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共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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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入城镇，逐步成为了推动城市化基础建设的主力军。在时代变迁中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了主力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并较父辈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城市居住形态。考察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我国就业现状如此严峻的成因。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仍处于低端就业市场，但是，已逐步呈现出对就业环境、待遇等因素的较高需求。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因如此，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纳入到了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途径，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

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于父辈，已逐步形成城市生活的习惯。因此，处在城镇就业的第二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城市居住稳定性。得益于父辈早期出外打工的货币收入，其在接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第一代。从而，这也直接影响了第二代农民工就业的岗位特征。具体而言，其就业特征如下所述：

（一）就业岗位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第一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而逐步产生的，在劳动力要素市场缺失的情形下，他们大都从事着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体力工作。在此基础上，诸多第二代农民工在读书期间，要么跟随父母居住在城市，要么在乡下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一成长经历，促使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岗位时，则突显出灵活、多元化的特征。随着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民工覆盖，以及劳动力市场逐步规范，便从客观因素上推动了第二代农民工多元化就业的趋势。

（二）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

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体现在：（1）第二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岗位的发展前景；（2）更加关注岗位的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收入水平；（3）已经产生了有意识的职业规划行为。因此，他们与城镇同龄劳动了相比较，除了缺少城镇户籍之外，其它的区别并不明显。特别指出，目前农村的新型保障制度和其它优惠政策，使他们减少了加入城市户籍的意愿。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一般而言，其就业渠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方式：

（一）跟随父母的就业途径

其父母或称为“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多年的外出打工已逐渐形成了，具有资产专用性的技能以及就业区域。他们的子女若长期跟随其身边，或是在老家接受完初中层次教育后，便在父母的影响下进入就业领域。由于，第二代农民工具有比父母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就业区域、岗位选择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就业磨合期，第二代农民工往往在原有就业基础上，展开更高级职位的寻找。

（二）跟随老乡的就业途径

跟随老乡就业的途径，不仅源于企业方的用工需求，即，春节前委托企业员工回老家招聘员工；同时，也是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传统。跟随老乡进入就业渠道，往往存在较强的岗位忠诚度。在以乡亲为纽带的非正式组织中，组织内的领头人在就业导向上为其他组员产生着极强的示范作用。也许正因如此，领头人的岗位忠诚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那些第二代农民工。

三、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考察时，须将劳动力市场区分为：劳动力要素市场、劳动力岗位。通过上文的阐述，这两者所反映的特点是不同的。

（一）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影响

劳动力要素市场作为为企业、家庭户提供就业信息的中介，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逐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大都未通过劳动力要素市场进入就业岗位。不难理解，在城市劳动力就业中心这类中介中，大量充斥着的劳动力主要呈现为：大学生、其他城市人口。

（二）对劳动岗位的影响

对于劳动岗位的影响则是深刻的。由于受到不同就业环境的参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城市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岗位满足感。这一满足感通过：较高的岗位忠诚度、较低的工资接受意愿体现出来。在此背景下，企业必然乐于招聘第二代农民工。但是，他们的就业仍处于低端层次，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因此，在中、高端就业岗位还未形成实质性影响。

可以预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大量第二代农民工将反乡寻找工作。这样一来，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环境会得到改善。

具体到本企业而言，在不久的将来，以“环境相对较差、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为主要特征的两种用工形式，即劳务承包、劳务派遣将面临挑战。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成本的上升，二是部分岗位较难招人。因此，企业应尽早制定对策，一方面通过装备、工艺升级改造来减少用工、改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不断根据市场形势调整薪酬水平，确保用工稳定。

四、小结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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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劳动时间较长、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其获得市场收入并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健康对其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其中不利工作环境的作用更加突出（俞林伟，2016）。而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健康风险逐步积累，导致健康状况变差甚至疾病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调查显示，流动时间为“5～1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 1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37.7%，流动时间为“10年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1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 68.7%（和红、任迪，2014）。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四 周 患 病 率 已达28.9%（蒋远胜、申志伟，2008）。同时，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各种社会排斥，无法合理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这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维持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加强对该群体的健康投资，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对于增加其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其劳动力市场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二、健康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理论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于健康与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等方面。 

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可溯及健康人力资本理论研究。Mushkin（1962）指出，健康和教育同等重要，健康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Schultz （1964）认为，健康可以影响人们的期望寿命、力量、精力和持久力。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Palloni & Arias（2003）、Jasso et al.（2004）等学者提出流动人口的“移民健康效应”，对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了较好的诠释，即因为移民筛选机制及移民自选择，健康状况不好的移民可能发生回流，而健康状况较好者则会发生移民行为。McDonald（2004）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强调良好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提高人们参与工作的概率。Pilar & Tong（2010）等人在研究健康质量对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影响时，强调遭受健康冲击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将下降，有些劳动者由于无法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工作而被迫退出劳动市场。国内研究也显示，健康对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健康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同时健康水平较低的男性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较高（解垩，2011；刘生龙、李军；2012）。而健康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村劳动力参与工作的可能性将会增加3.48个百分点（刘生龙，2008）。 

在研究健康收入效应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关注身高、体重、卡路里摄入量等健康变量对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营养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健康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Thomas & Strauss，1997；Huffman & Orazem，2007；Vogl，2014）。同以上观点基本一致，Dave（2006）认为，健康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劳动收入，而Sahn（2014）的研究也表明，健康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的收入状况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大，对健康状况的依赖性强。国内学者更多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或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面板数据对健康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健康不良对收入有负面影响，健康不良的人收入比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少（于大川，2015）。个人健康是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从健康的经济回报率来看，农村人口要高于城市人口、女性群体要高于男性群体（刘国恩，2004）。外出打工人员从事更多的是高強度的体力劳动，只有健康状况好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候风云，2004；秦立建，2012）；营养健康水平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志刚，2009）；健康状况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正相关，健康状况越差，参加工作的概率越低，收入越低，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明显降低（张川川，2011）。 

健康会对劳动者劳动时间产生直接影响。Grossman（1972）指出，健康与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减少生病时间，增加“劳动供给时间”。Thomas（2006）表明，健康水平的提高会使男性增加参与工作的时间；García Gómez（2010）认为健康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阻碍因素，从而对劳动时间产生较大影响。国内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健康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影响。田艳芳（2011）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水平较差的劳动者会适当减少工作时间，而健康水平每降低一个级别，男性的劳动时间降低6.48小时，女性劳动时间则降低4.12小时。秦立建等（2015）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健康状况较差者比健康状况较好者显著减少了18.9%的劳动供给时间，一年将会减少21天的工作时间。于大川（2013）通过研究健康与农户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发现不同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供给是不同的，健康良好的家庭成员会产出更多的劳动时间。

   尽管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现有研究在测量指标选择上，大多只采用较单一的指标进行分析，从而无法反映个体健康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综合影响。因此，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力图同时将收入与工作时间作为两个主要测量指标，通过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及劳动力市场表现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状况与上述两个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 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个体健康的系列测量指标，如身高、身体质量指数（BMI）、热量和营养素摄入量、疾病情况、自评健康状况（SRH）、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等（Strauss，1997；李树森，2010；田艳芳，2011）。据此，本文采用的健康测量指标主要包括BMI指数，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状况，并由此展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劳动时间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于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在2016年7～9月期间进行的“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潮州等20多个地级市，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工作情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保险情况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69份，其中有效问卷335份，无效问卷34份，有效回收率为91%。 

（二）受访者基本情况 

统计表明，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6.9%，女性占53.1%，男女被调查者的比例较为均衡；第二，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占多数为62.4%，已婚者仅占37.6%；第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或中专，共占68%，其次是本科以上的教育程度，占15.8%，而小学的教育程度的只有2.4%，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知识水平也逐渐提高；第四，接受过职业培训和没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基本持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正不断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知识和技能来提高自身价值；第五，在工作岗位上，普通工人岗的人数最多，占38.8%，其次是其他类岗位的，占27.2%，但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也各有17%，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已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工作，而是逐渐向技术和管理类岗位发展，当然，这也与他们逐渐提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见表1）。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以工资收入和劳动时间作为变量；自变量为健康，选取身体质量指数（BMI）、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作为测量指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等。其中，工资收入为被调查者的月工资收入；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kg）/身高^2（m）；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5；职业培训也为虚拟变量，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为1，反之为0；工作经验=年龄-入学年龄（7岁）-受教育年限（见表2）。 

从表2分析数据体现了总体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在月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3 748.70元，而广州市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 986元，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比广州市平均收入水平低。在年龄方面，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74岁，总体年龄偏小。教育程度均值为3.06，所以他们的平均学历为高中或中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知识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另外，自评健康的均值较高，代表其健康状况较好，这与他们的年龄普遍较低有关。另一方面，虽然他们的年龄较低，但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却比较长，达到平均5.95年。在每周工作小时数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3.14小时，比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相差将近10小时，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这与他们主要从事的建筑业、手工业等行业性质有关。BMI指数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测量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亚洲人BMI指数的合理范围为18.5～22.9，而本次调查的BMI指数约为20.67，说明他们基本处于正常的身体质量水平，但略为偏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19）。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估计系数为377.891，符号为正，这一结果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其月工資收入将会增加377.891元。自评健康虽然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但它与个人的客观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如患病率、死亡率等。一般认为，个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高，其个人的健康状况趋向良好生活自理能力也越好，所以主观的自我评价与客观存在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它能够反映健康的心理和主观方面，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将对健康产生促进作用，也将对收入起到积极作用。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估计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1），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88.886，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减少388.886元。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医疗费用水平越来越高，“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原因，在医疗方面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一些企业更是很少为农民工购买甚至没有为其购买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购买医疗保险的意识和健康投资的观念，而患病将会使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以及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并且他们一般从事计件或者计时工资制。所以，当新生代农民工患病时，一方面他们要面对较大数额的自费医疗费用，一方面又因为疾病导致工作时间减少从而减少工资收入，这些都会使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大大下降。

    从表3还可以看到，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但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上看，BMI指数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BMI指数每上升1个点，则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将增加27.603元。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者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属于正常区间，但略微偏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普通岗位上工作，其所在的行业又集中在建筑业等对体力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很显然，在这些行业和工作岗位上，身体素质的强弱与其收入水平直接相关，BMI指数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这将有利于帮助他们获取更高的收入。 

（二）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26）。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为0.447，且符号为正，这意味着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增加0.447小时。自评健康状况是个体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得出的，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好或者非常好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相反，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时，则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3），回归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183，符号为负，这说明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减少3.183个小时。与其他的慢性病和亚健康不同，四周患病率作为近一个月内患生理疾病的频率，假如患病不止一次或者比较严重时将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月的工作时间，造成其工作时间减少，但是，如果这些疾病不是太严重，身体状态尚且允许的话，劳动者会更多的选择适当地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与田艳芳（2011）的研究观点一致。 

此外，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不显著。由表2描述性统计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处于正常的区间范围内，这些条件都比较符合他们从事的偏体力工作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所以他们能承受的工作时间也比较相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BMI指数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四周患病率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显著，四周患病率的提高会显著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其收入水平；第二，自评健康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影响，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时间越长，工资收入也越高；第三，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第四，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影响，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职业培训以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影响时间都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显著影响作用，尤其表现为对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方面。因此，要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提升其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从改善其健康水平入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健康意识 

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职业安全、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等健康问题，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社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所以，提高他们的健康意识非常重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开讲座以及运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方式加强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状况的宣传及教育，帮助他们真正意识到健康的影响，确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投资意识。由于分析结果中显示体育锻炼、睡眠时间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政府、社会和企业还应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活作息习惯。 

2.完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近年来，虽然乡村地区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都有所增加，促进城乡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方面，但是，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和投资依然非常偏重于城镇地区，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每千人口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方面，城市地区为7.97人，而农村地区仅有3.18人，所以，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投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新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利用法律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根据卫生院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客观情况，坚持重心下移、政策倾斜，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改造就医环境，添置现金的医疗设备；另外，政府还应该尽快加大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的比例，加大新农保的报销比例。目前，农民工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仅占农民工总数的20%，农民工的健康保障明显严重缺乏，而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也表明，四周患病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显著，所以加快推进医疗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十分必要。 

3.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居住条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政府应该增加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常出现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有效的垃圾处理设备，虫害鼠害、通风不良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居住地的饮用水进行定期检测，确保他们能饮用安全合格的水源；应该注意垃圾处理问题，合理规划垃圾处理厂的地址，购置垃圾处理装置，及时派有关环卫工人来对虫、鼠等进行治理和捕杀，通过对他们集中居住的社区的物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和健康水平。其次，社会和政府还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心理咨询场所，及时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形成更健康的心态，从而促进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企业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环境和条件，严格按照法律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进行生产作业，从而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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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践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针对被动劳动力市场政策提出来的，是缓解失业问题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政府有目的、有选择的进行干预，为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或提升其自身就业能力的措施。一般来说，被动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失业者提供社会补贴和救济金，且不以其必须参加培训为前提条件；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则是以一种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方式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整合，通过培训使失业者快速重新就业或推动失业者积极寻找工作。欧盟对其成员国的就业政策指南中明确指出，应该发展和应用针对失业者和消极劳动者的积极的、预防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增加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促进其再就业，防止转变为长期失业者。

（一）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内容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一般包括劳动力培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新企业创业项目和私营企业雇员补贴项目等。欧盟国家又将其具体划分为公共就业服务与管理、劳动力市场培训、岗位轮换与工作共享、就业激励、支持就业与康复、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创业激励等七项措施。欧盟典型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措施的排序，见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欧盟各典型国家实施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多数都侧重于公共就业服务与管理、劳动力市场培训以及就业激励三项措施，其它措施则应用的较少。

（二）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必须要有足够资金的大力支持。欧盟大部分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都较高。尤其是丹麦，2008年动用了1.4%的GDP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欧盟典型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占GDP的百分比，见表2。

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应分析

（一）有效性分析

笔者通过整理德国、法国、英国、丹麦、荷兰、瑞典、西班牙等13个国家2001～2008年共1248个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量化得出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三个劳动力市场基本指标以及青年失业率、青年就业率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三个劳动力市场具体指标都有显著影响。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三个：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失业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增加，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都明显下降。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就业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增加，总就业率和青年就业率都明显上升。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劳动力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的增加，总劳动力参与率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都明显增加。

实践证明，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同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知名专家的认可。

（二）存在的问题

首先，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重供给轻需求，始终以供给方为导向，采取各种措施激活失业者，很少有激活企业的措施，只是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扩张时，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通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培训，可以满足市场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然而，在经济下滑时，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持续激活失业者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增加，同时会导致公共支出增加。另外，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具有挤出效应。雇主为了获得政府津贴，会选择雇佣一个享有政府津贴的失业者，解雇企业的在岗职工。这样，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据了正规就业人员的岗位，正规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加，总体就业可能会不变。

其次，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激活计划虽然对失业者起到了刺激和激励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弊端，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激活计划，尤其是立即激活计划，对能立即就业的失业者存在不利的影响。失业者为了避免必须参加激活计划，就匆匆寻找一份并合适的工作。第二，参加激活计划的期间，工作搜寻的强度会明显下降，而且失业者希望完成这种技能提升活动，这时的就业机会就明显减少。第三，参加激活计划以后，随着失业者技能的提升，其对就业的期望和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最后，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偏高，加重了财政支出的负担。虽然GDP基数逐年增加，欧盟各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呈逐渐缩小或基本稳定的趋势，但目前的比例仍然较高。

欧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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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是了解市场供求变化；提供公众所需的信息服务；制定人力资源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应对新的挑战，如何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以确保众多求职者顺利实现就业、保障在职者的劳动权益，是企业和政府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中小城镇劳动力的特点

1.人力资源总量较大

根据安徽统计局数据，2015年末，安徽省常住人口6143.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0.5%，比上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皖江城市带所包含的八个主要城市的人口特点见下表：

由表知，安徽省人力资源充足，适龄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应得到重视；人均受教育程度较低，这就对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建设和普及提出了难题。同时，随着承接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产业升级，皖江城市带各地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一方面，它意味着各地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它也预示着各地劳动力对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解决安徽这一人口大省的就业问题至关重要。

2.跨省及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数较高

据安徽省2015年统计年鉴显示，安徽省各市有8万多人口流向省外半年以上，较上一年增加了3万人左右，流动人口主要流入了江苏、浙江和上海，其中浙江省流入比例最高为27.25%。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皖江城市带在自身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市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年鉴显示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数为13879人，较上年增加了49.82%。其中合肥和芜湖是流入人口数前两位的城市；全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为70万人。这些数据强调了区域人力资源协同开发的必要性，也提醒着我们如何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及时的就业信息，了解其工作状况保障其劳动权益，是企业、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建设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二、中小城镇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现状及问题

1.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信息技术普及难度大

安徽省经济活动人口达到4300多万人，但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1年，其中乡镇从业人员为3033.6万人。如何为庞大的就业人口提供其所需的职位信息，准确掌握其当前的就业情况是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问题和意义所在。而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以乡镇劳动力为主安徽省人力市场在劳动力素质方面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素质偏低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较低，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人员较少。这就使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信息收集和传播的难度大大提高。在2015年末的统计数据中，安徽各市的未就业人员中仅有11.34%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就业信息、完成应聘工作，信息技术普及的问题亟待解决。

2.劳动力流动频繁，信息化建设缺乏系统性

安徽省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初步构建起联通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的多层次、全方位、信息共享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化体系。“十二五”时期对这一网络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但不得不指出，由于中小城镇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同时皖江城市带人力资源开发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和长三角区域就业合作机制的逐步构建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化建设不能局限于技术和设备的运用。信息网络的及时跟进，区域间人才信息的交换共享，是区域间发展合作的重要支撑。

3.知识型人才缺失，信息化建设缺乏持续性

对于中小城镇来说，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缺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阻碍，信息化建设也是如此。部分单位在硬件设施和软件工程建设完成后，采取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的方法，开展日后的管理工作。由于专业的限制，这些单位往往只能开展信息登记和收集工作，对于大量关键的信息和数据缺乏处理和运用的能力。专业的信息化人才包括信息技术人才和信息应用人才的应用和培养是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持续高效进行的关键。

三、中小城镇劳动市场信息化建设问题的对策

1.信息化建设应以人为本

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是精确、详尽和完备的信息。首先，针对中小城镇劳动力市场数量大、素质良莠不齐的特点。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有效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用人单位采取不同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信息技术与传统手段相结合，保障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其次，劳动力的流动性特点要求劳动力市场在完成信息登记后，对职位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同时，针对跨省和省内跨市的就业者要定期实施地区间的跟踪管理，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

2.加强信息共享联通

在当前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已有的网络系统向上下两端联通化、精细化。

向下联通是指将信息化网络向下延伸到街道、乡镇、社区等就业点，由点连线，由线构面，实现全方位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保障人员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向上联通是指将省市级信息化系统与全国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相联通，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化，使人力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共享。从而建立起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系统。精细化则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数据的监测、统计工作。要对就业服务系统，公共管理系统等人力资源管理数据系统进行整合统一，以实现高效决策分析，使管理工作科学化。从而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3.重视信息化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镇在人才培养和吸引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劣势。这就提醒中小城镇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改善用人机制和管理机制，引入并留住信息化人才。依托当地的高校资源，利用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吸引高层次人才。同时要注重对信息化部门从业人员的进行相关培训，更新其知识和技能，提高从业者素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离不开掌握计算机技术知识和人事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些知识和技能是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科学管理的关键。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者队伍的建设，是解决中小城镇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问题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陈竹.产业转移升级下的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建设[J].产业经济，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