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篇1

诚然，妈祖本身没有什么经典著作，历史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神话传说。但神话既是科学蒙昧时人类的某种迷信思想的反映，也是人们在同自然和命运搏斗中所产生的愿望和美好理想的象征。它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应当承认，也必须承认，神话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迷人的神话。而妈祖神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从海外评价的角度来说，它是中国的“土特产”，她自然也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妈祖，同神州版图的许许多多地名关联在一起，成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一条精神纽带。传说香港的香炉峰是由于妈祖庙的流入港而得名。澳门之所以被西方人称为“妈阁”（MACAU），就是由于葡萄牙人初登岸见到妈祖庙殿阁即以之为名。澎湖列岛则由于“屿中曰娘宫屿，其状如湖，因曰澎湖”，其首府马公市也是由“妈宫”间转而来。总之，从祖国东北的丹东至南海群岛的许多地名，都与“妈祖”有关。此外，以天妃宫或天后宫为乡、村、寮、街、巷、澳、路命名的则不能悉计。

妈祖，在中国和平外交史上享有特殊的美誉。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访问了亚、非两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靠的是祖妈精神统率数万人的意志，才能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中日友好关系的厉史更是同妈祖密切相关。自15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使船和琉球的学者、商人都是以妈祖为护佑而频频往来于两国之间，而长崎的自然航标野间岳（娘妈山的日译），则堪称历史上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门户。

妈祖，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纪录。

妈祖，对推动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的作用。由于中国海运贸易与妈祖信仰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沿海沿江的许多港口、商埠的开发，也是以妈祖信仰在当地的开始传播为标志的。各地天后宫保存的清代以来的碑刻，都记载着极为丰富的有关海运贸易和商港开发的珍贵资料。

妈祖，这一名字凝聚着千千万万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爱乡，虔诚向善的心愿。瞻拜妈祖，已成为许多华裔、华桥和台湾同胞寻根谒祖的美好寄托，因此有了今天的“妈祖热”。

妈祖文化不仅是上述所提及的思想文化，妈祖文化的全部还应包括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等。可以从各个领域去探索、研究。

二、妈祖文化与客家文化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

客家民系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它继承着中华民族众多优秀传统品质，又是最具开放性和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汉族民系。客家先民来到闽粤边区和当地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一方面与当地人友好相处，吸收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海洋文化，一方面面又顽强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作出了卓越贡献。

客家人所居的地方属于绵延千里的大山区，条件极为恶劣，交通极为闭塞，因而受外界的冲击和影响较小。千百年来，他们虽然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前进，但在客家人的这个文化圈内却始终保留着一些古代的文化特征，诸如信仰习俗等。他们一方面保留中原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吸收新鲜的东西，使之互相渗透、融合。南宋理宗绍定年间，著名法医学家宋慈任长汀县令，为缩短运盐路程，沟通汀潮经贸往来，打通了汀江韩江间的商业航道，接受了沿海一带崇祀盛行的妈祖信仰，从此妈祖信仰就融入了汀州民众民俗信仰的大潮，成为民间十分崇敬和信仰的“妈祖女哩”。（哩即母亲，把妈祖喻为母亲以上的祖辈之意）。妈祖是民众对这位海上女神的俗称呢称，天后则是清朝康熙皇帝所赐的封号。在客家地区，妈祖信仰和福建沿海及广东潮汕地区一样，十分普遍。可以说，几乎每县都有妈祖庙（宫）。在长汀城区就达6座之多。此外，庵杰（龙门）、古城、策武、馆前、水口、濯口、铁长、羊牯等乡镇也在汀江或其它河边建有妈祖庙（天后宫），尽管规模不一，但建筑风格却大同小异，妈祖信仰还启遍及城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家民俗文化现象。妈祖信仰和妈祖庙宇作为载体，对于了解客家人外传、海交、商贸、民间信仰、居民迁徙、会馆组织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可以认为，研究妈祖文化是研究客家大文化圈中一个有机的整体，应从广义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去探究，应该多视角、全方位、深层次去发掘。三、汀江与妈祖

汀州天后宫，是汀州群众为纪念聪慧、善良的海上女神林黩娘而建的庙宇，它寄托着汀州民众美好的愿望和追求。妈祖“升天化仙”的祖籍地湄州岛，后人建祠奉祀，这是陆地上最早的妈祖庙。妈祖原是一个地方的民间神，为什么会成为远近闻名至高无上的海上女神？以历史观点考察。总的来说应与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与科学不发达，民众有迷信思想以及历朝皇帝出自统治的需要不断给妈祖加封有关。

“客家母亲河”汀江，是福建省四大水系之一，是福建省第三条大江，是唯一通往外省的航道。汀江发源于宁化治平赖家山将军凹，流入长汀境内大屋背、赤凹背、上廖、上赤、庵杰，穿过龙门，流经新桥、大同、汀州镇、策武、河田、水口，左纳南山河，右纳濯田河、再纳武平县桃兰河，经武平县店下，再经羊牯的回龙，直通上杭，经永定县峰市入广东，在三河坝与梅江汇合称为韩江，主流在澄海县入海，全长328公里，其中福建境内285．5公里，长汀境内153．7公里。“汀江自古以来便有舟楫之利”，一度号称“上河三千，下河八百”。到了宋代，汀州已建成相当繁荣的城市。

古代，汀州没有公路，交通极为不便。汀州各县市和外界经贸往来的通道主要是靠汀江航运。汀江沿岸居住的客家先民的生产、生活和汀江有着密切的关系，妈祖信仰和汀江航运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理宗绍定年间，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出任长汀县令，打通了汀江、韩江间的商业航道，使汀州与广东潮汕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但汀江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有险滩27处，“三百滩头风浪恶”。州县吏和商贩们在潮州了解到妈祖作为海上航运保护神有祷必应的传说，很自然的接受了妈祖信仰，并按潮州“三圣妃”宫的样式在长汀自建一“三圣妃宫”以求得妈祖庇护。

客家文化研究篇2

 　二

　客家文化内涵是什么？目前客家文化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我随手从几本有关论著中摘录如下：

　讲求实际，刻苦勤俭，艰苦奋斗的美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团结奋斗的精神。

崇文尚武的精神，乐善好施的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

开拓，崇文，爱国，刻苦务实；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尊师重教，热爱知识；勤劳实干，开拓进取；重视家庭，夫妇互助，弟兄和睦；爱国爱乡，不忘祖宗。

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

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客家文化内涵的阐述，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共性阐述多，个性阐述少。因为这些内涵是和客家文化一样以中原文化为主

体的其它南迁民系文化所共有的，是南迁汉族各民族的共性。世间万物之所以有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的个性各自不同。个性是具体的，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民系文化的个性是这个民系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研究这个民系文化的个性，不仅是把握这个民系特色的需求，而且更是发扬这个民系优秀文化的需要。不善于区别客家文化的个性，客家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

　三

有许多民系文化或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可供客家文化研究借鉴。

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因为巴蜀山川奇绝秀丽的环境，造就了它的独具异彩。《华阳国志·蜀志》，对蜀人特征作了精彩的概括：

一，多斑采文章；二，尚滋味；三，好辛香；四，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五，多悍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质，是巴蜀文化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或民系文化最突出的个性。

至于燕赵文化，送别荆轲的一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概括为燕赵文化的个性。“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士那种不畏强暴、重信义与气节的燕赵之风，乃燕赵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再说与客家比邻的潮州文化，潮人研究学者是怎样概括其内涵的呢？他们认为：潮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但又不是一般的中原文化，它是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潮汕地区的。而在汉人入主之前，潮汕地区早就存在了一个百越文化。入主潮汕的汉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能不产生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百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自治与半自治的状态，有较强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意识。这边陲意识在被汉化之后，转移到潮人身上，就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内核，因此，赋予了潮人对正统中心保持某种较自由的心态和独立取向，即使是读书人，虽然也有凡事讲究正宗，以遵古法制为荣者，但也未成为潮人普遍心理。

　客家文化研究鲜见如此鲜明的个性概括！

四

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恐怕是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大师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罗香林等大师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特别是客家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了几百年时间，楚文化、江淮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客家人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入主闽粤赣三角地区之前的客家先民已经不是中州本土的汉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先民文化也不是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后与早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百越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客家人已大大不同于中原本土的汉人了，融合后的客家文化已大大不同于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

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学研究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客家文化研究篇3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客家文化研究篇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79-02

赵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文化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者客家民系群众的社会发展；赵佗与客家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就显得必然，下文分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综上所述，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方面呈现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的“三不”特点，研究内容单一，尤其是缺乏将赵佗与客家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这也正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难度也比较大，必须首先建立科学的研究体系，有目的和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才能使对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到位。

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首先要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脱离了这个内涵与外延，研究就会偏离主题。要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关系，必须针对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内涵及外延来探讨和研究赵佗对此的影响既意义，这样才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才能挖掘两者的深层关系和相互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章子繁.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J].档案与社会，2009，（1）.

[2]赵明信.两千年前的“南下干部”赵佗[J].当代人客博，2009，（5）：76-77.

[3]吴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J].广东史志视窗，2011，（1）：47-48.

[4]朱风祥.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J].洛旧师范学院学报，2002，（2）：84-85．

[5]李翰.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吗？[J].广东史志视窗，2007，（2）：57-58.

[6]丘菊贤.客家研究综述[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7，（3）：95-101．

[7]蒋武生.关于东江流域客家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河源晚报，2010-05-18．

[8]高惠冰.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文化视野，2008，（2）：6-10．

客家文化研究篇5

客家是汉民族一重要民系， 是由数次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交往、融合而成的群体，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意识的更新，赣南客家人的婚姻习俗除了恪守自己的中原传统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影响，使整个婚姻文化呈现出中西合璧、丰富多彩的新局面。本研究以传统“六礼”为参照，从婚前礼俗、婚事礼俗和婚后礼俗三个部分进行对比研究，阐述当代婚俗的演进及中西交融的特点。

一、赣南客家传统婚俗

古代中国， 婚礼的准备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有特定的步骤， 称之为“三书六礼”。“三书”即聘书、礼书、迎亲书。“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客家婚俗遵循传统，又不乏其独特之处：

纳采： 古时婚礼之首， 属意女方时， 延请媒人作媒， 谓之纳采， 今称“提亲” [1]。在赣南的客家婚俗中，如若女方有意便择日男女见面， 见面时男方须给女方“见面礼”， 金额尾数多为“9”，以图吉利。

问名： 男方探问女方之姓名及生日时辰， 以卜吉兆， 谓之问名， 今称“合八字” [1]。

纳吉： 问名若属吉兆， 遣媒人致赠薄礼，谓之纳吉，今称“过文定”或“小定” [1]。在赣南的客家婚俗中，男家择日在媒人的陪同下前往女方探家，俗称“看妹仔”。 去时带“三斩”（ 猪肉、鸡、鱼），并准备红包。此后，女方去男方家“探人家”，俗称“看家门”、“择女婿”。

纳征： 奉送礼金、礼饼、礼物及祭品等， 即正式送聘礼， 谓纳征， 今称“过大礼” [1]。 在赣南的客家婚俗中，男家正式登门要挑着“喀篮”，内放三斩、饼干、米果，篮面上放着为姑娘买的衣服、鞋帽等日用品，以及双方说定给女方的彩礼。大礼后，婚姻关系确定下来，男方依客家习俗逢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节日向女方送礼，俗称“捎节”。

请期： 由男家请算命先生择日，谓之请期，今称“择日”[1]，客家俗称“赶日子”。

亲迎： 新郎乘礼车，赴女家迎接新娘，谓之亲迎[1]。通常，归娶前一天，男女双方须行不同礼节。男方有“祭门神”、“暖轿礼”、“贺郎礼”、“安床礼”等，女方则行“开面礼”、“吃爷娘饭”、“哭嫁礼”等。迎娶当天，男方扛着“扛盒”，吹着唢呐去女方迎亲。归娶当晚， 按照客家习俗还要举行婚礼中最为热闹的仪式——“闹洞房”。

至此， 整个婚嫁过程基本结束。不过， 新娘过门后第二天要“拜堂灶”、“谢亲人”， 第三天还要“回门”、“拉三朝”。

二、赣南客家婚俗之中西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西方婚俗、西方婚姻观念的传入，婚恋自由成为新中国婚姻风俗变革的一大特点。当代的客家青年，特别是城市人，亦更加崇尚自由恋爱，力主婚姻简单操办。

婚前礼俗

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广泛、频繁、便捷，产生爱情的机会成倍增加。男女之间恋爱无需再经“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在取得双方父母同意后， 便可自由交往。待男女的感情成熟稳定后， 可进行订婚仪式，或直接商讨结婚日期及各项事宜。聘礼或彩礼略去传统的三斩、饼干、米果等食物，直接取而代之以礼金。以前的“说媒”、“访家”、“捎节”、“合八字”等传统习俗随之简化，甚至消失。现在，婚前礼俗程序已简化至求偶、订婚（或略）、择日两到三个步骤。

婚事礼俗

在婚礼上，中西融合的表现尤为突出。

首先，花车取代传统的花轿、人力“扛盒”迎娶新娘。花车为小轿车以彩绸和鲜花装饰而成， 彩绸多以红色、粉色为主，车头用心形的玫瑰花装扮。粉色和心形玫瑰在西方皆是浪漫和爱情的象征。

其次，婚礼当天的新郎新娘一改传统，皆以西方的西服和白色婚纱出场，白色婚纱在西方是纯洁无暇的象征。新郎至女家迎娶新娘之后，迎亲车队绕城一圈，婚礼移入高级酒店举行。酒店内铺设红毯，婚礼开始之际，西方的结婚进行曲响起，新人在伴郎伴娘的陪同下携手踏上红毯，行至礼堂正前方。此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完美体现。婚礼由象征牧师的司仪主持，形式类似西方教堂的婚礼仪式。新人在众人见证之下互相宣誓，交换戒指并亲吻对方，共同切分蛋糕或抛抢礼花。有些新人不忘传统，“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古典礼俗也会选择性的或完全中西合并的一同举行。

此后，新娘换上传统的红色礼服，与新郎一起向来宾敬酒致意。席间，宾客向新人劝酒、嬉闹， 让他们作出许多亲昵的动作， 如令二人合吃一块糖或一颗葡萄等， 这是传统“闹洞房”习俗的变体。整个婚事仪式上也更多地结合现代声光化电，形式多样，中西合璧，不乏浪漫色彩。

婚后礼俗

在赣南客家传统婚俗中，婚后第二天，新娘要“拜堂灶”、“谢亲人”， 第三天还要“回门”、“拉三朝”。然而，现在的婚后礼俗也随之简化和西化。例如，“回门”本是验证女儿是否已嫁到指定人家、是否贞洁， 现在则简化为新娘由新郎陪同回娘家看望父母和长辈。婚后礼俗的西化则更多的体现在蜜月旅行的盛行。

三、总结

通过婚姻习俗的古今对比不难发现，赣南客家传统婚俗具有较浓重的驱邪避凶、重礼轻爱等宗法主义特征，其核心内容是家族利益至上，以延续香火为主要目的。而当代的客家婚俗礼仪则不断受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影响，去旧立新，以爱情作为婚姻的前提，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婚恋观。在此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 两种文化中的美好因子巧妙地结合起来， 达于中西文化的核心层次，产生文化的“杂交优势”。

婚俗，不仅是反映民俗心理和婚姻意识的民俗文化，其本质更是一种社会行动。婚俗的演进、变迁，与社会发展同步，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鲜明的时代性、变革性、进步性，以及浓厚的传承性和地域性，其文化功能、现实意义也随之大为增强。本文通过研究婚俗的中西文化融合，试图展现这一时期赣南人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此窥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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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宝林. 澳门婚俗中西文化交融的人类学思考[J]. 广西名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3.

[3]王恩铭. 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4]曾晓林，刘述玖. 上犹客家婚俗的程式描述与价值分析[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08.

客家文化研究篇6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4-0079-01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经过几次历史大迁徙后,主要集中居住在赣江流域相对稳定下来所创造的具有传承性的文统。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客家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客家文统的一支江西客家文化史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我赣江流域的赣州。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有着丰富而绚丽的客家文化。然而,由于历史久远,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洗礼,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急需以数字化方式进行保护。

一、数字博物馆较之于传统博物馆的优势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成为解决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的一个新方法,特别是“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的提出,掀起了一场文物博物馆界的信息化新革命。建立客家文化数字博物馆,尤其注意的是作为抽象的文化形式存在的客家民俗和客家歌曲。由于这些抽象的文化形式,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及陈列馆所能形象陈列或详尽说明的。这便是数字博物馆之于其它陈列形式之首要优越性。江西客家文化的物质载体的日趋不完整性以及其抽象载体的陈列不可行性,决定了我们需要将其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保护。

数字博物馆较之于传统博物馆,有以下几点优势。表现在时空方面,不受时间、地点、展品条件、展览场地的制约;表现在技术上,具有数字化的多媒体呈现以及海量的信息存储能力,并能有序组织和自动化管理;与此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传输能力,适应海量信息的要求;对于使用者来说,能提供方便直观的浏览和咨询服务。数字博物馆是传统博物馆向现代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主题与功能设计顺应江西客家文化可持续发展需求

经过上千年的传承,江西客家文化形成了独特而丰实的文化体系。广博而丰富的江西客家文化涉及面极广,不可枚举。建筑方面,龙南关西围、燕翼围、安远东生围等;还有特色景点、民风民俗、特产、客家歌曲等。可持续发展江西客家文化的关键不是停留在简单方式上的保护,而是要做到世代相传,传承和传播使其人闻皆知。

江西客家文化数字博物馆的主题是展示江西客家文化,联系国内其它的客家文化资源。主要功能是视觉引导、资源管理、资源实现、资源检索、信息交互。关于主题与功能的设计,正是顺应了客家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可持续性发展需求,是实现江西客家文化信息的交流与资源的获得的有效途径。

(二)内容资源有据可循

在建立江西客家文化数字博物馆的过程中,内容资源是很重要的环节,在此,把它划分为文档、图片、音像、虚拟展示四个方面的内容。在文档方面,资源主要来源于图书以及网络资源中关于客家文化的信息。图片主要源自于亲临采集以及网络图片,包括活动、人文、故事、风景等。音像方面,可以收纳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音乐以及描述江西客家文化的纪实录像等。其中最有特色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方面,便是虚拟展示。其实现是通过制作一个虚拟展厅,用来展览江西客家文化的资料。

二、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客家文化研究篇7

洛带古镇位于西部客家之乡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距成都市区仅18公里，全镇85%以上都是客家移民的后裔，他们说客家话、穿客家衣、吃客家饭、行客家礼、住客家大房子，使这块西部花果之乡充满了浓浓的客家情谊，因此国家旅游局对洛带古镇的评价和期望很高，称为“南有丽江、北有平遥、东有周庄、西有洛带”。

由于洛带古镇几年来观光旅游占主导地位，对文艺资源和节庆文化的开发相对较多，比如洛带古镇的客家火龙节、水龙节就受到旅游者的喜爱，被称为中国的狂欢节。但是，由于观光旅游重游率低、消费低的特点，洛带古镇旅游业的发展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与国家旅游局的期望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急需以客家文化的深度开发和持续发展作为突破口。实际上，客家文化中的艺术资源、建筑资源、民俗资源等都还有很多未应用到旅游业中来。本文试以客家建筑中的两个符号“蜜蜂”、“兔子”为例来做一说明。

一、隐藏于建筑符号中的客家秘密――高踞屋檐的蜜蜂和守候祖屋的兔子

建筑是凝聚民族文化的大舞台，民族审美思想、民族心理就隐藏、固化在其中，不易变化，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常常变成一个个的符号嵌进建筑里，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

在洛带，荷香清幽的福池对面是一座清乾隆18年江西籍客家移民筹资兴建的江西会馆，该馆整体布局严谨，空间安排合理，构思独特，古色古香的精美木雕将人们的记忆引向久远的时代。但是很少有人们注意到，这座会馆的瓦当上雕凿的花纹，除了蝙蝠等瑞兽，竟然还有一种普通的小昆虫――蜜蜂。我们知道，能够站在高高房檐的瓦当上的，一般是人们认为可以镇宅、招财、祈福、迎祥的神兽、瑞兽，或者是一些吉祥图案，如青龙、白虎、朱雀、蝙蝠等等，除了客家人，中国历来就没有将蜜蜂这一不起眼的小昆虫雕塑在瓦当这一富有神圣意味的物件上的传统。经过细致的调查，我们还发现，客家人不仅让蜜蜂站上了会馆、祠堂那高高的屋檐，而且在客家人祖屋内的神台上，也雕刻上了蜜蜂。这一不容忽视的细节向我们揭示了客家人什么样的内心情感？

原来，客家人在从中原南迁至南方丘陵山区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养蜂取蜜的技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如果有蜂群降落在自家的仓库、箱中或衣橱，客家人不仅不会害怕、驱赶，反而视为招财进宝的吉兆，对蜜蜂十分友善、喜爱、照顾。正因为客家人视蜜蜂为“吉祥物”、“摇钱树”，所以才在祖屋、会馆等十分重要的地方刻上蜜蜂的形象。客家人中还流传着许多赞扬蜜蜂或以蜜蜂设喻的山歌、民谚等。在男女恋爱对唱的山歌中也常常将女子比喻为花朵，将男子比喻为蜜蜂。而蜜蜂勤劳的本性，也与客家人勤俭持家、勤劳致富的传统一致。所以，如果要选一种最能代表客家人品质的动物的话，也许还真是蜜蜂莫属。

洛带古镇上有一个巫氏大户人家建造的“巫氏大夫第”，是洛带镇建筑最早而又保存最完好的客家民居的典型代表，由巫氏入川后第二代传人巫作江建于乾隆末至嘉庆初年，在这个主体建筑由大门、过厅、院坝、前中后三堂、东西花厅等组成的民居建筑群里，最高的建筑就是客家人必不可少的存放祖宗神位的堂屋，而就在堂屋的大门两边，精雕细刻的梁枋下面，居然雕刻着一对奔跑的兔子，两只兔子一左一右守在堂屋的大门边，构成一幅富有动感和人情味的场景。人们不禁要问，客家人为什么要以兔子而不是鹿子、狮子或其他惯常使用的动物形象来装饰堂屋的大门呢？客家人为何对兔子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

原来，客家先民虽多数来自中原大户或贵族，但当其在南方的丛山峻岭中面临营养短缺的窘境时，能毅然创新思变，把原来排除在“六畜”之外的兔肉做成美味佳肴和营养保健品，形成了“飞禽莫若鸪，走兽莫若兔”、“无兔不成席，一兔顶三鸡”的生活情趣和价值取向。由客家人长期选育而成的通贤乌兔经现代研究证明是所有畜禽肉类中烟酸含量最高和胆固醇含量最低的珍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客家人毫不讳言对兔子的喜爱，给婴儿也戴上兔头帽以求吉祥。

这两种装饰在建筑的重要部位的动物都是与客家人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客家人的重要贡献之一，具有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他们反映了真实的客家生活状态，构成了客家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

二、客家蜂文化和兔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旅游开发价值

客家蜂文化和兔文化不仅代表了客家人艰苦创业的历史，也蕴含着客家人的生活智慧。现代科技证明，蜂和兔这两种动物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非凡价值和特殊的益处。蜂蜜含有约15种矿物质、20种氨基酸、葡萄糖、果糖、维生素B群、 丰富的维生素C、13种有机酸、3种无机酸、多种活性酶、乙酰胆碱等，对肠胃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肝脏病、神经系统病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蜂蜜中含有70%以上的单糖（葡萄糖和果糖），饮用后不必再经过消化就马上可以被吸收，经过约20分钟后即可进入人体血液中，因此蜂蜜既是体质衰弱者、胃肠功能不佳者、产妇、幼儿等合适的滋补品，也是运动后、熬夜者、工作疲劳者消除疲劳的最佳饮料。《本草纲目》把蜂蜜的作用总结为清热、补中气、解毒、润燥、止痛，原蜜造血功能好，对女性是是很好的美容食品。男性常服能保肝、强身。因此，蜂蜜被人们看成是“使人保持愉快和青春的良药”。而兔子价廉物美，兔肉是古今中外公认的美容肉、益智肉和保健肉，李时珍称兔肉为“食之上品”，陶弘景也称赞“兔肉为羹益人”。其中客家珍品通贤乌兔肉质细嫩鲜美无膻味，对改善皮肤新陈代谢功能和提高人体高密度脂蛋白具有较高疗效。客家人对兔肉有最好的利用，如美味的蒸汽白斩兔、兔肉焖芥菜心、满月兔蒸汤等，福建客家菜的满月乌兔蒸羊耳三点，汤鲜肉滑，消食益气、健脾利尿，是开食婴儿和幼儿的最爱，被称为“客家第一汤”；另一客家名菜黄酒炖乌兔公集美味滋补于一体，对肾气渐衰的老弱病人和哺乳妇女催奶有立竿见影之效。

旅游业由于综合性较强，对文化含量和经济价值较高的传统产业常常会起到提高附加值、促进新产品开发、形成新的产业链条的作用。如洛带所在的龙泉驿区是我国的水蜜桃之乡，政府利用距离大城市较近的区位优势，通过发展观花赏果的近郊旅游休闲业，为人民增收提供了重要途径。但是龙泉驿区由于气候资源不突出，观光农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由于对具有客家特色的购物、娱乐、餐饮等方面的产品开发不够，洛带古镇上充斥着缺乏特色的廉价旅游商品。区、镇政府每年花费数百万来开展各项大众文艺表演虽然聚集了人气，但是古镇上乏善可陈的旅游商品却难以激起旅游者的消费欲望。因此，对古镇来说，开发富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是丰富古镇特色、提高旅游业产值的必由之路，对客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

以具有浓郁客家特色的蜜蜂文化和兔文化来说，可以进行丰富多彩的旅游开发。如设计蜂、兔形象的系列旅游商品、食品、纪念品、工艺品，以蜂、兔为主题开展旅游文化活动并形成品牌，在文艺活动中穿插蜂、兔内容的节目，甚至可以形成蜂、兔主题的节庆活动，等等。在发展策略上，以一两个重点品牌带动整个蜂文化、兔文化的全面开发。

比如，针对城市近郊旅游中女性比例较高、女性在旅游出行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的特点，结合现代女性注重美容美体健康的潮流和蜂、兔产品特别适合女性使用的特点，开发富有女性文化特色的旅游品牌，借以带动整个蜂文化和兔文化产品链的开发，号召“常饮客家蜜，人比桃花美”、“常食客家兔，人比桃花艳”的客家旅游消费时尚。

近几年的中国国内旅游者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女性旅游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1998年～2001年我国女性游客的数量呈增长趋势，并且一直超过男性。随着现代女性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她们具有强烈的旅游需求，并且对购物的需求大。洛带古镇及其周边的旅游资源比较适合女性旅游，如购物旅游、美容旅游、保健旅游、春季郊游、花果赏玩等。

参考文献：

[1]《洛带镇志》

客家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客家文化 客家民系

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从规划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小城镇规划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的，已经有三代的特色城镇出现。以周庄古镇和乌镇为代表的第一代旅游特色城镇。其产业类型比较单一，采用“旅游+关联子产业”的模式。以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镇为代表的第二代风情小镇，以居住社区为主要功能，并投入更多的住宅和公共服务。第三代特色城镇是政府提出的“以产业为中心”的工业新城。赣州是江西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发祥地和客家文化形成的摇篮。虽然赣州经济相对比较滞后，但客家文化非常繁荣。因此，整合自身的生态文化遗产，打造一批具有产业特色、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和功能整合更加完善的赣州特色城镇成为可能。以此同时，大力推进赣州特色小镇的发展，对推动赣州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解决部分群众脱贫致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特色小镇的产业规划也应该尊重小镇产业的自然发展，在了解特色小镇文化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培育，而不是照搬照抄。因此，本文提出的赣州特色小镇建设是基于赣州特有的客家文化为前提，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设性意见：

一、酒店、旅行社建设

目前，赣州旅行社数量少，规模小，区域分布不平衡。星级酒店数量少，无法提供优质的酒店服务。旅行社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推出的产品没有地方特色，导致游客识别度和感知度低，不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处于无序状态。同时，旅行社管理水平低，产品创新能力弱。这些现象无疑给赣州特色小镇的旅游产业建设造成一定的局限性。应该要多建设一批像安远县三百山镇虎岗村的温泉度假山庄类型的酒店，它集旅游、娱乐、休闲与住宿为一体，在周末和假期吸引了大批邻省邻县的游客，并且本地居民也络绎不绝。

二、地方特色小吃建O

民以食为天，特色小吃是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部分，旅游市场通常没有保证食品卫生，产品种类单一毫无特色问题。因此，餐饮市场需要继续加强和突出，创造高品质的产品，使食品质量得到非常必要的推广。赣州是江西省第二大城市，共有20个县市。如此大面积的城市，不乏美食。像大余烫皮、信丰萝卜饺、赣南鱼饼、宁都肉丸、瑞金牛肉汤、崇义饺子和安远三鲜粉等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美味小吃应该大力建设并保护，这样既能够拉动了地方经济，也能宣传地方特色。

三、地方特色产品品牌建设

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特色小镇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旅游购物市场在赣州主要食品为主，原材料大多来自当地的土特产，除了土特产品和风味食品的发展有一定的规模外，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的开发是非常弱的。众所周知，购物旅游能够带动区域旅游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赣州的各种旅游景点几乎没有开发自己的旅游商品，缺乏对旅游商品市场的认识。同时，品牌与品质的缺乏，使得旅游商品的知名度和感知度低，已成为旅游发展的瓶颈。保证质量是品牌建设的根本，在品牌销售中可以建立多渠道的品牌传播，拓展品牌空间。通过组织农产品质量认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打造出更多像赣南脐橙那样独具特色的名牌产品，提升产品的知名度。

四、特色民间艺术建设

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和饥荒等原因，许多人从中原迁到江西地区，先在当地居住的人便称后来的群体为客人或客家人。客家人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在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交融、取舍上，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赣州客家人形成的民俗的文化内涵、生活智慧，都需要在赣州特色小镇建设中加以挖掘和凝练。不同的乡村的民俗节庆、工艺美术、民间建筑、民间艺术、婚俗禁忌、趣事传说等，都赋予旅游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既淳朴，又神秘的民间风俗文化，对于城市以及异地游客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所以像赣南采茶戏类型的民间艺术应该着力挖掘、凝练成体系，为特色小镇的建设增添艺术色彩。

参考文献：

[1]唐仕俊. 赣州联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N]. 赣南日报，2016.

客家文化研究篇9

五华“扮古事”，亦有人称“扮景”，亦有人称“飘色”，是广东梅州客家人为纪念宗族始祖诞辰的民间传统仪式活动，是客家人的古老礼俗之一。五华“扮古事”活动，主要活跃在安流镇、水寨镇、梅林镇、棉洋镇等地，至今在这些乡镇都普遍盛行。在这些山区农村，村民们以同姓氏族为单位，由乡绅或长老牵头，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以上纪念“仙师”、“法师”等诞辰的“扮古事”活动。据学术界调研，扮古事是由客家先民在明朝期间从中原迁徒传入五华县，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一、客家民间传统仪式音声研究的意义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仪式活动是最为古老和最为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有自己的特定场合、特定时间，并按它自己特定程序、由特定人员执行，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客家地区历来有“尚鬼信巫”的传统，其源头来自古代百越民族的共同传统。从本质上讲，客家传统民间仪式活动是维系其民系文化传统的一种方式，也是其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研究客家传统民间仪式行为，对我们探究这一地区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客家传统民俗活动、仪式活动的进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贯穿着音声。音声在这些传统民俗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可以表达、增强参与者的共同意愿和信仰，同时还可以在仪式中起到渲染仪式氛围和与仙神“通灵”的作用，把在场参与者、信仰者引入到另一个灵性空间。因此，研究传统仪式时，对其音声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客家民间传统仪式音声研究的研究现状

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历史久远，客家文化带有鲜明的迁徙文化特征，蕴涵着极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客家文化的研究约始于明朝嘉靖年间，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明代徐旭曾的《和平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清代温仲和的《嘉应州志》，黄遵宪的《书林太仆客说后》等，其间还有国外的学者艾特尔（EJ.Eitel）的《客家人种志略》（1867年）、《客家历史纲要》，皮顿（Ch・Peton）的《客家源流与历史》（1873年）等等。近现代以来，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从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开始，包括罗常培著的《从客家迁移的踪迹论客赣方言》、巫秋玉、黄静著的《客家史话》、王东著的《客家学导论》、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丘权政著的《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陈之平著的《客家源流新论》、谢佐芝编著的《客家渊源》、罗可群的《客家文学史》、胡希张、莫日芬等的《客家风华》、谢重光的《舍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房学嘉的《客家民俗》与《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主要从论证客家民系的形成及源流开始，至今已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互相交叉渗透，对近千年的客家历史进行了文献上的梳理和归纳，对客家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研究。然而在这些成果颇丰的研究中，有关客家“扮古事”仪式的记载并不多，据现有的资料表明，有关客家“扮古事”仪式主要的研究成果仅有：肖艳平的《“妆古史”仪式探析》、冷剑波的《客家民俗“扮古事”初探――以五华安流为中心》及雷聪的《福建连城民俗“走古事”的客家文化内涵分析》，而且这几篇论文，学者们是从历史学、民俗学等角度出发，考察仪式的内容、结构、过程、功能、变迁等问题，对于不可或缺的音乐，却无人问津。

作为客家文化艺术典范和代表的客家音乐，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胡希张、余耀南的《客家山歌大全》，胡希张、莫日芬、董励、张维耿的《客家风华》，温萍的《客家山歌探胜》，冯光钮的《客家音乐传播》，王耀华老师的《客家文化艺能》，周青青的《中国民歌》，苗晶、乔建中的《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胡希张的《山歌大师汤明哲传》、《山歌大师周天和传》、《山歌大师陈贤英传》、《山歌大师余耀民传》等。时至今日，音乐界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成果，这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客观的说，在客家研究全面展开的大潮中，音乐研究是极为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在客家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方面，更显其苍白。据现有的资料表明，有关公开出版发行的粤东客家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的成果非常薄弱，有关“扮古事”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的成果更是尚无一例。

当然，如果不局限于客家仪式音乐的研究，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丰富硕果。例如，曹本冶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沈恰的《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薛艺兵的《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等等。他们给我们的仪式音乐研究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重要的指导。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招标课题：《客家民间传统仪式音乐研究：以五华“办古事”为研究对象》，项目编号：13KYKT02。

参考文献：

客家文化研究篇10

十九世纪台湾契约婚的财产与物权观：屏东高树刘氏客家宗族的个案分析

明末以降韩江流域山区开发与族群关系演变——以泥源乡“打官山”事件为中心

广东赵氏宗亲及其河洛情结

宋代赣南交通格局的变化对客家民系形成的影响

清代粤赣两地的客家盐商与宗族建设

祭祀圈与信者圈——基于台湾苗栗县客家村的事例

台湾汉人（客家村）之中元节——关于祖先祭祀之初步报告

客家乡村的丧葬仪式调查——以宁化县虎龙村的“做香火”为例

试论客家山歌源流

客家妇女的美丽与陶瓷艺术的结合

张弼士传略

清末蜀中客家诗人兼学者钟瑞廷考述

女性拜祭者和被拜祭的妇女：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

作为中国东南部社会文化变量的客家方言

客家族群建构的人类学分析——评《海内外客家人的认同》“石壁”：客家人的原乡图腾

客家——民族融合的“活化石”

帝国边区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东平原为中心，1700—1890

从粤东客家到台湾客家：一个蕉岭曾氏的家族史

和平徐氏宗族与地方社会

台湾客家家庙与祭祖文化之研究

关于客家禁忌及“禁忌”的思考

粤东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的槟榔礼俗：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山歌闹洞房

宁化石壁客家妇女的“接珠”“回佛”仪式

福建土楼楹联研究

黄遵宪佚联辑释

“圆土楼起源”是个伪命题——兼谈闽粤地区的土楼之根

A Phonetic Study of the Tones in Meixian Hakka

试论客家美食名称的语言特点

胡曦对岭南方志学的贡献述略

论家世对陈寅恪先生学术取向的影响

“跨域”视角下社会图景的建构——评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

学术研究与乡土教育——读《客家梅州》

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实践罗香林的学术思想——评《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

重读《围屋里的宗族社会》

“粤东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院举办“客家研究与当代学术”圆桌论坛

冷剑波客家文化史的思路与建构

试论网络视野下的客家文化研究

客家人重视文教一说探讨——以台湾六堆地区为例

罗香林与客家研究

温革的办学精神及其辐射力初探

多才多艺的诗人 自省自悟的清官——清廉太守宋湘研究

张振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综述

客家社区的大转折——《虔台志》中的南赣特区

明清时期流民与粤东北山区开发

客家文化研究篇11

白鹭村，位于江西省赣县的最北端，毗邻兴国和万安，有一脚踏三县之称。在这个古村落里保留着大量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到目前为止，白鹭是江南保存最完好最集中的客家古村落，虽历经860多年的风吹雨打，依然保存有大小不等的祠堂、庙宇共69座。在2006年9月18日于湖南闭幕的中国郴州生态（民俗民居）旅游节上，特色独具的中国十大古村隆重亮相，赣县白鹭村成为中国十大古村之一。悠久的历史让白鹭拥有了为数不少的“第一”和“唯一”：中国第一座以女士命名的女士祠堂，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江南第一个村级民俗博物馆，故宫唯一一块遗留在外的金砖等，继2003年公布第一批2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后，2007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又公布了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其中，赣州唯一入选的是赣县白鹭乡白鹭村。正因为白鹭村有浓郁的古村特色，所以，近几年来白鹭村成为各个专业的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以前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赣县白鹭村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学术史回顾。

一、民俗事项的研究

关于白鹭村民俗事项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抢打轿”这一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关于“打轿”体育民俗的由来以及“抢打轿”的仪式，重点分析了白鹭“抢打轿”活动长盛不衰的原因，作者认为，“打轿”这一民俗体育活动维系着人们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填补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丝空白。“抢打轿”作为赣县白鹭村独有的古老习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民俗体育。白鹭人尚武好斗，刚猛有余而文气不足，“抢打轿”意在以一年一度的赛事满足勇士们的斗勇之欲，同时赢得平日族人的尚文重德、团结和睦。“抢打轿”表现出了儒学性、历史性、农耕性、传承性和娱乐性的体育文化特征，并有浓郁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打轿活动产生于赣南白鹭的生产生活中，寄托于民族的神灵崇拜、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抢打轿”的民俗活动，张玉菊，吴玉华，曾晓莉《探析客家白鹭“抢打轿”民俗体育及其传承价值》一文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等方法，也对“抢打轿”这一民俗活动的历史渊源，活动组织程序，传承价值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该文作者认为“抢打轿”作为赣南客家民俗文化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内容的丰富，其蕴含的精神思想与思维方式，对人和社会的发展、整合都有深刻的启发与借鉴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民间休闲娱乐功能以及可以促进旅游的发展价值。

二、建筑风格的研究

关于白鹭村建筑风格以及其表现出的文化特色和价值意义，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张嗣介《赣县白鹭村聚落调查》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白鹭村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作者从白鹭村的地理与历史谈起，详细叙述了村内街道与建筑布局，并以典型的村内代表古建筑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说明了白鹭村建筑的与众不同，作者认为，白鹭村的街道布局建筑设计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村庄的发展和布局以及建筑追求风水意识，同时也周到的考虑生活的功能。建筑中的装修一般比较朴实简单，“祠”和“堂”在白鹭村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是看何祠何堂。白鹭村以钟氏占全村人口的95%以上，村内人口繁衍至数千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村，是宋代客家钟氏没有间断的延续族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较多的宋代客家人的文化原型。白鹭村的整个村庄布局、街道、建筑基本上还是明清时期的格局和建筑，有着自己独有的建筑文化气息和生活气息，是我省现存罕见的一处客家古村落。针对白鹭村的古建筑的研究，学者郭粼、曾国光《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研究》一文主要从白鹭村的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的分类及表现手法出发，探讨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作者认为，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的艺术表现一是顺应当地群众传统欣赏习惯，在建筑物的雕刻装饰上，呈现出局部与整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二是着力写意，有情有趣。三是寓教于乐的表现手法。在建筑装饰中雕刻技法的不同体现出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和匠心之巧的艺术特点。通过不同部位和不同内容的雕刻之间的配置、组合、呼应，构成统一面完美的艺术形象。白鹭村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真实的反映了白鹭古村落居民的家族形态、生活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观念形态及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审美意义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是赣南传统民间吉祥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了白鹭人民的精神的需要，而且表现了设计者、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而另一学者许鹏在《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风格――白鹭村》一文中，作者认为白鹭的客家民居，借“祠堂”而独秀天下，白鹭祠堂从使用功能上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奉祀祖宗神位并举行“辞祖”仪式的祠堂，一种是既聚居人家，又奉祀祖宗神位的祠堂。从构成上角度看，基本是由建筑实体围绕中空的天井构成，即“四水归堂”建筑。白鹭民居为砖木混合结构，其重要特点是注重雕刻装饰。学者高健婕《赣南客家女性祠堂研究――论“王太夫人祠”的文化内涵与装饰艺术特点》一文从祠堂的建筑理念以及与客家民俗的关系上，详细探讨了“王太夫人祠”的文化内涵和装饰特点。作者认为，“王太夫人祠”的建筑特点不仅体现出了赣南客家人“吃苦耐劳、勤俭创业、团结互助、勇于开拓”的人文精神和独特的客家民俗观，同时，其建筑风格与装饰特点又与祠堂主的思想交相辉映，呈现出质朴典雅、庄重秀丽的艺术风格。“王太夫人祠”作为客家民俗文化与客家人文精神的物化形式，也体现出了独特的赣南客家区域人文环境和民俗观，并蕴涵了独特的客家建筑审美文化，它融客家民俗文化之精华，已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折射出了客家人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对自然、人生、世界的观点与看法，体现了客家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当下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研究

白鹭村自2006年被选为中国十大古村落之一，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去参观，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白鹭村也成了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熊桂兰、戚蕙兰在《白鹭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主要针对白鹭古村作为旅游品牌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村民对古建筑等文物保护意识尚需加强、村民对发展旅游业积极性不高、旅游管理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以及白鹭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提出白鹭村今后旅游开发过程中自己的一些思考：充分调动村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走保护与建设之路，注重清洁与整齐并举以及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旅游内容。作者认为，白鹭村不仅有着成群的古建筑，而且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东河戏、木偶戏等民俗文化。其中发源于赣县白鹭的东河戏，在2008年6月被列入江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白鹭村客家文化在国内外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白鹭村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村，要使旅游观光的人们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还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努力。另一位学者钟福民《论赣南客家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以赣县白鹭村为例》这篇文章主要认为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文化资源因为与人的有机结合而显出相当的复合性。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古村落加以合理的保护，涉及到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并且体现出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作为农业文明孕育下的村落，白鹭村不但布局合理，而且其村落文化的构成要素也很完备。白鹭村正是靠其古老建筑、民间艺术、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文化资源，体现出古村落的独特价值。但是，白鹭古村在文化保护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新旧景观的不协调，景观的生活性和观赏性不协调以及直观的物质文化与潜隐的非物质文化的不协调三个方面。针对这方面的问题，作者提出相关的对策，根据白鹭村当前的情况，对其保护宜采用“分区式”和“景观式”相结合的思路，并且做好村民的环境卫生教育，让他们不要将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随便摆放，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进行科学处理，再者，政府或旅游主管部门，要帮助村民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统一规划。而学者涂秋风《处在深闺无人知，客家古村重放彩――白鹭古村旅游资源特征分析》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在对旅游资源特征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提出了古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初步构想和基本思路，重点阐明了客家文化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和地位。作者认为，白鹭古村及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特征明显，它包含了建筑、民俗、民间艺术、饮食及客家迁徙历史的相关旅游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广大的市场潜力和前景。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路主要有：树立良好的保护意识，正确协调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依托赣州城作为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中心集散地的强大优势，加大旅游促销力度，积极开拓旅游新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体系配套；实施赣南客家民俗文化旅游项目间的区域协作，打造优势集成，以观念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营销创新为向导，提高白鹭古村对赣南乃至全省旅游发展的贡献度；积极招商引资，拓宽融资渠道，多方位、多形式筹措资金。作者把古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位以客家文化为主脉，民居古建为依托；以观光旅游为主、休闲度假为辅的自然-田园-风水-寻根游。策划的旅游项目包括：客家溯源寻根游、民居古建观光游、客家民俗活动游以及绿色家园休闲度假游。

四、结语

白鹭村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客家文化底蕴的古村落，近几年来，不管从其民俗活动、建筑风格以及旅游开发项目等方面都成了众多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白鹭古村的研究对现代古村落的开发与今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于古村落原有生态保护的重视，而且对于其他古村落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多年来学界对于白鹭古村的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比如白鹭古村作为旅游开发的具体实践有哪些可行性，人们意识上的不重视导致传统文物大量的流失现象以及古村落的建筑修复的经济来源，今后的发展状况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待于对白鹭古村做进一步的研究。（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

[2]张玉菊，吴玉华，曾晓莉：《探析客家白鹭“抢打轿”民俗体育及其传承价值》，贵州体育科技，2013年9月

[3]张嗣介：《赣县白鹭村聚落调查》，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4]郭粼、曾国光：《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研究》，艺术与设计

[5]许鹏：《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风格》，中华建设，2006年第1期

[6]高健婕：《赣南客家女性祠堂研究》，美术大观，2011年第3期

客家文化研究篇12

一、引言

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指的是散落于江西南部的赣州市及赣州辖区内的各县市，明清及民国经济较繁盛时期保留至今的民居建筑，服饰，工艺品，生活器物等，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一朵奇葩。从装饰艺术的种类上分为赣南客家民居装饰、民间手工艺品、传统服饰及鞋帽、传统生活器物等。从吉祥图案的形式、内容和功能来看，主要体现了赣南客家的族群记忆、儒家思想、伦理观念、耕读思想及客家堪舆术的影响，呈现出了客家精神的精髓。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分子，赣南客家传统图案具有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传的连续性，又有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元素融合并存的独特风貌，它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它的丰富文化内涵是启发现代设计的灵感来源。

鉴于此，本文主要在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五种赣南客家人常用的吉祥符图及其文化内涵，并总结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研究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赣南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客家文化形成、建筑装饰、民间工艺品等总体的考察和研究，如林碧红编写的《客家民俗》，万幼楠先生编写的2006年出版的《赣南客家围屋研究》，张嗣介先生编写的2007年出版的《赣南客家艺术》等书，但对于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艺术还没有进行完整和系统的研究。

作为赣州地方本土高校之一的赣南师范学院对赣南客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已建立大型的“客家民俗博物馆”，共有藏品6000多件（套），馆藏文物涵涵了客家建筑装饰、客家牌匾、客家银器饰品、客家服饰、客家生活用具五大系列，具有很强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此外，学院还成立了“客家研究中心”，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料。

三、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的表现形式

赣南客家与中原汉民族一样，信仰鬼神和预兆，为了求神驱鬼避邪，祈求吉庆祥瑞，民间常常把汉字画成符篆，拼合成图案，奉为吉祥物。这种吉祥物在赣南客家地区，处处可见，世代沿袭。以下几种为赣南客家人常用的吉祥符图。

1.符篆式。客家人为了交通神鬼和役使神鬼，利用汉字造出一种符篆，用以招神娱神，避邪驱鬼。这种符篆一般人不会画，要懂道术的道士才会画。道士把它看得很神秘，不轻易教给别人。如招魂符，就是人间通用的汉字组成的，据说这是为神魂颠倒或受惊吓的人治病用的。

2.迭垒式。办喜事时表示满堂吉庆，喜事重重，多福多贵，把许多喜字迭垒起来，堆砌成字图，如喜字图。现在赣南客家民间婚礼皆使用这种字图，有的还被装裱成条幅悬挂起来。

3.联体式。一般是在特定的场合使用吉祥语，把一句吉祥语的几个字中相同笔画共同使用，互相勾连，形成联体。如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多贴在商店钱柜上；鸾凤和鸣多写成大字横幅贴在结婚人家大门额上。

4.回文汉字王。赣南客家继承了中原最原始的回文汉字王的书写形式。王，武则天注音为万，释义为吉祥万德之所集后，一直被当做吉祥装饰图案，沿用至今。赣南客家人常把王组成万字锦团流传于子孙后代。

5.变体式。这是把单体汉字图案化、艺术化，成为象征标志，不是汉字的原型。如把寿字变形为长寿、圆寿、福寿双全。长寿和圆寿意为百年长寿和满福满寿。福寿双全是用蝙蝠和变形寿字组成的。蝠谐音福。

上述吉祥符图，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的用作装饰图案，出现在建筑、家具和衣帽被毯等物品上，有时也出现在广告画上和工艺品上。运用之妙，存乎于心。用汉字创作吉祥图案本是中原汉民族的传统习俗，而在赣南客家聚集区，得到发扬和光大，成为寓祈愿和美化于一体的民俗事象。

四、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民居艺术中的一分子，赣南客家传统民居具有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传的连续性，又有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元素融合并存的独特风貌，它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它的丰富文化内涵是启发现代设计的灵感来源。

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体现了赣南客家的族群记忆、儒家思想、伦理观念、耕读思想及客家堪舆术的影响，呈现出了客家精神的精髓，其背后图案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以及提炼出它所蕴涵的经典元素，可以启迪现代艺术设计者把它作为特色资源开发利用，科学地把握继承与发扬的关系，使赣南地区传统吉祥图案能真正成为新时期中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又有实用价值的艺术资源。

因此，发掘赣南客家民居装饰、民间手工艺品、传统服饰及鞋帽、传统生活器物的艺术价值，并将它运用在现代的设计当中，不仅能使我们的设计更具有地方特色，也能使赣南客家传统吉祥图案这一古老的艺术得以传承，使赣南客家精神得以发扬，同时也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新的设计元素。

参考文献：

[1]陆元鼎.中国客家民居与文化.[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嗣介.赣南客家艺术.[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赣南府志.[M].江西.赣州地区志编撰委员会，1986.

[4]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