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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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实现净利润从326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年均分别增长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500强全年销售收入总和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国已有54家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特别是中央企业表现更为突出，这期间央企总数由196家减少为117家，但资产总额却从7.13万亿增加到28万亿。同时，国有企业还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走出去”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在了前头。

目前看，国有企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三个较大差距”：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完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但到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仍不合理、经营机制也不灵活。同时，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矛盾突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转变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国有企业发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轻效益现象比较突出，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布局结构也不合理，传统产业改造进展不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三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诸多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更新换代较慢，“走出去”水平较低，远不适应国际激烈竞争需要。

二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已是铺天盖地、顶天立地了。数字显示，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表明民营企业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的总数达到1.04亿，民营企业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工商系统共登记私营企业967.68万户，注册资本（金）25.79万亿元；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约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为70%。除了继续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保持优势外，民营企业正加速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是支撑我国县域经济的主体，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主体还停留在低层次产业和产业链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的产能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民营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所谓“玻璃门”“弹簧门”等仍阻碍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一个发展的‘天花板’。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对民营企业的不认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民营企业将长期缺乏上升动力，做大做强非常困难。”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

三　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是三股力量支撑的。一是国有企业。二是民营企业。三是外资企业。据统计，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分别为16.7%　、31.2%　和20.1%，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增幅低了14.5个百分点，比外资企业增幅低了3.4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三者都进，并且民进最快、外进居中、国进居后。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中小企业，对社会需求、对市场机遇最敏感。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大企业在企业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可以有机互补。大企业可以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小企业去，中小企业把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市场对科技创新需求的紧迫感传递给国有大企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谋创新发展的状态。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唇齿相依。国有经济发展壮大了，就能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民营经济获得健康发展，会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平等的竞争氛围，促使国有经济转变发展理念，增强发展活力。总之，只有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打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魔咒，早日实现赶超战略。

中国要实现经济赶超，必须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经济赶超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为此，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出新的产品和现代服务。国有企业具有人才和资金的优势，应该成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主体，在引领技术进步中实现发展，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它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生力军，今后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民营企业的很多产品仍处于低端行业，但生产低端产品并不意味着企业在竞争中就缺乏优势。实际上，这些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企业能够在精细化上做文章，在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生产工艺、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以及品牌推广上下功夫，同样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见，单纯地依靠任何一种所有制，都会阻滞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成就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

四　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共生共赢

篇2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惟一的投资主体，财政拨款是企业资金来源的惟一渠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格局逐步被多元投资主体、多元融资渠道的格局所取代。但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的基本导向。

国家通过金融控制继续对国有经济给予倾斜。从改革启动到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预算内财政资金的萎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政府转而通过控制银行寻求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行为进行控制，确保融资向国有经济倾斜。在国家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偏离商业原则，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统计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只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却高达近80％。

进入90年代后，金融风险的积累迫使国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试图为国有企业寻求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将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型金融支持转换成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证券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股票额度的确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选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方式来运作的，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资金。所以，融资体制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不仅没有改变其国有经济导向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使这一导向得以强化。

相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进程而言，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滞后造成了现行的融资体制内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一）储蓄供给主体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

市场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国有经济在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这一转化发端于农村的制度变革。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改变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现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开始积累储蓄存款。1979—1984年间，农民储蓄存款以年增长率41％的速度增长。可是，国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总额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体制的约束，储蓄来源的格局与资金投向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结果使农民储蓄被迫纳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依存关系之中，农民以净贷款人身份向国有经济提供贷款。

当改革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则依次为64.9％、32.5％和2.6％（《中国经济年鉴（2001）》）。从整个社会来看，储蓄的供给主体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经济部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储蓄来源，非国有经济（包括农业）事实上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

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是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为了将迅速增加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下降，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并牢牢控制其金融活动。银行归国家所有，就得承担由国家（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结果，不管国民储蓄结构如何变化，储蓄向资本的转化都被锁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链条之上。国家财政萎缩以后，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有金融体系不断地为国有经济“补血”，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支撑着国有经济。

（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冲突

国有经济有来自政府的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还有来自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以，在投资领域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论，1981—1997年，用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社会的信贷资金的比重一直在60％～80％之间。1997年非国有工业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中的比重是36.3％，国有工业的比重为63.7％。据新的统计口径，1998年，非国有工业的比重是3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比重是72.4％（《中国统计摘要（1999）》，两者相加大于100％，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

但是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却越来越小。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1979年为78.5％，到2000年下降为23.5％；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1978年为78％，到2000年下降为51％；从1999年开始，在社会新增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每年吸纳人员的比重都在90％以上。

非国有经济（主要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等）的投资份额不足一半，它们只能顽强地通过“内源融资”寻求发展。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不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于自我融资渠道。见表1。

表1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自我融资银行贷款非金融机构其他渠道

经营年限

3年以下92.42.72.22.7

3年～5年92.13.504.4

6年～1089.06.31.53.2

10年以上83.15.79.91.3

总计90.54.02.62.9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表2。

表2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所有金融机构对非

国有企业的贷款占8.769.9310.6613.2712.3812.8314.24

贷

款总额的比重

国有银行对非国有

企业的贷款占贷款7.167.507.519.057.988.108.85

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非国有经济在投入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8—1998年间，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工业总产值1993年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3％。到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6.5％，国有工业下降到了23.5％（《中国统计年鉴（2001）》）。见表3。

表3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非国有经济61.972.366.071.574.570.369.476.5

国有经济38.127.734.028.525.529.730.62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显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形成倒置，这种倒置极大地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

（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的。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外部化，甚至可以赖账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

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账，则会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上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宇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

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源融资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

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

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遇到的困境。

（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

的自律，也不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

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是，由于它们没有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账，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又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三、制度的内生性与政策措施

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1995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又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

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无视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中国的金融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一活动导向有序。

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1］朱光华，杨凤禄.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经济学论证［J］.南开学报，2001，（2）。

［2］朱光华，陈国富.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理论解析［J］.经济学家，2001，（3）。

［3］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2000，（4）。

篇3

［中图分类号］F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45-02

1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滑,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在日渐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最为主要的争论焦点。而在一系列的解决措施与方案中,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那么,我国目前最为主要的经济结构特点是什么？它与西方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结构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又在哪里？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

2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与问题分析

21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说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因此,正是基于政治制度上的这种规定与要求,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地位上的不平等。

22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的比重较小,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结构时,并未对企业进行详细的划分。而在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经营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会引起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方面明显的不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如图所示：

包含金融市场的经济结构框架

221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

在金融市场中,政府往往通过利率管制、资本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举步维艰,而国有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照顾,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获得比民营经济更为优越的融资渠道以及更为优先的融资权利,而且可以从银行部门轻易获得低于市场管制利率的贷款。

此外由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通过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金融机构也往往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

正是由于政策以及市场的原因,使得金融资源大量集中于国有经济,而民营经济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即“影子银行”。因此,正是企业的分化,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分化。

222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

首先,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领域往往是处于产业上游的资源性行业,并且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因此国有企业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天然气、石油等生活必需产品,另一方面也向民营经济部门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并且由于其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可以轻易从产品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而这些超额利润的最终承担者却是民营经济以及消费者,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其次,在政府的绝大部分财政政策中,其政府购买的主要对象往往都是国有企业,而这无异于是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隐性补贴,并且,财政政策投资对象的过于集中往往会引起产能过剩、寻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并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最后,国有经济往往效率较低。由于产权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垄断等原因,使得国有经济无论是在创新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明显弱于民营经济。此外,国有经济不仅会因为自身的效率损失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金融抑制、歧视和效率误配等途径损害民营经济的成长［2］,并最终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

223从要素市场的角度来看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吸纳了中国将近80%的城镇就业人口,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国有经济垄断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工资优势的存在,使得其在要素市场上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民营经济,从而使得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往往流向了国有经济。而这些高素质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发挥,从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并且,由于国有经济生产效率较低,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对民营经济的不断蚕食,其结果必然是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降低以及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3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与保障,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而造成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对自身职能定位的模糊与错位。因此,要改革现有的经济结构,必须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

31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

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居民与企业才是市场参与的真正主体,政府的真正职能仅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而无止境的干预行为,只会增加寻租的空间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从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32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经营规模

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政府过度干预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对国有经济的保障与发展,使得政府一方面通过鼓励政策,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约束政策以及提高准入门槛等措施,限制民营经济的行为,从而保证国有经济的垄断优势。

然而许多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只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降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因此,缩小国有经济的经营规模与经营领域,同时放宽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活力［3］。

3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投资收益以及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劳动报酬是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投资收益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政府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便是转移支付水平。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刺激消费增长,而消费的增长又可以通过产品市场增加企业的收入,而企业收入的增加又能通过在要素市场上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表现出来。最终,其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以及国民收入的增加。

34实行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

过高的赋税水平,使得企业利润和抗风险能力大为降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企业在原有行业领域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发生亏损与破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将原本应用于生产的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便成为了企业的主要选择,而这种投资行为,一方面推升金融泡沫,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较高的税收,也使得企业无力再进行任何产品研发与产业升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

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可以促进资金从金融市场回流实体经济,从而增加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

35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如果将税收看做是对政府提供服务的一种购买,那么政府便成为了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同时民众希望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垄断往往会产生低效率,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放弃效用最大化目标转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两种途径解决：一是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从而约束政府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二是通过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水平建设,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而我国政府目前在第二点方面做得较好,但在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方面还有待加强,这也是未来我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李志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季刊,2005(3)：913-936

［2］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季刊,2011(2)：603-618

篇4

（二）所有制结构特点分析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国家不断地将一系列的重点项目建设在东北地区，“一五”“二五”期间建成大批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地区之一［4］246－271。60多年来，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东北地区的体制性、结构性、阶段性矛盾日益显现，内生增长力量受到抑制，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逐步走向衰退，但自始至终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直至今日东北地区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得到发挥，延缓了市场化进程，严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空间。2005年东北三省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171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673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5．57％，创造工业产值11911．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23％。受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特点影响，国有企业控制较多产业，民营经济必然会受到排挤。因此，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无论是政府扶持力度、人力资源投放还是金融投资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制约。

（三）产业结构特点分析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一五”、“二五”期间在国家倾斜政策和大规模投资下，形成了以汽车制造、化工、冶金为支柱的三大产业，重工业发展突出，第一、三产业发展薄弱，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第二产业已经呈现出衰退态势，但由于东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远超过第三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多数为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进入的门槛较高，因此民营经济很难进入，经济衰退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尤其是国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占比中明显偏大，国有企业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挤出效应导致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只能集中在附加值较低、技术和资金门槛较低的第三产业。

二、发展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优势因素分析

（一）具备优良的基础设施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具有完整的重化工业生产和配套体系，当年国家大量投入的基础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5］。与其他地区比，东北地区拥有完善和高密集的铁路网，沈阳铁路枢纽更是在铁路客、货运量上名列前茅。东北南部拥有海岸线2178公里，已经逐步形成东北亚航运中心，不仅有大连港，还有新的亿吨级大港营口港，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锦州龙栖湾港、丹东海洋红港和葫芦岛石河港，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二）具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东北地区具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这些发展成熟的国企中具备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较高，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当面临国有企业改革，工人下岗，这些劳动工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另外，东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集中了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拥有普通高校154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11．3％，本科院校78所，占全国本科院校12．4％；专业技术人才210万，占全国技术人才10％［4］246－271。教育综合水平和科技力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三）国有企业改革机遇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国家曾大力扶持东北地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资本存量，并培养和聚集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发生改变，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转变较慢，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资产呆滞、效率低下。当这些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后，所形成的产业空间、国有资产和大量的下岗人员，都必须而且只能由民营企业来承接。通过民营企业将这些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不仅为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提供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资本扩张和行业拓展提供条件［6］。

三、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一）采取外向型发展，突破区位限制东北地区的地理区位虽然远离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受到辐射效应几乎为零。但其东临俄罗斯、韩国、日本，是东北亚中枢地带，是我国参加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前沿阵地，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与俄、韩、日的合作与交流，开展多边贸易合作、参与东北亚国际经济开发，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吸引外资，加强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当前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各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垂直型经济合作与分工提供可能。因此我国东北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即可发挥优厚的加工工业基础，承接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也可利用俄、蒙、朝的资源优势，加强产业加工发展［7］。1．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变粗放生产方式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以丰富的资源为依托，采取粗放型生产模式，生产技术落后，产业链条短，加工度低。因此，充分利用毗邻俄、日、韩三国的地理优势，以提升生产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出发点，通过从俄、日、韩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方式，建立新型精细化生产模式，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之后，再将产成品出口到国外，最终达到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市场的目的。由于民营企业机制灵活，能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根据需要有效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大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引进外资，增强与外企合资合作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主要从事重型机械制造和化工业，行业准入门槛高，因此一般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想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也会受到技术制约而很难完成。东北地区利用区域内生产要素和优势产业，以及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的契机，大力吸引外资进入，采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的形式，提升企业综合能力，在生产和管理方面达到为大型企业配套要求，与此同时可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