持续发展。

政府和监管当局重视和关注小微企业，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融资环境和建立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都能增强小微企业活力，推动小微企业的健康经营，这些影响因素通过“小微企业的活力”间接正向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而监管当局创新法规传导过程比较复杂，金融外环境通过金融内环境影响组织架构、独特技术、和授权机制，再经金融内环境影响工作绩效。所以，政府认同度可以使金融内环境和金融外环境共同导致工作绩效发生变化，这是双路径部分中介影响途径。政府认同度与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呈现较复杂的传导路径。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8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来，①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就备受争议。不仅因为对凯恩斯本人思想的解读不同，导致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之争，而且也因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对凯恩斯主义的激烈批评，并最终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并驾齐驱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更是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将新古典范式重新引入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使得宏观经济学也可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来讨论总量问题和宏观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当代宏观经济学来说至关重要，虽然新凯恩斯主义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但其理论内核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太多关联，与凯恩斯本人更是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新凯恩斯主义与其说挂靠在凯恩斯名下，不如说是挂靠在新古典范式名下，其本质上不过是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变种而已。从长期看，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只不过在短期，新凯恩斯主义突出了市场非出清，从而为总需求管理政策找到了支撑点。就当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来说，两者的共性远大于分歧。DSGE模型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者的分歧，并且使两者找到了共同的微观模型基础，而这也恰恰是当代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反思DSGE模型的危害性，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试图再造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些新的努力尝试可能会造就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这种新范式一定不同于DSGE模型，甚至可以说DSGE模型只不过是新范式的一种特例。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本文将从DSGE模型的争议出发，通过引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宏观经济学的脱困之路。

一、DSGE模型的兴起及其局限

自从卢卡斯等人引入理性预期假设，①宏观经济学找到了与新古典范式连接的桥梁，从而踏上了新古典化的演进之路。理性预期学派看似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寻求新古典范式的内核构建。只不过传统的理性预期模型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完美，其核心的问题在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无法处理不确定性，而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关键假定。后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从不确定性入手的，凯恩斯把不确定性放在关键的位置，凯恩斯主义却把这关键的零部件给丢弃了。传统的理性预期学派同样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直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传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外生的随机冲击，首次构造了现代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②才使得凯恩斯的不确定性假设似乎有了被有效处理的可能。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理性预期学派推进到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RBC理论），从而完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彻底新古典化。RBC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且保留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当事人理性预期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总是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均衡，实际经济对均衡的偏离主要受实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产率冲击，③因而经济波动主要源于技术冲击。RBC理论的思想和法玛等人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④如出一辙，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必然是有效的，所以价格的波动主要来自随机冲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RBC理论虽然在模型上看似华丽，但因其理论假定严重偏离现实经济环境而饱受批评，以至于后来的理论在保留理性经济人假定和当事人理性预期假定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和短期市场不出清假定，实现了对新古典范式的更新，这种更新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标签流行起来。同时，后来的理论也继承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展的校准方法，从而让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陷入到象牙塔之中。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核心都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流砥柱。⑤DSGE模型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模型简洁，能够把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归约为微观主体的最优化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和新古典范式一脉相承，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在长期的框架内坚持，而市场非出清则仅仅成为短期问题。但DSGE模型的优点也隐含着其致命的缺陷，最主要体现在这种模型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缺乏对宏观经济事实的解释力，更谈不上有效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做出与现实相符的有效理论预测；⑥布兰查德也强调，DSGE模型无法让人信服；⑦罗默更是尖锐地批评DSGE模型，认为这种模型是真正让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⑧

迄今批评DSGE模型的人认为，这类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严重脱离现实。这种批评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特别是按照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本身的预测力。此外，对DSGE模型的批评还出现了另一类偏见，就是只针对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加以讨论，而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技术细节仅仅是实现理论逻辑的一个手段，并非理论的内核。可以说，迄今关于DSGE模型的讨论都忽略了更为关键的理论内核问题，这个内核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赖以生存的根基。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说，内核体现在微观基础上，有什么样的微观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DSGE模型正因为缺乏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才导致其理论模型缺乏预测力和解释力。

无论是RBC理论下的DSGE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本质上都保留了新古典范式必备的理论假定，即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后者只不过是针对时间决策而言的。事实上，只要理性经济人假定得到满足，理性预期假定就会自动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当事人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必然可以理性预期未来所有时点的相关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在跨期决策当中，并不存在时期的局限，多期决策和无限期决策对决策者的理性要求是等价的。给定长时期决策，只要理性经济人拥有经济均衡所需的全部信息，就必然可以做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这一内核在DSGE模型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自动成为DSGE模型的理论内核。因此，DSGE模型的问题其实就是新古典范式的问题，批评DSGE模型应该针对新古典范式，而不是这类模型的技术细节，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从理论预测上看，相较于法玛等人发展的有效市场假说，DSGE模型有着类似的理论预测。给定当事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有效市场假说要求当事人能够获得决策所需的充分的信息集，决策本身并不重要。只要信息充分，决策理所当然是最优的。除非经济系统受到意外的冲击，即随机事件发生了（反映了凯恩斯的不确定性的思想），否则宏观经济总能实现有效均衡，对均衡的偏离不过是随机冲击的结果。通过引入随机冲击因素，DSGE模型实际上做了一个理论上的防御，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的构造并不依赖于传统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理性，这就意味着理性预期下的理性经济人有可能犯错误，这错误是来自随机事件的扰动。DSGE模型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批评者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攻击了。但这种理论上的防御并不成功，原因在于DSGE模型依旧假定了经济系统中代表性当事人的同质性，即便这种同质的当事人是理性预期的，并非完全理性的。同质性的假定把理性预期的当事人趋近为新古典理性经济人，从而并没有在理论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同质性当事人的假定之下，从个体到总量仅仅是一个简单加总，那么宏观问题也就是一个微观问题，这种看似把宏观和微观一体化的模型处理让宏观经济理论变得更为简洁，但同时也让宏观经济理论规避了经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①

代表性当事人和随机冲击相结合的做法也显得很荒谬。在DSGE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虚构的外生冲击，比如技术冲击、价格冲击和偏好冲击等，问题在于，这些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当事人行为，因而可以看作是某种随机因素的结果。这样一来，经济波动也变成了外生的，当不存在这些外生冲击时，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这些外生冲击出现，经济才发生波动。而类似技术冲击本身是一种长期因素，既然如此，一旦发生了技术冲击，经济就不仅仅是波动了，而是会长期偏离原先的均衡。这并不符合随机性。而价格和偏好冲击等可以视为短期因素，这些短期因素显然和当事人的行为有关，应该内生于经济系统当中。同样的价格变化和偏好变化，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外生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说清楚。难怪罗默说，DSGE模型看似有微观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并不存在。②克里尼克也指出，DSGE模型目前不足以刻画真实的经济行为，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合理描述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③这种理论上的固有缺陷直接导致了DSGE模型无法有效描述和解释众多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①此外，为了有效处理参数识别和估计问题，DSGE模型引入了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同样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微观基础，才导致了这些方法天然地表现出主观性太强的特点，它们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直觉，和经济系统的特征事实毫无关系。这种主观性导致了DSGE模型的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大幅度下降，或者说得更直白点，采用DSGE模型可以按照研究者的需要来量身定做研究结论，这就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性质。②因此，DSGE模型的许多研究都值得高度怀疑。③

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试图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来弥补传统新古典范式的不足，但其理论假定依旧高度依赖理性经济人和理性预期假定，这就产生了这类模型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④不完全竞争市场意味着市场的有效性难以保证，甚至市场的均衡难以保证。而DSGE模型在当事人理性预期下并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不完全竞争市场看起来更像是强加给DSGE模型的一个外生假定，除了让模型看起来有现实基础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之所以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和这类模型没有科学的微观基础有关，这也导致痴迷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对模型方法的渴求远大于对经济现实的观察和理解。如同克里尼克的极为坦率地批评，DSGE模型使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家逐渐成为缺乏经济思想的人。⑤罗默甚至说，DSGE模型之所以毛病百出，还雄踞宏观经济理论的顶端，不过是因为卢卡斯、萨金特等宏观经济学家的利己心作祟。⑥按照罗默的说法，崇尚DSGE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是出于探求真理的动机，而仅仅是出于通过构建一个有门槛的理论来获取个人名利的动机，本质上说，DSGE模型成了这些经济学家寻租的工具。

当然，DSGE模型也有一些改变，比如引入市场摩擦、引入当事人异质性、引入当事人的适应性学习机制等等。而这些努力一部分看起来是在新古典范式内挣扎，另一部分则试图跳出新古典范式，通过引入新的范式来实现DSGE模型的蜕变。只不过这种蜕变后是否还是DSGE模型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努力摆脱新古典范式的束缚，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重塑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这一切都和行为经济学密切相关。

二、行为宏观经济学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DSGE模型的关键缺陷在于没有构建一个科学的微观基础，但这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理论就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和DSGE模型相反，行为宏观经济学致力于重构微观基础，让微观基础有科学的依据，从而有可能引领宏观经济学走出DSGE模型的错误泥沼，走向正确的方向。行为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革命性，是因为它的出现一开始就是针对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在构建微观基础时，高度依赖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决策，在具体模型构建上表现为贴现效用函数的各种形式，但这种处理难以解释社会经济中的异象。⑦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假定，替代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预期假定，从而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这一新范式被阿克洛夫在诺奖致辞中首次用“行为宏观经济学”一词命名。①阿因斯理和哈斯拉姆、②弗雷德里克、罗文斯坦和奥多诺休③综述了时间偏好的研究成果。德里斯科尔和豪登对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系统综述。④迄今为止，行为宏观经济学分别从跨期选择模型再造、消费和储蓄理论更新以及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学总量问题的行为解释等多个方面出发，开始尝试重构宏观经济理论，并展示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雏形。

（一）跨期选择模型再造

行为宏观经济学首先从最基础的跨期选择模型入手，在证伪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跨期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目前已经有取代传统新古典范式的趋势。在这项全新的理论探索过程中，芝加哥大学的塞勒教授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塞勒采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个跨期选择实验，在这项实验中，被试针对某些特定金额的收入，估计不同期限后的等价金额。⑤比如，针对15美元的选项，要求被试估计1个月以后、1年以后以及10年以后的等价金额。这实际上是测试被试针对15美元收入在不同时期的主观价值。实验结果表明，在被试心理估价过程中，15美元1个月后相当于20美元；1年以后相当于50美元；10年以后相当于100美元。这意味着对被试而言，平均来说，1个月的贴现率是345%；1年的贴现率是120%；10年的贴现率是19%。显然，贴现率是非线性衰减的。

塞勒的这个实验结果实际上证伪了新古典范式关于偏好的时间一致性假定。按照新古典范式的跨期选择模型，贴现率在不同时期都是一模一样的，存在一个无限期的内在一致的贴现率。这种贴现率和理性预期及当事人同质的理论假定是一致的。对理性预期当事人来说，能够充分估计未来每一期限的时间价值，从而未来任意两个期限之间的相对价格都是一样的，特定时点不影响当事人的决策，影响决策的仅仅是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偏好。只要给定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时间偏好不受具体时间的影响，存在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但塞勒的实验结果恰恰证明，当事人存在不一致的时间偏好，即时间偏好是不稳定的，这就意味着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假定本身存在错误。

对塞勒而言，真实的被试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时间偏好：首先，当事人存在异质性，并且无法像新古典理性经济人那样做出时间一致的跨期评价，具体时间对当事人的时间偏好产生了影响。这说明理性预期假定得不到实验数据支持。当事人的这种偏好特征实际上体现了其认知上的框架效应，具体时间点构成了决策的框架，对当事人的决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正是当事人有限理性的体现。其次，当事人表现出了认知上的确定性偏见。在具体实验数据上体现为，时期越近，被试赋予的贴现率越高；时期越远，当事人赋予的贴现率越低。这种确定性偏见决定了当事人缺乏远见，存在短视，这同样完全违背了理性预期假定。最后，即便在同一时期，当事人针对不同的金额的主观评价也存在巨大差异，即存在“量值效应”。这种效应同样和框架效应有关，不同金额的标的构成了当事人的决策框架，显著影响到其决策，这说明人们计算能力通常都非常有限。

塞勒的开创性工作对新古典范式是一个沉重打击，并引发了众多后续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收益和损失对贴现率也有差异化影响：人们对收益赋予的贴现率相对更大；人们更偏好递增收益序列，厌恶递减的收益序列；每一期的消费和效用不独立，某一期的消费和效用和过去某期或过去多期的消费和效用相关，等等。①莱伯森基于塞勒等人的早期研究结果，构建了全新的行为跨期效用函数，以期替代传统的新古典贴现效用函数，②这个新函数被称为“准双曲”贴现函数。基于这一新函数，可以证明消费在不同时期的不独立性；消费者的确存在心理账户假说；李嘉图等价等经典宏观经济学命题都不成立。

（二）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

宏观经济学最初是从总需求开始分析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关于家庭消费和储蓄的理论。家庭消费无论是取决于家庭的当期收入，还是取决于家庭的持久收入或相对收入，抑或家庭根据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平滑，核心都在于家庭消费决策和收入总量有关，和收入来源无关。也就是说，传统的家庭消费和储蓄理论中，收入都是同质化处理的。但塞勒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传统理论的这种逻辑存在错误，也得不到相应的实验证据的支持。塞勒发现，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和其具体的收入来源有关，收入来源形成了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框架，这就意味着不同收入来源下，相应的收入水平会表现出各自的消费倾向，即消费倾向具有异质性，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ing）”假说。③

塞勒揭示了家庭日常消费和储蓄决策时的一个常识，即人们通常会对自己的所得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在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等多个账户上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来源结构。给定这一结构，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会根据流动性大小来依序花费，比如先花零钱，零钱不够了动用活期存款，依此类推。人们总是把长期资产作为一种储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实现平滑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实际上完成了两次账户构建：一是获取收入时，家庭会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配置相应的账户，比如偶得收入或意外收入通常更多地配置在现金账户上，而工资和奖金等常规收入则会更多地配置在长期资产上；二是家庭会根据不同账户类型主观设定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如现金通常被用于完全消费，而其他账户资金则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权衡，长期资产主要用于储蓄。这两个层面导致了家庭在不同收入来源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建立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从而形成了消费倾向的异质性。由于家庭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高，远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低，家庭在消费和储蓄决策上就恰好展现出双曲偏好的形态。因此，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实际上是莱伯森的双曲偏好理论的微观基础。

以心理账户理论和双曲偏好理论为基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构建了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以此作为传统消费理论和储蓄理论的替代范式。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给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问题：假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异质性，那么简单地依据总量进行总需求管理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过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效果不好，很可能就是与其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解不恰当有关。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通过引入家庭的认知基础，给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建立了一个更科学的微观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可以探求参与人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的作用机制。尽管这些作用机制在凡勃伦和卡托纳等人的著作中早就有了初步的说明。特别重要的是，行为消费和储蓄理论能够揭示参与人的拖延、顺从、意志力、心理的内在紧张、诱惑、从众、炫耀等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特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就为未来构建总需求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三）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产生诸多宏观后果，①这是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发现。早期阿克洛夫和耶伦等人提出了一个效率工资模型，用以解释劳动供给行为。按照这个模型，企业为了激励工人，采取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导致产出增加；但效率工资会降低工资调整的灵活性，导致宏观层面劳动市场无法及时出清，从而带来失业。也就是说，通过效率工资模型可以初步解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之一。问题在于，为什么效率工资会导致短期失业和经济波动？这在机制上似乎还很模糊。后来阿克洛夫等人进一步引入企业和家庭的有限理性假定，他们把企业和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预期的，一类是近似理性的。理性预期的企业会准确预期到通胀率，并以此决定支付给工人均衡的工资水平；而近似理性的企业则只能预期到部分通胀率，从而导致这类企业的工资水平偏离均衡工资水平。由于总体经济中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两类工人的加权平均工资，所以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对均衡工资水平持续偏离的，市场不可能出清，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出非线性特征。②

按照附加有限理性的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宏观经济中，失业率和通胀之间不再存在单一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单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设计，目标就是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权衡。而一旦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单一关系，简单地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就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效，这看似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结论类似。实际上，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并非指宏观经济政策真的无效，而是强调简单权衡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政策无效。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微观主体和宏观总量之间的复杂机制，而不仅仅是相机抉择的简单化的总量政策。同样，由于微观主体的认知偏见会带来复杂的宏观经济绩效，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强调的固定规则的宏观政策同样也会失效。例如，格拉海姆和斯诺维瑞在交错合同模型中引入双曲偏好，发现在交错合同与双曲偏好的相互作用下，货币政策具有长期实际效应。③类似的，福斯特等人分别假定了理性预期、准理性模型（自然预期）和直觉三种认知模式，发现三种预期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和绩效差异。④而罗森巴特-维希把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果发现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和社会性会显著影响长期增长路径，并且这种影响机制让短期和长期的简单两分法变得毫无意义。⑤

三、结论：宏观经济学的自我救赎

DSGE模型看似精致美好，但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假定的局限，导致这类模型并不具有有效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甚至可以说，这类模型已经成为相关宏观经济学自得其乐的工具，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宏观经济学无法摆脱新古典化的窘境。新古典化容易让一个理论获得简洁之美，同时也让一个理论丧失科学之魂。即便新凯恩斯主义下的DSGE模型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假定，这一变革也并不足以矫正这类模型的错误。这是因为最核心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定得到保留，而只要存在这两个假定，甚至不完全竞争理论本身是否在长期成立都是一个问题。按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逻辑，不完全竞争只能是短期现象，而不会是长期现象。事实上，即便在超长期，完全竞争市场也几乎没有存在过。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9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外围”，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knight,f.h.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m].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21.

 

[2]keynes,j.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cml.london:macmillan co.,ltd,1936.

 

[3]keynes,j.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vol.5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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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row,k.and g.debreu,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j].economitrica,22,1954.

 

 

 

[6]samuelson.p.a.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48.

 

 

 

[7]krugman,paul.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m].new york:w.w.norton,1999.

 

[8]stiglitz,joseph e.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the new keynesian economics.in alessandro vercelli.and micola dimitri (eds.),macroeconimcs:a survey of re-search strateg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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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kerlof,george a.and yellen,j.a near-ra-tion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 wage and price inertia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1985.

 

 

 

[12]kahneman,daniel,and tversky,amos.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s,47,1979.

 

 

 

[13]thaler,richard h.,and tversky,amos,and kahneman. daniel,and schwartz, alan.the effect of myopia and loss aversion on risk taking:an experi-mental tes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1997.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10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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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11

(二)学习兴趣方面。大多数学生表示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程度一般，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只停留在课堂，多数学生表示，不会主动学习和参阅有关微观经济学的相关书籍。

(三)学习目标方面。在调查中显示，大部分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理由是找工作时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帮助很大，在考研时微观经济学很有用。以此可以看出，学校学生选择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功利性很强，并不是单纯想多了解微观经济的理论知识，并以此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基础。

(四)学习方式方面。学校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通过课堂学习，而课外的其他教材、报刊涉及较少。除了上课与老师做一定的互动以外，课下与老师的沟通交流较少。通过分析图书馆提供的借阅数据，学校学生对经济学等相关书籍的借阅量、电子资源的下载量都比较少。

(五)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方面。大多数学生表示比较困难和很难。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泛。比如:在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就包括了消费者理论、生产轮、成本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博弈论、福利经济学等内容，这对于学生全面掌握该本书籍增加了难度。学校财务管理专业是文理兼收，其中相当部分的学生在数学知识方面存在欠缺，然而微观经济学的重点就在于用数学知识解决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问题，这无形中给学习增加了许多困难。文科学生学起来会更加吃力。比如:在讲课过程中学生对“弹性”、“边际”等相关概念的理解不深入，导致做题时频繁出错。学习内容的较大难度使得学生不愿意主动学习本门课程，更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调查反映大多数学生除了上课学习微观经济学以外，其余每周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时间都在六小时以下。

(六)学习内容的喜好程度方面。将微观经济学划分为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成本理论、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其余理论等选项，让学生选择。结果显示，大多数同学选择了供求理论和消费者理论。从选项中也可以看出学生喜欢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知识，比如说消费者理论，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消费者，因为每个学生每天都要消费，那么，在讲该理论时可以从自己的实际角度出发，来理解所授知识，并且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很多，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结合学生的特点编排教学内容

(一)要注重教材的选择。现阶段，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是很多，但大部分高校选择的都是有较多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这些教材的特点是内容全面，编排合理，大量的数学模型支持经济学理论。但是，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这版教材有些偏难。尤其是在数学模型的运用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对运用的数学模型不理解，然后再用数学模型说明经济学问题，就更增加了学生对经济学问题的理解难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选择这类型的教材就存在着不合理性。教材是传播知识的载体，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选择教材的过程中要全面考虑学生的特点，选择的教材应该尽量简单，理论体系完整，案例和相关生活材料多，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二)开课时间的选择。大多数高校，微观经济学的开课时间是大一的下半学期。但微观经济学的开课时间不在于特定的时间，而在于讲微观经济学之前，与经济数学的有关知识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知识是否已经讲授完毕。在这两门课程已经授完的基础上，才可以开课，切忌同时开课，这样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数学知识还没有讲到，经济学知识已经涉及，这样无形中给微观经济学的讲解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在讲课内容上，用大量的经济事例与教材中的理论知识相结合。调查表明，学生喜欢学习消费者行为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该章节的事例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用事例来为教学内容作支撑可以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例如，在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运用吃包子案例。在讲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时，运用肥料事例，相关的事例在生活中还有很多，这都会增加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微观经济学的大量案例都采用的是西方国家中的事例，那么，有些事例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恰当的。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要强调采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事例，这样更接地气，也更便于学生的理解。例如:在讲完“生产理论”后可以让学生扮演各种厂商，并设定特定的情境，让学生模拟商业竞争。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12

( 一) 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数量分析思想佩罗夫( J. M. Perloff) 在其所著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个人或企业如何决策来让自己尽可能地过得更好，以及这些个体决策对市场和整个经济的影响。[1]这是关于微观经济学的学术定义。他同时说: 微观经济学解释了所有买者和卖者的行为如何决定价格，以及价格如何影响单个买者和卖者的决策和行为，故它也常被称为价格理论。关于微观经济学，公认的说法是: 微观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或者单个市场; 它同时分析单个经济单位如何将有限资源分配在各种不同商品的生产上，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和最大的满足等。这就涉及生产者产量、成本的决定以及生产要素数量和利润的确定，涉及单个商品的效用、供给量、需求量以及价格的确定等等。由这一定义推开去，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包括: 供给和需求理论、企业理论、完全竞争理论、市场势力和市场结构理论、要素市场理论、利率和投资理论、资本市场理论、不确定性理论、市场缺失与有限信息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不同的教科书在体系的编排上会有差异，但上述内容作为核心或主体基本不会有变化。

在学术的演化史上，同其他学科一样，微观经济学被分成了中( 初) 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什么是高级微观经济学? 没有学者或者大师作过定义。有学者说: 高级微观经济学是高水平或高等级的微观经济学，而高在何处? 高体现在技巧上。例如，中级微观经济学里只给出效用函数和预算线，用以说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 而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则还进一步给出直接效用函数、间接效用函数、货币测度的效用函数、马歇尔需求函数等，从而增强其对现实的解释力，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事实上，翻开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其与中初级微观经济学还是有区别的。

内容上，微观经济学主要有三部分: 经济主体; 市场和福利; 策略行为。经济主体包括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 市场和福利包括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社会选择与福利; 策略行为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拍卖与机制设计等。在形式上，微观经济学更多地体现为数理经济学而非文字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特别是高级微观经济学大量地使用数学符号而非文字，使用方程而非语句来描述假设和结论; 同时，它还普遍地采用公理、定理、引理等数学范式。数学语言使得它便于推理，言简意赅，研究者在每个阶段都做出明确的假设，通过证明或推导，得出明确的结论。虽然相对于几何方法而言，它不够直观，但却能处理多个变量的情况。此外，微观经济学大量使用了微积分、集合与映射、最优化方法、随机过程、线性代数、拓扑学等。因此，微观经济学从源起到发展过程中，其研究的众多经济学问题，从未离开过数量分析思想和方法。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学界认为，1936 年凯恩斯( J. M. Keynes) 发表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学科。故而，凯恩斯被公推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谁创立了微观经济学呢? 有学者认为: 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 A. Smith) 。亚当斯密于1776 年发表著名的代表作《国富论》，提出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一切产品，任何部门的生产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并把当时一切的经济知识归纳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故而斯密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然，他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此外，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 A. Marshall) 因为《经济学原理》( 1890 年) ，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 J. Robinson) 因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1933 年) ，张伯伦( E. H. Chamberlin) 因为《垄断竞争理论》( 1933 年) 都被称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有学者持另一种认识: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 D. L. McFadden) 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麦克法登长期致力于微观经济领域问题的研究，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对离散抉择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他发明了条件Logit 模型(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该模型被广泛应用，成为经济计量学的经典模型。翻阅其简历和学术成就，作为世界著名经济计量学家是实至名归，但尊其为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并不能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将公认的世界著名经济计量学家推为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微观经济学与数量分析发展关系的密切性。

( 二) 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分析思想

追溯了微观经济学的起源，可进一步考察其发展历史。从主体内容看，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问题研究阶段; 理论出现阶段; 体系集成阶段。

第一阶段: 问题的研究，起始于19 世纪30 年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批经济学家乐于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古诺( A. A. Cournot) 用数学方法研究需求弹性和垄断问题，形成了代表作《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 1838 年) ; 瓦尔拉斯( L. Walras) 用代数、几何图形研究均衡问题，形成了代表作《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 1873 年) 、《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 1874 年) 等; 杰文斯( W. S. Jevons) 研究边际效用问题，形成了代表作《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 1862 年) 、《政治经济学理论》( 1871 年) 等; 门格尔( C. Menger) 研究边际效用问题，形成了代表作《经济学原理》( 1871 年) ; 克拉克( J. B. Clark) 研究效用递减规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这一术语，认为决定利息的是社会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非具体的资本财货。克拉克的分配理论至今仍被认为是西方微观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基础。这段时期，数量分析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家广泛应用于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微观经济学处于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 理论的出现，起始于19 世纪70 年代。随着研究方法的日渐成熟，研究问题的广泛深入，这一时期产生了后来成为微观经济学主体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如企业理论、消费者理论、一般均衡理论、资源配置最优理论、一般交易理论等。对企业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主要是瓦尔拉斯、维克斯弟( P. H. Wicksteed) 、维克赛尔( K. Wicksell) 、霍特灵( H. Hotelling)等; 对消费者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主要是戈森( H. H. Gossen) 、斯勒茨基( E. Slutsky) 、希克斯( J. R. Hicks) 、弗里希( R. Frisch) 、帕累托( V. Pareto) 、萨缪尔森( P. A. Samuelson)等; 对均衡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主要是阿罗( K. J. Arrow) 、德布罗( Debreu) 、瓦尔拉斯等; 对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主要是伯格森( A. Bergson) 、杜普伊特( J. Dupuit) 等; 对一般交易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主要是希克斯、萨缪尔森、埃奇沃斯( F. Y. Edgeworth) 等。不难发现，上述的这些经济学大师，在其微观经济学问题研究中几乎都运用了数理和数量方法。

第三阶段，体系的集成，起始于20 世纪40 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了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集合论、凸分析、拓扑学、线性代数、线性规划开始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和手段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如列昂惕夫( W. Leontief) 于1941 年首先提出并成功地建立了研究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的数学模型; 多尔夫曼( R. Dorfman) 、萨缪尔森和索洛( R. M. Solow) 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 1958 年) ，盖尔( D. Gale) 发表了《线性经济模型理论》( 1960 年) ，把线性代数和线性规划用于经济分析; 卢斯( R. D. Luce) 和雷法( H. Raiffa) 出版了关于对策与决策理论的著作和论文， 发展了动态对策论; 丹齐克( G. B. Dantzig) 发表了解决线性规划问题的系列论文和著作; 曼特尔( R. Mantel) 则提出了市场需求函数。

同一时期，一些重要的经典的理论也在逐步丰富完善。如一般均衡理论体系通过公理化的分析被严格证明; 风险规避理论由普拉特( J. W. Pratt) 于1964 年提出; 另外一些构成高级微观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如社会选择理论、不完全资产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时际均衡理论、非标准经济学、非动态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涌现出来或日臻完善。微观经济研究的方法更科学，研究的问题更复杂，微观经济学向更高层次发展，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基本形成。[2]

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简史，在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经济学家都对其理论、方法做出过贡献[3]，对其学科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其间诞生过里程碑式的成果，出现过标志性的人物。贯穿其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数量分析思想和方法一直相生相伴，丰富着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推动着其向更高层级发展。

二、微观经济学在现实背景下面临的新挑战

从起源到现今的学科体系，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已十分丰富，结构已十分复杂。从微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入手，可以发现其范式的基本脉络。[4]微观经济学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离不开市场，由此可剥离出一种现象或活动的两个方面: 市场和经济个体。这样，支撑微观经济学范式的两根主线就是: 市场行为主线和经济个体行为主线。[5]

第一条主线: 市场行为。从市场出发，微观经济学的主体表现为: 供给和需求理论市场势力和市场结构理论要素市场理论不确定性和市场缺失理论。这一构架下的一般均衡、市场均衡以及市场失灵、福利经济学被列为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范畴。

第二条主线: 经济个体行为。从经济个体出发，微观经济学的主体表现为: 消费理论企业理论竞争理论。这一构架下的个体决策理论、博弈理论、激励与社会福利理论被列为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范畴。

无可争辩的是，微观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在经济学领域已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给微观经济学者提出了诸多待解难题，使其面临着新的严重挑战。

(一) 新挑战之一: 方法定理的落地应用

微观经济理论精深玄妙，充满着经济学大师的睿智和奇思妙想，丰富的理论是经济学中的阳春白雪，但运用于实际尚有诸多困难。微观经济学有许多定理、引理，有许多方法、模型，这些原理方法都是对现实经济现象的高度提炼和概括。特别是用数理或数量方法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都设立了一个或多个假定条件，满足了这些假定条件，方法、模型才可能得到有效应用，否则就不能应用，强行为之，就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可靠。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是，经济现象往往都无法满足经济学原理所设定的假设，有时可能满足一个假设，但却不能满足全部假设，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设置工具变量，进行模型修正，替补缺失的数据，进行参数的各项检验等，这无疑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特别地，微观经济学有许多十分抽象的定理，这些定理不少是纯粹的数学思维，常人难以理解，用之于实践、解决经济问题更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学习微观经济学是一回事，应用它，特别是娴熟地应用它则是另外一回事。

( 二) 新挑战之二: 理论缺陷的修正与完善

由于经济现实的极度复杂性，微观经济学理论本身还无法完全客观地描述现实经济现象，理论自身存在缺陷。[7]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微观经济学所包含的理论、方法是特定时期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满足某些理论和方法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于是理论或方法就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正。即便是现在认为经典的一些微观经济理论，也存在着局限和不足，需要修正和完善。例如，一般均衡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但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完全存在。而且，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均衡，暂时的偏离才是失衡。显然，这也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相悖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由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自身也承认，一般均衡理论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难以有实际应用价值。还有，福利经济理论中的第一福利定理的完备市场假设，要求所有交易商品的特征对所有市场参与者来说都是可观察的，然而，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由于各方对有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一方往往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反之则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双方对彼此了解不够充分，信息不对称在订立合同前会导致逆向选择等问题，在订立合同后会引起道德风险，进而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这些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阻碍了相关商品的交易，使市场交易的结果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直接影响经济中其他主体的效用函数或生产集。这些非市场因素的存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都违反了第一福利定理完备市场的假设。而在一些经济中，某些具有市场势力的经济主体不再是价格接受者，这也再一次违反了第一福利定理的假设，因而破坏了市场交易的帕累托最优。

( 三) 新挑战之三: 研究内容的边界和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

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源自于对大量个体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的研究，随着经济现象的复杂化，经济问题的多元化，理论体系会日渐丰富，但边界和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指人们不能确定和预知某种行为一定会引发某一结果，即人们既不能确定某种经济行为一定会发生某种情况，又不能确定其发生概率，即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而这一名词恰好可以用在微观经济学发展方向上，没有哪个学者、哪个经济学家能左右、能确定微观经济学的下一个研究目标，一切有赖于现实中所出现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

三、微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

日益多元、日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对微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信息爆炸时代，为微观经济学提供了更多全新的研究领域，这将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第一，在大数据和不对称信息背景下，处理市场和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微观经济分析将更多地受信息环境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可能产生新的学科分支。大数据( big data) 是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的数据所构成的数据集合，是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与应用模式。大数据是与人类日益普及的网络行为相生相伴的，是由部门、企业采集的非传统结构和意义的数据。大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且处理速度快，互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以及遍布全球的各式各样的传感器，都是大数据的来源。未来微观经济分析要在这种新背景下处理经济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大数据背景下，仍然存在非对称信息的状况，也就是说一些人拥有他人没有的信息。应该说，非对称信息环境是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常态。微观经济学研究非对称信息下个体的最优决策行为，会增加研究问题的难度与成本。一方面，微观分析要解决最优信息搜寻问题，另一方面要在非对称信息下寻求最优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信息环境的变化已渗透到复杂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从市场的有效性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从市场机制到企业、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巨大的信息流、数据流将有力地冲击严谨的微观分析思想和方法，从而有可能产生微观经济学的新分支。

第二，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更趋宽泛，研究的问题更趋复杂，呈非经济化的趋势。[8]分析微观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演化并不是简单地在对过往的方法或其他方法进行否定。恰恰相反，更多的是依赖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研究角度的变化。而且，某些方面还反映了经济学家个人的兴趣和专业特长。19 世纪至20 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经济学大师和学者们研究的领域和兴趣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经济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几乎扩张到了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如纯粹经济现象的企业、市场、货币、产业、利润、利率、价值、垄断、竞争、经济政策等，非纯粹经济现象的生育、婚姻、家庭、犯罪、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经济学家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涉。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张或拓展现象，后来被经济学界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新世纪背景下，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并不会终止，只会继续。显见的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已被纳入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舒尔茨( T. W. Schults) 就认为: 家庭可视为一个企业，其有生产活动也有消费活动，前者如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后者如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10]因此，家庭需要根据其货币收入和时间这两种资源来进行有效的配置，做出合情合理的决策。家庭的活动成为重要的微观经济研究对象。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更多的问题将会被陆续纳入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