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1

中医中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原创性优势，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医中药，是我国祖先遵循天地之道，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之植物、动物、矿物加上人工炮制而成的自然生态卫生体系，其追求生命自然健康，讲求实际疗效，已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过程中得到充分验证。同时，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东方智慧、东方文化中最生生不息和最具活力的部分，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弘扬、灿烂，无不饱含着中医中药的不朽贡献。

中医中药创造了历史奇迹，现在和将来也必将继续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历来是创造人类历史奇迹的民族。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一直维系到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生态复杂、多民族的土地上，几千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国人用占全球耕地7%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中华民族不仅得以生存而且繁衍生息几千年，成为人类数量最多的族群，维系她健康延续的是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第四大人类奇迹。中医药还必将作为中国的民族符号，成为继丝绸、陶瓷和茶叶之后，第四个泽被四海、影响世界文明的重大历史贡献。同时，中医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最为核心和博大精深的部分，是文明传承、文化复兴和文明升华的重要源泉。

中医具有先天的人文哲学特质，它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科学，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可以作为国家治理和国家管理的意识形态。中医参详宇宙万物之生长消灭，并将此规律对应于人身，它以阴阳为纲、以五行为象，追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使各要素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以此反观社会和国家，中医的精神内核与生态文明理念完全契合，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医天然具有的信仰特征，则可直接作为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为推行中医崇拜在内的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乃至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内在动力。此外，中医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重在促进人的生命全程自主实现，而不是干扰替代、人为增减生理功能的平衡过程。比如，现代西医注重将人体肿瘤切除，形成没有疾患的身体状态，但不等同于完全赋予人的正常生命状态。而中医允许、并可做到让患者持癌长寿，将癌细胞这种最有活力但是对人体有害的细胞，转化为对人体生命力有益的方向上去。这种不断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必将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不断强盛的思想武器。

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第二国防，是共产党带领的、全民组织起来的、由国家行政权力主导的预防人类病患、捍卫生命健康、保卫民族生存、抵御外来疾患侵入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制度。党的十提出就业、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五大战略目标”，医疗和养老直接关乎着全民的健康，其他方面也与人民群众的身心生活健康密切相关。这在建党和建国史上是第一次。面对当今发展的战略环境和我国历史及经济社会现状，需要像建设国防和国防保家卫国的使命职能那样，将全民健康保障问题摆到国家与国策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和决策。即，由共产党带领、全民组织起来、国家权力主导。这种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模式，能够将国家制度与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对全民健康实行积极防御并不断衍生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新型工业化，带动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力条件和不断创造新兴的生产资料，不断给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增加正能量和新财富，是增殖型的国家卫生发展模式。

二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人类发展的资源、生态环境，特别是谋划和践行中国梦与发展大战略，思考中医的振兴，已经成为摆在执政党和全体国民面前的历史命题。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和核心，是中医的复兴。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增殖型第二国防，既是新时期践行中华民族复兴、民族文化复兴的伟业，更是人类发展文明的呼呼和历史的呼唤，是执政党面对文明转型的历史拐点，站在历史拐点的潮头，站在执政为民的立场上，对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

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第二国防”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战略必须兼顾的重大使命。我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多年，两头在外、依托外部国际市场、过分依赖国内紧缺而不可再生资源发展，以致形成如今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和教育、医疗、住房等重大民生难题。在国家财政勉力难为，工业化发展尚可利用的今天，通过扶持与复兴中医，发展利用可再生资源的中医药新型产业群，可以破解工业化困境，缓解我国人口总量庞大与医疗健康投入不足的矛盾，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和在护卫全民健康中的基础主力军作用，对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化的健康、养生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重新构建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促进人类自然健康为核心的中医伟业，是切实维护十四亿人民生命健康现实和可行的选择。绵延至今并不断裂变的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历史命题，就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工业化、工业文明发展道路，到了历史的拐点。以石油为基础原料的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黯淡前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原油的利用几乎涵盖到国计民生的所有领域，且利用率很高，日本达到87%，美国达到94%，相当的部分是用于包括以无机化学为核心的药物基料、辅料和各类医疗器械。同时，研发一种西药，大都需要十多年的周期和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斥资。建立完善的现代西医医疗保障体系则往往需要投入一个国家数年GDP的总和并需要长年累积。可见，现代医学对资源消耗及资本集约的需求之巨大。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资源稀有、成本日高、基本资源主要依赖国外的情形下，对拥有相当于23个发达国家人口总量的14亿人口的我国而言，要达到欧美国家那种全民健康和保健水平，除去资本缺口巨大之外，还将消耗极其巨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是不能想象、不可持续、也不可能实现和完成的。显然，在我国完全按照工业化现代医学的体制和规模，并将全体人民健康服务的前景寄望于此是很不切实际也行不通的。

因此，将中医中药这个由数千年延绵不息的实践和劳动人民智慧汇聚的民族精粹，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进行全面规划、系统提振和发扬光大，建立起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完全能够担纲起为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服务的职能。

复兴中医伟业，发展全民中医药健康保障体系，既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出路，更应是新时期执政党摆脱困境、突出重围、开拓战略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当前，国家发展面临进入后工业化新的发展道路选择和文明转型的选择。建设中医药全民健康保障体系，能够在应对工业化发展困境、创立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新兴工业体系、创新资本社会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比如：

以中医中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与新型的工业化，它的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全球文明转型必将倒逼出全新领域的产业革命。在此历史性机遇和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医中药将衍生出世界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包括中医医疗、中医文化、中医药科研教育产业为主体的生态健康产业群，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领域宽广、产业链长、蕴藏着超量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包括中药种植生产、健康餐饮、中医药文化以及由此在农业、林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多元复合发展，经济与社会效益前景将十分广阔，可以为国家新时期的战略发展聚集起巨大的财富和良好的社会资源。

再以农村为例，当农村与农村的农业现代化走上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将有大量以中医中药的新兴产业为基础而形成的新型工业化，会将数以百亿计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资本化，为人民币的发行提供充裕的资产保障，为人民币提供冲兑支付的全新资产价格体系。国家通过控制土地和可再生资源，决定关联新兴产业的资产和商品价格，实现资本化中医、资本化中药、资本化新兴的产业体系，进而保证货币安全。在当今国际日益惨烈的货币战争中，要保证人民币坚挺，就必须有对应的坚挺的资产。培育中国所特有的中医中药这种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新兴产业，就完全有足够多的优质资产使人民币坚挺。政府以土地和可再生资源为基础，通过对中医药新兴工业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及系统管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资产，进而成为可大规模持有全球优质资产的富强国家。这个优质资产就是来自创新的、最富有活力、最有战略价值的以中医中药为核心的新兴健康产业和衍生的其他新兴的民族工业。

建立中医医疗保障体系并实行城乡一体的医保、社保、人保“联勤共治”，可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实现医疗为大众服务的宗旨。我们认为，进入新历史发展时期的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是国家应着力从全局上统筹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农业的工业化，应该是新型或称新兴工业化，它要求走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发展道路。首先要求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走有组织发展的道路。在原有农副产品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全面发展中医中药药材的种植，不断地提升级别，不断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之成为现代新型农业的经典范式。农民的市民化，就是要向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取消一切歧视农民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农村的城市化，绝对不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城镇化比率，而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并进而建立起全民同一的增殖的“联勤共治”模式。

此外，依靠共产党作为民族觉醒的领军者、先锋队，来领导与推动中医复兴，弘扬中医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集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元素，以及强化执政统治的基础意义非凡，可以提振执政的合法性，重塑新时期的公信力。所以，在政治上它也是不可多得的、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文化产业。

三

党的十在执政转折的紧要关头提出的民族复兴百年追求目标，为复兴中医伟业、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创建一个主导未来全民生命健康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何破解长期阻碍中医药振兴发展的系统性、制度性和政策性难题，迫切需要战略的思考和进行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一）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或国家中医药发展委员会。可以现在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基础，不是简单地升格机构等级，而是根据建立中医药为基础的增殖型第二国防的需要，调整职能，赋予使命，主要负责中医中药的统一管理和中医药可再生资源新型工业体系的规划、建设，从根本上履行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计划、组织、协调，承担国家层面上对中医药战略落实情况的监事职责。比如：

在基础管理方面：从行政上保证中医中药实行医药合拢，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行政上保证中药材原产地和无农药无化肥无转基因及药源性；从行政上保证医流服务患流的正常运行，推进成药简便入市，推行基础医疗保健机构的自律自管等等。

在宏观推进上：重点围绕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协调，提升中医战略地位、系统解决中医药发展的制度和群众基础缺失等突出问题。

（二）实行税政改革和金融创新，突出抓好以农村为主战场的中医药体系建设。作为对发展中医药健康保障体系建设的配套支持，必须对国家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解决分配和财力支持问题，解决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问题。

一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针对中医药发展的税政。主要是将国家资本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投向中医药相关领域，保障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对中医药人才实行税收优惠，包括医术传承、科技发明、在农村行医收入等实行免税减税；对关系中医发展的支撑性产业、药物原生态地域保护及原始种植的药农实行免税。同时，要从立法上明确，中药原料的有机种植，坚决拒绝转基因技术。

二是要强化金融对中医药以及相关领域的支持，包括创办“中医药发展银行”、发起以国家或央企资本主导的中医药发展引导基金（产业、文化教育、科研、海外等基金），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专项金融支持。同时，利用外汇储备收购海外优质中医药资产等。

三是确立农村为重点和主战场。从一开始就要明确和疏导中医药不在城市与西医拼，应将资金、人才、技术和传承等稀缺资源投向农村，走一条中医药健康保障从农村开始兴起，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受益开始的路子。

此外，对发展中医药医保模式，在纳入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总体框架的同时，应在有条件的地方，如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进行试点先行。

（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打造中医药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民从来就有全民动员办成大事的传统。复兴中医伟业的关键在于，把全体人民切实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只有人民群众相信中医、使用中医，成为中医药的自觉参与者、受益人和传播者，才能谈得上中医药的长远健康发展。

首先，是创新中医药的普及宣传和不间断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国民健康教育，在人民人民群众中提升中医地位，重塑受众信任，提振国医雄风。

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医自身高效、成本低廉的特点，依托既有的村庄、社区、机关、厂矿，建立点面结合、无缝衔接的中医药垂直医疗与传播路径，在实现全民覆盖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中医药的愉悦、便捷和实效。利用这些渠道及网点体系，还可以担负起监管基层疫情、统计通报区域性疾患情报信息的职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同时，要组织群众开展积极健康的体育锻炼，并将中医药文化、中医健康理念和基本养疗方法与之结合起来，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感悟生命、领略中医，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健康文化的需求，形成全民信中医、爱中医、离不开中医的良性互动局面。

（四）在全社会推崇“上医治未病”的生命自然健康观。上医治未病是中医的崇高境界和活的灵魂，是建立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基础性纲领和建设中需要把握的指导思想。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是中医基本的优长，也是发展中医的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在全体国民中普及“治未病”自然健康行为知识，进行中医“正本清源、返朴归真”教育，树立“多关心健康，胜过关心疾病”的理念。使每个人都明白，人道必须合于天道，在全社会倡导主动管理生命健康过程的生活方式，在强力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双重作用下，经过制度化、法律化、习惯化与风俗化的教养过程，逐步成为人们共同的健康观和普遍行为。

（五）倡导医流服务患流的风尚。中国每个朝代都有神医圣手，以最人文最生态悬壶济世的方式服务大众。中医人群是具有高尚人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素质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医疗机构集聚城市人满为患的模式，建立让医务人员“行走”起来的新机制，实现患者不用再追随医生的医流替代患流模式。恢复简便有效的巡回医疗和村庄、街区“请医栏”模式，建立起中医药特有的和谐友好人文的医患关系。

（六）开放传统成药入市限制和加强药材原产地生产监管。全国民间、官方留存下来的中药药方总数有60万左右，几十年来，拿到国准字号的总共12780个，按照每年审批150个左右的周期（包括重复的），将人为地把已处于衰退的中医药推向濒危。从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拯救中医药传统方剂于濒危的两方面考虑，应当尽快改革这种审批制度，对传统经典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应精简审批流程、在控制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审批速度，使之尽快成药，为患者使用。还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方剂、对中成药传统中药种植的垄断，使存留在全社会的名药名方能够无障碍地进入市场并为人民服务。

要重视和解决好中医衰退反映在中药方面的问题，如中药品质降低、非原产地生产情况泛滥、药性减小和异变等问题，深刻认识到“传统中药不存在，医也完了”的道理，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中药病了”和防止“中医亡于药”等问题。

（七）完善中医药研究体系和大力发展队伍。科学是探索规律破解问题的学问，中医更是在一般的科学基础上追求艺术化的过程。要针对中医药自身特点、规律，建立不同层次、分门别类的产学研体系，大力发展有助于中医“望闻问切”的新技术、新装备和信息化。在摸清中医药家底的基础上，大力建设人才队伍，充实和完善国家中医科学院职能，增加中医药人员的院士比重。特别是要尽早启动以名老专家和新的精英组合为核心、遍布全国、覆盖全民的中医药骨干队伍的建设，恢复中医全科医生的认定、培养和行医模式。

要着手规划建设中医医疗集团，解决中医药人才培养实践场所少、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的实际问题，还要通过增加办学、办培训班等办法，多种手段解决队伍建设问题。

（八）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当今中医处于危亡之境，说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中医文化传播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中医药的实践行为。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知医识药。他们就是通过诊疗行为，传送出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和人生主张。可见，复兴中医伟业与振兴中医文化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因此，应坚持两手并举、两手都要硬，运用好中医药医疗健康这个载体，来弘扬中医文化，发展中医文化事业，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充分展现中华国粹的魅力和光彩。

（九）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当前，医药健康产业仍是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战略性产业。以中医药为特色的新兴产业在全球发展迅猛，前景广阔。作为中医药的发祥地，中国理应掌握其绝对的主导权，利用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成为这一成本最低、市场最大的新型支柱产业的领跑者。比如，开发“中药汉方”的现代制作、保健和保健养生食品、中药材生态种植、中医师国际培训和人才输出以及中医医疗养生跨国服务的产业化等。

（十）规划建设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健康管理体系。现代计算机智能化越来越发达，与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必然对中医药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对中医现代化质量起到显著提升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医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更需要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模拟、智能可视、远程整合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包括全国性的医疗、药材、方剂、病患资料库，云计算、云会诊、云交易、云监控体系，区域性的骨干诊疗健康中心，逐步实现中医药全程健康管理、专家资源管理、重点药材和疾病防控的智能化体系，提高诊疗时效、水平和实现全民共享。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2

现今，已有越来越多的省份着手打造以养生和旅游相融合的中医药健康旅游项目和服务产品。甘肃、广东、北京、江西、广西等省区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正形成一定的规模，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受到广大旅游者的喜爱。江西的中医药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异常丰富，但旅游经济效益却不如浙江、福建等邻近省份。究其原因，宣传与推广的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

一、中医药健康旅游

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国内众多学者对于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定义并不统一，例如张群和邓善宝提出中医药旅游是一种探索性的，集旅游与中医药为一体，以中医药为载体的旅游项目，是中医药的延伸和旅游业的扩展；师帅认为中医药旅游结合了医疗旅游和保健旅游的特点，同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是一项新兴的旅游产业；虢剑波与冯进则认为中医药旅游是依赖于我国丰富的药物资源和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发展起来的新兴旅游项目，是生态旅游的一支。而国外对于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研究甚少，只是更多地关注西医医疗旅游的研究。

该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认为，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一种以旅游为载体，融入中医药元素（包括中医、中药及中医药文化等），以追求健康、休闲娱乐、文化传承为目的的新型旅游项目，也是对“中医药+旅游”战略的统称。

二、研究目标与意义

樟树市，地处赣中，跨赣江中游两岸，于2013年7月被中国中药协会授予“中国药都”称号，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被认定的“中国药都”。樟树作为我国的“药都”，中医药文化底蕴异常深厚，中药资源、自然资源以及道教文化资源都有待于深入挖掘、继承与发扬。

该研究通过将樟树市的中医药资源与其旅游资源相结合，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探索构建一种“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宣传与推广模式，力图为江西省开展中医药的传承、弘扬提供实践平台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打造樟树市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查询、阅读了解樟树市的市情和地方志，并且结合国家有关政策文件进行政策环境的研究与分析。

其次，深入实地进行调研。实地调研则主要是深入樟树市的中医药医疗机构、中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中医药文化风景名胜区、中国古海养生度假区等开展实地调研。

最后，整理分析收集的资料形成研究报告。

四、研究内容

（一）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政策环境研究

重点学习领会国家及地方政府层面关于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政策和相应的配套政策。例如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等；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策及配套措施有《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等。

通过对相关政策文件的W习、分析，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宏观上对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推广研究能够有全局性的把握，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这一平台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宣传与推广作用。

（二）对樟树市的中医药旅游资源进行梳理

具体说来，主要围绕中医药资源和旅游资源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首先，就中医方面而言，樟树市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中医养生保健、中医康复理疗两方面，而中医养老服务的开发与建设并没有进行。中医方面的资源，樟树市有中医医院并开设有中医药预防保健科和康复科。此外，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在从事着与中医养生保健相关的商业性活动，例如推拿、拔火罐、刮痧等。

其次，在中药方面，樟树在中药科研方面拥有江西省樟帮中药饮片炮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平台）一个；在中药、中药饮片加工制造及中药材交易方面，樟树拥有中药材专业市场和樟树市医药产业园，主要种植有道地药材车前子、黄栀子、吴茱萸，其中黄栀子和吴茱萸种植基地已通过国家GAP认证。

最后，在旅游资源方面，樟树现已开发的项目有樟树的阁皂山风景区和中国古海。以樟树阁皂山和“药都”为依托，道教养生健身和中医药有机结合，为樟树发展养生健身保健旅游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外，樟树正在进行三皇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该文化区的定位是“医药文化体验、健康养生旅游、文化休闲度假、历史街巷体验”，重现千年古药都文化与风采，并且规划将打造樟帮药市主题文化街区，开发药膳、茶坊、老字号一条街等项目。

（三）“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旅游”模式的提出与构建

就樟树市现有的品牌效应和知名度而言，传统的宣传和推广模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实质性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传统的营销推广模式不得不开始思考转变原有的旧模式以迎合现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

以互联网传播平台为载体，从用户、客户需求的视角，借助互联网平台展示樟树市的中医药健康旅游资源，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满足顾客对健康及旅游的多样化需求已然成为樟树市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新方向。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3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资源，凭借这些优势资源，民族旅游业得以迅速发展，带动民族经济的整体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增强了民族地区群众的民族自信、文化认同，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业发展平台上得到创新性传承，这一趋势必然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瑶医药文化概述及其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一）瑶医药文化概述

瑶族人民由于历史上备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长年生活在深山密林之中，以深山老林为居，以毒蛇猛兽为邻。为了本民族的健康和繁衍生息，他们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瑶族医药文化。有瑶必有药，医药相结合，医药不分家，是瑶医药最主要的特色。瑶医认为人体患病与自然环境影响、饮食不调、意外创伤、劳累过度、不节、先天禀赋异常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瑶医药文化资源是大瑶山智慧的结晶，是瑶族人民留给世界的瑰宝。不仅为瑶族人民的健康保障做出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在治疗疑难杂症以及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瑶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处境

1.瑶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从金宝生在《可爱的大瑶山》中的描述，可以窥探到上世纪50年代瑶医药在全国的受欢迎程度，“……每年都有几十名草医，将十多万斤草药运往国内各大城市，一面行医一面销售。”罗金裕等人编著的《瑶族效方选编》是瑶族医药的第一部专著，对瑶族常见病的治疗方选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精辟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西组织了对壮、瑶等7个民族聚集的36个县的民族医药进行了调查，编写了《广西民族药选编》、《广西中药志》、《广西本草选编》、《广西药用植物名录》等，书中包含了大量的瑶药品种和瑶族民间医药经验方。1986年至1989年，广西区卫生厅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办公室组织在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民族医药调查，统计资料表明，金秀县共有民族医生414人（其中瑶医247人），外出流动行医售药有312人，有药用植物980余种。2006年广西成立了瑶族医药研究开发中心，主攻三大方向：一是研究瑶药野生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二是研究探讨瑶医常用的、来源清楚的、疗效明确而质量可控的瑶药材质量标准；三是建立瑶药产、学、研、开发体系，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附加值高的新产品。

2010年广西中医药大学成立瑶医药学院，目前瑶医药学院已完成11本瑶医药教材的编写，可基本满足瑶医本科专业招生需要，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瑶医人才；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利用瑶族自治政策，在金秀建立首家公立瑶医医院，为当地瑶医颁发县内行医资格证，向合法化和规范化行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民间瑶医覃氏家族，在北京、黑龙江等地建立多家瑶医院，是瑶医药文化对外宣传和推广的窗口。

综合来看，目前瑶医药的发展重点在于医学领域，其他领域涉及较少，这样不利于瑶医药发展支系的扩大，发展见效不明显。

2.瑶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困境

由于瑶医药挖掘整理时间起步较晚，瑶族医药发展稍稍落后于其他民族医药，其困境具体表现在：一是瑶医药无文字记载，医药经验都是靠瑶医口碑传承的方式世代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极易造成瑶医药经验的失传；二是当前传统老瑶医大多年事已高且为数不多，又因为保护传承机制缺失，后继乏人现象极其严重；三是受到现代医学的冲击，缩小了瑶医药的使用空间；四是瑶族药材被大量无序的灭绝性采集，使得瑶药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另外，瑶医药文化的专业型人才匮乏、标准体系尚未建立且缺少统一的衡量标准、瑶医对外行医并未合法化、瑶药内在质量、产品包装、经营销售方式等还有待提高，瑶医药在发展过程中依旧是摸着石头过河。

近几年在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瑶医药文化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尽管如此，作为人文资源的瑶医药文化可持续传承的战略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面临着失传性的危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有效地保o传承瑶医药文化，使瑶医药文化摆脱宗教的束缚，根除封建迷信的影响，使其走向科学化、现代化、市场化的道路？又将如何建构当地民族文化特色体系？瑶医药文化创新性传承、发展能否借助旅游发展的形式？ 在当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扶持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面前，探寻一条瑶医药文化创新性传承路径迫在眉睫。

（三）瑶医药文化旅游开发的意义

瑶医药文化的传承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其保守的观念而失传，而言传身教的传承内容不够全面、详细和完整。开展民族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可以战略性地为开发区域特色旅游资源、提升区域旅游形象提供建设性的服务，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民族医药本质上是属于医学的范畴，但因其具有较多的人文因素，它既有自然文化，又有人文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资源是旅游业产生吸引力的源泉。

那么借助旅游业发展平台发展的形式、理论、实践都值得我们去探讨。提出规划、策划瑶医药文化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族旅游业的研究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以及对促进瑶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瑶医药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与潜力

（一）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开发的基础

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主体山脉上，成立于1952年5月28日，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瑶族自治县，有“世界瑶都”之称。瑶族中有盘瑶、茶山瑶、花蓝瑶、山子瑶和坳瑶5个支系，是世界瑶族支系最多的县份和瑶族主要聚居县之一，瑶族文化、民俗风情保持得较为完整。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世界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国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在金秀”，并亲笔为金秀题词“瑶族之乡”。

金秀大瑶山地处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县城年均气温17℃。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造就了大瑶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生长的1528种原生植物中，药用类植物就多达1351种，是广西中草药品种最齐全的县份。2000年，大瑶山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云的王国，雾的迷宫，清溪瀑布的源泉，绝岩奇松，变色杜鹃的世界，中药材的宝库，庞大而美丽的自然动植物园”之美誉，是集健康、疗养、休闲度假、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

旅游业得到开发后，金秀县城各类宾馆、餐馆、商店都纷纷建立起来，瑶医药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大街小巷都随处可见行医卖瑶药穿着瑶衣的当地人，金秀民族风情街大小商铺有卖金秀土特产、瑶药、民族纺织品和刺绣工艺品，除了在风情街可以看到这样的商业活动，大瑶山里的妇女们也渐渐走出家门，穿上瑶族衣服在街上向游客兜售她们的手工艺品、山里采摘的瑶药。

（二）金秀瑶族自治县瑶医药文化旅游潜力分析

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来宾市的旅游大县，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正在传承、复兴、重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这几年的民族旅游发展迅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具有发展深层次旅游的基础和潜力。

1.瑶医药文化的知名度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瑶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史料记载有瑶族之时便有了瑶医药文化。瑶医药文化是随着瑶族的历史文化、民族风俗一同发展的，可以说是瑶族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在瑶族的、饮食、民俗活动中都能发现瑶医药文化的影子，并且随着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于瑶族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它的服饰上，而是逐渐关注瑶医药文化。

2.瑶医药文化传承途径坎坷，急需另辟蹊径。当前传统老瑶医已经为数不多，对瑶医药文化的研究也仅仅靠几家科研院校在进行。单靠科研机构的力量来传承发展瑶医药文化是无法突破在传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须结合时代的导向将科研和大众旅游相融合，瑶医药文化资源通过旅游开发，可以受到广泛的重视，吸引大批人才，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另外，传统的将文化资源圈起来进行静止的保护早已不适用于民族文化，无法满足民族地区人民要发展的诉求，这种保守的保护传承方式最终只会使得瑶医药文化被封存于博物馆。

笔者认为民族文化的创新性传承，除了网络文明创造出来的一整套新的东西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的传承，在当今社会找到它的现代表现。

3.国策助力瑶医药文化发展。国务院于2016年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中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的服务；到2030年，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纲要》的颁布，无疑是给了瑶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旅游：瑶医药文化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金秀瑶族自治县瑶医药文化旅游形象塑造

综合上述资源优势，结合当前“旅游+”的发展热潮，金秀瑶族自治县应该大力开展瑶医药文化旅游开发，笔者提出了瑶医药文化在旅游业平台上发展的概念。瑶医药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方式，可以以名山、名水、名医、名药等为结点，采取点轴模式，形成由点带线，由线成圈的构建格局，通过点、线、轴、区域的有机结合，形成瑶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的整体布局。

民族文化的创新性组合就是“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的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瑶医药文化不应该将其重点放置在医院，而是将其通过民族旅游产业推入大众的视野，这种普适性文化形式消除人们“医药就是属于医院”的错误想法，并且还能得到一种另类的旅游文化体验。

笔者认为瑶医药文化应该以养生保健为切入口，以妇女、儿童、老年人为主要目标市场，大力发展瑶药浴、瑶族推拿保健等养生系列产品，并以瑶药种植、瑶医药博物馆为延伸产业，结合瑶族民族服饰、风俗习惯等为纵向发展产业带，破除人们“有病才吃药”的思想禁锢，将瑶医药文化的健康养生推入旅游业大潮。

（二）金秀瑶族自治县瑶医药文化旅游产品初步策划

1.瑶医药文化旅游度假养生产品

瑶医中的药浴、烧灸、推抹、热敷等疗法可以缓解压力、治疗现代人的亚健康，将其与瑶族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高档的度假酒店相结合，打造高端度假养生旅游产品。 并通过旅游小品设计这种外显的文化，进而更加立体的认知瑶族文化。金秀盘王谷深航度假酒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酒店最大的特色即推行瑶Spa，进驻酒店的客人可以享受瑶族药浴等保健养生体验活动，但要推行塑造瑶医药文化的功效和影响力，光靠一个酒店是支撑不起来的。

2.瑶医药文化旅游观光旅游产品

瑶药以草木为主，瑶族先民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所治疾病的特点总结出独具一格的“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等104种瑶医常用药。瑶医的发展离不开瑶药，建立瑶药生态种植园，不仅能够为瑶医提供充足的药材，解决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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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问题，也能作为观光旅游产品进行开发，打造成集药材生态展览、引种繁育、科研示范、技术推广等多重功能的生态观光基地。笔者认为瑶药除了规模化种植外，还可以以园艺的方式进驻千万家，以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将瑶药种植带到家里，不仅能够起到观光欣赏绿化的作用，某些植物还可以有效地进行疾病的防治，尽可能免去了人们“只有亲自前往大山才能认知瑶药”的错误想法。

3.瑶医药文化旅游民俗体验旅游产品

医药文化大多能从宗教、饮食和民俗活动中体现出来，如盘王节、“还盘王愿”仪式、晒衣节、吃“药粑”等。将这些瑶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习俗与和瑶医药文化串联成一个文化整体，尽管这些文化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是这样的文化体系被外来的旅游者贴上了“神秘”、“原生态”、“新奇”的标签。当地可以和旅游企业合作，在这些宗教、民俗活动期间推出专项旅游产品，如盘王节深度体验游，让游客参与到活动中，品传统美食，着瑶族民族服饰，并向游客讲解民俗仪式的由来，以及膳食中所蕴藏的瑶医药文化。

4.瑶医药文化旅游研学旅游产品

建立瑶医药文化博物馆，推出以瑶医药文化博物馆为中心的科普旅游产品，将其与瑶药种植观光产品相结合。可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少年夏令营或者冬令营户外学习活动的方式，通过眼观、手触、鼻闻形象生动地让旅游者在体验学习中获得深刻的知识；还可通过演出、唱戏的方式将瑶医药文化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用艺术的形式展现，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且容易被认可。这类旅游产品需要一批瑶医药专业人才，并对其进行旅游演绎的培训，提高其旅游展示讲解的能力，在游客观看瑶药的现代化生态种植、观摩文化博物馆时，能够为游客提供有专业水平的且通俗易懂的瑶医药文化知识讲解，让游客能够充分了解瑶医药，扩大瑶医药文化的宣传。

四、结语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4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从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历代名医探索了湖湘中医文化的渊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誉，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之发展可谓大儒迭起，书院崛兴，承前启后。荆楚之域，历代名医更是迭起不穷。初有炎帝神农尝百草；汉·苏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话；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医书1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具，可谓中国医学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不乏其人，汇聚成浩瀚的湖湘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因其做过长沙太守，故亦有称“张长沙”者，其方亦被称为“长沙方”；药王孙思邈与湖湘中医之缘结于涟源龙山，他长期居住于龙山采药、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综观历代湖湘医家所著，医经、伤寒、金匮和养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医文化体系；何清湖还总结了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的湖湘中医精神特质；阐述了湖湘中医的历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现代湖湘名医、建立湖湘名医俱乐部的发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药材的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是湖湘中医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为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优越的地势气候蕴藏了丰富大量的药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编的《湖南药物志》该书收集药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药2077种，动物药256种，矿物药51种，道地特色药材有玉竹、吴茱萸、湘莲、栀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葛晓舒等也对湖南中医药单验方收集整理情况进行述评。

4　湖湘民族医药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55个，近700万人口，湖南省民族医药资源丰富，省内四大主要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即土家族医学、苗族医学、侗族医学、瑶族医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欧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此后周卫华探索了湘西苗药治疗妇科病资源。

同时湖南土家族、瑶族、侗族医药研究不断兴起，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建树。田华咏等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特色，医学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方法，卫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药物，在临床证治上重点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的命名与分类，还编撰了《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选录论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医药论述”、“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医脉学简析”等。在湖南瑶族和侗族医药方面，刘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传的瑶族“庞桶药浴”及药浴植物，湖南瑶族传统端午药市调查与比较研究等内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通过对湖南省境内侗族聚居地的实地调查，共考证侗药689种，整理医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种，病症453种。而诸国本则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对当前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开业和职称评审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田华咏编纂的《湖南民族医学史》，共十章，25万字，分别介绍了湖南少数民族概况、南土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民族药资源、湖南省民族医药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等。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5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22-02

2009―2014年，我国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中医院、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等）蓬勃发展，机构从2009年的31 001个增长为2013年的38 215个。同时，现有的民营中医医疗机构呈现出中医院特色优势突出，数量多但规模小，经济效益低下的特点。2012年4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中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集团和康复医疗机构发展。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各地积极探索中医药发展道路，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中医药优势，并在探索中充分运用中医药的优势和发展规律，结合现代市场运营模式，形成了一些典型案例。

一、中医医疗机构规模化发展需要“医药结合，以医促药”的经营发展模式

云南S中医馆成立于2005年1月，是一家集中医医疗、中医养生、中医传统疗法、中医教学为一体的中医馆。目前在云南省民营中医医疗机构中门诊名中医数量位居第一、门诊中药饮片调剂配方数量位居第一。“医药结合，以医促药”的模式表现为与其所属集团的“以药企带医馆”战略关系，高度整合资金、系统、药材购进渠道等优势资源。集团下属的医药零售连锁公司于2005年进入中国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十强。集团以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是由“药”向“医”的一种延伸，实现了“药与医”优化组合的经营模式，从而也形成了由单一的药材经营发展为药材的种植、加工、销售，中药饮片的生产、加工与销售，中西成药的批发和零售以及医疗、科研教育为一体的产业结构。

作为民营的规模化中医馆，其发展离不开集团的资金保障。2005年，集团投入建立的第一家中医馆，在成立的第一年经营惨淡，不过，接下来昆明中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医馆受益匪浅。市场升温也促使其在成立十年内先后成立了七家分馆。高起点、规模化的发展，形成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集团的资金保障下，中医馆没有了后顾之忧，迅速做大做强。

中医馆进行规模化战略，进行标准化管理，形成了现代连锁经营规范和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同时，传统中医院运营形式与现代企业化管理手段相结合，通过公司化的市场运作、品牌战略、广告宣传急剧扩张，抢占优势区位，形成了服务网络的合理配置。

在“以药企带医馆”的同时，“以医促药”，即通过医生的诊疗，推进药物的销售。“以医带药”发展模式起源于我国中医药行业进军海外市场建立的模式。据有关资料介绍，像北京同仁堂这样的世界知名的中药生产企业，其走出国门也是采用了此模式实现的，在其新一轮国内发展中此模式也在积极推广中。中医馆不断强化“以医促药”发展模式，有多名国家级、省级中医专家常年坐诊中医馆。充分发掘中医养生预防，治疗慢性病、疑难杂症，调养人体“亚健康”等优势；提供中医理疗、推拿、拔罐、艾灸、中医美容、中医足部特色服务。“好药助名医，名医开好药”，通过以上各种特色中医诊疗服务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医馆的中药销售和医馆的营业额。

二、民营中医医疗机构规模化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引进

除了资金瓶颈外，我国民营中医医院在发展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卫生技术人员的引进与管理问题。众所周知，中医师尤其是名老中医属于稀缺资源，对于民营中医医疗机构至关重要，甚至是核心竞争力。现阶段，民营医院人才基础还很薄弱，人才匮乏，选择余地较小而流动性大，这与民营医院迫切需要扩充实力的趋势不相匹配。从遵循中医药本源的角度，也是从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医馆把中医和中药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多名国家级、省级中医专家常年坐诊中医馆，从而提升了中医馆的口碑和声望。同时，中医馆也为这些名老中医提供了多点执业的选择。

三、大力传播中医药文化，以文化促发展

成立了“中医中药文化博物馆”，以购买、捐赠的形式面向社会征集中医药文物。为了使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资助中医泰斗著书。成立其冠名的中医药学校，通过名医理论授课、经验传授、临床观摩、指导学习计划等言传身教的方式，提高中医师业务水平。

为增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大中医药知识的宣传普及，让中医药更好地惠及广大百姓，中医馆定期到社区提供免费义诊，并定期举办各种讲座，邀请广大群众参与。对贫困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和优惠政策，为患者减免医药费用，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四、规模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讨论

综上所述，中医馆突破了传统民营中医院发展中普遍遭遇的资金瓶颈、人才瓶颈和信用危机，保持了建馆十年的规模化发展。同时，中医馆的规模化发展中也遇到了问题与挑战。目前，我国的政策环境非常适合中医医疗机构的发展，相关配套政策和细则仍然具有很大的可完善空间。民营中医院规模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但现行的卫生人力资源制度，由于科研限制及相关资源的限制，并不利于中医药人才从公立医院到民营医院的流动和在民营医院的长期发展。民营中医医疗机构加强科学管理和行业自律的同时加强监管。

发展是民营中医医疗机构的重任与使命。中国民营医疗机构协会对全国1 470家民营医院进行的调查显示，民营医院已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含量高、管理先进、机制灵活的民营医院将与公立医院展开积极、有序的竞争，逐步在某一地区或学科崭露头角；另一部分则会因为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最终在竞争中被淘汰。值此医疗改革向纵深发展之际，民营中医医疗机构在坚持中医优势与特色的同时，坚持中医中药密切结合，建立包括中医药管理人才的中医药专业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监管，强化执业科目、人员素质、质量控制、诊疗规范、客观宣传等方面的规范经营、科学管理，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性规模化发展，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要补充力量的积极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参考文献：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6

中图分类号：G25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2-0074-03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的首要任务便是进行古籍普查登记，摸清古籍家底。2013年12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并获文化部批复，后经国家民政部正式批复同意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筹备成立。该协会是行业与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沟通渠道，是促进古籍保护的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联系、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同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古籍普查登记审校工作。2015年1月23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章程》《协会会费标准的管理办法》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是由全国古籍收藏、保护修改、整理出版研究等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机构及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行业权益、促进行业发展的民间行业组织。该协会将在文化部的领导下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促进古籍保护事业协同发展。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成立是深入贯彻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建立并完善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古籍保护体系的必然要求，对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古籍保护，促进古籍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地方文献包含该地区长期积淀的丰富的、极其珍贵的地区医药史料，是一个地区风俗、民情、生药及基本用药状况的综合反映。地处武陵山区域内的怀化市周边山区所辖侗族、苗族、瑶族、土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其山高林茂，生药资源丰富。2007年12月18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卫生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等11个部委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纲领性文件，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1地方医药文献的搜集范围和重点

1.1搜集范围

怀化周边少数民族远古先民对自然界万物生成的认识，可追溯到苗族古神

话“开天劈地”的时代，从此时开始生成的少数民族民间有关口碑文献资料及各种载体的文献资料都应在搜集之列。

1.1.1空间范围。怀化毗邻西部开发第一站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多达33个，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总人口为426.6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344.01万人，占总人口的81.87%。该地区不仅具有原生态的民俗风情，而且还有极其丰富的民族药源基地以及独特的民族医药资源。笔者认为，在搜集医药文献时，应充分考虑其地理、民族、语言、历史等因素而形成的自然区域划分。

1.1.2内容范围。地方医药文献是该地区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现象相关知识的载体，是对万物生成观点的认识。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得知，苗族和侗族医药起源较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和清朝咸丰年间就已有专职行医的苗族医生和侗族医生（在当时侗家人叫“药匠”）。内容搜集范围可分为：①民族医生中出现的家传，或以师带徒，通过口传、耳授、山中教认草药，治病中传诊疗技术，用药中传药方，炮制中传加工技艺等资料。②民族医药研究所（较早的民族医药研究机构）及专病专科的民族医药特色，为挖掘整理、继承、开发和研究的民族医药文献资料等。

1.2搜集重点

①民族民间医药有综合性方面的，也有专科性方面的。综合性记录的是疑难杂症，专科性记述的是某一病种的秘方、单方。搜集过程中不但要注意搜集古旧方剂，更要注意搜集新编医药书稿。②民族医药研究所（机构）研究成果。这些民族医药研究机构及专病专科的开发与研究突出了民族医药特色。

2民族民间医药文献搜集的途径

2.1民间诊所

民间诊所特点为临床率高，临床疗效明显。实践证明，民间诊所的民族医药真正体现了简便实用、疗效好、经济价廉，故临床就诊率高。民间诊所能直接掌握众多不同性别、民族、职业、年龄、发病时间、发病部位及预后等方面的统计分析。

刘英：武陵山少数民族民间医药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2.2专科医院

专科医院凸显民族医药特色。如：由龙运光主任医师坐诊的侗医专科，侗医杨灿中医生主诊的蜂针医学疗法专科，张东海坐诊的龙山县湘西民族骨伤科医院，苗医第五代传承人杨忠华医生坐诊的锦屏县苗医接骨专科，任阶廷医师主诊的骨髓炎专科在周边地区均享有较高声誉，深受当地百姓的好评，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患者慕名前来就医。

2.3研究所（机构）

民族医药工作者经过调查搜集，并就搜集的苗族、侗族等医学史进行专门整理研究，已经编辑出版了《苗族药物集》《侗族医学》《侗医吴定元小儿推拿经验》及《苗族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及数百篇民族医药论文，它不仅将苗族、侗族医药的基本理论及临床经验初步展现出来，而且结束了苗族、侗族医药无文字记载的历史，为深入研究和发展苗族、侗族等民族医药理论及民族医药文化提拱了史料，为开发研制民族医药新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侗族药物方剂学》《侗族常用药物图鉴》《苗族常用药物图鉴》现已出版发行，《侗医吴定元――书稿整理研究》《仫佬族单验方集》《侗医诊断学》等药学书稿已整理，等待出版发行。

3少数民族民间医药文献征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3.1遇到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武陵山贫困片区怀化周边医药文献工作已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即利用有关科学方法对山区基本用药进行一系列搜集、整理、开发与研究，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很多。

3.1.1文献保存现状不容乐观。由于历史上诸多因素限制，尤其在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区域，民族民间医药得不到必要的重视和扶持，发展步伐缓慢，都处于艰难生存、自生自灭的境地。因而文献收藏条件普遍较差，没有做到有效的防潮、防蛀等保护，文献破损严重。另外，许多民间医药文献都是祖传秘方，不愿意贡献出来，故难以进行统一的普查、搜集和整理。

3.1.2资金紧缺，专业队伍难以发展。目前，由于受某些政策的限制，武陵山贫困片区怀化周边民族医药发展资金基本没有保障来源。据笔者所熟知的怀化民族民间医药研究协会的资金主要靠收取微薄的会费勉强支撑，与会者都是社会兼职人员，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例如：在人员业务培训、外出学习、调研、馆舍建设、文献保护等方面，工作的开展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窘境，民族民间医药队伍得不到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得不到振兴。

3.2对策

3.2.1政府重视是发展民族医药文献事业的关键。2007年1月18日，黔东南自治州人民政府召开全州民族民间医药工作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政府分管领导、科技局、卫生局、发改委和州属各部门负责人、民族民间医生代表共300多人。会议由州政府副秘书长何昌富主持，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龚绍涛亲自到会并讲话，会议表彰了全州100多位民族民间医药优秀工作者。这次会议对全州民族民间医药给予了肯定，对全州民间医生给予了很大鼓舞，与此同时，对全州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新希望。州卫生局专题向州人民政府汇报，提出对全州各地区确有专长的民族民间医生进行培训考试，对考试合格者允许在户籍所在地设置民族医疗诊所。这次会议使民族医生工作有了信心，加强了医疗责任心，依法行医意识也增强了，对振兴民族民间医药的热情十分高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行之有效，而且对继承、弘扬和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十分有益，值得借鉴。

3.2.2要具有历史责任感及高度的工作热情。要做好民族医药工作，必须要有民族感情，要时常接触山地居民。他们在与山做伴中学会了养身保健，在劳动中学会了保养身心，在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养经验，还在多姿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医药养生文化。民族民间保养内涵丰富，保养方法独特，保养效果明显，民族养生文化是中国养身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保养文化源于民族医药基础，民族医药基本理论突出“三元学说”，即大自然的“天、地、水”与人体“气、血、精”的依存关系。民族药学理论突出“三大性能”，即“冷、热、平”三大药性与人体“气、血、精”变化时对应用药的关系。民族保养论突出“三大”保养原则，即“养精、养气血、养神”。民族保养与医学的“三元”、药学的“三性”紧密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保养文化。民族保养文华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少数民族是注重养生保健的民族，其先民为了长寿，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寻找“长生不老药”。由于少数民族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其文化多由世代“口碑”传承。因此，在搜集整理原生态珍贵的文化遗产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要具有传统医药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及高度的工作热情，做好民族民间医药研究工作。

3.2.3建立民族民间医药文献资源保护中心。长期以来，少数民族都是注重养生的山地少数民族，因而，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养生保健经验，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学会了自我保护、自我保健，形成了以“养精、养气血、养神”为核心思想的保养体系。他们认为：养精、养气血、养神可以调节和维持机体平衡、抗御疾病、强体健身。民族医疗工作者认为精、气血、神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保养强身、长寿的核心。人的生命起源于“精”，生命的动力是“气血”，生命的体现是“神”的活力，精、气血、神之间是相互滋生的，其关系密不可分，只有保养好精、气血与神，才能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民族保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了民族传统医学体系，是民族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针对民族医药生存艰难、自生自灭的现状，笔者认为，必须建立民族民间医药文献资源保护中心，才能有效地保护民族医药的珍贵文献。

4结语

民族民间古籍是民族民间医药重要的文献，是中华民族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宝库中的一份子，更是民间医药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此，作为武陵山贫困片区唯一一所独立的医学本科院校，湖南医药学院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及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民族民间医药古籍保护工作，促进古籍保护事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铭宇.贯彻落实党中央政策 扶持民族医药事业发展：11部委局联合制定《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J].健康大视野，2008（1）：16-21.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7

国际竞争和挑战已形成

“倒逼”态势

张伯礼院士表示，面对国外传统医药的立法与管理形势及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倒逼”态势，加快中医药立法已迫在眉睫。他说，据WHO统计，目前世界上有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对传统医药单独立法管理，保护本国传统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有使用传统医药历史的发展中国家，较早地开展了对传统医药的立法管理，韩国于2003年颁布了《发展韩医药法案》，印度制定、颁布了关于印度医学和顺势疗法的两部传统医药法律。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中医药在卫生保健方面的作用，通过立法承认其法律地位并进行规范管理，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有中医药的法案。面对国际传统医药发展形势，保持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药中的领先地位，迫切需要我国制定一部中医药专门的法律。

同时，目前国际社会对以中医药代表的传统医药的认识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也使中医药发展面临新的竞争和挑战，特别是一些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中医药进行研发和为我所用，以占据中医药技术制高点，争夺中医药知识产权和主导权，对我国中医药形成“倒逼”态势。张伯礼院士说，据他了解，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力图通过立法、制定标准等手段，将中医药的理论知识和诊疗技术方法据为己有。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要从国家利益和战略高度来考虑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要完善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

张伯礼院士认为，面对中医药继承不足、创新不够的现状，加快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迫在眉睫。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门医药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其理论思维、学术体系、发展规律、传承模式等均不同于现代医学，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管理和发展中医药已成为共识。但现行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没有充分体现中医药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没有充分考虑中医药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因此，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十分必要和紧迫。

“同时，中医医疗机构面临着特色淡化的现状，加快建立有利于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投入补偿机制同样迫在眉睫。”张伯礼院士介绍说，中医药具有的简便、价廉的特点，在服务群众、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作为医疗机构营利手段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劣势。一些中医医院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增加现代诊疗手段，忽视了对中医临床科室的建设和中医特色诊疗项目的应用，中医药特色淡化，具有优势的预防、养生、保健、康复等服务滞后，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中医药独特、有效的诊疗技术和方法未能很好地得到传承，有的濒临失传。因此，亟需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建立有利于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投入补偿机制、价格形成机制。

“当前，中药材资源日益短缺，紧缺濒危品种日渐增多，应加快建立中药材资源的保护制度！”张伯礼院士认为，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保护不仅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的健康利益。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乱采、乱挖现象十分严重，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严峻挑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000种野生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占60％~70％；400余种常用中药材每年有20％出现短缺。因此，应尽快通过立法，在法律层面建立中药材资源保护机制，处理好中药材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期待《中医药法》早日出台

在采访中，张伯礼院士指出，加快中医药立法，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有利于发挥我国自主创新优势领域的作用，促进我国健康产业发展；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

他分析说，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对医疗卫生的负担能力有限，人民群众的筹资能力有限，难以承担高额的医药费用，我国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药卫生制度”，必须构建低成本、高效率、政府承受得了、群众负担得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模式，必须发挥中医药这一重要医疗卫生资源疗效确切、费用相对低廉的优势。

中医药是我国具有自主创新优势的重要领域，加快中医药立法，创新发展中医药理论、技术、产品，将中医药的原始创新潜力转化为自主创新能力，将中医药的资源优势和知识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发展中医药相关健康产业，是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可以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机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中医药学以以人为本、大医精诚作为行为准则，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加快中医药立法，继承发展中医药，深入挖掘中医药的文化价值，传承中医药文化精神，加强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对于促进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伯礼院士建议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依法保障中医药发展。他建议妥善解决“争议”，部分民族地区希望以“传统医药”为名立法。并认为“中医药”和“传统医药”名称之争并不是关键问题，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以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处理争议；求大同存小异，学术问题放到学术层面去争鸣研讨。民族医药已包括在“大中医”之中，《中医药法（草案）》中已有体现。我国中医药、民族医药的主管部门名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并非以“传统医药管理局”命名。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以“传统医药”为口号，团结各国传统医学共同发展；而到20世纪末，中医药快速发展，并向世界推广普及，中医药已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和国家软实力的代表，以中医药为名立法，不仅有利于中医药学引领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也避免一些国家不当行为侵占中医药宝库。张伯礼院士还表示，希望国务院相关立法研究部门加快对《中医药法》的审议工作，及早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进一步加强对《中医药法》立法工作的指导和督促，促进《中医药法》早日出台。

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

中医药传统知识既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贵的原创知识产权资源。作为中医药科研原始创新的源泉，蕴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随着对传统知识价值认识的深入，传统知识保护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讨论的热点问题。

张伯礼院士表示，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诸多问题。一些有价值的传统知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严重边缘化，受到现代科学不公平的质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传承面临断代，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对传统知识本身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珍惜，人们往往会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来看待传统知识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因此可能会忽略对其真实价值的认识，导致传统知识的变异或流失。

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挖掘”开发传统知识，并利用他们推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正当”地获得利益保障；由于当前在国际上尚未形成保护传统知识的有约束力的制度，同时，一些传统知识持有国缺乏保护经验和相应的制度，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面临资源流失、传统失落的尴尬境地。中华民族作为传统医药资源的提供者，因不当占有和不当使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行为大量存在。

在采访中，张伯礼院士还认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人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中医药，并对产生的技术成果申请专利保护。然而，我国中医药产业在技术创新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外企业对中医药商业性开发不断增多，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更突出的问题是，现行制度只能基于对传统知识利用而产生的新成果的下游部分保护，“顾尾不顾首”，而作为现行的传统知识的上游部分，即源头，没有得到保护。因此，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应是知识全部，需要“从头至尾”的整体保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形形的“不当占有”，否则中医药传统知识将会遭到滥用、破坏，最后会源头枯竭，成为无源之水。

张伯礼院士介绍说，以上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已经将保护传统知识的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设立政府间委员会，自2000年成立至今已连续召开了23次会议，专门讨论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目前已初步达成的共识：一是传统知识保护的政策目标和核心原则是承认价值、促进尊重、制止不正当和不公正利用、促进公正利益分享等；二是可以在现行知识产权框架中增加披露来源和利益分享的原则。

张伯礼院士指出，国际上的这种共识，符合我国的利益。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单独设立国际条约，最好使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解决问题，并以要求国内首先立法为借口拖延时间。因此，保护传统知识在国际上短时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建立了传统知识的专门保护制度来保护本国的传统知识，以对抗发达国家对这些战略资源的掠夺和盗用。我国在传统知识保护上还相对滞后，与我国传统知识保有大国的地位不相符。现阶段在战略性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依据国际有关传统知识谈判的初步共识，结合我国现状，探索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已迫在眉睫。

基于以上原因，鉴于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需求，张伯礼院士提出了一些可行性较强的建议。他认为，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制度可以达到四个目的：一是以法律形式承认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智力成果；二是尊重并体现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价值；三是完整保存；四是在合理利用中行使知情、参与和同意的权利。“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作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的核心，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实施法律保护以制止对中医药的不当占有和滥用，为实现对传统知识的尊重、保存、承认价值与获益分享提供保障。“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应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衔接，整合《中药品种保护条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形成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他保护措施互为补充、协调配合的综合法律保护体系。

张伯礼院士还建议尽快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建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近期尽快完善“关于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通知”。建议尽快设立中医药传统知识管理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中心和分中心机构，形成一支致力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专业人才队伍，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构筑起长效机制。建立中医药进出口商品的海关编码制度、中药材和特定技术的出口审核登记制度，建立传统医药特有标志和符号的目录，规范外商在华投资设立中药企业的审批和监管制度，设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发展基金。

应尽快开展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张伯礼院士表示，当前开展全国范围中药资源普查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专项，启动实施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张伯礼院士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分别于1960~1962年、1969~1973年、1983~1987年组织开展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中药资源普查。历次中药资源普查获得的数据资料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和中药产业发展规划的制订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伯礼院士进一步介绍说，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医疗、保健等方面用药需求量剧增，中药工业产值快速增长。据统计，2002~2012年间，中药工业产值以指数增长，其中2002年中药工业产值为500亿元，2005年中药工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2009年中药工业产值超过2000亿元，2010年中药工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2012年中药工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根据中国中药协会的统计，我国中药产业发展势态良好，2012年中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医药产业总产值的1/3，与化学药、生物药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在当今中国的经济领域，中医药产业无疑是公认的“朝阳产业”。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中药资源除了药品消耗外，同时也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原料来源，许多制药企业布局大健康产业，凉茶、日化品、保健食品等均开始添加中药成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药资源的需求量。中国的崛起使得国际市场对中药资源的需求增加，各种形式的中药出口增长迅速，中医药国际贸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因此，准确掌握中药资源的实际蕴藏量，对中药行业的整体决策意义重大。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试点范围已覆盖31个省份。通过试点工作，已经积累了现代科技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开展中药资源普查的组织管理经验，同时培养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为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组织实施、技术方法、人员队伍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伯礼院士建议设立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专项，落实普查专项经费。以中药资源普查为切入点，加强中药材基地及条件建设，以中药资源普查为依托，建立中药资源科研和服务体系。加强中药资源普查与中药资源保护、开发和评估等工作的结合，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张伯礼院士认为，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工作任务重，需要国务院统一领导，各部委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因此他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成立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部门，设立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专项，落实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专项经费。

张伯礼院士分析说，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种质资源库是保护、保存中药种质资源、为中药材生产提供优良种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平台。在中药资源普查中，有大量获得的中药材种子种苗需要保护、保存。结合中药资源普查工作，鼓励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根据建设标准在中药材的道地产区或主产区建设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逐步建成国家名贵道地、大宗常用，以及稀缺濒危药材种子种苗规模化、规范化的繁育基地，保证中药材的品质优良和有效供给。

张伯礼院士还认为，通过中药资源普查可对区域内中药资源相关信息的收集和监测，分析中药资源动态变化趋势，提供中药材主要产区的产量、流通量、质量和价格等信息，开展与中药资源相关的检测检验等技术服务，逐步形成由中心平台、监测站和监测点组成的国家基本药物中药原料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以解决产业发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服务中药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在国家一次性的公益性投入后，引入市场机制以保障该体系的长效运行。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0（a）-0152-02

思维是决定人类生存状态和发展走向的因素之一。中医药发展的思维方式直接决定着其存在状态和发展。因此，作为高等中医药院校而言，提高大学生中医药思维方法和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更是开启中。医药殿堂大门的金钥匙。作为高校教师来说，如何在日常的教学、科研以及临床等活动中体现中医药思维和提高学生的兴趣？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同行作一探讨。

1 在突出传统的基础上要更新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有着深刻的生命科学内涵。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思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

同时，也恰恰因为惯性思维，缺乏对新生事物和现代高科技的敏锐感和认知力。另外现在仍有所谓的“铁杆中t”局限于传统中医药理论，排斥融合现代科学知识。这些旧思想、旧观念无形中束缚了中医药事业前进的步伐。事实上，任何学科都是开放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中医理论来源生活实践，若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因循守旧则只能滞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 要紧密结合当前的形势、政策

主席也曾把中医药比喻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中医局局长，希望中医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能够研制出一台具有中医思维的设备，属于中国人的设备”。中药产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之一，也是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同时，国际天然药物市场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世界植物药市场连续30年呈活跃发展态势，全球性“中药热”正在升温。因此，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环境看，中医药产业都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但是伴随着机遇而来的是巨大挑战。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正视中医药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思维限制的瓶颈，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对策。因此，对于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养成，要结合当前的发展形势，在理论学习及实践活动中渗透中医药思维[2]。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药起源于中国，进而发展于中国。

3 要善于回顾中医药历史，激发学生兴趣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民族始祖、人文初祖黄帝的故里，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乡。自古以来，中原医林兴盛，名医大家辈出，中药资源丰富，群众基础深厚，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特别要以该校的“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河南中医药博物馆为平台，向学生介绍中医药发展的悠久历史，以此来增强学生中医药思维感悟，树立对民族的自豪和自信，激发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的激情和斗志，有助于学生开阔思路，研发出更多的具有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

4 要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如讲药用植物学课程人参时，因一年生的人参只有一枚具有三片小叶的复叶，东北俗称三花；两年生的人参只有一枚具有五片小叶的复叶，东北俗称巴掌；三年生的人参生有二枚具有五片小叶的复叶，东北俗称二甲子。教师在授课时可以把人参的腊叶或者浸制标本带到课堂，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面对面观察并体会其中的涵义和韵味。特别是对东北的文化、人参的文化，东北人参采参习俗的理解会有所不同，以此培养对中医药理解和热爱的思维。另外，要以该校的药用植物野外实习基地和中药植物园为平台，加大实习实训的力度，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医药内涵的深入理解。

5 要懂得诠释药名，激发学生的新奇和兴趣

还可以为学生讲授关于中药的传说、动人的故事。比如金银花的由来，就非常有趣：古时候，有一个村子里，一对善良的夫妻，生下一对可爱的女儿，一个叫金花，一个叫银花。俩个长如花似玉，聪明伶俐，乡亲们都非常喜欢这对姐妹。 两姐妹很快都到了十八岁，求亲的人络绎不绝，几乎都要踏破了门槛。可俩姐妹谁也不愿嫁，生怕从此分开。俩人私下发誓：生愿同床，死愿同穴！父母也拿她们没有办法。谁知忽然有一天，金花得了病，这病来势凶急，浑身发热，起红斑。医生看了病后惊叹地说：哎，这是热毒，无药可医，以是悬脉。银花听说姐姐的病没法治，整天痛苦欲绝，在一旁守候着。一天金花对银花说：离我远点吧，这病传染。银花说：我都恨不得替姐姐得病还怕什么传染。金花说反正我活不成了，可妹妹还要好好过。银花说：姐姐忘了，咱们有言在先：生愿同床，死愿同穴。姐姐要是有个好歹，我绝不独活！没过几天，金花病危，而银花因照顾金花也被传染，卧床不起。俩人对父母说：我们死后，要变专门治热毒的草药。不能再让得这种病的人无药可医，让得病的人只能等死！俩人死后，乡亲们帮着其父母按其生前遗愿，把俩人合葬在一起。第二年春天草木发芽时，金花银花的坟墓上什么草也没有生，只生出了一株绿叶的小藤。每当到了夏天开花时，花先白后黄，黄白相间。乡亲们都很奇怪，从没人见过这样的花，于是便认为黄的是金花，白的是银花。又想起姐妹俩临终前的话，于是就采下花来服用来治疗热毒，果然有效。从些人们就把这种藤上的花称为金银花或二花。每一个植物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以此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

6 要打好河南“仲景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

河南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发祥地和医圣张仲景的故乡，中医药自然资源和人文非常丰富。河南中医药大学、南阳医圣祠、宛西制药的中华医圣苑、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被命名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张仲景展览馆被命名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成立了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分会，组建了河南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团，开封市中医院庞国明等13位专家当选全国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推出《精诚大医》《大国医》等一大批中医药文化产品，深受群众喜爱。深入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河南站活动，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中医药文化与科普宣传。成立许敬生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室，开展古籍遗迹的整理与研究，并设立了《中原中医药文化遗迹与文物整理研究》项目。洛阳正骨、焦作四大怀药加工与炮制等先后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对于学生中医药思维和兴趣的培养，要在中西并重的基础上，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思维和科学思维”，使其成为“传承有特色，创新有基础，服务有能力”的“三有”人才。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9

一、引言

中医药旅游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它是以具有药用作用的动植物及中医药文化景观为旅游对象，让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获得中医药药物知识和体验中医药医疗文化的专项旅游活动。它以中医药物质为载体，以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为灵魂，集医学、旅游两产业于一体，集社会、经济、环境价值于一身，是旅游业的扩展和中医药产业的延伸。中医药旅游产品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包括中医药购物旅游，中医药观光旅游（中医药人文景观，中医药动植物观赏），中医药体验式旅游，中医药学术旅游等在内的旅游产品深受市场追捧。

二、中医药旅游的出现及发展现状

中医药旅游，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旅游形式，很早就已经出现。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寻医问药的活动，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可以说中医药旅游的雏形。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仙游”，就是道学家们为求得长生不老在自然山水中找寻精神与身体的医药良方而开展的出世型旅游活动。而后，又有各朝各代的医药名家为探寻中医真谛、穷究中药之理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如明朝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前，为识得中医药草的药理及药用，在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还亲自遍访名山大川，为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中医药旅游也逐渐火热并渐具规模。中医、中药、中国传统健身方法和中医新成就，在世界上广有影响，这已成为中国旅游的重要项目。每年都有许多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来大陆就医、参观学习，进行考察和洽谈中药材贸易。针灸、针刺麻醉、气功医疗、治疗脱发病、学习太极拳等更是热门项目。仅为医疗脱发，日本曾先后组织了1000多人的旅游团体来华。中医药旅游的实践已先理论而发展起来，迫切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显然，现在的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中医药旅游实践发展的需要，它需要一套完整、系统、深入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使中医药旅游带动旅游业和中医药产业的共同良性发展，使它真正成为人们一种在新的健康观念引导下的旅游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推动中医药旅游长足发展的对策

1、树立全新发展观念，提高对中医药旅游的认识度

中医药旅游是中国特色的旅游方式，要充分认识其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使之成为旅游环境容量分流、挖掘旅游资源内涵、实现旅游产品升级换代的重要举措。改变目前的中医药旅游作为中医药副业的现状，早日实现其主体业务地位。应从可持续发展观念出发，对中医药旅游市场进行规范。加强中医药人员道德培训，强化服务意识，严格执业资格，加强药材管理尤其是各旅游地的土特中药材管理，杜绝假冒伪劣。同时，应规范各旅游点的服务标准、旅游价格以及收费标准。按照公平与效益的原则，保护与鼓励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2、找准旅游发展定位，实现差异化竞争

对于地方政府，需要从中医药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引导中医药经营者找准发展定位、理性开发体验旅游，打造各具特色、产品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中医药旅游产品，提升中医药旅游的整体实力。对于中医药经营者而言，发展定位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资源状况，应基于所开发产品的整体利润贡献是否能持续支撑中医药旅游的运作成本，不宜一味追求大而全，可以选择打造在修学、观光、休闲、娱乐等某一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和特色的旅游产品。中药经营者还应强化与同类产品的差异化竞争，既区别于中医药博物馆静态的展览，又要区别于其他中药经营者的同类产品，这可从展示手段、展示内容、旅游功能、企业优势产品和技术等多方面来进行区分，避免产品同质化的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发展的路径。

3、以旅行社客源为基础，努力开拓客源市场

中医药企业与旅行社除在传统的旅游线路合作外，还可以与旅行社共同设计开发新的旅游线路，与新的旅游产品相结合，以新奇的中短程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如可以考虑与周边区域的其他行业的工业旅游点合作，以开辟工业旅游专线的形式来积极拓展新的客源市场。在稳定旅行社客源的基础上，还要从长远战略出发，强化旅游营销手段和措施，努力开拓客源市场。如针对中老年市场，可以开发中医药养生之旅。

四、结束语

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有效提升了旅游业价值，也进一步提高了旅游管理人才的素质，为旅游管理专业注入了长久的生命力。继续发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优势，加强旅游专业中医药文化方向人才的培养，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专业旅游人才队伍，是发展健康养生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环节。市场对中医药文化方向的旅游人才需求旺盛，因此，继续发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优势，加强旅游专业中医药文化方向人才的培养，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专业旅游人才队伍，是发展健康养生文化旅游产业的关键环节。

本论文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基金课题《中医药文化对旅游市场及旅游管理专业的价值提升之探索》，课题编号RW200818。

参考文献：

[1] 李时,宋明.中国特色旅游———中医药[J].中国科技信息,2008,(2):165-167.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10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8-0011-01

藏医药是继中医药之后的第二大传统医药，位居四大民族医药（藏、蒙、维、傣）之首。南派藏医药特色突出，探讨南派藏医药的发展现状，对发展藏医药有重要意义。南派藏医药植根于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康巴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对产生于南方河谷地带的藏药材以及好发于温热带地区疾病的瘟疫、赤巴病等常见疾病深入观察和研究，本文通过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南派藏医药的起源、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南派藏医药的起源

藏传医学历史悠久，公元8世纪藏族人元丹・贡布所著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使藏医学发展到成熟阶段[1]。宿喀・娘尼多吉被称为“南派藏医药”理论创始人，他以《四部医典》的理论为指导，对产生于藏南河谷地带的藏药材和藏族山区常见疾病进行探讨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南派藏医药学派便应运而生，随着藏医药的传播和发展，其极大丰富藏医药学理论[2]。南派藏医药一直到藏医药大师司都・确吉迥列的时代，南北派藏医药学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2南派藏医药的特点

甘孜州的南派藏医药一度成为藏医药中坚力量，领导了整个藏医药学的继承、发扬。以嘉央・青则江布等藏族同胞为杰出代表的十九世纪初南派藏医药学家，使藏医药有了空前的发展[3]。南派藏医药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草药鉴别》、《草药性味》、《草药生态》、《晶珠本草》。南派藏医药擅长推拿、按摩、擦涂、火罐等综合治疗。南派藏医学长于治疗脾胃疾病、肝胆疾病和高原性风湿等病症[4]。

3目前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发展现状

四川甘孜州是南派藏医药发源地[5]。以大德格为中心的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业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本土原始藏传宗教盛行时期。近年来，甘孜州德格等县藏医院接受了境外爱国藏胞和民族宗教人士的捐资办学，开设多期藏医药培训班，对南派藏医药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作者对甘孜州藏医院、德格县藏医院考察发现，藏药制药及藏药植物栽培等学科高级人才缺乏，高级人才问题成为南派藏医药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6]。

4发展南派藏医药的思考

南派藏医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是新时期发展民族医药的必经之路。作为一名藏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保护方式包括：首先是加强南派藏医药的培养，人才是促进藏医药发展关键。重点培养好藏区藏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民族医院临床藏医学和藏药制药技术这三大领域的技术人才。通过集中培训和技术扶持政策，将藏医药大师的理论和方法等传承给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一代藏医药人员，将其发扬光大；其次应加强对南派藏医药在民族地区临床试验的推广，让广大群众认可藏医药的疗效，建立民间疗法档案为藏医药的研究、开发奠定基础[7]；第三，加强对四川康巴地区藏药资源保护，通过开展对虫草，松茸等野生藏药的普查，提出甘孜州野生藏药材保护计划，实现藏医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医药[J].世界报，2015（2）：16.

[2]，甘孜州中藏药业开发战降思考[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12（1）：22-24.

[3]祝彼得，王战国.试论藏医药研究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C].2012全国藏学术讨论会文集，2012：435-439.

[4]胡尚钦，黄璐琳，杨晓.南派藏医药的起源与发展[J].中华医学研究杂志，2005（12）：23-24.

[5]华桦.我国南派藏医药的形成与发展概述[J]0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0（5）：7-8.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11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和地位

1．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药经验(或医学)。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通常所称的民族医药则是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包括藏、蒙、维吾尔、傣、壮、苗、瑶、彝、侗、土家、回回、朝鲜族医药等等。这些以不同民族名称命名的传统医药学知识，或自成体系，或以专科特长而闻名，在现代西医学传人之前，为各民族应对地方性疾病和常见创伤等，发挥过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民族医”的概念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民族医学”、“民族医药”则于20世纪80年代普遍见于专业的或政府的各种文件资料中。

事实上，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犹如民族工业、民族企业、民族经济的用词一样。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所述的民族医药为后者。我们不赞成以“中医学”的概念总括56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就现代民族医药的概念而言，它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积累和医学创造的集合，显然不能包括在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范畴之内。民族医药并非是中医药中的一个分支、一种附属品，而是与中医药处于并行平等的地位。

因此，从学科角度而言，中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应当是姊妹学科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医药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医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列在中医之下，这就造成中医药对民族医药的长兄代父现象。

2．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地位

2003年l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附则”中申明：“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应当有如下含义：

第一，民族医药享受与中医药同等的待遇。民族医药在理论体系、历史传统和诊疗方法等方面不同于中医药，但是民族医药和中医药同属于中华医药的组成部分。

第二，民族医药学有它独立的医学地位。民族医药并不从属于中医中药，在民族医药条例尚未制定或不另行制定的情况下，民族医药的管理是参照中医药管理条例执行的。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汉族医药为主的中医药显然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独特性

尽管民族医学在概念上已体现了与中医学的明显区别，国家在政策上也赋予其与中医学平行的地位，但现实中，由于少数民族医学发展比较滞后，缺乏统一、平衡发展的大格局，以至于不少人仍把其归于中医学的范畴。要发展民族医药，首先必须把政策落到实处，跳出思想的局限，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至于为何要把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从现在的中医学范畴中提取出来独立发展，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中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决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主流是儒、道两家。中医把“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万物负阴抱阳以为和”思想的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文化土壤则不同于中医学，它是5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集合，因此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汉民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独特的地域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必然具有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

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2)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3)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4)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5)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

相对于中医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理论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它是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当地的自然药物为资源，采用适合本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行医方式，以本民族为服务对象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藏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学理论体系是吸收了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以阴阳五源说为基础的赫依、西拉、巴干达的三根理论及七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并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体系；维吾尔医学以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和气质论为其理论基础，是以维吾尔族人民自身的医学经验并吸收了阿拉伯医学、中医学等理论形成的民族医学；傣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壮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阴阳为本、天地人散气同步、脏腑、骨肉、气血三道(气道、谷道、水道)、两路(龙路、水路)和巧坞主神理论；苗医学的理论是纲、经、诊、疾，即两纲(冷病、热病)、五经(冷经、热经、半边经、慢经、快经)、三十六诊、七十二疾。

3．医疗技法和用药特色

人们往往以神秘、猎奇的眼光探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其实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无外乎也是各族人民在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对某些疑难病症有着突出的疗效。例如，藏医学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医治的病种大多是青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用的药物也多是青藏高原所产的植物、动物等。由于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疾病的治疗各有所长。如藏医药对高原病、脑血管病、风湿病，蒙医药对骨折、脑震荡、再生障碍性贫血，维医药对哮喘、白癜风，瑶医药对肿瘤、红斑狼疮都有很好的疗效。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医疗技法上也独具特色，如藏医学的尿诊、灌肠疗法、艾灸疗法，蒙医学的拔罐穿刺法、外伤和正骨疗法、震脑术，壮医学的目诊、耳诊、药线点灸疗法、药物竹罐疗法等等。另外，各民族医学在诊疗的同时，多注重药物疗法和精神疗法的协同作用，在给予病人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诸如冥想、催眠、巫祝、引导意向等心理治疗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目的。

三、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必要性

1．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各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状况始终不及发达地区，甚至差距越来越大。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2～11月，先后4次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地进行民族医学的相关调研，调查覆盖了江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状况及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缺医少药、医疗设施简陋、医学人才队伍规模过小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治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和其他环境恶劣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真正摆脱了缺医少药困境的人群所占比重较小。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教育水平低、缺医少药等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少数民族就医难的主要原因有：医疗设施不健全；边远贫困山区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受经济条件限制，负担不起药费及治疗费。

(2)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据美国商务部(USDepartmentofCommerce)报告，占全世界22％人口的中国，医疗资源却仅占全球总数的约2％，或者说，每千人大概只有2．4张病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医疗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为严重的是，医疗资源分配和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现象更为严重。

(3)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的信赖和偏爱。一方面，现代医药服务可望而不可即，即便能够享受得到，往往也是代价高昂而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受民族文化、习俗影响较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用药简单、看病便宜、对地区多发病和常见病有着较好的疗效等事实耳闻目睹，因此倚重民族医药、偏爱民族传统医药也就顺乎情理了。

2．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1)民族医药在近代丢失太多，继承不足，适应现代社会的科研起步较迟、起点低。(2)民族医药制药企业起步晚，人才、技术落后，品种单一，其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在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十分薄弱。(3)民族医药原料质量不够稳定，成药产品质量控制不完善。(4)国外众多的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完善的专利申请策略，已开始仿制与精加工我国的民族传统成药，并进一步研发新药，从而对我国民族医药构成了威胁。(5)民族医药一直局限在各自民族聚居的小范围内使用和传播，有的用药经验仅以口耳相传，其发展和推广受到制约。目前，兼通现代医药、民族医药和语言文字的人才奇缺，各民族医药术语的规范译释工作进展缓慢。大多数民族特色药物的有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及理论、应用、技术方法的创新尚处于空白，现代药品管理的各种规范很不完善，这些都与国际标准和市场要求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健康发展是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

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基本对策

1．高等教育要为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培养高级人才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相继成立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够适应21世纪发展的教育模式。

目前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教师多数为本科毕业生，缺乏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学校与附属医院之间未形成人事管理一体化的机制，教师脱离临床，除老教授外，多数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缺乏临床锻炼的机会和临床实践的经验，医、教分家现象突出；缺乏专门用于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教师培训的教材；学生动手操作机会少，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基本没有实验课程；重专业教材而忽视其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内容的学习，导致学生知识面窄，学术思维局限，适应社会能力不强。此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还缺乏相应的行业协会，缺乏从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缺乏相关的职业考试制度；缺乏专业的继续教育项目，社会认同程度不够。这样老套的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出大批高水平、复合型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已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的未来。

21世纪是比拼高科技人才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能否迎头赶上，根本取决于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其中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新型、成熟、适应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模式中的优点，开发国内传统医学教育的合理成分，构建适合2l世纪长久发展、合理完善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2)总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3)结合民族文化特点，构建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高等教育模式。

2．另辟蹊径，不能走“中医西化”导致资源枯竭的科研之路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基础研究工作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投入不足，造成科研人员少、整体素质不高，对民族医药体系所包含的丰富科学内涵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自古以来在个体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各立学说，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逻辑性、科学性不强，难以适应当今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使得民族医药创新后劲不足。

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必须在保持其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特色的同时，加强专业研发工作。加强专业研发工作的前提是使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保持特色、发挥优势。保持特色，即坚信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坚持用其特有的理论和技术从事医疗和科研；发挥优势，即发扬其疗效好、副作用小、费用低等特点，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现代医学难以克服的疑难杂症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不同民族的医药学发展是不平衡的，其积累和遗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继承和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问题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医药问题，而应当结合特定的民族文化视角，综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进行考查。既要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医疗技法的搜集整理，拯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医药文化，又要重视医药的实际开发研制。民族医药科研的关键是“创新”，尽快开展寻找和使用珍稀濒危药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匮乏乃至枯竭的不利态势，加快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应不断开发民族医药的新药产品，使民族医药的品种更多，档次更高。另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应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格局，各科研机构既有合作又有明确的分工，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性。

3．应用及产业化

以往的少数民族传统药品生产环节较薄弱，其产业处于自产自销、自制自用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没有现代化生产过程。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疗效的不断肯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需求量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自1995年以来，研制开发的新藏药就有80多种，其中12个品种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蒙药现已开发利用120多种，年产1．5万公斤，产值达575万元。目前开发利用的维药达140多种，自1993年以来，有17种维药通过新药评审，深得各界群众的赞誉。西藏、青海、贵州、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陆续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民族药生产企业，完全改变了小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生产能力和药品质量大幅度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98年，贵州省有民族药品生产企业70多家，产值达到7．8亿，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西藏自治区至1999年，民族药品生产企业已达22家，产值3亿，现已有70％以上的县建立了藏药厂或藏药制剂室，藏药占全区医疗用药的比例为70％以上。

中医药文化起源与发展篇12

一、引言

中医药膳指基于传统中医药学理论，在“药食同源”思想的指导下，利用中华民族中医传统中“亦药亦食”的天然药物与不同食物组合配伍，利用食品烹饪技术或其他食品加工技术，进行加工制作，成为色、香、味、形、效俱佳的美味佳肴，使膳食品具有食、养、医兼具的饮食养生保健效果[1](1）。中医药膳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中国传统中医药宝库中的一块瑰丽的宝石，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膳融合了中医药学、营养学、烹饪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特色鲜明，独树一帜，是中医药文化及中国饮食文化的完美结合，可谓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代表，是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个蹊径。

二、中医药膳文化的特点

中医药膳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成熟于唐宋时期。《后汉书·列女传》即有“药膳”一说。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有药膳组方方法的详细论述，为中医药膳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神农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食疗本草》《太平圣惠方》《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都对中医药膳不吝笔墨，归整各类“亦药亦食”的中药，记载多种药膳方剂，为中医药膳学的发展与完善做出巨大贡献。中医药膳既是中药又是食品，可谓药食兼具，寓医于食，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药食同源。

《黄帝内经·太素》有云：“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中国传统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思想理念。“药食同源”认为，许多食物不仅是美食，而且可作为药用；许多天然药物同时可以作为食品食用。因此，中药和食物的界限并非楚河汉界，而是同一来源，如山楂消食健胃，生姜疏解外邪，人参补养气血等。中医药膳基于这一思想，将天然药物与食物同置，通过烹饪或其他食品加工方法，加工成色、香、味、形、效俱全的膳食，满足日常饮食需求的同时，亦可实现食养或食疗的功效，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一举多得。

（二）四性五味。

四性五味为中医理论。中医认为，不同的中药具有不同的药性及味道。“四性”又称之为四气，即寒、热、温、凉四种药性；“五味”即辛、甘、酸、苦、咸五种味道。杏林自古便有将中药的四性五味理论运用于食物的传统。根据这一理论，果蔬肉类等食物亦有四性五味。如猪肝、红枣等为温性食物，具有补气祛寒之功效；冬瓜、西瓜属寒性食物，具有清热降燥之功效；葱、桃属辛味食物，可活血行气、发散风寒；山楂、芝麻属酸味食物，可生津开胃、帮助消化。亦药亦食的食物，根据其四性五味进行组方配伍，成为满足不同体质或需求的人们品尝美食、强身健体、养生美容、防病治病的膳食。

（三）三因制宜。

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指治疗疾病时应根据季节、地理环境及人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法。三因制宜既是中医学的治病原则，又是中医药膳选药择食的原则。中医药膳中的因人制宜指根据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等选择药膳。中医将人的体质分为九种类型[2](73-75）。依据中医三因制宜原则，需根据个人体质辩证施膳。如气虚质宜食用性平偏温、健脾益气的药膳，如山药、大枣、莲子等组合搭配的膳食。同理，因地、因时制宜是指施膳还需考虑地理地域、气候水土、生活习惯、时令气节等差异。如北方地势较高且空气干燥，宜食用温热性补阳药膳，如含当归、生姜等羹汤类；夏季气候炎热，阳气生发，宜食用绿豆、赤豆、乌梅等健脾开胃、清热化湿的药膳。

（四）呈现多样。

中医药膳有别于普通膳食。中医药膳在烹饪或其他方式的食品加工过程中，需兼顾“药”与“食”两大方面，不仅要注重中药的组方配伍，遵循辨证论治、三因制宜的中医诊治原则，对药物、食物进行合理性效组合，关注中药及食物的四性五味，还要讲究药膳作为膳食应具备的特点，注重药膳的色、香、味、形，真正将药隐于食，保证食用者感觉是在“用膳”而不是在“用药”。为真正实现“隐药于食”，中医药膳从古至今发展出多样化的呈现形式。根据性状可分为菜肴、糕点、面点、粥品、汤羹、饮品、糖果、蜜饯、罐头等。如当归鸡、十全大补汤、酸枣仁粥、茯苓夹饼等。根据制作方法可分为炖、焖、煨、蒸、烩、氽、煮、熬、卤、熘、炒、烧、炸等。根据功效可分为养生保健、美容美发、祛邪治病、疾病康复类。根据滋补方式又可分为平补、清补、温补、峻补等。

三、中医药膳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利因素

中医药膳历史源远流长，是炎黄子孙几千年智慧及经验的结晶，是中医药文化重要的且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是中医药文化与饮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通过中医药膳的推广与发展，促进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在现今社会可谓独具优势且正当时。

（一）中医药膳恰好满足现代人饮食养生的强烈需求。

中医药膳既是中药又是美食。中医药膳是中药与食物、调料等组合配伍，通过烹饪等食品加工手段制成的膳食。具有美食的基本特征，色香味形俱全，美味诱人。同时，又具有强身健体、美容养生、防病治病的功效。在养生保健需求日渐强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尤其关注饮食健康。中医药膳可谓饮食养生文化中的一枝独秀。

（二）中医药膳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历史悠久。

中医药膳在公元五世纪便经由《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神农黄帝食禁》《黄帝杂饮食忌》等中医典籍传入日本，并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3](1357-1358）。至今仍流行于欧美的不少保健食品据考证是意大利马可·波罗于七百多年前从中国传播出去的[4](60-62）。中医药膳也随着下南洋的华侨、华裔而在东南亚广为流传，使药膳养生成为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

（三）中医药膳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一大捷径。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困难颇多，包括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化问题、文化认同问题、语言转换障碍等。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最容易获得文化认同并广受欢迎的，自然是中国美食。中餐已然成为辨识度最高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中医药膳隐药于食，取“亦药亦食”的天然药物与食品搭配，制成各种样式的美食。基于“药食同源”思想的中医药膳可谓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一大捷径。

四、中医药膳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境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及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中独具特色的诊断及治疗疾病的方法。中医药膳同样讲究辨证论治，三因制宜，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食配膳。中医药膳作为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方面面临着与中医药对外传播相似的困境。

（一）中西方养生文化差异大。

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在养生方面也有明显体现。中国五千年文化崇尚修身养性，讲求自身的修行，可谓内修养生；西方文化注重“外练”，更倾向于通过信仰寻求内心的良善与宁静。中国文化推崇整体观。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相互依存制衡，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养生亦应遵循整体观进行整体调养以恢复阴阳平衡。西方文化更倾向于局部观，强调有针对性地局部调整与锻炼。中国文化喜静。养生文化倡导养气，即以气养生。西方文化则好动，强调运动的强身健体作用[5](180）。中西方文化尤其是养生文化方面的差异，使中医药膳在海外的推广与发展面临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入等方面的困境。

（二）对中医及中药认可度不高。

中医与西医分属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偏重于经验，属传统医学，西医的特点是靶向定位及切割化验，偏重于实验，属现代医学。在西医主导的现代医学大环境下，中医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不高。相应的，中药的作用及疗效因缺乏现代医学认可的标准化、规范化，导致西方对其心存疑虑甚至排斥，质疑其科学性。中医药标准化的推进可增强中医话语权，促进中医走向世界。虽然我国中医药领域现已认识到标准化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推进中医药标准化事业，但由于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再加上中医药具有鲜明的经验性、地域性特点，以及科研人才、科研经费缺乏等诸多因素，导致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三）中医药膳推广力度不大。

在大健康产业方兴未艾的今日，人们都在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讲究饮食健康，强调饮食养生。可谓中医药膳再度兴起的一大契机。国内各地政府或企业也在尝试通过将中医药膳学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饮食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扩宽中医药膳市场，活跃地方经济，传播中医药文化。但中医药膳的海外市场依然有待开发。如今的中医药膳对外传播与推广的主要力量是当地华侨华裔。中医药膳国际贸易及服务依然存在形式单一、人才缺乏、品牌力量薄弱等问题，发展困难重重。语言转换障碍也是中医药膳在海外推广的一大困局。此外，中医药膳对外传播体系急需系统化、信息化，跟上时展的步伐。

五、中医药膳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饮食需求随之提高，对养生保健的追求日渐强烈。中医药膳的对外传播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在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不断创新的今天，中医药膳对外传播应采取多渠道、多元化、信息化的策略推进。

（一）以“中医药膳+”形式，拓宽渠道加快文化认同。

中西方文化差异明显。若想提高中医药膳在西方的接受度，实现中医药膳的广泛传播，可以通过“中医药膳+”的形式，与多产业相结合，扩大知名度，打开市场，融入当地饮食文化，为当地民众健康事业做贡献。如“中医药膳+养生旅游”的形式，通过跨国养生游，向国外游客介绍中医药膳，将“药食同源”“隐药于食”“辨证论治”“三因制宜”等传统中医的经典原则、理论、思想传播出去。也可以采用“中医药膳+文化活动”的形式，通过采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推介、文化演出、文化交流、文化宣传等活动，以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形式，多方合力，丰富中医药膳的传播与推广活动。“中医药膳+媒体”的形式也是一个推广的强有力加持。可以通过当地有影响力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广泛的线上线下宣传。在国外进行中医药膳的传播，还需扎根华人华侨这一现成的肥沃土壤，通过华人华侨的力量，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顶层设计，提高传播的公信力及影响力，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加快中医药膳在当地的文化认同及文化融入。

（二）教育与科研合力，多管齐下加快中医药标准化建设。

自从2015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及《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借此改革契机，初步形成了标准化体系。在我国已发布的中医药标准中，国内标准数量649项（包括国家标准36项、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613项）；国际标准20项[6](221-222）。虽说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初有成效，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要想与国际标准接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务之急是以教育、科研为抓手，多途径多手段加快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在教育上加大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的力度，培养出既懂中医药，又了解标准，熟练英语的专业人才。同时，加大科研投入，通过科研创新加速成果转化，充分发挥标准在中医药产业中的导向作用。此外，中医药标准化的推广与应用同样需要官方及民间携手，通过中医药产业合作、教学科研合作、学术交流、贸易合作等方式，建立起完善的中医药质量标准体系和服务贸易体系，打破西方政策及技术壁垒，大力推进中医药标准国际化进程。

（三）加速信息化，利用互联网创新中医药膳传播体系。

随着全民信息素养的整体提升，以及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的蒸蒸日上，作为我国文化瑰宝的中医药紧跟时代步伐，致力于加快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6年制定了《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进一步拓宽中医药服务领域；创新大数据应用，推进……养生保健、康复疗养、科普文化等健康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7]。中医药膳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互联网创新成果，整合现有资源，以“云中医”“网络中医院”“智慧中药房”等中医药信息新业态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到新媒体等信息化渠道，普及与传播中医药膳学。同时，利用影视节目等渠道传播中医药膳。如古装剧《女医明妃传》《大中医》等，就是中医题材的电视剧，将中医药及药膳等中医学知识融入故事中，可谓寓教于乐。爱奇艺播出的《药膳宝典》《药膳新食》等系列短片，每片时长约两到五分钟，短小精炼，实时操作展示中医药膳的制作方法，也是实用又有趣的一种推广方式。丰富及创新传播体系，可以让中医药膳以更亲民更迅速更广泛的方式传播。

六、结语

复兴之路，文化先行。中医药走出国门，需要加速推进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中医药膳作为中医药学及中医药文化的一大特色，可乘如今饮食养生文化的东风，融入西方各国当地饮食文化，以膳食之形，隐药于食，借色、香、味、形兼具的美食传递中国中医传统文化之精髓。我们应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以“中医药膳+”的形式，多形式、多渠道加速文化认同及文化融入，以助力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中医药膳学这一中医药文化的宝贵财富继续散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人类健康事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谭兴贵.中医药膳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6.

[2] 王琦.9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21).

[3]徐睿瑶，梁子钰，李俊德.中医药膳食疗在日本的发展概况[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9(12).

[4]翁维健.中国“药膳”在国外[J].北京中医杂志，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