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篇1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续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摘要：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征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和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非凡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功能。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给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和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答应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摘要：“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摘要：“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新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和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和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靠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新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和发展、贸易和环境等新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摘要：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假如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靠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摘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假如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摘要：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功能，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和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探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摘要：

①考虑战略互动功能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索，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功能，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功能，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索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索政府政策的功能，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对于这一新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和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探究和开发、学习效应和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探究和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摘要：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假如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和福利。他和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平安、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向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向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和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靠、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向。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摘要：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摘要：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国际经济学篇2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目前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运用微、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因此，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课程。教学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也关系教学目的的实现，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普遍不高。因此，探索与国际经济学内容和体系相联系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对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1课程理论体系庞大，众多理论派别林立

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微观部分主要研究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说明国际贸易的起因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依据。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外汇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调整理论与政策、国际货币制度等。微观部分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诸多理论内容，宏观部分中的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内容更是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流派。

1.2国际经济学对数学要求较高

国际经济学所涉及的经济数量关系联系紧密，是一门由各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数学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两个特点使得数学在应用到国际经济学中去的时候，能够抽象地表述经济变量，进而建立经济模型，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国际经济学中大量采用了数学模型的论述方式，这自然要求学生具有较熟练的高等数学知识。

1.3国际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

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常常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同时开设，这就使得国际经济学教学中需要涉及的一些财政、金融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生暂时并不熟悉，由此也给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

2.当前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当前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中普遍采用这种教学方式，而这种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把讲授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忽视教学过程同时也是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过程。

2.2学生对数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普遍感到理解困难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庞大，并且大量运用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排除干扰因素，创造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较多。经济类专业学生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大多对逻辑推导、图标、公式、数学证明不习惯接受，尤其是难以将这些模型公式和其经济学涵义相联系，从而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产生难学、厌学的情绪。

2.3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较严重目前国内高校通常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这种方式固然有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助于学生对成熟理论体系的掌握，但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国际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使是被认为完善的理论也需要国际经济现实的验证，因此，过分强调教材建设，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束缚教学双方的思维，导致教师难以引导学生批判性学习，也难以增强学生用理论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国际经济学篇3

「正文

伴随着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已渐成为人类法律实践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国际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发展令人瞩目。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将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并担负着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世界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必须回应实践的呼唤。

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将如何顺应实践的要求而发展？这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思考和作出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诸多业内业外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20世纪的总结和回顾相关联。

本文不揣挂一漏万之嫌，拟对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作一述评，并结合国外研究状况，对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希望能对有关人士了解该学科已有的重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把握其未来走势有所裨益。

一、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概述

（一）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

从美国传教士丁韦良1864年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并在同文馆讲授国际法时起，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有130多年了。从1905年敦斌著《国际私法》出版开始，中国国际私法学也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迄今只有20年。

1.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对外开放的产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等工作迅猛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新的法律问题不断出现，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渐次颁布，引发了学者们的各项专题研究。例如，针对湖广铁路债券案及烟火案，有学者对国家豁免问题作了研究；（注：倪征yù＠②：《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30页；陈体强：“国家豁免与国际法-评湖广铁路债券案”，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1-53页。）有的学者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等了深入研究，以适应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新形势的需要；（注：姚梅镇：《论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史久镛：“论投资争端与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67-89页；陈安“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由来看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90-119页。）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展开相适应，有的学者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自然资源永久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这些研究均采用国外第一手资料，探讨比较深入，不但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和理论开拓价值，同时也为从整体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法并确立国际经济法学的新兴学科地位打下了基础。

2.外国学说的介评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产生的催化剂

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私法学均为舶来品，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也深受外国学说的影响。不少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国际经济法学说被不同程度地介绍和评析。我国学者在介评外国学说时将它们分成二大类：狭义国际经济法说和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如施瓦曾伯格、卡罗、金泽良雄被认为是狭义说的代表。杰赛普、卡茨、布鲁斯特、瓦茨、杰克逊、罗文费尔德等美国学者的著作则被诠释为属于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我国学者对外国学说的介评不多，散见于其他论文或著作中，既缺乏系统的译著，专论也很少。（注：介评外国有关学说的专论、译文主要有：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产生》，载《国外法学》，1981年第6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意义》，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5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姚梅镇：《美国国际经济法丛书评介》，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但外国学说却成为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主要参照模型。

3.教学、研究和政府行为促成了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

上述研究给国际法教学和科研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教学上，有学者将调整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体法统称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新的课程；在研究上，有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应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法学部门。为此，中国国际法学会曾经多次举办过有关的研讨会。到1982年时，学者之间尽管意见尚未完全统一，但是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作为一个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独立的新兴法律学科的主张成了主流。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国家教育部）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列为法学二级学科。1984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出版，国际经济法学被列为十四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其辞条撰写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主编，姚壮教授、刘丁教授担任副主编。1984年5、6月间，武汉大学等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庐山举办国际经济法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全国53个单位、90多名代表倡议筹建全国性的国际经济法学术团体。经协商讨论通过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章程，成立理事会，推选姚梅镇教授为会长。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中国法学大家庭里多了一名新的成员。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迅速发展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蓬勃开展，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1.丰硕的学术成果

1984年以后，《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仲裁法》、《外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相继颁行；中国还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积极谋求“复关”和“入世”，这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经济法学者承担了数目众多的部级、省级部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为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制定和完善，为我国加入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以及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富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产生了一大批教材、专著

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著作逾百部，论文数百篇。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已具备相当的学术积累。

2.卓有成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由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的需要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国际经济法学科建设高速发展，后来居上。近二十年来，我国各政法院校、大学的法学院和法律系在本科教学中均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必修主干课，一些大学的国际金融、世界经济专业也将国际经济法列为必修课。一些院校还曾经开设国际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学系。经国家教委批准，一批院校相继设立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点，北京大学（1982年）、武汉大学（198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84年）和厦门大学（1986年）亦先后获准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学位授予点，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还先后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办公室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合并为一个学科“国际法”，但三者仍作为“国际法”这个二级学科的三个不同研究方向。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支初具规模，并仍在稳定增长的专职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他们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经济法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年年供不应求。

3.富有活力的学术团体活动

1987年在国家教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国国际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有3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会长。1989年、1992年研究会分别在大连、厦门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学术问题。1993年，研究会在珠海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组织了对已故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姚梅镇教授的纪念活动，高度评价姚教授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开拓性学术贡献。会议决定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选举陈安教授为会长。1994-2000年，学会分别在重庆、上海、昆明、杭州、深圳、海口和北京等地召开学术研讨会。1998年，主要依托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员，同时面向海内外学人的全国性国际经济法专业学术著述汇辑《国际经济法论丛》问世，迄今已出3卷。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发展有利于组织和推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研究会和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和实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讨论问题和切磋学术的场所，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主要成果述评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间对国际经济法所作的研究涉及面极广，笔者仅就若干重要的热点学术问题作一简略评述。

（一）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或著作

20世纪，我国出版的主要教材有：刘丁教授著《国际经济法》（1983年）、姚梅镇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初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陈安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1994年，全国自学考试教材）、余劲松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学》（1994年，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1994年，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董世忠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导论》（1997年）、高尔森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通论》（1998年）、、陈治东主编六卷本《国际经济法专论》（1999年）、郭寿康、赵秀文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2000年）、余劲松、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2000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面向21世纪法学”十四门核心课程教材之一，普通高等教育部级重要教材）等。上述教材不仅包含对本领域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规范的阐释，亦不乏理论问题的探讨，构成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部分。余劲松教授主编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1999年）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律领域的21个重大法律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反映了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的前沿水平，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余劲松教授所著《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日文版），1999年由日本成文堂翻译出版，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

1.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两次大的讨论。两次讨论均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发起。在80年代初的讨论中，学者们分别持广义说和狭义说，在1996年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新观点。

广义说是目前国际经济法学者中的主流学说，该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社会中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等法规和法制的总称；（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74页。）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法学分科标准，将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同国家的个人、法人之间、个人和法人与他国或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注：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国际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注：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24、46页。）这样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其范围涵盖三个部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即狭义的国际经济法），调整跨国商事交易的法律（主要为统一实体法）和内国涉外经济法。

狭义国际经济法说。一部分国际公法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属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50页；史久镛：《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62页。）

大国际私法说。一部分国际私法学者认为统一实体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消除国际商事活动中的法律冲突，它与解决法律冲突的冲突法，都应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注：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页。）

国际经济法独立部门说。这一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即为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但是这一类法律并不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与国际公法并列的新的独立法律部门，因为它与国际公法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一学说同时认为以统一实体法为主体的国际商法亦为另一国际法的新部门。国际法应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四个法律部门。（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以跨国经济法律问题（包含国际法和国内法）作为研究对象可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学科。（注：徐崇利：《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90-96页。）还有学者认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可以并行不悖，在讨论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时，可使用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在一般讨论有关涉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时，可使用广义国际经济法。（注：董世忠在1996年国际经济法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秦晓程：《中国国际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讨会》，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年）第411页。）

对国际经济法概念和范围的讨论，并非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或只是教学上的需要，而是关系到国际经济法学的兴衰，关系到这一学科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两个相邻学科的关联，关系到整个国际法的教学、科研和国际学术交流，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未来的国际法律实践产生影响；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还会涉及国际法的法哲学问题，对二战以来国际法发展的再认识，以及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际法的未来走势等具有思辩性、全局性和预测性的问题，可推动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跃上新高度；同时，这也可以为中国国际法学者对世界国际法学作出创新贡献提供契机，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问题也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

目前，国外关于国际经济法通论性质的教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它们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杰克逊和德威等合著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1995年修订本）、（注：J.JacksonandW.Daveyetal，Leg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86，secondedition，1995，thirdedition.）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卡罗和其他作者合著的法文版《国际经济法》（1998年修订本）（注：D.Carreauetal，DroitInternationalEconomique，1998.）、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的霍亨维尔登所著英文版《国际经济法》（注：I.Seidl-Hoh-envelder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nd，1992））、日本丹宗昭信、山手治之和小原喜雄三位教授主编的日文版《国际经济法》（1994年修订本）和新近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克内西博士独著的英文版《国际经济法》。（注：A.Qureshi，InternationalEconimicLaw，1999.）上述后四部著作均以“国际经济法”命名，所论内容仅涉及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杰克逊教授的教材不仅在美国为权威教材，在欧洲、日本亦有广泛影响，其内容以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为主，同时对美国外贸法也作了较充分的讨论。上述著作中，丹宗昭信等人的著作将国际经济法视为与国际公法、国际交易法、经济法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注：丹宗昭信、山手治之、小原喜雄等：《国际经济法》（日文版），1987年，第9-38页。）克内西的《国际经济法》则将国际经济法视为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注：A.Qureshi，InternationalEconimicLaw，1999.第8页。）卡罗的《国际经济法》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相比较所具有的若干重要特点。（注：D.Carreauetal，DroitInternationalEconomique，1998.第3-22页。）杰克逊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叙明其撰写主旨在于“把该书所讲授的法律课程当作国际公法课程的逻辑上的后续课程”、“并尽量减少与国际私法（冲突法）的重复”。可见，至少从实际操作上作者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一个体系。1989年杰克逊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中指出，有些学者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过于宽泛，使得几乎所有国际法都可以包括进去，因为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都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应该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较有节制的界定，而卡罗等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定义就比较适当。（注：J.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89，P21.）1998年，已从密执安大学转至乔治敦大学的杰克逊发起创立了《国际经济法杂志》，该杂志主编、副主编、编辑委员会、编辑顾问委员会和特别报告人荟萃了世界各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共37位。（注：JournalofInternationEconomicLaw，1（1998））这一期刊的问世无疑将促进这一学科在21世纪获得更为迅猛的发展，同时也昭示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的全球性和普遍性。杰克逊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法”一文，对如何界定国际经济法作了讨论。杰克逊认为，国际经济法可分为交易性（transactional）国际经济法和管制性（regulatory）国际经济法。前者主要研究私人企业和其他当事人的跨国交易（中的法律问题），后者强调政治机构或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许基于实用和务实的理由，国际经济法传统上主要研究跨国交易，但是有理由认为，在当今世界，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对政府和私人生活的影响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表明有必要将国际经济法主要视为“管制性法律”（类似于国内法中的税法、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以及其它管理性法律）。（注：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1998），P8-9.）杰克逊的这一论断极具代表性。

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和范围的前述观点和学说之间存在着种种歧异或冲突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非学术割据，而只是国际经济法乃至整个国际法学科尚未臻严密而又发展迅猛这一情势的必然反映。我国学者下一步所要作的，应该是注意借鉴和吸收外国学者的可取观点和理论，并与他们相互交流，共同解决这一学术难题。

2.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

我国学者在讨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的同时，对国际经济法的体系亦作了探讨。广义国际经济法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由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及国际经济组织法等分支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74页。）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亦应包括上述各分支部门法；各分支学科均又具有自身独立的体系，均可单设专业课程。（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页。）这种体系与美国纽约大学罗文费尔德教授的《国际经济法》不无关系。罗氏的《国际经济法》分为六种，分别讨论国际私人贸易、国际私人投资、基于政治目的的贸易管制、国际货币体制、国际商事交易中的税收和国际贸易的政府管制中的法律问题。（注：A.F.Lowenfel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6Volumes，1976-1979.）但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视为国际经济法的分支学科，在每一分支学科中分别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注：参见本文关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分支的评述。）

3.国际经济法学其他基本理论问题

（1）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学者均认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获得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的公认，对国际经济法各个领域均具有普遍意义，并构成国际经济法基础的法律原则。我国学者立论的基础主要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在列举基本原则时一般认为包括经济、公平互利、国际合作和发展三项原则，（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237页。）也有学者还加列“有约必守”原则。（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211页。）

关于国家经济原则，有学者认为其内容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指各国对本国境内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其中包含有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对外方面即指各国经济平等，具体包括：各国有权自主选择本国经济制度；在国际经济决策中具有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有权自主确立国际经济关系、签订国际经济条约和参加国际经济组织。（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3页。）我国学者指出，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并未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加权表决制等制度使得发达国家拥有实际决策权；有的西方学者企图以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否定经济的最高性，发展中国家须加以警觉。我国学者强调一国缔结国际经济条约、参加国际经济组织而导致对的限制是基于自愿，而且是有限度的，无论如何不得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3页。）这些分析和论断对我国政府的对外经济交往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公平互利原则，我国学者注意区分公平（equity）与平等（equalit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强调实质公平（materialequity）。

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有学者认为它是发展权与国际合作义务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原则；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国际合作是各国实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手段，也是各国的责任。（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6页。）

综上，我国学者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是有深度的，对理解和适用国际经济法具有积极意义。但上述讨论没有涉及非歧视待遇原则、互惠原则、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似可在这些方面作更深入的探究。此外，认为上述基本原则皆适用于所有国际经济法领域在逻辑上尚有不圆通之处。因为广义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国际商法以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等作为基本原则，与上述三项原则并不相容，这三项原则主要属于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原则。（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5页。）

（2）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国学者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所确立的旧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所作的努力，尤其是1974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已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6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2页。）

（3）国际经济法的产生

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持狭义国际经济法论的学者认为二战结束前后所缔结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了用多边条约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新时代，标志着国际经济法的产生。（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13页。）持广义国际经济法说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中调整商人跨国交易的法律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即以“商人法”的形式出现，在17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获得了迅速发展，在二战以后随着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立更日益加强；至于国际经济法中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至迟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之时就开始产生。（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5页。）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同国内经济法，有其产生的共同基础，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持国际经济法独立部门说的学者认为，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和调整跨国商事交易的国际商法分为相互独立、并列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国际经济法产生于布雷敦森林体系确立之时，国际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以1966年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虽然其渊源可上溯至欧洲的中世纪商人法。（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6页。）

（三）国际贸易法

1.综合性的教材或著作

1983年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写出版的《国际贸易法》，乃是我国第一部国际贸易法教材。该书从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技术转让、对外贸易管制、国际贸易争议的处理四个方面对有关的国际法、国内法、公法和私法规范作了阐述，对国际贸易法学的体系和内容作了拓荒性的有益探索。此后出版的国际贸易法教材有：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著的《国际贸易法新论》（1989年）、冯大同教授所著《国际贸易法》（1995年）、周汉民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5年）、张湘兰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理论与实务》（1996年）、左海聪、陆泽峰博士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1997年）、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8年，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刘笋博士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2000年）等。

2.GATT/WTO法研究

自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的合法席位以来，我国学者对GATT和WTO法律问题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这方面的成果，除大量论文外，专著主要有：张克文博士所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最惠国待遇》（1992年）、教授主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年）、汪尧田、周汉民教授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总论》（1995年）、曾令良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1996年）、赵维田教授所著《最惠国与多边贸易体制》（1996年）和《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尤先迅博士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1997年）、教授、贺小勇博士所著《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程宝库副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问题研究》（2000年）、朱榄叶教授编著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2000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所译：《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2000年）等。译著有赵维田教授所译《关贸总协定：国际经济贸易的政策与法律》（1993年）和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这两部译著，前一本是John.H.Jackson讨论GATT的一部力作，后一本更是了解WTO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原理不可多得的精要读本。

（1）关于GATT和WTO的基本认识

有学者认为，GATT仅仅满足发达国家的需要与利益，其主要原则都是利用市场竞争规律来压制第三世界发展工业，以便把它们保持在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基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地位。（注：李泽锐：《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秩序刍议（下）》，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1期，第122页。）多数学者认为，GATT确定的自由贸易宗旨和平等竞争原则基本上符合国际贸易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注：代表性论文可见王鼎咏：《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67-82页。）有学者指出，GATT的运行具有变通性、灵活性和软弱性。（注：于华、赵维田：《论关贸总协定的运行机制》，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5期，第87-93页。）

对于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束及由此达成的WTO协定，我国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WTO协定克服了GATT在组织机制上的缺陷，确立了系统具体的实体法规则，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将对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注：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页；、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7页。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6页。）有学者指出，在乌拉圭回合中，发达国家在工业品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方面作了某些让步，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则承担了许多新义务。（注：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我国学者还探讨了中国复关、入世的后果及对策。总的观点是复关入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注：、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53页；）

（2）实体法规则

关于GATT/WTO的反倾销规则，有学者认为，GATT第6条对各国反倾销法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抑制效果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注：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有学者进一步指出，WTO反倾销协议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仍是有限的，既有限制贸易主义的内容，也有放宽实体规则标准的内容。（注：赵维田：《论WTO的反倾销规则》，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7-121页。）

关于GATS.主要著作有陈已昕所著《国际服务贸易法》（1997年）、刘敢生博士所著《WTO与旅游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2000年）、陶凯元博士所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贸易法制的完善》（2000年）等。有学者讨论了GATS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制订背景、范围和内容。（注：YiWang，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underthe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andItsApplicationinF-inancialServices，JournalofWorldTrade，Vol.30，No.1，1994，P92-107，）基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渐进性，我国学者认为中国可结合本国实际，通过谈判确定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具体承诺，中国现有服务贸易立法不能适应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需要，亟待完善。（注：：《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放》，载《中国国际法论丛》（第1卷），第123-138页；石静遐：《中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结合GATS的若干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70-71页。）关于TRIPS协议，郑成思教授所著《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1994年）对其作了全面的阐释。

（3）WTO争端解决机制

有关著作有余敏友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与实践》（1999年）。关于机制的性质，学者间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该机制是一种国际司法体制，中国入世后应积极运用以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纠正其他贸易伙伴对我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应将WTO上诉机构委员的推举工作置于与国际法院法官同等的地位。（注：左海聪：《国际贸易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408页；左海聪：《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72页；赵维田：《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69-72页。）一种观点否认该机制的司法性；（注：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还有学者认为该机制是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制度，其性质既非司法性又非政治性，而是这二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法律性。（注：余敏友：《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我国学者对该机制的强制管辖权、反向协商一致原则、执行程序均给予了积极肯定和较高评价。（注：参见赵维田，前引《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余敏友，前引书。）有学者还对如何利用该机制作了若干对策分析。（注：余敏友：《论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机制的对策》，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第77-85页；左海聪，前引书，第408-422页。）

3.外国对外贸易法

美欧日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外贸法对中国与这些国家（或集团）的贸易关系有重大影响。现实中，美国、欧盟在实施其外贸法时屡屡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8年）对美国和欧盟外贸法作了阐述，邵景春博士所著《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1999年）对欧盟外贸法亦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有：刘星红博士所著《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1996年）、杨国华博士所著《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研究》（1998年）和《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美国外贸法》（1998年）、韩立余博士所著《美国外贸法》（1999年）和其所译《美国贸易法》和《美国关税法》（1996年）等。我国学者认为，欧美在实施其外贸法处理对华贸易时有诸多不公平的做法，如美国对中国贸易待遇的年度审查，对301条款程序的运用，欧美在反倾销法上的做法，等等，并探讨了中国的有关对策。

4.反倾销法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提起反倾销程序日渐增多，近年来，我国业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被提起反倾销程序最多的国家，这些反倾销程序构成我国商品拓展国际市场的严重障碍。针对这一情势，我国学者对外国反倾销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张玉卿教授编著的《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1993年）、彭博士与徐文芳讲师合著的《倾销与反倾销法论》（1997年）等。我国学者认为，反倾销法已成为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有学者对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中采用替代国制度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注：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9页。）

5.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

（1）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的归属

目前，我国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或国际贸易法教材均以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的国际私法教材亦将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即统一实体法）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并作为国际法新的学科：国际商法。（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7-279页。）

（2）国际商事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

有学者对国际惯例和有法必依原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注：参见陈安：《论适用国际惯例与有法必依的统一》，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还有学者对国际商事惯例的定义、性质、地位、解释与适用等国际商事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并对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作了评价。（注：单文华：《国际贸易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7卷），第583-716页。）

（3）国际商事公约和惯例的专门研究

对于CISG、Incoterms、URC、UCP、《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公约、惯例和规则，我国学者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张玉卿、姜韧、姜凤纹编著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1988年）、冯大同教授主编的《国际货物买卖法》（1993年）和赵承壁教授所著《国际贸易统一法》（1998年）等。

关于电子商务、电子资金划拨和国际保理这几个新的国际商事法律领域，我国学者也结合UNCITRAL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以及国际保理公约和惯例进行了初步研究。

（四）国际投资法

1.综合性的教材和著作

1985年我国第一部国际投资法著作-姚梅镇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出版，该书从资本输入国法制、资本输出国法制和国际法制三个方面，就国际投资法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建立起了我国国际投资法学的体系。以后的国际投资法教材主要有：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87年）、王贵国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1990年）、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曾华群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概论》（1995年）、曾华群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学》（1999年）、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99年，全国律师专业自学考试教材）等。

2.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跨国公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既有国际法问题，也有国内公司法、税法及垄断法中的相关问题。余劲松教授所著《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1989年），对此作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该书在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管辖冲突、待遇标准、母子公司关系、限制性商业惯例、转移定价、劳动雇佣、跨国破产等问题上阐明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例如，关于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该书认为，跨国公司是国内法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取决于国内法的规定；关于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待遇问题，该书认为，在经济领域是否给予外国人国民待遇应依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我国现阶段不宜泛提国民待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逐步放宽适用国民待遇的范围；关于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该书主张，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应该与子公司所享有的自的程度相联系，当子公司的自被剥夺时，则视其程度而让母公司负部分或全部责任。

3.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在研究国际投资法时，均凸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外资待遇、国有化、特许协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和严重分歧，强调需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发展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注：代表性著作可见姚梅镇著：《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本。）进入90年代，有学者指出，从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所参加的多边投资条约来看，我国已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向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这些妥协与我国的原则立场和主流理论之间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反差。（注：参见徐崇利：《国际投资法中的重大争议问题与我国的对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1期。）90年代末，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与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注：参见余劲松：《晚近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

4.国际投资法若干重大理论纷争问题

（1）外资待遇问题

外国投资的待遇主要有四种，即国际标准、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国民待遇。对于“国际标准”，我国学者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做法，不符合现代国际法准则。（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对于给予外资最惠国待遇，我国学者没有表示异议。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这一在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包含的标准，我国学者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关于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认为对外资一般不宜泛提“国民待遇”，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与国外不同，事实上不可能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同我国国营企业相同的待遇。（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288页。）199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随后，我国学者就外资国民待遇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我国对外签订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中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尚不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就是要逐步减少对外资的各项限制，但不应把调整和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待遇也包括在内；需要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领域，实际上受限于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只能循序渐进。（注：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一卷），第176-201页。）有学者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条件作了初步探讨。（注：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及其实施条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129-145页。）外经贸部条法司也集体撰文发表看法，认为国民待遇在投资领域指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这种国民待遇在当前并不适用于外资进入，即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设立后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不等于取消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注：外经贸部条法司：《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问题》，载《对外经贸研究》第25期。）上述讨论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认识，但就如何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学界尚未展开深入讨论。

（2）国有化和征收问题

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很早就论证了国有化行为是一国行使的结果，因而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而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以事后补偿作为合法与否的标准，从法理上讲不能成立。因为任何一种行为的合法性与违法性，完全是基于其行为本身主、客观的法定构成要件来决定的，事后补偿，原是一种救济手段，不是国有化本身的构成要件，当然不能据此来源定国有化的合法与否。（注：姚梅镇：《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第140页。）关于国有化的补偿标准，我国学者认为全部补偿与不补偿均有悖于法理与国际实践，主张“部分补偿”。（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387页。）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一般来说，国有化目前不存在补偿的国际义务。补偿义务的存在，在国际上只取决于一国自由承担的予以补偿的条约义务，除此之外，只能根据各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来决定，适当补偿（应理解为部分补偿）的理论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之原则。（注：参见余劲松：《论国际投资法中国有化补偿的根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但是在实践中，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一般都规定对外资的国有化征收应给予全部补偿，ISCID的多数案例也支持全部补偿的主张，我国学者尚未对这些重要的法律实践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此外，对“间接征收”问题，亦未充分讨论。

（3）特许协议

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缜密地论证了这样的命题：特许协议是国内法上的契约，国家不履行协议并不承担国际责任，除非伴随有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近年来，随着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逐渐推行，BOT的法律问题亦成为国际经济法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BOT的法律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属行政合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属民事合同；我国学者分析了BOT方式在中国遇到的法律障碍及解决办法，并吁请我国政府制定BOT专门立法。（注：有关论文主要有：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冲突及其法律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慕亚平、赵康：《BOT的法律问题与我国的BOT立法》，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朱遂斌、林伟明：《我国BOT特许权协议法律性质分析》，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5.外资法及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中国外资法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著作有：初保泰、董薇园所著《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问题》（1988年）、刘丰名教授独著或主编的“中国外资法系列丛书”：《中国外资法》（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法概论》（1992年）、《外资企业法概论》（1993年）、《股份公司与合资企业法》（1998年）；姚梅镇教授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教程》（1990年）；曾华群教授所著：《中外合资企业法律的理论与实务》（1991年）；徐崇利教授、林忠博士所著《中国外资法》（1998年）等。姚梅镇教授主编的《比较外资法》（1993年）是外资法比较研究领域的力作。陈安教授所著《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1985年）对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体制作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完善我国外资法问题作了较多探讨。主要的看法有：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应逐步实行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的并轨；在两套法制并轨的条件下，可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替代目前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外资法典所规定的应是政府管理外资的特殊性问题，内容主要包括外资准入、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对外资的管理及投资争议的解决。（注：参见余劲松，前引文《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趋势》。）

6.调整国际投资的双边和多边体制

双边投资条约目前仍是保护国际投资最有力的国际法律形式，迄今中国已对外签订了90多个投资保护协定。我国学者在国际投资法教材或论著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第282-307页；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第270-298页；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第353-488页。）

陈安教授主编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述评》（1989年）和周成新教授所著《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方法》（1989年）是研究解决投资争议中心（ICSID）体制和华盛顿公约的重要著作。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体制的研究成果，除了有关教材、专论外，（注：论文可参见刘丰名：《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与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陈仲洵：《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与美国在华投资》，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陈安教授主编的《MIGA与中国：多边投资机构述评》（1995年）是这一领域的鸿篇。我国学者关于ICSID和MIGA的研究对中国政府加入有关公约并利用这些体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国际投资法学者对WTO体制下的TRIMs协议、GATS、TRIPs协议亦作了若干研究。

7.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外破产案件明显增多。沈达明教授编著的《比较破产法初论》（1995年）是部引人注目的专著。有学者对涉外破产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在涉外破产中，需要对债权人实行特殊的保护与救济；在破产域外效力上，宜突破严格的地域性原则，采取有限制的普遍性原则；在和解问题上，应采取有条件地承认外国和解的做法，我国破产法应设专章就涉外破产问题作出规定，并应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接轨；（注：余劲松、石静遐：《涉外破产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96-113页。）石静遐博士所著《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1999年）从法律与实务的角度，对跨国破产中的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五）国际金融法

1.教材和通论性著作

主要有：盛愉教授所著《国际货币法概论》（1985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1987年）；董世忠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89年）；刘丰名教授所著《国际金融法》（1996年）；王贵国教授所著《国际货币金融法》（1996年）；李泽锐教授所著《国际货币金融法概论》（1997年）；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99年）；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李仁真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99年）；李国安博士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学》（1999年）等。关于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有学者认为国际金融法应由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货币金融法三部分组成；也有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由国际银行及借货法、国际证券法、国际保险法、国际货币法等构成；还有学者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银行制度、国际借货及担保制度、国际证券融资制度、国际结算制度和国际金融组织制度构成了国际金融法的整体。（注：分别参见刘丰名著：《国际金融法》（1996年），第10页；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第4页；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第23-24页。此外，相关的论文有：李仁真：《论国际金融法的概念与体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李仁真、何焰：《国际金融法界说》，载《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相关问题

有学者对用语含混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节（b）款作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相关案例指出：一国的外汇管制法在一定条件下可具有域外效力，外国法院不得轻易以公共政策为理由排除其适用。（注：张庆麟：《析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卷），第112-125页。）

关于IMF贷款的“条件性”，有学者认为，基于条件性而产生的安排并非基金与借款国的国际协议，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基金条件性的平衡性，实质是IMF、贷款国、借款国三方权利、义务的协调与平衡，我国应该在条件性的这种平衡中寻找利用基金贷款的途径。（注：杨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法律问题分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352-370页。）

关于IMF的改革，有学者在80年代初期即主张改革其不公平的份额和加权表决制，以防止转嫁货币危机，保护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注：盛愉：《国际货币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248页。）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学者认为，IMF在汇兑安排、外汇管制、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储蓄法律制度方面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和金融情势。（注：杨松：《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变革与中国货币金融法》，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第647-676页。）关于亚洲金融危机，有学者认为，经济风险包括市场性风险和机制性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更多的是机制性风险，健全金融法制是加强我国经济建设及金融安全的关键。（注：参见赵秀文、韩立余：《1998年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第115页。）

杨松博士所著《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1999年）对IMF协定的法理和若干法律制度作了富有价值的探讨。

3.巴塞尔协议

刘丰名教授所著的《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1994年），对《巴塞尔协议》作了详尽的讨论，该书认为，《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金融关系的主体，特别是从事跨国业务的国际银行资格提出了法律要求；同时对国际金融关系的客体确定了国际监管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这一国际金融领域下无法律秩序的历史。（注：刘丰名：《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8页。）对于1997年《巴塞尔核心原则》，我国学者也作了若干介评。关于巴塞尔协议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带约束性建议，（注：刘丰名：《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巴塞尔协议所阐发和确立的基本原则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而且具有即时生成的特点。（注：参见李仁真：《巴塞尔体制与中国银行监管制度》，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论巴塞尔协议的原则架构与性质》，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

4.金融创新

有学者认为，金融创新工具是由基础金融工具（汇率、利率、证券、信用）衍生而来，金融创新一方面使得银行因脱媒（disintermediat-ion）带来的困难得到缓解，促进了银行业的革新，启动了金融服务业与先驱性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泡沫经济、股市震荡和汇率波动；针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发达国家的对策包括：通过巴塞尔体制强化对国际银行的监管，通过修改银行法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商业银行的安全性与稳健经营，将实施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控制信贷规模转向对汇率、利率的严格控制，加强IMF的职能等。（注：刘丰名：《金融创新与新世纪国际金融法》，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301-318页。）万猛博士所著《英美证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1998年）提出了凭信息监管证券市场的主张，陆泽峰博士所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1999年）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金融创新影响和推动下金融法的变革。

5.国际金融惯例研究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一般国际借贷合同不仅在内容上已逐渐形成若干共同条款，各贷款行业也已形成一些习惯做法（银行实务惯例）。（注：刘丰名：《国际金融法》，第106页。）国际证券业务规则主要由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自律性规则调整，这些规则也有趋同化趋势，而欧洲债券的清算则按ACE惯例规则办理。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除有关教材、专论外，专著有郭玉军博士所著《国际贷款法》（1998年），徐冬根所著《国际信贷的法律保障》（1996年）等。

（六）其它领域的研究

1.国际税法。

有关著作或教材有刘隆亨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5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7年）、高尔森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8年第一版，1992年修订）、刘敛文教授所著《国际所得税法研究》（2000年）等。有学者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税法的概念。（注：廖益新：“国际税法概念刍议”，载《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法学专号。）在税收优惠的作用问题上，主流观点认为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时仅起次要作用，而整体投资环境对外资流向起决定性作用。（注：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2页。）在中国涉外税法的完善方面，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对1992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对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制度上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法。

有关著作有郭寿康教授主编的《国际技术转让》（1989年）、郑成思教授所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1995年）、朱榄叶所著《知识产权与国际保护》（1996年）、张乃根教授所著《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1999年）等。近年来，我国学者倾向于将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纳入国际贸易法的范围进行研究。

3.海商法。

这是一个古老而完备的学科，在我国有些学者主张把海商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学者的著作有：吴焕宁教授主编的《海商法学》（1988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海事法学》（1987年）、张湘兰教授主编的《海商法论》和编著的“U.S.Admiralty：CasesandComments”（1995年）以及独著的《海上保险法》（1999年）等。司玉琢教授等编著的《海商法详论》（1995年）和邓瑞平博士所著的《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999年）等专著，均引人注目。

三、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客观而言，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授部和其他部委、省市资助的项目、教材、专著和论文的发表、咨询及研究报告提供、专职教学和研究人员队伍等几项指标来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与中国国际法学和国际私法学这两门传统学科相比已毫不逊色。而就教材的数目、专职研究人员队伍以及很早就取得独立法学学科地位并有自己专门的学术组织和论丛方面而言，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学术优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若从“质”上比，则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明显的差距。中国直到目前仍未加入WTO，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的寥寥无几，已有的国际经济公约和国际商事公约及惯例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缔结的，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制正经历急剧变革，这种不发达的国际经济和商事法律实践无疑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成熟，更何况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要比西方短少近30年的学术积累。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存在以下主要不足：

（一）严密的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立

如前所述，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范围、基本原则和沿革等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者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不仅与相邻学科有分歧，在国际经济法学者之间，亦有主流与非主流学说的并存。

（二）政策注释、热点追踪的倾向过甚，导致研究主题过于集中，存在若干学术盲区

不可否认，20年来的研究不仅产生了一批优秀教材，而且涌现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占有较大比例）和专题论文。这使得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极有希望确立崇尚学术、严谨创新的学术风格。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国际经济法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经济法领域热点问题迭出-从中外合资企业法颁布、恢复IMF和WB的合法席位到申请恢复在GATT的合法席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涉外税法的出台，再到WTO的成立，入世谈判，中美贸易纷争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人目不暇接，也由于20年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致无法充分沉淀学术，使得我国学者跟踪热点问题、注重诠释现行国策的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一些不属热点但并非不重要的课题，一些理论性较强、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以及一些耗时甚多而不可或缺的课题的忽略。比如，对ICSID案件和MIGA保例的研究，WTO专家小组及上诉机构报告的系统研究均未予以重视；美国、欧盟和日本外贸法全译本也呼之不出，等等。

（三）在国际商法领域的研究，法律性尚未凸显

国际商法（核心内容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及保险、国际支付、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国际投资合同、国际借贷合同、国际证券发行及交易的有关国际公约和惯例）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从现有国际法学科独立出来，还要与国际商业实务区别开来，需要运用法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商事主体在各种国际商事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现在研究在较多领域仍停留在国际商务研究的水平上，未能进一步深入分析各种法律关系，凸显其法律性。

（四）研究方法有欠缺，手段也比较落后

一是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方法运用不够。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以及涉外经济法政策性强，又往往以经济原理为依据，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注重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政治分析的结合，运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否则，将无法洞悉法律规则的经济原因和政治背景，无法预见其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学者目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很欠缺，比如，在反倾销、服务市场的开放、国民待遇等问题上，经济、政治分析就很不够，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成效。

二是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的方法运用不够。从判例中阐释、检验法律的适用，发现蕴含在个案之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达到对法律具体而微的认识，亦有利于构建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法学体系。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领域，英美法的理念远较大陆法的影响大，尽管GATT/WTO的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裁决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仅约束个案，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解释也仅适用于个案，但事实上对以后的裁决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影响，这更加要求在这些领域注重实证研究。但我国学者目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很不够。比如，我国学者对国际商事案例的研究就一直重视不够，在教材中极少反映当今涉外审判、涉外仲裁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在专题研究中也多以学术论著为研究资料，忽略案例的运用；案例研究只起到了辅助教学的作用。再者，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从事研究的还不十分普遍。

（五）前瞻性研究薄弱

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法正处于变革时期，WTO已将竞争政策、投资规则、环境和劳工问题列入讨论范围，IMF面临变革。我国学者尚未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前瞻性研究，以后如不及时弥补，将无法为我国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发展中东方大国的作用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

四、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展望

有经济学家预言，在21世纪中国经济学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主流，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笔者认同这一看法，并相信，在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不断地扩大，中国将逐渐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华民族将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与此相应，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亦将发展繁荣，获得与美国、欧洲、日本的国际经济法学同等的影响力。

在未来20年左右，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主要任务将是：为中国政府处理WTO、IMF、WB中的法律事务提供学术支持；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经贸伙伴的涉外经济法，为我国政府处理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服务；为中国外贸法、外资法、外汇管理法的完善和实施提供学术专论、咨询报告和立法建议；研究各种跨国商事活动中的私法性问题，为中国法院、仲裁机关审裁案件以及中国企业处理具体法律事务提供学术支持和专业服务；完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研究理念的改变与调整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

未来20年左右，可作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1.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评说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学说及观点，探讨“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构建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

2.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宏观发展趋势，及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对策。

3.WTO法研究。系统研究WTO的争端实例，为我国政府在加入WTO后处理与其他成员间的争端提供借鉴；研究WTO对我国金融、电信服务业的影响及有关法律对策；研究WTO与投资规则、竞争政策、环境、劳工等问题，为我国参加新一轮多边谈判提供学术支持和具体对策及方案。

4.欧美日外贸法研究。同WTO体制一样，欧美日外贸法对中国外贸环境有着深刻的实质影响，研究欧美日外贸法的内容，探讨消除对我国不公平的法律规则和措施的可能性和操作方案，对处理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处理WTO有关法律事宜和完善中国外贸法均具有重要意义。

5.中国外贸法的完善问题。探讨中国进出口管理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配套法规的草拟工作，研究已有条例（如《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条例》）的进一步完善。

6.反倾销及反倾销法。结合经济和政治分析，剖析西方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中国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者的深层原因，探讨中国应对外国反倾销的法律对策以及我国运用反倾销的策略。

7.国际多边投资协议问题研究。探讨多边投资协议可能的谈判场所（WTO，WB，还是一个全新的场所？）多边投资协议的基本内容（应反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多边投资协议与GATS的关系等等。

8.ICSID和MIGA研究。通过ICSID运作30多年来的实践和实例的研究，揭示其对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法律观的认同或协调程度，在国有化、特许协议等问题上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通过对MIGA保例的研究，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MIGA对改善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环境的积极作用。

9.中国统一外资法的制定。旨在借鉴有关国家外资立法的成功经验，起草与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符合的统一外资法典，探讨制定外资法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提供一份具体的、附有条文注释说明的法律草案。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和中国外汇管理法的完善。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方案，同步研究中国外汇管理法的适时修订。

11.欧洲货币联盟法研究。研讨欧洲货币联盟法的基本内容及欧元启动后国际支付的法律问题。

12.国际银行监管问题。结合全球金融服务协议、GATS、巴塞尔协议及我国有关立法，研析国际银行准入和监管的法律准则和规则以及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监管问题。

13.国际金融惯例研究。探讨国际借贷、国际证券、国际租赁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商事惯例，包括离岸金融市场、M&A、欧洲债券等问题的研究。

国际经济学篇4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国际经济学篇5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这种跨国商品交换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可称之为私法上的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沿用传统的国内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基本范畴,而要另设“交易权”这一概念呢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国内私法,如财产法、合同法,尽管已融进了一定的公法内容,但其作为私法而存在的特征仍未消失。在私法领域中,任意法规范仍占主导地位权利人的意志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不由当事人自行设定也就是说,国家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仍体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则受到更多的限制。首先,一国政府对本国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会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许多国家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使得本国当事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某种商品出售给另一国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虽然并不影响本国当事人的物权的成立,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物权的行使。其次,除受本国政府所施加的限制之外,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还须受其他国家所设置的种种法律限制。例如,尽管各国政府通常都鼓励资本的翰出,但在得到有关国家的明确承诺之前,投资者是无法或不能安全地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的。在一个禁止外资输入的国家,尽管对外商的财产所有权不会提出疑问,但这种所有权却不会转为投资权。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范畴已无法揭示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有必要确立交易权这一新的范畴。

交易权的成立不能仅以一国法的确认为依据,而必须同时得到一项国际经济交往所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法律的承认。国的商人若想在国投资,他首先必须获得本国政府对其资本外投的许可,同时他的投资又必须获得国政府的同意。有关的国际法规范对交易权的成立当然也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脱离有关国家的立法而单独发生。换言之,不作为一国立法的组成部分的国际法规范不会对交易权的成立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交易权是一种其使用范围被有关国家所承认或限制了的财产权这一范畴并不涉及所有权方面的评价,而只是与财产权的运用问题相关。一国政府禁止本国当事人将某种商品输往某一特定的国家,并不影响该当事人对该商品的所有权,而仅仅是限制其对其所有的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一国政府对该当事人依外国法所取得的所有权通常也不能予以否认或歧视,这就是国际私法上的平权原则。由于工业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因此一项专利权在某一外国的成立必须以该国的特别认可为基础。但这种决定所有权产生的特别认可与交易权的成立并没有必然联系。国的当事人在国的专利申请获得批准不等于说他就有权向国的当事人转让该项专利技术的使用权。技术转让的交易不仅要有本国政府的许可,还要受制于受让方国家的限制性规定。

交易权的成立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交易权的内容的影响,因为交易权体现着有关国家对当事人的财产权的运用的限制。例如,有的国家在向某类商品的出口商发放许可时,要求其向对方定期索取商品使用情况的报告,这就在确立交易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在没有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自由地对债权债务作出约定。

交易权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又表现为各个子范畴。在国际贸易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贸易权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投资权在国际金融法学中,交易权应主要表现为借贷权在国际税法学中,交易权则无从体现。因为国际税法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它调整的不是经济流转关系,而是基于经济流转而产生的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就税款征缴而结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二

管理权,或称国家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管理权的指向对象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的跨国经济交往交易权可以说是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受到管理权的限制的后果。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经济交往都须接受有关国家的不同程度上的干预,而涉外经济交往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从而在有关国家的政府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十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经济管理权即用来概括地表述这种关系。

管理权与交易权不同它完全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虽然交易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干预,但它在本质上仍是私人的权利。在管理权限定的范围内,当事人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处理自已的经济科益。某种商品是否可以或须按什么样的条件输向国外由国家确定而将何种数量的商品在何种期何内按何种价格以何种方式出售给何方当事人则仍是由交易的当事人来确定的。

如果说交易权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具体内容是由交易当事人所确定的话,那么管理权的特征则在于其内容是由有关国家所单方面确定的,而不受跨国交易的当事人的意志的影响,外国资本须依何种条件才可进入本国,向特定国家出口某种商品须申领何种许可,国际汇兑须依何种方式进行等,都是由有关国家以国内立法或国际协定的方式单方面加以确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国家的强制国家的经济管理权源于国家经济国家经济在国际法上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几。联

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对这一概念作了钦为充分的阐述。该《》第二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井得自由行使此项。”也许有人令怀疑《芬本身的效力,因为根据《联合国》联大没有立法权。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联大决议作为一种国际文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效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某种井同意志,而不取决于联大本身是否具有立法权。联大决议所表述的许多原则、规则,或是对既存国际法的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或是在归纳某种形成中的国际法规则。就国家经济这‘概念而言,它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国家这一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中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完整的国家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独立,也应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独立。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对国家所包含的经济注意不够,而在现襄生活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领域中却没有完全自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而提出,以表达构成国际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的决心和便利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国家经济的内容,依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包括一国对其全部财富的、自然资源的和经济活动的。经济也可分成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一国可自主地选择其经济制度,制定各种经济管理措施,决定其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使用,规范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经济活动对外,一国财有权平等地与其他国家一起商定发展国际经济的方针步骤,进行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抵制他国对本国经济事务的干预和强制,国家经济是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基础,而且也只能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权予以体现由于各国都同时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行使其经济管理权,所以必然会出现国家间的管理权上的冲突。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国家间就要通过协议对各自的权利加以限定,使有关国家就跨国经济问题彼此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以国家经济为基础。因为各国都享有经济,所以各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国身上。国家间经济管理权的冲突只能通过平等谈判,以表达各有关国家的真实意志的协议予以解决。国家间有关国际终济问题的协议不以解决国家经济管理权冲突为其全部内容,这种协议还会包含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内容,例如普惠制待遇的提供、投资安全的保障等,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繁荣。

三

在法学领域中,权利的概念总是反映着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某种社会联系,交易权、管理权及经济当然也不例外。经济这一范畴揭示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国有权官主地珍与国际经济关系,有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管理相关的经济活动,同时又负有不干预他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义务。国家经济管理权则主要反映出有关国家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是协商确定的,而是由国家单方面规定的。但也不是说国家一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交易的当事人施加义务。在这方面,一国要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制约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如果一国对跨国经济交往设置了过多的限制,则必然会阻碍其经济的发展,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二是其他国家的制约。一国在制定其涉外经济管理措施时,不能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不能违背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如缓解双重课税方面的允诺,杏则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则主要是反映了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作为一种被有关国家的法律所限定的财产权,其权利人可要求他认、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可要求相关人对其因交易权而发生的债权的尊重。交易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要体现导致为某种债权,从而表现为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当然从交易权的范围的设定上看,它充分体现出有关国家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权也反映了有关国家同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和经济管理权是国家的权利,不能由私人行使交易权基本上是私人的权利,但在个别情况下可由国家行使。正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既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又可以行使私法上的权利,所以,对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行使的权利的性质的判断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当一国政府从外国商业银行借款时,如果它没有明示地放弃其豁免身份那么,在其行使私法上的校利特殊的交易权的同时,是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管理权、经济的。对方当事人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行为与先前的允诺不符而对其提讼,要求法院对其实行财产方面的强制等。而在目前的国际贷款实践中,贷方银行往往要求借方政府在协议中订入“放弃豁免条款”及“遵从管辖条款”,从而将该项借贷活动确定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使借款国政府处于一般借款人的地位而不能申张公法上的权利。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间投资保护协议中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这类条款的内容通常为当资本输出国根据某种事先的担保协议,向其在资本输入画投资的国民或其他投资者支付了赔偿金,则有权代位行使投资者的各项权利。如果一国根据此类规定而行使代位求偿权,那么这种权利,尽管是国家行使的,却是私法上的权利,因为它是“代”私人之“位”而要求私人的交易权得到保障代位权的范围也不得超出投资者的权利的范围。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中,在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同时还通常规定,当出现东道国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的情况、或者发生国际法所认定的有关国家责任的其他问题,承保国政府保留以地位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这时,国家又跳出私人权利的圈沼,而以者的身份行使其公法上的权利了。

四

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这三个概念确定了国际经济法主体各自钓地位,表明了它们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揭示了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即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与国家的关系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梅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考虑以这三个范畴为支撑点来构筑国际经济法学的完整体系。而在交易权、管理权与经济这三个范畴中,又宜以交易权为核心范畴,因为第一,国际经济法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跨国经济交往为首要调整对象的第二,交易权本身即体现了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存在,而经济管理权又植根于国家经济。

如果以交易权为线索来展开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那么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交易权主体交易权的客体交易权的成立交易权的行使表现方式交易权的限制沐交易权的保护包括争议的解决。交易权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则表现为投资权。以投资权为核心,国际投资法学体系可简要地表述为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3.投资权的成立。资本输出国对海外投资的限定,包括鼓励与限缸海外投资韵法律措施资本输入国对外国资本的认许,包括鼓励与限制外国资本的法律措施。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国际经济学篇6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这种跨国商品交换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可称之为私法上的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沿用传统的国内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基本范畴,而要另设“交易权”这一概念呢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国内私法,如财产法、合同法,尽管已融进了一定的公法内容,但其作为私法而存在的特征仍未消失。在私法领域中,任意法规范仍占主导地位权利人的意志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不由当事人自行设定也就是说,国家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仍体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则受到更多的限制。首先,一国政府对本国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会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许多国家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使得本国当事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某种商品出售给另一国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虽然并不影响本国当事人的物权的成立,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物权的行使。其次,除受本国政府所施加的限制之外,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还须受其他国家所设置的种种法律限制。例如,尽管各国政府通常都鼓励资本的翰出,但在得到有关国家的明确承诺之前,投资者是无法或不能安全地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的。在一个禁止外资输入的国家,尽管对外商的财产所有权不会提出疑问,但这种所有权却不会转为投资权。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范畴已无法揭示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有必要确立交易权这一新的范畴。

交易权的成立不能仅以一国法的确认为依据,而必须同时得到一项国际经济交往所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法律的承认。国的商人若想在国投资,他首先必须获得本国政府对其资本外投的许可,同时他的投资又必须获得国政府的同意。有关的国际法规范对交易权的成立当然也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脱离有关国家的立法而单独发生。换言之,不作为一国立法的组成部分的国际法规范不会对交易权的成立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交易权是一种其使用范围被有关国家所承认或限制了的财产权这一范畴并不涉及所有权方面的评价,而只是与财产权的运用问题相关。一国政府禁止本国当事人将某种商品输往某一特定的国家,并不影响该当事人对该商品的所有权,而仅仅是限制其对其所有的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一国政府对该当事人依外国法所取得的所有权通常也不能予以否认或歧视,这就是国际私法上的平权原则。由于工业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因此一项专利权在某一外国的成立必须以该国的特别认可为基础。但这种决定所有权产生的特别认可与交易权的成立并没有必然联系。国的当事人在国的专利申请获得批准不等于说他就有权向国的当事人转让该项专利技术的使用权。技术转让的交易不仅要有本国政府的许可,还要受制于受让方国家的限制性规定。

交易权的成立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交易权的内容的影响,因为交易权体现着有关国家对当事人的财产权的运用的限制。例如,有的国家在向某类商品的出口商发放许可时,要求其向对方定期索取商品使用情况的报告,这就在确立交易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在没有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自由地对债权债务作出约定。

交易权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又表现为各个子范畴。在国际贸易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贸易权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投资权在国际金融法学中,交易权应主要表现为借贷权在国际税法学中,交易权则无从体现。因为国际税法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它调整的不是经济流转关系,而是基于经济流转而产生的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就税款征缴而结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论\文\网LunWenNet\Com]

二

管理权,或称国家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管理权的指向对象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的跨国经济交往交易权可以说是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受到管理权的限制的后果。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经济交往都须接受有关国家的不同程度上的干预,而涉外经济交往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从而在有关国家的政府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十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经济管理权即用来概括地表述这种关系。

管理权与交易权不同它完全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虽然交易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干预,但它在本质上仍是私人的权利。在管理权限定的范围内,当事人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处理自已的经济科益。某种商品是否可以或须按什么样的条件输向国外由国家确定而将何种数量的商品在何种期何内按何种价格以何种方式出售给何方当事人则仍是由交易的当事人来确定的。

如果说交易权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具体内容是由交易当事人所确定的话,那么管理权的特征则在于其内容是由有关国家所单方面确定的,而不受跨国交易的当事人的意志的影响,外国资本须依何种条件才可进入本国,向特定国家出口某种商品须申领何种许可,国际汇兑须依何种方式进行等,都是由有关国家以国内立法或国际协定的方式单方面加以确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国家的强制国家的经济管理权源于国家经济国家经济在国际法上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几。联

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对这一概念作了钦为充分的阐述。该《》第二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井得自由行使此项。”也许有人令怀疑《芬本身的效力,因为根据《联合国》联大没有立法权。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联大决议作为一种国际文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效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某种井同意志,而不取决于联大本身是否具有立法权。联大决议所表述的许多原则、规则,或是对既存国际法的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或是在归纳某种形成中的国际法规则。就国家经济这‘概念而言,它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国家这一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中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完整的国家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独立,也应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独立。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对国家所包含的经济注意不够,而在现襄生活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领域中却没有完全自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而提出,以表达构成国际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的决心和便利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国家经济的内容,依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包括一国对其全部财富的、自然资源的和经济活动的。经济也可分成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一国可自主地选择其经济制度,制定各种经济管理措施,决定其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使用,规范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经济活动对外,一国财有权平等地与其他国家一起商定发展国际经济的方针步骤,进行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抵制他国对本国经济事务的干预和强制,国家经济是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基础,而且也只能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权予以体现由于各国都同时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行使其经济管理权,所以必然会出现国家间的管理权上的冲突。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国家间就要通过协议对各自的权利加以限定,使有关国家就跨国经济问题彼此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以国家经济为基础。因为各国都享有经济,所以各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国身上。国家间经济管理权的冲突只能通过平等谈判,以表达各有关国家的真实意志的协议予以解决。国家间有关国际终济问题的协议不以解决国家经济管理权冲突为其全部内容,这种协议还会包含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内容,例如普惠制待遇的提供、投资安全的保障等,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繁荣。

三

在法学领域中,权利的概念总是反映着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某种社会联系,交易权、管理权及经济当然也不例外。经济这一范畴揭示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国有权官主地珍与国际经济关系,有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管理相关的经济活动,同时又负有不干预他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义务。国家经济管理权则主要反映出有关国家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是协商确定的,而是由国家单方面规定的。但也不是说国家一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交易的当事人施加义务。在这方面,一国要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制约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如果一国对跨国经济交往设置了过多的限制,则必然会阻碍其经济的发展,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二是其他国家的制约。一国在制定其涉外经济管理措施时,不能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不能违背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如缓解双重课税方面的允诺,杏则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则主要是反映了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作为一种被有关国家的法律所限定的财产权,其权利人可要求他认、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可要求相关人对其因交易权而发生的债权的尊重。交易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要体现导致为某种债权,从而表现为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当然从交易权的范围的设定上看,它充分体现出有关国家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权也反映了有关国家同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和经济管理权是国家的权利,不能由私人行使交易权基本上是私人的权利,但在个别情况下可由国家行使。正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既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又可以行使私法上的权利,所以,对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行使的权利的性质的判断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当一国政府从外国商业银行借款时,如果它没有明示地放弃其豁免身份那么,在其行使私法上的校利特殊的交易权的同时,是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管理权、经济的。对方当事人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行为与先前的允诺不符而对其提讼,要求法院对其实行财产方面的强制等。而在目前的国际贷款实践中,贷方银行往往要求借方政府在协议中订入“放弃豁免条款”及“遵从管辖条款”,从而将该项借贷活动确定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使借款国政府处于一般借款人的地位而不能申张公法上的权利。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间投资保护协议中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这类条款的内容通常为当资本输出国根据某种事先的担保协议,向其在资本输入画投资的国民或其他投资者支付了赔偿金,则有权代位行使投资者的各项权利。如果一国根据此类规定而行使代位求偿权,那么这种权利,尽管是国家行使的,却是私法上的权利,因为它是“代”私人之“位”而要求私人的交易权得到保障代位权的范围也不得超出投资者的权利的范围。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中,在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同时还通常规定,当出现东道国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的情况、或者发生国际法所认定的有关国家责任的其他问题,承保国政府保留以地位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这时,国家又跳出私人权利的圈沼,而以者的身份行使其公法上的权利了。

四

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这三个概念确定了国际经济法主体各自钓地位,表明了它们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揭示了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即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与国家的关系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梅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考虑以这三个范畴为支撑点来构筑国际经济法学的完整体系。而在交易权、管理权与经济这三个范畴中,又宜以交易权为核心范畴,因为第一,国际经济法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跨国经济交往为首要调整对象的第二,交易权本身即体现了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存在,而经济管理权又植根于国家经济。

如果以交易权为线索来展开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那么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交易权主体交易权的客体交易权的成立交易权的行使表现方式交易权的限制沐交易权的保护包括争议的解决。交易权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则表现为投资权。以投资权为核心,国际投资法学体系可简要地表述为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国际经济学篇7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国际经济合作，寻求国际经济合作的目的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特征和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探究，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承担建设祖国重任的使命感。

教学重点：国际经济合作    经济全球化

教学难点：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探究

教学方法：启发探究

教学程序：

一、复习导入，引导学生探究“国际经济合作”。

1、教师通过复习提问，引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2、通过对两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两个方面的分析，引导学生思考：为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寻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3、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作用。

二、归纳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

三、探究“经球全球化的特征”。

1、结合课件出示的材料，引导学生分析探究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四、中国是贸易大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课题。

组织讨论，联系一带一路战略

国际经济学篇8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国际经济学篇9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的需要，正加紧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

二、全球化与新世纪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

中国属于中的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的法律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的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的和合理成分。

4.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主义市场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的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各国相关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

[1]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2]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3]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4]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国际经济学篇10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

国际经济学篇11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其经济交易过程愈发呈现全球性特征，尤其在市场、技术及经济等形式上面，久而久之便会逐渐减少地方性、民族性等特征［1］。如此看来，经济全球化可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第一，不断加强各国之间经济来往，以及促使各国国内经济规则维持一致，进一步优化世界经济发展。第二，不仅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还使得以往各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体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一体。第三，促使各国国际经济协调机制逐渐加强，并且对世界经济形成强有力地约束和规制。总的来说，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并形成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称，其生产与发展随着各国经济贸易的增长与各国对贸易活动的干预逐步增强而形成。

二、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的联系

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日益显著。所以，这便要求各国之间在进行经济贸易来往时，既要考虑到自身利益，还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利益［2］。鉴于此，我国《民法通则》中就有明确法律规定，同时为了更加符合日益发展的国际经济形式，在此基础上国际经济法也作出了相应的改进，其中包括: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仅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还促使各方经济活动及交易更加和谐及稳定。因此，在没有特殊要求下，不应随意调整经济活动，以免制约其他经济活动。②当前，国际经济法不再受到其他体制的影响，且其影响力也在逐渐上升，从而使得国内及国际法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变。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学的变化

(一)促进国际商法统一进程日益加快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国与国之间商人的经济交易逐渐呈现上升趋势，并且速度惊人，因此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使得国际商法的统一化刻不容缓［3］。据目前形式来看，国际商法的统一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国际商会逐步确定商人间的习惯法，并将其制定成全球商人交易行为的相关规定制度，从而有助于商人们跨国行商的行为更具便捷性。另外，国际商法的统一，促使各国国内立法中，全方位的考虑到与国际相连，进而制定出诸多得到认可的法律法规。

(二)弱化各国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各国的经济逐渐形成相对趋势，并且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也逐渐参与进本属国家内部管辖的事务当中，尤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等影响最为显著［4］。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制约范围逐步扩大，并深入至各国国家的经济实体内部，以及形成相对深远的影响。

四、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经济法作为调节国际经济关系的有效手段，必须跟随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同时，随着国际组织功能的不断扩大，国际经济法应当得到逐步完善，并且不断适应当今新的挑战。总的来说，国际经济法遇到的外部挑战主要为:新旧两种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增强后如何确保国家经济独立。因此，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国际经济法必须在新矛盾及挑战中逐渐完善自己，从而保障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发展。

国际经济学篇12

教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对教材的选取，国际贸易课程的教材仅国内出版的就可谓是汗牛充栋，编著者众多，不仅良莠不齐，而且难易程度不一；如果教材选择适当可事半功倍，否则可能误导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情况而言，教师在选取教材时，并未较多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更不会考虑该门学科对学生的长远影响；往往选取的标准是主要偏重个人偏好，尤其是倾向于挑选容易讲解的教材，做到最大可能地节约个人精力和投入；并且一旦选定教材在若干年内都不进行更换和调整，而多数教材的更新速度是缓慢的，但是教学内容却一如既往地按照选定不变的教材年复一年地讲授，也很少进行课件的更新与补充。而在学生这一方面，为了考试顺利通过，多数人过分依赖制定教材，即使有推荐的其他版本教材和辅助学习资料，学生通常也并不重视，结果，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2.实习环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大学生实习是一项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活动，是教学在课外的体现与延伸，实习应根据所学专业进行相应的安排，进而检验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很多高校对待大学生实习并不重视，或者让学生自己去找企业实习，或者学校统一安排，但却流于形式。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而言，由于是农业院校，具有很多农业方面的优势资源，比如实验与研究基地、优秀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农业区位资源等等。所以，多年来我校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方式主要是深入到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农户调研，采集相关数据信息，最后就具体农业领域相关的实际问题形成调研报告。可以说这种方式极好地锻炼了学生的实地调研能力，并使其亲身体验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发展现实，然而，弊端是与国际贸易专业理论偏离较多，无法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甚者，由于我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习传统，导致贸易专业学生逐渐忽视国际贸易等核心基础课程的学习，严重影响了国贸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与质量提升。

3.学生经济学基础普遍薄弱且主观能动性不强

国际贸易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是经济学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但是，农业院校由于其农学研究氛围浓郁，而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国贸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基础普遍较为薄弱，这就成为在国际贸易学习中的绊脚石。同时，受到院校教师科研领域与学校优势资源的影响，贸易专业学生也较多倾向于纯农学的研究，而对与国际贸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结果导致，很多贸易专业学生在最后的毕业论文设计中选择国际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寥寥无几，反而普遍在管理学或农学范畴内选题；长此以往，通过学生之间的跨届交流就形成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由于毕业论文设计可以任意选题，导致他们更加不注重国际贸易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或是为了获得奖学金而进行的一种功利式的学习，也正是因为如此，多数学生过分依赖指定教材和课件，而并不关心是否获取了真知，没有学习热情，明显缺乏主观能动性。

二、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1.更新教学内容。

（1）吸收最新的学科研究进展和科研成果

国际贸易课程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国际贸易理论伴随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国际贸易实践活动不断地出现新形式、新趋势。于是，在针对学生的理论学习中，要注重学科前沿并及时更新到教学内容中去，比如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近几年刚刚兴起同时又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新理论；同时，条件具备情况下，还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文献作为授课内容的一部分。

（2）突出“国际性”特色

同时更要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国际贸易专业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色，课程要突出该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更值得强调的是结合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实际进行课程内容设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同时又不断地涌现新的问题，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实践方面无疑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否也能很好地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情况呢？这些都应是授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补充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或研究兴趣相结合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高校教学与科研活动实际是相分离的，但实际上教学科研是可以融合互为一体和相互促进的。任课教师如能将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研究兴趣融入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能使其在该领域的研究越发成熟和深入；对于学生而言，一方面可了解到老师的研究兴趣，促使其更好地参与到教师的课题研究中来，从而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该学科；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2.改进教学方法。

（1）优化教学手段，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建设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音像教学、计算机模拟软件教学、开放式研讨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尤其应注重开发案例教学、计算机模拟技术与课堂研讨等形式，不仅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且可促使其更好地掌握该学科的研究技术和手段，同时提升理论学习与研究能力。

（2）改进实习方法，加强实践环节训练

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原则，同时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新的教学方法应注重将课堂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实现感性与理性认识的提升。有鉴于此，建议我校在实习环节应根据不同专业进行安排与设计，而不是采取一个模式“、一刀切”。就国贸专业学生而言，应安排去对外贸易企业或工商企业，以及海关、外管局、检验检疫局等政府职能部门观摩学习，建立几个稳定的实践型校外实习基地。

3.强化国际贸易教学的国际化理念。

（1）扩大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可通过国际间与校际间的学者互访，开设贸易领域专家讲座的方式，让学生接触国内外最前沿的学科知识与信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与国外很多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已建构起一个比较好的国际交流平台，只是较多集中于农经领域，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多注重在经济学、国际贸易等学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应多邀请国内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座，并采取计学分制的方式形成学生激励式参与。

（2）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尝试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是提高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法，也是与国际接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首先，对于教材的选取做到难易程度适中，同时为学生推荐辅助教材和学习资料；其次，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增强对教师的技能培训；最后，应合理设计课程体系，增设专业英语课程以辅助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