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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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来自担保集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发展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

科学发展观，它凝聚着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奇迹。担保集团，三年的励精图治,信用担保体系成员翻了二番，担保、再担保额同比翻了三番。构建省级信用担保体系的探索，开全国先河，创造了我国信用担保业改革发展的安徽模式。担保集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已经崛起成为我国最大、最强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之一；初步担当了政府投资的放大器、银行信贷的减压器、企业信用的孵化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和谐的稳定器。这是一个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奇迹！这是一个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奇迹！

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建设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业强省”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全省担保机构的业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全省中小企业。建设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既是我省经济崛起的内在要求，更是我省担保业发展的必然需求。1 2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诠释着发展与跨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力争在3到5年的时间里，使担保资本金增加至不低于50亿元，年担保、再担保规模达到或超过180亿元；建成以担保集团为龙头，市、县、区担保机构为成员，覆盖全省、运行高效、功能完善、风险控制良好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

风雨西来，秋凉透衫。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给我省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新的形势催使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新的机遇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风潮汹涌，自当破浪；任重道远，更需策马加鞭。我们一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和财政厅党组的具体部署，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加快建设“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省信用担保体系，最大限度地改善我省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支持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篇2

以县域经济为抓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保定作为一个农业大市，以什么样的战略途径和根本举措，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突破与发展？今年以来，保定市委、市政府在广泛调研、认真思考和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实施“强县兴市”的战略，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抓手，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抓住了关键。

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保定是农业大市，也是人口大市，目前县域占据了全市近九成的人口、3/4强的经济总量和1/2的财政收入。近年来，保定市委、政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把县域经济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全市县域经济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民营经济、特色经济、劳务经济得到发展，地方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5%，全部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县域经济总量增幅超过了全市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增长与全市保持了同步。但同先进地区相比，我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由于市大县多，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制约了全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三农”方面，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因此只有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奠定扎实的基础。

首先，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有效破解“三农”难题、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经济才能繁荣，农村社会才能稳定。没有殷实的财力，就没有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没有农民的增收，就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只有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强县富民，积累财力，新农村建设才能有坚实基础。

其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县域经济长期落后，将会导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才能加快农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改变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向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转变。同时，只有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其迸发的经济活力、外在张力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才能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县域经济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第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农村稳定才能实现全社会的稳定，只有农村和谐才能构建全社会的和谐。目前我市大部分县（市）经济规模小，属于吃饭财政，给农民办实事、让农民得实惠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县、乡财政实力越强，就越能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就越能更好地扶持帮助困难群众，农村社会就越和谐，基层政权就越巩固。只有进一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不断增强财政实力，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在农村形成安定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才能拥有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和可靠保障。

二、牢牢把握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发展县域经济应当紧紧把握“立足现状、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强化特色”的原则。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加速时期，区域间体制性和政策性差异缩小，“南资北移”、“南企北扩”趋势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都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保定实际，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强特色。重点要抓好五个关键环节：

第一，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要用现代工业的管理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农业，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传统农业向饲料农业、原料农业和能源农业等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牧养殖业和名特优林果业，努力打造面向京津的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基地。重点加快“工”字型高效农业产业带、畜牧业“一带六区”和果品业“六大基地”23个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机制，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重点扶持一批经济实力强、有产业优势、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力争到“十一五”末，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25家。

第二，以工业化为主导。先进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无工不富”，工业化上不去，经济总量就大不了，财富总量也上不来。因此，必须树牢工业强县的观念，把加快工业经济提速、增效，提高工业比重作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优先目标。一是抓好产业集群发展。“十一五”期间，围绕汽车、新能源、纺织服装等10大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发展优势产业链条经济，构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重点抓好白沟箱包、安国药业、高阳纺织、容城服装、雄县革塑包、蠡县纺织和皮毛皮革、徐水制酒等一批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增强竞争力。二是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引导农村工业集聚发展，努力实现县域经济集约化、集群化发展。重点抓好高阳三利纺织工业园、徐水巨力索具产业园、容城大河服装工业园、中国农大涿州农业科技园区等一批特色产业园区的建设。三是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品牌就是市场、效益和财富。我市现有中国驰名商标8个，排全省第1；省级著名商标89个、省名牌产品47项，均排全省第2，但都规模偏小，影响力不大。要逐步把品牌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大力推进品牌兴企、品牌兴县，确立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品牌，叫响“保定制造”。

第三，以城镇化为支撑。工业创造财富，城市增值财富。城镇化可以得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益。对县域来说，城镇建设首先是县城建设。一是要抓改革，理顺规划、建设、管理的机构和体制，加强综合执法。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统一户籍登记、市场就业、城市公共资源居民共享等制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和城镇转移。二是要抓规划。按照适度超前、体现特色、彰显文化的要求，做好县城和重点中心镇的总体规划及修编，同时搞好村庄建设规划，做到城乡规划全覆盖。三是要抓统筹。要把城市资源统筹起来，强化“经营城镇”理念，引导各种力量参与城镇建设，通过经营来增值，通过市场来融资，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四是要抓管理。着力体现以人为本，在科学化、人性化上下功夫。

第四，以民营经济为着眼点。当前我市县域经济中活力最强、比重最大的，当属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必须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实施“催生、助长、扶强”战略，废除一切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规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要加快建立以民营企业为重点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创业辅导体系和人才培训体系，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整体拓展。要针对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经营理念陈旧、管理水平低等问题，从转变企业家观念入手，帮助企业改革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企业在观念上由创业型向创新型转变，在产权上由家族型向多元型转变，在管理上由传统型向现代化转变。

第五，着力培育打造发展亮点。一是要建设一批“四梁八柱”大项目。紧紧抓住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机遇，加大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力度，坚持大、中、小项目一起上，重点抓牵动力强的大项目；各种类型项目一起上，重点抓工业和财源项目。特别是千方百计谋划和建设一批立得住、放得大、有优势的立县大项目。二是培育做强特色产业。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有特色才能赢得市场，基业常青。我市经过多年的培育，形成了类型十三大产业，即资源依托型、旅游带动型、中小企业集群型、大型企业集团型、外资拉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型、市场引导型和城市服务型，成为全市县域经济的主体。今后要从抓专业市场、基地建设和品牌推广宣传入手，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寻求突破，活跃全局，把特色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去年全市农民人均收中，工资性收占到40%以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重点抓好劳务转出机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劳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择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实现输出人员由体力型向智能型的转变，打造保定劳务经济品牌。

三、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努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篇3

江苏海陆兼备、通江达海，我们在新一轮沿海开发中坚持把联动发展作为重要途径，突出抓好“四个联动”开发，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集聚发展要素，提高沿海开发的综合效应和层次水平，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开放合作新局面，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苏特点的沿海开发新路子。

坚持陆海联动开发。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新一轮沿海开发的战略重点。我们充分发挥沿海地区海洋资源丰富、内陆腹地广阔优势，以交通主轴线为纽带，推动岸线开发向纵深拓展、产业项目向园区布局、城镇建设向沿海推进，以海洋经济大发展带动内陆腹地的大开发、大开放。推动苏中、苏北腹地巧打沿海开发牌，借船出海，借力，在与沿海互动发展中实现共同繁荣。推动苏南主动策应沿海开发，在更大范围内加快结构调整，在转型升级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推动海陆产业统筹布局、资源要素统筹配置，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抢占海洋经济发展制高点。

实施江海联动开发。江苏沿海地区处于黄金水道与黄金海岸的交汇处，具有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随着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的加快建设，江海联动优势凸显。目前，苏南和沿江地区普遍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制约，而沿海地区土地岸线资源十分丰富，开发前景广阔。我们统筹规划苏南的转型升级与沿海的产业集聚，加强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融合互动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南北共建沿海产业园区，全力推动沿江产业向沿海地区转移，坚定不移地把大石化、大冶炼、汽车、造船、风电与海工装备等临港产业向沿海地区布局，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产业优化布局，实现沿海“筑巢引凤”、沿江“腾笼换凤”的无缝对接。

促进东中西联动开发。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是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开放门户和最便捷的出海口。促进陇海兰新线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国家赋予江苏沿海开发的战略任务。我们抓住国家在连云港建设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重大机遇，加快在徐圩先导区建设进口资源和出口产品加工基地，推动大陆桥沿线省市共建、共用连云港港和东中西示范区，促进江苏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加强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东北亚的合作交流，加快实施南北、苏沪沿海合作共建园区，为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双向开放、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推动“三港联动”开发。港口、临港产业、港城互为支撑、联动发展是世界主要港口城市成功建设发展的重要规律。沿海城市主城区普遍离海、离港较远，坚持“三港联动”、形成集聚效应对江苏沿海新一轮开发显得尤为关键。我们在推动以港口为龙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大力度加快港城规划建设步伐，在做大做强三大中心城市的同时，着力打造一批临海、临港新兴城镇，在临海一线加快人口、产业集聚，城乡面貌得到大幅提升；更大力度加快沿海产业布局，着力推进落实临港大项目，在临海一线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港口、港城、临港产业联动开发，打造一批重要开发节点，进而形成沿海开发的若干增长亮点。

二、江苏沿海开发已成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强大引擎

在沿海开发战略的带动下，江苏沿海地区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步入了后发先至、又好又快、跨越发展的新阶段，为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沿海地区发展明显提速，区域增长极化效应日益显现。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沿海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7%，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2012年突破9000亿元，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到17.2%；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跨上一个千亿级台阶，2012年达到6108亿元，增长22%，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1.3%，高于全省9.3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941亿元。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辐射带动效应逐步增强。累计完成交通建设投资686亿元，沿海港口群整体功能提升。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建成通航，进入了全国十大深水港口序列，30万吨矿石码头建成使用；南通洋口港10万吨级航道和10万吨级LNG专用码头建成使用；盐城大丰港已具备10万吨级通航能力。连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苏通大桥、沪崇启大桥建成通车，贯穿江苏沿海南北、全长521公里的临海高等级公路建设进展顺利，连盐、沪通铁路即将开工建设，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开工建设，连接沿海与沿江的连申线航道整治项目加快推进。连云港在郑州、西安等中西部腹地重要节点城市布局了一批内陆无水场站，相继开通了连云港到阿拉山口和连云港到霍尔果斯两条连接东西的海铁联运大通道，增强了对东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新特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示范效应逐步显现。沿海新型工业化快速推进，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壮大，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6000亿元，是2009年的2.2倍。连云港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加快集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约60%，中石化连云港炼化一体化项目已上报国家待批。盐城汽车、光伏、风电和环保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东风悦达起亚汽车2012年产销突破48万辆，年产30万辆整车的第三工厂开工建设。南通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产量超过全国的1/3。沿海现代高效农业占比达40%以上，港口物流、口岸服务、滨海旅游、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

滩涂围垦科学有序推进，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效应开始形成。编制下发沿海滩涂围垦开发利用规划，将国家规划提出的270万亩海域滩涂围垦任务落实到21个具体区块，明确功能定位和围垦开发时序。部省合作滩涂围垦六大工程全面启动，预计匡围完成67万亩，新增耕地10万亩以上。以省为主实施的条子泥匡围一期（10.55万亩）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成为大面积滩涂围垦和渔民补偿的样板示范工程。盐城百万亩滩涂综合开发试验区战略规划及深水港建港论证研究加快推进。

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快于预期，沿海开发惠及民生的社会效应加快彰显。国家规划明确，到2012年，江苏沿海地区整体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在沿海开发战略引领下，沿海地区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幸福感明显增强。沿海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3.6%、15.4%，2012年分别达到24245元、11835元，增速分别高于全省0.9、2.5个百分点。南通市2010年以县为单位全面实现省定小康指标，盐城东台市、大丰市、建湖县、亭湖区、盐都区2011年均达到了省定全面小康指标，2012年，阜宁、射阳、东海、赣榆等县全面达小康。

三、江苏沿海开发的基本经验

突出组织推动，保持强势推进。江苏省委、省政府每年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动员，先后出台了贯彻国家规划的实施意见和五年推进计划以及促进沿海开发的15条具体政策；中央财政从2012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拿出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江苏沿海开发。省级层面成立了强有力的组织推进机构，中编办于2010年专门同意设立了正厅级的沿海地区发展办公室，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统筹推进沿海开发。

坚持规划先行，引领科学开发。以高起点规划引领高水平建设、高效益开发。依据国家规划及实施意见，先后编制下发了《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开发利用规划纲要》、《江苏省“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四个专项规划，以及交通、工业、环境保护等九个三年实施方案，实现了规划的全覆盖，将“三极一带多节点”的空间开局落到实处。

推进重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紧盯央企和跨国公司，加大招商推介力度。2009年，先后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和上海、北京本地举办了大型招商会和合作发展恳谈会，累计签约100多个大项目，总投资达5000多亿元。2012年3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在京举行转型发展汇报会，共签约重大项目合作协议49个，其中，沿海开发签约项目15个，占30%。2011年，按照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的要求，筛选了“十二五”时期沿海地区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180个重点骨干项目及20个储备项目，总投资超过1.5万亿元。每年开展专项督查，确保重大项目按时序推进。

搭建载体平台，汇聚发展资源。投融资平台方面，成功组建了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产业投资基金公司管理组建方案和意向募集，有序推进沿海发展银行前期筹备工作。园区建设方面，把沿海开发与接轨上海、南北挂钩合作有机结合，大力推进沪苏江海产业经济园、苏盐大丰合作产业园等园区建设，盐城、南通综合保税区获批建设，盐城经济开发区、海安经济开发区和海门经济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大力推进中科院（连云港）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中科院（南通）海洋研究院和江苏豪森（医药）研发中心、华锐海上风电研究院等研发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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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6-431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6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2014年底，年均增长率在9.5%以上[1]。城市经济发展既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其快速提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1981-2014年中国建成区绿地面积从11.00万hm2增至182.00万hm2，建成区绿地率从14.79%增至36.29%[2]。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时期[3]，城市绿地建设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4]，且不同地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绿地建设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5]，故探究前者对后者影响的时空差异，对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有针对性地把握经济发展新契机，更好地利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目前，尚未有学者就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时空差异做出研究，相关研究侧重于讨论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例如，吴彤等[6]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绿地规模存在显著相关性；刘鹏等[7]以绵阳作为研究对象，借助软件SPSS 10.0，分析出绵阳市经济增长与绿地建设水平间存在密切关系。在上述成果基础上，开展以下方面的探讨将使研究体系更加完整，针对全国层面、不同地区层面等多个空间单元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不同空间单元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比较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及演变趋势。

1 变量选取、数据基础与研究范围

1.1 变量选取

城市经济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通过人口、资本、技术等高度聚集，形成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及结构不断优化的地区经济[8]，其促进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提升、地均产值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绿地建设投资增加等方面。体现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变量选取如下：

1）二、三产业总值（INV），单位为亿元，表征城市经济总产值。由于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城市经济总产值比例较小，且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程度较弱，故选第二与第三产业产值之和表征经济总产值。

2）人均二、三产业总值（PNV），单位为万元/人，表征人均产值。计算该指标的人口变量选城区常住人口更具科学性，但其统计口径发生过变化，故选统计口径一致且数据连续性强的城市非农人口作为替代。

3）地均二、三产业总值（MD），单位为千元/m2，表征地均产值。计算该指标时选建成区面积作为其分母。

4）三产比重（SC），单位为%，表征产业结构。该指标是通过第三产业产值与二、三产业总值相比得到的。

5）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TZ），单位是万元，表征城市绿地建设投资。此类投资为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包括改建、扩建及新建园林绿化等活动[2]。

6）建成区绿地率（GBD），单位为%，表征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反映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指标很多，有建成区绿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但建成区绿地率具有统计口径一致、数值精确、作为相对指标更适合用于不同地区间进行比较等优势[9]。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上各指标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尽可能消除异方差对实证检验的影响，对部分指标采取对数化处理[10]，处理后各变量名称为lnINV、lnPNV、MD、SC、lnTZ、GBD。

1.3 研究范围

在空间尺度上，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按区域经济带划分地区的方式，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在时间尺度上，根据中国二、三产业产值年均递增速率的逐年变化情况，将1996-2014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图1）。1996-2004年总产值年均增速不断加快；2005-2010年为总产值年均增速处于波动起伏阶段；2011-2014年为总产值年均增速下降阶段。

2 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在回归分析前需验证各指标序列是否平稳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1]。针对全国1996-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表1），各指标的差分序列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LLC、Im-Pesaran-Skin、Fisher-ADF、Fisher-PP检验，说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需考察变量间是否有长期均衡关系，故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Pedroni检验允许存在较大程度个体差异，故本研究选此方法进行检验[10]。由表2可知，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与Group ADF-Statistic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由于研究样本数量较小，故主要参考Panel ADF-Statistic与Group ADF-Statistic的检验结果，确定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综上所述，全国面板数据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2 建立计量模型

通过F检验及Hausman检验，发现全国及三大地区的面板数据均拒绝常截距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考察不同时空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状况及差异[9]。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GBDit=C+β1lnINVit+β2lnPNVit+β3lnMDit+β4lnSCit+β5lnTZit （1）

式中，C为常数项，β1～β5为回归系数，GBDit、INVit、PNVit、MDit、SCit、TZ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建成区绿地率、二三产业总值、人均二三产值、地均二三产值、三产比重和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

2.3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空间尺度分析

由表3可知，全国及三大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全国经济变量T值均显著，且显著性水平高；三大地区由于各自特点，其内部个别经济变量T值不显著。模型调整后R2均较高，F值较高且显著，表明各模型拟合度均较好。回归结果说明基于全国及三大地区，各经济变量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解释力强[12]。

2.3.1 全国SC回归系数最大，MD影响效果最弱 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总产值增加、人均及地均产值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均较大程度促进建成区绿地率提高。在各变量增幅相同的前提下，SC最大程度促进GBD增加。SC回归系数为0.199 4，表示其每增长10%，GBD将提高19.94%。INV、TZ、PNV对GBD的影响效果显著且作用力较强，T值分别为9.474 1、8.828 6与2.316 5，回归系数分别是0.021 7、0.012 2与0.011 3。MD对GBD的影响效果及作用力度均较弱，T值为1.920 6，回归系数为0.018 6。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①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前者的调整与升级既对后者的提高提出了迫切需求，也为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有利条件；②城市经济总产值及人均、地均产值增加都会为城市绿地建设提供必备的物质基础与资金保障；③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一部分资金用于修复、改造原有建设，仅一部分用作新增投资，且投资的绿地仅为建成区绿地的一部分，故园林绿化投资对城市绿地建设的促进力度相对较小；④研究时段内，建成区面积扩张过快，导致地均产值的增长相对较慢，其影响效果及作用力度相对较弱。

2.3.2 东部SC作用力度最大，MD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东部尺度看，SC对GBD的促进力度最大，回归系数为0.267 9，表示SC每增长10%，GBD将提高26.79%；INV对GBD的促进力度排第2位，回归系数为0.020 9；PNV、TZ对GBD的作用力度较小且接近，回归系数分别是0.015 9与0.013 2，但PNV的T值仅为1.922 3；MD对GBD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①东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比重不断加大的第三产业对城市绿地的需求最强烈，且其所给予后者的发展空间最大，同时，与城市绿地建设相关的产业也大幅增加；②东部产业总值高，提升速度快，对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③研究时段内，东部城市人口数量与建成区面积增长均过快，减缓了人均产值及地均产值的提升速度，导致其对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作用效果减弱。

2.3.3 中部SC作用力度最大，PNV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中部尺度看，SC对GBD的促进力度最强，回归系数为0.166 8；MD对GBD的促进力度较弱于SC，回归系数为0.034 9；TZ的回归系数为0.017 4，与全国、东部、西部相比，其在中部的促进力度更大；INV的促进力度最弱，回归系数为0.015 2；PNV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处于不断加快阶段，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间的联系不断加深；②本地区城市绿地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强有力的园林绿化投资使其建设水平能够快速提升；③中部人口基数较大，导致人均产值增加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④中部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相对较慢，地均产值的提升则相对较快，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相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2.3.4 西部MD作用力度最大，SC影响效果不显著 从西部尺度看，MD对GBD的作用力度在各变量同幅度增加条件下最大，且在全国及各地区间相对最大，回归系数为0.040 8，表示其每增加10%，GBD增长4.08%；PNV的促进力度排第二位，回归系数为0.027 6；INV与TZ的促进作用较为接近，回归系数分别为0.010 6与0.008 6；SC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①西部建成区面积相对较小，人口相对较少，两者的扩张速度均较慢，而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制度的落实与实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使西部地均产值与人均产值相对较快提升，成为促使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②西部产业结构较落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小，较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

2.4 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时间尺度分析

本研究不仅基于空间尺度进行分析，也从时间尺度考察了不同时间段中国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的差异及演变情况。对1996-2004年、2005-2010年、2011-2014年3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检验，得到回归结果（表4）。模型调整后R2均较高，F统计量均在1%水平显著，表明各模型整体拟合均较好，即在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4.1 1996-2004年SC作用力度最强，MD与PNV影响效果不显著 此时间段内，在各变量同幅增加条件下，SC对GBD的作用力度最大，回归系数为0.351 3，表示SC每提高10%，GBD增加35.13%；INV促进力度较大，回归系数为0.035 1；TZ促进力度较小，回归系数为0.008 4；MD与PNV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此阶段的城市产业结构进入到加速调整与升级时期，三产比重不断提升，对城市绿地建设的需求不断提升，且为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②城市产业总值快速增加，为城市绿地建设的多方面均提供了必要保障，在基本物质层面支撑了其水平稳步提高；③针对城市绿地建设的专项投资还相对较少，对其整体水平提升的促进力度相对较弱；④在本阶段内，城市建成区规模与人口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均及地均产值的增速相对减缓，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影响不显著。

2.4.2 2005-2010年SC作用力度减弱，TZ作用力度增强 此时间段内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在3个模型中最高；SC回归系数为0.218 8，对GBD的促进作用与前一阶段相比开始减弱，但作用力度仍最大；MD对GBD的作用效果变得显著，作用力度排第二位；TZ的回归系数为0.019 5，相比前一阶段，其对GBD的促进力度相对增强；INV与PNV的作用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该阶段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一阶段，其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②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的各方面因素增多，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的影响比重开始下降；③该阶段城市绿地建设更加受到重视，由于相关政策、建设理念等影响，对城市绿地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强。

2.4.3 2011-2014年各变量作用力度减弱 此时间段内经济发展的大多变量对GBD的作用力度均减弱。SC的作用力度仍最大，回归系数为0.167 7，但较前一阶段已大幅减小；TZ作用力度较大，回归系数是0.012 4，但也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弱；INV的作用力度最小，回归系数为0.004 9；PNV与MD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中国整体经济增速较上一阶段开始放缓，制约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总产值、人均及地均产值增加方面对绿地建设的促进作用；②在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更加侧重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总产值增加、人均产值增长、地均产值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均不同程度的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相同幅度增加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力度最强。

2）从空间尺度看，城市经济发展对不同地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和中部的促进力度最大，而在西部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经济总产值增加的促进力度在东部排第二位，在中部与西部均排第三位；人均产值提高的促进力度在西部排第二位，在东部排第三位，而在中部影响效果不显著；地均产值增加的促进力度在西部排第一，在中部排第二，而在东部影响效果不显著；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均显著，但除中部外，在其他地区的作用力度均最小。

3）从时间尺度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促进力度呈现为先加强，后不断减弱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虽在不同阶段均保持最强促进作用，但随时间推移，其作用力度不断降低；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强度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第二位，且促进力度也在逐步下降；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力度先大幅加强，后又小幅减弱；地均产值提高的促进效果经历了由不显著转为显著，后又变为不显著的过程；人均产值增加在各阶段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

3.2 讨论

1）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是客观趋势，需深刻认识与积极利用两者间的规律及作用机制，把握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加大为城市绿地建设带来的良好契机，发挥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促进效力。

2）各地区需就各自经济发展现状做出合理判断与部署，为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探寻新的动力源。东部应在经济总产值快速增加、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人均产值及地均产值的提高；中部应更加重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总产值增长；西部应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城市绿地建设水平快速提升。

3）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高的因素众多，经济发展仅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用地规模、城市人口数量、相关政策、建设理念、自然地理条件等均对城市绿地建设起到了推动或抑制作用[4]。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时，可通过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等途径，在更多方面合理且较快地促进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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