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143-01

引言

随着社会进步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东西方的交流更加频繁,这必然会涉及到和女流,东西方女性由于历史,地域,宗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她们在实际的交流中出现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彼此理解的失误乃至很多矛盾的产生, 从而产生了语用失误,影响交流顺利进行。本文将对比东西方女性的语言特点,分析其原因,或许对实际交流有一定的意义。

1 东西方女性语言差异的特点及原因

由于东西方女性从小的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那她们的语言特点也有很大的差异。笔者只是小小地归纳了如下几点:

1.1 言语目的不同

Tannen曾用九个词概括女性的会话目的:亲 密(intimacy),联系(connection),融合(inclusive),关系(relationship),和谐(rapport),社团(community),问题(problem),新手(novice),倾听(1istening)[1],这同样符合中国女性。中国女性由于受到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她们更多地被儒家思想束缚。她们害怕孤独,所以语言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被排斥,有集体归属感。东方女性使用的语言也比较顺从,消极。

对于西方女性却又一定差别,西方女性性格开放,前卫,这与西方的女权运动比东方早有关。西方女性语言直接,随意和坦诚,不会转弯抹角地。

1.2 话题的不同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是东方女性的典型特点。她们的话题主要是围绕生活,情感和家庭等等。这是因为东方女性价值观决定的。东方人的传统思想是女主内,男主外。女性在一起的话题是围绕与她们戚戚相关的东西,那就是闲聊东家长西家短的。

西方女性由于很早就被女权运动所影响,她们比东方女性早许多年进入社会,因此,西方女性的话题主要偏向于工作,社会环境,或许还有大众关心的国家大事等等。她们思想意识比东方女性要觉悟得早些。这也是由于西方女性没有对家庭的依赖性。

1.3 言语表达的不同

东方女性喜欢使用正规含蓄的话语,喜欢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东方女性通常会避免非此即彼,这是中庸之道。有句谚语“The mouth is the cause of calamity”(祸从口出)[2]。东方女性多采用调节式的结构和问句结构,比如说模糊语、附加疑问句的使用。

西方女性个性强,独立,并且有忍耐力,她们对人对事有独立的价值观念。由于她们的耐力极强,在许多事情上都敢于大胆尝试,事业心强烈。因此喜欢使用霸气,命令性的语言,比如说必须,应该等比较强势的语言。

当然,东西方女性语言的差异还有很多,这里仅仅是点到为止。

2 东西方女性语言的共性

2.1 语音语调方面

由于生理特征都相同,因此,在语音方面,东西方女性的声音都比较高和细。在语调上,由于受到社会心理的影响,女性的语调都比较丰富,更偏向于温柔委婉,多轻柔上扬,变化丰富而且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语调上的表现,充分显示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心理体验和感彩的一面,同时也显示了女性语言在语言交际上礼貌、温柔、善感的一面。

2.2 词汇方面

许多研究都表明,东西方女性在语言交际中使用了较多的描述性词语,如形容词、副词和叹词等。女性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在描述一个事物或事情的时候,会使用带有感彩的词。也正是由于这些词语的存在,才使得女性语言在表达上更具有具体性、明确性,也更具有感彩。

2.3 话语风格方面

在交流中,会话双方采用的交流方式和言语行为与会话的意图紧密相连,会话的意图直接决定了话语的风格和方式[3]。女性表达主要目的是为了交流感情,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能够深化彼此的人际关系,比如说表达对朋友的关心时,东西方女性在交流过程中会经常使用委婉的方式,把自己置身于说话者的立场,并试图去理解对方的感受,让对方得以安慰。

3 女性语言和跨文化交际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与东西方女性的交流中,一定要注意到西方女性象火,东方女性象水,她们的话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女性崇尚独立自主,个性发挥,某种程度上,西方女性不拘小节,语言也比东方女性嚣张。而东方女性是五千年文化的影响深远,是温柔贤静的,语言比较内敛,也不如西方女性那么犀利和坦诚。因此,在交际中,我们得注意这些共性和个性,以免导致语用失误。

4 结束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女性的语言由于受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心理因素,个性发展,思想意识等等的影响,她们的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同时表明语言和历史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特点很大程度上由文化决定的。

参考文献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2

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影响传播效果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在进行效果考察及策略优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以广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东盟文化进行“扩张”，并进行影响力塑造和美誉度包装的过程。为此，了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元素以及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的认同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广西的地域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差异与认同作为具体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对东盟传播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阐释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或主体间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他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或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节庆和庆典来完成的”。同时，“这种历史在再现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抽绎出民族的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点地点。”①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基本界定。所谓的差异，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体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中，文化差异重点是指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由于所属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历史传承等因素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层面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则表现在文化层面，可以为人感知的诸如风俗习惯、理念信仰、衣食住行等层面的差异，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外在的感知性。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则重点指的是那些带有审美价值、信息实用价值和娱乐功能的可以为人直接体验、获取并感知的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传播的客体对主体的认同，即一种理念经过包括大众媒介、公关活动等在内的途径传播出去后所催生的客体对传播主体产生的倾向性态度、观念和行为上的强化或改变。在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中，它所可能细化出的标准是广西对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人文发展环境、历史文化继承、民族发展理念等整体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并在这个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触发东盟国家到广西旅游或者投资。

跨文化传播中的维模原理。“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②文化的维模原理具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是文化流动过程中文化圈对外来文化具有借鉴、吸收和认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圈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二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具有抵制、排斥和过滤的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文化警察”的角色。这两个基本的层面，都体现的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的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

议程建构与文化移情原理。作为“议程设置”理论修正的“议程建构理论”认为：媒介发挥的角色更明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议程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通过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报道以有效地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第二阶段，这些被引起注意的事件经过加工整理后，贴上“标签”，尽可能地与某些现实议程或民众关心的“热点”相连接；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接，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③建构议程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将某些特定的信息嵌入到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赋予某些新闻事件以特定的符号信息。

所谓的“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主体和客体相互适应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法。文化移情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对话和交往，旨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④文化移情原理告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不可能仅仅将那些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传播，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策划，使一些让受者不觉得很重要，但对传者很重要的信息嵌入到传播的议程中，进而扩大媒体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同时，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馈意见极为重要，互联网媒体的互动优势已经为受众的反馈铺平了道路。

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分析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历史与自然，这是决定该地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文化的差异是民族特色差异的前提，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信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的特殊卖点，也是提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根本之所在。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广西的基本文化特点、文化构成进行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便于有针对性地运用文化差异的基本原理，去探索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达到预定的传播效果。

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解构。文化的产生与一个群体、部落、甚至是城市的历史等因素有着较大的关系，每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其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文化作为反映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其地理层面差异的表现，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及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广西地域性文化是以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内容，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播到以东盟区域文化为背景的东盟受众中，这些受众获取文化后会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吸收，甚至是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过程有两个：一是东盟区域文化与广西文化产生了一种接近性，尽可能让广西在对外传播时了解受众的文化观念，便于媒体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二是在信息传播后，如何达到强势的传播效果，让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内容解构。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必然包含的意思有两类：一是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出来的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相同的地方；二是广西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这是由广西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它主要包含广西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特质，自然生态景观层面的特质，多民族融合共处的特质，以及广西的人民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礼仪、饮食、服饰等层面的特质。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优势分析。广西所拥有的文化特点是我国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它虽然不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中心或者任何商业、政治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广西的这种驳杂、交错的文化派系相互融合，使广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而这正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势，它海纳百川却又不失其本色。

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

经济水平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经济水平是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越开放，越容易吸收和借鉴未来的异质性文化，而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则对同质的文化有着更明显的倾向。新加坡是世界转口贸易、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学、饮食，甚至是中医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与此相反，越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更容易接受广西的某些与越南有共性的文化内容，比如教育和科技。

地理环境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但却是一个影响文化特点和风貌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广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与湖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湘楚文化、岭南文化、云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融局面。此外广西沿海、沿边、沿疆又与东盟各国家有着复杂的海陆和内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东盟各国与广西的文化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广西的文化特质又包含了东盟各国文化的渗透性。

历史传承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广西在历史上开发得较晚，历朝历代都被刻上了蛮荒的印记，因此在历史上，广西历来都是政治风云人物的流放之地，是带有顽强性格的部落群体逃难之所。这里汇集过柳宗元、苏轼等中原文化的先进典型，并将中原的纯正文化带入广西，培育了广西文化坚韧、顽强、激昂和深沉的文化特质。而东盟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中国儒、道等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如广西那般深刻。广西文化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对于开发今天的广西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秀内容。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

东盟在地理位置上或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隔海相望，具有天然的地域接近性，我国与东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而言，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交流。目前，广西电视台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而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面向东盟各国进行定向传播，成为向东盟推介中国文化、商贸、经济、科技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广西电视台也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重要城市的合作，在推介广西的同时也向广西的受众推介东盟的文化，起到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利益的双赢性。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较为重视，通过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开展诸如歌舞团出访东盟的“广西文化舟”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广西旅游局持续举办东盟赴广西旅游等都对东盟游客推广广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诸如广西电视台所举办的“寻找金花”等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文化的渗透，绕开政治上的传播障碍因素，搭建了广西和东盟各国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

广西对东盟的商贸交流。商贸交流也是广西对东盟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广西各部门将商业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外宣的高度，站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利用北部湾建设等机会，落实国家“三基地一中心”的工作都起到了助推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效果，诸如泛北部湾经济论坛等高端活动的举办，也为东盟的商业人士了解广西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

自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广西与东盟的商贸交流就不断地扩大，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早期收获计划”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都是广西和东盟加强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巨大进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

广西对东盟的新闻交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举办新闻类的专题活动，一方面这个活动将东盟的媒体界及宣传界的领导和精英召集一堂，通过论坛、研讨、会议、交流的方式了解东盟媒体和东盟受众对广西的期待，同时，此类活动又通过这些高端的与会者扮演起舆论领袖的角色，例如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就是加强与东盟在传媒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为在今后推进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已经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若干领域，这既是一个议题深刻的研讨会，又是一个东盟和中国广西媒体加强合作与交流，熟悉对方媒体运行原则的平台与机会。

以上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广西对东盟传播过程中做出的一些积极的努力，从近年来日益增加的东盟到广西旅游的游客来看，这些努力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广西对东盟的传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或者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广西和东盟的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闻体制不同，在新闻价值的选择上经常会发生错位；与此同时，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和在东盟国家受众群体中的核心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广西对东盟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包含了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角色的当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于广西而言，理所应当地利用这一平台借势造势，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强化，但与此同时，对东盟的传播不能仅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更需要文化、外宣、媒体等各个相关部门分别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优化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实现广西对东盟传播更上一个台阶。

利用广西与东盟的文化渊源，寻找传播的共性。学界专家也在研究中指出：“在文化联系上，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渊源，尤其是泰国的泰族与广西的壮族，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上，东盟国家和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⑤可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而且根据东盟在广西高校读书的一些留学生的调查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有留华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等）。因此，当前我们通过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可以通过传播路径的优化和传播策略的改进来强化其效果，其一方面寻找东盟和广西文化的接近性，使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东盟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利用广西文化和东盟文化的差异性来塑造吸引力。

运用广西文化的吸引力，助推广西文化的扩散。广西对东盟的报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是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哪些能够对东盟地区的受众产生兴趣，并融入东盟的文化，可以通过维模原理中的“文化吸引”功能顺利地让东盟的受众接受并认同广西乃至中国的整个民族文化。其次，在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需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除了那些具有兴趣共同点的文化色彩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东盟受众群体所认知的文化进行推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将广西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精心地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使媒体在传递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信息的时候，附带大量对中国有利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儒学、养生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观等，都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出发，嵌入了和平、友谊、团结、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整合对东盟的传播方式，扩大核心影响力。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广西而言，需要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事件效应，将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和经济、科技、教育的成果传播出去，为提升中国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中，笔者认为，强化传播效果要重点发挥东盟十国中来广西旅游的游客（舆论领袖）、博览会参展商、东盟媒体记者的二级传播效应。同时，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大媒介形态中，广播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除了开设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外文版外，更应该发挥媒体的舆论优势，建立受众面更为广泛的对东盟传播的专门平台，通过发挥网络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信息的传播更为精准，同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优势，可以将SNS、Web2.0等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到网络信息的传播及反馈上。同时，除了网络平台的运用外，广播媒体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投资小、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广西的广播媒体资源优势，根据中国广西地区的文化资源特点，对东盟各个国家展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从而拓展传播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强化传播效果。

修正媒体报道偏颇，促使东盟受众态度改变及强化。国外的媒体、受众由于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在报道或者获取信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相关介绍，采用背景资料的方式对国外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广西文化的“培养”；二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广播媒体、海外广告等方式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对普通大众进行广西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以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广西文化的误解；三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去培育国外记者的兴趣观念，可以组织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话语精英到广西旅游、参观、举办论坛，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话语优势，引导更多的受众对中国广西的文化产生兴趣。

结语

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已经在逐步的操作中建立起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重点平台的对外传播途径，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的文化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东盟传播的方式。为此，笔者结合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广西的文化特点和外宣优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工作必须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找效果的认同，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发挥媒体、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整合多种媒体手段，实现广西对东盟的有效传播。

注 释：

①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③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④林娜：《论文化与传播的相互影响》，《河南社会科学》，2008(4)。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3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4

[作者简介] 陈学璞，广西区党校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00；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22；何颖，广西区党校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00；王建平，广西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00；王春林，广西区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广西 南宁，530000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12-0030-0012

一、前 言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我国已经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15%以上，同比GDP增速6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底全国文化产业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

“十一五”期间，广西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是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2009年全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98.7亿元，约占全区GDP的2.6%；二是文化市场主体培育取得重要进展，组建了一批文化企业集团，涌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三是文化产业品牌打造初见成效，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成为国际区域文化合作的亮点，《印象·刘三姐》开创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先河，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被中国节庆协会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四是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经过 “十一五”的加速发展，广西文化产业已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广西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提升广西形象、推动广西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广西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还不相适应，与广西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还不相适应。与周边省区相比，广西文化产业基础比较薄弱、规模不够大、档次不够高、技术含量较低、人才较缺乏、支持力度不够大等问题愈显突出。特别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发展，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滞后问题和瓶颈效应尤为明显。

我们应当树立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全面认识广西文化产业面临的历史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当前，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有多重机遇。一是文化市场需求旺盛，文化消费需求在全区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中的比重正进一步扩大；二是文化产业发展动力逐步增强，产业结构进入优化升级阶段，社会资源和资本加快流向低能耗、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三是文化产业拓展空间广阔，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渗透力逐步增强，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为文化新兴产业群的生长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并对一些传统文化产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四是广西文化资源条件优越，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生态文化魅力独特，丰富多彩，自然景观得天独厚；五是广西沿海、沿江、沿边，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纽带，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区位优势突出；六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1月1日建成，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流的平台和桥梁的作用日益凸显；七是持续成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活动提升了广西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中的地位，一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平台已初步形成。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地区间文化产业竞争正全面展开，各省（区、市）大力整合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不失时机地改革文化体制，形成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探讨面向东盟的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的具体对策，标注广西文化发展的国际性和区域型特色，增进内在动力，对于推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实施国家外交战略，促进广西大开放大开发，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深度挖掘和展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理论价值，从具体角度揭示发展广西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意义；二是探寻中国以及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合作的特点、途径、制度安排和运作模式，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文化产业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一个案例或范例； 三是探讨新形势下广西与东盟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共通处和差异点，打造广西特色文化产业、壮大广西文化产业实力，提供发展广西文化产业成为广西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对策性意见；四是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广西文化发展产业新格局提供政策参考，推动广西与东盟文化产业的合作共赢，为经济社会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合作推动政治外交、经济合作的深层次发展。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构建面向东盟的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意义。

1.广西处于国家“南下发展”战略的最前沿，广西文化产业具有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和产业合作的先锋意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需要广西文化产业有大的发展，以促进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2.从文化产业切入，形成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能够自然地展示软实力，提升竞争力。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能够丰富广西与东盟合作的层次，为广西与东盟的经贸活动提供助推器，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3.广西经济社会“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需要广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大的发展，为广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4.广西文化建设的自身发展需要广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大的发展。面向东盟背景的广西文化必须走出国门，搭建广西文化产业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提升广西文化产业的层次和实力。

5.广西与东盟在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占有和特色方面互补性强，推动双边的旅游产业、影视产业、演出娱乐业、音像出版业、文学艺术产业等领域的发展，培育文化产业集群，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潜力。搭建广西文化产业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能够丰富中国—东盟博览会内容，增进中国与东盟的文化认同。

文化产业的提速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指引、政策上的诠释和实践上的梳理。关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畴，尽管说法不一，但一般而言，文化产业是指通过工业化和商品化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交换和传播，是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一种行业，可归入第三产业。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界定，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艺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艺术教育业、文物和艺术品业等。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作为国家统计标准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产业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新闻、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等服务产品），层（旅游、娱乐、网吧、广告、会展、文化商务等文化服务），相关层（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面向东盟的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课题，以中国和东南亚经济文化为背景，立足广西，主要研究文化产业的核心层产业，并涉及层、相关层产业。

二、面向东盟：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广西是个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多民族边境省区。近年来，广西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涌现了一批诸如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八桂大歌》等一批具有广西地域特色的优势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全国和国际文化产业界的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永久举办，《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也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文化与东盟文化同属东方文化体系，中国与东盟文化都具有和谐、优雅、含蓄、天人合一的审美特征，中国文化产品在东南亚很容易找到知音，受到东盟国家民众的欢迎。面向东盟，广西的文化产业也将在助推中国—东盟经贸发展中赢得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

（一）广西文化产业的新进展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以及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鼓励、引导和扶持下，广西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自然生态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坚持走民族特色文化发展之路、创新发展和跨越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了以新闻出版、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美术、文物博物、艺术培训、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影视制作、广告节庆、文化会展、体育健身、休闲养生等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体系，产业规模日益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0年，广西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约2万个，从业人员约30万人，当年实现增加值240.7亿元，约占全区GDP的2.6%。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桂林愚自乐园、临桂五通农民三皮画、百色靖西旧州绣球街、广西钦州坭兴陶艺有限公司入选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广播影视与新闻出版、文艺演出、文化旅游、节庆会展、工艺美术、游戏动漫和文化“走出去”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广播电视与新闻出版规模效益不断提高。2010年，全区广播影视产业总收入超过33亿元，比2009年增加1.19亿元。全区城市院线电影票房达1.3亿元，同比增长76%。全区新闻出版生产总值约160 亿元，比2009年增长11.2%；其中图书生产码洋约22亿元，出版物发行销售码洋约42亿元，报刊业实现收入约15.4亿元；出版物印刷总产值约79亿元，音像电子及复制企业产值约1.75亿元。全区新闻出版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98.58亿元，利润总额约5.64亿元。完成了新闻出版企业的体制改革，组建了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广西正泰印刷包装集团。广西报业实力在西部地区位居前列，图书出版能力西部地区排名第1位，全国第9位。

二是以文化艺术精品为主导的艺术演出业佳作迭出，市场效益可观。近年来，广西音乐剧《桂花雨》、《壮锦》、舞剧《碧海丝路》、壮剧《天上的恋曲》、《和谐社会人欢欣》、舞蹈《喇哩啰哩咧》、民族音画《八桂大歌》、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和新编历史桂剧《大儒还乡》等一批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获得国家或国际奖项的同时不断扩大市场效益。其中，《八桂大歌》在北京、香港等海内外近20个城市演出了160多场，票房收入800万元。《印象·刘三姐》2004年公演至2009年底，演出2000多场、接待观众400多万人次、总收入6亿多元、年均利润3000多万元。

三是以文化为内核的文化旅游业形成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印象·刘三姐》探索了文化产业与旅游结合的新路子。文化部门与旅游部门相互加强合作，挖掘和开发利用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风情展演、古村古镇游、红色之旅、滨海度假、跨国旅游、海洋旅游、边关文风情游，生态休闲游等旅游项目或旅游线路，成为广西旅游业新亮点。目前广西39个陈列展览厅和176个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已正式开放供游人参观，发挥了文物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08年，广西全年旅游总收入533.7亿元，同比增长20.24%。2010年境外旅游者人数达250.24万人，比上年增长19.2%，国际旅游外汇收入8.07亿美元，同比增长25.5%。

四是节庆会展业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新业态。近年来，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深刻影响下，广西各地政府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积极打造大型的国际展会平台。近年兴起了广西投资贸易洽谈会、南宁东南亚国际旅游美食节、南宁国际学生用品交易会、柳州国际奇石节、玉林中小企业博览会、梧州国际宝石节、钦州国际海豚节、北海国际珍珠节、北海国际海滩文化节、防城港市中越边境旅游节、防城边境贸易交易会、凭祥中越边境贸易交易会、崇左边关国际旅游节、凤山神奇洞穴国际探游节等大型的国际性节庆活动，创出了文化节庆品牌，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在推进广西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以“一地一品”为引领的特色文化工艺品生产具有一定规模。大力发展了雕刻、珠宝、奇石等艺术加工产业，北海合浦“南珠”加工业、梧州宝石加工业、钦州坭兴陶瓷业和东兴红木艺术品加工业初步形成规模。靖西绣球、阳朔画扇、临桂五通农民三皮画等乡村传统手工艺品形成基地化生产，广西绣球、壮锦、刺绣、服饰、芒编、竹编、藤编、铜鼓、石琴等民族特色手工艺的档次和品位、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另外，河池的铜鼓、都安的藤编、北海贝雕等也形成了品牌。

六是游戏动漫业异军突起，为广西文化产业增添新活力。最近几年，广西动漫游戏、数码科技、数字音乐、数字电影、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公共视听载体、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兴起。广西华侨学校、广西木偶剧团、广西接力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漫迷》杂志社、南宁飞翔梦工场、桂林云尚动画、桂林力港网络科技、柳州蓝海科技成长为有一定规模实力的动漫游戏企业，涌现了《神脑聪仔》、《小小律师》、《阳光少年》、《漫画刘三姐》、《八桂歌画》、《红孩儿》、《心灵之窗》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动漫作品。南宁动漫城、柳州蓝海动漫游戏产业园、桂林动漫游戏产业园、桂林动漫戏曲文化产业园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七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活动十分活跃。2009年10月开播“北部湾之声”，首次通过卫星实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泰语及越语新闻与地方媒体的并机直播。“十一五”期间，广西新闻出版界走进东盟，输出图书版权近200种。广西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浓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精华节目赴欧洲演出；广西与越南广宁省签约“下龙湾”文化产业旅游项目。“三皮画”远销英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靖西旧州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平南帝安公司的芒编、竹编、藤编产品也出口西欧、美国、日本和中东，进一步加大了输出力度。例如，百色靖西旧州绣球远销欧美、东南亚，钦州市坭兴陶出口日本、美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博白县芒编、都安藤编工艺品年出口额达1亿多元。

尽管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势头良好，一些文化产业项目和艺术精品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但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文化市场发育迟滞，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广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区GDP比重以及在全国文化产业总量所占的比重均属偏低，各项指标处于全国平均中等偏下水平，整体上处于起步、培育和探索的阶段。与发达地区相比，广西文化产业存在规模不够大、档次不够高、技术含量较低、人才较缺乏、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当前，在全国各地着力转变发展方式、竞相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广西如何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民族特色，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大好机遇，推动文化产业加快成为千亿元产业，是当务之急。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向纵深推进，为广西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于2010年1月1日建成，这是继欧盟（European Union）、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中国与东盟10国组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总额45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13%左右，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2003年，正式实施“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 2007年，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2010年1月1日始，中国对东盟93%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2011年至2015年，全面建成自贸区，即东盟越、老、柬、缅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亦实现零关税，实现更为广泛深入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

文化贸易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和发展重点。随着双方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投资壁垒逐渐消除，双方相互直接投资将逐步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合作的方式与领域也更加多元。亳无疑问，自贸区建设必然也会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文化贸易以及文化产业投资与合作。文化贸易一方面有助于创造区域就业机会、推动文化交流、增强软实力；另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的交流合作内容、拓展交流合作平台、提升交流合作空间，也有助于加速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事实上，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为满足文化产业发展要求，中国和东盟的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机制已经起步。2005年中国和东盟共同签署了“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2006年开始，在广西南宁市举办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至今连续举办了5届。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部门已在多方面积极寻求国际合作，高层领导人会晤不断，各类文化代表团频繁互访，文化产业项目的洽谈和实施不断向纵深推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广西文化产业“走出去”，提供了便利的平台。近些年来，广西与东盟开展了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邀请东盟国家展开各种文博、会展节庆和文化创意交流活动，举办多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在广西培训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人才、艺术人才，策划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展，到越南等东盟国家合作开发山水实景演出，合作开发中国—东盟旅游工艺美术品，组织了文艺团体多次赴东盟国家演出，以及与东盟学者探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学术问题和对策，等等。今后，广西还可以创建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园、中国—东盟文化博览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物流园区，建立中国（广西）—东盟文化交流信息库、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信息网络，轮值开展中国—东盟文化年活动，联合出版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刊物，组建中国—东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文化创意基地，建设中国—东盟国际海滨影视城、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基地等，开拓多层次的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推进和深化与东盟的文化产业合作。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经过5到10年的纵深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在旅游产业、演出娱乐业、展览业、影视与广告产业、音像出版业、文化艺术品、图书出版物等传统文化产业，以及动漫、网络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将会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为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2008年1月，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建设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为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发挥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作用，最终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把广西经济文化建设推到了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新一极的前列，站在了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沿，这无疑给广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市场和机会。

首先，建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文化中心”，将为广西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量。根据2010年3月自治区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大产业大港口大交通大物流大城建大旅游大招商大文化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北部湾经济区“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大文化”的发展目标，规划提出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文化中心”的目标任务，明确要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交流的大平台，实施各类文化项目的硬基地，极具影响力、竞争力和亲和力的软中心。具体提出，“争取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投资500亿元左右，将北部湾大学和北部湾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成为北部湾人才培养基地，建成以南宁动漫城和北海动漫基地为代表的北部湾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以广西体育中心为重点的北部湾体育训练基地，以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为核心的北部湾研究交流基地；打造以一首北部湾之歌、一部北部湾大剧、一台北部湾大戏、一套北部湾丛书等为标志的一批北部湾文化精品工程，以泛北部湾合作论坛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东盟合作交流平台，把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广西千亿元文化产业的重点区域，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文化中心”。同时，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大产业、大港口、大交通、大物流、大城建、大旅游、大招商、大文化发展中的“任务”是互相联系、相互推动的。尤其是，大城建、大交通、大旅游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毫无疑问，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大城建、大交通、大旅游、大文化建设的推进，以南宁为龙头的北、钦、防北部湾城市群整体文化产业实力将会有大的提升。因此，借助《规划》提供的重要战略机遇，北部湾城市群的崛起，将会突显区域文化产业主体功能，可以带动区域内乃至整个泛北部湾地区的文化产业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格局。

其次，国家出台的关于促进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优惠政策，为广西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国家明确给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五大方面的政策支持，具体包括：（1）综合配套改革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支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市场体系、土地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2）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在有关规划、重大项目布局及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方面给予支持。（3）在保税物流体系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支持北部湾经济区在符合条件的地区设立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拓展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功能。（4）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支持在北部湾地区设立地方性银行，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5）在开放合作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支持北部湾经济区发挥开放合作示范作用，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新的次区域合作，建立和完善开放合作机制，加快实施合作项目。在这样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指导下，2010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展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任务，结合广西实际，“迅速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以文化实力来提升经济硬实力”，实施打造“千亿元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即：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设一批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扶持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和重点文化基地，引进一批文化战略投资者，实施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和对外文化产业工程，推出一批文化品牌、产品，构建有广西气派的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项目集群，使广西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枢纽，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军、生力军，至2020年，把广西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千亿元产业。

第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建设发展和广西城镇化步伐的加速，将给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繁荣带来巨大空间。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3月19日正式批复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镇群规划纲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以大范围生态自然景观为背景，以网络化、开放式的交通体系为骨架，以区域经济联系主要方向为依托，以核心城市为中枢，构筑多中心、多层次城镇体系。也就是构筑“一主、五副、多中心”的中心体系，即以南宁为主中心，以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5市为区域性副中心，以县城和重点镇为地区性中心城市（镇），形成“双极、一轴、一走廊”的空间发展格局，形成南宁大都市区、钦—防联合都市区、北海都市区、玉林都市区。这些都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载体，大量聚取都市人口，必将创造文化产业消费的旺盛需求和发展空间。

（四）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合作共赢，为提高广西文化产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打造新的平台

从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在南宁市举办，今年11月将举办第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围绕《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双向互利为原则，以自由贸易区的经贸合作为重点，面向全球开放，由中国和东盟10个国家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国际经贸展会。南宁博览会设四大专题：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先进适用技术、魅力之城及旅游。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商品贸易。展示各国优势商品，促进商品出口贸易，为中国与东盟之间以及共同面向全球搭建货物交易平台。二是投资洽谈。投资与引资相结合，推介各国投资环境，招商信息，对接洽谈项目，扩大区域内相互投资，联手吸纳国际资本。三是服务贸易。推介和展示中国和东盟10国的旅游景点景区、旅游项目和旅游商品，进行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展示和交易。四是高层论坛。博览会期间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专题论坛，邀请各国政要、商界精英、专家学者对话交流，共谋发展。五是文化交流。举办风情东南亚晚会、南宁国际民歌节，展现各国民族文化。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已成为面向全球商界开放、进口与出口相结合、投资与引资相结合、展销推介与专题论坛相结合、经贸活动与文化交流相结合的国际区域性大型展会。2007年，获得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部级品牌展会称号。中国—东盟博览会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以博览会为平台和载体，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大有作为。

1.有利于形成文化产业和经贸双促进、共发展的局面。中国—东盟博览会以文化交流大搭舞台，以经济活动唱主戏，形成了文化和经贸双促进、共发展的局面。经贸的繁盛带动文化的繁荣，而文化交流则为广西与东盟、乃至世界各国的商务交流创造良好的地域和心理环境，最终为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发展提供良性的、积极的、可持续的结合点，推动广西文化与经济互助、互促、同进、共繁荣。

2.有利于广西地域文化品牌的战略性推广。博览会和峰会期间，有中外183家媒体的848名记者到会采访，中外媒体海量的宣传报道，对宣传广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广《壮族大歌》、《妈勒访天边》、《桂林故事》等大型文艺演出具有重要作用。每年博览会引来的国内和国际无数关注目光，扩大了广西各地特别是南宁地域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借助博览会平台，将会大大促进广西文化旅游项目、民族精品文艺演出、影视产品、新闻出版、文化工艺品的营销推广。

3.有利于提升南宁城市文化实力。中国─东盟博览会会展、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节庆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品牌，直接提升了南宁城市的文化形象。与每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吸引了国内一些大型的演出项目和国外知名的演艺团体的进场，既带动了南宁演艺市场的发展，也提升了南宁的文化品味。围绕凸显“中国—东盟”主题文化，南宁市正在兴建中国—东盟艺术村、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园、文化人才培训基地（大学）、文化交流与研究基地、绿城会展商务旅游区等园区与基地，吸引东盟国家的艺术家人才和企业家进入南宁，南宁将会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推进文化的创新发展。

（五）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给广西文化产业走出去带来新的机遇

目前，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保持了频繁的高层互访活动，同时，包括党际、议会、社会团体等各个层次的交往不断增多。双方通过坦诚的对话和沟通，加深了了解，增进了互信，整体关系步入“对话、合作、共同发展”的轨道。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及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不断深化，不断打开新局面。

从文化交流层面看，2005年8月，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2005年12月，总理出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年度会议时提出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双方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2006年举办了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一系列庆祝活动，使中国与东盟的文化合作进一步发展。2007年1月，我国与东盟10 国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从法律上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保障。2008年，中国与东盟提出签署《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互动计划》，广西文化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在不断得到提升，与东盟国家的文化合作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东盟国家政府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合作愿望在不断加强。广西与东盟文化产业合作，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新态势：

一是正在搭建多元文化、多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的活动平台。如在南宁兴建东盟文化园区、文化类型博物馆、艺术展示场馆、代表性建筑等。

二是逐步形成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理顺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管理机制，规划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在系统梳理、准确定位和合理开发双边与多边文化资源的特色、互补和市场基础上，逐步引进和培育一批有创新能力、有知名品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主体，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是着力推进文化产业立法，建设文化产业合作法律体系，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协商建立优惠政策体系，设立专项发展基金，获得城市土地出让金、政府补贴以及减免关税、返税等优惠条件，共同培育市场体系，扩大国际文化贸易。

可以预期，中国与东盟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文化产业前景广阔。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以产业合作为纽带，以文化投资推动文化贸易，以文化消费促文化发展，有望实现互利共赢与和谐发展。

三、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的有利条件及存在问题

（一）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的有利条件

1.广西文化产业具备了与东盟对接的经济能力

“十一五”期间，广西文化产业经过文化体制改革、政府政策扶持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初步具备了与东盟对接的能力。主要表现在：

（1）文化产业增加值大幅攀升，部分领域凸显优势，成为产业核心层和与东盟对接的衔接点。

广西文化产业呈现出大幅发展的趋势。2009年全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198.7亿元，2010年则提高到240亿元，增幅为20.79%。其中，新闻出版、演艺、广播影视等领域的表现比较突出，经济效益显著，竞争实力大大增强。以2010年广西文化产业增加值为例，广西新闻出版业160 亿元，广西文化系统的演艺产业及其相关产业37.62亿元，广西广播影视产业33亿元。三个产业加起来是230.62亿元，占2010年全年增加值的96.09%。因此，这三个领域产业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和与东盟对接的衔接点。

（2）文化产业主体不断增加，龙头企业逐渐产生，民营企业日趋活跃，具有与东盟对接的主体。

2009年全区文化产业法人单位2万多个，从业人员约30万人。广西文化产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打造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一方面，通过资源整合，组建起一批大型产业集团，如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广西正泰印刷包装集团、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评选，精选出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宁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桂林愚自乐园、广西接力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广西梧州桂海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3批28家文化企业作为广西文化产业的示范基地，同时还推荐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百色靖西旧州街绣球村、广西钦州坭兴陶艺有限公司等企业参加文化部评选，获得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08年，桂林广维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入选“首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这些文化企业不但成为支撑广西文化产业的骨干，起到示范和领军作用，带动产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成为向东盟发展的主力军。另外，一些外资和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数量增加，经营活跃。这些企业的项目占广西文化产业重大项目的2/3，产业效益显著，成为广西文化产业向东盟发展的生力军。

（3）文化产业体系迅速扩大，多元业态初显规模，产品丰富，品牌突出，具有与东盟对接的能力。

经过“十一五”的建设，广西初步形成了由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工艺美术、文物博物、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广告节庆、文化会展、体育健身、艺术培训、休闲养身等业态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经营规模迅速扩大，文化产品日益丰富，产业链逐渐完善。其中，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大型国际艺术雕塑公园——愚自乐园、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电视栏目《寻找金花》、钦州坭兴陶等一批文化产业品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比较强。因此，广西文化产业体系及品牌已经具有与东盟对接的能力。

2.广西文化产业占据了与东盟对接的地理和文化优势

（1）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格局里占有其它省区所没有的地理优势。

广西处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海陆结合部，独有与东盟接壤的沿边优势、陆地口岸和海洋通道的优势，与东盟交通对接有较好条件和基础。已经打造出的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等现代化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使广西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国际大通道。

广西处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合作、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西南各省合作等多区域合作的交会区。这一经济地理优势使广西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地带和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地。

（2）广西与东盟交往具有民俗观念相通和民族起源相连的文化优势。

地理的接近使广西在文化上与东盟各国有着许多共同性或相似性。

首先表现在儒家思想上。东盟各国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人民的某些思想观念都显示出鲜明的儒家文化印记，进而形成了与中国、特别是广西极为相似的生活风俗和思维方式等。

其次表现在民族文化上。广西各民族与东盟的许多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壮族与东南亚的侬、老、泰、掸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都生活在百越之地，始终保持着族属文化渊源。瑶族、苗族、京族等民族与东盟的瑶族、苗族、越族具有母语同源、稻作为本、习俗相类等共同特征。这种同源文化，使得东南亚各国人民对广西文化有着一种亲近感，因此广西与东盟的交流和沟通比较容易。

第三，表现在华侨亲缘上。广西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广西籍的华人华侨300多万，大多在东盟各国定居，他们在经济领域非常活跃，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对祖国，对家乡有较多的文化认同和稳定的友好关系。这也成为了广西文化产业走进东盟的一个有利条件。

3.广西文化产业具有了与东盟对接的法律基础和思想共识

中国与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东盟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一系列的协议和声明，都成为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的法律基础。

双方签署的《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南宁宣言》、《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致力于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新闻部长南宁会议共同主席声明》、《中国—东盟广播电视高峰论坛北京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在社会文化合作、信息与文化交流、发展文化产业等方面取得了共识，有利于广西在发展文化产业上与东盟对接。

4.广西文化产业得到了与东盟对接的重要平台和机制

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中，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与东盟各国共同搭建合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加深交流与合作，为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创造有利条件。

（1）一系列合作平台的搭建，推动了广西与东盟的合作。

广西所承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中国—东盟电视论坛、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合作论坛等一系列论坛，以及所举办的中越边境商品交易会等会展，成为与东盟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密切了文化交流，推动了经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2006至2010年，广西与国家文化部产业司、外联局连续联合举办五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得到东盟各国政府文化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的支持和参与，双方在不断研讨中取得许多方面的共识，为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创造了有利条件。

（2）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落实了广西与东盟的合作。

广西所建立的与东盟各国高层互访机制，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等工作机制，广西与东盟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机制，以及中越边境省份定期会晤机制等一系列重要机制，增进了广西与东盟的友谊，深化了双方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落实了与东盟合作的政策和项目，并使之良性运行，健康发展。

这些平台和机制使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成为可能。

5.广西文化产业积累了与东盟对接的经验

广西与文化产业相关部门，在21世纪以来与东盟的文化交往和交流逐渐密切，建立了友好关系，展开了业务合作，积累的对接经验，实现了文化产业与东盟的初步接触。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广西与东盟进行文化产业层面的合作已经初显端倪。

（1）日益密切的文化交流，为广西面向东盟发展文化产业做好了铺垫。

广西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个系统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和往来日益频繁。广西广电系统采用双向互动的方式深化与东盟媒体的交流。一是连续邀请东盟国家媒体进来进行“聚焦广西”广播电视国际采访活动。二是主动与东盟各国媒体密切合作，到东盟采访报道，如2007年4月至6月的“中国—东盟合作之旅”的联合采访。三是与东盟国家电视机构共同举办文艺晚会，如2007年广西电视台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电视合举办“山水之约·美在巴厘”大型直播文艺晚会；又如南宁电视台从2007年开始，每年与越南国家数字技术电视台共同举办“春天的旋律”中越春节联欢会等。四是广西电视台每年到东盟十国举办广西电视展播周。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密切了广西与东盟的关系，为今后文化产业向东盟发展做好了铺垫。

（2）各种展销和宣传活动，为广西文化产品在东盟市场的营销做了推介。

广西新闻出版系统积极到东盟国家承办中国图书展销会，展开版权贸易，出口图书，使版权输出量逐年增长。2008年和2009年广西承办越南、柬埔寨中国图书展销会，两年现场销售图书总洋码共计30万元，签订输出版权与合作出版合同83种。2010年广西承办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图书展销暨版权贸易洽谈会，仅签订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合同的图书就达109种，超过了前两年之和。广西旅游系统运用多种形式与东盟国家相互推介旅游产品和线路，创新旅游促销模式。广西旅游局一方面组织“走进东盟—广西旅游国际大篷车大型宣传促销活动”进入东盟宣传广西旅游，另一方面邀请东盟媒体和旅行商到广西采访和考察旅游市场，向东盟各国推介广西旅游产品。同时，广西还邀请东盟各国到广西进行宣传促销活动，使广西与东盟旅游业形成促销互动，共同打造旅游市场。

（3）许多友好协议的签订，为广西与东盟取得产业共赢建立了运行机制。

2007年至2010年，广西广电系统积极与东盟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合作，先后与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1家广播电视媒体签订协议，建立了友好台关系，形成交流合作新机制，实现了广西广播电视信号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落地入网播出。广西旅游系统与东盟各国的17家旅游机构签订旅游合作备忘录，不但与东盟各国进行旅游项目开发合作，如广西与越南高平省签署《中国广西崇左市与越南高平省共同开发建设德天板约瀑布国际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性协议备忘录》，而且还与越南签订旅游管理合作备忘录，如2008年广西旅游局与越南河内市、广宁省、谅山省、高平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签署了“中越边境旅游管理合作备忘录”， 建立边境旅游管理机制，使旅游市场管理规范化，共同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4）不同园区和基地的建设，为广西与东盟深化文化产业合作创造了条件。

广西新闻出版系统积极建设中国—东盟文化产品物流园区和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广西文化系统在2008年与东盟建立的“东盟十国博物馆与中国广西民族博物馆‘10+1’合作与发展联盟”，在2010年挂牌成立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广西旅游系统2008年建立广西东盟旅游人才培训基地。这些园区和基地等机构的成立，使双方具有了合作的平台，为广西与东盟深化关系，共谋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5）企业进入东盟的尝试，为广西文化产业在东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例如桂林《梦幻漓江》天天演出项目已达成整体输出到越南胡志明市协定。桂林云尚动画在2010年在马来西亚设立工作室。柳州蓝海科技公司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家的商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动漫游戏市场。这些企业的尝试，说明了广西文化产业进入东盟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今后在东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6）东盟人民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喜欢，为广西文化产业提供了广大的市场。

一方面，东盟观众青睐广西的演艺作品，因此广西的“刘三姐”舞台艺术精品多次随自治区党政、经贸代表团对东盟各国进行访问演出，受到东盟观众的热烈欢迎；广西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2007马来西亚·广西文化舟”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东盟观众还尤其喜欢中国的影视作品。例如，据调查，越南89%的人最喜欢看中国影视剧，93%的人认为看得最多的外国影视剧是“中国”。2010年在越南全国电视台播放影视剧中，“中国的影视剧占67%”等①。这表明，广西文化产业在东盟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可以大有作为。

以上有利条件使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成为可能。

（二）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的存在问题

1. 在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战略布局上对文化产业合作力度不够。

我国在与东盟合作的总体战略中，虽然是全面经济合作，“以构筑双方在21世纪更紧密的经济联系”②。但是在具体的产业领域合作上，却集中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在其他经济合作领域里，优先加强合作的领域是“（a）农业；（b）信息及通讯技术；（c）人力资源开发；（d）投资；（e）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在合作应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旅游、工业合作、交通、电信、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及林业产品、矿业、能源及次区域开发等。”③在这些领域里，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只是“旅游”和“知识产权”，而且处于合作应扩展的其他领域层次。由此可见，国家在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战略布局上，对文化产业有所忽略。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与东盟进行文化产业方面的合作，必然会影响到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的对接与发展。

目前，中国与东盟通过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的研讨，都认识到加强文化产业合作的重要性，认为：“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推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地理上相邻，拥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拥有不断增长、潜力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这是各国合作，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坚实基础。”④理论认识可以促进实践的发展，我国应该尽快与东盟协商谈判，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文化产业协议》，为双方发展文化产业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合作机制。

2008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上，中方发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规划》、《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互动计划》即将出台的信息，媒体作了广泛的宣传，但3年过去了，至今未见下文。

2. 地方政府尚未制定文化产业进入东盟的总体规划

自治区领导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但在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厅联合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指导思想”中提到“积极开拓国内外文化市场”，在“主要任务”里提到“努力扩大对外贸易”，但尚未制定与此配套的广西文化产业进入东盟进行总体规划；尚未做到把开拓东盟市场作为广西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和战略新支点；没有明确哪些文化产业领域重点与东盟对接；尚未制定具体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进入东盟的政策；尚未看到如何加大产业面对东盟的资金投入；广西与东盟各国尚未签订关于文化产业的备忘录，尚未建立与东盟对接共谋发展文化产业的工作机制，等等。这必然会影响广西在政府层面上有意识地与东盟进行文化产业的对接。因此，建议自治区政府尽快建立发展文化产业的领导机构，尽快出台向东盟发展的战略规划，推动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的对接。

3. 产业主体自身束缚难以走向东盟谋求发展

目前，广西文化产业与东盟的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无序状态，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出版系统的国有企业以书展形式附带营销，不是常态的商业运营。文化系统的民营企业在东盟已开始些许商业尝试，但是比较零星，谈不上是大产业；广电系统的传媒机构主要停留在文化交流，还没有进入经济的层面；旅游系统虽然有了一些产业的成效，但规模较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就企业而言，（1）实力不强，难成规模。广西文化产业主体，特别是活跃的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相对弱小，没有政府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他们只能做与东盟的个案合作，难以铺开，做强做大。（2）有意对接，渠道不通。有的产业主体虽然已经看到进入东盟发展产业的前景，但是仅凭自身的能力，却找不到门路，没有政府搭桥，没有中介机构，难以进入东盟。这必然会影响到广西文化企业与东盟进行产业对接。因此，政府应该在给力、引导和搭桥帮助文化产业与东盟对接。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5

今年（2013）是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第十个年头。中国与东盟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双方合作已进入加速期，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把握时机推动双方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全方位合作。在这其中，文化艺术交流的作用愈发显著。它不仅对推动文化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有着重要影响，更在加深双方人民的了解与增进双方人民的友谊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西民歌作为广西文化的重要代表，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传统民歌传唱：文化传播中埋下的种子—一以“刘三姐”为例

我国民歌不仅包括传统民谣、号子、小调还包括与众不同的广西壮乡山歌。民歌与古典音乐、重金属音乐、流行音乐以及摇滚音乐等相比不仅同样具有较强的音乐性、节奏性和欣赏性，更重要的是民歌在文化传播与日常交流方面展现出极强的信息传递性。民歌来源于普通群众对生活生产的感悟，有的是独唱形式的小调，有的则是以对唱方式呈现的山歌，山歌对唱不仅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一种方式，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交流、说理甚至于争吵。

中国民歌尤其是两广地区、福建和台湾地区的民谣、民歌在东南亚的影响较为明显，比如刘三姐的《山歌好比春江水》、邓丽君的《甜蜜蜜》等等。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都通行汉语，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居民在明清时期移居东南亚，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生活习俗、商业活动、语言文化以及音乐舞蹈都相继流传开来。

广西素有“歌海”的美称，古老而悠久的壮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无数优秀灿烂的文化和艺术。自古以来刘三姐歌谣见证了壮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民族风貌。广西宜山壮族传说，刘三姐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3年）。从小聪慧过人，能歌善唱。2岁即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以歌代言，名扬壮乡。后曾到附近各地传歌，慕名前来与她对歌的人络绎不绝，短则一日，长则三五天，刘三姐的对歌传歌引来无数歌迷前来学歌，以后便形成了歌圩。刘三姐的歌谣内容主要以描述壮族人民日常辛勤的生产劳动，反映壮族人民勤恳朴实与乐于自然斗争的精神，及对爱情向往真诚、互信、自由、平等，对封建传统礼教反抗与蔑视的爱情婚姻观。“竹篙打水浪飞飞，好情结交不用媒。多个媒婆多把嘴，免得人家讲是非。” 这些都是对当时百越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东盟许多国家在当时都受中国文化辐射，自古以来就与我国有着历史渊源。以越南为例，越南与广西山水相连，世代友好往来，中越之间有很多民族都跨境而居，历史上多源于我国古代越人，双方之间文化交流密切。越南北方民歌主要内容也多以爱情为主题，对婚姻包办的不满如“嫁夫不知夫君面/夜睡疑是邻家翁。” 还有也多是越南人民与自然抗争的劳动描述。同时，越南北方的民间音乐的音阶也与刘三姐歌谣类似，sol-la-do-re-mi 曲调明快。这些内容与形式上与刘三姐歌谣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是双方歌谣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这些都说明自古以来，双方就在歌谣传唱中就已埋下了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的种子，等着后人去挖掘。

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很多古老的传承都已消逝。但是“歌仙”刘三姐却在新时代仍旧焕发着光芒，随着歌声传唱中国大地，乃至唱响东盟。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刘三姐》在东南亚放映时，被誉为“山歌之王”，在马来西亚被评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此后，大型山水实景剧《印象·刘三姐》等作品也闻名世界，成为了新一代的“刘三姐名片”。在对广西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东盟留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结果显示大部分年轻留学生了解刘三姐多是通过《印象·刘三姐》这一途径。在观看《印象·刘三姐》这一过程中增加了他们对相关汉语知识文化的兴趣与了解程度，激发了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无独有偶，越南政府早在2006年就计划将《印象·刘三姐》移植到越南下龙湾。据中新网报道，2006年广西就已着手与越南共同打造下龙湾大型海上实景演出项目。越南广宁省文化官员在广西桂林观看了《印象·刘三姐》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之后，认为具有“海上桂林”之称的广宁省下龙湾也可以开发一台实景演出，便多次到桂林“取经”。广西文化部门与越南达成协议，把中国的资本、创意、运营模式等和越南的民族风情相融合，共同打造下龙湾大型海上实景演出项目。[2]此外，该创意还将“扎根”柬埔寨吴哥；而歌舞剧《刘三姐》也将进入马来西亚表演。据悉，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对“刘三姐”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见这种文化交流方式不仅得到了民众的认可，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可见以《刘三姐》为代表的民歌文化对巩固双边友谊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同时还扩大了双方文化产业的交流。为中国—东盟之间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民歌交流：文化交流中的绝佳途径——以“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例

南宁国际民歌节也是广西民歌文化的一张名片，至今已举办了15届，是我国唯一的国际性民歌节，同时也是我国民歌文化与外国（特别是东盟）民歌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舞台。近年来，随着南宁国际民歌多次成功举办，前来参加的海外各国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也包括其中，带来了极具当地民族特色的节目。民歌节在我国和东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一）、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南宁国际民歌节充分的展现了中国的民歌艺术，原生态的民歌、改编民歌（民歌新唱）、新编民歌和流行歌曲同台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最近举办的2013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例，整场演出以《大地飞歌壮乡情》、《一江春水，连云贵湘粤》、《半挂云帆，达港澳东盟》和《中国民歌世界风》四个歌圩场景贯穿全部，将传统壮族文化和时代潮流元素相结合，展现了中国广西文化产业的实力与创新能力，满足了各个层次、各种爱好的听众的需求，给到场和收看电视转播的中国观众与东盟人民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广西民歌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高质量的平台。同样的，东盟各类优秀民歌作品也被引入民歌节的舞台，如印度尼西亚民歌《梭罗河》、马来西亚民歌《拉沙沙央》、菲律宾民歌《孩儿》在舞台上也广受好评。中国—东盟民歌艺术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在交流中产生共鸣。民歌节上还有很多合作创新类的演出，如西洋乐器演奏中国传统民歌、中国歌手唱东盟民歌、各国歌手合唱新编曲目《相聚南宁，相聚永久》。整个民歌节文化交流形式多种多样，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中都能吸收精华，积累合作经验，实现共同协作创新。只有这样高质量的对话平台才能催生出高质量的优秀民歌新作与其它形式的艺术作品，是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桥梁。

（二）、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提供新思路

传统形式上的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模式主要是政府包办为主，这种传统模式不仅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各种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应都大打折扣，往往不能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但民歌节则创新的采用“政府办节、公司经营、社会参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政府在其中起主要引导作用，确定民歌节的主题，进行社会号召与宣传。节事运作方面交由专门的公司负责，采取市场化运作，提升了效率节省了开支。同时整个社会都参与到民歌节中来，为民歌节献计献策，营造整体的氛围。在这种新的文化交流模式下，加以民歌这种广受各国群众欢迎的主题，民歌节所产生的各方面的效益都大大超出了各界的预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民歌在文化交流形式上的创新很好地建构了一种典型的成功模式，为其他文化上的交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模式。

三、民歌文化融合：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文化融合的有效方式

民歌文化作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元素，在双方文化交流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一）、民歌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融合中的“多点效应”

民歌音乐不仅能在双方的歌唱家之间交流传唱，同时也能极大的拉近广西与东盟各国人民的距离。音乐特别是民歌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各国、各民族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能够直接生动形象的展现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在特定的环境中，甚至比单纯的语言更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这对不同语言、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都同样适用。通过旋律、曲调、歌词能人们到达无障碍的文化交流，还能使文化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样、受众更加广泛。

在民歌交流中，我们一向“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不仅大力邀请外国音乐家来我国进行表演，还常派代表团到各国进行巡演。国际交流力度也逐步加大，影响力也逐步提升。除了传统的“两会一节”以中国与东盟为双边主体外。我国民歌交流还多以与东盟各国“点对点”的交流形式展开。如2013中越歌曲演唱大赛在越南河内的顺利落幕，2012中泰友谊歌会的成功举办等等以对各国的特色交流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友谊。此外，如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处举办同唱友谊歌活动推进校园的类似特色活动，极大的扩大了我国民歌在越南青少年之间的影响力，这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深远而持久的积极作用。

（二）、民歌在深层次的融合东盟文化中的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东盟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急需文化上的广泛深入交往，从而达到文化认同和融合，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深入的交往。民歌元素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并与日常生活关联密切，老百姓喜闻乐见。加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构筑区域文化，有利于地区稳定和繁荣发展。最后参照泰国以往民歌《????》（《火车》）、《??? ???》（《亲爱的妈妈》）、《?????????? ??????????》（《月亮婆婆》）、《????????》（《翩翩少年郎》）、《?????????：??????????????》（《乌龟与兔子》）、《????????????????????》（《宋干节》）、《???? ???? ???? 》（《大象歌》）、《????????????》（《礼拜歌》）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中泰民歌、民谣中所采纳的素材和曲调都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泰国民歌的曲调特点与中国大致相似，易于引起共鸣，都非常简洁、明快并且朗朗上口，民歌的取材都源于生活中的细节，比如节日、亲人、寓言以及具体事象。比如下面这首泰语歌：

“????????????????????（??????，??????????，???????????） ????

????????????????????（??????，??????????，???????????） ????

??????????????????????????????????? ?????????

???????????????????????（??????，??????????，???????????）”

这首泰语歌对应的翻译就是民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我们感到幸福就（拍拍手，跺跺脚，大声笑），如果我们感到幸福就（拍拍手，跺跺脚，大声笑），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幸福满意，别忘了一起（拍拍手，跺跺脚，大声笑）。”它从曲调到歌词大意几乎全是从中国的民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整体翻译而来的，可见中国民歌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的影响。

同志说过，“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4]东盟各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民歌也正在渐渐地深层次融入东盟文化氛围中，既展现了我国悠久而璀璨的民歌艺术文化，又让东盟各国加深认识和了解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与精彩。这对他们更直观、感性的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也能激起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与兴趣，让中国广西民歌文化更好的走出国门，增强东盟人民对我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的认同。

所以，我们要积极发挥民歌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良好平台，扩大中国民歌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双方民歌文化的交流，为2014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为共创中国—东盟美好明日奠定基石。

参考文献：

[1]杨武.东盟文化与艺术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

[2]蒋雪林.《印象·刘三姐》移植越南下龙湾项目已获进展[Z].中国新闻网，2010年11月17日.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6

一、 前言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两种不同文化交际者交际时，由于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与背景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人们会对同一词、同一句话、非语言行为和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联想和不同的所指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首先要理解不同文化的模式及沟通方式。

二、不同语境文化的行为特征

文化的有效沟通是依靠理解语言表达还是靠理解语境，这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问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Hall对跨文化的有效沟通作了精辟的论断，他将交际过程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

强交际语境文化强调以间接方式表达思想、观点和交流内容，直接表达不仅会显得太唐突，草率，还会给人留下做事不认真，决策不慎重的印象，尤其在讨论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或向对方提出请求时，强交际语境文化交际者言语表达婉转、含糊，担心会冒犯对方或让对方丢脸。强交际语境文化要求听者根据交际语境和说话者的非语言表达理解交际内容和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因为强交际语境文化认为，理解说话者的言中之意及言外之意是听者的责任，而不是说话者的责任。强交际语境文化有如下几大特点:“我们”为主;螺旋式逻辑思维;间接交际方式;地位趋向方式;语境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听者。强交际语境文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等。

弱交际语境文化强调通过语言表达进行沟通与交流，所有信息或观点都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而且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任何人想通过暗示方式、间接方式或非语言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不仅达不到沟通目的，还会被认为是在回避问题，甚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在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里，沟通的目的是彼此交流信息，因此发话者有责任让听者正确理解其语言表达内容，所以他们说话直来直去，说话内容都在言语之中，毫不掩饰。弱交际语境文化的特点是:“我”为主;线形逻辑思维;直接交际方式;个人趋向方式;语言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发话者。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

两种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交际方式，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不同语境文化沟通者在交流时会发生交际障碍，也容易产生误解。

三、东西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交际方式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东方文化注重维护群体和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利益至上，淡化社会等级制度。这些差异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东方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很强，言谈举止非常注重礼貌，以此体现双方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别;东方人注重意境，语言表达含糊，常常给人欲言又止的感觉，这就要求听者依靠说话时的语境来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而且东方人常常把沉默当作一种回应的方式，所以有时在交谈中甚至还要考虑说话人的神情举止，以便做出正确的推断;东方人重视面子，说话往往迂回婉转，尤其是当与对方意见有分歧时，语言更为隐讳含糊，有时因为担心伤和气，伤感情，对有些话甚至避而不谈，以求一团和气;东方文化重集体负责，如果是在商务谈判桌上，东方人会想好了再说，因为一个人的发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意见，说话人比较谨慎;东方文化在矛盾面前往往采取回避或者拖延态度，静观事态发展，有时会因此而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

2、西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西方文化中人们更重视平等，谈话举止相对轻松随意;西方人在交际过程中注重的不是意境，而是言传，语言表达清晰达意，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文字的运用几乎涵盖所有的有效信息;诚实是为西方文化所重视，西方人凡事以事实为依据，说话的方式也非常直截了当，遇到不同意见时不惜针锋相对以求是非曲直;在集体与个人之间，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谈判，西方人常常边想边说，在权责范围内可以自行作出决策，注重谈判的实效;在矛盾面前，西方人习惯于直接面对，主动分析问题所在，并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矛盾，具有相当的办事效率。

以中国人讲“面子”这一文化传统为例，中国人对人对事比较婉转曲折，生怕伤了自己和别人的面子。相反，美国人则坦诚和直率，举止言谈直言不讳，不善于转弯抹角。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实质和利益的所在，远比保全“面子”更重要。这些文化特征也可以反映在谈判之中。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即在谈公务前先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如参观访问、宴请等;美国人不太了解人际关系与公务间有何相关，他们不希望用太多时间客套寒暄，他们会很快言归正传，而且讨论问题时，常会提出使人尴尬为难，甚至冒犯唐突的话题，发表意见时也会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意见是否能得到对方赞同或是否会否定对方。

四、结语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跨多门学科的边缘科学。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各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增多，跨文化交际将日趋频繁，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也将涌现出来。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就要正视东西方文化差异，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语境的特征，尽可能地减少文化间的冲突，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跨文化商务沟通案例教程》庄恩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7

一、 前言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两种不同文化交际者交际时,由于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与背景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人们会对同一词、同一句话、非语言行为和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联想和不同的所指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首先要理解不同文化的模式及沟通方式。

二、不同语境文化的行为特征

文化的有效沟通是依靠理解语言表达还是靠理解语境,这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问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Hall对跨文化的有效沟通作了精辟的论断,他将交际过程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

强交际语境文化强调以间接方式表达思想、观点和交流内容,直接表达不仅会显得太唐突,草率,还会给人留下做事不认真,决策不慎重的印象,尤其在讨论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或向对方提出请求时,强交际语境文化交际者言语表达婉转、含糊,担心会冒犯对方或让对方丢脸。强交际语境文化要求听者根据交际语境和说话者的非语言表达理解交际内容和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因为强交际语境文化认为,理解说话者的言中之意及言外之意是听者的责任,而不是说话者的责任。强交际语境文化有如下几大特点:“我们”为主;螺旋式逻辑思维;间接交际方式;地位趋向方式;语境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听者。强交际语境文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墨西哥等。

弱交际语境文化强调通过语言表达进行沟通与交流,所有信息或观点都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而且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任何人想通过暗示方式、间接方式或非语言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不仅达不到沟通目的,还会被认为是在回避问题,甚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在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里,沟通的目的是彼此交流信息,因此发话者有责任让听者正确理解其语言表达内容,所以他们说话直来直去,说话内容都在言语之中,毫不掩饰。弱交际语境文化的特点是:“我”为主;线形逻辑思维;直接交际方式;个人趋向方式;语言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发话者。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

两种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交际方式,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不同语境文化沟通者在交流时会发生交际障碍,也容易产生误解。

三、东西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交际方式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东方文化注重维护群体和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利益至上,淡化社会等级制度。这些差异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东方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很强,言谈举止非常注重礼貌,以此体现双方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别;东方人注重意境,语言表达含糊,常常给人欲言又止的感觉,这就要求听者依靠说话时的语境来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而且东方人常常把沉默当作一种回应的方式,所以有时在交谈中甚至还要考虑说话人的神情举止,以便做出正确的推断;东方人重视面子,说话往往迂回婉转,尤其是当与对方意见有分歧时,语言更为隐讳含糊,有时因为担心伤和气,伤感情,对有些话甚至避而不谈,以求一团和气;东方文化重集体负责,如果是在商务谈判桌上,东方人会想好了再说,因为一个人的发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意见,说话人比较谨慎;东方文化在矛盾面前往往采取回避或者拖延态度,静观事态,有时会因此而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

2、西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西方文化中人们更重视平等,谈话举止相对轻松随意;西方人在交际过程中注重的不是意境,而是言传,语言表达清晰达意,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文字的运用几乎涵盖所有的有效信息;诚实是为西方文化所重视,西方人凡事以事实为依据,说话的方式也非常直截了当,遇到不同意见时不惜针锋相对以求是非曲直;在集体与个人之间,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谈判,西方人常常边想边说,在权责范围内可以自行作出决策,注重谈判的实效;在矛盾面前,西方人习惯于直接面对,主动分析问题所在,并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矛盾,具有相当的办事效率。

以人讲“面子”这一文化传统为例,中国人对人对事比较婉转曲折,生怕伤了自己和别人的面子。相反,美国人则坦诚和直率,举止言谈直言不讳,不善于转弯抹角。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实质和利益的所在,远比保全“面子”更重要。这些文化特征也可以反映在谈判之中。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即在谈公务前先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如参观访问、宴请等;美国人不太了解人际关系与公务间有何相关,他们不希望用太多时间客套寒暄,他们会很快言归正传,而且讨论问题时,常会提出使人尴尬为难,甚至冒犯唐突的话题,发表意见时也会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意见是否能得到对方赞同或是否会否定对方。

四、结语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跨多门学科的边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各国在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增多,跨文化交际将日趋频繁,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也将涌现出来。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就要正视东西方文化差异,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语境的特征,尽可能地减少文化间的冲突,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8

二、桂东南民族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随着艺术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近几年来，民族元素在设计领域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受到了广大设计师的强烈推崇。将桂东南民族文化运用到室内设计中，符合现代设计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地将民族性元素盲目地添加到室内空间中，而是在细节上恰到好处地运用民族文化，在提升室内空间艺术性的同时，使民族文化的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通过空间布局体现桂东南民族文化

首先，在通风方面，桂东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是其显著的气候特点，因此，桂东南地区的传统建筑和室内设计首先要考虑通风、防潮、防热的问题。比如，当地传统的民居主要采用的是梳式布局，即以南北里弄为主，在东西两边设置南北狭长的冷巷以及连续的小天井和廊道等，以便能够借助风向实现空气的对流和防潮。而在室内设计方面，设计师大都通过开敞、通透的空间来打造小的通风系统，实现空气的循环流通。其次，在采光方面，桂东南地区的室内空间通常可以设天窗，或者将房屋的顶部设计成遮阳式的采光窗。另外，在室内采光度较差的区域可以放置一面镜子，起到发射自然光、增加室内亮度的效果。再次，在表现空间层次上，设计师可以借助特有的民族纹饰和线条来获得清晰的空间层次感，而不是对室内的物品进行硬性呈现；还可以借助线条增加空间的层次感，这里建议多选用直线，尤其是室内的顶部和地面要运用直线进行布局，这样既能够体现出室内设计简洁、大方的特点，也能够增加空间的层次感。相反，不恰当地使用弯曲线条会给人凌乱的视觉感受，达不到预期的审美效果。

（二）在色彩的运用方面凸显桂东南民族文化

桂东南地区人们的色彩观以追求古朴淡雅为主，强调色彩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如以白墙、灰瓦、青砖等为主色调，与周围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谐调而不张扬。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色彩搭配呈现出了和谐统一、素净明快的整体色调，是当代室内设计师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色彩对于室内空间的重要性犹如其对于绘画的重要性一样，它是室内设计的灵魂。因此，在室内设计中，设计师要根据空间造型的不同、材质的不同，以及色彩在光线下的不同表现等，来考虑选用什么样的色彩。而且色彩作为室内空间设计的一种特殊语言，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意识、审美眼光、情感体验等。由于桂东南地区的人们比较偏爱素色系，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设计师需要考虑到当地人的色彩偏好，多选一些简洁的色彩搭配。如客厅和卧室可以选用单纯的素色，这既符合当地人的审美观，也能够体现出主人朴素、质朴的性格特点。在使用素色系作为室内空间的主色调时，设计师可以选择黄、蓝、绿等颜色来进行搭配，这样室内空间的颜色就不会显得太过单调，而会增加一些灵动、活泼的气息。总之，桂东南的色彩文化蕴含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将本地区的色彩观恰当地融入到室内设计的色彩搭配中，能够表现出室内空间装饰性、简洁性、象征性的特征。

（三）通过细节设计展现桂东南民族文化

桂东南地区的建筑不论是外观造型，还是室内空间设计，都非常重视对比，讲究规律。比如，当地民居的平滑屋顶、局部檐口及脊线的对比，横梁上复杂的雕饰与竖柱平直表面的对比，室内门窗的屏风和简单墙体的对比，以及室内的简单装饰和精美家具之间的对比，等等。这些对比都会给人以较为强烈的视觉反差，产生富有规律的变化。另外，这些简单与复杂、平淡与繁复之间的对比也反映出了桂东南地区传统建筑非常重视细节修饰的特点，而这也非常符合现代室内设计的准则。这样看来，桂东南传统建筑的设计精髓并不落伍，相反还非常具有时代性。现代室内设计的趋势不再是凸显墙面的装饰效果，而是将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对空间环境的整体把握上，倡导在合理解决空间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家具、挂件、摆饰、灯具等细节来提升空间环境档次，通过装饰细节的精美变化来体现文化品位。现代室内的细节造型设计可以通过吸纳传统建筑中的藏、露、重叠、连续等装饰手法来强调对比效果；可以借助桂东南传统建筑的造型元素来突出节奏韵律；也可以同建筑结构相结合，用细节装饰来丰富和过渡界面的衔接，使细节造型更具有实际意义；还可以通过桂东南特色的家私组合、布艺摆件、灯光装饰等来渲染环境氛围。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9

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世界竞技体育“竞争”的舞台，而且是世界体育文化大融合转折点，中国体育文化已成为东方体育文化的主流，而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也必然掀起一波“西学”的热潮，那么世界体育文化亟需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双向迁移中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中国体育文化的和谐价值观也将成为21世纪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

一、西方体育文化概述

西方体育文化，是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欧文化，它是以工业生产、市场竞争为特征的一种体育文化。西方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追求对抗和竞争，在人生观上求价值、谋进取、趋极端。西方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大大强化了西方民族的竞争意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机制培养了西方人个人奋斗、创新进取的精神。

二、东方体育文化概述

东方体育文化以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体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体育文化(其中中国体育文化最为代表)。东方大多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强调的是在运动中修身养性，把体育赋予的伦理道德视为重点，强调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中国古老的哲学认为，人和自然始终是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和传统伦理道德所体现的与自然、与人和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及重人格的体育价值取向，注重个人、集体、社会的和谐统一。东方体育文化讲“中庸”、重“仁和”、崇“德礼”，其中蕴涵着丰厚的道德思想内涵。

三、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变迁

通过对东西方体育文化的概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东西方体育文化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古代世界体育表现为东方体育向西方体育迁移的“东学西渐”的趋向，近代社会则变成西方体育向东方体育迁移的“西学东渐”的趋向。中国体育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养生思想，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健康长寿观、自然养生观和整体养生观，不仅逐步西方体育文化不同程度地融摄，而且也将成为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新动力和宝贵财富，中国体育文化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四、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和谐”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自古有之、源远流长。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执政实践，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基础上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不懈努力，为传统和谐理念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与支持。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合过程的和谐，二是发展目标的和谐。

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在哲学层次上存在较大差距，而竞争与和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体现。竞技体育的竞争与合作是一把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双刃剑，世界竞技体育也在互动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由而在竞技体育发展的历程中人们提出了竞技体育的“竞合”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胜不骄，败不妥”的民族精神已融入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推动了现代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原始朴素的和谐思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价值观与西方从发端上不同。“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相一致。由此看来，“和谐”在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地位将逐步扩大，也将得到世界人民的赞同。

五、东西方体育文化实现“和谐”的途径

1．发扬东方体育文明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精湛的运动技艺，良好的文明礼仪，取得了优异的运动成绩；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中国人民的团结友善让全世界为之惊叹，让世界人民享受到一场精彩绝伦的体育盛宴，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实现了竞技和文明的双丰收。

2．拓宽东方体育文化市场

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出世界竞技体育的格局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国的优势项目飓显凸出，竞技实力正向均衡化的方向发展，不同区域的体育文化需要相互借鉴，也期待着在交流与融合中得以发展。然而，东方体育文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与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不相协调的因素依然存在，亟待与西体育文化进行再次的大碰撞、大融合，不断拓宽东方体育文化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展示东方体育文化“和谐”。

3．发展东方体育文化产业

东方国家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东方的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自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寻求突破，营造一个方兴未艾的体育产业文化体系。北京奥运会为东方体育文化打开了窗口，需要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程中，实现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和谐”交融。

4．建构东方体育文化的特色

民族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历史性和差异性既确保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同时也制约着民族体育文化的开放程度，所以，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东方体育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东方体育文化特色的建构过程。在东方传统体育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西方体育文化接受东方文化的锤炼之后发展而成的文化就是现代体育文化――“和谐”体育文化。

5．促进东方体育文化科学化

东方国家对科学有了充分的认识上，包括科学的饮食、科学的运动健身、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等等，勤劳智慧的东方民族用科学的创新精神，书写了东方体育文化的华彩篇章。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更需要用科学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发展创新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才能适应与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需要。

六、结论

东西方体育文化具有异质性和求同性，并在交流与融合中展示着各自体育文化的魅力和精髓。在西方体育文化对内在美的追求，东方体育文化对内在价值认可中实现“和谐”，将成为未来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只有通过东方体育文明、体育文化市场、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科学化水平的不断发展，才能使东方体育文化永葆生机，才能得到更多的西方国家的效仿和学习，才能真正实现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和谐”。

参考文献：

[1]牛亚莉．体育文化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3．

[2]曲宗湖，徐本力．二十一世纪世界竞技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10-11．

[3]谭小勇.从北京奥运看中西文化融合[J]．思考与言说，2008，（6）:186．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0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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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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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丛书>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採索、新视角、新观点——读<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外围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豀，置鑴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東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西藏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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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传播。虽然不能排除不同地区在相同时代会创造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但应该考虑到正是由于地缘的接近，由于交往或者互相影响更容易导致相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就石器而言，即使自然条件相似，由于不同的构思和使用者的不同，器物类型也会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石器器形相似就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了。在广大南方和中南半岛发现的有肩石器，当是各地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了[6]。他们在居住环境上有共同特点，都是南方平原地区或江湖地区．有关百越族群的记载，虽然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但他们决不会是到三千年前才出现在我国南方及境外的民族，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其形成年代可以上溯到史前。换言之，百越的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了。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特征有：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有夹砂陶或夹炭陶，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居住干栏。这样一些文化特征普遍分布在我国浙、闽、台、粤、桂等省区以及印支半岛；在语言上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7]。过去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同样发现有段、有肩石器的遗址，从遗址堆积和文化面貌等因素分析，它同东南沿海省区是有共同联系的[8]。在越南北部，一般也认为是百越居住地，同时也是有肩石器的分布地．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是越族，又称京族，古代百越中瓯越、雒越就是今天越族的主要先民。

总之，从整体性视角看，种种考古学迹象均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和华南、中南半岛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并不是彼此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国界”，只要适合人们生存，人们便会不断地迁徙，到达能够给他们以较好生存条件的地方，而同时会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而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和人群迁徙，连同贸易交往、人口移动和文化传播，通过区域间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区域整体性格局。它一方面促进了人种的融合，这也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分布情况非常繁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它还促进了各民族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种群和文化的优化，使得好的、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文化因素保留下来，构成了文化的延续性。就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东南亚文化上的整体性，在11世纪之前表现得很突出，时代越前，越是如此。大陆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由于亚洲大陆许多移民南下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9]由于地缘相近，地理环境相似，以及交通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的相似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文化交往之密切和文化的传播，使得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并且表现得很突出。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都是各有特色，也有一些共性，这说明该时期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四川最早的青铜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与巴文化，它们和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可是说同时甚至更早。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也可以分为几支，滇中和滇西以及滇南，各自不同；贵州有夜郎文化；广西西部主要是同云南滇南相近的句町文化；在越南主要是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是班清文化。这几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张光直即曾指出：“石寨山、太极山、李家山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近似东京湾的东山文化典型遗址，并且三处墓群许多共同点无疑表明它们代表同一文化。它们具备以下特征：铜鼓；扇形和靴形斧；青铜浮雕；牛和孔雀作为题材；某些纹饰等。……我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是以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为中心，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10]显然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了。王大道把云南的青铜时代文明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的地区．具体而言，他又把前面一个大区分为三个类型，即滇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洱海区域文化和红河区域文化。后一个区又可分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两种类型[11]。

    关于滇文化和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多学者已经撰文探讨，也都认为它跟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很多共性。而红河文化因其在地理上正好连接了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以要探讨该大区域的整体性问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并揭示其作为两大文化的中转地所表现出如何的特点[12]。红河文化分布在今红河领域，其墓葬形制同滇文化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农具与滇文化一样，也是以有肩长条形锄和尖叶形铜镢为主；此外还有一字格青铜短剑。在石榴坝遗址还出土有带翼无胡戈，这种戈也见于越南的安山、青亭。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有带翼戈，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做长胡形[13]。在文山州东北部，西汉时为句町属地。在这里发现的时代早于西汉前期的铜鼓墓和铜棺墓中的随葬品即跟中原器物相近，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以同云南滇族文物相比较[14]。句町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中有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邻，沿红河、郁江可通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便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到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它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屑濮越族系的民族[15]，生产水平及风俗习惯相近，所以其青铜文化面貌跟滇、夜郎都有很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及，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中原地区典型的铜戈和滇文化系统典型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6]，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由句町人滇以及到达中原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已经打通。在文山、广南和西畴等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7]。

    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典型器物，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分布，这是探讨该区域古代文化及其联系的重要资料。这类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铜鼓，另一种是刃部两端呈不对称状的铜钺[18]。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在滇中西部的楚雄地区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8个省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19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已经可以对其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关于铜鼓，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此无须赘述①。可以肯定的是，铜鼓文化分布区，恰恰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区域，它的分布正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红河地区，靴形钺(不对称形钺)的广泛流行，也是该区的一大特色。红河地区虽有可能是靴形钺的起源地，但在滇文化中出土不对称形铜钺的仅有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地，而且两地的65件铜器中仅有21件为不对称形，因此不对称形钺不是云南青铜钺的主要形态[19]。其实，这种靴形不对称钺跟南方很多青铜器一样，有很多制作中心：“由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很多民族集团常常使用共同的器物，保持相同和类似的习俗。……对不对称形铜钺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文明，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是在云南及其毗邻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的。……不对称形铜钺和其他若干迹象表明，代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极盛阶段的东山文化、石寨山文化等，与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有某些文化继承关系”[18]。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持此观点的汪宁生却说这种形状的钺不可能起源于石器，因为在东南亚和云南都没有发现这种形状的石斧，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呢?从考古资料看，在滇西、川西以及澜沧江流域中游的忙怀、昌宁、云县、景东、龙陵等地和下游(即湄公河)的泰国北部、越南南部，都发现有一种形状非常相似的双肩石器。在昌宁和云县的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对称形的有段石斧，非常象不对称形钺，因此估计还有可能不对称形钺的更早祖型是这种石器[20]。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3件钺，其中有一件略呈不对称形，中南半岛和西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钺可能都是由此种形制演变而来。从以上证据看，不对称形钺最早是起源于滇西，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其传播路线一路可能是沿着澜沧江传播到泰国、越南南部，另一路是沿着礼社江、元江一直到达红河流域。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村，处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区，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据泰国与美国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报告称，班清文化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一、早期(公元前3600年～前1000年)，成人的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陪葬陶器放在死者的头部或脚旁，此外也有屈肢葬，婴儿则盛行瓮棺葬。陶器大多拍印绳纹，肩部施加划纹。青铜器有矛头、手镯等，但数量不多．二、中期(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只发现仰身直肢葬，陪葬的陶器被故意打碎，覆盖在死者的身上。陶器的特征是尖底，或在口部施加红色彩绘。青铜饰物较早期为多。三、晚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葬式仍为仰身直肢，但陪葬陶器完整的置于死者身上。陶器上多施红色彩绘，以圆涡纹为主。同时，也发现许多青铜饰物与铁制工具，以及刻有花纹的陶滚筒，可能用来在树皮布上印制花纹②。在泰国的东北部，还有许多属于班清文化的遗址，比如，在能诺他墓地就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形制和班清一致。从这个分期看，班清文化的早期，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一样，都是以绳纹陶器为特征。而从它的分布范围来看，又可能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有关，也同南岛语民族的迁移有关，而民族的迁徙，恰恰是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整体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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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关于20世纪铜鼓研究情况的概述，详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对班清文化年代、族属及其文化内涵的探讨，详见美国学者joyce c·white著作ban chiang：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p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2。必须指出，班清文化的年代问题在国际学界一直有争议，中国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并没有那么早，而且遗址发掘时还出现过扰乱现象．以笔者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经验来看，班清文化的出土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型式，与云南滇西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出一辙，所以估计年代相去不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从班清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器这一点看来，其年代最早也不超过中国的春秋时期。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证据也更充分、更明显。在远古时代，越南被称为交趾。在我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许多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神农、颛顼等本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记载也并非信史，但却反映了我国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考古资料看，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样式和风格，说明越南的“东山文化”正是受中国西南古文化的影响而成长发育起来的。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其典型遗址即今清化省的东山村，出土了磨制石斧、有肩石斧及青铜制作的鼓、武器、容器和装饰品，还有陶器、玉制装身具、货币等，是典型的汉文化遗物。特别是铜器，在鼓面和鼓壁上装饰着圆弧纹、锯齿纹、飞鸟纹、船纹、蛙纹，制作精巧，装饰性极强，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21](p300～413)。根据公开发表的这一批青铜文化资料，它其实是起源于我国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古交趾境内的延伸，越南发表的青铜器出土图式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在越南发现的青铜器时间上没有早过我国云南的铜器，且与我国旧史所记的竹(蜀)王子人交趾的年代相合[22]。这种情况说明，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如滇文化、红河文化、句町文化是同源的，都在大体上屑于同时代的百越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想找出越南东山铜器文化的渊源。不要在西方找，而应该在越族人共同的铜器文化中去寻求。并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越族各支间文化的交流很频繁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了解东山铜器和淮河铜器之间形式上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可能是由于战国铜器对岭南百越铜器的影响，以及越族人铜器对雒越人铜器的影响。”[21](p381)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就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末赵佗乘乱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不久即归属于汉，成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与汉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直属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此时一直到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止，它一直都在中国各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是中国的郡县。而随着中原军事、政治力量的南下，汉文化广泛南被，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公元初年，中原人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原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铸造铁器，制定婚娶礼法和衣服样式，晓以礼义。这对于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中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南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版图中，至此，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达到一个新局面。

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立交趾郡、益州郡，一直到东汉时期设立永昌郡，打通西南夷道，西南并人王朝版图为止，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明也渐次走向衰落．不过青铜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原人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就此结束．相反，由于伴随着中原文化大量南进，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族群交通、交往更为频繁，铁器时代才可能在整个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真正开始。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奠定了此后又一个千禧年(即截止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双方交往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告别了远古，这个大区域随之进入文字历史时代，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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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越南学者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309页图五，310页图六，315页图七、八，321页图九，344页图十，359页图十一。

    ②  关于东山文化的源头，陶维英只说对了一半，即其来自岭南等地的百越文化。但百越文化的源头在淮河流域，他却找不到，这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的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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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拿大)r．j．pearson．东南亚大陆与华南史前陶器的相互关系[j]．云南文物，1986，(19)．

[3]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1999．(4)．

[4]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j]．云南文物，1984，(16)．

[6]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a]．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7]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j]．中山大学学报．1981，(2)，王文光．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j]．云南大学学报，2004，(3)．

[8]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j]．云南文物，1984，(15)．

[9]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史研究三题[j]．云南社会科学，1996，(3)．

[10]张光直．云南古代文明[j]．云南文物，1985，(17)．

[11]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j]．考古，1990，(6)；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j]．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2]师砚培等．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j]．云南文物，1985，(18)．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

[14]蒋廷瑜．西林钢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15]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初探[j]．云南社会科学，1983，(4)．

[16]广西区博物馆．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j]．考古，1979，(6)．

[17]熊正益．文山、广南、西畴三县考古调查记[j]．云南文物，1985，(17)．

[18]汪宁生．试论不对称靴形钢钺[j]．考古，1985，(6)．

[1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2)．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1

【作 者】滕兰花,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12-006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Its Imp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iod

Teng Lanhua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iod, the unbalanced phenomenon of Guangxi region development exacerbated, but also the uneven phenomenon in development in the east-west is evident, which with neighboring provinces, especially Guangdong and Guangxi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re inseparable. With the fact that Guangdong economy rose abruptly, its powerful geo-economic radiation force affected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rea of Guangxi, but also had a strong impact in culture, which created the obvious difference in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of Guangxi.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gdong and Guangxi; geopolitical relation; impact

历史时期,广西社会开发进程在自然、人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区域差异,自秦到宋一直是表现出南北不平衡的差异,桂北特别是桂东北地区发展较快,其它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广西区域社会开发出现明显的东西发展不平衡,时至今日,广西区域社会开发的东西不平衡仍很明显。虽然学术界承认古代广西存在着区域社会开发的东快西慢的差异,但是都多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人口与移民等方面进行粗略地探讨,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并且引入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这尚无人涉足。周边省区对广西的地缘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了广西区域社会开发的进程。特别是,广西地区毗邻广东,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都避免不了区域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影响。

地缘政治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近些年来,学术界多把这种理论移入研究地缘环境对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上。李孝聪先生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在书中引入了地缘政治的学说,把它引申为区域内部的行政区划结构,表述为“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他认为地缘政治结构指的是受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结构,反之,这种地缘结构又对地区政治的动向有着重要的影响。①方铁教授指出,在研究西南古代区域史时,要注意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地区内部各地区之间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以上关系隐藏于西南地区演变过程的内部,深刻地影响了数百年、上千年该地区的历史发展。②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明清时期广西与周边省区之间的地缘关系。因为地缘政治所涵盖的面很广,同样适用于同一地缘下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分析。本文即在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指导下,引入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试图分析两广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对广西区域开发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广的地缘环境

地缘环境不仅包括传统的地理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包括与地缘有关的经济关系、民族关系、文化关系等诸多方面。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之地,东北与湖南毗邻,东与广东相接,西连云南,西北紧邻贵州,西南与越南接壤,既是中国内地,又是边疆重地,地缘政治环境十分特别。

广西与广东地处五岭之南,珠江水系把两广维系在岭南这个较大的地理单元,先秦时期的西瓯、骆越先民是两广大地上的主人。尽管有云开大山、六万大山、萌渚岭把两广分隔开,但是西江在广西梧州汇集了各支流后,流入广东,这条河道就是两广之间天然的纽带。在唐朝中期以前,广东和广西被并称为岭南,是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大的政治地理单元。唐朝中期在岭南地区分别设立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岭南才开始分为广东和广西两个部分。

从秦代设岭南三郡到隋朝,两广的行政设置均相互交错,并没有形成单独的一级政区。唐初设立岭南道,两广仍同属其中。唐咸通三年(862年)岭南道分为岭南东西二道,两广才正式分治。宋代时,在岭南先设置广南路,太宗末,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这是广东、广西名称之来历。广南东路治所在广州,有14州;广南西路治所在桂林,有7州。广南东西之划分,以西江流域的封州梧州之间为界,贺江、云开大山以东属于广东,以西属于广西。 这种划分是受地形影响。贺江自北向南流,萌渚岭、大桂山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构成两广的东北界,而云开大山、勾漏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则组成东南屏障,这些天然屏障基本奠定了今日两广的分界线。

元代,广东地区归江西行省管辖;广西地区归湖广行省管辖,今海南省和雷州半岛,都归湖广行省统辖。政区如此调整,是因为元代通岭南的主要交通线是沿赣水和湘水分东西两路而下。自赣水逾大庾岭,则进入北江流域,江西与广东的联系很便捷,所以广东划归江西行省管辖;而原先的湘桂水道保持畅通,所以广西划归湖广行省管辖。这种交通格局更是奠定了两广各自的发展方向及水平。明朝初年平定岭南后,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岛,钦、廉州地区和雷州半岛一并划归广东,以便加强控制。直到20世纪后半叶,钦廉地区才回归广西。这种因交通线和军事用兵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对广西沿海地区民系、方言、习俗的影响,至今仍然能够感觉到。③明清时广西由于自然条件上的相似性以及经济方面的互补性,仍与广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西两广,虽分二省,其实共为唇齿之邦。” ④

二、广东对广西的地缘经济辐射

地缘政治是一定空间内不同集团的力量竞争,它们之间互为受力方与发力方,其力量的强弱不同,其影响也不同。某些力量更多地表现为发力方,对外扩散影响;而某些力量主要地扮演受力方,更多地接受强权的影响。在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均在北方,为此,广西也多为接受来自北方的政治经济影响,桂北地区发展因而较早。从先秦时期开始,广西的经济即与中原地区特别是两湖地区有密切联系,这已有考古材料为证。如恭城县出土的大量带有浓郁楚文化色彩的器具。秦代凿通灵渠后,岭南与中原的交通主要以灵渠作为必经之路,湘桂通道成形。南北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换不绝于史。桂东北地区也因此得到较早的开发,而且随着灵渠―漓江―桂江―西江水道的开辟和发展,广西的经济开发呈现出自北向南推进的格局,并一直保持到明代。

明代,岭南经济区异军突起,以广州为发展极点,形成区域经济市场,并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能量,开始沿着西江流域向广西辐射,出现了自东向西的梯级开发格局。西江这条珠江最大支流成为连接广东与广西之间的天然纽带。西江水系就象一把自东向西打开的扇子,以西江为主扇骨,贺江为扇形的最东面,南流江流域成为扇形的最南面,西江各大支流成为各扇骨,梧州作为扇骨的交汇点,广西的经济开发以及两广经济交流就在这样一个扇形区域内进行。

西江支流桂江、浔江、北流江、郁江、黔江、左右江等成为了两广经济格局中的支点,形成了以河流放射性分布的扇形经济辐射格局。两广之间通过珠江水系的东西互补性流通,使岭南区域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如嘉庆四年(1799年)时,广西商业性税银数总额为146420两,各府税银分布呈东高西低状态:年征杂税银在浔桂西三江总汇的梧州府共71650两,为最高;位于西江主干浔江畔的浔州府共52636两,为其次;地扼桂江中游的平乐府7523两;宋时商务较多的桂林府仅为5460两,位已降至第四;南宁府3032两;庆远府810两。⑤由此可知清代时,广西已经形成东西走向的货流方向。

由于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广西,所以在经济交流中,广东是经济辐射的发力方,广西是受力方,而且广东对广西的经济辐射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加之广西河流由西向东汇集,为此,广西的圩镇多呈现出自东向西、沿江河扩散的格局,形成了“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的格局。紧邻广东的桂东南地区的商业发展自然不必再提,桂东南的陆川县的圩市很发达,贸易活跃,共有圩12处,遍布全县,都是三日圩,有些圩期还相互错开,以便贸易,多是以谷米及生猪为大宗的流向广东的外向型货物贸易。位于西江上游的南宁,地处邕江畔,上可溯水进入左右江地区,一跃成为桂西南商业重镇,粤商纷至沓来,城内不仅有多处粤商会馆,而且城区内街道职业分工趋向明显化,出现各种行业街道,如布行街、油行街、木行街、线行街、山货街、棕竹街、盐行街、棉花街、磨房街、油箩街、缸瓦街、槟榔街、打铜街、打铁街、细花街等多达55个市场街区。

即使是右江上游的百色,也因其便利的航运,成为桂西重镇。清代时,百色作为滇桂通道的重要中转站,滇铜粤盐都在此中转。其它物资亦借道出境。如云南的铜、锡、钨、锑等矿产品和土特产用船从剥隘运到百色,顺右江运至南宁、梧州、广州、香港等地。滇商购置的苏杭洋杂、花纱布匹、针织百货、盐巴煤油等货物则从百色用木船运抵剥隘运销滇南。当时的百色城“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⑥

地缘各政治力量之间因位置不同而造成的距离差异进一步影响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陆俊元认为,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地理场。在一个各向同性的地理空间平面上,任何一个力量源都处在该地理场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它的影响会随着离开源的距离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将它的影响向周围地域传播,实力随距离增加而削弱。⑦岭南区域市场以广州为核心,向外辐射其经济能量,越往外,其辐射力递减。我们不妨以商业人群――粤商为例进行分析。粤商在广西的聚集度往往是衡量广东对广西的经济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粤商主要分布在梧州、平乐、柳州、南宁、玉林等地,几乎覆盖了广西全境大部分圩镇。广东商人借助便利的西江航运,以会馆为基点,建立起地跨两广的商业网络,形成了影响力很大的一支移民队伍。

据侯宣杰研究,清代广西全省共有粤商会馆91个,占清代广西全省会馆203所的44.8%,分布于12 个府(州)50 多个县份;福建会馆仅8所,占会馆总数的3.9%。⑧其地域分布在桂东地区最广,桂西地区较少,呈现出沿西江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以桂西地区的百色为例。清代,滇桂通道上大宗的滇铜与粤盐的互易以及其它贸易使百色迅速发展成为桂西的商业重镇。百色设城于雍正八年(1730年),大量的粤商到此收购当地物产及云南的铜、硝石,贵州的桐油、矿石等产品,沿右江运往南宁,再运往广州销售。并将食盐、布匹等商品运抵百色或转运滇黔两省销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粤东会馆,这是桂西地区规模最大的粤东会馆。此外,田西县(今隆林县)旧州城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就建有粤东会馆,百平街亦在雍正年间建有广州会馆,镇安府亦有广东会馆,这表明粤商之势力在西江上游也有较大影响,深刻反映出清代以来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严重依赖广东等邻省辐射带动的历史特质,充分表明了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商业发展格局。

三、广东对广西的地缘文化影响

文化的载体是人,在古代,文化的传播多是靠人的移动而迁移式传播。大量广东人迁居广西,把广东文化也带入了广西,使广西文化的发展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带上了较浓郁的粤式色彩。本文仅以粤语、妈祖信仰这两个较具代表性的粤文化因子在广西的传播与扩散为例进行分析。

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主要是靠人口迁移。粤语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广东方言。明清时期,广东人口剧增,珠江三角洲地区无法承载,大量广东移民向内陆迁移,广西与广东同为一个地理单元的天然地缘关系让广东移民沿着西江溯流而上迁徙,横贯全域,呈典型的东西走向。明代时已经有明确的史籍记载广东人移居广西。如“三江蛋户其初多广东人”⑨。梧州位于浔江、桂江和西江的交汇点,水道四通八达,有“百粤咽喉、通衢四达”的八桂门户之称。明清时代,谷米从贵县、桂平、桂林等地运来,盐从广东运入梧州,木材、毛皮、兽骨等山货土产从柳州、南宁、百色、云贵等地运至梧州,优越的地理区位使梧州形成了以“西米东盐”为特色的转运贸易,来自广东和东南沿海各省的商人,纷至沓来。“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广东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归……盐商本客,列肆当垆 ,多新(会)、顺(德)、南海人”。⑩苍梧县戎圩“客于戎者,四方接,而莫盛于广人”。B11桂平县“城外厢居民皆粤东移民”。B12清咸同年间,横州城内有许多广东商人,他们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建会馆。B13

大量粤籍移民迁居广西,也把粤语带入迁居地,成为居住地通用语言。时至今日,自梧州沿西江西进,直至右江上游重镇百色以及左江上游商业重镇龙州、凭祥,均以粤语为城镇主要方言。如百色自清代建城以来,粤商一直执商业牛耳,粤语成为商业语言,至今仍成为城区内主要通用语言。甚至于在传统的壮族聚居地的来宾市,其下辖的兴宾区良塘镇,在清代时也有大量粤人迁居此地,以经商为业,建有粤东会馆,至今老街上仍以粤语为主要交际语言,而且兴唱采茶歌,崇拜妈祖。由此可见粤语的影响力之大。

以妈祖(又称天后)信仰为例,从中亦可看出广东对广西的地缘文化影响。宋源于福建的海神妈祖由于在民间传说当中有保航行平安之功,在明代时被封为天妃,清代时改封为天后,被东南沿海一带居民广为崇拜。随着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入桂经商,他们把妈祖信仰带入广西,为之建庙祭拜。天后宫多分布在桂东地区,桂西地区分布较少,详见表1。

资料来源:广东会馆数量引自侯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天后宫数量统计来自清代广西各市县地方志以及笔者调查所得。

天后宫的空间分布实际上就是广西各地区广东商帮的势力分布的折射,其空间分布在此时与广东商帮的活动足迹相互对应起来,都是分布在建有粤东会馆的城镇及圩镇上,由此可见,天后宫地址的选择,实际上是广东商人经商足迹的一个印记,反映了广东在桂东地区的影响力强于桂西地区的现实。

以钟山县英家圩的粤东会馆为例,英家圩地处思勤江畔,在明末清初时是县西南的重要集镇,也是官盐的子埠。粤东商贾纷至沓来,办百货和丝绸店摊,购土产,开当铺,后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建立粤东会馆。当地居民多是粤东迁来的客家人,他们在会馆里建有天后宫,正殿前檐柱有对联,上面写道:“水德配天镇西粤无殊南海,母仪称后对螺岭如在羊城。”B15这反映了粤籍客商视异乡如故土的情怀。

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的五圣宫建于1743年,由广东商人捐资兴建,所祭祀的神像为真武大帝、伏波将军、冯三界、天后娘娘、龙母。据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五圣宫庙宇碑记载,捐资重修的商号有39家,其中布疋行商号7家,白糖行商号8家,油榨行商号5家,谷米行商号19家。可见蒲庙圩谷米贸易是如此之大。五圣宫大门的楹联可为证:“联赫濯之声灵,陟降共随天左右;萃神通于简阅,亘萌粤东西。”B16正是由于大量广东商人来到邕宁经商,他们为了加强联系,建立五圣宫以联络感情,这充分表明了广东商人在当地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两广地缘关系影响着广西区域开发的不平衡

两广地缘关系的强弱影响着广西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东快西慢,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粤文化以其强势影响力沿着西江自东向西辐射。

明清时期,广东是经济中心,广西是经济腹地,西江就象是血脉,联系起中心与腹地。许桂灵提出了以广州为核心的泛珠三角区域圈层状经济腹地的格局,首层经济腹地是珠三角各县市,第二层是西江流域,第三层包括了西江中上游桂滇黔川以及北江东江上源湘赣乃至福建。她认为这个以广州为中心的扇形经济腹地圈层结构明显呈等级放射状态,其辐射能量与距中心距离成反比,从核心到边缘逐渐衰减,经济能量的传递主要借助珠江水系为主轴线进行。B17

情况的确如此。以广州为发展极点的岭南区域经济市场,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能量,沿着西江流域自东向西的放射性辐射。广西境内的西江支流桂江、浔江、北流江、郁江、黔江、左右江等成为了两广经济格局中的支点,形成了以河流放射性分布的扇形格局。在扇形结构里,西江各大支流成为各扇骨,梧州作为扇骨的交汇点,扇形以桂林、柳州、南宁、钦州为扇面的外弧。在这个扇面里,广东对广西的地缘影响力最强,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东不成市”的格局,而且桂东南地区由于毗邻广东,受广东经济辐射最强,逐渐成为广东商品销售市场和商品粮及其他原料商品的收购场,粤商在桂东南的城镇圩市建立了小百货店、各类土产的专门性收购行店、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交通运输行业(主要是水运业)等基本经济行业,促进了桂东南地区圩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最终致使明清时期广西区域开发的东西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并定型,形成了明显的东西差异。

随着广东对广西强大的地缘影响力的增强,广西的文化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范玉春认为广西各地文化发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方言的差异上,与这种差异相应,各地的风俗、民间信仰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她将广西分为官话文化区、粤语文化区、湘语文化区和壮语文化区等四个文化区。贺州―南宁―龙州一线为粤语文化区与官话文化区、壮语文化区的界限。具体而言,即是桂东南地区流行粤语,饮食方面也有着浓郁的粤式风格,即喜喝凉茶,吃粥,嗜甜,戏剧方面以粤剧、采茶戏为主,流行龙母崇拜。B18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桂东地区深受广东这个经济大省的强烈经济辐射,而且移民的同源性也更加强了桂粤之间的联系,社会发展水平较快。并且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就造就了桂东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与桂西地区的明显差异。

注释:

①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② 方铁:《论西南古代区域史的特点以及研究的内容与方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9期。

③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④ 《朱批奏折》,雍正八年九月初九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

⑤ (清)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卷161经政略11《榷税》。

⑥(清)陈如金修:《百色厅志》卷3《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印。

⑦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⑧侯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

⑨(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5,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页。

⑩(崇祯)《梧州府志》卷2《风俗》。

B11 《苍梧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6页。

B12(清)夏敬颐等纂修:《浔州府志》卷50《民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B13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2页。

B14滕兰花:《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B15 郭洁:《英家粤东会馆》,《钟山文史资料》(第3辑),1991年。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2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