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优势篇1

关恃军系省人大代表，现任吉林市百强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吉林市双嘉环保能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

由吉林市百强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名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和吉林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吉林市双嘉环保能源利用有限公司，是市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参股的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力企业。其开发建设的吉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投资额3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该项目装机容量：2×500t／日循环流化床焚烧锅炉；2×15MW汽轮发电机组，年处理生活垃圾量33万吨，年发电量2．28×108kwh／a。该项目采用目前国际先进的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技术，通过对垃圾进行有效的集中焚烧，不仅能够达到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效果，而且还具有外供能源及回收废金属等功效；从垃圾及燃料运输、焚烧到灰渣贮运、热能发电等工艺流程均采用自动机械化操作；利用焚烧所产生的热量发电，达到资源化的目的；各环保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将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减轻到最低限度，从而极大地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符合国家关于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是吉林市政府“十一五”城市重点工程。

关恃军认为，城市垃圾处理是一项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环保事业，也是印证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垃圾发电是一项新兴产业，属于朝阳产业。应当看到，垃圾焚烧发电厂不仅是市政设施基础工程，更是政府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双嘉很专注发展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吸引了一大批国内最早从事垃圾处理的专业技术人才从事设备研发、制造及电厂运营管理，努力使公司垃圾处理技术水平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可靠、自主、先进的技术为依托，充分保证了双嘉建设电厂的技术水平。双嘉所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电厂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环保、安全生产，在此基础上，才是追求企业效益。实践将证明，双嘉公司创业之路是循环经济市场化、产业化的实践之路，也是变废为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优良型社会的实践之路。今天的“双嘉”人深深地体会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方式，已经成为双嘉迈向成功的秘诀，也必将激励与推进“双嘉”人继续开拓创新！

“百舸争流千帆竞，强者尽染万层林”。在新的历史时期，关恃军深感重任负肩，惟有砥砺德行而臻于至善、未雨绸缪而韬光养晦，才能迎合国际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提升双嘉品牌文化核心理念，赋予品牌更深厚、更具韵味的文化内涵。相信在关恃军同志的带领下，“双嘉”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内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领军企业。双嘉公司所始终奉行贯穿的理念、科技、体制“三大创新”，必将形成将生活垃圾作为再生资源再利用的良性循环产业链，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保产业企业，实现两个“双赢”――即政府与企业双赢、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现在，“双嘉”上下已经形成共识，将努力为社会提供一流的垃圾处理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为人类创造洁净、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2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010-01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外延来看主要包括：陕甘宁青新，川藏云贵渝，内蒙和广西。从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经过十年的努力,西部地区有了迅猛的发展，从2000年到2009年西部地区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1.6%，人均GDP由4624元增加到18000多元，增长幅度是相当大的[1]。但要缩小乃至消除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必须不断加快自身发展步伐，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现实的经济优势。

一、重新审视资源优势

土地、能源、矿物原料是西部自然资源的三大优势。然而，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未给西部地区带来明显的增长成效。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除新疆和内蒙古外，其余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东西部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所以，西部地区的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从开发利用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源优势。

（一）拥有资源并不等于拥有资源优势

比如煤矿许多地方都有，而有的地方的煤矿却没有开采价值，因此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拥有资源，但并没有资源优势。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把资源当成资源优势，如果把资源混同于资源优势，就会造成资源开发的盲目性，结果必然是浪费资源，劳民伤财。因此在确定开发前，必须对本区域的资源状况进行深入详细、科学的综合分析，并根据优势的大少，对开发的得失做出正确的综合评价，制定科学的开发方案，选择好开发时机，切忌盲目乐观，一哄而上。

（二）因地制宜的发挥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2]。因此，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放在是否有市场前景、有竞争力、有效益上，应选准开发方向和利用方式，把握好开发时机，确定合理规模，明确市场流向，真正使资源变成产品，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变成新的开发资金、开发效益，这样，才能打破资源开发长期存在的资本密集、资金回收率低、周期长、投资多、效益低的怪圈，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三）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过去的资源开发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更不可能把环境的代价计入到开发成本之中，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生态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一些地方的资源开发不仅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功能衰退，而且导致了崩塌、滑坡、地面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频发。同时，我国一直存在着“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扭曲价格体系，原料生产与加工企业凭借对环境、资源的无偿或低价占有获得超额利润，却没有建立有效的环境、资源补偿机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目前，党和政府已把加强生态建设，遏制生态恶化，作为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实施。西部地区是资源富集区，也是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发源地。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对下游各相关地区造成严重损失破坏，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所以，西部地区在资源开发中，必须加强和提高环保意识，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二、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战略

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为了实现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顺利转化，西部地区应确立以下资源开发战略：

（一）资源开发应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

对西部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必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由国家选一些大的项目，给予支持和扶植，并相应建立一批优势产业发展基地。一些小的项目，在国家规定的政策前提下可以放开，让省、市一级或民营企业去搞。各地在发展优势产业时，要注重对重点优势资源的开发，不能面面俱到。国家应加大公益性调查评价的资金投入，加强西部地区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加快西部主要含油气（煤）盆地和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的潜力调查，推进西部地区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重点加强矿产资源集中区的矿产勘查，地勘基金应向西部倾斜。

（二）资源开发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

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开发资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而资源开发的产品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成为商品，才能获得经济效益。所以，西部地区必须要坚持市场导向决定资源开发，也就是说，要由市场定位决定产品的定位，决定资源开发的方向、种类、规模、利用方式等等。资源开发要找到市场再开发，或是一边开发、一边拓展市场。如在投资领域上，比较集中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可由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分散的能源资源和其他资源应该完全放开，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进行竞争性开发，从而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竞争环境，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资源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以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既要考虑到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首先，必须对资源实行保护性开发，如：原则上凡是能够从国际市场上低价进口的资源品，尽可能不要在国内开采；石油应该作为战略性储备，尽可能减轻开采强度等等。矿产资源不可再生，应加以珍惜和合理利用。西部地区应重点有序地培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尽快形成规模经济。其次，要将“生态环境整治，再造山川秀美”作为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不懈地强化治理措施，严格执法，并且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坚决淘汰不具备资质的市场主体，建立有序竞争、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再次，采取兼并、联合等方式，整合现有企业，组建若干集探采、选冶、加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还要完善进出口政策，提高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的关税税率，继续实行对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退税政策。

（四）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并举

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基础设施差、投资环境不好等的综合竞争力低。所以，要发展相关产业必须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将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与城镇建设相配套，并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开发，以资源开发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才能使资源开发与市场沟通，减少资源开发后的积压、损失，尽量缩短产品变商品的周期。如十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000年至2009年，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改变了西部现对闭塞的状况[3]。当然，要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使西部地区的资源能与全国乃至全球联网，参与更广泛的市场竞争，这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在争取中央政府支持的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3

中国太阳能产业何以领先世界？

截至2005年，中国太阳能集热器面积总保有量7500万平方米，节煤1.75亿吨，减少各类污染物排放约1.7亿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和使用国，仅皇明一家每年太阳能推广量就相当于欧盟的总和，比北美的两倍还多。

《经济》：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黄鸣：西方国家“政府补贴、社团推介”的发展模式，使可再生能源产业陷入了“扶持――发展――萎缩――再扶持――再发展――再萎缩”的怪圈。西方模式以政府为主体，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这就注定了其不可持续性。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以企业为主体，走商业化之路，注重的是消费教育、科普教育、体验营销，培养了消费群体，故而市场能够快速启动、急剧放大，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同时中国率先建立了与大规模推广相适应的太阳能工业体系。

《经济》：中国太阳能产业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工业体系能够复制并对外输出吗？

黄鸣：中国式太阳能商业风暴和工业革命能够成为全球模板。

《经济》：为何许多常规能源相当贫乏、公民环保意识很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太阳能利用反而不如中国普及呢？

黄鸣：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商业化、市场化，同时也存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成本价格、售后服务等诸多影响因素。

太阳能产业需要何种产业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本属太阳能产业发展一大利好，而业内人士却对这部法律颇有微辞：一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定得太低，国家对替代性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显得相对薄弱；二是实施细则迟迟没有出台，在实施过程中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如何强制制裁，没有明确规定。作为可再生能源之一的太阳能产业，发展速度之快有目共睹，而整个产业的混乱状况也令人揪心。

《经济》：以热水器为例，目前电热水器与燃气热水器仍占压倒优势的市场份额，太阳能热水器的市场份额只有5%，这是否表明太阳能产业在成本价格上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呢？

黄鸣：太阳能在成本价格上不具备优势，但太阳能热水器使用成本低于电热水器与燃气热水器，一般情况是3～5年收回设备投资，等于白用十多年。太阳能热水器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增长。

《经济》：如果太阳能产业自身已有价格优势，国家还有必要出台产业政策加以扶持吗？

黄鸣：当前太阳能产业发展还面临一些障碍，例如太阳能进居民小区问题。许多发达国家都从税收等方面给予太阳能企业一定支持，鼓励优先使用太阳能产品，我国也应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投资加强太阳能产业本身的能力建设，使太阳能产业像IT产业一样高科技，像汽车、家电产业一样成熟。

《经济》：目前国内太阳能产业规模约200亿元，而生产企业多达5000余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欲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应靠国家政策规划还是靠企业兼并重组呢？

黄鸣：太阳能产业的自发整合并不容易，国家应提高产业进入门槛，推出更为严格的国家标准。

太阳能产业发展方向：

光热还是光伏？

中国新首富、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掌门人施正荣的成功故事，无疑刺激了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超常态发展。所谓光伏产业，指将太阳光能通过太阳能电池转化为电能的产业。在过去一年里，进入这一产业的中国企业至少有30家之多，与无锡尚德相同规模或更大规模的企业就超过10家。相形之下，太阳能光热产业显得有些落寞，迄今为止尚未在资本市场上演神话。

《经济》：光伏产业链很长，上游是晶体硅制造业，中游是太阳能电池片及其封装工艺，下游则是太阳能设备商。光伏会成为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吗？

黄鸣：太阳能产业的优势在于光热，而不在于光伏。目前光伏技术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在转换效率、电池组件造价和光电系统发电成本方面，很难与现有的常规能源竞争。从可再生能源的各种转换方式来看，光热的转化效率是最高的，能效>52%；从设备成本和制造效能来看，光热系统每峰瓦系统投资

《经济》：无锡尚德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我国发展光伏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黄鸣：某一企业的成功往往具有偶然性。就光伏产业整体而言，我国不仅没有比较优势，而且还有若干劣势：首先，核心原料和关键技术不在我们手里，；其次，主要市场集中在国外，且市场容量有限；最后，光伏产业一哄而上，已经造成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

《经济》：我国太阳能光热产业优势体现于哪些方面？

黄鸣：首先是成本优势，美国热水器每当量（KWH）综合成本0.04美分，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在15年寿命期内综合成本在0.013～0.019美分之间，而常规电能（扣除税费、资源税）在7～9美分之间。其次，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已经形成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拥有核心技术，工艺设备领先，检测体系完备，市场网络发达，商业模式更是举世瞩目。

能源替代：理想抑或现实？

黄鸣代表民间提出了一份能源替代时间表：2010年，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比例10%，太阳能占5%；2020年，替代比例25%，其中太阳能占12%； 2040年替代比例55%，太阳能占25%；2060年，替代比例90%以上，太阳能占50%。

《经济》：能源危机并非自今日始，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就发出了一系列警告，而世界经济并未遭遇“增长的极限”，反而迎来了一轮快速发展。关于能源枯竭的说法是否有危言耸听之嫌？

黄鸣：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再生资源几十年内将消耗殆尽，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济》：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一直未有大的突破，这是否由于成本原因？

黄鸣：可再生能源也有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之分。实践证明，太阳能热利用等一次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要明显高于二次能源，如中国最高水平的热利用装置的转换效率已经达到50%以上，采集热能折合成电力成本只有0.15元/kwh。

《经济》：目前，电能仍是主要的能源形式，而太阳能发电成本比传统煤电方式高出10多倍。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4

企业保持和具备竞争优势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铁路施工企业来说亦是如此。铁路施工企业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对本企业的经营机制以及管理模式进行审视，从而适应激烈的建设市场。价值链理论是分析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好方法。如何运用价值链理论对铁路施工企业的成本进行分析，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一、经济学中竞争优势的含义

（一）竞争优势的主要含义

所谓的竞争优势是指在市场的竞争中，一个企业在市场份额、利润或者增长率方面与对手相比，具有很强的优势，处于非常有利的竞争位置。企业能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原因，在于这个企业内部有着与其它企业不一样的资源或者能力。因此，以资源基础观来看的话，一个企业在同行业中所具有的出众的赚取利润的能力就被称为“竞争优势”。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来表示企业竞争优势是如何获取的。

（二）竞争优势的来源

竞争优势根本来源于一个企业能够为其客户创造的价值大于成本的价值。因此，竞争优势作为通用战略的思想观念，是一切企业的核心。对于铁路施工企业来说，亦是如此。铁路施工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做出最佳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时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二、对价值链理论的探讨和分析

（一）价值链理论研究

对于企业价值链的概念，M.E.Porter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人。它把企业的价值链理论定义为：企业的每一项生产活动都是可以为其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企业互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链以及这个企业所经营的单个的活动行为方式，恰恰反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历史、发展战略以及推动战略实施的主要途径和进行某项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效益。一个企业进行生产，其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价值，同时在创在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社会价值以及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就是企业价值链的基本理论概念。

（二）价值链的基本原理解析

价值链的解析就是对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及企业内部之间的相关活动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此来实现这个企业的战略目标，同时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分析企业价值链，企业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什么样的经营活动，以及这些经营活动是否能够获取更大的利润。因此，价值链解析就是分析企业价值活动发生的合理性，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其它方面的成本降低，实现利润获取的最大化。

通过分析企业价值链，企业价值链上的一些价值活动是创造企业价值的源泉。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一个企业能够很好的把握价值链某些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如果能够把握这些优势，那么这个企业也就控制了价值链，获得巨额利润就容易的多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能有一席之地了。

三、铁路施工企业价值链的构成解析

铁路施工企业和一般的企业不同，铁路施工企业的生产对象是项目工程，最终的所交付的产品也是项目工程。因此，铁路施工企业的生产经营程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项目交易市场的形成、项目的承包、项目的施工、项目竣工交付。竣工交付以后再承接新的项目工程。如此的循环，这就是铁路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

下面我们就详细的分析探讨一下铁路施工企业价值链。

（一）施工项目的承接

铁路施工企业的特点决定了铁路施工企业只有不断的承接项目，才能保证生产的链条有序而不至于中断。项目的承接是铁路企业生产经营的起点，同时也与项目的施工、竣工交付等活动密切相联系。因此，在承接项目的时候，要对市场进行综合的分析，充分了解对手的情况，然而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制定出最优质的方案。

（二）项目的施工

项目的施工阶段是产生成本的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中，要使用最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方法，对企业内外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尽量降低成本。

（三）竣工交付

项目竣工后，要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再进行交付使用。对于铁路企业来说，优质的建设质量与后期服务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它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信誉，从而有利于企业承包更多的施工项目。

四、铁路企业实现成本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途径

铁路企业获取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内部价值链创造的价值和外部价值链创造的价值。因此，要想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话，就因该使得内外部价值链相统一，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动态的平衡。如果企业所有活动的陈本均低于对手企业的成本，那么这个企业便具有了成本优势。对于铁路施工企业来说，要想获取成本优势，就必须在价值链再造的基础上对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下面分两方面进行说明。

（一） 再造价值链

再造价值链分为内部价值链的再造以及系统价值链的再造两部分。铁路企业如果想创造更多的价值，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对价值链进行再创造。内部价值链的创造，就是要使用效率更高的工艺进行产品的生产，比如使用新型的材料。对于铁路企业来说，可以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环节，或者对某些项目工序可以使用自动化完成。铁路系统价值链的再创造就是要求铁路施工企业和业主、供应商以及其他的合作关系人进行协商合作，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铁路企业对于来自外部的信息要求比较精确，这些信息关乎着铁路施工企业的价值和收益。

（二） 企业成本控制的影响因素

对于铁路企业来说，其成本管理的核心是为了追求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使得铁路企业在业界能够保持持久不动的竞争优势。要想保证成本优势，必须将内部实力和外部环境相结合，对于没有形的成本，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成本加强控制。企业成本的竞争优势只有靠持久性才能得来。

结语：

成本优势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对成本优势分析才能使得铁路施工企业对成本优势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本文从价值链的理论出发，探讨了铁路施工企业成本优势。期待本文的研究能够促进我国铁路施工企业里利润的增加。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5

光伏产业：短期内上游多晶硅最先规模化产出者受益

光伏产业完全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

政策推动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资源潜力大，环境污染低，可永续利用，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能源。而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全球可再生能源在02-06年基本以年均15-30%的速度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能源技术就是光伏并网发电，在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0%。过去几年并网光伏装机主要集中于3个国家：日本、德国和美国，主要是上述国家对于光伏发电支持性政策较多，而近几年其他诸如西班牙、韩国、葡萄牙等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太阳能光伏应用的发展。

规划巨大空间广阔。我国有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1971-2000年的近30年，太阳年总辐照量平均1050―2450kW.h/m2之间；大于1050kW.h/m2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96%以上。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相比，和美国类似，比欧洲、日本优越得多。年太阳辐射总量高于5000MJ/m2，年日照时数大于2000h，具有利用太阳能的良好条件。按照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中国光伏发电的累计装机将达到350MW，到2020年将达到1.8GW，到2050年将达600GW。按照中国电力科学院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装机将占全国电力装机的25％，其中光伏发电装机将占到5％，增长空间巨大。

比较于其他发电能源，优势明显。近几年光伏产业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认为，比较于其他发电能源，光伏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即便在成本高企的现状下，世界各国政府依然会在政策上给予大量的支持，推动光伏产业的高速发展。

比较于传统设备，光伏作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有限性与环境保护方面优势明显。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得益于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得到广泛应用，相对而言，常规能源价格低廉，因此在过去的年代成为主要发电能源。然而由于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和过度开发，近年来，能源危机已迫在眉睫。而从化石能源价格走势来看，原油、煤炭价格飞涨，基础能源成本不断提升。

比较于风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优势体现在应用广泛性、免维护性等方面。作为可再生能源中的两大最具潜力的发电方式，光伏和风电各具优势。相对于风电，光伏发电的优势主要在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免维护性等方面。从适用场合方面，光伏发电适合阳光照射充足的地区，可用于大型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家庭等各种场合，应用相对广泛。而风力发电适合常年风速较大的地区，且规模较大，一般是采取大规模风场发电模式。

从设备维护方面，光伏发电设备基本免维护，而且使用寿命相对较长，一般在20年左右。而风力发电设备则在维护方面有较高要求，至少一年维护一次，而且维护成本相对较高，设备使用寿命则在15年左右。

我们对行业的判断：光伏发电完全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结合以上我们对行业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光伏发电已经逐渐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加以大力扶持，行业增速已经在近几年得以明显体现。根据各个国家的光伏产业发展规划，未来光伏产业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随着国家支持政策不断落实，光伏发电相对于其他能源发电的优势逐渐明显，光伏发电完全具备大规模高速发展的条件。

多晶硅价格的下降是光伏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前提。成本问题依然是制约光伏发电高速发展的主要问题。相对于其他能源发电成本，光伏发电成本明显偏高。未来只有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到和其它能源发电成本相当的时候，大规模开发才可能成为现实。

上游多晶硅技术壁垒较高，其价格决定整个产业成本。根据06年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成本构成来看，太阳能光伏电池占总成本的66%。而根据06年太阳能光伏电池各个生产环节成本的比例构成来看，多晶硅材料占总成本的56%。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多晶硅材料是整个光伏发电中成本最高的部分，约占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成本的37%。

近几年由于各国政府推进政策的支持，下游光伏产业增长迅速，而上游由于扩产的大规模投入及时间问题，多晶硅供应量明显不足，因此供需不平衡导致多晶硅价格持续上涨。太阳能多晶硅现货价格自05年始从55美元/公斤开始不断攀升，在06年到达200美元以上，至2007年底市场现货价格一度升至至400美元/公斤，至今市场价格维持在300美元左右。多晶硅的价格高位不下使得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也难以下降。

上游产能扩张使成本下降成为可能，最先规模化产出的厂商受益。巨大的供需缺口以及多晶硅价格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行业暴利使得全球多晶硅厂商纷纷设定扩产计划，而我国在这几年也有大批多晶硅新上项目投产。日前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年度报告2007》显示，目前中国已建和在建的多晶硅计划产能高达63560吨，2008年大约可以形成1.8万吨多晶硅年生产能力。产能的不断扩张将能够有效缓解多晶硅供需不平衡的现状，进而使得多晶硅价格下降成为可能。但是我们认为，短期内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一般而言，多晶硅的生产线建设期在两年左右，经过后期的不断调试，完全达产则需要4-5年时间。那么就国内目前新建的大批多晶硅生产线而言，短期内产能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释放。

根据我国目前新上马的多晶硅项目建设情况来看，除了已经有产出的新光硅业、洛阳中硅、江苏中能和乐山硅材料（峨半厂原有生产线）外，其余生产线基本都计划在08年开始有产出，相对较快的有通威永祥多晶硅、大全集团。从量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新光硅业优势明显。新光硅业07年产出多晶硅220吨，08年预计产出800吨左右。而其他有产出的生产商目前都还是小规模生产，07年基本都不超过100吨，08年大规模产出的可能性较小。从生产规模来看，几乎各厂都可以分为一期建设规模和最终计划建设规模。我们认为一期建设规模的比较相对于最终规划建设规模的比较更有现实意义。

而从目前全球的经验来看，单厂建设规模要在1000吨以上才有规模效应。目前我国目前的一期建设单厂规模在1500吨以上的企业有深圳南玻、乐山硅材料、特变电工、江苏阳光、江苏中能。

从后续厂商产出的可能性角度而言，因为国内厂商的技术实力差距性不大，基本都为改良西门子法和全球采购的设备，我们认为基于此判断产出的可能性意义不大。但是基于我们对国际各大多晶硅厂商的生产线建设情况来看，基本建设期在两年左右，新光硅业则在1年半的时间完成。目前由于多晶硅暴利的驱使下，国内厂商的生产线建设纷纷提前至1年内完成，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的生产线存在质量、工艺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所以从稳健角度而言，我们倾向于选择规划较早，计划充分的企业。选择深圳南玻。

基于行业的判断，2010年以前多晶硅的供应依然不足。因此短期内最先产出并能够尽快达到规模化的生产厂商必将获取超额收益。综合前面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多晶硅行业优势最明确的生产厂商是新光硅业，最受益的上市公司是天威保变。

风电设备：设备制造逐步国产化，高速增长趋势确定

行业高速增长必将持续，2010年之前是高峰。根据规划，全球及中国风电行业的未来增速依然延续近几年的高增长趋势在过去的20多年里，风电一直是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尤其是近十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年均增长率接近30%。据全球风能委员会(GWEC)2008年1月底的统计数据，2007年全球新增风能发电能力20GW。这一数字比2006年同比高出30%。而到2007年底世界总的风能发电能力增长27%达到94GW。

据《风力十二》的规划和预测，到2020年全世界风能装机容量将达到12.31亿千瓦，这一水平是2005年的21倍，年平均增速高达20%，届时风电将占世界电力供应的12%。

我国自1986年开始探索并网风电项目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推广，1996年后开始扩大建设规模。截至2007年底，我国新增装机340万千瓦，排在世界第3 位。总装机达到600万千瓦，2007年的增速更高达156%。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的风电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风电发展大国，2001-2007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年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57%。

根据中国综合资源综合资源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对我国部分地区的风力资源的测算结果推测，我国陆地可以安装14亿千瓦的风力发电装备，如果考虑海上，总资源量将达到20亿千瓦以上。这一储量是印度的30倍，德国的5倍，但目前的装机仅为印度的1/2.5，德国的1/8，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截止2007底，按公开数据测算，我国风电装机容量600万千瓦，仅占陆地可利用风能的的0.44%左右，发展潜力巨大。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相当大。在国家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的政策趋势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近年来政府扶持风电行业发展的力度明显增强，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加以鼓励，尤其是关于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义务的措施，为行业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到，“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1%和3%以上；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总容量应分别达到其权益装机总容量的3%和8%以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发挥其经济优势，在“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发挥其资源优势，建设大型和特大型风电场，在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型风电场，充分利用各地的风能资源。

另外，风电特许权招标政策也不断朝着鼓励国产化以及稳定电价方向发展。一方面，对风电机组本地化率的要求提高到70％；另一方面，电价不再是对投标人排序的唯一依据，而是综合考察投标人的综合实力、技术方案、上网电价和经济效益等，按照不同的权重评分。其中，上网电价的比例在第三期占40％，在第四期占25％。

风电的成本优势明显。相对于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风电是最具优势的清洁能源。风电产品的资源比较丰富、技术相对成熟、成本较低，在大规模商业化开发方面具备较强的优势。尤其是成本方面，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进步，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风力发电的成本下降了约20%，其中风电机组销售价格的下降是是风力发电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风力12在中国》的预测，2020年前后，我国的风力发电成本将与煤电相当。

我们的观点：行业高速增长必将持续，2010年之前是高峰结合以上我们对行业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行业增长空间巨大、国家支持政策不断落实、风电大规模开发利用优势明显的条件下，风电大规模高速度发展是必然。

我们对行业的判断是：2010年之前是国内风电行业的高速发展阶段，新装机容量年均增速在50%以上，风机市场需求大于供给；而2010年后行业步入平稳增长阶段，增速显著放缓，竞争趋于激烈。

国内风电制造商的技术不断提升是国内风电发展的条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风电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进口设备海关要照章纳税，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风电设备制造的国产化。政策优势给国外风电设备商进入我国风电设备市场设置了一个较高的壁垒，未来随着我国风电装机容量的不断增长，国内企业风电设备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将会逐步取代外国企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国内绝大部分风力发电机组制造厂商均处于发展初期，集中度较高。06年由于国内风机主要以600kW、750kW机型为主，而金风科技在兆瓦级以下风机制造领域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优势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划，我国未来的风电新增装机将以1.5MW、2MW机型为主，1MW以下机型所占比重将逐渐降低，因此具备1.5MW以上机型生产能力的企业将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6

随着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发展绿色能源日益显得重要而迫切；随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的实施，发展绿色能源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南阳市具有发展绿色能源的诸多优势：地理区位优越，地貌呈三面环山、东南平坦的盆地特征，处于南水(电)北火(电)、西气东输的交接地带，是贮能输能的交换站；境内绿色能源资源丰富，有水电、核电厂址，风能、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较大，还有发展太阳能需要的硅矿等；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建设和开关站落户南阳，核电、抽水蓄能电站即将上马。这些优势，使南阳市有可能成为全国新的能源产业基地。对于南阳市来说，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多晶硅太阳能、生物质能、水电、风能、核电等绿色能源，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赢得未来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

积极培育优势绿色能源产业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7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5（b）-0141-01

人力资源低成本的意义在当下以物质生活为核心条件的市场经济时代，可以算得上是企业经营管理与保障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但是，当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沦为“传统”，当知识经济时代已然成形的现阶段，过去的人力资源低成本优势渐渐的变得荡然无存，也并未体现出低成本战略下的人力资源相应的可持续性[1]。人力资源中差异化优势，已经成为了企业经营竞争的根本所在。

1 人力资源低成本与差异化优势融合的必然

一言蔽之，当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以少于其它企业的价格为自身企业提供同等劳动时，人力资源低成本的优势也就产生了。在以质生活为核心条件的市场经济时代，低成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丰富的劳动力的基础上，这也为企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部分动力。以我国整体的劳动力为例，一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便是巨大的经济优势，它也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逐年实现迅猛法展的重要动力，在商品的进出口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无数企业所拥有的所谓“黄金十年、黄金二十年”皆得益于劳动力的体现。而这些企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工业与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在以物质生活为核心条件的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结构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人力资源低成本优势便集中体现在企业的高收益方面，企业往往喜欢使用“成本至上”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把其成本控制到最低，来谋取企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例如企业会依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的情况进行灵活的人员配置，最后尽一切可能把人力资源数量降至最低，充分地响应了所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2]。如若实在“军情紧急”式的急需人手，则会尽量采用简单的招聘程序进行招聘，其招聘的心理目的是聘请“临时工”来进行临时救火。一些企业还刻意的将工资设定方面统一的向所在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上，实施“无缝对接”。

能够肯定地说，人力资源的低成本优势在短期的发展贡献中中，确实能够造成资金转换，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如果稍微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现阶段的经济时代其主要竞争力依然会以高素质人才的知识、能力为根基，所以这种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显得并不那么具有可持续性，进一步说，所谓的“低成本”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已经不再是优势，而是局限企业发展的拦路石，更勿需谈其竞争优势。面对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上涨的“大势所趋”，许多之前依赖廉价劳动力生存的企业也逐渐开始经营理念的区域转移或是战略转型，例如：把企业的经营方向转移到人力资源成本更为低廉的我国中西部地区来维持成本优势，当然，这无异于是一种“鸵鸟战术”。还有的企业则是安排自身经营实施战略转型或是进行所谓的产业升级。为此，企业在维续现阶段人力资源成本优势的同时，必须逐步向差异化优势融合进行转变。

2 人力资源低成本与差异化优势融合的策略

在变幻无常的经济商业环境下，企业的人员组织和以及企业高层的管理团队都面临随时变化的可能性。在崇尚“自由”的人才市场背景环境下，如今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不仅给人才本身造成了就业压力，也极有可能会使企业之前为相关人才的培养以及储备人才方面的投资付诸东流，过去那种以通过内部人才挖掘来满足企业长期人才需求的聘用方式早已不再有效。然而，在高素质人才越来越稀缺，无法通过内部进行人才挖掘的当前市场，外聘的成本现在也在逐年递增，但是在付出人力资源成本的同时，外聘与企业的匹配上，有时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完美融合，并因此给企业带来不小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在如何以较低成本获得合适的出色人才就考验着企业管理层的智慧。

毫无疑问，现阶段的经济时代是属于知识掌控的经济时代，其智力资源的水平直接关乎企业有无竞争优势。而高素质的人才，又是智力资源的载体。这也使得许多一开始信奉低成本战略主义的企业渐渐苏醒过来，加入了对人才的争夺战中。值得肯定的是，这对于企业有着极大利好的一面，但是代价也相应的很大，企业经营成本控制的空间也大幅缩小。但是，在如今信息化、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企业不仅可以对人才进行现实网罗，更加能够跨国这个空间进行人才使用，引入无形的 “智力资源”，这里的智力资源载体则并非是人才，而是独立的、面向所有人的公共知识，企业也可以通过“智力资源”，取代部分人才引进计划。例如：借助网络的搜索工具，查找与企业相关的数据库和科学文献，找到对公司有利的专家学者。

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使得企业经营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与充满变数。因此，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要进行对企业人员组织的方式实施变革，也需要与外界加强协作，以达到彼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效果。众所周知，“协同”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更是一种企业智慧的一种创新，具有革命性意味。企业不仅应当在内部的人力资源中达到相互协作的环境，也应当充分利用外部条件进行协同管理。人力资源的协同管理，从内部出发，不仅能够为企业控制人才成本，而且从外部来看，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在此协同过程中得以融合[3]。

3 结语

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作为研究的视角，对以“成本至上”的传统人力资源与“人才至上”的现阶段人力资源的差异化优势进行了分析对比。明确的指出在以物质生活为核心条件的市场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确实发挥了其本身低成本的优势，然而，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进行转变的时候，传统人力资源的低成本优势已然无法对企业的经营走势占据主导地位，必须逐步向差异化优势转变。首先便是完善人才的供需管理，接着论及了“智力资源”取代“人才资源”的计划，以及最后强调的人力资源协同管理等。随着现今市场竞争愈发地趋于同质化，倘若诸多中小型企业想要在这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中，创新与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勇敢”。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8

笔者研究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内某区域能够生产和提供给国内或国际农产品市场完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较低而又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潜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这一定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反映一国内不同区域间同一农产品的比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简称为区位优势，即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是通过一国内区际间同一种农产品的比较来实现的；二是能反映一国某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相比较而形成的某种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简称为产品优势，即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比较来实现的。

2.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当构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及条件发生变化时，其优劣势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市场供求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会使过去居于优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现在可能已处于劣势；而现在处于劣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将来也可能会占据优势。因此，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处在一个不断被创造出来而又不断在消失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使其真正地转化成现实的竞争优势，还需要不断地培育、创造并维持这种优势，才能最终转变成竞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深刻认识这种动态的潜在的优势，为此首先必须了解哪些因素影响比较优势。

二、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

1.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农业布局的依据。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对区域农产品生产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一致性，因此，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光、热、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就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其时空分布及组合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布局和区域间的农业生产分工。但是必须看到自然资源对农产品生产的决定作用正在减弱。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并进而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约束作用较从前已经大大减弱。

2.要素禀赋因素。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还应该涵盖制度、信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这里就劳动力、技术、资本要素做一简略分析。

劳动力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高低。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对形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就大。

技术要素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一是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二是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区域农产品生产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制约，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肯定，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某种农产品的区域优势，从而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资本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表现在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可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结构升级，使区域农产品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朝着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水平。

要素禀赋对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影响很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禀赋对某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劳动力、技术、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重新集聚，为某一有活力的区域所利用。总体来看，区域劳动力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特别是区域农业企业家群体的管理能力，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非常重要。

（二）分工因素

分工对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分工可以提高区域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一般分工越精细其比较优势就越强。

（三）质量因素

质量因素在农产品比较优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和消失，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区域农产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高低和强弱。

（四）政府行为与经营体制因素

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提高离不开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府在发挥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制度、提供信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与推广等公共基础服务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府或同一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行为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同，一般在有工业基础的区域更有作为。

（五）人文资源因素

人文资源可以包括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等。它们在区域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不如自然资源那么直接，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巨大的潜在因素。

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组织条件下，其对创造比较优势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从下面的理论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

三、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基础

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出口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上占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总结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劣势，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论被称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且由于其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又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以后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或简称为H1－O定理。

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最早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惯性对今天的区域发展，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仍是深远的。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有些人谈区域农业发展必称比较优势，有时没有优势就干脆自封优势，似乎到了一切从优势出发、没有优势就不能发展的地步，而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比较优势不一定是竞争优势，只有竞争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快发展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当务之急。这一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末，杨小凯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他们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比较优势、开发竞争优势很有启示。

（二）基于分工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1.传统的比较优势论批判。传统理论认为某一区域生产什么取决于这一区域的比较优势，只要某种要素有一定优势，即要素投入成本低，就开发生产相对应的产品，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能在市场上取胜。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成本不再是争取消费者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售后服务的专业化、产品质量等都使单纯的成本已不再是竞争中致胜的唯一法宝。专业化的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便捷的运输等都使传统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必须不断再造，而再造的关键是积极参与分工，依据市场的需求变动，不断推动专业化生产进程，专业化是创造比较优势的根本途径。

2.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生产。以欧盟农业为例，荷兰已形成花卉与牛奶的产业区，比利时精于养鸡，而法国专门生产小麦及面包等，丹麦在养猪方面很出色，这样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使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产业区。美国的农业也一样，如苹果生产主要集中于华盛顿州，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几个州，小麦生产则集中于中部的几个州，形成了各种专业化的产业带。而我国仅小麦、玉米在全国就有20多个省份进行生产，造成许多省份的产业结构雷同，结果形成大而全的结构，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精，专业化进程缓慢，不利于农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专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专业化分工生产可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3.农产品专业化分工的类型分析。农产品生产分工主要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水平分工主要解除了农民横向联系与发展的问题，在水平分工之前，大部分的农户如果兼业，他不得不了解多种农作物的生产知识。但如果分工，他就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作物上，从而获得专门知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垂直分工主要是指部分农户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从而有利于该环节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在我国素有“大蒜第一县”之称的山东省苍山县，由于其大蒜在全国乃至日本、韩国信誉很好，故分化出许多农民专门从事大蒜产业链上的其他服务，如进行大蒜的加工、运输、包装等。通过这样的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水平分工是基础，垂直分工是水平分工的深化，两种分工都对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有益。

4.专业化分工案例分析。农业生产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专业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精于一业，一个地方只专注于一业，拥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的价格，这与我国过去习惯搞的大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山东省苍山县只发展一个产业即大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大蒜产业区。全县大蒜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大蒜10多万吨，2万多农户从事大蒜种植及相关产业。苍山县的大蒜已形成一条龙生产，包括蒜苔、大蒜的保鲜以及蒜米速冻、腌渍、蒜片、蒜粉、蒜油、蒜汁等深加工和出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利用生物分离技术，提供大蒜素等生物产品，制成大蒜胶囊、饮料、大蒜精等。经过这样专注于一业的发展，苍山县现已享有“天下第一蒜”的美誉，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这些理论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分工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根本路径，加快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就能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因此如何加快推进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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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战略对策

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区域农产品的生产分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一）效仿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专业化

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核心内容是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形成特色、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竞争优势，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组织的规模效益。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领域较早地引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美国1914年就已形成了种植的专业化。农场的专业化比例高，棉花农场专业化比例达到79%、蔬菜农场为87%、园艺作物农场为98%、果树农场为96%。就农场的经营规模而言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每个农场拥有的土地从1950年的86公顷增加到现在的176公顷，平均规模扩大了1倍。对比我国农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布局分散、生产小而全、管理无标准，造成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鉴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到几个支柱”的要求，大力开展专业村、镇建设，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

（二）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专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市场的开拓者、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农业专业化的营运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要发挥龙头企业在引进、示范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开拓市场能力强、信息灵敏度高的优势，把市场信息、实用技术、管理经验传给农户，组织开展农产品购销；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延长产业链，促进优势农产品的转换增值；对农产品加工、合作组织等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大力扶持，使他们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关系，增强带动作用，保证农产品比较利益的提高。

（三）加快农产品经营管理流程再造，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农产品生产经营管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与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建设。

1.大力开发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包括各类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是连接市场和农民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联合起来竞争，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减少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协的国家之一，全国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农协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指导，而且组织流通，开展信用服务，农民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90%，以上由农协供给，生产的农产品80%以上由农协销售。正是这些功能齐全、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农协组织支撑了日本农业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必须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这是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环节。

2.努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工业产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所依赖的是发达的营销网络。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农业领域，必须着力改造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放手发展农产品购销企业和农民“经纪人”，形成多元化的流通格局；采取设办事处、开窗口的办法，将农产品打进国内大中城市，扩大市场份额；要更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彻底改变过去肩扛手提、提篮小卖的落后方式，积极采用会展促销、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现代营销手段，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开拓国际市场。荷兰鲜花出口占全球的60%，其农产品出口销售主要依靠拍卖市场，仅阿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每天就成交花卉1500万枝，年出口25亿欧元，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四）加速推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9

关键词：国际竞争优势；资源；能力；可持续性

1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性

1.1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优势可以定义为：“企业在其从事的生产经营领域内，能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质量相同或者好于对手质量的产品，并能从中获得超过竞争对手平均利润水平的利润，该企业就具有竞争优势。”

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的延伸，主要是企业从事的生产和经营领域范围的大小，当企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范围扩展到国际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国际竞争优势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1.2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从动态的角度对竞争优势概念的拓展，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内涵是一致的。巴尼在其《企业资源与持久竞争优势》中强调，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本质上既不是一个日历时间，也不意味着竞争优势将永远存在，而只是由于某些原因使这些优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能够被其他企业所复制。他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持续竞争优势必须同时考虑现存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第二，持续性不是一个日历时间概念；第三，持续性并不意味着竞争优势将永远存在，产业竞争结构的不可预期的变化也许使原来的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不再有价值。因此，他认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即是有价值的、稀缺性的、不完全模仿的和不可替代性。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根植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可以定义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地整合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始终保持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并持续获得超过竞争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特征总和。

2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

2.1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源泉

企业为了实现竞争优势的目标，决定的要素很多，总体来看可分为资源论和能力论。1984年沃纳菲尔特发表《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提出了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获利和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对企业创造市场优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源进行了分类和具体的研究。总之，资源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和非完全流动性特征，因此，不同企业之间会存在很大差异性，也就是说，资源的异质性导致了企业的异质性。由于资源是不完全自由流动的，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如果一个企业拥有稀缺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既不能够被其竞争对手所模仿，也不能被其他资源所替代，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垄断的地位，并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

企业能力论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拥有的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虽然广义的资源包括能力，但是能力论认为，能力与资源不同，能力是以人为载体的，是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源的主体能力。具有相似资源的企业通常在使用资源的效率方面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能力上的差异，这是产生企业竞争优势深层次的原因。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论》，根据他们的定义，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核心竞争力是多因素的混合体，它是技术、治理机制和集体学习的结合。核心竞争力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而不是某一单个技术和技能，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核心能力具有充分的用户价值，可以创造价值、降低成本；二是核心能力具备独特性，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三是核心能力具备一定的延展性，能为企业通向多个市场提供支持。

二种理论的区别在于，能力论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持久性竞争优势的源泉，而资源论则认为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能力论将资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作为核心能力的一部分，而资源论则把企业能力用为企业资源的一部分。能力论强调企业围绕核心能力制定企业战略，而资源论则强调基于资源的竞争战略。总之，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能力和资源。

2.2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是基于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的优势。对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单独而言，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而两种因素的有效组合是企业获得较高的、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内部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源和能力不能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那么，企业就形成了竞争优势。资源是相对稳定的、容易观察到的资产，这些资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能力是指企业持续不断地运用组织结构及员工完成任务的技能。

从资源优势方面，主要包括：品牌名称、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知识、有技能员工等。科里斯和蒙哥马利认为，资源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能是在竞争性的交易中广泛存在并且很容易购买到的一般要素投入，也可能是高度差异化的、需要多年积累且很难复制的资源。从能力优势方面，主要包括：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企业在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内部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就会产生企业的竞争优势。

3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构建

3.1 企业资源和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

3.1.1企业资源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后，基本处于产业的成长或者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竞争对手的进入，竞争程度加剧，此时保持现有企业竞争优势及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主要决定于现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模仿速度和难度。其中对企业的品牌资源的影响不大，因为企业的品牌被消费者认知后，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消费者群，而品牌又不允许公开模仿，所以，企业品牌尤其是成为知名品牌后，这种资源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自有技术资源的变动主要决定于竞争对手的模仿能力，或者自有技术资源被模仿的难度，如果容易被竞争者模仿，那么这一资源优势将很快丧失。人力资源是资源中最不确定的，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也最多最复杂。

3.1.2企业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能力是企业通过提高企业自身价值、降低成本或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的任务，以实现企业更高经济效益的技能。这些任务的完成或者技能的提高是通过不断协调企业团队的活动而得以实现的。相对资源来讲，能力更不稳定，替代性更弱。这是因为能力的开发与维护是通过协调不断变化的员工的努力而实现的，因此，能力是动态的，那么其影响因素就更加复杂。管理是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作为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管理者，企业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的管理能力就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的能力或精神，企业家能力应该包括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力与决策力、对企业组织的构建力、对组织人员的领导力、对组织运行的控制力、对企业资源的整合力等等，这些能力的变动归根结底是由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创新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观念创新等等，创新能力正是完成上述创新所具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具体内容还应该是决定于企业家和组织中的人员。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是需要建立学习型组织，而这种学习型组织的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能力或精神。其他能力包括市场开拓能力、关系沟通能力等等，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是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决定因素的某一个方面。上述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说明企业的核心能力，实际企业的核心能力是隐藏其中了，因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整合，单独一个能力是不可能形成核心能力的。当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因素变化时，企业的核心能力也必然随这变动。核心能力的变动，将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变动。

3.2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

企业资源和能力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两者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是一种互补关系。企业资源是企业能力基础，而企业资源的效率又取决于企业的能力。正是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性，才能使企业形成竞争优势，以至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基于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性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

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整合后，确立了企业现在的竞争优势，面临的问题就是竞争环境的改变，包括竞争对手的进入、行业环境改变、市场需求的改变等。面对这些问题，企业要适时对资源和能力进行再开发和再创造，并重新进行整合，形成适应新环境下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面对环境的再次改变，就要重复上述过程。可见，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就是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而改变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整合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将永久持续，则企业的竞争优势将永远持续，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动态过程终结，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可持续性，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就丧失，企业也就退出行业了。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10

关键词：国际竞争优势；资源；能力；可持续性

1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与可持续性

1.1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优势可以定义为：“企业在其从事的生产经营领域内，能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质量相同或者好于对手质量的产品，并能从中获得超过竞争对手平均利润水平的利润，该企业就具有竞争优势。”

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的延伸，主要是企业从事的生产和经营领域范围的大小，当企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范围扩展到国际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国际竞争优势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1.2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从动态的角度对竞争优势概念的拓展，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内涵是一致的。巴尼在其《企业资源与持久竞争优势》中强调，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本质上既不是一个日历时间，也不意味着竞争优势将永远存在，而只是由于某些原因使这些优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能够被其他企业所复制。他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持续竞争优势必须同时考虑现存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第二，持续性不是一个日历时间概念；第三，持续性并不意味着竞争优势将永远存在，产业竞争结构的不可预期的变化也许使原来的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不再有价值。因此，他认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即是有价值的、稀缺性的、不完全模仿的和不可替代性。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是根植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可以定义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地整合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始终保持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并持续获得超过竞争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特征总和。

2 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

2.1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源泉

企业为了实现竞争优势的目标，决定的要素很多，总体来看可分为资源论和能力论。1984年沃纳菲尔特发表《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提出了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获利和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对企业创造市场优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源进行了分类和具体的研究。总之，资源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和非完全流动性特征，因此，不同企业之间会存在很大差异性，也就是说，资源的异质性导致了企业的异质性。由于资源是不完全自由流动的，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如果一个企业拥有稀缺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既不能够被其竞争对手所模仿，也不能被其他资源所替代，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垄断的地位，并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

企业能力论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拥有的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虽然广义的资源包括能力，但是能力论认为，能力与资源不同，能力是以人为载体的，是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源的主体能力。具有相似资源的企业通常在使用资源的效率方面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能力上的差异，这是产生企业竞争优势深层次的原因。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论》，根据他们的定义，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核心竞争力是多因素的混合体，它是技术、治理机制和集体学习的结合。核心竞争力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而不是某一单个技术和技能，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核心能力具有充分的用户价值，可以创造价值、降低成本；二是核心能力具备独特性，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三是核心能力具备一定的延展性，能为企业通向多个市场提供支持。

二种理论的区别在于，能力论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持久性竞争优势的源泉，而资源论则认为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能力论将资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作为核心能力的一部分，而资源论则把企业能力用为企业资源的一部分。能力论强调企业围绕核心能力制定企业战略，而资源论则强调基于资源的竞争战略。总之，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能力和资源。

2.2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是基于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的优势。对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单独而言，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而两种因素的有效组合是企业获得较高的、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内部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源和能力不能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那么，企业就形成了竞争优势。资源是相对稳定的、容易观察到的资产，这些资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能力是指企业持续不断地运用组织结构及员工完成任务的技能。

从资源优势方面，主要包括：品牌名称、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知识、有技能员工等。科里斯和蒙哥马利认为，资源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能是在竞争性的交易中广泛存在并且很容易购买到的一般要素投入，也可能是高度差异化的、需要多年积累且很难复制的资源。从能力优势方面，主要包括：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企业在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内部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就会产生企业的竞争优势。

3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构建

3.1 企业资源和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

3.1.1企业资源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竞争优势形成后，基本处于产业的成长或者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竞争对手的进入，竞争程度加剧，此时保持现有企业竞争优势及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主要决定于现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模仿速度和难度。其中对企业的品牌资源的影响不大，因为企业的品牌被消费者认知后，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消费者群，而品牌又不允许公开模仿，所以，企业品牌尤其是成为知名品牌后，这种资源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自有技术资源的变动主要决定于竞争对手的模仿能力，或者自有技术资源被模仿的难度，如果容易被竞争者模仿，那么这一资源优势将很快丧失。人力资源是资源中最不确定的，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也最多最复杂。

3.1.2企业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

企业能力是企业通过提高企业自身价值、降低成本或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的任务，以实现企业更高经济效益的技能。这些任务的完成或者技能的提高是通过不断协调企业团队的活动而得以实现的。相对资源来讲，能力更不稳定，替代性更弱。这是因为能力的开发与维护是通过协调不断变化的员工的努力而实现的，因此，能力是动态的，那么其影响因素就更加复杂。管理是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共同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作为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管理者，企业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的管理能力就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的能力或精神，企业家能力应该包括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力与决策力、对企业组织的构建力、对组织人员的领导力、对组织运行的控制力、对企业资源的整合力等等，这些能力的变动归根结底是由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创新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观念创新等等，创新能力正是完成上述创新所具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具体内容还应该是决定于企业家和组织中的人员。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是需要建立学习型组织，而这种学习型组织的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能力或精神。其他能力包括市场开拓能力、关系沟通能力等等，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是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决定因素的某一个方面。上述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说明企业的核心能力，实际企业的核心能力是隐藏其中了，因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整合，单独一个能力是不可能形成核心能力的。当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因素变化时，企业的核心能力也必然随这变动。核心能力的变动，将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变动。

3.2 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

企业资源和能力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两者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是一种互补关系。企业资源是企业能力基础，而企业资源的效率又取决于企业的能力。正是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性，才能使企业形成竞争优势，以至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基于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性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模型。

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整合后，确立了企业现在的竞争优势，面临的问题就是竞争环境的改变，包括竞争对手的进入、行业环境改变、市场需求的改变等。面对这些问题，企业要适时对资源和能力进行再开发和再创造，并重新进行整合，形成适应新环境下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面对环境的再次改变，就要重复上述过程。可见，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就是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而改变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整合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将永久持续，则企业的竞争优势将永远持续，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动态过程终结，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可持续性，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就丧失，企业也就退出行业了。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11

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地区的县域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遭受极为严重的打击。如何避免和战胜危机，已成为灾区民营企业为获得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巨大挑战。而在这一关键时刻，企业再造成为灾区民营企业发生彻底性变革，并得以再生和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汶川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受灾现状及机遇

实地调研发现，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当地民营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企业员工伤亡人数众多，员工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绝大多数企业的厂房、生产设备和生产所需基础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震后市场环境恶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外地对灾区信息的缺失和灾情的夸大，灾区民营企业的商业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民营企业根深蒂固的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不仅使企业缺乏对经营管理者的制度约束，而且造成企业筹资渠道单一，资本流动性差，以致企业融资困难重重。

“5.12”特大地震给受灾地区民营企业带来惨重损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全国对灾区的持续帮助和跨省市对口支援将给灾区带来人力、技术、项目、渠道等方面的大力援助；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对灾区的关怀和关注，国内外新闻媒介的舆论传播，无形中帮助深处灾区的民营企业形成特殊而强大的品牌效应；全国各行各业都积极地利用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援助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重建，使得当地民营企业可利用的资源相比震前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幅度提高。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的现实意义

企业再造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哈默（M•Hammer）与詹姆斯•钱皮（J•Champy）提出，指对企业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以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上取得显著性的进展。而灾区民营企业的再造需要对企业整个系统的各要素进行全面的重新整合，而非仅仅局限于流程的再造。因此，本文定义的企业再造指的是企业为了获得再生机会，对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企业文化、产品结构、工作流程、人力资源、营销活动等各个方面的重构和再生成过程，它不同于对企业进行局部性的改造，它是企业要素的全方位的重新整合。

对于灾区民营企业来说，大危机与大机遇并存。而在这一关键时刻，企业再造能帮助灾区民营企业根本上摆脱困境，充分利用机遇，似“凤凰涅”一样，得以新生和可持续发展。

严重的受灾现状要求民营企业通过企业再造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借此去除固有的弊端，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整合并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激发员工重建的信心，恢复商业信誉，从而获得新生。地震所带来的重大机遇也要求民营企业通过企业再造提高企业对机遇的利用能力和对内外部优势资源的整合能力，变“输血”为“造血”，实现更高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型的重建。

灾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受灾地区的经济支柱，在灾民就业安置和灾区地方经济体系重建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身处灾区的民营企业更应在这一特殊时期和环境下承担并履行企业社会公民责任。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企业再造，走可持续发展型的重建之路，重振地区支柱产业，恢复并发展地区经济。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的主要内容

与其他企业相比，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更加特殊和棘手。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不单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因此企业不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一蹴而就地实现企业再造，而应该根据现有问题的重要性和紧急性，逐步深入，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进行再造。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形下，努力实现次优，从局部着手，循序渐进地改进管理、用人、文化等一系列现状，最终实现企业全面再造。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再造主要分为两个层面：战略层面的再造和策略层面的再造。

（一）战略层面的企业再造

思想观念重建。企业再造首先是思想观念重建，它对企业其他方面的再造的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应动员全体员工改变旧有思维模式，调动每一位员工恢复生产的工作热情，强化只有自己才能真正救自己的观念，树立在巨大逆境中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重建理念。

企业战略重新定位。企业必须根据地震后自身问题、现有能力、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重新确定企业经营方向，重新制定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整合现有资源和能力，充分发掘当地潜在优势资源，将治愈灾难作为谋求发展的新契机。

产权结构再造。企业产权结构再造大体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即企业恢复生产阶段，企业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同时扩展融资渠道，以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结合方式，大量吸收各种社会资本；第二阶段，即企业再造深入阶段，企业应在治理结构上打破家族垄断，采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管理模式，扩散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

管理模式再造。企业应改变原有独裁决策方式，将决策权分散，实行群体决策，民主决策，动员全体员工参与管理。同时淡化家族色彩，将更多的权利授权给管理者，建立对家族成员的约束机制，完善企业制度，使企业运作制度化。

重塑企业文化。重塑企业文化是思想观念重建的延续和深化。企业灾后的重建发展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必须形成促进企业灾后重建发展的企业文化，不断为企业重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企业文化再造要求企业在保留原有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的基础上，加入抗震救灾的精神，即在企业文化的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中加入自力更生、团结一致战胜灾难和积极服务灾区的企业文化新要素。

（二）策略层面的企业再造

产品结构再造。企业需要优化和再造产品结构，集中力量开发能利用震后外部机遇和现有资源的优势产品，停止生产无市场空间的产品。同时企业需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进行企业的产品升级，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

企业流程及组织再造。企业流程再造是指企业在重新定位的战略指导下，对原有流程进行根本性地重新思考和设计，集中精力于那些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流程，去除与重点业务无关的、多余的流程。企业组织再造是与流程再造一致，对企业组织结构重新整合，将传统面向功能的组织结构转化为面向流程的组织结构，以谋求组织整体效益最佳。

市场营销再造。企业需根据震后新的发展战略，重新调整市场营销策略，充分利用地震所带来的机遇和特殊人气，寻找新的市场定位。在广告宣传中，恰当融入抗震救灾的相关题材，唤起消费者的共鸣；充分利用对口援助省市的市场，扩展产品的营销渠道；利用地震形成的特殊品牌效应，以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感人事迹为背景，以自强不息积极重建的企业形象为基础，在品牌中注入团结、奋进、感恩等精神要素，给予消费者振奋和感动的体验。人力资源管理再造。企业应制定适合人才成长的政策，形成吸引优秀人才的企业环境，以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服务。但对于资金紧缺严重的大多数受灾企业而言，还应同时加大从内部培养和提拔优秀人才的力度；在招聘时，优先考虑企业所需专业和技能的灾区人员；企业应积极开展以心理辅导和精神激励为主要内容的员工培训；在薪酬福利上充分考虑灾区员工的特殊困难，针对员工的受灾情况采取不同的倾向性补助政策。

地震灾区资源型民营企业的再造策略

资源型企业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占有或独占，以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为基本生产方式，依靠资源的消耗来实现企业的增长，以资源占有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类型。

地震灾区民营企业中资源型企业占较大比例，并且多数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这次特大地震给资源型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例如有色金属行业受损严重，锌矿、铅矿和铝矿及其冶炼厂受到了直接影响。而作为我国五大磷矿基地中的绵竹、什邡，在这次地震中，其矿源、矿带几乎造成毁灭，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恢复。

灾区资源型民营企业由于具有对资源依赖的特殊性，因而其再造策略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再造：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利用现有资源。资源型民营企业应立足于企业内部现状和外部环境，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突出核心业务，剥离不良资产。企业应构建资源循环利用成长模式，实现对产品的前端、中端和末端的资源消费的控制和优化，依靠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实现对产品、副产品、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发掘可替代的新资源，改变业务方向。特大地震造成企业原有资源严重短缺，企业可通过发掘可替代资源的方式，选择新的发展业务，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产业链向精细加工环节延伸。资源型企业可通过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逐渐摆脱企业对主导产品的严重依赖。资源型企业的产品包含若干层次，对产业链的延伸既可选择在同一产品层次上的横向拓展，又可选择在不同产品层次上的纵向延伸。

对于受灾较严重，无力独自发展的企业，应积极联合当地或对口支援地区同行业、同类企业中的优势企业，采取合资、合作、兼并等形式来进行战略性重组。通过资源的重新整合，受灾企业可借助优势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得以生存和发展，原有资源同时得到充分利用，企业结构也得以不断优化，从而最终实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开发。

对于原有矿源遭到毁灭的企业，应转向相关产业发展。由于原有产业价值链的源头的缺失，企业不可能在原有产业上继续发展，企业应充分利用原有的渠道等优势，通过与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合作向相关产业转型。企业可利用对该行业的熟悉程度较快地把企业纳入正轨，而且可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资等形式，消除进入新行业的种种障碍。企业还可以借助与上下游相关企业原有的良好关系建立稳定的资源渠道，使得企业在较短时间内适应转型后的经营，迅速恢复企业的竞争力。

结论

灾区民营企业的重建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恢复重建，而应是站在新高度，利用新机遇，可持续发展型的卓越重建。灾区民营企业借助企业再造的方法，将彻底地摆脱地震带来的阴霾，脱离困境，获得再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1.MichaelHammer，JamesChampy，王珊珊（译）.企业再造－企业革命的宣言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可再生能源优势篇12

中图分类号：D92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44—07

带着政府配置资源的优势与“硬伤”，我国能源产业发展已经走过了60年历程。期间虽有向市场经济渐进的方面，但资源权属构筑的垄断篱笆一直未能打破。从资源出发，能流无论在哪个阶段或环节，其结构与绩效都受困于资源权属配置的初始安排。①能源发展转型如果是市场转型，首先就要突破资源权属的垄断篱笆，否则不仅会影响能源转型的质量与速度，而且会拖累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能源发展转型是制度转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转型是能源发展制度转型，因此，如何从垄断中解放市场尤其是培养竞争性市场，就成为提升能源发展制度转型绩效的关键所在。

一、从资源富足到资源陷阱

（一）资源从财富蜕变成陷阱

作为财富，资源以其价值巨大、位置固定、投资规模，而最早成为民法中的物。从罗马法开始，民法上有关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规定就是围绕资源展开的。拥有资源就是拥有财富，资源富足成为比较优势、率先发展和国家博弈的物质基础与国家实力的象征。因为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确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所限制。尽管这不是唯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②。罗托斯更强调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自然资源通过提供国内市场和投资资金，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实现从欠发达向工业化的“起飞”。③显然，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而言，资源优势通常是竞争优势的起点。实际上，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资源是直接影响经济总量生产函数的根本性因素。在15世纪以前，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中就具有明显的决定性地位。

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特别是经过西方经济近400年的繁荣，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经济发

展的物质渊源，在财富积聚中扮演主角的资源竟然逐渐远离了财富。资源存量与财富增加非但没有成为正比，反而成了反比。资源富足国大多沦落为财富贫穷国。从理论上讲，资源富足能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资源优势“有助于解释初始差异和经济成果的某些变化”④。基辛格甚至认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⑤。然而，沉重的资源包袱及其带来的“荷兰病”⑥效应，以及资源寻租性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与自由贸易、内生性增长能力衰退等现象，使得资源富足国缺乏后天发展优势。奥蒂研究表明，1960—1990年间自然资源贫乏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为3.5%，自然资源富足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3%，资源贫乏国家的发展比资源富足国家快2—3倍。资源富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具有很高的稳健性。⑦资源富足国家大多难逃“资源诅咒”⑧（resource curse）带来的厄运。“资源诅咒”虽引发了争议，却是普遍存在的现实，即使到今天资源富足国家的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二）技术替代资源成为生产力

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或生产力的效用在递减。随着工业能力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一国资本总量中，人造资本、无形资本等资本呈递增趋势，而创造人造资本、无形资本等资本的资源却呈递减趋势。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使得技术从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异军突起，创造出庞大的生产力，以至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工业化的过程，无论是“技术替代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要素”，还是“利用机器设备促进工厂生产”⑨，都表明：自工业革命伊始，工业化在造就英国“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国家”的同时，就将工业技术推向了欧洲甚至全世界，进而加快了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工业技术促进了知识存量增加，扩大了市场规模，导致专业分工细化，推动了国内外自由贸易。“某个地区、某个领域的技术进步可以把财富扩散到整个国家”⑩，因此，技术进步能够促使资源基础为技术基础所取代，“真正的金矿是制造业”的观念成为共识。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发展实践表明，能源资源富足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必须借助于其先进的工业制造能力。单纯的能源富足国非但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反而连国际义务都恐怕难以履行。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当德国、日本等工业制造能力强国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进行博弈时，石油资源大国沙特阿拉伯却拒绝担当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之任。

必须承认，资源与资本、技术、劳动等都是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因素，当技术进步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等同、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后，资源的生产力价值会进一步被淡化。当然，无论人们是否承认资源的价值，资源在生产与消费中都能直接构成价值或带来价值。但是，如果在会计账簿上资源与其他要素无法相折算，那就必然在客观上降低其生产力地位。

（三）资源转化为资本的障碍

技术，无论是知识资本还是工业资本，其都构成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都是资本效率。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所包容的劳动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也都是资本效率。资源被排斥在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价值不可计算。与资本有价相反，资源无价，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资源产品低价已成为现实。从形式上看，一国的资源定价机制是制约资源成为资本的直接原因，而更为基础的原因则是激励制度的缺失，即缺乏使付出与报酬成正比的制度。实际上，资源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在同样的制度激励下，资源优势者必定会取得竞争主动权。正如刘易斯所言：“在人所作努力既定的条件下，同样的努力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在资源贫乏的国家会带来更迅速的增长。”但如果激励制度缺失，资源优势便无从借力。再加上政治经济原因（如竞争制度不给力，无法形成竞争性市场），资源便不能进入市场交易，而成为利益集团的盛宴佳肴。资源是否成为资本取决于制度设计。“假定一国资源是既定的，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诸如人的能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程度和灵活性这类因素。自然资源决定了发展过程和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们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这个挑战。”制度设计的绩效直接关系到人们对资源的生产性投资的态度，当制度符合人们的利益要求、有利于人们的选择时，资源就会成为资本，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反之，其就会成为成本。

从“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到“自然资本投资”，从“自然市场”到“绿色价值核算”，以资源的价值及其交易为基础的资源资本理论已经逐渐成形，并能为资源资本制度设计提供可操作的理性和规则。不过，所有关于资源资本的理论构想都必须建立在资源产权交易特别是完全物权交易的基础上。因为资源的价值因交易而产生，又因交易而分为不同的价值类型。也正是在交易过程中，资源能带来价值的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当资源即资本时，资源与技术、劳动与资本才能同质同量地汇集成真正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如果成为资本，就会为资源富足国即低收入国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在世界财富总量中，自然资本占5%，生产资本占18%，无形资本占77%；低收入国家的自然资本占财富比例较大，达到26%。如果资源成为资本，资源富足国的财富总量就能增加近1/3，“资源诅咒”现象就无法出现。根据戴利的研究，人造资本具有替代性，而自然资本中有一部分不具有替代性；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因而需要最大限度地投资于自然资本。如果资源成为资本，成本就会向资本转化，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南北经济关系方面的对立被弱化，全球化分工导致的利益鸿沟被一定程度地弥合。

资源转化为资本依赖于制度转型，制度转型较之资源转化为资本更为困难。因为制度转型不单涉及一国的价值体系重构，还涉及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重构，直接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其中交织着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甚至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虽然制度转型的方式与路径选择经常决定着制度转型摩擦力的大小，进而影响到制度转型的节奏与时间，但直接影响制度转型的却可能是创新与保守两种势力的力量对比。在法律制度转型中，政治家智慧通常成为关键因素。

二、从制度优势到竞争优势

（一）制度优势替代资源贫困

20世纪上半期，当大部分资源富足国“极度追求高水平的自给自足”，满足于享受资源带来的惠益时，资源贫困国已经在埋头于制度创新，努力以制度优势替代资源不足的劣势，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以人才和先进技术为代表的工业能力已经带动这些国家跨入了富国行列。实际上，基于对技术进步重要性的认识，英国从14世纪开始就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的保护扩展了工资水平、价格结构与自由贸易等工业革命因素的边际。

一国的财富主要取决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效率，它更好地解释了国家间经济增长与收入的差距。”波特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事情，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法律与制度是一国竞争优势的根源，财富因此而聚积；如果一国的制度破坏了全要素生产率，贫困也就成为必然。实际上，制度资本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其制度能够展现足够高的交易效率，其便可得到发展；相反，资源富足的国家如果缺乏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优良的制度，便会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罗宾逊等认为，拥有能提升政府责任意识和能力的制度的国家将会从资源繁荣中受益，而不具备这种制度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受“资源诅咒”的困扰。制度优势是根本性优势，是生产要素整合优势。制度可以用不同标准进行评估，但能否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是判断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

（二）制度劣势拖累竞争能力

竞争优势来自制度优势。基于制度理性决定制度选择的原理，制度优势取决于制度理性优势。制度优势来源于理性优势及其制度设计。“设计良好的制度与规则会产生一个有效率的、发展迅速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设计不良的制度和规则则会引起社会停滞甚至衰退”，“在认真建立起来的法律规则的环境中，人们可以预见到会出现的情况，也就会相当负责任地行事”。然而，从理性优势到制度优势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法律制度优势的形成更是如此。制度是理性的结晶，理性优势却未必导致制度优势，缺乏理性的制度设计还会导致制度劣势。在我国，制度劣势恐怕就首先来自理性劣势。

我国的资源并不富足，然而，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公有制与资源优势理论相结合，成就了以资源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国家“把更多的资源动员到经济生活中，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效率得来，而是靠要素投入量的加大而得来的”。然而当前，我国资源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资源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基础，也可以成为其拖累，关键在于一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我国《物权法》并没有设计出能够带来资源竞争优势的制度，其将矿业权定位为用益物权，却禁止相关牟利易，这不但弱化了权利的法律性质，也否定了矿业权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煤、油、电、核的政府规制加上市场势力的多重垄断是我国能源业的现实。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陆续进行的煤炭矿业权交易被先后禁止，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订后出现的限制性煤炭矿业权市场在煤炭部依1996年《煤炭法》予以严格管理和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持续7年之久的煤炭资源整合的情势下走向萎缩、崩溃。另一方面，在政府组织的资本集中过程中，国企特别是央企低成本获得财富增量变大的机会，巩固了其资本与资源优势，民营资本则遭受了重大损失。我国2007年《反垄断法》在能源领域的适用被严格限制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市场势力垄断本身所造成的危害却被忽略。国资委将石油、电力等资源型企业确定为公益性企业，这更为垄断壁垒的拆除设置了屏障。我国2007年《可再生能源法》及其修订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利基市场的逐步形成，民营资本因此获得的发展空间却因国内发电配额切割及国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大为萎缩。在与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博弈中，民营企业的资本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民营企业甚至成为“拾荒者”。政府指导下出现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及其过剩产能，非但没有带来太阳能、风能等产业的振兴，反而使这些产业进退维谷。以资源管理为轴心的能源管理和管制同样成为部门利益角逐的对象，合并、整合、重组、重塑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部制能源部改革也因此停滞不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电监会并入国家能源局并不是大部制建构的开始，而是能源管理与管制相分离或各自独立的尝试的失败。

（三）从资源优势到竞争优势

资源只是能够带来比较优势的一种要素，其并不是全部要素，甚至已经不是主要因素。现代财富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因资源富足而发展起来的。工业能力及其竞争力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保障。即使资源充分转化成资本，自然资本也仍然无法与人造资本中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等相竞争。在我国，人造资本作为金融制度与工具远比刚刚起步的资源资本要强大得多，因此，制度设计与安排不能总是围绕资源权属及其支配、维护展开，更不能围绕维护目前的资源垄断局面而展开。

在能源资源开发的惠益分享已经全球化，国家间的合作博弈几成定局的情况下，用所有制或所有权限制资源交易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如此既不会为国家带来财富，也不会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基于国家博弈从地缘政治走向地缘经济的趋势以及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特别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获取资源的现实，对我国国企特别是央企进行产业组织能力再造，重构其资本结构，增强其工业资本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更为重要的选择。在垄断中解放市场，就必须进行制度转型，即使制度从维护垄断转型至推动竞争。至少，“政府可以通过促进竞争来停止保护垄断权利”。

实际上，限制交易的直接后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权钱交易现象的大量涌现，正因为此，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权交易最先成为能源业中被中纪委挂牌监察的重点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政府、国企特别是央企已经深深坠入资源优势的制度性陷阱。要走出资源优势陷阱，就必须切断政府、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资源优势方面的利益链，使竞争、博弈成为国企特别是央企的选择与抉择。在政治、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产权、竞争、投资等方面法律制度的市场化转型可能是我国从制度劣势走向制度优势的契机。

三、我国能源法的制度抉择

（一）从资源市场启动制度转型

由于固守利用资源优势的发展模式，我国已经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从资源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必须进行制度转型。要让制度集聚资本力量而不是分散资本力量，这是提升国家能力的关键。以资源的市场化转型启动法律制度向实现竞争优势转型，是包括资源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创新过程。以能源结构转型、能源消费强度与消费总量“双控”、提高能源效率与能源清洁利用率等为内容的能源发展转型的绩效，归根到底取决于资源的市场化转型。我国“十二五”规划、党的十报告、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明确提出，要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建设竞争性市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抉择，为此，首先必须打破垄断，还原资源消费的竞争性，从垄断中解放资源市场。从产业上游切断利益链，就能为产业中下游提供市场竞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环境。如果继续以维护资源所有制和所有权为坐标，而不触动垄断的根基，恐怕就很难从垄断中解放市场。因此，能源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应是基于“资源创造的财富与福利在国家之间、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个人之间的分配”来建构“社会组织、法制和行政结构以及政治体制”，即制度设计不应围绕资源权属进行，而应当向提升“破坏性创新”能力和再造工业制造能力转型。要通过竞争来分配资源、资本、劳动等生产力要素。

（二）制度设计肇始于切割利益链

从资源优势走向竞争优势的核心是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在我国当前，国企特别是央企对保证能源供给与能源安全方面的技术创新、提高能源效率等有积极表现，但其本质上并不愿意放弃现行制度带来的红利。国企特别是央企包括其下属的科研院所都对能源研发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却没有实现“破坏性创新”，一个关键原因是国企特别是央企没有企业家精神，并不愿从垄断中解放市场。实际上，从垄断中解放市场恰恰是激活国有资本能力的关键。要使国有资本彰显资本属性，就必须创造价格激励而不是权利激励的制度环境。尽管民营资本组团参股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可以有效改变企业资本构成，从而提升企业活力，但能够真正带来国企特别是央企行为方式改变的，是其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的改变。

我国国企改革已历经30余年，能源领域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投资产权的改革还有许多可以突破的地方，但更为基础的改革——资源权属的改革亟待推进。我国目前的资源权属制度是造成能源领域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的根本性因素，这一制度弱化了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财产约束，维系着产权主体不明、权利边界模糊的公共产权结构，成为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能源行业的政治经济基础。要切断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能源领域的利益链，就必须对资源权属制度进行改革。另外，投资产权制度与资源权属制度的转型必须配套，否则资源产业转型就会落空。如果“基础产业的垄断弊端，已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了日益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力度推进基础行业改革就刻不容缓”。

如果我国已被固化60余年的集体资源权属制度能够转型成功，那么，同时被固化的政府与国企特别是央企资源权属制度的转型就也是可能的。新的资源权属制度如何设计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但无论作何设计，从民族利益出发、改革固化的利益格局都最为关键。从各方面透出的改革信息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践行社会转型的时间表或路线图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而资源权属制度转型却是必须尽快采取、尽速完成的行动。

（三）法律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从制度优势到法律优势是我国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路径依赖。现行资源权属制度是现行法律所设计、安排的，法律制度转型因此成为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契机。资源权属制度创新必须推进资源产权的公平分配与交易，推动投资项目的竞争性取得和工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矿产资源法》要向《矿业法》转型，以矿业的市场化转型作为制度创新的目标，除了临界资源与国家战略储备资源，其他资源储量大多可推向市场。未来《矿业法》应明确规定各类矿业主体平等享有资源、平等分享其惠益，废除现行制度中基于资源权属的垄断规则及对民营资本投资的歧视性规则，重构矿业产业组织；应对部分矿业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推动资源型企业向竞争型企业转型，提升矿业经营各环节中工业技术在资本构成中的比重，全面提升矿业竞争水平。未来《矿业法》可以矿业权交易为制度轴心，设计矿业权交易标的、交易规则及相应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该法对矿业定位的立足点不应当放在资源属性上而满足于税费减免与其他改革，而应当着力于矿业转型，扩大矿业资源资本市场。

我国现行《煤炭法》以及正在制定的《石油天然气法》和《原子能法》等能源资源特别法，都要向能源产业法转型，以便将从资源权属改革中释放出来的产权力量转化为工业产业竞争力。相关制度设计要立足于煤、油、核等能源产业的类型与组织结构的“破坏性创新”，明确能源主体平等使用各类能源资源的具体要求，提出破除各类（油气管网准入、项目审批等方面）垄断的相应措施，明确煤、油、核工业知识产权的特别保护与奖励措施，加大煤、油、核等产业的重大设备与关键设备的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技术创新。能源产业法要建立能源产业发展的专业与技术管制机构，明确其安全、社保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当然，鉴于煤、油、核产业属性各异，其市场规模与成熟度存在差别，相关管制制度的侧重点、管制的程度与范围也应有所不同。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应向《可再生能源产业法》转型。未来《可再生能源产业法》应设计各种可再生能源的产权交易与投资规则，通过改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组织规模与工业结构，建立可再生能源市场及技术创新体系；应建立民营资本投资保护制度，在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与规模、市场份额控制以及电站建设与并网服务、土地利用等方面建立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未来《可再生能源产业法》应明确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产品检测论证及项目招投标程序、相关信息公开与地方责任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产业财税补贴制度，逐步实现从财政激励走向价格激励。未来《可再生能源产业法》还应建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制度结构，以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应尽快出台《能源法》。该法以实现国家能源战略规划，建构能源大部制及国家能源创新体系为中心，围绕推动能源产业竞争、打破能源产业垄断与管制进行制度设计。推动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表现在能源领域就是反垄断，这正是未来《能源法》的使命。相较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从垄断中解放市场会受到更多的制度羁绊，变革现行资源权属制度、构建新的能源资源投资产权和竞争性制度也会受制于更多的经济、政治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会面临很大困难。我国电监会并入国家能源局的直接结果是扩大了能源管制的边际，这为《能源法》建构管制制度提出了新的问题。实际上，能源管制边际扩大的前提是能源市场的形成并扩大，在能源市场尚未形成并扩大时就强化能源管制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重走工业管理的老路。建立健全能源管制制度的当务之急是形成并扩大能源市场，未来《能源法》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未来《能源法》还应当在促进政府与市场间互动、能源资源与投资产权交易、能源竞争、能源研发与技术创新、能源金融改革、能源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如此才能使竞争优势在能源领域中表现出来。

当前在我国，能源资源权属的国家垄断地位是《宪法》和《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打破这一垄断必然涉及相关法律制度创新。法律转型是一种强制性转型，无论是立法理念转型还是立法程序转型，都因涉及较多政治因素而与其他转型不同。上海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实践表明，国家推动法律转型的决心是明显的。笔者建议，我国应暂停适用或修改、废止《宪法》和《物权法》中有碍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制度，建立能够推动自由贸易的资源权属制度。从《财富》杂志公布的“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大陆企业占85席（剔除香港上市4席），其中国企占78席的显赫席位来看，国企与央企在国内外市场上根本不必借助于“政府之手”进行竞争。《反垄断法》不应成为国企与央企的“护身符”，而应当通过反向激励措施，使国企与央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实际上，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是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方向，国企特别是央企必须甩开“政府之手”，寻求在市场中自立自强之道。

民营资本规模化进入能源领域是能源发展转型成功的根本性标志。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经济迅速增长，而且在于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非国有企业部门”。2013年上半年我国民营资本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63.75%，其在能源总投资中仅占2.5%。出现这种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关于民营资本投资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法保障其投资权利行使及获得相应的回报。未来《能源法》及相关投资法律必须设计有效的制度，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

四、结论

市场经济是制度经济。要使能源发展转型富有绩效，就必须通过法律制度设计实现从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型。理性决定制度选择。能源发展转型是制度博弈，更是理性博弈、思想博弈。“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只有随着人们经济价值观念的更新、提升，制度才能发生富有绩效的转型。突破资源权属垄断篱笆，在制度理性与制度设计上实现转型，这涉及从宪法思想到民法及与资源能源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转型，这些转型取决于政府顶层设计，必须由政府予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这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被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可以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并被寄予厚望的一个重要因素。告别传统，重拾竞争优势，在垄断中解放市场，在有效率的体制内实现资源能源获取和公平惠益分享，这有赖于制度转型，也有赖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转型实践来看，法律转型必须适应正在发生的政治与经济转型。为此，政治家需要努力，法律人也需要努力！

注释

①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认为，制度结构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从这一理论出发，煤、油、电、核都是能源资源或其衍生品，即使将来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得到了规模化发展，也同样存在能源资源一统天下的局面。②[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页。③[美]W.W.罗托斯：《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④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胡光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312页。⑤转引自[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21、“序言”第Ⅰ页。⑥“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荷兰病”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是，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⑦[英]R.奥蒂：《资源富足与经济发展》，张效廉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33页。⑧“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用语，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⑨[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王晓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92页。⑩[美]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66、59页。我国许多学者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资源是自然物，并没有价值。而资源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有价值，如兰德尔认为“自然是人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参见[美]阿兰·兰德尔：《自然资源经济学——从经济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施以正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2页）。[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59页。世界银行：《国民财富在哪里：绿色财富核算的理论方法政策》，蒋洪强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6页。参见[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09—113页。参见[美]M.M.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英]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210页。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册，李明轩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页。谢继文：《“资源诅咒”国外研究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9期。有人采用SFA方法计算我国35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认为总体上技术进步在能源效率提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国家应当鼓励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来提高能源效率，尤其是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高能源效率。对于资源性、垄断性行业而言，还应当鼓励通过提高规模效率来提高能源效率。（参见段文斌等：《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提升我国能源效率吗？——基于35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张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美]斯蒂芬·L·帕伦特：《通向富有的屏障》，苏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英]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蔡运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4—15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创新则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105页。）2013年10月，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提出：“要认真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要求，推动企业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组、项目投资等方面，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参见《国资委：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中国新闻网，http：///gn/2013/1031/5450014.shtml.）其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国企投资产权改革，但迄今为止，任务仍很艰巨。参见中国新闻网2013年10月26日公布的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组撰写的《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该方案被称为“383改革方案”。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组提出的“383改革方案”的8项改革重点中，、集体土地入市交易位列第3位。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国务院总理表示：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根据2013年10月中央编办印发的《中央编办关于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家能源局区域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范围已经从电力扩展到了油气管网、电价等领域。张维迎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要有所行动，行动才能产生方向感，产生信心”。（参见《张维迎：改革无需等待“顶层设计”》，《凤凰周刊》2013年第29期。）[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发展与发展政策》，纪沫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魏志强：《科斯忠告：中国经济面临缺乏思想市场》，《中国新时代》2013年第1期。[美]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美]罗纳德·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51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