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1

一、会展城市的形成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

会展城市一般都具有会展中心和旅游城市的双重功能,一般的会展城市都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或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或文化底蕴丰厚、人文气息浓郁,具有较强的可观赏性,这些城市本身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上其他硬件设施及人才优势等要素,使其很容易培育品牌会展、知名会展,进而成为会展中心;对一些原来默默无闻的城市来讲,如果希望通过会展发展地方经济,独特的旅游资源环境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例如海南的博鳌这个小渔村,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旖旎的风光,因博鳌亚洲论坛在这里举办使其一夜成名,并跻身著名会展中心之列。

2.优越的地理位置

大型国际会议或展览会涉及参展商品、客商以及观众的运送和传输,大量的商品、技术、资金、信息汇集在极为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需要迅速扩散到广泛的群体中。同时会展城市要具备集聚市场的能力,即交易市场应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形成对周围区域市场的覆盖。因为会展活动特别是展览会在频度较高的贸易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和发育,才有可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影响参加会展活动企业的营销效率。因此会展举办城市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至关重要。

3.相对发达的第三产业

会展经济与交通、通讯、住宿、餐饮、旅游、商业、电信等行业有较强的关联性,需要这些行业提供完善的服务,满足参展客商的多样化需求。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是会展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成会展城市的两个要素。特色产业优势愈明显,品牌效应愈强,展会愈容易吸引参展企业和客户,从而赢得声誉,扩大影响。因此,会展一般都会选择在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举办。

4.市场条件好,开放度高,拥有优势产业

会展活动辐射性广、相关性强、规模大。要求会展城市达到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产业发展水平与开放度。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和会展设施条件越完善,产业优势愈明显,品牌效应愈大,展会愈容易吸引参展企业和客户,从而扩大影响力,如德国汉诺威的工业博览会、法国巴黎的时装展等。会展业目前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根据各地的经济文化特点来举办展会。当然,在会展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作用不可或缺,而且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不可替代。

5.完备的场馆设施

举办会展活动还要求有符合一定标准的展览场所,并需要举办地具有住宿、餐饮方面的接待能力以及交通、通讯方面的设施保障。否则对参展商也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

二、会展城市的发展策略

1.做好市场调查和会展城市的策略定位

作为一个朝阳产业,会展业能汇聚巨大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商品流、人才流和物资流,对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催化作用。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为成为会展经济的主角,不做市场调查,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直接策划主办、旨在宣传本地形象、扩大本地影响、带动本地产业发展的各种综合性会展活动。结果导致重复办展,主题模糊,资源浪费。因此,市场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在确定会展项目以前,要洞悉该地区经济、地理方面的优势和特色,一方面要确定有参展需求的参展商,摸清他们的需求所在。另一方面,会展的定位必须是建立在充分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必须明确是走综合性的会展城市发展道路还是走专业性的会展城市发展道路。综合性的会展城市发展道路是指举办由各个产业、行业与内外贸相结合的大型交易会、博览会或国际会议,如广州的“广交会”;专业性的会展城市发展道路是指以某一个产业或者行业为依托举办的规模不等的交易会、博览会或大型会议,如顺德的“家博会”等。目前,由综合性向专业性发展已是国际会展业的大趋势。

2.要着力打造品牌会展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一个会展公司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很难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目前,我国会展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行业缺乏品牌企业和品牌会展,从而导致盲目办展、重复办展,会展内容混乱、受众对象不明确,举办会展的中介公司良莠不齐,缺乏品牌会展企业等现象发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3.强化会展业的服务功能

服务是会展业的生命所在,没有一流的服务就不可能有一流的会展。因此,从立项、招展、办展到会展结束,始终都要做好服务工作。如要做好展前的信息,帮助参展商做好展馆展台的布置工作和展场企业的广告宣传工作;做好展场的金融、法律、会计等方面的各类咨询服务工作;举办各种洽谈会、主题研讨会,交流信息,创造商机;设立海关、商检的绿色通道,为参展商提供便利;提供运输、保险、翻译等各方面的服务等。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会展结束后的后续服务问题,这需要建立参展商、观展商的资料库,了解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便于日后改进工作。

4.制定网络营销策略

会展的首要作用是传播信息,网络技术对信息和数据的传递、交换和处理等提供了极大方便,克服了会展时空方面的有限性。其次,会展属于商务活动,网上会展则是将会展商务活动的电子化。而展览活动大多是以盈利为目的,展览组织者在运作过程中采用网络技术,具有节约、高效、快捷、方便等优点。因此开辟网上会展则可以突破这些限制,除了在会展举办期间作为主场的有利补充之外,它还可以提供全天候、跨地域、跨国界的会展环境,为各国贸易商提供一个丰富、开放、全息的信息交流场所。如今的电子商务会展已经具备了一些传统会展所不具备的功能和手段,不再仅仅是传统会展的宣传手段,而是日益成为一个新的会展形式。

5.做好会展营销与旅游资源的对接

随着会展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旅游业对会展活动的支持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批旅游企业开始涉足会展业务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会展活动和旅游业能够而且必须实现有效对接已成为会展界和旅游界的共识。可见,会展与旅游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会展参加者向来是旅游业的重要客源,开发会展地旅游资源对会展的成功举足轻重。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2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07-06

Abstract：Circum-Bohai-Sea region depends on two metropolis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On the basis of“dual-core” pulling “multi-core”， by relying on the perfect traffic network， “Beijing-Shijiazhuang-Jinan triangle”can be built within the scope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nd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 can be realized in this way. But many adverse factors in Shandong peninsula restrict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 region， which include： urban dispersion and regional center not formed，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cities in the hinterland， lack of inter-provincial co-consciousnes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between cities. To realize the large area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 which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hai-ring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urban system and “three-city chain” and “four-city group”. “Three-city chain” includes “coastal city chain”“Bao-Qing city chain” and “Shi-Ji city chain”； “Four-city group” includes “Shijiazhuang city group”“Jinan city group”“Qingdao city group”and“Weifang city group”.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 analysis； Shandong peninsul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Beijing-Shijiazhuang-Jinan economic triangle”

一、环渤海视域下京津冀鲁一体化发展优势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以京津两个大都市为核心，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并列成为我国的三大城市群。在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很多专家对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思路。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进程自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将思路拓宽一些，将京津冀放在环渤海区域中考虑，京津冀发展的空间就会更加广阔。这就需要在京津冀鲁的合作问题上做文章，推动冀鲁在京津的影响下，都能够做到借力发展，构建山东半岛创新型城市圈[1]，环渤海区域的发展状况也因此能得到整体提升。

（一）通过“双核”拉动“多核”发展

京津冀鲁四个行政区域在很多方面具备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京津冀鲁区域内京津两个直辖市扮演着“双核”的角色[2]，两个直辖市不但是京津冀鲁的中心，也是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在未来城市化进程中，依托京津“双核”的城市体系，将京津冀鲁紧密整合为与长三角、珠三角并列的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分别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依托“京石济三角形”实现大区域整合

“京石济三角形”即北京、石家庄和济南构成的三角形，相对于京津保三角形、京津石三角形而言，“京石济三角形”包括了京津以及冀南和鲁南地区，“三角形”面积更大，位于京津冀鲁区位的中心，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都形成了各自的子城市团，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呼应。“京石济三角形”是跨多个行政区划的大尺度区域整合，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创造条件。“京石济三角形”将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连接在了一起。

（三）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

在“京石济三角形”中，“京石边”“京济边”以及“石济边”都有方便的交通线路连接，“京石边”通过京广线相连接。“京济边”有两条线相连接：其一是“北京―廊坊―天津―沧州―德州―济南”；其二是“北京―霸州―衡水―德州―济南”。该区域内除了有方便的铁路交通外，还有城际高速公路。完善的交通网络使得区域内的核心城市以及更多的中小城市能够形成紧密的互补合作关系，对京津冀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城市分散且未形成区域中心

山东半岛是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沿海经济与腹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根据区域经济学原理，一般而言，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中心是比较理想的状况，这样就能够对腹地形成均匀辐射，以“各向同性”方式向腹地各个方向发展。但是分析山东半岛的城市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在17个设区市中，烟台、威海、青岛、日照分布在沿海，由潍坊、淄博、莱芜、泰安、济宁、枣庄、临沂以及如上几个沿海城市围成的区域，没有中等城市。城市分布严重不均匀，使得山东半岛的鲁中与鲁东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区域经济增长点。上述城市除了青岛外，由于城市影响力不够，不能对更大的腹地产生较强的辐射作用，于是在小城市之间就形成了大面积的“空白区”（如图1），“空白区”与周围的小城市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发展差距。

（二）腹地内小城市发展程度低

山东半岛的17个设区市中，除了青岛、济南两个副省级行政中心能够对较大区域产生经济影响外，其他的设区市一般没有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子城市群”。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但是只有在区域内形成大中小不同等级的中心地，高级别的城市才能够对腹地产生经济影响。由于很多设区市没有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子城市群”，这些中等城市对腹地的带动作用就会非常小，城市与腹地之间就很难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局面。小城市发展程度低，城市彼此之间就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城市之间没有受到城市影响或者受到城市影响力很弱的区域（空白区）就会很大。充分发展小城市，才能够建立起核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关系，使核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得到互动发展。

（三）缺乏省际合作意识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城市分布状态是：西多东少、北多南少、四周多中间少。城市的这种分布状态要求强化四周与中心的联系，平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用西部带动东部，用周边带动中间，通过强化河北省的南端与山东省的联系，将京津的经济影响力疏解到山东，促进鲁西的发展，然后再逐渐地向鲁中和鲁东扩展。山东半岛是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强化与其他省域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但是目前冀鲁之间并没有形成融合发展状态，在济南和鲁西也没有形成跨省的一体化的城市发展格局。省域之间各自为战，合作意识不强，使得山东省在环渤海区域内不能凸显。再加上区域内各个方向上没有形成互补发展局面，沿海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并没有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四）城市间缺乏整合

从图1可以看出，济南和青岛作为山东半岛的两个副省级行政中心，分别位于鲁西和鲁东，由于两个城市相隔较远，并且在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城市链，所以鲁西与鲁东之间没有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如果二者之间的淄博和潍坊得到强化发展，通过淄博和潍坊就能够将青岛和济南链接在一起，这条线向西扩展到聊城，就能够在东西方向上将鲁东与鲁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图1可以看出，在鲁东北、鲁东南、鲁西南、鲁西北地区没有形成区域性的“子城市核心”。只是在鲁西地区形成了以济南为核心的城市体系，根据各个区域的城市发展基础，在鲁东北应该构建“烟台―威海城市子团”，在鲁东南构建“枣庄―临沂城市子团”，在鲁西南和鲁西北分别强化菏泽与德州的发展，四个“子团”与“济南―青岛”呼应，这样就能够实现“子团”之间的互动，在整个山东半岛实现城市整合，区域经济得到均匀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城市群扩展的理论分析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模式包括同心圆模式、走廊模式、镶嵌模式，不同情况下城市的发展轨迹也会有较大差别。

（一）城市影响力以同心圆方式均匀扩展

同心圆模式即以城市为中心向空间逐渐扩展，城市的影响力随着距离而逐渐衰减，在没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城市在各个方向上均匀发展，对腹地的影响也是均匀的。主城市的小城市也相对均匀分布。小城市在发展势力逐渐得以强化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子城市团，在整个腹地内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如图2所示，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逐渐扩展，对周围腹地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于是在腹地一定范围会形成次级城市，与主城市相呼应。图2中，A是区域的核心城市，在A逐渐扩展中形成了B1、B2、B3、B4等几个次级中心城市，随着每个次级中心城市实力逐渐扩大，在次级中心城市的周围又形成了诸多小城市B11、B12、B13，B21、B22、B23，……以此类推。小城市发展越完善，A的辐射力就会越强，区域内城市发展的整合力就会越强，A的影响区域就会越大，在类似A级别的城市之间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互动，彼此都能够成为对方发展的条件。

（二）沿着交通走廊形成串珠状城市

交通线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之间有了便利的交通，联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密，交通线也就成为了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线的变化不但影响着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都是首先产生在交通最为方便的地方，重要交通线的交汇处更有利于城市发展。如图3，城市C在1和2两条重要交通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在东西南北的各方向上分别有CE1和CE2、CW1和CW2、CS1和CS2、CN1和CN2等城市，在没有3影响的情况下，C向四个方向均匀发展，在有了3后，城市开始沿着“东北―西南”方向发展，城市的空间开始由正圆形发展成为椭圆形。由于3的影响，城市C偏离了原来发展的主导方向。沿着交通线会形成城市走廊，交通线的级别不同，串珠状城市的发展密度也会有差异，城市的空间会沿着重要交通线方向延伸。串珠状城市链在邻近的大城市之间建立互动联系，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线附近的腹地也逐渐发展起来。图3中的3实际上就是城市C的扰动因素，在3的影响下，城市C沿着箭头方向的发展速度会高于其他方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线在城市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需要合理布局交通线，用交通线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让城市体系由串珠状发展演变为放射状发展，以带动更广泛区域的发展。

（三）不均匀发展状态下的镶嵌构造

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某些区位上就会成为资源富集区，而另外一些地方就会成为资源稀疏区，城市在前一种区位上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在后一种区位上会有较低的发展速度，于是在整个区域内，城市腹地的城市化会表现为快慢相间状况，即在整个区域表现为较快的发展速度的时候，某些区域会表现为较慢，或者在整个区域表现为较慢的速度时，某些区域会表现为较快。由于腹地内城市发展不均匀，如果沿着一个方向看去，城市发展会存在忽快忽慢的问题。如图4所示，O是中心城市所在的地方，OA、OB和OC是从中心城市出发的三个不同级别的交通线，OA的级别最高，OC的级别最低，因城市的发展状态与交通线存在较大关系，如图中所示，在交通线之间，城市发展速度由OA向OC方向即沿着A2C2、A3C3……等弧线方向降低。在交通线上，城市发展速度沿着OA和OC的方向降低，城市在向腹地扩展过程中以“摊大饼”方式均匀扩展，腹地内的城市化速度也是均匀变化的，图中越是靠近扇形区域圆心位置的区域，城市发展速度越高，越是远离扇形地中心，城市发展速度越低，扇形地靠近右下角的区域，城市发展速度最低。但是这种状态也会由于一些扰动因素而发生变化，如果OC交通线的级别提高，并且在C3C4段的城市发展动因得到了强化，交通线OC在C3C4段的城市化速度会得到提升（与OC的C3C4段相比较OB的B3B4段发展速度相对降低），则在OA与OC之间的环状阴影区域内，城市的发展速度就会出现“快―慢―快”的状况，腹地内的城市发展呈现斑块状的不均匀发展状态。

三、京津冀鲁一体化视域下山东半岛城市体系构建

京津冀鲁四个行政区划在地域上紧密衔接，如图5所示，在该区域中有四个省级行政中心：北京、天津、石家庄和济南。京津两个直辖市是区域中心，两个直辖市与石家庄、济南围成的区域是京津冀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在该区域内有京津保、京津石、津石济三个三角形，依托城市之间的互动，通过京津石三角形与津石济之间相互影响，将大都市的辐射力扩展到济南，进而辐射到山东半岛。济南位于山东半岛的西侧，没有位于该区域的地理中心位置，所以区域经济的空间联系上，济南除了要在全域内发挥行政中心职能的同时，还应该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引领作用，这就要在接受京津石三角形的空间影响的同时，还要接受来自沿海城市链的影响，通过构建行政副中心的方式，构建“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城市链，将山东半岛的西部与东部紧密连接起来。山东半岛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济南―青岛”双核心结构[3]，这种格局就能够通过“两边”（济南是西边，青岛是东边）促进“中间”（青岛与济南之间的部分），在很大程度能够促进山东半岛从东西两个方向均衡发展。

（一）构建三条城市链

1.沿海城市链

山东半岛位于环渤海地区，图5展示了从唐山到青岛之间的环渤海区域，依托丰富的港口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发展沿海城市带。“东营―莱州―蓬莱―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海阳―青岛―日照”，在这个沿海城市带中，东营、烟台和青岛是核心，三个中等城市将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平均分配，东营是距离京津最近的沿海城市，在城市发展策略上，要强化“向北发展”的策略，通过沧州与廊坊实现区域融合发展，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渐扩大影响力。以烟台为中心，附近有蓬莱、威海、龙口、招远、栖霞、文登、荣成、乳山等小城市，在完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以烟台为中心尽快构建起“烟台―威海”“双核城市子团”，以该“双核团”形成“蓬莱―龙口―招远―栖霞―乳山―文登―荣成”城市圈，强化“双核团”与腹地之间的互动，带动更加广泛的腹地的发展。青岛是山东半岛的东侧中心，与西侧的济南呼应，拉动山东半岛全域发展。以青岛为中心形成“双层城市环”：第一层是“胶南―胶州―即墨”；第二层是“日照―诸城―高密―平度―莱西―莱阳―海阳”，以青岛为核心带动更大的腹地发展。

2.保青城市链

“保青城市带”（保定―青岛）将“保定―沧州―滨州―潍坊―青岛”连在一起，这是一条跨行政区划的城市带。保定与京津之间形成了“京津保三角”，在疏解京津功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保定目前推行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是“城市向北、对接京津”。目前京津保的同城化交通系统初步完成，在京津保范围内逐渐形成半小时城市圈，京津保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将会有更多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保定在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京津大都市的拥挤发展状态也会得到舒缓。保定的西部是山区，城市发展方向的理想选择应该是向东，在“大保定”发展战略下，在保定与沧州、滨州、潍坊和青岛之间建立起城市链，在该城市链上，通过西部的大都市（京津）拉动和东部的沿海城市（青岛）拉动，中间区域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该条城市链上沧州和滨州分别位于河北省和山东省辖区，两个城市谋求融合发展，就需要在“软区划”方面实现对接，进而对区域经济资源的流向产生影响。潍坊位于济南与青岛之间，与淄博合在一起，在连接济南和青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石济城市链

从图5可以看出，石家庄与济南在空间上临近，中间有河北省的衡水和山东省的德州两个中等城市，石家庄、济南与天津在区域上形成了“津石济三角形”。最近几年石家庄的发展速度很快，在“大石家庄”的发展思路下，石家庄逐渐向东和向北发展，衡水在“大石家庄”发展战略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逐渐成为石家庄向东发展的重要“次级中心城市”。衡水发展速度加快后，对于拉动德州发展进而在济南与石家庄之间建立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具有重要作用。“石济城市带”实际上是将“京津石三角”的影响力向东延展进而实现京津冀鲁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城市链。河北省与山东省都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省份，通过这条城市链能够将河北省南部与山东省南部连接在一起，在石家庄与济南之间实现互动。“石济城市链”与“沿海城市链”“保青城市链”相比较，虽然是三条城市链中最短的，但将两个省会城市连接在了一起。

（二）构建四个城市团

京津冀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让核心城市首先进行一体化发展。为此需要在京津“双核”城市体系的影响下，在冀南、鲁南、鲁中和鲁东地区构建彼此呼应的四个城市团。

1.石家庄城市团

石家庄城市团位于河北省中南部，是“京津石三角”的一部分，与京津两个大的直辖市相呼应。如图6所示，石家庄城市团分为两个层次，正定和鹿泉是“石家庄城市团”的核心层，两个小城市已经成为石家庄的近域卫星城，形成“一城二星”的格局，在这个“核心团”的带动下，周边更多的小城市得到发展，形成“一城多星”的“大石家庄”结构，“核心团”带动井陉、平山、灵寿、新乐、无极、藁城、栾城、元氏和赵县的发展。“大石家庄”的影响向东逐渐扩展到衡水，与德州建立紧密联系。

2.济南城市团

根据图5，以济南为中心建立济南城市团，济南周围的小城市包括德州、聊城、泰安、莱芜以及淄博等，可以与济南联动发展。从图5可以看出，济南城市团不但能够与石家庄城市团呼应，使冀南和鲁西地区得到融合发展，促进冀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与鲁东的青岛城市团呼应，使得山东在东西两个方向得到均衡发展。济南要强化向德州和淄博两个方向发展，这样就能够与西部的衡水和东部的潍坊逐渐融合起来。

3.青岛城市团

青岛位于山东省的东端，与济南城市团呼应，在山东省的东部扮演着重要角色。青岛城市团由青岛与即墨、胶州两个小城市组成核心区域，向东向北形成城市团的区域，该区域由高密、平度、莱西、莱阳、海阳等组成。与前文谈及的三条城市链相联系，青岛作为鲁东的重要的核心城市，通过三条“城市子链”将鲁东地区的南部与北部连接起来（见图7）。

第一条即“青岛―海阳―乳山―荣成”，将鲁东东部沿海地区串在一起，利用港口优势逐渐发展成鲁东东部沿海的小城市链；第二条即“青岛―莱西―莱阳―栖霞―烟台”，将鲁东中部地区串联在一起，建立“青岛城市团”与“烟台―威海”子团之间的联系，逐步形成鲁东中部小城市子链；第三条即“青岛―胶州―高密―平度―莱州―招远―龙口―蓬莱”，将鲁东西部地区的南部与北部连接起来。三条城市子链使得鲁东地区的城市联系成为网格状，使得青岛在鲁东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在鲁东的北部逐步形成“烟台―威海―文登”小城市团，成为鲁东地区青岛以外的区域经济发展次级中心。

4.潍坊城市团

潍坊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在沟通淄博与青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角色。如图8所示，以潍坊为中心，逐步与寿光、昌乐、安丘和昌邑等小城市构建“潍坊城市团”，向东与青岛城市团呼应，向西与淄博城市团呼应。在潍坊城市团与淄博之间形成“东营―广饶―青州―临朐”城市链，在潍坊城市团与青岛之间形成“莱州―平度―胶州―高密”城市链。潍坊城市团在连接鲁东与鲁西的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潍坊城市团”将“青岛城市团”“济南城市团”紧密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将“沿海城市链”“保青城市链”“石济城市链”融合在一起。但是目前潍坊的城市影响力还不够，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通过行政力量，着力打造潍坊这个区域经济中心。潍坊是风筝的发祥地，被誉为“世界风筝之都”“中国画都”，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以文化产业为支撑，拉动潍坊周边更多小城市的发展，使得潍坊在拉动整个山东半岛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3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129-02

如今，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不断扩大，城市形象树立对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的快速发展已不仅要看经济建设，城市的文化实力对提升城市软实力、树立形象十分重要。城市综合竞争力与形象需要好的文化传播力。新媒体的出现，对快速提升文化实力与城市形象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形成对提升国家形象具有积极作用，好的城市形象对树立我国国家形象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注重文化传播力，提升城市新形象

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是群体传播知识与价值观的社会行为模式，它存在于多个层面，文化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形象的树立不仅仅靠经济等硬实力来展现，更多的需要借助文化软实力来提升城市形象。现代社会，伴随大众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更广空间的了解，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城市印象信息的感知需求。如何树立好的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十分重要。近年来，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形象的积极树立，不同城市借助各自的优势，提高城市形象传播力，增添城市的吸引力，提升城市的软实力。

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与感知，早期的城市形象还局限在城市建设与外观的内容构建上，随着城市营销概念的出现，城市形象的树立与宣传越来越重要。不同的学者对城市形象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皆属人们对城市印象信息的总体提炼。人们通过媒体不断增强对城市的了解，通过亲身体会城市而加强对城市印象信息的感知。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加强城市形象的构建与宣传，各大城市纷纷制作城市宣传片，加强文化传播途径与力度。城市宣传片汇集城市信息的精华，是人们了解城市的主要印象途径之一。一个富有文化的城市是具有吸引力的，也是城市软实力的发展需要。基于此，城市形象的传播正是通过文化的吸引力，增进人们对城市的了解、认知与喜爱。城市形象的定位建基于全面分析及了解城市之上，如何借助自身优势快速提升自身城市形象，有鉴于此，考虑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要进行差异化发展，方能更加吸引人。城市形象的定位要从经济、人文、风俗、历史、产业等多维角度，全面分析城市的优势与不足，要科学系统地制定适合城市长期发展的形象构建之路，要将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各种优势资源科学规划、系统推进。只有定位精准，才能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快速有效地推进城市的发展进程。过程中亦需做到以人为本，只有人们积极参与的城市形象建设才最有效。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优秀文化的建成更离不开人。

二、突出重点，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

城市形象与软实力的构建是系统的，只要善于借助既有的优势即可利于城市形象的提升与软实力的发展。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有的富含优厚的自然旅游条件，有的具备其它文化软实力，有的拥有品牌先天优势等等。

1.突出特点，提升城市优势资源。不同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市场、环境等优势，每个城市要根据自己的长处，创新思路，开拓适合自己城市独有的形象。一提桂林、大理，大家就知道是旅游城市；一提普洱市，大家就知道是普洱茶的原产地。因而，城市形象的定位十分重要，要突出特点，以其独特的品牌吸引更多的分众。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定位也应差异化，各个城市要根据自己的城市形象，向国内外城市形象发展的代表性样板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城市形象。旅游是吸引人们了解城市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发挥城市形象传播力的一项有效方式。尤其具有天然资源的城市可以优先发展旅游，旅游已然成为让城市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排头兵。发展旅游市场不仅是增长经济，而且对构建良好的城市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旅游市场增强了人们对城市的了解，城市通过旅游提供优质的服务与上佳的城市形象展示，不仅增强了城市的软实力建设，也开拓了城市的旅游经济版图。许多城市通过旅游城市定位加强城市形象的整体提升，但旅游城市发展不能单靠提高门票、简单投资建设，而要系统规划，既要统一指导，也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创建美好旅游城市的全面发展。此外，有些历史悠久的城市也纷纷修复古城，通过传承优秀文化来提升城市品味。一些城市纷纷争抢名人故里，也足以彰显文化对城市形象宣传的重要性。城市文化底蕴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扬城市的文化品味方能促进城市形象的全面提升。

2.发扬艺术，提升城市文化底蕴。艺术对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十分重要，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独特先导。发扬艺术不是要求每个城市都要以艺术发展为主，而是强调城市形象的构建需要艺术元素的注入以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人们一提到巴黎，就会想到艺术浪漫之都；一提维也纳，就会想到音乐之都；一提佛罗伦萨，就知道是美术殿堂。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兴办，使人们意识到文化展览对城市形象宣传的非凡意义。同上，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正是通过建设新的博物馆，而使这个守旧的老型工业城市转而焕发新机。在国外，博物馆、美术馆往往是增添城市艺术气息的重要源头。由此，国内一些优质的影视作品也能让城市形象的传播效果得以优化与增强。同时，一些城市也在积极制作城市形象片，进而加大城市形象的艺术性提升。艺术能提升城市形象，能增加城市内涵。艺术的内容很广，不同的城市要根据自身独有的优势，差异化发展本地特色的艺术文化产业。一个城市的艺术气息也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文化城市竞争力前10名几乎都是沿海城市，香港和上海分别排文化城市前2名，不难看出，开放与区位优势对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性，因而，内陆城市建设文化城市，亟须借助这个时代特有的信息交流的自由度与市场经济的开放度。

3.借助品牌，提升城市品牌效应。一提到奇瑞，就知道芜湖；一提到世博会，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上海。城市要借助自有的优势来提升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是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品牌会形成一定的产业，产业能带动整体的品牌效应。城市形象的内涵很丰富，只有借助既有的优势、扬长避短，即能快速提升城市形象的传播力。品牌具有一定的优势资源，对提升城市形象具有明显的作用。品牌本身亦具有一定的宣传效应，一个城市如拥有多个品牌，能大幅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一些城市先天缺少本土品牌，但通过吸引品牌企业进驻的方式，也同样起到取长补短的效果。某种意义上，品牌集中度愈高，愈能展现一个城市的魅力与开放性。城市只有吸收众多的优质文化，才能提升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由此，通过品牌集中优势打造属于自己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对于构建立体、多元的城市形象系统意义深远。城市形象的构建要系统、扬长避短，只有系统统一、全面提升，才能形成良性的城市形象氛围。以文化来引导人来建设城市，以经济发展来推运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城市发展格局与文化氛围，城市形象是在发展中不断提升的，新的时期有新需求。然而，具有不同优势的城市也可相互协同创新，取长补短，更好地提升城市软实力与竞争力。

三、创新方式，提升城市形象传播力

城市形象不仅仅需要宣传，更需要人们对城市形象的认可。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发展几乎同步的是，在城市形象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上，如何创新传播方式、构建新型传播体系、优化及提升城市形象，对于形成一股系统稳定的城市形象传播合力尤为重要。

1.构建系统的传播体系，提升城市网络形象。新媒体的不断出现，我们不仅要善于运用传统媒体加强城市形象宣传，也要积极运用新媒体，构建系统的传播体系。在城市形象成功定位后，紧随其后应加大对城市形象的文化传播投入力度。国际上，自成功兴办奥运会后，各个城市纷纷推出自己的城市形象宣传片。只有城市形象得到更多的认可，才能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要科学统一布局传播资源，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传播体系构建，只要有利于城市形象构建与宣传的，都应纳入传播体系之列。城市的网络形象对城市形象的综合构建不可或缺，互联网与手机媒体给宣传带来了新的互动功能，能提升城市形象的网络传播效果。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城市形象宣传的重要平台，也是人们增强城市了解的必经途径，新媒体对提升城市形象具有十分积极的效果。互联网与移动媒体的出现，在丰富媒介体系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善于借势新媒体的传播力，构建并完善既有的传播体系，打破时空的局限，尽快在短期内展现城市的魅力与吸引力，增进人们对城市的了解与兴趣。

2.创新文化传播机制，促进城市形象传播。目前，我们应鼓励与吸引广大专业人才对城市形象的建设与宣传，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优秀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人才：一方面立足现有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加大吸引创新人才。同时建立配套机制保障创新性人才，有效提升城市软实力。因而，如何引导人们朝有利于城市形象建设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当下，我们亟待完善一套健全的机制，鼓励广大有志于城市建设与形象提升的人们，共同加入到建设美好城市形象的队伍中来。良好的保障机制能加速城市的形象建设，能有效提升城市形象的建设水平。只有创新的机制才能提升城市的开放度，增添城市的活力。

3.以人为本，建设和谐城市。城市的发展，人是关键。通过城市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素质，让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自觉地为建设美好的城市形象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适时引导人们向健康、积极、和谐的文化方向发展，既要维护好悠久精良的传统文化体系，也要紧跟时代潮流与发展脚步，积极引导人们树立美好的城市形象共创意识。美好的城市形象，能促进居民实现美好的梦想。居民通过投身创新建设美好城市形象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的同时，也一起分享共创美好城市的建设成果。现代社会，城市都注重形象的宣传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能快速提升城市形象。如何构建系统的具有文化传播力的城市形象体系，其中，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与竞争力十分重要。城市形象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城市形象的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对促动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创建智能、节约、洁净的现代化城市社会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4

品牌化城市的打造与城市未来发展空间的大小具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优秀的城市品牌的打造能够为城市赢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当我们思索城市建设的具体方法时，首先应该具备打造城市品牌的理念，尤其是在区域化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更应该突出城市品牌作用的效力。城市品牌的打造要突出城市的文化特点、城市的资源优势、城市的空间格局以及城市的人文环境。从多角度、立体化、全方位入手，将城市生活的细枝末节融入到城市品牌的打造。力求每一个来到城市中的人都能够对城市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本文重点阐述基于城市品牌理念的城市区域规划与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策略。

1根据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化城市品牌

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优势是打造特色化城市品牌的基础，因此在开展基于城市品牌理念的城市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对城市的资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城市资源包括城市自然资源与城市人文资源。城市自然资源可以是城市的山水格局分布，或者城市的生态环境基础。城市的人文资源主要是指城市的文化特色。每一个城市都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文化底蕴，这是由城市从乡村演变而来，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发展所留存的历史印记构成。比如城市玉文化、陶瓷文化的兴盛形成城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的茶文化构成多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城市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这些人文因素的特点，实现个性化城市品牌的打造。

2基于城市品牌理念的城市设计目标构想

开展城市设计工作之前，首先要制定城市设计目标，城市设计目标要建立在对城市品牌与城市特色的综合考虑基础上制定。首先，要考虑城市的自然山水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城市空间格局分布的优势融入城市历史文化的底蕴，综合打造出具有特色魅力的个性化城市品牌，力求使人过目不忘。其次，要注重城市品牌的转型，城市品牌的转型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带动。在以往时期，城市的自然与文化优势得不到有效地重视与利用，城市空间设计不合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与废置，严重影响了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城市品牌的打造。另外，城市传统产业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的落后，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城市设计的进程。比如从城市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城市文化的传播发展这两个战略性目标来看，传统产业的落后模式没能有效地促进城市规划产业的转型，因此在城市设计目标中应实现对新兴环境产业与资源开发产业的扶持与带动，加速城市建设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促进城市品牌的优质化与可持续化发展模式。

3基于城市品牌理念的城市总体设计

3.1城市自然山水格局。城市山水格局的规划要形成以主体资源为核心，也就是城市的标志性自然风景区要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中心区域，围绕着这个城市山水中心区域建设双面产业带，环绕山体两侧形成相对辐射的产业格局，带动自然风景区内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还应该根据城市的区域划分特点建设多层次的生态风景格局。比如对绿地区，湖泊区，林地区，山景区等不同的风景区域之间应该形成景观的穿插，形成多层次的产业链条[1]。最后，城市的自然山水格局设计还应该注重整体效益的提升，也就是构建城市自然生态的有机联系，以著名风景区域产业带为中心，建设对整个城市不同生态环境区域的总体规划与辐射。构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城市自然生态整体格局，打造个性化的城市品牌形象。3.2城市公共空间格局。城市的公共空间主要是由城市各个公共设施场所形成的特定空间构成。城市的公共空间往往体现着城市的人文特征，也是城市中的人们生产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地理空间。因此城市公共空间格局的建设十分重要，以往城市设计中存在城市公共空间格局与城市风自然风景格局协调不当的问题，要么缺乏公共空间的建设，要么缺乏绿地景观的搭配，所以要在城市自然景观建设完善的基础上发展城市公共空间格局建设。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首先可以利用城市现有的公共空间资源，比如城市中各个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可以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基础。对城市现有公共空间的打造可以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绿化产业的转型和改革，为城市品牌的进一步升级奠定良好基础[2]。其次，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还要对城市其他实用场所进行综合规划管理，在管理的基础上建设一些零散的小型公共设施，使城市的公共空间环绕人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城市交通建设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重点内容，城市的交通关系着城市自然风景区域与旅游业的发展，同时还是沟通自然与人文，辐射各部分景观内部的重要枢纽。城市交通的建设，可分为陆路街道和水上航道两个部分，实现四通八达、环状闭合的交通空间格局。将城市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有机联系起来，构成整体性城市品牌。3.3城市文化格局建设。城市品牌形象的打造不能仅仅依靠物质性的景观建设，还应该综合考虑城市的文化特征，发展城市的文化优势，深化城市的文化底蕴，走出一条新型城市文化产业道路。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遗迹。在城市设计过程中，可以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城市历史上的大事记或名人生平，以此为基础形成城市的文化背景。另外，城市设计过程中还应积极挖掘城市文化的物质载体，比如历史遗迹或者其他包含着历史文化的物质形式，比如茶文化和瓷文化可以发展以“茶”和“瓷”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从而带动城市品牌的传播效力，使城市的文化特色转化为城市品牌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为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3.4城市的标志物建设。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城市品牌形象应该具有特殊的标志载体，一个具有个性化的标志能够成功体现出城市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景观的综合信息，是城市发展的精神象征，因此在城市设计过程中，标志物的建设绝对不能忽视，要引起相当的重视。根据国内国外城市建设规划的多年历史来分析，城市的标志物建设应该遵循以下三种规律：第一，城市标志物建设应该首先能够反映出城市的风景格局，也就是一座城市的著名风景特征应该能够从城市的标志物当中有所体现。第二，城市的文化元素尤其要体现在城市的标志物当中。第三，城市的标志物建设要具有个性化色彩，而且自身要形成一个独立的景观系统，并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城市标志物常常以具有特色的建筑和雕塑为主，融入了城市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文化符号，将城市的传统、当下与未来有机地整合起来，成为城市品牌的不朽象征。另外，城市标志物建设应该体现出环保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意识，对标志物的建设与维护可以带动相关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

4基于城市品牌理念的产业发展

城市品牌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资产，能够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提高。例如：对于珠海一带城市，由于面对新一轮挑战，所以，在产业化发展期间，要以世界的眼光、世界思维以及战略性思维进行思考，这样才能保证城市的科学化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上，不仅要促进生态文明城市的形成，保证核心品牌价值理念的形成，还能打造以城市为主题的文化发展趋势，促进产业化的特色发展，以使城市在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形成品牌与产业的互补模式。基于城市品牌理念的城市设计应该最终体现在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与促进方面，同时城市建设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反过来对城市的建设形成进一步的依托，实现产业与规划的可持续化发展。所以在城市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综合考虑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基础，城市的设计应该建立在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基础上，城市品牌的打造要结合相关产业的发展需要，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会对城市建设与城市品牌打造贡献力量。因此，可以利用城市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发展多层次产业模式，比如促进旅游业，手工制造业以及环保行业的发展，形成生态化、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城市品牌形象的远景目标，打造不朽的城市品牌形象。

5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许多城市都开始重视城市品牌的塑造和形象的树立，以期形成城市品牌效应，打造城市的竞争优势。城市设计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城市设计在人的感知角度对城市的人文魅力进行全面的展示，从而形成城市品牌意向。因此，在城市化发展趋势上，要形成品牌化发展，不仅要发挥资源优化，保证其得到充分利用，还要整合城市的发展观念，并确立出新时期的具体目标，同时，在进行整体设计工作中，需要在城市山水、公共空间、文化空间等多个方面科学设计，这样才能实现城市的品牌化发展。

作者:杨新梅 辛俊伟 单位: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考文献

[1]胡易容.“二次城市化”语境下的城市品牌定位设计[J].艺术百家,2013(z2).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5

中图分类号：TU984.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8-0055-03

1　前言

城市形态是“城市整体和内部各组成部分在空间地域的分布状态。”

――国标《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

城市形态通常指城市建成区的平面形状、内部功能结构和道路系统的结构与形态。城市形态的演变是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发展的结果。其中，城市道路交通作为城市结构的骨架，是影响城市形态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以长沙为例，分析交通因素影响下的城市形态演变。

按照长沙的城市发展史，将长沙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古代(1904年前)、近代(1904-1949)与现代(1949至今)三个时期。

2　古代

受《周礼・考工记》中礼制思想的影响，从楚城建成之初到清乾隆14年，长沙的城市主体结构基本上未有大的改动，主要表现为：不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城市布局，方格形路网，城内道路多呈直角相交的网状，并有南北和东西通向城门的主街。以城垣围绕城市，在城垣上开设城门，城外南北设寺庙和社稷坛。

而另一方面，与中国封建城市典型的“方正居中”的空间布局模式相比较，长沙市古代空间形态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由于长沙山环水绕的自然条件，“舟揖之便”使水运码头和商业市肆沿湘江岸线逐步发展，成为早期城市建设的主要地带，继而逐步形成了沿江带状的城市形态(如图1)。

3　近代

近代长沙市城市空间形态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和突破。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规模的进一步加大，促使长沙逐步扩张，城市沿着湘江继续南北拓展的同时，也围绕老城区逐步向外拓展并开始发展卫星城。

从1920到1947年，长沙政府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针对长沙市政发展的城市计划，其实施主要体现在对道路系统的修建与改建上。这是因为道路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框架，可以确定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轮廓。于是，拆除域垣后，长沙的路网由原来的方格路网逐渐发展为方格网与环状路网相结合。新的城市基本框架主要是为了解决过境交通与缓解城区交通的压力，提高运输能力，适应了城市新的发展需要。

4　现代

现代长沙市城市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图2)：20世纪50年代，为扩展工业区进行的交通建设使城市呈低密度连续蔓延；80年代，各开发区的建设又引导城市跳跃式发展，城市形态更自由分散；进入90年代后期，长沙市加速跨江发展，并且由93版总体规划确定的“一主两翼三组团”逐步发展为2003版的“一主两次四组团”。

总结来看，主要包括向外扩展和内部重组两个方面，且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城市建成区的向外扩展为外迁的居住区及单位提供了大量的可利用土地，同时也为内部重组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内部重组产生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

在促进长沙市新的城市空间形态格局的过程中，大量交通工程的兴建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沿江大道的修建，将水运与陆运连通起来；而南长路，为城市向南发展创造了条件。道路系统的修建打破了长沙若干年以来受水运交通影响而沿湘江呈带状发展的格局，城市市区面积继续沿着老城区向外扩张。50年代末期，京广新线工程使铁路由市区外迁，促使城市向东扩展；而港口南移，带动了城市南部发展。这都促进了城市土地的优化利用，同时改善了城市面貌。近年，长沙市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道路对新区的开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如芙蓉路南北拓展带动城市南北扩张，桐梓坡路、岳麓大道、枫林路的西拓则带动城市向西发展等。

十一五期间，长沙市的建成区面积由2001年的128km2拓展到2005年的167.7km2，扩张了约40km2，城市规模拓展速度达到了历史之最。在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中，城市道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城市规模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城市道路系统的延伸，两者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如图3)。

5　未来展望

在东、南、西三个长途汽车站和省、市政府行政办公地外迁的过程中，长沙曾有过多次形成城市副中心的良好机会，但可惜都未能实现。长沙至今仍呈单中心城市形态，没有形成能改善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城市副中心。人口和工商业活动高度集中于湘江东岸南北狭长的地段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改善市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行政、商业及工业企业过多，土地功能分工不明确等现象，既会导致市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行，又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

然而只要在建设过程中，能结合其周边的空间结构特点，综合规划形成功能各异的城市副中心，就能真正实现多核心组团模式(如图4)，从而极大优化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目前，武广高速铁路这一交通工程便为长沙带来了新的机遇。武广高速铁路于2009年12月26日正式运营，长沙站位于长沙南部的黎托镇，临近湘潭和株洲。除了缓解交通运输的压力，武广高速铁路也使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北接武汉城市圈、南接珠三角，成为一个战略地位凸显的交通要地，从而极大改善湖南的对外开放程度，带动其经济高速发展。

随着高铁站的建设，其周边用地也正在积极开发中，长沙市自身的城市形态结构也会重组。据最新规划高铁新域的建设将成为长沙市新的城市组团，成为长沙“东移南拓”的关键节点，未来长沙的城市形态也将从“一横两纵”(如图5)拓展为“两横三纵”(如图6)。这一地区原属于城乡结合部，发展缓慢，而现在依据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将响应城市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区域高端服务中心，从而引领长沙市乃至长株潭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由1号线及其支线1A线，2号线、3号线和4号线构成网格加放射形状的线网总体构架的长沙地铁网络(如图7)也促进了长沙的新空间结构。预计2015年首条地铁将通车，届时便可实现与武广高铁“零换乘”，而从城市中心到黄花机场仅需24分钟……长沙的城市空间结构是以五一广场为核心，沿芙蓉路和五一路形成十字形交通主脉，并向各个组团延伸成为指状扩张轴。而掌心和指尖便是通过地铁这一快速交通干道连接，形成典型的手指状空间结构格局城市发展模式。而在这种交通布局及城市发展模式下，由于地铁线的放射状扩张，势必带动沿线的土地用途一致化，长沙市的空间结构将融入扇形模式。

由于具有快速、舒适及大容量的特点，长沙轨道交通的兴建可促使市区与郊区、城市与边缘地区、主城与周围城镇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加快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化，疏解市区人口和产业职能，从而促进“一主两次四组团”空间格局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叶强，鲍家声.论城市空间结构及形态的发展模式优化[J].经济地理，2004.

[2]黄亚平.城市空间理论与空间分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6

“一个好的城市必须保证全体居民的最低生活标准，同时必须提供有利于创造实验的环境，发挥首创精神的自由和消费者最大限度的选举权，而对于这些复杂的要求，塑造一个理想城市的形态是绝对必要的”.

------- Hall（1988）

城市形态是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重要依据之一，城市形态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功能布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交通组织及城市绿地系统等一系列问题。塑造良好的城市形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 和 «21世纪议程»确立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并将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在 «21世纪议程» 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因素”。

这一概念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性问题主要与人口增长及城市扩张等问题相联系；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持续性问题主要是由中心区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萎缩与衰退等问题。合理的城市政策、管理方式及发展形态，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城市为中心，这就又将视点转向了城市问题，正如埃尔金（Elkin）等人所言，“城市的中心，是世界经济秩序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学术界已认识到城市的形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对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的没有达成共识。有学者指出（Elkin，1991），一个可持续性城市“必须具有便于步行、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设施的形态及规模，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紧缩性以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对此争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集中论、分散论和折中论。

集中论关注的是通过对集中设置的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的综合利用，来缓解交通的拥挤、环境的污染，以节约城市用地，遏制城市的蔓延，缩小城市的规模。主要代表是Le Corbusier和Jane Jacobs。反对集中论主要表现在：紧缩城市将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容器，拥挤的交通、开阔地的缺乏、高密度的人口，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犯罪和种族冲突等和生活质量的降低。在紧缩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占用公共绿地，也不可能阻止城市的蔓延。

分散论最初来源于工业革命后，由于工业革命中新生的城镇往往脏乱不堪，人们急于摆脱这种局面，于是出现了疏散城市的规划主张。追求高的生活质量是分散论的追求目标。Frank. Lloyd Wright 是分散论的先驱。反对分散论主要表现在：城市的无限蔓延，吞食了大量的森林、农田和空地，自然和谐的环境被人为地分割, 土地浪费严重；小汽车占主导的交通方式使能源消耗大量增长,空气污染严重，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市中心的衰败，引起经济低迷；邻里关系恶化; 犯罪率居高不下; 种族问题严重,社会冲突不断等。

“紧凑”是指城市组团空间相对集中、高密度、高效率的布局形态。它提倡的是节约使用土地，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城市土地，通过提高密度、功能分区来缓解人流、车流的拥挤。正如Jane Jacobs所说“密度带来了城市的多样性”。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学者对于“集中论”与“分散论”也作了大量的研究。武进（1990）认为城市形态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紧凑到比较松散，再到更为紧凑的过程，即城市形态的紧凑度是随着城市的周期性扩展而变化的。依据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认为只有通过实施“紧凑型”城市形态的发展战略，城市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的城市规划发展原则，也体现了国家对紧凑型城市形态的肯定，认同紧凑型城市形态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优形态。

中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大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0.6%增加到2009年的46.59%。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摊大饼”式的盲目扩张、无限蔓延。此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的基础设施、道路建设、园林绿化等跟不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出现了诸如交通拥挤、功能布局结构与比例失调、人口急剧积聚等“城市病”；以及“城中村”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既不利于城市形态的和谐，也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这就迫切要求寻找一种既可以解决当前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又能合理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形态。而“紧凑型”城市形态要求预防城市的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有效地利用城市的现有空间。它是可以改变中国城市当前的发展现状，并能促使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实施“紧凑型”城市形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让：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协调发展；改变以往的发展观念，引入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在城市形态的拓展中，要引入“精明增长”、“紧缩发展”等紧凑、集中、高效的城市发展理念。合理利用、集约使用城市土地，从粗放型开发向集约型开发转化。

紧凑型型城市形态的实施就是要：防止城市空间低密度扩张，造成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费用的增加，以及大量农业用地、绿地和自然景观的丧失，造成只顾发展经济，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注重提高人们的生活居住环境等生态失衡的现象；控制城市的规模，建立多功能中心，分散日益集中的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增加，势必会造成各种资源的消耗量成倍猛增. 城市的用水、用电等的供应以及废水、废气和垃圾的排放等都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负）。同时，紧凑型型城市形态的实施可以打破城市居民的情感真空，满足城市居民感情交流的需求；可以使旧城恢复活力，城市经济复苏。

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城中村”，因开发费用等原因停建的项目，废弃、污染的工业用地等闲置地。实施“紧凑型”的发展形态，就可以通过改造、转换、合并与扩充这些城市闲置地，来遏制城市的蔓延，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率，避免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这也有利于减少城市政府的财政支出，置换于对提高居住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建设。

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实施“紧凑型”城市形态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效率，城市各项建设相对集中，组团式发展，可以减少出行距离，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率，节约国家财政支出，这也符合中国的“构建和谐、节约社会”的基本国策。

“紧凑型”城市形态不等于一味的追求高密度、高强度的发展形态，而是要结合自然景观，高效、合理的利用城市空间。要节约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成本，提高科学技术含量，实现精明增长、集约发展的理性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英）詹克斯等编著，«紧缩城市»。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7

Abstract：Nantong is the first modernized City in recent China. But it lacks top design on its city positioning and culture images in long period. Thus weakens it city culture competitive. Nantong should fully excavate its culture strong ， reconstructing city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may focal on new river and sea culture system which integrate its economy， industry， culture， history and ecology， constructing new positioning of famous river and sea metropolis， and adjusting city marketing strategy， thus putting forward Nantong’ sound development.

Key words：city positioning；city image；city marketing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2-37（7）

中共十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将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方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县域-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将开启中国下一个大发展、大转型、大繁荣的新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都将迎来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经过近1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期，已经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能力。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南通在其城市定位、城市形象、城市文化符号层面，却因为各种外部战略规划调整以及内部城市发展规划的变更，而被逐渐削弱。因此，结合南通所处大江大海，上海北、历史文化名城、大平原空间的优势，建构出全新的城市定位和城市文化形象，树立“新江海名城”全新城市形象，通过整合营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实施，以全面推进南通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实现城市健康、快速、可持续的优质发展模式。

1 南通存量文化资源梳理及传统城市文化形象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的更新升级仍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最先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将来很长一段时期，文化将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优先追求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与此同时，文化又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手段。经济发展只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目标，而与经济要素不同的是，文化发展既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又是城市发展的手段。《伦敦市长文化战略》就指出：“文化是促进理解、形成城市特征的强大力量。它可以跨越障碍、颂扬差异、激发灵感、带来教益、创造财富。”[1]同时，文化也正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正如张鸿雁教授指出的：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体，城市的核心性资源已经不仅仅是自然资源，也不仅仅是技术和人才，还包括城市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竞争环境、城市政策、人才成长环境、人文环境和城市形象及“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等。“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重要目的是创造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机制，这一文化动力机制是“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最新创造与运用。[2]因此，作为不断发展中的城市，南通城市的发展一样也需要城市文化的影响与推动。在历史与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南通业已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这些因历史文化和传统特色构建的软实力，已经为南通的发展形成了重要推力。

1.1 南通城市的文化性格

对于南通城市文化性格的认识，不同学者的观点同中存异。有学者指出：南通的西面、北面是阔大的江淮文化地区，南面是绵长的吴越文化地区，处于两大文化区域的交合部位。从地缘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南通文化属于边缘型文化，既有淮文化风气的影响，又有吴文化韵味的流传，更有淮、吴文化所没有的东西，所谓“似淮而不是淮，似吴又不是吴”，可以用“淮风吴韵”四字概括南通文化性格的总体特征。[3]还有学者认为南通的文化性格是“江海文化”。并认为其有三大特征：开拓性——江海横流、沧桑变迁，造就了“江海文化”开拓创新的勇气；包容性——五方杂处、南北交汇，造就了“江海文化”兼收并蓄的气度；独特性——江尾海端、崇川福地，造就了江海文化朴实敦厚、清纯的独有特性。[4]

因此，南北交汇、通江达海这样特定地域环境造就的南通城市特定的文化性格，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特别的文化性格是南通文化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南通城市文化发展传播的物质基础。然而，南通虽然通江达海，富有 “江海文化”特色，但是南通过去及当前仍旧较多的强调“长江文化”而忽视“海洋文化”。由于地质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南通的“海洋文化”更多的是“海盐文化”、“海鲜文化”，而非真正的“海洋文化”。靠海而没有形成海洋文化，“江海文化”实际更多的是“长江文化”，这对南通城市文化发展而言无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1.2 南通城市核心文化形象：“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一具有“国字头”的响亮称号，并非由来已久，也非源远流长，而是专家系统一次现实的社会建构。但对于南通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城市营销，而且还打出了南通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扩大了南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这一命题是由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提出并证明的。他在研究中指出：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5]吴先生进一步指出：对比所有的近代中国城市，南通走的是另外的一条道路。有思想、有规划、有发展步骤，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是包括全面的文化、城市建设等在内的综合的“社会规划”。通过30年左右的有计划的全面发展，南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这是少有的、独特的案例。[6]因此，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在南通实践其实业救国梦想的时代正是内忧外患、国破家亡，民族危机十分紧迫的年代，但张謇以其非凡的魄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坚韧的实践力在南通践行着自己的梦想。可以说，张謇当时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事业，无论在经济发展、社会振兴，城市建设还是社会规划等各个方面，南通均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张謇留给南通的不仅是一笔可观的物质文化遗产，更给南通甚至全国人民留下了一笔中国人自主实践其城市建设梦想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张謇和“中国近代第一城”对于南通的城市发展而言，不仅是城市特色文化的一个品牌，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3 南通城市亚文化形象：“一城七‘乡’”

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如果说是一次科学的、得以验证的人为建构，那么南通被称为“纺织之乡、建筑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体育之乡、教育之乡、平安之乡”则是一个根据较为客观指标考核后而被授予的一系列嘉奖。

南通是纺织之乡：南通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纺织工业是南通的“母亲工业”和支柱产业。南通是建筑之乡：南通建筑业的经济总量、施工能力、质量水平、市场覆盖面等均居全国和省内领先地位，因而被誉为“建筑铁军”。南通是教育之乡：中国成立后，从这里走出了著名数学家杨乐等20多位“两院”院士。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通的基础教育质量一直处于全省乃至全国领先地位。南通是体育之乡：涌现了一批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赞誉南通是“世界冠军的摇篮”，是培养运动员的“国家人才库”。南通是长寿之乡：百岁以上的老人占有比例超过了江苏省的一半。南通是文博之乡：目前，南通共有包括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内的各类博物馆28所，其中市区有19所，每5万名市民就拥有一座博物馆。这样的规模与数量，在国内地级市中遥遥领先，并形成了环濠河文博馆群的文化特色。南通是平安之乡：社会治安良好，多次被评为公众心目中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南通还连续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模范城市和财产最安全城市，并于2009年荣获至高荣誉“长安杯”。[7]七‘乡’的城市文化形象相对于“中国近代第一城”而言，更多的是反映的现当代南通城市发展的成绩，构建了南通当代城市的文化形象。

1.4 南通城市传统文化形象认知谱系

南通存量文化形象可以概括为在“传统江海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一城七‘乡’”文化形象。即：传统江海文化是南通长期以来城市文化性格的核心，在它的影响下，南通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张謇时代引领时代之先。同样在传统江海文化的影响下，南通现当代具有了“七‘乡’”的称号，实质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形象。南通传统文化形象可以概括为图1，即“一城‘七’乡”在传统“江海文化”影响下，成个体原子状分布，未相互影响，未形成合力，未形成品牌。

2 南通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图景中的优劣势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国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而言，以较短的时间快速地进入了城市社会，城市的社会形态与交往方式也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与此同时，随着文化日益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城市的文化价值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也日渐突出，显示出其巨大的影响力。文化要素对城市竞争力和知名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经营者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推广，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以文化作为产业形态带领传统产业的革新升级。在这样一个中国城市社会来临，城市文化兴起的宏观图景下，南通作为其中一员以图突围，首先需要对其城市文化发展的优劣势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对南通城市文化尤其是特色城市文化的发展做出明确的顶层设计。

2.1 优势：城市文化构建的独特元素

从全球角度来看，在全球数千个城市中，仅凭综合实力，在东京、巴黎、伦敦、纽约等巨型城市面前，像南通这样的众多中小城市完全没有与它们竞争的能力和可能。单就中国城市而言，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面前，南通这样的很多中小城市也完全没有与它们相竞争的能力。然而，在城市文化要素日益突显的当今时代，中小城市立足特色城市文化，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培育城市文化品牌，形成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例子也越来越多。意大利佛罗伦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作为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中心城市之一，多年来佛罗伦萨虽然只是一个拥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但其一直以独特的城市文化显示着伟大城市文化的价值与骄傲。美国学者托尼·米尔在本世纪初提出了“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的概念，按照张鸿雁教授的理解：这种新型文化劳动的国际分工，给每个具有个性化发展的经济实体甚至是独立个体提供了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机会。一个有文化特色的小村落、小城，一个有特殊技艺的工匠，都可能在世界文化劳动分工获得机会进而创造价值。[8]

因此，相对于副省级以上城市而言，南通虽然只是一个城镇人口419.85万人，城市化率57.60%地区生产总值4080.22亿元（2011年末数据）的普通中等型地级市，但其拥有丰富的城市文化资源，这为南通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城市文化资本”。南通特殊的空间区位和发展历程促成南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即江海文化。南通研究学者指出，江海文化孕育了南通人和南通城三大特性：开拓性、包容性、独特性。这种特性又培育了南通城市特殊的文化底蕴，包括孕育千年的古通州城，珍珠般散落江海大地的特色名城小镇以及名垂青史的历史文化名人。[9]可以看出，“江海文化”是南通城市文化的核心和特色，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下孕育了南通人和南通城的性格，也才孕育了上文论述的南通城市文化符号体系的“一城七‘乡’”。

大江与大海交汇处的城市屈指可数，在中国更是少之又少，长江与大海交汇处的城市一个是南岸的上海，处于北岸的就是南通，南通这一城市地域特色所形成的通江达海的“江海文化”，是其城市文化发展的巨大优势，为其城市特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思想支撑。

2.1 劣势：新城市形象及其城市营销水平较为欠缺

传统“江海文化”所包含的南通城市文化形象——“一城七‘乡’”是南通近现代城市发展的高度概括。但一方面，其只是南通过去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表，较多反映的是南通的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象。不能够反映新形势下南通城市文化的发展，没能包含南通城市发展所产生的新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一城七‘乡’”这八个文化符号，呈现原子化单独分布，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没有形成南通城市文化的品牌。南通当前缺乏新的城市文化形象，也缺乏对新城市文化形象的宣传与营销。

通过构建城市文化符号，对城市进行营销，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学界对“城市营销”的理解，一般采纳美国学者菲利普·科特勒“地方营销”的概念。即指将城市视为一个企业，将城市的未来发展视为产品，分析它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揭示它在全球性竞争中的强项与弱项，以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确定它的目标市场，并针对目标市场进行创造、包装和行销的过程。[10]城市营销的目的就是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使参与城市生活的各个成员获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样：城市营销“就是以充分发挥城市整体功能为立足点，通过树立城市独特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满足城市政府、企业、公众需求的社会管理活动与过程的总和。”[11]

通过城市营销，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南通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南通没有积极地获取、发展与运行的各种资源，尤其是没有整合好其自身所独有的文化资源，没有把城市特色文化资本作为城市营销的内容，忽视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这样的结果就造成南通“有特色、无名气；有实力、无品牌；有文化、没影响”的尴尬境地。因此，在南通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原有特色文化资源整合力度不够、新城市文化形象建构不利、推广宣传营销工作欠缺等一些因素构成了南通城市特色文化发展的障碍。

3 南通“新城市文化符号体系”的顶层设计

城市构成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会形成文化，但当把文化作为一种资本也即“城市文化资本”的时候，此时的文化专指城市“特色文化”，并不包含所有性质的文化。这里的城市“特色文化”更倾向于形成“城市地方性主义”。在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竞争中，“城市地方性主义”是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的最好方式之一，没有了地方性，也就没有了优势和特色文化，没有了特色文化也就没有了特有的文化价值，当然也没有了“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能力。[12]或者说，这里的城市“特色文化”更倾向于形成“城市文化符号”。城市文化符号是能够代表该城市文化特征，具有传承价值，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且让人引以为豪的标志性的事物。包括城市的历史遗迹、植物花草、时事人物、旅游景点及重要建筑等，它是城市发展的“名片”，是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载体。[13]

好的城市特色文化符号，不仅能够提高城市营销的效率，还能够极大的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南通城市文化符号应以南通城市的物质或者非物质的文化为内涵，以南通城市空间、环境布局、风土人情等为基础，提炼出能表现南通城市特色、能与其它竞争城市区别开来、能提高南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特有文化符号，并且此符号能在到达受众之后，让受众对南通产生清晰的、明确的印象和美好的联想，它是南通个性化的表现。

南通城市文化新符号体系应该是一个在新“江海文化”引领下，由传统“一城七‘乡’”城市文化形象，和新城市文化形象——“港口文化”“海洋文化”“大桥文化”“长江文化”构成的城市文化符号体系（如下图2所示），并且各构成要素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不是呈现单一的原子化分布，而是形成合力，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文化形象。

新“江海文化”是南通城市文化的精神纲领，是灵魂性文化符号。张謇和“中国近代第一城”是南通城市文化的核心品牌，是传统核心型文化符号。“纺织之乡”等“七‘乡’”则构成了南通城市传统文化形象的次核心品牌，是实力型文化符号。 新“海洋文化”及其所包含的“港口文化”和新“长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大桥文化”则是在形势、条件变迁与发展的情况下，南通孕育出的新的城市文化形象。具体而言：

3.1 新“长江文化”及“大桥文化”：跨越与融合

“跨越”与“融合”是南通新“长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大桥文化”的关键词。南通被戏称为“难通”显示出了南通人当年对因长江天堑阻隔而造成城市经济发展颓势的一种戏谑。可见，长江对于过去的南通而言，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南通依托长江，依托长江上的南通港等一系列重点港口，船舶运输业、船舶制造业等发达，这些沿江工业为南通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重要力量，也形成南通传统“长江文化”。传统“长江文化”相对而言是一种闭塞的，“单打独斗”的封闭性文化。

形成这样一种文化，对南通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经济交流合作的增加，贸易物流的开展等一系列变迁，经济市场已逐渐演变成一个开放、交流、融合的市场。然而，此时的南通被长江天堑所阻，逐渐的被封闭在了一个独立的空间，难以与一江之隔的苏南和上海地区形成经济互动。也因交通之故，难以融于国家高等级交通公路和铁路网，与其他地区的交流耗时耗力，从而使其城市发展逐渐落后。

但是，随着苏通长江大桥、崇启长江大桥的顺利通车，以及沪通铁路大桥、崇海长江大桥的开工建设，以及锡通长江大桥等的过江通道的规划设计，南通迅速的跨越了长江天堑，快速的融入了“长三角”核心板块。现在对于南通而言，其城市形态已经“跨域”了长江天堑，已经“融入”了中国经济的“心脏”，经济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强，城市发展速度也是日益加快。但需要强调的是，“跨域”与“融合”不仅仅是城市形态上的，南通当前更需要形成一种基于“跨域”与“融合”的新的“长江文化”和“大桥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内涵是“跨越艰难，跨越局限，跨越恐惧，跨越困境”，“与城市融合、与区域融合、与全球融合、与时代融合”。这一新时代的“长江文化”“大桥文化”不仅是南通新时代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的体现，更能够鼓励和带领南通人民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3.2 新“海洋文化”及“港口文化”：开拓与创新

“开拓”“创新”是南通新“海洋文化”及其所包含的“港口文化”的关键词。南通沿海属于冲积平原，使得南通既可面向大海，通过发展近海捕捞以及海盐生产来发展经济，也可背靠陆地，利用不断淤积的冲击平原发展种植业，因此，南通人地关系比较宽松。不像温州等地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水，人地关系紧张。因此，与浙、闽、粤等省份的沿海城市相比，南通没有形成典型的海洋文化，而是类似于大陆文化的“海盐文化”和“海鲜文化”，它并不完全具有海洋文化所蕴含的开拓开放、敢于冒险的城市精神，相对而言比较保守封闭。同时，由于淤泥质海岸这一地质条件的限制，南通沿海长期没有建造海港的条件。“海洋经济”对于南通而言，在传统社会是“海盐经济”，在近现代社会是“海鲜经济”，而这两大经济形态从属于第一产业。因此，南通几乎没有海洋工业，这对于作为14个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南通而言无疑是尴尬的。靠海沿海，而不能因海兴城这也无疑是南通急需要突破的城市发展瓶颈。

然而，随着南通洋口港30万吨级天然良港深水码头的建成通航，南通也迅速结束了有海岸无海港的历史。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审时度势地出台了“江苏沿海开发战略”。这些有利条件的到来，要求南通必须重新“面朝大海”，重新理解海洋、看待海洋，认识大海，积极发展海洋产业、港口产业、临港产业。现在及未来很长时间，南通应该把握住时代机遇，创造条件发展“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战略虽然重要，但对于南通城市发展而言，以发展“海洋经济”为契机，重新塑造南通城市的“海洋文化”也同样重要。新的南通“海洋文化”要突破旧有文化的弊端，用“海洋文化”开拓创新、博大包容的核心内涵重新培育南通城市的文化精神。使南通人和南通城市在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时能够抓住各种机遇，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4 南通“新江海名城”城市形象营销的基本策略

南通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兴沿海开发城市其拥有的丰富文化资源，但要使这些文化资源转变成为城市发展而服务的“城市文化资本”则还需要一系列工作要做。而对城市文化形象进行战略设计和营销策划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工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因文化而繁荣，文化因流动而具活力。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认知与形象建构，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因此，通过战略设计，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形象进行精准定位，秉持“城市文化资本主义主张”，创新城市文化开发模式，将稀缺性、唯一性、世界性、垄断性的城市文化资源转变为城市进化的动力，以建立城市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14]因此，南通在注重发展传统产业，加快产业转型的同时，应积极利用自身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撑载体，最终“以文化名城市，以文化兴产业，以文化促发展”。为此，南通在实施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时候应该本着以下两大基本策略：

4.1 “新江海名城”文化品牌提升南通软实力

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必须依靠城市品牌战略，城市品牌战略，是指在城市整体形象传播过程，全面塑造城市品牌质量，创造知名度、美誉度和满意度的战略。品牌效应是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城市形象宣传与推广、“城市文化资本”运作最重要的和基本途径之一，是现代城市间开展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手段。[15]因此，南通树立自己的城市品牌对其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城市文化符号正是打造城市名片、树立城市品牌的最重要的资源。南通的新文化符号体系上文已经提出，即相对而言具有差异性和垄断性的“新江海名城”文化形象体系，五大构成要素之间共同构成了南通新的城市文化符号。

对于南通的城市经营者而言，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新江海文化”品牌化，最终把南通打造城名副其实、享誉全球的“江海文化名城”。而品牌化就是抽象概念操作化，首先创新城市文化形象及城市定位概念系统，打造全新的城市CIS系统。通过城市立体化传播，对内诉求，对外营销，更新城市营销形象战略，全面营销南通江海名城的江海文化特色，从学术上、研讨会、招商会等层面，全面植入全新文化形象定位。其次，提升城市营销的名人传播效应。城市文化符号品牌化需要培育一直精英队伍，精英是城市生活的受益者和引领者，从这一方面讲，品牌化的实施就是要注重对文化名人的培养，文化名人是影响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因素。通过名人诉求，对内对外形成潜移默化的推动力量，深植城市文化形象沃土。第三，创办大型文化艺术和节庆会展活动——江海国际文化节，通过举办江海特色文化节，形成宣传带动力，正面推广、行销城市，从而宣传城市文化品牌。

4.2 城市文创产业发展激活城市活力

南通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无论家纺等轻工业，还是造船等重工业，南通都有较为雄厚的基础。除此之外，建筑等一系列传统产业南通也同样基础雄厚。但是，在产业转型日趋迫切的当前时代，南通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发展低耗能、低污染、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速度。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污染程度低的高端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后工业社会及日渐富裕的中国紧迫发展的方向。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带动和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比如南通可以从建筑之乡发展为建筑规划设计之乡，家纺之乡通过创意设计发展为创意设计与时装设计高地等。或如南通“文博之乡”这一城市特色文化，就可以转化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文博会展产业，可以利用南通现有的文博空间载体，推动城市会展甚至国际化会展在南通的定期或长期举办，从而在南通形成文博会展产业。再如南通“教育之乡”“体育之乡”的城市特色文化，其就可以转化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教育培训产业，利用南通优质的师资和经验，形成颇具特色、覆盖全面的教育培训产业链。

文化既是城市的构成要素，也是城市的发展动力。城市文化的发展既是城市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城市的文化功能可以转化为经济功能，文化也能形成产业，创造产值。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城市文化资本转化而成的。总之，文化创意产业作为21世纪继信息产业后的朝阳产业，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对于南通而言，正可以抓住这样的时代机遇，利用自身的优势文化资源，并借助全球化创意经济浪潮，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此产业中占领先机，抢占高地，从而推动南通城市的发展。

南通传统江海文化已经为南通发展奠定了强劲的基础，推动了南通的辉煌十年发展期。南通城市多年发展所形成的传统城市形象——“一城七‘乡’”是南通城市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既是城市特色所在，也是城市文化核心所在。在日后南通城市特色文化发展中应大力传承与弘扬。而新江海文化，将全面激活南通在海洋经济时代“江海名城”的全新定位。这种崭新的城市定位，更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推动南通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软实力。南通应该抓住机遇，着力推动、宣传“新长江文化”及其“大桥文化”，“新海洋文化”及其“港口文化”和传统“江海文化”所组成的“新江海文化”，从过去的南通文化基础上，获得新生，获得文化的再生，并让南通在大江大海的区位和空间优势，转化为经济和文化优势，从而真正构建出一个具有强大特色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的“江海名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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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2，（12）：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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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张鸿雁．论特色文化城市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与实践创新[J]．南京社会科学，2012，（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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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彦平．城市营销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8.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8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京津保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的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及周边的部分区域，该区处于京津保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要历经三个发展阶段，腹地面积从100平方公里发展到200平方公里，远期辐射面积达到2 000平方公里，这就意味着要在“雄县+安新县+容城县”整合在一起的面积的基础上还要将邻近周边县级行政单元的部分区域整合在一起。雄安新区将突出以下七个方面的任务：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打造生态城市、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高效交通网、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打造新高地与合作新平台。[1]雄安新区的构建是2014年2月26日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举措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为京津大都市的非核心职能向周边疏解提供了更大平台。世界大都市的发展规律表明，从聚集发展向分散发展是一般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空间过分拥挤而造成的城市病。京津自从成为直辖市后，依托都市优势具有更强的资源聚集能力，在发展过程中，近京津的河北省区域内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随后在对北京发展方式的规划设计中虽然历经“大北京”、“首都圈”、“大北京经济圈”等多种设计，但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京津冀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长期发展困局提供了契机，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措施提出后，京津的部分职能开始向河北省疏解。河北省行政区划内的设区市也为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进行战略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就是这些战略设计中的重要举措。到目前为止，河北省的11个设区市大多数都已经完成了市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保定市较早地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将“一城三星”发展格局下的“三星”即清苑县、徐水县和满城县调整为清苑区、徐水区和满城区等划入市区，市区面积扩展到原先的8倍，所以京津大都市的关系上也经历了从“对接”到“承接”再到“协同发展”的变化，保定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表现得积极主动，不但在城市规模扩展方面反应非常迅速，而且在城市的软环境建设方面也做了充分准备。保定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大保定”[2]周边的“定兴县―容城县―安新县―高阳县―博野县―望都县―顺平县―易县”组成的城市环成为了“大保定”的郊区县，大保定核心区域的影响范围得以扩大，“大保定”核心区域与京津大都市形成鼎足发展格局。为了推进“大保定”与京津大都市间的整合程度，需要在“北京―保定”、“天津―保定”间分别构建起“京保新区”和“津保新区”，这可以成为将京津保三角形的京保边、津保边高效互动的通道。

（二）雄安新区：京津保协同发展的战略举措

根据规划，雄安新区的主体部分由“雄县+容城县+安新县”整合而成。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区域处在京津保三角形津保边上靠近保定的区位上。前文论及，在“大保定”的市区进行调整后，容城县和安新h由于近邻保定市区而成为郊区县。在雄安新区的城市化战略实施后，雄安新区就成为保定东侧的城市化增长点，这里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方，通过向东整合霸州、向西整合“徐水区+清苑区”，京津保三角形的“津保边”将会成为京津冀区域内发展最快的城市链。此前北京副中心布局在“通州区+北三县”①，北京的主体部分在向东扩展，为与天津整合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图1可以看出，由“北京老城区+通州区+北三县”整合在一起的区域与雄安新区只隔“大兴区+廊坊市+涿州市+固安市+高碑店市”，而“涿州市+高碑店市+固安市”将是京津石三角形的京石边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区域，因此加上雄安新区，实际上在保定的北侧和东侧会形成城市化速度快速发展的两个区域。实际上此前定州从原保定市行政区划中独立为省辖市，并且在保定市区的行政区划由“三区”调整为“五区”②后，雄安新区是在保定行政区划内做出的第三次行政区划调整。此前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在保定市行政区划内和河北省行政区划内做出的调整，而这次的雄安新区是在国家层面做出的行政区划调整，这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前文论及，“雄安新区+霸州市”在津保边上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会进一步提升津保城市链的发展速度。津保城市链和京保城市链不但会将京津保三个城市连接在一起，而且会将城市链上的县级中心地以及乡镇中心地等连接在一起，使得京津大都市在功能疏解过程中，在京津保三角形内寻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尽快解决京津大都市周边长期以来存在的“贫困带”问题的同时，也使京津大都市尽快进入到分散发展的城市体系布局状态。

二、雄安新区城市团发展构想

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举措的重要步骤，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与京津距离适当，同时这里也近邻“大保定”核心区域，雄安新区与“涿州市―高碑店市―霸州市”三角形互动，在“津保城市链”、“京保城市链”上会形成城市隆起带。雄安新区在城市体系的空间构架上需要尽早充分准备。根据雄安新区内三个县级中心地以及乡镇中心地的分布状况，需要在整个区域内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城镇环即Cx1、三条城镇链即lx1、lx2、lx2，并且构建起“安新县―容城县―雄县”三角形，使三个县级中心地间得以高效互动。

（一）环淀交通链和环淀城市链

1.环淀交通链

根据图2，白洋淀在Cx1城市环内占有绝大面积，这是雄安新区内的重要资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县镇中心地与县级中心地间便捷地建立直接联系从而进行高效互动，因此在雄安新区内需要以白洋淀为中心构建城市环。为此首先需要在交通网络的通达性程度方面做文章。根据图2，要尽快形成“容城县―北张庄村―大王镇―留村―西里街村―东杨庄村―西向阳村―北际头村―大寨村―南曲堤村―韩村―同口镇―高楼村―辛庄村―刘李庄镇―邸庄村―圈头乡―杨庄子村―赵北口镇―十里铺村―大阴村―龙湾镇―张岗乡”一线，同时要形成“容城县―大河镇―平王乡―雄州镇―大阴村”一线，两条线在将容城县、雄县和安新县等三个县级中心地整合在一起的同时，以白洋淀为核心形成环淀交通链，将安新县中南部区域的乡镇中心地与容城县大部分、雄县大部分区域整合在了一起，为雄安新区的城市发展构建了基本框架。

2.环淀城市链

通达性较高的交通网络是构建城市体系的基础，在如上交通链的基础上要逐渐形成Cx1城镇环。从图2上可以看出，该城市主要依托前文论及的新建交通链，但城市环在安新县西侧的部分需要向外扩展，以便将更多的乡镇中心地整合在城市环中，根据如上设计Cx1环即“容城县―小里镇―三台镇―寨里乡―安州镇―南曲堤村―韩村―刘李庄镇―七间房乡―龙湾镇―雄州镇―朱各庄乡―平王乡―大河镇―八于乡”构成的城市环。该城市环上的容城县、安州镇、“同口镇+西李庄镇”、“大阴村+枣林庄村”、“雄州镇+龙湾镇”等是Cx1与lx1、lx2、lx3等城市链交汇的节点，在构建城市体系过程中会优先得到发展。这些乡镇中心地作为节点中心地，要在不断整合腹地内的其他乡镇中心地，与雄县、容城县和安新县等三个县级中心地高效互动，在腹地内形成多个次级中心地与县级中心地高效互动的发展格局，使得城市体系以分散发展的方式构建起城市体系，避免在城市体系进一步扩展过程中由于“摊大饼”式蔓延而导致问题的出现。

（二）城市弧链与城市链

雄安新区总体上为形状，为了将区域中心与区域边缘得以高度整合，就需要在构建如上城市环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x1、lx2、lx3等城市链。根据图2，lx1即“芦庄乡―老河头镇―寨里乡―小里镇―容城县―八于乡―晾马台乡―大营镇―米家务乡―双堂乡”一线形成的弧链，在lx1、lx2、lx3等三条城市链中，该条城市链跨度最大，连接起来的乡镇中心地最多，将安新县西侧、容城县中部与雄县北部区域整合在一起。lx2即“老河头镇―安州镇―北际头村―西向阳村―西李街村―留村―安新县―朱各庄乡―咎岗镇―米家务乡”一线，从图2上可以看出，安新县是这条城市链的中点，雄县和安新县两个中心地都位于该条城市链上，因此这条城市链将是lx1、lx2、lx3等三条城市链中发展力度最大的，但是在构建“安新县―容城县―雄县”三角形的“安新县―雄县”边时需要沿着“安新县―郭里口村―古庄头村―雄州镇―雄县”一线进行，这条边不但将“安新县―雄县”连接在了一起，而且会成为白洋淀上一道风景线，有力促进雄安新区核心区域整合程度提升。lx3即“芦庄乡―同口镇―高楼村―辛庄村―邸庄村―西里庄镇―圈头乡―枣林庄村―大阴村―张岗乡―双堂乡”一线，该条城市链将安新县南部与雄县南部整合在一起。如上三条城镇链将雄安新区全部区域整合在了一起，核心城区与腹地之间得以高效互动。

（三）“安新县―雄县―容城县”三角形

根据前文设计思路，“安新县―雄县―容城县”三角形是雄安新区城市体系的核心部分。耐2可以看出，该三角形及其周边区域涉及到的乡镇中心地包括“八于乡+大河镇+平王乡+朱各庄乡+雄州镇+龙湾镇+赵北口镇+三台镇+大王镇+南张镇”等整合在一起的区域。前文论及，为了提升三个县级中心地间的互动水平，需要沿着三角形的三条边尽快构建起城镇链：“容城县―北张庄村―大王镇―安新县”城镇链；“安新县―郭里口村―古庄头村―黄湾村―雄州镇―雄县”城镇链；“容城县―大河镇―平王乡―朱各庄乡―雄县”城镇链，这里将是雄安新区首先应该得到发展的区域。在雄安新区的城市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该三角形区域将成为雄安新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最强的区域。该三角形的“安新县―雄县”边与津保城市链重合，借助保定向东的影响以及天津向西的影响力，该条边可能会成为三角形的三条边中发展最快的城镇链。在此基础上由lx1、lx2以及“容城县―安新县”围成的区域将会以较高的速度整合在一起并得到发展，区域内的晾马台乡、大营镇、米家务乡、咎岗镇、朱各庄乡、平王乡、大河镇、八于乡、大王镇、雄州镇等会成为雄安新区向东北方向扩展的次级中心地，为将雄安新区的核心城区与腹地联系在一起架起了桥梁。

（四）雄安新区的周边关系

雄安新区作为京津西南侧的战略发展区域，与两个大都市距离相当，并且近邻保定，因此就从真正意义上将京津保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图3可以看出，雄安新区的三个核心中心地将会成为引领周边城市发展的子核心，图中的X区、Y区、Z区和R区将分别依托雄安新区的三个县级中心地得到发展：在R区域内，徐水区将会成为“大保定”与雄安新区的连接点；在X区内的定兴县将与容城县整合在一起；在Y区内，“高阳县+任丘市”将会与安新县整合在一起；在Z区内，“文安县+霸州市+永清县+固安县+高碑店市”以C形环链与雄县整合在一起，雄县成为C形环链的核心。结合图1可以看出，“涿州市+高碑店市+固安市”相对于雄安新区更易以“北京市―天津市”轴线与“通州区+北三县”构成京津大都市的两翼，并且也能够在京津布局大都市的子中心，与大都市高效互动，从而使得发展过度拥挤的大都市进入分散发展格局。在如上论及的X区、Y区、Z区和R区等4个区中，Z区腹地面积最大，但跨越了保定和廊坊两个行政区划；Y区面积较小，但也涉及保定和沧州两个行政区划。这次雄安新区的设立，虽然涉及原保定行政区划的一部分，但由于已经站在了国家层面考虑该区的发展，因此已经远远超越了设区市乃至省域行政区划范畴。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雄安新区涉及的腹地会进一步拓展，该区将会成为将京津保整合在一起的重要节点。从图3可以看出，雄安新区西侧的“大保定”、北侧的“涿州市+高碑店市”、东侧的霸州市等区域的城市化程度都优于雄安新区。因此，雄安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会通过“内生力量+外生力量”两种方式发展，内生力量即通过顶层设计对该区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外生力量即对周边资源首先进行袭夺而后进行辐射，在雄安新区高速发展过程中，如上论及的4个区域都将成为雄安新区的郊区。可见，以雄安新区为核心通过“软区划”[3]方式形成不同层级中心地间的联系，在该区域内形成新的城市（城镇）体系布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学界最初经常论及的是“京津石三角形”和“京津保三角形”，由于保定位于“京津石三角形”的重心位置，优越的区位条件使保定较石家庄更易与京津大都市整合在一起。在雄安新区战略举措出台后，学界开始关注“北京市―天津市―雄安新区”三角形，该三角形上三个顶点的距离近乎相当，这与此前“大保定”向东发展并在“五区”基础上将白洋淀纳为市区[4]的战略设想一致，这也为“双核+双子”[5]结构下“西子”保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保定”的分步发展构想[6]以及廊坊的“四层次”[7]城市体系格局设计等也都很快变为现实。雄安新区通过强化京津大都市西南侧腹地的发展力度，使得京津轴和京保轴围成的东南侧的扇形区域内[8]不同层级的中心地的整合程度进一步提升，最重要的是在该扇形区域内会创建大都市分散发展的典范，并在整合辽中南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雄安新区“子片区”城镇体系构建

（一）“双半月+双三角”：安新城镇体系构建

1.“双半月”城市链：整合绝大多数乡镇中心地

图4展示了安新新城镇体系的一般构建，在发展过程中最终要形成“双半月+双三角”的发展格局。根据图4，“双半月”分为纵向、横向两个半月形城镇环，前者由“la1+la2”构成，la1即“大王村―新庄克村―三台镇―增庄村―寨里乡―北头村―西马村―膳马庙村―王庄村―刘庄村―磁白村―同口镇―刘李庄镇”构成的弧链，la2即“大王村―大王镇―北六村―中六村―张六村―南六村―安新县―西里村―漾堤口村―南刘庄村―马村―边村―端村镇―刘李庄镇”一线构成的城镇链；后者由“la3+la4”构成，其中la3即“寨里乡―杨孟庄村―北何庄村―留村―西里街村―宋庄村―赵庄子村―季庄子村―赵北口镇”一线，la4即“北头村―西马村―白庄村―东角村―安州镇―关城四村―端村镇―北田庄村―大田庄村―圈头乡―赵北口镇”构成的弧形链。“双半月”城市链将安新县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了一起。

2.“双三角”城市团：城镇体系南北呼应

根据图4，“双三角”城市团即安新县中心地附近“三台镇―大王镇―安新县”三角形（“北三角”）与区域南侧的“老河头镇―芦庄乡―同口镇”三角形（“南三角”），其中“北三角”使得安新县中心地通过三台镇、大王镇两个镇级中心地与容城县整合在一起。“南三角”则将安新县行政区划最南端的芦庄乡与纵向的半月形城市链整合在一起。从图4中可以看出，“北三角”是“安新县―雄县―容城县”三角形的一部分，在将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北三角”内的很多村庄整合在了一起。芦庄乡位于安新县的南端，如果不构建“南三角”，芦庄乡将会在城镇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在构建起“南三角”后，不仅芦庄乡与城镇体系的主体部分即“双半月”城镇团能够整合在一起，而且三角形区域内的东涝淀村、北青村、王岳村、北马村、西辛庄村、苏果庄村、南边吴村、谢庄村等村庄也得到发展，与la1紧密整合在了一起。

3.城镇走廊：连接“双三角”城市团

从图4可以看出，“北三角”和“南三角”通过la5连接在一起，即图中的“老河头镇―西喇喇地村―坨上村―前亭子村―刘庄村―王庄村―安州镇―东角村―小寨村―北际头村―西里街村―留村―安新县”一线构成的城镇链（“安老链”），这条城镇链将“双半月”城镇链的la1、la2、la3、la4等串联在了一起，“北三角”与“南三角”也得以建立直接联系。区域内的核心城市安新县中心地对西南侧的老河头镇可以产生直接影响，同时通过la2与区域南部边缘的刘李庄镇也建立了直接联系，县域行政单元内的城镇体系框架就得以建立了。“安老链”与la4交汇处的安州镇会成为城市链上的节点城镇，该城镇位于“安老链”的中点位置上，从图4中可以看出，该镇与老河头镇、寨里乡、三台镇、安新县、端村镇、刘李庄镇以及同口镇等的距离相差不大，在安新城镇体系构建过程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安州镇也是“保定―老河头镇―安州镇―安新县”城市链上的重要节点。在安新县中心地与保定核心城区之间会成为重要的节点镇，对安州镇进行前瞻性的设计对于安新城镇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二）“三三角+外展链”：雄县城镇体系构建

根据雄县区域内乡镇中心地的分布情况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最终要形成“三三角+外展链”的城市体系构架，如图5所示，“三三角”即“北沙口乡―雄州镇―双堂乡”三角形、“大营镇―雄县―咎岗镇”三角形以及“咎岗镇―双堂乡―米家务乡”三角形。“外展链”即由lc1和lc2构成的包围在三角形外的两个C形城镇环。图中由“lx1+lx2+lx3”构成的“大三角形”将雄县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了一起。lx1将“北沙口乡―大营镇―朱各庄乡―雄州镇”连为一线，并将该城镇链上的“东龙堂村―南沙口村―西王村―西留侯村―杨西楼村―黄湾村”等连为一线，从图上可以看出，在“大三角形”（“大”）的三条边中，该边上的乡镇中心地最多，大营镇和朱各庄乡会成为该条城镇链上的节点镇。图中的lx2即“北沙口乡―孔码村―板西村―米宁庄村―米家务乡―大魏庄村―邢庄村―双堂乡”一线，该条城镇链靠近雄县的北部边缘，将西北部区域与东部区域连接在一起。图中的lx3链需要依托雄县中心地和咎岗镇建立起来。从图中可以看出，“大”的各边建立起来后，区域内如果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仅仅沿着各边建立联系，就显得区域内的通达性程度不够高。因此还需要再构建两个小三角形：“米家务乡―咎岗镇―双堂乡”构成的北侧小三角形（“小北”）和“大营镇―雄县―咎岗镇”构成的南侧小三角形（“小南”）。与此同时还要构建lx4和lx5两个城镇链。根据如上设计，所有的乡镇中心地得以建立直接联系，同时也将“大”内的村庄以及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了一起。在图5中，“小北”与“小南”的连接点为咎岗镇，以咎岗镇为核心通过整合“高辛庄村+卢光寺村+咎王庄村”，将会成为雄县区域内与雄县中心地高效呼应的次级中心地，从而在雄县区域内形成“双中心”的城市团发展格局，咎岗镇中心地也将会成为雄安新区的一个次级中心地。在如上设计之外，在“大”的“北沙口乡―双堂乡”边与“双堂乡―雄州镇”边之外还要建拓展的C形链，以三角形的两条边为轴将更多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强化轴对腹地的影响力。lc1链即“北沙口乡―大庄村―八西村―八南村―仁义庄村―上岔河村―张家巷―大魏庄村―邢庄村―双堂乡”一线，lc2链即“双堂乡―贾岗村―宫岗村―韩庄村―张庄村―张岗一村―高村―张岗乡―南庄子村―龙湾镇―大阴村―黄湾村”一线，双堂乡成为将lc1与lc2连接在一起的节点，lc2将“双堂乡―张岗乡―龙湾镇―雄州镇”连接在一起。如上两个C链是“大”的拓展链，使“大”与更大腹地充分整合在一起，避免了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边缘不能充分城镇化的问题。

（三）“4C城镇团”：容城城镇体系构建

如图6所示，容城区域内依托既有乡镇中心地构建城市团过程中，需要在南北两个边界处突破行政区划限制，通过充分整合构建城市链，使容城区域内的乡镇中心地建立直接联系，最终要形成“4C”架构的城镇体系，并以八于乡为次级中心地统合周边乡镇中心地，与容城县级中心地高效互动。图6中的“4C城镇团”即由Cr1、Cr2、Cr3、Cr4等四条城镇链构成的城镇体系，其中Cr1即“小里镇―王村―西牛营村―西牛村―李茂村―段庄村―南张镇―北张村―沙河村―沙河营村―西张楚村―张楚营村―高家庄村―贾光村―北南蔡村―北南蔡乡―谭城村―马张村―王家营村―晾马台乡―猛进庄村―复兴庄村―赵村―咎村―平王乡―李小王村”一线形成的弧链，在四条C形城镇链中，该条城镇链最长；Cr2即“张家营村―西张楚村―大南头村―大八于村―八于乡―南文营村―北剧村―薛庄村―南王咎村―王家营村―晾马台乡”一线构成的城市链，在四条城市链中该条链最短，如上两条链的交汇处即“贾光乡+高家庄村+张楚营村+西张楚村”以及“晾马台乡+王家营村+南王咎村”将成为节点中心地，在城镇化进程中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Cr1、Cr2围成的“口”字形区域也将会具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图中的Cr3即“王村―西牛I村―西关村―小楼堤村―谷庄村―北关村―后营村―八于乡―南文营村―张市村―留村―西孙村―南阳村―大河村―大河镇―郭村―平王乡―李小王村”一线，从图上可以看出，“八于乡+南文营村”会成为Cr2与Cr3等的交汇点，该处与容城县中心地邻近，并且位于县域行政单元的中央，因此将会成为容城城镇体系的次级中心，该中心以八于乡为中心，通过整合“大八于村+南文营村+南河照村+张市村+大南头村”形成，随后逐渐向腹地扩展，将更多的村庄整合在一起，成为连接晾马台乡、贾光乡、容城县中心地以及大河镇等的节点，最终与容城县中心地整合在一起，使得容城城镇体系向东北方向以较快速度扩展；图中的Cr4即“小里镇―东小里村―新庄克村―三台镇―大王镇―两河村―大阳村―郭村―平王乡”一线，这是一条跨行政区划的城镇链，主导部分在安新县区域内，对于“容城县+安新县”进行充分整合奠定了基础，三台镇与大王镇成为两个县级中心地城镇体系融合发展过程中的节点中心地，这为容城县的西南角、东南角等不易被核心区域“容城县+八于乡”整合在一起的村镇快速融合到城镇链以及以乡镇中心地为核心的次级城镇团中创造了条件。根据如上设计，Cr1与Cr2围成的“口”字形区域首先要得到发展，而后是Cr3城市链，在此过程中以八于乡为中心的城镇团会发展成为容城城镇团的次级中心地。随后沿着Cr3城镇链向东西两侧扩展，将小里镇、大河镇、平王乡等整合在一起。因此Cr1的“贾光乡―南张镇―小里镇”段与“晾马台乡―平王乡”段将是最后得到发展的区域。根据如上论及“分层+分步”发展秩序，容城县城镇体系在整体上得到发展。

四、关于雄安新区城市体系的进一步思考

（一）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的分散发展问题

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举措下的重大举措，在京津保腹地创建城市化的生长点，通过“安新县+雄县+容城县”的三期发展构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城市区，与北京副中心“通州区+北三县”[9]呼应成为“北京―天津”轴线两侧的两翼。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对京津冀的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格局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前学术界在讨论京津职能向外疏解的过程中，涉及京津保协同发展问题时，都是以“大保定”核心城区为中心讨论问题的。雄安新区的设立，将“安新县+雄县+容城县”从保定行政区划中分离出来，这是将定州市从保定行政区划中分离出来并设立省辖市的第二次在行政区划方面“做减法”。雄安新区的设立，不但使人们讨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从保定主城区向东转移，而且资源的流向也开始发生变化。行政区划变更对城市化的方向会产生重大影响。在外生力量影响下进行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核心区域对腹地的资源袭夺，“大保定”的发展布局因而也会中断。自从京津成为直辖市后，就逐渐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行政区划导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这次雄安新区的设立，如果单纯在京津保腹地构建城市化的隆起带，而没有真正实现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很可能会导致“环雄安贫困带”出现，因此在布局雄安新区之初就应该基于“软区划”在更大腹地内实现协同发展，同时在京津周边除了“通州区+北三县”以及雄安新区之外，还要构建更多的分中心与京津大都市呼应，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在京津冀区域内出现“群芳吐艳”的城市发展格局。

（二）关于“大保定”不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被边缘化问题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保定积极做出响应，也在多方面做了准备工作，保定与京津的关系设计层面也开始从对接、承接到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都是以“大保定”为基点讨论问题的。雄安新区的设立，完全改变了此前对“大保定”发展布局，“安新县+雄县+容城县”由隶属保定行政单元变为单独的行政单位，而且行政级别高于保定市，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不是保定市主城区对雄安新区施加影响，而是雄安新区对保定主城区施加影响。辐射方向的变化使得保定成为雄安新区周边的子中心城市。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京津冀地区每次行政区划调整后，保定的发展动因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同样会使保定主城区的发展动因被弱化。在未来发展中，原保定行政区划的发展重心将会迁移到雄安新区，保定处于京津与雄安新区的边缘，此前热议的京津石三角形、京津保三角形也将被京津雄安三角形所取代，如果在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中，“大保定”被边缘化，在京津冀地区就会又一次形成“吸收模式”[10]的城市化轨迹。因此，在着力打造雄安新区的同时，也要构建合理的整合方式，使得腹地内的中小城市与雄安新区得以协同发展，要在新的区域中心城市得以建立的同时，在腹地内打造更多的次级中心城市，并形成多条城市走廊，中心城市快速发展与腹地协同发展同步进行。

（三）关于突破行政区划构建大空间的广域城镇体系问题

长期以来论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突破行政区划的约束，在大尺度空间内构建更加合理的城镇布局。雄安新区的建立，为京津保腹地迅速成长起都市隆起带提供了政策支持，为雄安新区周边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京津保腹地的城镇体系需要以雄安新区为中心重新构建，这不但需要雄安新区周边在对接雄安新区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也需要雄安新区从发展之初就要在构建大尺度的城镇团、城镇链方面做文章。首先要构建起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间的整合发展框架，为京津保腹地、京津冀腹地与雄安新区协同发展奠定基础条件。根据大都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聚集发展到分散发展是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不但能够解决大都市过度发展造成的诸多问题，也能够在更大腹地内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雄安新区的建立是推动京津冀地区与京津“双核”为核心构建分散发展的城市体系格局的开始，随后在环京津地区还会有更多的子中心城市得以形成，在不同层面分担京津大都市的职能。张家口、唐山等此前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做足了准备。这些不断成长中的子中心都会发展成为与京津互动的子城市团。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一个重量级的棋子，盘活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注释：

①河北省廊坊市位于京津之间，行政区划被分隔为两部分：南侧部分包括“固安市+永清市+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北侧部分包括“大厂县+三河市+香河县”，北侧部分称为“北三县”。

②“三区”即原先的北市区、南市区和新市区。“五区”即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竞秀区、莲池区、清苑区、满城区、徐水区，分别由原先的新市区、“北市区+南市区”、清苑县、满城县、徐水县调整而来。

参考文献：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河北雄安新区设立[N].人民日报，2017-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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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林.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廊坊发展对策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城市，2014（8）：15-22.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9

Abstract: the way plug sunvo company is old, leads a new heaven and earth. Traffic is both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rust and cit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t power.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and city traffic kunming structure shape after the evolution course, draw the kunming city inter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rban external space form all traffic development by expanding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especially the traffic pattern,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kunming structure form factors such as large effect on evolution.

Keywords: traffic; City structure form; kunming

中图分类号：F57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交通与城市发展

在城市发展初期，城市交通为整个城市注入原始动力，在城市交通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各个功能才得以慢慢地体现，带来城市的繁荣和昌盛，城市才逐步发展起来。

当交通工具发生革新时，市民外出的可达性大大提升，活动范围也相应扩大，伴随而来的即是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当城市某一地理方位的交通设施条件水平好于其他区域时，该区域的发展往往会快于其他区域，形成“指状”拓展区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指状”间地理空间不断被填充，整个过程表现为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同心圆拓展。城市交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健康发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该角度来说，可视交通发展史为城市的发展史。

2.昆明交通发展与城市形态互动历程

本文以1905年昆明开商埠、和平解放和90年代为时间分割点，将昆明交通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5年以前）为古代交通；第二阶段（1905年-1950年）为近代交通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50-1990年）为近现代交通发展阶段；第四阶段（1990年后）为现代交通发展阶段。

2.1昆明古代交通与城市形态

2.1.1古代昆明交通

因地理地势限制和军事需要，古代昆明交通发展主要集中于对外的驿道和水运交通发展。

对外道路。古代昆明拓东城与滇东、滇南和东南亚各国的驿道已被打通；至大理国时期，与国内黎州（汉源）、播州（遵义）和邕州（南宁）3条主要商贸活动路线；至清代昆明的驿道路网达到鼎盛。

水运。南诏大理国时期，昆明三面临水，水运是城市物资集中和疏散的主要方式。海口河在元代开挖后，滇池水位下降，昆明水运依托盘龙江、金汁河等主要水系运行。明代新开篆塘水运码头和运粮河水路（老运粮河）。因水位继续下降，清代新辟运粮河（现在大观河），水运依旧是清代昆明主要的运输方式。

城区街道。南诏修建拓东路是昆明历史最长的街道；正义路、金碧路、文庙直街、文庙横街等道路也相继修成；城内东西走向有威远街、光华街、龙津街、武城路、长春路，正义路为南北走向的主要通道，形成东西走向强于南北走向的格局。

2.1.2古代昆明城市结构形态

昆明基本处于城墙内部的空间紧密和城外逐步拓展空间发展过程。城市内部道路完善是一个城内结构形态不断整合的过程，对外的“马帮”和水运引导着城墙北部和城外东南区域向外发展。城市结构形态基本与城墙形态保持一致，为单中心结构如（a）图。

2.2昆明近代交通与城市结构形态

2.2.1近代昆明交通

近代工业化技术流入云南后，昆明交通快速发展，昆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第二大城市。

铁路。1910年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建成，昆明形成了“不通国内通国外”的以昆明为枢纽的早期铁路网。

航空。1923年国内的第二个机场――巫家坝机场的修建和运行让昆明成为当时空中安全最佳的城市，并同重庆成为中国航线中心。

公路运输。昆明开始计划修建到滇东、滇南、滇西和滇北四个方向的公路，影响着昆明后期对外放射状公路的形成；昆明汽车总站和长途客运站等配套设施也相继开通。

水运。近代滇池上运输船只开始机动化，但滇池水位继续下降，水运优势地位明显下降。

城市道路。在抗战期间，国内多种重大经济力量撤至昆明，昆明联系南北两车站的老环城东路、太和街、塘子巷等（北京路段）交通功能大大提升，较长的北京路取代正义路成为昆明最重要的南北向道路，整个路网格局基本形成适合当时城市规模和发展的“环路+棋盘”状。

2.2.2近代昆明城市结构形态

近代人口规模大幅提高并超过30万人，城区面积由清末的6km至1950年的7.86km，昆明原有结构在历史上第一次快速扩展，如（b）图。滇越铁路为半环式线路，让昆明城市形成铁路以北为工业区，以南为生活、商贸区的结构形态。巫家坝机场促进了昆明东南区域的发展， 与西北部工业区，共同促进昆明城市结构形态呈现东南――西北向的轴向、跳跃式发展。

2.3昆明近现代交通与城市结构形态

2.3.1近现代昆明交通

该阶段交通由低速、小规模到快速、大规模的转变阶段。

铁路。1970年底均是准轨的贵昆、成昆铁路相继开通，建设场站及其配套设施，昆明铁路开始通国内。

航空。巫家坝机场因地位凸显，该阶段机场主跑道增至3400米，并拥有当时国家一类机场的设施水平。

公路。80年代前云南公路主要围绕国防战备建设开展，昆明近代放射公路网得到延伸、改造，提高等级标准。80年代至90年代为强化昆明至瑞丽、景洪、胜境关、水富、罗村口和河口6条对外经济交通干线；1987年石安高等级公路建设标志着昆明对外公路现代化建设改造的开始。

城市道路。昆明拆城墙，修建了青年路、东风西路和白塔路等，60年代后转向人防战备，至70年代末期，昆明城市道路骨架初步形成，但道路交通能力不强。80年代后，改平面交叉口替代环岛交通，在当时的交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昆明“方格+环形+放射”路网框架基本形成。

公共交通。1952年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成立，有3条线路和21辆车。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5个车场和2个回车场，有523辆车，线路42条。

2.3.2近现代昆明城市结构形态

昆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由中心区圈层式向星形演变趋势，如图（c）。中心区不断固化和外拓，圈层不断壮大；沿东部、西部和北部的铁路、公路形成带状发展轴，南部因有意识的控制发展未能形成带状发展轴。昆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由圈层不断扩大的同时，沿对外交通公路和铁路形成带状发展轴，城市进入圈层式填充发展阶段。

2.4昆明现代交通与城市结构形态

2.4.1现代昆明交通

现代昆明城市人口飙升到600多万，城市规模急速扩张，对外联系的高等级公路得到普及，让昆明的交通枢纽地位越来越显现。

铁路。昆明现有铁路系统由对外贵昆、成昆、南昆3条干线和昆阳、王家营、安宁3条支线组成。泛亚铁路的修建将促进昆明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铁路枢纽。

航空。2010年昆明巫家坝机场通航城市已达到98个，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口岸机场和全国起降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是中国西南地区门户枢纽机场属国家一类机场。随着新昆明的建设，在建的长水机场将代替巫家坝机场，并将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机场之一。

对外公路。至2010年初步形成“五主九辅”的城市公路出入口网络，过境环路、南连接线和西南绕城线等正在稳步推进。对外交通客运经过统一规划安排后形成五个汽车客运站点，服务于昆明对外交通的各个方位。

城市道路。90年代后，北京路为南北向主要交通干道，人民路、东风路为东西向主要交通干道，二环快速道路修建完成，三环也基本成形，现代昆明形成“方格+环形+放射”的路网结构。至2010年城市道路长度为1436公里，城市道路面积为2718万平方米，机动车保有量为133.2万辆。

公共交通。昆明与苏黎世建立了交通规划合作，“99”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始，昆明实施“公交优先”发展策略，设置公交专用道，实施“彩虹行动”，公交车数量、公交线路、公交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新昆明建设规划的实施，轨道交通势必提升昆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对昆明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会有强大的推动力。

昆明现代交通体系将是以快速公交、轨道交通和机动车交通并举的交通模式，常规公共交通作补充，步行、自行车等慢通方式满足短距离出行；支撑着新区发展，也保证新老城间必要空间距离和有效连接。

2.4.2现代昆明结构形态

昆明主城区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由1995年的117平方公里到2010年的279平方公里，整体用地规模增长有持续加速的趋势，昆明城市单中心圈层式发展的模式已不能满足昆明发展的需要。随着桥头堡建设的推进，在现代昆明交通体系的支撑下，新昆明建设提出“一心多极”的发展计划,如图（d）。“一心”为呈贡和昆明主城组成。多极”分别以嵩明至空港、安宁、富民、晋宁新区、海口至昆阳、澄江、宜良、石林城镇化较发展的地区为主体，整合周边具有功能与空间一体化的产业集聚区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城镇，在城市区域内形成8个主要增长极。

3.昆明交通对昆明城市结构形态的因素

3.1交通模式影响昆明城市结构形态演变

古代步行和水运时代由于通行能力较低，在很长的时间内昆明均为紧密型单中心形态；到近代机动化的到来，铁路和公路的修建，打破了昆明原来相对较封闭的发展格局，加之当时特殊的抗战背景，让昆明工业迅速发展并与主城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城市形态结构呈现跳跃式发展；近现代昆明与国内的铁路相连后，昆明对外高速公路也相继开始推进，昆明对各种资源的聚集力大大增强，城市内部普通公交快速发展，促进城市将近代工业区和主城区间的空间距离快速填充，昆明城市结构形态呈现复核圈层式发展；现代交通是一个大运量、快速、准时的体系，能够支撑昆明分散式发展，新昆明建设也是以此为基础才形成“一心多级”的城市结构形态。

3.2城市路网结构支撑着城市结构形态

昆明古代路网深受城市布局思想影响，城市结构形态为城墙的形态，内部空间结构形态遵从社会等级划分而布局。近代昆明开商埠后，滇越铁路和中印公路、滇缅公路的修建，推动城市摆脱城墙的限制，发展了与主城有一定距离的工业区；城市内部道路基本保持古代的方格网格局，并逐步形成小环形道路，促进城市内部空间填充，也为下一阶段城市环形道路的形成做好铺垫。近现代昆明对外交通铁路网路基本定形，对外公路形成放射状，城市内部道路在拆除城墙后形成一环路网，昆明城市道路“方格+环形+放射”结构基本形成，让昆明主城区与工业区间空间很快被填充，并继续向外拓展。现代昆明快速二环通车和三环建成，对外交通线路已打通至滇东、滇南、滇西和滇北的高速公路通道，形成“方格+环形+放射”的稳定路网结构，现在正在修建的地铁将大大提升昆明城市内部、主城与呈贡新区的通行能力，让现代新昆明“一心多极”的城市结构形态演变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林卫等著.迈向昆明绿色交通.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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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昆明市交通研究所.2010.2010年昆明城市交通发展年报[Z]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10

社会学家与文化研究者认为，人类目前具有的最基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就是形象消费方式与形象导向思维模式。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生活已经被形象包围，当今世界“形象就是实力和财富”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认同，形象学的研究领域正在逐渐扩大。在各城市之间，会展实力的竞争已经被人们所关注，但是会展形象的竞争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占领会展市场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一个鲜明、独特、富有吸引力的城市会展形象。各大城市如果没有鲜明的会展形象，就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城市会展形象相关研究

目前专门研究城市会展形象领域的文章还没有，但已有学者在其学术论文中提到城市会展形象的作用和提出应该塑造一个鲜明的会展地形象。

城市会展形象的塑造，可提升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知名度。冷晓（1999）认为通过会展活动可以改善和塑造新的城市形象。王书占（2002）等认为通过会展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树立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提升城市经济效益。陈晓阳（2002）等认为城市形象的经营离不开大型主题商业文化活动，而会展是重中之重，具有知名度的城市多数是靠会展活动经营起来的。卞显红(2002)认为会展活动可以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地位。何昀(2002)认为会展旅游对一个城市树立国内、国际形象能起到一个助推器的作用。刘英茹(2002)认为会展经济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创造高效、快捷的形象传播渠道，其主题要与城市形象契合。朱立文认为发展会展业有利于一个城市或地区提高知名度，产生国际影响。吴艳坤认为会展活动的社会效益可以使会展双方以及会展主办城市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得到有效提高。宋建军认为会展活动可以扩大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兴洲也提出会展经济可以提高主办城市的知名度。

城市会展形象的塑造需要有一个鲜明的会展目的地形象。何建民认为应该通过系统的营销方式全面提升城市作为会展目的地的形象。杨玉莉等认为应该有一个会议会展中心地的形象。刘德艳提出了会展胜地的概念,认为会展胜地就是举办会展活动享有盛誉的地方。卞显红也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会展旅游者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会展目的地形象可以影响人们的决策活动，提升会展目的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两种看法都认识到了城市会展形象对于城市整体形象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城市的名气，提升会展目的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些只是研究了城市会展形象的作用，而对具体城市或地区的会展形象要素的构成并没有进行研究。

会展形象界定

本文所理解的城市会展形象就是城市作为一个会展目的地在人们头脑中应该具有的形象，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城市会展形象是在各个构成要素有机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才能成为城市会展形象的整体表现，形象的整体表现又会对各个要素的发展产生影响，城市的会展形象能够影响人们是否前来该城市参加会展活动。城市会展形象是城市形象的一个功能表现，是城市形象的一个子系统，它具备城市形象要素中同城市会展业发展相关的要素。

会展形象的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管理

一个城市有了明确的会展形象，可对政府的工作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的会展形象制定城市会展业的营销计划和营销口号，并且还可根据这个会展形象制定对会展业和城市的基本建设部署等。

（二）有利于城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

城市明确的会展形象可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可为城市吸引到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拓宽客源市场，吸引到更多的外来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城市的对外合作与国际交流，加速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为城市会展业的健康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城市明确的会展形象可对该城市的会展业发展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会展业可以在城市会展形象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自身的结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健康发展的目标。

（四）吸引更多人来参加会展活动

城市明确的会展形象可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士前来参加会展活动，并且增强人们前来该城市参加活动的信心，可间接地促进城市会展业的发展，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会展业发展条件

（一）国际会展名城发展现状

国际会展名城在空间发展模式上，呈现出集聚的发展模式。在展会级别上，会展发达国家国内各城市有不同的分工，会展发展规划合理，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品牌展会，并同城市的支柱产业等相关联。在品牌营销上积极实施海外扩张战略，在国外成立办事处、合资公司、兴建会展场馆和移植品牌展会等。在人才培养和网络应用上都非常成熟。另外，交通网络的发达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二）国际会展名城会展业发展条件分析

从国际会展城市的发展现状来看，它的会展业发展条件主要包括支撑条件和辅助条件两个方面。支撑条件是城市发展会展业的基础和支撑；辅助条件是城市发展会展业的外在表现。

而我国会展业的发展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一个城市或地区还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条件。因此，本文认为会展业能够在一个地区发展的必备条件包括：

1.内部条件。这方面包括有一定量的会展人才、较好的会展服务水平、较多的大型会展企业、建立会展行业协会、具有一定规模的会展场馆等，并且当地居民也要欢迎前来参加会展活动的人们。

2.经济条件。会展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因此，一个地区会展业能够发展起来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吸引人们前来这个地区举办和参加会展活动。

3.硬件条件。人们前来参加会展活动，该地区需要解决人们的吃、住、行等一系列问题，并且也需要提供在会展活动举办期间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如满足人们在供电、供水、邮政、电信等方面的需求。

4.政府的支持。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为会展业的发展建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从宏观方面保证会展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城市会展形象构成要素分析

在对城市会展业发展条件和对城市会展形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城市会展形象的构成要素分为核心要素和基础要素两部分。核心要素是该城市会展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要素是该城市会展形象的基础组成部分，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一）核心要素

1.会展场馆。任何一个知名的会展城市都有大型的会展中心，甚至在有些城市，大型会展中心同时也是一个旅游景点，是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已经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中。比如因香港回归而闻名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现在就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同时也是内地游客参观的一个旅游景点。大型的会展中心也可以是一个城市的标记，向人们展示着城市的会展形象。

2.会展行业协会。专门的行业协会，可使会展行业的自律性和内部协调能力增强，这样就避免了政府直接介入会展活动的尴尬状况；一个强而有力的行业协会也是一个城市会展形象的突出表现。另一个方面，健全的行业法规，也可使会展行业结构清晰，并且利于管理和更好的发展。健全的行规也会从侧面宣传良好的城市会展形象。

3.会展企业。会展企业类型可以有很多种式样，包括会展策划组织企业、会展场馆物业企业、相关服务企业等等，本文中的会展企业仅指会展策划组织企业。会展企业是城市会展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的数量等对于城市会展形象的塑造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4.会展人才。会展人才可以为会展活动提供更齐全、更详尽的管理和支持，可以保证会展活动的顺利实施，是人们感受一个城市会展形象的表现要素。

5.会展服务。会展服务是我们在构筑城市会展形象时必须要重视的一个环节，服务质量好能够提升城市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可以间接地起到对城市的促销作用，能够使城市在今后的招商引资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

6.会展营销。营销是形象传播的有利辅助条件之一，形象的宣传也必然需要一定的营销手段。对于城市会展形象来说，营销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城市的会展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加会展活动。核心要素是城市会展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同城市会展业发展直接相关的因素。

（二）基础要素

1.城市设施。一个城市设施的完善程度是人们来到这个城市所首先感觉到的因素，它能否为人们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需求，直接影响着这个城市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

2.政府的支持与服务。政府的支持和完善的管理可以给会展活动提供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利于会展业发展的环境，创造出一个更有秩序的环境，是城市会展形象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3.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指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活动中，共同创造出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等。本文所指的城市精神仅指该城市居民的精神，即城市的居民是否欢迎人们前来参加会展活动，是否具有一种能够容纳外来文化的精神状态。

4.城市经济水平。会展活动总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举办。会展业要求城市具有一定的经济水平，因此经济水平是城市会展形象的一个要素构成。

5.城市目标和支柱产业。在发达国家，会展业的发展体现出了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趋向于城市支柱产业的趋势。比如汉诺威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它的名牌展会是汉诺威工博会；巴黎是一个时尚之都，它的化妆品展和时装展就非常出名。因此，在分析城市会展形象时，城市目标和支柱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基础要素是城市会展形象的基础组成部分，是城市会展业发展的宏观支持因素。基础要素和核心要素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城市会展形象的要素。

参考文献：

1.冷晓.杭州会展业的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

2.王书占,郭敏.城市会展经济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江苏商论，2002

3.陈晓阳,许维祥.促进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对策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2

4.卞显红.会展旅游参与者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旅游学刊，2002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11

山地城市；中心城市；城市空间；空间模型；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764（2013）03-0101-05

Urban Space Model of Diversified Mountainous

Central Cities

Song Siman1，2， Hu Wantai3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R.China；

2.The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titute of Dazu District in Chongqing， Chongqing 402360， P.R.China；

3.Peoples Government of Chongqing， Yuzhong District， Chongqing 400010， P.R.China）

Abstract：

The space of mountain center city has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interactive relations with the city overall function.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city and the form of mountainous city， following the mountainous central cities'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group， multi-center，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the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reflects mathematic and abstr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the mountainous central cities wa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mountainous c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the model develops the mountainous cities space and macro-functions theory.

Key words：

mountainous city， central city， urban space， space model， urban planning

中国陆地面积的67%是山地地貌，80%以上的山地城镇位于西部地区[1]。随着西部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山地为基底的自然地貌空间上将成长形成若干超大和巨型的中心城市，然而中心城市的发展不同于一般小城镇，其特殊的城市成长特征给山地城市空间理论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自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了山地人群活动特殊性、探索山地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开始，经历了“慕尼黑宣言”和“坎布里奇宣言”再到联合国“2002国际山地年”，山地城市理论研究将山地环境作为城市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着重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与利用[2]。中国古代管子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自然至上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营城思想对因山地就势利用的哲学思维。近代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在山地空间研究领域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秉承20世纪90年代初吴良镛院士“人居环境科学”[3]思想，赵万民教授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领域致力于围绕山地城市发展的“城市建筑地景”[4]三位一体关系，探索人与山地环境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了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理论[5]，成为山地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理论内涵。包括早期的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和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现代的钱学森山水城市理论和吴良镛的人居环境科学，都以自然与城市环境融合互动为研究的切入点与理论核心[6]，然而以特大城市和巨型城市为特征的中心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与山地自然环境科学布局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必要性。笔者从丰富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在宏观层面基于山地中心城市特征构建注重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山地中心城市多元化城市空间模型。

1山地中心城市功能与空间主要矛盾

城市的功能是城市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以及由于这种作用发挥而产生的效能[7]。中心城市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性大城市，其城市功能比一般城市复杂。

在经济方面，中心城市成链、成片、成体系的产业具有集聚和高能级特征，而山地地貌对城镇用地布局的分散作用使经济生产模式和生活居住模式更依赖于物理运输条件。交通运输的联系方式和运作效率本身是经济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8]。交通运输、城市功能和用地布局的整体、统筹和科学的规划有助于缩小运输成本、促进有效信息流动和产品更新[9]，是城市经济功能有效运转和整体发挥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自然山水环境是山地中心城市社会文化的背景与基底，山地地貌本身是山地中心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塑造了中心城市人群生活的场所精神[10]。在保护山水环境不受侵害与破坏的前提下，注重自然环境的价值营造，创造自然和谐互动的城市空间的同时发扬和彰显山水文化，这是山水地貌之于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

中心城市功能的整体发挥在宏观层面依赖于城市产业、居住、交通等各用地之间的布局、联系与配比[11]，在中观层面，侧重城市各功能部分的组成与形态关系。以自然山水为骨架的山地用地布局的物理条件，使用地只能小集聚大分散布局，在这种条件下，着眼于中心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山地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如何规划和布局有利于城市高效运作的产业链条、居住模式和人流物流联系。

2山地中心城市空间多元化特征

正确认识山地中心城市空间的独特之处是应用与发挥山地特性的突破口。山地中心城市空间格局具有“多组团、多中心、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特征，既具有点、线、面多元复合特征，又具有平面、山体和时空变化的多维度特征，是顺应山地特点发展积累的规划结果，又是进一步科学规划需要继续发展和发扬的基础条件。

2.1多组团

山地城市发展被河流、山体和城市绿化带等自然地形阻断，形成相对连片建设的城区单元形成组团。组团是山地中心城市的基本单元，是“面”的概念。组团形式是山地城市规划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心城市避免城市无限蔓延和扩张的先天优势。组团隔离带与城市周边非建设生态用地一同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是山地城市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有机模式。

2.2多中心

山地中心城市多组团的布局结构自然形成了多中心功能运作模式，中心成为山地中心城市的支撑“点”。山地中心城市组团内部的功能是完整的，“职住平衡”的规划理念可以缓解长距离交通压力，同时形成为生产生活服务的中心，这包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和商务服务等功能，支撑实现在组团内生活与生产的均衡布局。多中心均衡发展是城市规划的一种理想模式，组团中心集聚高密度的发展与组团之间疏朗的山水隔离，形成山地中心城市大疏大密的空间格局。高密度中心点形成较大出行运量需求，加之“大疏”的长距离山水阻隔运输，构成山地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建设的良好条件。同时，多中心的模式创造了较多同等价值地段，城市居住的“空间绩效”[12]明显，使山地人居环境的品质和居住成本得到保障。

2.3多维度

山地中心城市空间组织与空间联系具备多样性，是山地中心城市交通组织联系的“线”。山地中心城市除了与平原城市一样的机动车道路联系以外，在步道规划方面可以依赖生态山水这些非建设用地进行规划与塑造，形成景观丰富、环境优美和捷径方便的步行系统。同时，轨道交通如前所述，在大疏大密的城市布局中拥有足够的运量和运输距离需求，能够更大限度的发挥交通联系的功能与作用。索道和摆渡等快速跨越式的交通联系，可以运用在上下山和跨越江河的空间联系中。同时，山地中心城市有纵向联系的空间组织需求，利用大型扶梯、垂直步道和缆车等方式实现纵向交通的转换，充分展示了空间联系多维度的特征。

2.4多层次

随着中心城市发展的“时间”轴，山地中心城市层次性增加，组团内和组团外都有随着时间发展、拓展的时间特性，形成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层次性。中心城市担负的职能与任务决定了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等级或级别，现代中心城市城市群发展的结构增加了山地中心城市发展中的宏观层次。中心城市“集聚扩散”作用使中心区域不断优化升级，低层次经济活动向周边扩散与拓展，单核心结构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形成“城市核心中心城区主要城区一小时经济圈”等承载不同主导功能的若干层次。同时，在中心城区内部，山地组团具有层次之分，以重庆为例，重庆主城区21个组团，形成2个主中心和10个副中心的层次格局。

3 山地中心城市空间特征与城市整体功能的关系

“四多”特征既是山地中心城市顺应大山大水的自然规律，也是多年来城市规划学科顺应这一规律再规划的思路，因此“四多”特征既解构了山地中心城市自然发展的基础条件与人为规划组织的科学理念，还突出展现了山地中心城市运用“有机”与“多元”方法解决山地空间承载功能的集成思想[13]，是影响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以“四多”为影响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因子是多元化空间模型的基本思路。山地中心城市“四多”特征中，点、线、面、时间对应的中心、维度、组团和层次是山地中心城市整体功能思想的基本要素。

山地城市整体功能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形成“面”的组团单位[14]，组团是山地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城市组团对城市整体功能的关系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组团群体的层次性和有机组合，二是组团内部功能规划与运转。

一方面，从城市整体功能来看，以组团为单位的主导功能差异化发展形成了组团和组团中心的层次。组团主导功能的不同导致中心“点”功能的不同，反映了多中心层次化特征。组团的主导功能规划由城市发展的历史所决定，体现了随着城市“时间”发展形成的多层次性，在对组团区位、组团资源和组团用地条件等科学解读基础上，对组团主导功能进行明确和科学规划，形成了互补促进的组团群体结构，这是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决定因子。

另一方面，从组团内部来看，组团在整体规划下承担的主导功能是组团发展的主题，组团内部的产业功能、居住功能、交通功能与游憩功能的科学布局与合理规划是促进组团主导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主导功能也是多中心“点”功能强弱的体现，是多途径“线”在组团内部的连接功能体现，同时也是在“时间”轴发展下空间变迁的体现，是多元化空间特征综合功能作用的集中体现。

城市整体功能是由多个组团有机布局、相互作用、复杂联接而形成。组团内部与组团外部有效的线通连接是高效组织空间和确定城市结构的决定性方式[15]，联接和整合组团形成整体城市功能。模糊数量的“多”，使山地中心城市规划片区组合、联接、作用具备最优组合的丰富可能性，对中心城市的整体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多样性条件。

4 山地中心城市多元化空间与城市整体功能关系模型

4.1总体思路

山地中心城市规划的基础条件与呈现特征是区分山地与平原城市空间规划差异的关键，根据以上对“四多”特征与中心城市整体功能关系的分析，可以“四多”特征为主要因子构成城市整体功能模型，直观描述山地城市空间促进功能发挥的关系。构建模型的思路以组团为基本单位，以“四多”为因子描述组团内外关系对城市整体功能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多元化空间模型是个复合函数，包括组团内部的函数和组团外部的函数，“四多”因子在组团的内外产生不同的作用与影响，用以描述山地中心城市的形成原理和发展特征，

4.2空间特征与功能关系模型

山地中心城市的基本单位是组团，组团内部规划决定组团主导功能的实现，这包括组团职能、中心功能、联系交通等内容。组团的职能实际上是城市内部层次中该组团的等级和作用，中心功能与城市用地布局、联系交通等相关因素有关。决定函数的变量与“四多”特征建立关系，其变量应该是组团（G，Group）、中心（C，Center）、维度（D，Dimensionality）、层次（L，Level）4个，4个特征中组团、中心和维度各自形成自身函数，对城市功能有着综合性和决定性影响，因此形成4个函数：f1（G）、f2（C）、f3（D）和f4（L）。其中，f1（G）、f2（C）和f3（D）成为城市整体功能的因子，城市整体功能不是由以上因子简单作用而成，而与区位因素、组团的布局、主导功能和交通联系等相关，是以因子函数为基础的复杂关系，可以假设用F（x）表示。层次性是时间特性，f4（L）作用于城市整体功能。因此以“四多”特征为主要影响因子的整体功能的山地中心城市多元化空间模型为：

MF= F（f1（G），f2（C），f3（D））·f4（L）

式中：MF为城市整体功能（macro-function）；G为多组团，f1（G）为组团规划与布局；D为多维度，f3（D）为城市交通与联系；C为多中心，f2（C）为城市产业与作用；L为多层次，f4（L）为城市随时间发展的层次与内容；F（x）为城市整体功能函数。

此模型的适用范围是山地中心城市，特别对于有山地地貌的超大型城市和巨型城市的空间发展是否有利于城市整体功能发挥具有重要的评估和参考价值。模型解构了山地城市整体功能受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关系，将特征与功能关系进一步数理化和抽象化是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认识，是在认可山地特征规划科学性的基础上，对山地空间与整体功能发挥理论的发展与延伸。

4.3模型应用分析

重庆是中国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同时也是中国唯一典型山地地貌的部级中心城市。重庆一直以来都是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重点案例城市，他集中体现了现代巨型城市与山地地貌城市发展的矛盾，并且在平衡与解决山地人居环境问题上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以上述山地中心城市多元化空间模型作为评价方法，对重庆主城区整体城市功能从“四多”特征形成的多元化空间角度，对城市整体功能进行评价。

重庆总体规划的“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策略，提出继续保持“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发展模式，确定重庆主城区内21个组团。组团内部以职住平衡为规划理念，组团主导功能明确且内部各项功能完善，并有效形成以中心为核心的高密度集约开发区域，有效扩展城市建设容量，容纳更多的城市活动，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在组团内外联系方面，联系方式灵活多变，对内对外交通依托山地城市地貌特征，采用公路、轨道、摆渡、索道和步道等多种形式进行高效联系。因此，城市内部以组团为基本形式，形成多中心状态，并依托交通进行功能与形式的有效结合，形成以F（x）复杂函数的城市因子整合，实现F（f1（G），f2（C），f3（D））3个因子与整体功能的作用关系。

从城市整体来看，重庆市主城区规划形成以组团为基本单位的2个主中心和10个副中心的组团层次格局，同时，不仅组团与组团有层次，城市空间拓展随着城市历史发展承担的城市职能也存在层次性，形成“中心城区主城区一小时经济圈市域”4个层次。其中，重庆中心城区是核心职能区，侧重于国际性高端服务职能的培育，是面向国际的贸易物流平台和辐射西部的管理决策和商务运营中心；主城区是核心职能拓展区，与中心城区进行分工互动，积极培育国际门户、服务外包、研发设计、文化旅游和高端制造等新兴职能的同时，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大力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业的功能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小时经济圈应当支撑主城高端职能发展，分担枢纽门户、区域带动和政策示范职能，引导全国性和区域性职能的集聚，发挥区域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发展的职能体系；市域功能构建应当结合统筹发展的需要，以形成完善的本地体系为基础，分担枢纽门户和政策示范职能，形成与主城区和一小时经济圈相呼应的职能体系。城市的层次性是城市发展的结果，并对城市整体功能具有决定性影响，是城市整体布局与发展协调的战略性结构，因此与城市整体功能是相互促进的因素，与F（f1（G），f2（C），f3（D））是相乘的关系。

重庆市城市空间发展的布局验证了山地中心城市多元化城市模型的特性，在山地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四多特征的充分展现是山地中心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宏观层面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和延展城市整体功能的作用。

5结语

城市功能是城市发展的本质，从山地城市特征的角度研究城市整体功能发挥，更能够突出山地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凸显山地城市的独特发展路径。多元化山地城市空间模型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对目前山地城市发展条件的再认识和对山地城市规划思路的再认同，能够通过模型的构建和理论分析，展现山地城市空间与城市功能的作用关系，拓展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体系。模型理论解构了山地特征的大型城市或巨型城市的空间形态与功能的关系，为其发展提供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并且进一步对山地城市规划成果优劣的评估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模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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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篇12

1 自然因素

1.1地形

地形有平原，山区和高原之分。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便于农耕，且便于交通联系和节省建筑投资，是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也是城市发育的理想环境。中国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大部分就分布在平原众多的第三级阶梯，如长三角城市群均在沿海平原地区，武汉在江汉平原，长春、沈阳在东北平原，而华北平原的城市就更加的多了。但在山区，由于受到地形限制，城市一般沿河谷或在比较开阔的低地分布。例如山西汾河谷地的太原，陕西渭河谷地有西安、咸阳等城市。而在高原地区，特别是在青藏高原，那里海拔高、地形崎岖、空气稀薄、生物量少、环境恶劣，独特的高寒气候极不利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仅有的两个较大的城市拉萨和西宁选择了在河谷地区发展，而人口却没有达到百万。虽然也发展成为大城市，但与平原地区的城市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地形的优劣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平原是城市安家的最优选择。

1.2气候

在中国，东北太冷，青藏地区高寒，西北内陆干旱又有大风沙，要顺应气候，城市应在哪里？很明显，是在中低纬度的平原或沿海地区。那里气候条件优越，有适度的降水和适中的温度，在我国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中，只有兰州、包头等几个城市位于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在西部的青藏高原区，冰川、荒漠、戈壁滩和沼泽遍布，西北干旱区则降水极少，沙漠广布，这些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很少有城市分布或城市密度、规模小。好的气候，不但人们愿意居住，也更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扩大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使地区经济增长，城市自然就兴起了。

1.3 河流

气候和地形对城市地域分布的影响较大，而河流对城址的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一些主要河流的两岸，常常布满大大小小的城市。越向中下游，河流越开阔，城市越密集。

河流具有供水功能，如古代的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河流众多，可解决城市的生活、生产用水。同时，河流又具有运输功能，如京杭大运河旁的扬州等城市均因交通运输方便而得到发展。而河流的不同位置也能使城市受益，如位于河流水运起点的江西赣州，上游水道太窄或有瀑布、急流等水运障碍，货物多在此转运，促进城市的形成；位于两条河流汇合处的宜宾、重庆、武汉等城市，它们分别位于岷江、嘉陵江、汉水与长江汇合出，有大量的人流、物流集聚中转；还有位于河口处的上海、广州等城市，不仅能发展为货运码头，而且集河港和海港于一身，发展更快。同时，河流在城市的发展中还具有防卫功能，如中国古代的护城河，武汉、南京引以为托的长江天堑。都因有河流的天然保护而长足发展。

地形、气候和河流是城市形成的基本因素，地形平坦，气候优越，河流众多的地区往往形成城市，像西安、开封、成都等自古就是大城市，并一直发展至今；而区位条件不怎么好的地区，要么，城市像楼兰古城那样被风沙掩埋中途衰亡，要么难以形成城市，默默无闻。所以说，好的自然条件可以让城市发展赢在起跑线上。

2 社会经济因素

2.1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促使城市形成发展最直接的因素，自然资源的开发吸引了劳动力和企业工厂，带动了社会各行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它可以使不毛之地迅速崛起一座城，也能让经济本不发达的地区一夜辉煌！如因铁矿发展起来的城市：鞍山、包头等；因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大庆、玉门等；因煤炭工业发展的城市：大同、鹤岗等。在这个快速发展而又自然紧缺的时代，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就成了整个社会的抢手货，有大把的资金、大量的人员流入，加上政策的倾斜，那么，获益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城市了。

2.2 交通

交通是城市对外交流与联系的命脉，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城市多，发展快，各城市间相互联系强。而交通闭塞的地区，缺少交流与经济往来，很难发展为城市。故沿河、沿道路线、沿海地区多有城市形成。

在古代，南方城市多位于河流汇合处；北方城市则多位于大道汇合处。在现代城市中，在铁路公路沿线形成城市，铁路枢纽兴起城市如石家庄、郑州等，株洲有京广、浙赣、湘黔三线通过，被誉为是个火车拉来的城市――株洲市形成初期，仅在湘江岸边平原、交通便利的地区分散布局，规模小，亦不能称之为城镇。后来随着京广线在该地域穿过，使城镇沿京广线分布，但规模较小且分散，特别是1949年前更是如此，后随着湘黔线、浙赣线的兴建，株洲市成为铁路枢纽，带动了株洲城市的发展，规模迅速扩大。由此可以看出：株洲市是京广线、浙赣线、湘黔线开通后而形成的城市，故称“火车拉来的城市”。

交通线变化对城市发展分布也有影响：京杭运河的开凿通航和南北方贸易的日渐频繁，扬州、济宁得到发展，而后来大运河的淤塞、海上运输的发展和京沪铁路的建成，扬州、济宁发展缓慢，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交通便利，就有人员和货物集散，有最新的科技和快捷的消息，这就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优势了。

2.3 政治与军事

在中国，政治中心易形成大城市。如古代的京城――北京，杭州，南京等。在现代，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省级行政中心占了近60%，在国外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就不是这样，其行政中心不一定是第一大城市，也许这就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吧。

军事重镇也能发展为城市，中国著名的因军事而出名的城市有嘉峪关，山海关等。而因宗教中心而成为城市非拉萨莫属了。

在政治，军事和宗教的影响下而发展为城市，具有一定的历史沿袭的性质，像南京是六朝古都，北京有五百多年的京城史，而拉萨则一直的藏民心中的圣地。

2.4 科技与旅游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影响城市形成的因素，其中科技、旅游最为突出。因科技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国农业科技城杨凌，积聚了中国农业的高端科技。同时，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品味提升了，精神需求增加了，旅游业兴起了。风景美，谁都想去，这样的城市不发展也难，因此兴起了旅游城市如张家界、黄山市等。

2.5 国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