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合集12篇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3）02（b）-0042-01
1 数学公理化方法概述
1.1 数学公理化方法的内涵
纯形式公理化方法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的形式化和抽象化，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关系用抽象的符号表示，命题由符号组成的公式表示，命题的证明用一个公式串表达。一个符号化的形式系统只有在解释之后才有意义。同时，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形式系统，可以用来提供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提供数量分析及计算的方法；提供逻辑推理的工具。
公理化方法的具体形态有三种：实体性公理化方法、形式公理化方法和纯形式公理化方法，用它们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分别为《几何原本》、《几何基础》和ZFC公理系统。
1.2 公理化方法的基本思想
数学是撇开现实世界的具体内容来研究其量性特征形式与关系的。其结果只有经过证明才可信，而数学证明采用的是逻辑推理方法，根据逻辑推理的规则，每步推理都要有个大前提，我们不难想象到，最初的那个大前提是不可能再由另外的大前提导出的，既是说，我们的逆推过程总有个“尽头”，同样，概念需要定义，新概念由前此概念定义，必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原始的概念无法定义。
因此，我们要想建立一门科学的严格的理论体系，只能采取如下方法：让该门学科的某些概念以及与之有关的某些关系作为不加定义的原始概念与公设或公理，而以后的全部概念及其性质要求均由原始概念与公设或公理经过精确定义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演绎出来，这种从尽可能少的一组原始概念和公设或公理出发，运用逻辑推理原则，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叫做公理化方法。
2 数学公理化方法的逻辑特征
2.1 协调性
无矛盾性要求在一个公理系统中，公理之间不能自相矛盾，由公理系推出的结果也不能矛盾，即不能同时推出命题A与其否定命题，显然，这是对公理系统的最基本的要求。如何证明给定的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呢？若想通过“由这一公理系作出全部可能的推论并指出其中没有矛盾”来证明是不可能的。
2.2 独立性
独立性要求在一个公理系统中，被选定的公理组中任何一个公理都不能由其他公理推出。独立性其实要求的是公理组中公理之间不能有依从关系，若某一公理被其余公理推出，那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定理，在公理组中就是多余的，所以，独立性要求公理组中公理数目最少。
2.3 完备性
完备性要求在一个公理系统中，公理组的选取能保证由公理组推出该系统的全部真命题，所以，公理不能过少，否则就推不出某些真命题，这是关于完备性的古典定义。现代数学常借助模型的同构给公理系的完备性下定义，即如果公理系T的所有模型或解释都彼此同构，就称这个公理系是完备的。
在上述公理化方法的三个特征中，无矛盾性是最重要而又是非有不可的。独立性从理论上讲，从完美简炼上讲，应该要求，因为公理和定理在整个系统中处的地位不同，公理是出发点，定理是推出的，不能混在一块。但是，独立性要求有时可降低。现行中学几何体系就放弃了这一要求。至于完备性，要求就大大放宽了；而且“从研究完备的公理系确定的对象转向研究其公理系不完备的对象”被认为是现代数学的特征之一。
3 数学公理化方法在研究数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3.1 表述和总结科学理论
公理化方法使有关的理论系统化，把它们按照某种逻辑顺序构建成一个系统，因而便于人们系统地理解知识体系，便于掌握理论的本质。它是应用演绎推理的基本方法，它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演绎推理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理性证明的手段，它是表述科学理论一种比较完善的方法，它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上的示范和有效的表述手段，有利于促进理论的完善和严格化。它赋与数学内在的统一性，有助于人们了解数学各分支、各部门之间的本质联系。
3.2 完善和创新理论
公理化方法的应用要求一门科学的充分成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一定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对该门学科知识结构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因此，实现公理化的过程也是深入研究理论体系的过程。采用公理化方法还可以发现和补充理论系统中的缺陷和漏洞。从而有利于完善已有理论，创建新的理论。
3.3 培养和熏陶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学习，重要的不在于只是记住概念、公式、定理和法则，而在于学会如何去获得这些知识，即学会正确地进行数学思维，逻辑思维正是数学思维的核心成分之一。逻辑思维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数学能力。而公理化方法使逻辑思维在数学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大大提高了数学教育的成效，实现高度的思维经济，这无疑对培养和熏陶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其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此外，由于公理化方法可以揭示一个数学系统和分支的内在规律性，从而使它系统化，这也无疑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掌握。
4 结语
公理化方法是是建立某些抽象学科的基础，是加工、整理知识，建立科学理论的工具，公理系统的形成是数学分支发展的新起点。公理化方法有助于发现新的数学成果，可以探索各个数学分支的逻辑结构，发现新问题，促进和推动新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对各门自然科学的表述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公理化方法对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数学方法及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公理化方法本身及其在数学理论和实践应用中的巨大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2
研究方法国际化或者标准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同、广为接受和业已证明为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方法），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按国际统一的科学规范要求从事和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工具操作性，研究过程的客观、量化、实证和严谨性，以客观描述为主，少有主观臆断和模糊性思维判断。标准化实质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统一的研究标准、手段和评价尺度。这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其科学评价的前提标准。标准化的目的就是采用科学方法获得科学结果。到目前为止，我国曾有过很多学者采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作为科学研究的文献索引，加以引证。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伪科学和学术垃圾以及学术浮躁，以科学手段，高效率地获得人类对社会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2．国际标准化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标准化实际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国际化发展的主题，量化和实证是主要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是其主要的实验记录手段，突出研究的专业技巧性和工具性是主要特点，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程序是其基本要求，创造新的方法论是研究的价值目的。
就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看，主张质化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统一，它也是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方法，但是，其包括很多具体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我们对质化方法很熟悉也普遍使用，依靠逻辑过程或悟性过程等抽象提炼方法获得研究结论，但是，主观成分很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化方法依据数据和定量经验等的推演、分析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客观性很强，少有主观悟性参与，它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仅限于个别学科的使用，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但是，使用的程度非常浅显，特别是存在着研究方法服务于假定结论的普遍倾向。没有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把握。这是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所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坐而论道者多，会做实验的少。
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看，目前的研究工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突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选题没有新意，重复研究是国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忽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不顾质量，仓促抢先发表，“占山为王”的现象。内容上多是主观分析的结果，很少有通过量化实证建立的原创性。因此，选题和内容上的原创性是研究必须首要注意的问题。
（2）选题普适性问题。研究选题立意要有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没有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称其是社会科学。因此，不论研究的对象具有什么特殊性和地域性，都要透过特殊揭示其蕴藏的一般规律。反映规律就是科学，科学也就是具备普遍适用性。
（3）研究的持续性问题。反映规律的同时，还要对其做持续研究，不断验证规律。国内对很多问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就好似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再探讨了，一劳永逸，这是机械研究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把一个问题搞透，彻底把握它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这样也才能形成专业化的学者。国外很多学者终生就研究一个问题，成为专家。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髦研究什么的现象。
（4）量化文献考察。对研究问题从纵横两个向度做最大限度的文献穷尽考察，是确定研究问题可信度的关键前提。历史上或者是别人如何关注和论述这个选题；完成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本项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解决什么新问题；如何延续研究成就，等等，这是任何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和遵循的研究方法。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对文明成就的继承，更是寻求研究的科学起点。
（5）选择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设定选择已经验证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检测手段，收集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数据，特别是问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检测问卷的科学可靠性，科学问卷是研究问题的主要标准依据。
（6）量化检测手段问题。我们经常提倡创新理论，但是理论的创新历来缺少一个理论检测环节，现行的检测职能是由实践来完成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验证和检测理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理论还需要技术性的检测手段，依靠技术性手段科学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是科学探索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光有指导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本学科的专业技术手段，这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看，这些检测手段有很多种，常用的有5种：（1）三角稳定结构方法；（2）可信度测试法；（3）内在关联度测试法；（4）差异性检测法；（5）因素分析方法；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检测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一般性、可借鉴性和科学性。可以成为衡定类似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模式，也意味着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方法。科学模式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模式测试（社会科学的AMOS平衡理论）［1］得出的定论。目前在国内采用上述手段反复检测研究结果的学者很少。
以上几点只是创立规律性社会科学结论的十几个科学步骤中的基本要求。依据这几点基本要求，就能做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基本要求。
3．国内研究方法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主的研究方法；三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综合创新”方法。
3.1国内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及其弊端
现行国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基本和原始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五大类方法：
（1）逻辑研究方法。这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里总结的古代人的逻辑研究方法，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普遍使用。
（2）经验归纳法。培根在其《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诞生。
（3）假设演绎法。培根提出其方法的同时，笛卡儿在《论方法》（1637年）则提出了其理性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二元论［2］。
（4）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三大哲学研究方法——先验研究方法（康德）、辨证研究方法（黑格尔）和现象研究方法（胡塞尔），也是国内研究借鉴的三大现代方法。
（5）其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经典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补充的研究方法，例如，休谟和夏夫滋伯利等就提出过怀疑论的质疑研究方法，现在也广为使用。一些著名经典哲学家如赫舍尔、穆勒、孔德、耶方斯和现代的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等基于经典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广泛为人们运用。
上述方法都是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借鉴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比于当代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还都属于经典的基本方法，特点是重宏观抽象，缺少微观把握；理性分析较多，实证特点不很鲜明，往往是总结和归纳的思维过程是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过程，弊端是思维序列往往与实际序列不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作为科学（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般的科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也存在发展和创新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普遍使用的量化、考证研究方法引入唯物辨证方法中，在突出对事物质的定性功能作用（质性分析）的同时，强化定量的功能作用（量化分析）。量化研究方法本来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非常明确地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
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实质就是要以科学量化的手段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和和谐发展等思想观点做量的内涵规定，强化这些科学理论的量的转变功能和工具操作性。量化理论观点内涵便于实践操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在操作中能真正实现以量的积累带来质变的科学方法的确立，避免以往方法论的缺陷而导致的空洞和操作离位。理论是从无数量的现象中总结提升（抽象出质的定性）出来的，在返回实践的指导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量的规定，这样的理论内容才丰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各门科学，运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量化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才能解决。
3.3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
这是指张岱年等学辈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4］研究方法观。它是中国哲学研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依据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中国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综合创新”被认为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这个方法的缺憾就是综合的过程要人来把握，因此主观综合分析色彩突出。传统的“正言若反”和“执两用中”作为认识和操作方法，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思维特点、认知主观化和操作主观化的特点。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三大类研究方法总体上看，需要突出解决的是增强客观量化分析环节和考证研究环节，即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推演和思维过程获得质的结论，而应该通过展示和考证事物的量的实际客观积累推导出质的结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每年的成果甚丰，在国际学术领域很有影响，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可归为如下几点：
（1）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需求热点不同，惟一交叉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这在很多国家社科研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从客观发展水平上看，国外的发展需要与我们的社科研究成就不很匹配。
（2）我国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上；或者是从特殊性的研究上还没有总结提升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3）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加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相互借鉴难度较大。
（4）中国大多数学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存在着语言障碍。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还无法用国际认可语言写作，加上社会科学产业化环节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成果向国际世界转译和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5）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方法主要以主观定性为主，方法为体系建立服务；国外以实证定量为主，方法是研究的终极价值。尤其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规范。这直接影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
（6）全国缺少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职业或专业机构，监督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没有明晰的统一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以及监督机制，特别是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对研究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现象很多，导致学术浮躁，研究成果科学含量低。
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而是当成意识形态问题对待，所以，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历来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追求建立体系和论证体系，而不是为社会和文明发展提供创新方法论。研究方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方式和产出结果，目前关于研究方法在学界没有任何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业和职业规范要求，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完全是学者自己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准所决定的，不是学术行业的法律规范约束。因此，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成为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陈旧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标准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因此学术成果的产出方式也就不科学。所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谨慎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开启价值，但是，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研究热点与国际匹配不上，研究方法再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统一认可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成果交流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开启价值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借鉴。如果不规范研究方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多都会是徒劳无益，这不仅浪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也使我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很微薄。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
4．国际化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这表明理论探索既是方法运用，也是方法的创造。理论只有验证（以往方法）和提供（新的）方法，让人们把握和运用所创新的方法，才能付诸实践。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同时强化实证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这是研究方法国际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采用国际认可的统一研究方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意识形态原因。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往往不是学术观点的交流，而是研究方法的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5］；并且，黑格尔也提出过“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的阐述。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理论是否为人类认识自然、协调自然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人们操作和有助于人们改善处境，这是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因此，研究方法就成为国际学术成果价值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关键衡量尺度之一。
（2）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原因。比于自然学科，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科，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人文主观因素参与较多，在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和交流学术观点容易出现不分伯仲、相持不下的结果，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则更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产品）国际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符合国际统一认可的ISO系列标准，否则不被认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产品走向世界，也有统一的国际规范化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产品的诞生过程（即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要求。这个工艺流程就是操作方法体系。使用国际认可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和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4）要拥有知识产权，首先要拥有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必须首先是符合国际要求、得到国际认可的产品，然后才能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品考核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产生的手段和过程是否科学，特别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新理论方法才会有产权价值。
以上4点表明，作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为，“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6］。研究方法是目的也是手段。重视方法的价值意义和采用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切入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接的首要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意义：
（1）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可使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可和借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就。采用国际统一的学术研究衡量标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与国际接轨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才能实现为人类探求真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贡献的目的。
（2）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和调控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使哲学社会科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功能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当务之急必须要实行研究方法的国际标准化，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契机、前提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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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醒民简论科学方法［N］北京：光明日报，2001-5-8（4）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序言部分
［4］高秀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N］北京：光明日报，2005-5-23
［5］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3
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求，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转型期的反思和发展成为了当前法学研究必须完成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目前的国情引导下，我们必须要深化经济法学的研究，运用多元研究方法，注重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帮助国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基本经济法系统。
一、经济法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1、现有经济法学研究的局限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现有的经济法学研究已经和现实有了一定的冲突。首先，现有的经济法学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由于传统经济法学研究的禁锢，经济法学研究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和经济法学的实际情况，没有深入研究构建经济法学系统。第二，研究方法单一。目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单一，主要是运用法律史分析方法。而经济法学是要研究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同时，经济法学研究讲究的是多学科研究，学科之间互相影响。因此，必须以现实生活作为研究核心，运用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才能有效地构建适合社会发展的经济法学。
2、现有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
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它的理论构建仍然属于初级阶段，对经济法的不断反思探讨，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经之路。而经济法的研究必须以实际情况作为基石，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构建经济法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对现实情况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都缺少理论总结。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由于没有理论总结，很多时候又只能再次研究，造成了严重的脱节。对经济法学进行研究总结时，也要时刻注意“主导性”问题，要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首先受到的是哪个因素的影响，其次才会受到哪个因素的影响。我们要时刻保持反思精神，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及时研究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正确的研究总结能够有效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添补当前我国对于经济法学研究的部分空缺，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做出贡献。
二、转型期的经济法学研究问题
1、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经济法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内，更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法反思。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经济法的研究问题依托的政治制度不同。对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的自由放任到国家的强制干预;而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从国家计划经济到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相结合的部分放开政策。对于市场失灵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中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矛盾的出现所导致的。目前世界上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法学研究上表现为基本趋同，但由于制度和经济发展过程的差异性，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在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还是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为先导，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局内进行一定的研究总结。
2、基于特殊性的研究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路程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它区别于欧美的资本主义放任经济，又不同于朝鲜的国家计划经济，它是在自己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路线。要想进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由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市场有着自身的价值和规律。其次，遵循市场发展的趋同性。市场是有关联性的，能够解决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失灵”的政策理论同样也适应于中国市场。因此，综合国外的发展经验，研究出适合中国市场的发展方法，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对中国市场进行法学研究，能更好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1、系统的经济法学研究要将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相结合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转型问题是法学研究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进行法学研究，转变思维观念，完善经济法，是经济法学转型期必须完成的课题。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盲目化，不能只注重表层研究和制度编制。对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有一个系统，要将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相结合，分析经济法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问题。一方面，注重经济法理论研究，注重实践中得真知，尤其是注重对经济法案例的分析。另一方面，注重对制度的研讨，分析我国当前情况下的现有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并对方法进行总结，形成系统稳定的制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一定要追求稳定性，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情况做出冷静的分析，能够帮助构建出一套系统的、强预见力的理论制度，可以给经济社会带来稳定持久的模板。
2、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中国目前存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重点表现在只注重运用法律史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但是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能够从多个角度认知经济法学存在的问题，帮助有效的分析和解决问题。为了确立一个正确的、有效的、成熟的方法论，就必须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两个发现”——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比如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能够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并设计出合理的法律体系来更好的维护国家的经济发展。
3、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是光靠“格物致知”就能够做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我们，抓住学科之间的联系点，建立他们的互动关系，从联系的角度发展经济法学。经济法学的研究一定要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注重与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互动。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了解到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动态，能够让经济法学的研究甄别和借鉴其它有用的法学制度，推动经济法学的实质性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背景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经济学、法学、金融学等学科进行多元化研究，能够促使经济法学研究充分适应转型期的需要。
四、结语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4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文秘站: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 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 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 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 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5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68-02
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
三、总结
100多年以来，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现代科技的发达、国际社会的普遍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其宏观的研究领域，过去局限于研究原始民族或简单社会的异文化，现在也研究复杂社会和发达国家及本体文化。由于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加强了协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本文试图梳理人类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希望能为文化研究这门复杂综合的科学厘清思路。文化研究日将成为一门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面临着日益增多的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研究并解决这些课题，需要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国际性的合作，从而文化研究也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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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6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7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
％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
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8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恢复对行政学的研究，至今已经历20多年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诸多进展与成绩。但是也应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先进理论相比，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现状
（一）研究方法较为滞后
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理论的发展来说，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虽然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则原理推导法、总结经验法等等，集中表现为静态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现象，而没有意识到动态分析的重要意义。可见，我国有关行政学的研究方法论建设集中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很多研究主题尚未存在文献评估，也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远远不足。当前，很多非实证性的研究取向也没有遵循批判研究、诠释研究等方法，严重影响了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质量，在知识增长方面没能发挥作用。
（二）路径依赖现象严重
所谓“路径依赖”，主要是行政学者过于习惯或者依赖某种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选择，同时方法论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不强。尤其对于一些非专业出身的行政学家来说，路径依赖现象更为严重。由于他们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性的方法论训练，没能有意识地吸收新观念、改变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学的学者多用哲学观念、思辨色彩来探讨行政学问题；研究历史的学者则采取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来探讨行政学问题。虽然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优势，但是过于狭隘，将观念禁锢在某个角度，显然不利于方法论的全面建设与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导师习惯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会将其传递给自己的学生，进而形成导师与弟子的方法论继承，也是路径依赖的一种形式。
（三）方法论研究有待强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作用，我国有关行政性的整体研究较为滞后，尤其在各种学术刊物中，有关行政学方法论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专著更是十分鲜见。大多机构没有将行政学方法论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当前，行政学方法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行政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我国当前行政学界的研究重点与方向来看，有关方法论的训练非常匮乏；相关研究学者普遍存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不足现象，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力度不足问题。但是若想实现方法论的创新与探索，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实践与试验，这就涉及到经费的支持问题；例如，在一些实证研究工作中，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如果缺少了经费的支持，研究活动无从谈起[2]。
二、西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与途径
在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渐完善、成熟，形成一道体系。在西方行政学中，主要集中在诠释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对应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结合目标、逻辑等不同实行优化选择。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来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复杂性，如果仅有单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远远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为着眼点，对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认识与见解，并且不同的途径存在不同的价值与观念，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学、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也是可供选择的视角。从西方行政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多种研究视角、研究途径给我国带来深刻启示。
（二）激烈的方法论讨论
在西方行政学的发展中，各种矛盾、冲突及争论屡屡存在，而对学科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反思则是一个热门性话题。经过长期的反思与探讨，一些西方行政学者逐渐意识到，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也是方法论面临的危机，也就是当前行政学研究过程中过于关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难以对公共行政产生系统性、完整性的认识。从公共行政领域来看，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但是很多学者也开始批判过度张扬的工具理性研究行为。另外，在大多数理论研究过程中，涉及到问题描述和变量识别问题，那么将公共行政研究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比较，显然存在一些不足，这就提醒学者应更多地关注核心议题，争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优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论的训练
与我国长期忽略行政学方法论的情况比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论教育与训练领域做出了较大努力。当前，西方国家已经关注到科学方法是开展一切学科研究的基础所在，因此在行政学教育专业中开设了有关方法论的研究课程，如行政学的高级学位教育中，方法论教学占据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学的培训过程中，除了关注研究方法以外，对行政管理的实践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视。以美国为例，较为关注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统性的思维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决策技巧等。
三、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借鉴西方观念的几点建议
（一）深入探讨行政学研究方法论
以我国当前方法论滞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与研究方法的滞后存有必然联系。结合西方行政学的发展经验，我国必须意识到行政学研究方法资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提高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与质量。有关行政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学研究的后期阶段，在学科知识增长、理论进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5]。实际上，这也是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关照”或哲学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学方法论的具体方法，不能仅停留在表面阶段，更要以哲学角度为出发点，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具体方法、原则进行探讨。
为了更好地践行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必须采取一定的发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励专业的行政学教师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设，并发表学术论文；其二，在各个学术期刊中开设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专栏，为专家学者提供交流的空间与阵地；其三，各级机构应加强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在行政学方法论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鼓励出版行政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与研究成果；其四，组织各级学者召开相关研讨会，发挥集体的力量，共同促进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与发展[6，7]。
（二）以“中国特色”为出发点
以我国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来看，若想实现长远性的研究目标，仍需从多方面作出努力。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研究体系，必须从行政学研究方法论角度为着眼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建设：首先，在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是有关行政学研究的方法理论思考，也就是行政学研究的基础与“元理论”，以宏观角度落实行政学研究方法建设的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指导方法，逐渐构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论与研究技术体系，对行政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8]；其次，在方法论体系的中间层是有关行政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思考。实际上，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涉及到诸多方面，结合各种划分标准，可以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情况而优化选择；再次，在方法论的最底层是有关行政学研究的具体技术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学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资料、方法与手段等，如问卷调查、抽样分析，这些都在行政学研究中起到积极作用。
（三）加大方法论的训练力度
从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加强对方法论的教育与训练，是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成功经验。为了改善我国在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方法、观念等方面的滞后现象，必须通过教育手段进行优化，贯穿全新思路与方法。当前，我国以本科、硕士及博士的多层次学历教育体系为主，但是无论是哪一阶段，都缺少对方法论的系统教育；再加上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落后于西方国家，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那么就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软件等，都应在行政学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觉运用，需要一个不懈努力、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在行政学的本科阶段就应开始着手训练方法论，开展具体化的方法论教育与训练工作，结合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技能与方法，为学生今后就业或深造奠定基础，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终身教育的作用；在硕士或博士阶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训练之外，更要开展反思性校验，也就是对方法进行审视，并自觉地运用到实际中。
总之，我国已经意识到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程度，客观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经验，指导我国体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国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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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帆.中西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对策[J].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1（4）.
〔3〕包国宪，郎政.治理、政府治理概念的演变与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施雪华，李凯.伦理本位与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学之价值取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1）.
〔5〕程倩.论中西学术交汇中的服务行政理论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4）.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9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87 — 02
新文化史学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产生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新文化史运动已经由先锋前卫演沉淀为历史经典，新文化史学已基本建立的当下，研究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艺术史这类新兴学科的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如摄影这样的研究时间短、研究基础薄弱、极为缺乏元理论建设的专业门类意义尤为重大。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摄影各方面的专业史、门类史、各地区的地方发展史（其研究基础多为空白）等课题而言，新文化史学等新兴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现实意义，可以保证该类历史编撰工作顺利启动并形成初步成果。当然，首先要对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区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概述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形成于新文化史运动中，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开创，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新文化史学颠覆了传统历史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经典性，对历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意义重大。对现当代诸多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顶般的作用。随着文化史的地位在历史研究里的逐渐提高和历史专业学科发展的日趋细化，原来在传统历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节里稍带一笔的研究对象现在都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角度进入了本专业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因为基础建设薄弱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学有明确的治史主张，但自身反传统的学术定位似乎使得其对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够重视，因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标志着其已经不再是前卫的先锋了。但现在新文化史学本身也已经由先锋变为经典，甚至在当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锋所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于是，研究其自身学科研究方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何况还有如中国摄影史这样自身尚缺乏元理论、元思维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的历史编撰等学术呼声的存在。总的来讲，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不迷信数据、注重哲学性思考、思维方法的简约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这对于严重缺少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而言，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当下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基本情况
（一）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础很薄弱。摄影术传入百余年来，中国摄影史专题的著作（包括发表的文章）总共不过百余部（数据来自2013年12月的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摄影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统计之列）。以这样的研究基础，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通史的历史时机显然远未成熟。应该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研究基础和地域特色出发先将一省一市的地区摄影史编撰着手进行，《广东摄影艺术志》《上海摄影史》《长安摄影志》（东莞长安镇）是其代表。随着这方面研究基础的不断积累，从全局出发进行编撰的中国摄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中国摄影的发展缺乏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缺乏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多是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但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学本身的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元理论问题也尚未得到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中国摄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现混乱和无助就是必然的了。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选择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研究方法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摄影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是先做以单方面的有效尝试），中国摄影史的系统编撰就是一句空话。
三、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一）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
新文化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灵活，几乎从不按套路（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出牌。其实，在新文化史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另类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来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乱）和灵活性。中国摄影史的编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阶段，甚至是“哪些内容可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只要从自身能力和兴趣出发，对各自感兴趣的专题各自进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待这些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和完善之后，大部头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于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各行业各专业的摄影发展史、各种风格及各种审美取向的摄影发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时间段里（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摄影史的实际研究对象的主体。而面对这些个性大于共性、区别大于联系、甚至连发展的时间断代都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摄影现象和类别，单纯划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多么的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摄影是而言，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出发，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强调灵活性而不是经典性和系统性，才是研究方法运用的最大的原则。对此，新文化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最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数据
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中，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是较为常用的。在现代的年鉴学派里，对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更是推崇之极。通过数据以及数据的比对，许多观点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证实。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小小的点，与其所在的体系相比，因为在性质方面的极为不对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阐述研究对象本身（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太关注），而不通过引用其他类似对象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阐述的史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阅读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顺畅。摄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们在某一方面较容易地获得了影像资料及其相关数据的同时很可能忽视了（也可能是无法获取）另一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当我们谈及摄影的时候很可能实际所指的是在“艺术摄影”这个语境下，而不包括新闻摄影等其他摄影类别。而若编撰“中国摄影史”则除了艺术摄影之外的如新闻、纪实、科考、人类学、商业、新锐、现当代艺术等形态的摄影也必须给予考虑。甚至为了结论的客观性要将这些摄影形态给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笔墨在艺术摄影而忽视了其他摄影形态。这种情况现在较为普遍。若认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应该迷信现有数据（因为其很可能是从艺术摄影这个单一的渠道获得的），而是应该花精力去再广泛搜索其他摄影形态的数据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或者索性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在区域研究、地方研究、行业研究甚至是摄影家个案研究上，以减小对数据的依赖。
（三）注重哲学性思考
哲学性在传统史学看来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体。虽然传统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经典专著如《史记》《左传》等，无不闪耀着传统东方哲学的光辉，以至于被传统哲学反复引用。但无论中外，传统史学观点在主观意愿上是不注重对哲学性的研究和表述的。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阻断历史学与哲学交汇，尤其是阻碍了“以史学专著来探索并发展哲学”、“以哲学理念来指导修史和理解历史”这两个编撰和研究历史主要的价值意义。而新文化史笔下的研究对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种哲学理念来运行或生活的（客观上也的确是如此）。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学性和哲理性和明显，也恰恰暗合了现当代学术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复合性的历史发展需要。中国摄影史的编撰恰逢我国华夏文明伟大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导向、哲学立场等在内的哲学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为了中国摄影史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深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哲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哲学作为所有学科尤其是文化类各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无疑会对每个文化类的专业和学科发挥作用。而且，近年来受浮躁之风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对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少。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恰逢此时，在系统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更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
（四）思维方法的简约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不选择传统史学那种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思维方式方法，转而选择微小的切入点来做研究，讲究小中见大，体现了思维方法的简约。为了不因此使研究陷入琐碎和虚无，新文化史学加强了对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为了与强调哲学性的研究主张相配合所决定的。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为了能够跳出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表述的传统研究方法体系（至少没必要每个研究课题都这样做），而转向文化史、艺术史表述方式的轨道上来。强调思维方法的单纯简约反倒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摄影的可视性和直观性，容易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倾向于具体法而忽视抽象法。但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是使研究成果由初级提升至高级，由琐碎提升至系统，由片面提升至全面的必然之路。未来数年，中国摄影史各局部的研究成果会迅速增加并得以汇总。于是，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会确保其系统化、理论化的顺利完成。
四、结论
虽然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经典史学看来缺少严谨性和系统性。但对于摄影这样缺乏本专业元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兴专业，对于中国摄影史这样非常缺少研究基础的全新课题，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其可以很快地启动中国摄影史尤其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门类的摄影发展史的初始研究。
〔参 考 文 献〕
〔1〕王瑶.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2〕李树峰.“中国摄影史”写作：历史与当下的反思〔J〕.文艺研究.2010，（08）：27-36.
〔3〕公元.广东摄影艺术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
〔4〕王天平.上海摄影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10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 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 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 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11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进行教育科研意义重大，化学教师掌握教育科研的基本理论势在必行。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进行教育科研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过程
化学教育科研是从客观存在的化学教育事实和现象出发，以推动化学教育教学实际工作的改善和发展为目的的一种科学行动研究活动。研究过程包括选定课题、制定方案、实施方案、分析资料、撰写论文五个部分。
1.选定课题
课题的选定是整个研究过程的首发环节，它决定研究的价值、意义，影响研究的效果。选题要注意课题的创新性，可行性，实效性和科学性。选题内容一般来自教师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主要包括化学课程与教材的研究；化学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研究；化学学习方法的研究；化学实验及其教学的研究；化学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化学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化学课外活动的研究；现代化学教学手段的研究等。
2.制定方案
研究方案是研究工作的统筹性规划，制定研究方案就是提出对研究活动的可操作性计划。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查阅，了解前人对该课题作过哪些研究，有那些科学理论根据；研究者将在何时、何地、运用何方法进行研究活动。查文献时最好普查文献索引或目录，可查《全国报刊索引》（月刊）哲学版的文化教育类G部分（上海图书馆主办），或查《中学化学教育》（双月刊）复印报刊资料（人民大学主办）等。
3.实施方案
这是研究工作的主体落实阶段。研究者采用调查、实验、观察或其它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的实践活动，从中搜集有关问题和资料。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要不断记录研究中需要运用的资料以及自己对具体资料的分析意见和结果；要对资料分类和系统化以便于资料的系统保存和调用；要对资料进行整理，加以核对、考证，淘汰一些不必要和不真实的资料。对一些零乱的数据资料可以进行统计加工，使资料内含的规律能一目了然。
4.分析资料
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中搜集来的大量资料只是一些具体的研究事实或数据，须经过自己思考和集体讨论，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而发掘有关规律，掌握事物的本质。分析的方法有逻辑分析和统计分析两种。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以某一分析为主，或者两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当分析、综合、概括出研究结论后，还需要到变化的实践中加以检验。
5.撰写论文
教学研究的结果要用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目的一是总结，二是交流和推广。
二、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1.文献法
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2.观察法
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3.实验法
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4.调查法
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三、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其基本组成包括：
1.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
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2.绪论
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3.本论
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4.结论
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主要参考文献：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篇12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163-007
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代表了应用语言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该理论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基于使用的学习，这种学习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充满各种变异性。动态系统在理念上不同于传统二语习得理论对于第二语言发展的阐述，因此在方法论的使用上也需要有别于以往常用的研究方法。微变化研究法强调通过高密度收集语料的方法，直接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符合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理念。
微变化研究法（microgenetic method）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源于认知心理学领域，通过描画人类认知发展的轨迹，揭示发展的机制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异性。相比较于传统的横向研究法和纵向研究法，微变化研究法具有直接、全面、灵活等优势。迄今为止，国际上已有多种权威杂志发表了与微变化研究法相关的论文。但是，国内使用该研究方法所作的研究较少，对于该方法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本文通过分析运用微变化研究法开展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的优势，说明该方法能够揭示语言习得的动态发展过程，可以为动态系统理论研究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方法论。
一、动态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的特点
1.动态系统理论的主要特征：非线性与变异性
进入21世纪，强调人类语言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变异性的趋势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显得非常明显。动态系统理论明确指出语言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系统，具有动态系统的所有特性。根据该理论，语言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变化具有持续性。语言系统由各种相关联的变量组成，这些变量会随着语言的使用和语境的变化产生相应变化。变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非线性。[1][2]
Larsen-Freeman曾经总结过语言系统作为一种动态系统所具备的特征。她认为，语言系统是动态的，二语学习者的内在语法处于不停变化之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目标语。因为目标一直处在运动变化中，所以语言习得没有任何终点。[3]151
语言系统是复杂的，它包括句法、语音、词汇等多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语言系统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语言习得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年龄、性别、学能、动机、学习策略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语言习得的成功与否。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单独决定语言习得，但是它们互相影响的作用可以产生巨大影响。
语言系统的发展是非线性的，有时无法预料，甚至是混乱的。学习者不是简单地学完一样再去学另一样。即使学再简单的东西，学习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直线。中间有顶峰、有低谷，有前进、有倒退。一个典型例子应该是英语规则和不规则动词过去时习得过程的U型曲线。一开始学习动词过去时的时候，学习者的动词过去时使用正确率比较高，但是随着学习的继续，正确率反而下降，出现过度概括等错误。经过阵痛和低谷，最后正确率有了明显上升，并且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说明学习者真正习得了过去时的准确用法。
语言发展也具有变异性，不仅个体差异无所不在，而且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根据动态系统理论，变异不受外部世界影响，不由外在力量解释，而是系统本身具有的内在的重要特点。没有变异就没有发展，变异的程度可以揭示真正的发展过程。
2.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特质
Larsen-Freeman & Cameron曾经指出，从动态系统理论角度开展研究需要遵循八个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将语境纳入考察范围；崇尚复杂性，避免简约论；注重动态过程，突出自组织、反应、浮现等概念；考察双向因果关系，而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摒弃二元区分，提倡互适应、软集合；分析多种变量；建立不同时间点之间联系，重视历时研究；变异性占中心地位。[4]206
基于八项原则，Larsen-Freeman & Cameron提出了进行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的几种研究方法，包括人种学、动态的形成性实验和行动研究、纵向时间研究法、微变化研究法、电脑建模、大脑成像等。这些研究方法弥补静态研究的缺陷，突出动态考察的特点。微变化研究法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4]208
动态系统理论主张语言发展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变异性等特点。既然语言发展是动态的，那么研究动态语言的方法也应该是动态的。微变化研究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法，通过高频的数据采集和密集的观察频率捕捉正在发生的变化，重视个体差异和语言发展的变异性，强调语言能力变化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和动态系统理论阐述的变化的特质完全吻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微变化研究法体现了新兴理论视角下的新型方法论模式，突出了动态系统理论的精髓，为在该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遗憾的是，关于动态系统理论方法论的运用目前还仅限于讨论阶段，真正使用微变化方法进行的动态系统研究寥寥无几。而另一方面，利用微变化方法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正逐步扩展到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研究人员对其了解程度还远远不够，更谈不上有效的使用。
目前，微变化研究法在二语习得领域开始引起关注。这种对方法论的重新认识其实和理论上的发展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二语习得研究开始经历重大转变，乔姆斯基的“语言先天论”逐渐淡出，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usage-based theories）给二语习得领域造成了巨大影响 [1][5][6][7]。这些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强调语言习得的关键在于在语言表征之间建立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匹配和联系，而联系的加强主要靠语言的使用。学习语言和学习其他认知技能一样，是一种联想学习，其过程就是经常同时出现的语言要素之间的联系逐渐被加强的过程。[8]既然学习语言与掌握其他认知技能一样，用于研究认知能力的微变化方法理所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语言能力的发展。
动态系统理论将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理论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强调语言系统的多种成分在多个层面上相互联结，交互变化。变量间的复杂互动使得系统的行为和发展路径不可预测，系统初始的细微差别可能会随着系统的长期发展逐渐加大，个体会遵循不同的模式发展，最终导致个体和系统间的巨大差异。[9]理论的发展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而微变化研究法恰恰可以满足对于语言复杂性和动态性研究的需要。
二、微变化研究法与动态系统理论的结合
对二语习得研究的促进
1.微变化研究法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
近年使用微变化研究法的研究项目中，传统关于认知能力的研究仍占主导地位，尤其是有关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此外，在应用语言学领域，运用微变化研究法的研究项目逐步出现。研究既包括社会语言学范畴、对语言学习者之间如何学习和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研究，也有属于语用学范畴、对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和技巧发展的研究，更有二语习得领域有关语言学习者掌握语言技能过程和特点的研究。
虽然微变化研究法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但是不可否认，使用微变化研究法的多数项目还是集中在对认知能力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都以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5至6岁幼儿[10][11]到10岁左右小学生[12][13]不等。研究涉及的认知能力也各不相同：有的注重儿童在解决算术计算问题时策略使用的发展[13][14]，有的考察儿童完成矩阵填空游戏的能力[11]，还有的研究儿童科学推理能力的发展和变化[10][12]。
此外，一些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的应用研究以社会大环境为背景，主要探究语言学习者之间的交际和互动如何帮助语言学习。这些研究运用微变化研究法详细记录了学习者使用语言和各种学习策略，互相帮助，最终在目的语运用的某些方面取得进步和发展的过程。
de Guerrero & Villamil[15]研究了二语写作课堂中学生怎样互相合作并利用语言建架（scaffolding）来完成互改作文的任务。Platt & Brooks[16]的研究主要通过观察和分析二语学习者使用二语互相交流的语料，展示学习者在完成拼图游戏过程中参与语言学习任务的程度是如何变化的。Belz & Kinginger[17]运用微变化研究法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了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记录了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在远程网络合作教学的环境下发生的种种细微变化，最终成功接近本族语者。Kim & Hall[18]研究了互动阅读在二语语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者详细勾画出研究对象在4个月时间里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套语使用、自我修正、他人修正等方面比较明显的变化。McCafferty[19]探讨了手势在创造二语学习“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中的作用。研究以历时15周的详细语料，归纳、分析了手势对于语言学习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于学习者和对话者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创造共同的心理和社会空间的极大帮助。
以上这些研究都使用微变化研究法详细地跟踪和记载发展变化的完整过程，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把学习者在学习中交流、互动，共同或独立完成学习任务的整个过程完整记录下来，然后对数据进行仔细分析，揭示出学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变化的路径、速度、原因等等。
国内运用微变化方法完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二语习得中频次作用的研究。频次作用是近年国际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热点。频次作用的研究强调重复练习对二语习得过程和结果的影响。通常在较短时间内（从几小时到几天到几星期），受试者被要求重复练习和完成某一项学习任务。通过高频记录和观察每一次重复所带来的学习变化，研究能够详实地描述语言的变化、发展轨迹，总结出变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且发现引起这些变化的内在因素。
周丹丹[20][21]分析了练习频次，即重复练习的次数对口语故事复述的影响。周卫京[22]探究了不同输入模式与频次对口语产出的不同影响。谢迷[23]研究了频率作用对英语语音纠错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输入、输出频次对语言产出质量有较大影响，语言各个方面的变化模式各有不同，并不都是单纯的直线发展。发展变化过程中有前进，也有停滞，甚至后退，迂回曲折，纷繁复杂。
以上研究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发展和变化，强调语言能力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系统理论密切相关。这些研究没有明确表示归属动态系统理论研究，另外有一项研究却是直接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开展的，这就是Verspoor等人2008年的变异性研究[24]。该项研究采用个案分析法，记录了一名母语为荷兰语的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学习期间英语写作水平的进步。研究者观察了受试前后18篇作文在词汇和句子复杂性上的各种变化。研究发现，受试者的写作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期间进步和退步交替进行，整个过程呈现出非线性的态势。总体而言，该学习者词汇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一个相对稳定时期，衡量每篇作文质量的数据相差无几，连接起来接近直线；然后是一个多变期，词汇发展每次都在浮动，峰、谷轮番出现；最后经历过一个显著的峰值变化后，发展轨迹跳跃到最高水平，词汇发展再次稳定，几乎没有浮动，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由此可见，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的变异性不仅存在于不同学习者之间，在同一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阶段也呈现出变化的不同特点。
2.微变化研究法在动态系统理论研究中的优势
以上研究案例显示微变化方法在揭示语言动态发展的特质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根据Miller & Coyle[25]的总结，这些优势主要包括：
第一，微变化研究法能够直接观察到正在发生的变化。相对于传统只注重变化结果的研究方法，微变化研究法高频观察研究对象，因而也更有可能观察到变化的过程。例如在观察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时，大部分研究者都采用横向研究法，偶尔也有尝试用纵向跟踪法。尽管这些研究方法或手段给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描画了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思维能力发展的特点。但是，这些方法却无法说明儿童思维能力如何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研究者只能通过比较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差异来推断变化的过程。[26]313无论通过横向法还是纵向法获得的数据，只是在儿童思维能力发展变化过程中选取的几个静态点上的一个个片段，而无法连成连续、完整、有意义的变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纵向法，观察点之间的间隔设置通常也比较长，所以难以获取有价值的关于变化过程的数据，更不用说变化关键期出现的转折点。
相比较而言，微变化研究法所要求的高频率的观察和细致的数据分析，是捕捉细微变化的理想选择。该研究法在重复多次的测试或观察的时间里，给研究对象重复尝试同样问题或同类问题。这种动态的跟踪方法通过密集的观察，抓住发展变化最为集中、快速的时间段，最终能够达到准确描述和了解发生着的变化。这对于强调语言动态发展的动态系统理论研究尤为重要。
第二、该方法可以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考察变化。Siegler & Stern指出，微变化研究通常从以下五个重要维度来探究变化的实质，分别为路径、速度、广度、变异性和根源[13]。所谓路径，指的是在多次重复尝试时，研究对象的行为或者对于研究问题理解的变化的顺序和过程。速度指的是变化发生的快慢。有时候我们观察到的变化是慢速、渐进的，但是在不同的被观察对象中间，在不同时间、空间里，变化速度经常时快时慢。群体数据反映出的发展、变化一般是缓慢的渐变过程，其实对于不同个体，在不同时候，变化极有可能突然或急速发生。[26]313群体数据往往掩盖了变化速度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差异问题，而微变化研究法所注重的个体差异分析最能反映出这些差异。广度指的是研究结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也就是研究涉及的某种概念的应用范围。在何种情况下、在哪些对象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研究结果的应用范围和情况，也是微变化研究法所重视的。变异性是个体在以上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下文第三点将具体阐述。根源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同变化背后有着不同原因，即使表面相同的变化后面也可能隐藏着不同原因。微变化研究法对于变化根源的研究可以解释变化的机制。
以上总结的五个维度会因个体区别、任务要求和情境不同等产生差异。微变化研究法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能够考察引起变化发生的最可能的原因、条件以及最可能使这些原因和条件发挥作用的前提，从而揭示出变化的复杂性。[26]313变化的复杂性正是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的变化的特质。语言系统的发展有时混沌迷离，无法预料。语言学习和变化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直线，中间有顶峰、有低谷，有前进、有后退。只有使用微变化研究方法，这些变化的种种复杂情况才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第三，该研究方法能够识别个体或群体变化中出现的变异性。比如说，要研究学习者的行为和特征，传统横向设计和以群体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只能发现某个时间段学习者的典型行为。这些传统方法可以描述一个时间段学习者普遍具有的行为特征，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取而代之的另一种行为模式。但是，基于群体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仅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且也掩盖了个体本身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差异。相反，微变化研究法通过关注个体差异探究变化过程的变异性，而变异性也一直为动态系统理论所重视。正如Heubner曾经总结，不同的学习者遵循不同的路径，表面貌似毫无规律的现象后面极有可能隐藏着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匹配[27]。系统在重组和变化时变异性会非常明显，而相对稳定时变异性则较弱。因此研究系统的变化就离不开研究系统的变异性。微变化研究注重个体之间和个体本身在不同时间和水平段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变异性的重要表现。
第四，微变化研究法的运用范围广泛灵活，可以用于研究各种各类变化。无论是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还是成人二语能力的变化；无论是数学运算能力的提高，还是语用能力的发展；无论是语言整体能力的提高，还是单个语法知识的掌握……所有这些都可以运用微变化研究法来进行研究和观察。对于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而言，微变化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语言发展的过程进行详细的研究，凸显语言发展的动态和复杂等特点。
可见，微变化研究的优势和动态系统理论所倡导的关于语言动态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运用微变化研究方法，可以为动态系统理论研究提供崭新的研究工具和观察角度，更好地揭示语言变化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变异性。
三、运用微变化方法开展动态系统研究的意义
目前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微变化研究数量极其有限，对于两者结合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从国内研究来看，微变化方法仅限于频次效应研究，研究范围狭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者，有关动态系统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方兴未艾，但是讨论多于实践，真正意义上的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主要是在方法论上没有找到突破口，因此严重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产出与积累。笔者认为，两者的结合将为动态系统理论研究找到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途径。
运用微变化方法开展动态系统研究符合动态系统理论的主要见解，可以为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对应用语言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本质而言，微变化方法和动态系统理论倡导的理念与传统科学方法有着重大区别。传统研究方法基于简化论理念，注重大量个体浮现出的一般模式。为了解某事物或现象，必须将其分解为若干部分，并逐个研究各个部分。但是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系统的各个变量彼此联系、不断交互。全体不等同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对群体进行均值分析所产生的描写可能与该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一样。因此，变异性是动态系统理论考察二语发展变化的研究核心。[28]415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变异性是动态系统的固有属性，负载着有关发展过程本质的重要信息。而微变化研究的一个优势就是发现变异性，不仅群体数据，而且个体的独立数据或者作为群体部分的个体数据都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注重整体趋势，如果出现和整体趋势相反或者不同的变化，那就是不和谐的音符，就像“噪音”，不能被解释。而微变化研究对于这些“噪音”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方法，“噪音”既然存在，就不能被忽视，也正是这些“噪音”，显示出变化的复杂性。
动态系统理论与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对假设的本质的认识以及如何解释观察到的现象[4]201。传统科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解释采取因果关系的形式[3]159，即原因x产生结果y，这种解释以检验假设的形式产生预测。而动态系统理论考察双向因果关系，不是简单的x原因导致y结果，而是x和y以多种方式互相影响、互相适应。[28]411动态系统理论认为系统中的变量很难孤立出来，而更加注重考量系统多变的模式。而且传统研究方法从具有预测性的假设出发，而动态系统理论与微变化方法都认为变化不可预见，因而需要直接观察发生着的变化。语言能力发生巨变时甚至像雪崩，你根本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只有通过微变化研究方法那样犹如微雕艺术般的解读，才有可能捕捉到正在发生的变化。
由此可见，利用微变化研究方法进行动态系统研究，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对传统方法的颠覆。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在进入21世纪后经历了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方法论。微变化研究方法从全新的角度阐释语言变化与发展的过程，相信一定会给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四、结 论
总之，根据动态系统理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具有复杂、开放、自组织、自适应等特性。它内部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外部因素通过和内部子系统的交互对系统产生影响。动态系统理论特别强调语言的发展过程是动态、非线性、混沌和不可预测的。[1]
微变化研究法依据的理念和动态系统理论所倡导的观念完全吻合。该方法通过高密度的观察，能够更加准确、仔细地描绘出发生着的变化和变化的关键时刻，因而更有可能推断出隐藏在变化后面更深层的原因。微变化研究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所重视，尤其在动态系统理论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可以帮助刻画出语言能力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语言变化发展的过程。
动态系统理论对传统科学理念提出了挑战，而微变化研究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上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在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运用微变化研究方法可以设计出多种关于语言变化和发展的课题，为研究语言发展过程与机制作出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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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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