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特征篇1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08.14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08-0192-01

2014年，首次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后，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总体向好，但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开始慢慢地凸显和释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人们放弃了追求高速的增长，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本质。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反而会触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使社会民生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1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新常态”本来是一个经济术语，起源于美国，用以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过程。后来中国学者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于是“新常态”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3点。

1.1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总量仍相当可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5%，其中，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11.2%。进入“十二五”以来，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愈发的明显，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3%，2012年、2013年均为7.7%，2014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4%，为1990年来的最低增速，但2014年经济总量达到63万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

1.2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逐年增加，消费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2011年，我国工业占GDP比重为46.8%，第三产业43.1%；到了2014年，工业占GDP比重下降为42.6%，服务业比重却上升到48.2%。服务业总产值不单从比重上超过了工业，而且增长速度上超过了工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需求结构上看，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1.2%，成为需求层面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3 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驱动转变，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

基于人们对“碧水蓝天”的渴望和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那些依靠资源和环境发展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已不再适应社会的潮流，必将由节能环保、高劳动生产率、高科技创新的企业所替代。

2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努力抓住以下几点机遇。

2.1 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机遇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均逐年增加，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体，已经代替制造业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同时，互联网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2014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双十一”交易额达到571.12亿元比2013年的362亿元增长了57.7%。可见，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中小企业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2.2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扩大市场空间的机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仍有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与美国81.28%、日本92.49%的城镇化率相差甚大。根据以往的经验，城镇化每提高1%，可拉动投资增长约3.7%，拉动消费增长约1.8%。所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新型城镇化应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一起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2.3 加快产品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遇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过去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已不能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些国外制造业纷纷从中国市场转移，也反过来督促了中国企业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唯一的出路就是充分利用现在的科学技术和“人才红利”，不断改革创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企业在经济新常态时代下的市场竞争力。

2.4 促进对外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

进入2014以来，人民币汇率一反前些年来一直稳步升值的趋势，出现了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人民币贬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具有优势，竞争力也增强，所以利润率也会上升，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外贸企业的出口量，缓解多年来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的冲击，由拉动外需进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2

经济“新常态”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大爆发中产生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急需调整与过渡的时期，在这一种时代背景下，同时加上中国本身阶段性因素的叠加确定了中国经济进入迅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表现出与原有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气象与新规律。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及实践价值探索。

经济“新常态”的新在于其出现于当今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表面意思来看，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与就常态相比，会发生不少的改动，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几点主要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上，甚至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以及今后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中，涉及到多个方面，在这里，我将为大家从九个方向来向大家讲述。

（一）从我国国民的消费需求来看，在之前，绝大多数人民消费具有相当高的模仿型消费，一个接一个的去购买类似的物品。但在日益丰富的今天，出现了各种满足不同人类需求的商品，每位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不同，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已成为不同时代人的主流。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来生产更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但也要保证消费者本身的健康利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者消费，是消费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最基本的作用。

（二）从企业的投资需求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之后，传统产业已经相对饱和，到了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时期，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再到现在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方式等等涌现出来，对企业原有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企业自身要善于、敢于把握投资方向，清除投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投资对经济发展继续祈祷促进的作用。

（三）从我国市场的贸易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市场空间发展很快，出口贸易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助力。但在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总需求降低，原本我国凭借低成本出口贸易的商业也逐渐减低了优势。但高水平引进、大规模走出去也在发生，这就需要培育新的优势来使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仍起促进作用。

（四）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来看，在过去，我国企业的供不应求是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如今，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这就需要必须针对现有产业的生产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企业之间相互竞争，进行兼并及重组。生产也应尽力向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这几个方面发展，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五）从我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来看，之前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只需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就能迅速转变为生产力。但在当今，人口老龄化逐渐增多，农业劳动力急剧降低，导致生产力得到降低，这就要求让创新成为一种新劳动力使经济增长。

（六）从目前的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数量及价格之间的竞争，而当今逐渐向以质量、个性化等为主的竞争。经济发展要求逐渐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形成统一、透明、有序及规范的市场环境。

（七）从能源环境来看，过去的能源及生态环境相对较为丰富，但从现在来看，环境的容量几乎达到所能承受的上限，从这可知情况并不容乐观，必须响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推动各个行业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八）从我国经济所经历的风险及其化解案例来看，随着各种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各行业的各类隐藏性风险逐渐显露出来。虽然总体暂时可控，但没人能预料下一次会发生在何时。因此，这就需要各个企业治标要治本，建立化解各类风险的机制，同时来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九）从如今的资源配置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来看，需要针对各行各业制定不同的机制来使资源在各个领域得到最佳的配置，既要降低资源的过于浪费，也需要通过政府来调控市场经济，了解市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尽可能的使供应与需求平衡，全面把握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特征表明了我国经济正在向一种更先进、管理分工更加明确等方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行业发展形势逐渐由量变向质变的方向进行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相对于之前来说进入了一种相对的平缓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提供了基础。在当今格局之下，了解新常态，走向新常态，引导新常态以成为我国经济新发展的一种重要方针。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3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处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增速下行的情况。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国家要加强对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对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4

作者简介：黄群慧，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36)。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深度调整期，2014年中国工业经济的运行集中体现了这个深度调整的特征，工业增速调整下行，工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工业增长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2015年工业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加剧，且将处于“三期叠加”影响的集中体现期。在这种情况下，“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应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在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强调在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预计201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将下滑到8.0%左右。

一、2014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特征分析

2014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调整下行，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增速下滑到了1998年以来的低点，但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传统产业，六大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放缓，且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趋于平衡，增长动力逐步走向内生平衡增长。

1.工业经济增速调整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维持了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2012年和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仅为10%和9.7%，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3.9个和4.2个百分点，且2014年进一步下滑到8.3%(见图1)，比2013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一增速是1998年开始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月度累计增速以来的最低点，体现了当前工业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增速较低，但却是在工业经济总量非常巨大的基础上取得的中高增速，因此来之非常不易。据测算，2014年名义全部工业增加值为221605亿元；实际工业增加值将达到52019亿元(1978年=100)，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32倍多，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前(1991年)的12倍多。

从月度来看，2014年上半年，总体上增长较为平稳，但进入了下半年以后，受国内固定资产放缓、国外市场波动、房地产投资下滑等因素影响，工业经济增速加快调整(见图2)。具体来看，两种调整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影响了工业经济增速。一是主动调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纷纷出台了很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将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结构调整作为核心工作。二是被动调整。2014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的加快上升导致部分低端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企业有的退出了市场，有的则作为“僵尸企业”存续下来，但基本上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经济潜在产出增长率处于逐步下降的趋势，但2014年，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速却低于工业潜在产出增长率，其主要原因是需求萎缩导致工业经济系统无法达到正常产出规模。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工业经济实际增速低于工业潜在产出增长率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只有产出缺口为负，企业需求面临着较大的压力，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工业经济实际增速低于工业潜在产出增长率意味着国家可以有限度地使用反周期刺激政策，使工业经济增速更加接近潜在产出增长率，从而有利于维护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2.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2014年工业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如果分部门来看，制造业仍维持了9.4%的增速，而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却仅仅维持了4.5%和3.2%的增速(见图3)。因此，当前的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矿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下滑造成的，而这两大类别产业的下滑，主要是因为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变化，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变化造成的。对于中国工业来讲，只要制造业能够维持较高增速，不断转型升级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就能够继续健康发展，继续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基础引擎作用。

从行业增速来看，可以发现2014年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2014年增长最快的10个行业中，属节能环保、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的占到了一半以上，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改善(见表1)。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最快，反映了中国能源结构朝着更为清洁的方向转变，且城市燃气设施更加趋于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速逐年提升并与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并列为2014年增长最快的行业，反映了中国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和污染物综合回收利用能力的增强；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增速快于金属制品业，说明机械设备修理业高速发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化的加速推进；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加工度产业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分行业投资增速数据显示，工业投资结构初步优化。从总体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快于采矿业，制造业2014年投资同比增长13.5%，较2013年回落6个百分点，但采矿业2014年仅增长10.7%，较2013年回落10.2个百分点，这有利于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从制造业内部来看：一是高技术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其中，2014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分别增长16.4%、14.1%、12.9%、16.1%。二是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放缓。在两头控制的政策治理下，近年来六大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一直低于整个制造业(见图4)。2014年，除了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高于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与制造业基本持平以外，其他4个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均低于制造业。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速更是降到近年以来的最低点，分别为-5.9%和4.1%。两头控制的政策表面上是对相关行业形成打压，实质是倒逼相关行业加快转型升级，往绿色、高效方向发展。2014年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8%。

2014年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但中西部地区增速仍明显快于东部地区(见图5)。从产业结构来看，中西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出现较快增长，对地区工业结构的平衡发展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然而，中西部地区内部同样面临着不平衡的问题。从分省市数据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11月份，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较2013年同期降幅在2.5%以上的省市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比如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等，以及黑龙江、辽宁、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的共同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行业在工业中比重较高，且国有工业的比重高，民营工业发展缓慢。

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715.3亿元，比上年增长3.3%。其中，上半年相对平稳，利润总额与主营活动利润额累计同比增速均呈不断回升之势；下半年自8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加速下滑后，利润总额、主营活动利润额增速均明显下滑。单月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8、10、11、12月份出现负增长，增速分别为-0.6%、-2.1%、-4.2%和-8%(如图6所示)。造成下半年工业企业利润水平下降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终端需求疲弱叠加产能过剩拖累，工业企业产销活动整体疲软；二是价格下跌挤压盈利空间，尽管近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降低了部分企业的成本，但仍难以抵消PPI跌幅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分企业类型来看，大部分企业利润增速仍继续回落，其中国企利润持续负增长。分行业类型来看，大部分行业利润仍为正增长，但增速普遍下滑。其中，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速最快，而采矿及原材料业利润跌幅明显扩大。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提质增效”的积极迹象。一是拉动利润增长的结构因素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4年采矿业利润同比下降23%，原材料行业下降1.4%，均低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而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5%、12.4%和15.5%，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二是工业利润仍保持增长态势，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91%，基本稳定。

3.增长动力逐步走向内生平衡增长

投资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量，尤其是2000年以来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过程，2000年以后超过了最终消费，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量。据测算，1978—199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形成贡献率均值为30.38%，比最终消费贡献率均值低32.53个百分点，1991—2000年资本形成贡献率均值上升到36.24%，比最终消费贡献率均值低20.57个百分点，2001—2013年资本形成贡献率均值进一步上升到52.09%，比最终消费贡献率均值高6.97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投资率高于各种分类的“国际平均水平”，无论采取怎样的“一致性”(收入、文化传统、地理、发展阶段)分类标准，中国的投资率均远高于各种分类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水平，也超过各类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高投资率造成了中国投资效率的下滑，导致投资所能带来的GDP增长越来越有限。从投资效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1981—1990年期间均值为0.49，1991—2000年期间均值为0.46，2001—2012年期间均值为0.25。其中，2009年和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指数更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低至0.12，意味着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仅仅能够带来0.12单位的GDP增长(见图7)。这说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大幅增长的同时，所能带来的GDP增长却迅速减少，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低效率。

2014年以来，中国在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过去的投资驱动模式正在逐步向着三大需求平衡拉动转变。2014年前三季度，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1.3%，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比2013年降低13.0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5%，与2013年的49.99%基本持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0.2%，改变了连续三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的状况(见图8)。三大需求趋于平衡有助于中国工业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其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企业素质提升带来的效率改进。

二、2015年工业经济运行趋势展望

2015年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将进一步增加，工业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影响的集中体现期，工业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较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体现为将工业经济控制在合理增速区间运行，体制机制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可以预计的是，2015年中国工业增长面临的困难将比2014年更大，增速也将进一步下行。

1.国际、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1)全球经济可能出现不均衡复苏。一是美国经济强势回升。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制造业复兴计划和经济刺激政策，目前GDP增长已经恢复至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产能利用率接近1972—2012年平均值，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幅回升至景气区间，失业率创历史新低。预计未来两年，美国经济景气度将进一步回升，增速将进一步提高至3%以上的水平。二是欧盟温和复苏。2014年欧盟经济出现明显好转，但增长动力不足。目前，虽然产能利用率接近80%，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略高于荣枯线，但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预计未来两年，欧盟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轨道，增速为1.5%—2%。三是日本、俄罗斯等其他经济体近期内难以实现真正复苏。2014年日本、俄罗斯经济均面临较大困难。如何摆脱困境，形成新的增长点将是两个国家都需要探索的问题，预计未来两年，日本经济、俄罗斯经济仍难以真正复苏。

(2)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2014年11月份，美国宣布将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这意味着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先后三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正式宣告结束。这将引发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对中国工业来讲，美国推出QE主要通过三种机制产生影响。一是资本回流机制。美国推出QE将会带来海外资本回流，甚至由于美国具有的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会吸引全球资本，导致美国由资本净输出国转变为资本净输入国，从而影响到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美两国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差距快速收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回流，美国将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二是汇率机制。美国退出QE意味着美元供给变得紧缺，因此很可能带来美元升值。美元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的增长。然而，由于人民币采用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美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人民币对其他类型货币的升值，从而削弱中国在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力。三是宏观经济机制。美国退出QE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出现大幅好转的前提下做出的，但也有很多研究者担心，美国的这一举动会对美国国内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从而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一旦全球经济形势掉转下行，那么中国工业将受到严重冲击。

(3)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核心的生产模式重大创新将对中国工业传统的生产模式造成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的出现，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在新的生产模式下，企业的成本结构将被彻底改变，企业之间的竞争规则将被重塑。中国企业由低廉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而快速丧失，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却可以因为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使成本降低。结果是，在很多产业中，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之间的成本差异逐步缩小，甚至美国企业的成本要低于中国企业。生产模式重大创新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造成冲击，也将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4)经济运行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加大了工业经济下行的压力。目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中主要面临着三种风险。这三种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一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并破裂，则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也会对工业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影响。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往往会通过融资平台等方式进行债务融资，一旦债务规模过大，政府无力偿还，则会出现债务风险。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测算数据，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为27.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53%，其中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9.94万亿元。过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造成了地方政府破产的风险，同时也限制了地方政府进一步融资，进而限制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持续增长，影响工业经济增长。三是竞争优势断档的风险。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信、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对一个国家来讲，低级生产要素比较容易取得，往往在发展初期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模仿和取代；相比之下，高级生产要素必须要依靠长期投资和积累才能取得，具有难以模仿和难以取代的特点，不仅在经济发展初期，而且在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后仍能发挥重要作用，往往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根本源泉。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建立低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低成本优势。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经济规模的扩张，这种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与此同时，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新优势短期之内却难以建立起来。这样就容易形成竞争优势断档，具体表现为工业品出口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则整个国家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来看，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政府有着很强的调控管理能力，并且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此前两种风险基本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第三种风险却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更难以化解。

2.工业经济将处于“三期叠加”影响的集中体现期

目前，工业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影响之下。进入2015年以后，这些影响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集中地表现出来，从而对工业经济形成巨大调整压力。

(1)工业经济将加速换挡。2015年工业经济增长将面临着传统动力减弱的压力，从而倒逼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加快转换。首先，从需求来看，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2014年下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下滑，其原因：一方面在投资效率下滑导致投资者投资意愿的降低，很多投资已经无利可图；另一方面是很多地方政府或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巨额债务的压力下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新的融资，而卖地的收入也因为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而大幅降低，结果造成投资能力大大降低。预计2015年，受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政策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其次，从供给来看，外延式增长已经难以持续。目前，中国很多行业中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在无法实现“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继续扩大资本积累，那么将是一种浪费，也无法带来经济的增长。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劳动力的日益减少也决定了无法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已成为工业经济的必然选择。最后，从产业来看，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但近期内难以对整个工业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支撑。房地产不景气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增长放缓，但新的增长点尚不明朗，以至于对工业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压力。

(2)“以改革促调整”将进入关键机遇期。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目前，距离这一目标时间节点已经越来越近。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工作，才能完成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2015年将是中国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机遇期，依靠体制改革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将成为核心工作，各项改革措施可能会密集推出和实施，从而对工业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压力。

(3)前期刺激政策有待进一步消化。前期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等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目前依然存在，需要在2015年进一步消化。一是“地方债”问题。成分复杂的“地方债”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而前期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加剧了“地方债”规模。2015年国家将集中对“地方债”问题进行治理，实质上是对前期政策的消化。二是房地产问题。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理顺房地产市场机制的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前期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偏高，并有大量的库存需要消化，因此短期之内难以出现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增长。三是银行坏账问题。4万亿元投资计划促使银行放出了大量的贷款，这种大规模、密集的放贷，可能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的扩大，从而增加了下一阶段工业经济运行的风险。

3.“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将是2015年工业经济的基本要求

与之前的“稳中求进”不同，“稳中求胜”意味着在体制机制的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对于2015年工业经济来讲，稳定增长是非常必要的，但真正的成绩体现在改革。只有在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才能打造工业经济增长和升级的新引擎。

(1)“稳中求进”体现为“底线思维”，目标是保障工业经济在合理增速区间运行。“底线思维”是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是指“对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但不能低于潜在增长率，主动调结构但不能危及经济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底线，政策会在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之间寻找平衡”。按照这一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工业经济增长的底线：一是以潜在产出增长率来确定工业合理增速。工业经济增长不应过度偏离潜在产出增长率，而是围绕潜在产出增长率上下波动。按照众多研究者的测算，大致认为“十二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应维持在9%左右，而“十三五”会下降到8%左右。2015年为“十二五”最后一年，可考虑取平均值为8.5%。二是以经济系统稳定为底线来确定工业合理增速。可以容忍工业经济增速的合理下行，但前提是不能带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系统性风险。目前来看，这种风险基本上是可控的，工业经济增速的适度下行不会带来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三是以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平衡来确定工业合理增速。工业经济增速的降低不应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社会不稳定等。国家应根据当前失业率变化情况来合理确定工业经济增速目标。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过去的增长情况来推算未来增速，而是应当综合考虑国家的政策目标、工业经济系统的内在平衡、国内外发展条件变化等各种因素，合理预测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角度考虑，应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目标设为8.5%，但由于国内外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经济结构失衡造成需求无法充分释放、全面深化改革将加速推进、系统性风险基本可控、失业率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所以国家可以适当调低工业经济增速目标，将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目标设定为8.0%，从而为“转方式、调结构”预留出足够的政策空间。从实际工业经济增速预测来看，由于2015年是“三期叠加”影响的集中体现期，因此实际工业经济增速也可能会在低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水平下运行，全年实际增长大概为8.0%(见表2)。

(2)“改革创新”，目标是使体制机制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能否取得改革的重大突破将是影响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实现的关键节点。具体来看，2015年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环节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不仅意味着多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并存，而且意味着在分散独立存在的一个个市场主体内部，可以用现代企业制度、标准的股份制来容纳各种所有权形成的股本，在一起实现最大包容性的共赢多赢(贾康，2014)。2014年7月，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开展“四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各省市实施细则陆续出台，预计在2015年将集中发力。二是价格改革。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走低，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大大减弱；同时，原油、煤炭、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也使得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之间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缩小政府定价范围，促进市场竞争，破除垄断。预计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走低，从而为价格改革提供了难得机遇。2014年，价格改革已经加快启动，预计在2015年将取得重大成果。三是金融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预计2015年国家将继续在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以及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四是财税体制改革。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按照这一时间表，财税改革的大量政策将在2015年加快推出并实施。

三、适应“新常态”，提高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并不是在原有增长方式基础上的经济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基础上，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彻底转变的过程，其主题是全面改革与结构优化。这就要求必须超越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框架，超越发达国家流行的后危机治理理论和政策框架。对工业来讲，一方面，需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应避免工业经济的过快下滑带来的各种冲击，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增长质量，推动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工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要想实现这种多目标的平衡，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注重多重政策的组合使用，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将宏观政策与中观政策结合起来，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打出“组合拳”，既重视结果也重视过程，既重视政策的稳定性也重视政策的灵活性，推动工业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具体来看，国家可以从需求、供给和产业三个层面出台政策，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并结合使用。

1.需求管理

一般来讲，需求变化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本因素，能够直接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速变化。当需求规模超过经济的潜在产出能力时，往往会带来经济的过快增长，出现经济过热；相反，当需求规模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能力时，又会使经济增速过慢，造成大量的失业，出现经济过冷。如何调控经济增长速度，使其基本符合潜在产出能力，既不过热，也不过冷，这是需求管理政策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2014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速出现了过快下滑的趋势，要想在短期之内解决这一问题，还只能靠需求的拉动。国家通过小幅度、定向的需求刺激，可以避免工业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后期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1)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2014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5%，高出资本形成总额7.2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将渐成主流。然而，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要从三个层面来释放：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汇聚城市，将在城市产生巨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能够更好地发育，在城市能获得相对于农村工资更高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二是鼓励商业业态创新。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往往依赖于新的商业业态来满足，而且新的商业业态又能够进一步催生消费者新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三是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促使市场竞争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

(2)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在提高投资效益的基础上，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投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两种不同层次的概念。二者均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计算投资回报率。不同的是，经济效益仅仅考虑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更多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企业的一种个体理性；而综合效益不仅考虑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而且需要考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包括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经济长远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等多维目标，不仅考虑今天的成本和收益比较，而且需要考虑明天的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国家的一种集体理性。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产业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还比较落后，众多民生问题也依赖于投资才能解决，因此未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有较大空间。下一阶段，国家应从综合效益的角度来决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加大民生项目的投资，把握好项目的建设节奏，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同时，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交给市场，提高投资效率。

(3)制定进出口贸易促进政策，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鼓励高加工度产品出口。现阶段来看，随着美国、欧洲经济的逐步回升，国际市场需求将大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出台并实施进出口贸易促进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更广泛地参与全球分工，能够产生“搭便车”效应，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的恢复增长。为避免重复过去“粗放式”增长的老路，可考虑更多地促进汽车、机械、电子信息、医药等高加工度产品的出口。具体来看，国家可重点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降低进口关税，鼓励中间产品的进口。降低进口关税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避免贸易争端，同时也有利于为中国工业发展保障资源，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二是在WTO允许的框架下，采用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出口奖励等手段，鼓励高加工度产品的出口。

2.供给管理

供给因素是决定经济潜在产出的根本原因，要想实现工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保障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升级。目前，中国的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过去建立在低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环境等约束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要实现从由生产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使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

(1)促进企业创新。一是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来讲，要想实现以创新为本质的经济内生增长，必须要致力于提高经济活力，通过不断涌现的“草根创新”来提高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商业模式水平。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往往也是一个国家解决就业、促进技术创新的根本途径。为促进中国经济活力的提高，国家应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鼓励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二是利用市场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加以支持。政府的任务应当是推动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优惠政策，应该通过一种竞争性的、公平的方式分配创新经费，鼓励最有创造力的企业脱颖而出。三是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等一些新兴领域里，尽量避免对企业的经营范围和方式进行限制。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抓手。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理顺市场竞争秩序、赋予微观主体平等市场地位的根本途径，因此应集中力量。排除困难，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对于体制机制改革来讲，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了顶层设计，那么改革就缺少了方向，甚至会被利益阶层绑架，使改革“误入歧途”；如果缺少了基层创新，那么改革就缺少了活力，不利于调动基层创造力，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现阶段国家应尽快出台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应限于改革方向和基本的框架机制，而细致的机制设计，应更多交由基层创新完成。在一个地区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可以进一步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三是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情况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因素。对于现阶段工业经济来讲，平稳增长是基本保障，但改革突破是突出成就，因此应鼓励地方政府开拓创新、推进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评价地方政府绩效。

3.产业升级

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均属于总量政策，暗含的假设是不同产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是无差异的，而产业升级政策属于中观政策，承认产业地位的差异性，通过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实现部分产业的跨越式增长。现阶段来看，产业政策对于避免工业经济短期之内的过快下滑，以及提高工业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均能起到重要作用。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5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点，而从2010年开始放缓的中国经济成为近几年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中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称为新常态。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定义、特征、内涵与内容等要素进行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常态经济，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具体到我国国情，必然又有其独特性。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规律和特点，是开展下一步战略规划和系统工作的先决条件。

全球背景下的经济新常态

相对于21世纪初，当前的全球经济是暗淡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缺陷，新凯恩斯主义及政府的干预举措被重新认识，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诉求更加突出，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阶梯层级也趋向更高水平。世界经济正处在更加复杂的结构调整期，以往的经济格局已经无法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新动力与新挑战并存，扩大开放与地方贸易保护并存。回望2015年，全球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凸显。

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正是经济低速复苏和世界格局变迁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即增长与结构的震荡调整。一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增长受到拖累，虽然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同样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和自身发展阶段特征优势的限制，“内忧外患”的加剧既降低了本国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对贸易关系国或债权债务国构成负外部性影响，最后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缓慢。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经济质量的相互影响随着开放程度提高而趋向更加全面甚至系统性，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高端产品以及服务产业的绝对优势及技术出口限制，使得追赶型国家在靠近自身的技术瓶颈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提高，经济增速自然趋缓，而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依靠技术优势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欧美国家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正是要保持和提升技术优势。在这种特征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联合战略，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而现有技术又不愿让发展中国家使用，各自为政的增长模式和逐渐攀高的贸易壁垒拖累了经济的整体复苏速度。

另一方面，在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而在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再往前的2005年，中国GDP总量仅为18.59万亿元，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早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动力引擎。随着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崛起，世界治理结构正在向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倾斜，但也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新体系制约。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八国领导人非正式对话论坛G8峰会早于1999年扩大为包含10个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和10个发达经济体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现已成为国际间重要的经济对话交流平台。而中国于2014年组建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进一步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为了构建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符合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正在加紧建立并完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协议（PSA），并扩大与同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进一步拉拢所谓“真正之友”（RGF），以建立排除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在外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格局。

全球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低迷中缓慢复苏的大环境下，全球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矛盾和增长压力。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表示，全球经济正处于调整之中：新兴市场增长普遍放缓，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进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受阻。

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中，2015年，有115个经济体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历史平均水平，有107个经济体增长预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个经济体的增长预估值低于历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达1.07%。同时，根据IMF统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16年和2017年的预测增速分别为3.4%和3.6%，均比此前预计增速下调了0.2%。

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年均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奇迹已经逐渐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区间，并自2010年开始一直处于缓慢下行轨道中。主要工业生产指标持续回落，第三产业增长堪忧，且伴随日益突出的各类金融、财税、城乡、户籍、社保、人口、廉政、外贸、收入分配等方面社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必须进行更深层次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并依此调整国家政策和安排未来政府工作规划。②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解释

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是指新的稳定状态或者说正常形态。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30年，每年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率，多样化、规模化的工业化进程，持续的、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壮大的国际资本流入，体制机制与经济结构的非对称发展，都属于旧常态的具体表现，是各种要素、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过短暂的震荡，中国经济表现出了缓慢下行趋势，作用于经济形态的各种要素、因素发生了潜在或根本性变化，观察各项经济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国民总收入GNI等）和主要经济现象（产业价值链转移、欧美日“再工业化”、新兴产业发展等）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从经济增长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阶段性可持续的中高速、集约型经济。曾经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众多内生和外生因素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技术竞争遇到瓶颈，国家贸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低端制造业规模性转移和国外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经济政策逐渐趋于僵化，投资拉动经济效果边际递减，过剩产能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这些因素约束已经将中国GDP增速从10%以上拉低至7%以下，并趋于稳定。中国经济正处在向后工业化阶梯迈进的过渡、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阻力倒逼经济增长方式更切实地转向环保、节约、绿色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效率问题重要性已经开始高过增长效益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PF）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③新常态经济正是这样一种阶段性增长趋缓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向完全的绿色经济迈进的动态集约化经济。

从经济结构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结构平衡导向的市场化、调整型经济。旧常态经济的过快发展没能依靠市场化同步完成结构的转型，经济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平衡、城乡、国企私企和产业结构平衡等问题都被置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在已发展成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阶段。新常态经济的结构调整内在诉求是根本性的，既有市场结构、政府机构的调整，还有政府与市场、民主与自由的调整。市场结构调整涉及宏观方面的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传统与新兴产业结构调整、同产业同行业内部整合、低效高污染产业转移调整、部分国外工业回归造成的外部性调整等等。新常态经济是向市场要效率的经济，调整的目标正是要发挥出市场效率的应有效果。

从经济动力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科研创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经济。新常态经济是在以往经济动力不足情况下发展出现的，新动力是维持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的第二根本性内容。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放缓，传统动力减弱，但支持经济基本面的新兴经济、创新创业型经济、信息技术经济、服务业经济开始表现出稳定增长的动能，也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动能。创新也将覆盖传统产业，但速度显然要慢于起步于蓝海（垄断环境或空白市场）中许多创新经济业态。在新常态经济中，技术革新成为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关口，各种企业创立的科研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就是最好手段，技术创新的委托外包服务需求也开始升温。与实业革新相伴的，是对老旧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户籍制度、利率制度、审批制度、短期经济政策等。

从经济福利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分配公平趋向的福利化、和谐型经济。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首要课题就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注重社会公平是经济存量财富巨大化的条件下，寻找能够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方向，是国富促进民富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发展强盛最终还要归于每一个国民的富裕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和国民素质提高，都需要以收入的普遍提高为基础，以必要的社会保险为保障，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及高效率的教育体制为配套，以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为支撑。新常态经济的福利化过程也是解决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数过高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自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世界平均警戒线水平以上（0.419～0.491），而美国学者统计中国在2005年至2012年间的基尼系数在0.53～0.61之间。新常态经济要实现百姓福祉，必然从更多层面增加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继续通过财税收入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从经济配套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综合配套引向的对称化、综合型经济。中国旧常态经济的有限市场化和政府的繁政集权拖累了当前经济发展，政府对市场的管控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旧常态下的经济体量增长惊人，但行政改革却效果甚微。新常态经济是对称化经济，是实现政府机构、机制及政策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相对称的经济，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进一步市场化是在同步协调扩展的，经济的综合效率，即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是新常态经济稳定提效的内在需要。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走出全球性危机一般需要7年，而新兴市场则需要13年。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伴随此消彼长的多元化退潮或许会持续至少6年。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面临的“新常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目前的状态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是赶超型经济增长⑤的条件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新常态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结语

自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将中国经济新常态作为官方正式观点提出以来，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热词。2014年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央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新常态与“战略转型”、“经济阶段性特征”、“平常心态”、“调结构与转方式”等关键词联系紧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明确认识。在国内经济形势趋向新的稳定均衡和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从现实发展现象和内在机制中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是提出应对措施和确定未来“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前提。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较大。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理论纷争的同时，是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国际新常态已经表现出低增长中缓慢复苏、欧美日货币政策分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治理格局变迁、欧盟和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产业价值链国家间转移、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然较高、俄罗斯经济困境持续等多种特征，导致中国出口的外需增长放缓和技术型进口的受限范围扩大。在较为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实现稳定增长，中国必须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新常态经济就是从增长方式、动力、结构、平衡和配套角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新经济形态，是在动态调整中从不平衡到平衡、从结构扭曲到结构合理、从政策与经济特征不协调不配套更加协同一致的阶段过渡，并必然存在改变固有体制机制的阻力问题和影响部分利益集团的固有利益问题，深层次的改革更需切合实际、冲破阻力和跨越陷阱。

（作者为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9页。

②刘元春：“2014～2015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新内涵”，《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第57～59页。

③青木昌彦：“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15日第16版。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6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不断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2、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2）促进有效供给。（3）刺激需求。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3、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四、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创新型国家需要全民族的持续耐心和长期专注精神。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能否实现创新驱动的一个深刻问题。总之，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摆脱了中国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进人了以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更需要历史耐心和持续奋斗的年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五、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在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平：“发改委主任称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左右”[N]，《中国矿业报》2013年3月12日。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3]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

[4]石岩：“‘新常态’能否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怪圈？”，中国新闻网2014年06月17日，

http：///cj/2014/06-17/6287132.shtml

[5].吴振宇：“基于省际数据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前瞻至2020年”[J]，《改革》2013年第9期。

[6]钟经文：摘 要：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和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力宏观调控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不断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2、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2）促进有效供给。（3）刺激需求。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3、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四、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创新型国家需要全民族的持续耐心和长期专注精神。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能否实现创新驱动的一个深刻问题。总之，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摆脱了中国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进人了以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更需要历史耐心和持续奋斗的年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五、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在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平：“发改委主任称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左右”[N]，《中国矿业报》2013年3月12日。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3]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7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22-08

自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后，经济新常态不仅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一、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首要的问题在于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含义。这是讨论中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经济新常态归纳为“一演化四转向”：“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整、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吴敬琏是把新常态的内容与特征结合起来论述的：“我把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归结为两点：第一，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降温，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1]

李伟认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2]

刘元春则把新常态视为一个“大过渡期”：“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过渡期’”。[3]

沈坤荣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4]

张平认定：“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调整特征。”[5]

刘伟、苏剑二位主张：“所谓‘新常态’，我们理解，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期稳定存在的特征。”[6]

杨亮给出的定义是：“我国经济在向系统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7]

陈启清认为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在新阶段呈现的一种崭新的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新常态：（1）速度新常态；（2）管理新常态；（3）结构新常态；（4）民生新常态；（5）调控新常态；（6）开放新常态”。[8]

王军也提出自己对新常态内容六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二是物价水平缓慢抬升、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成为常态”；“三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四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五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风险显性化成为常态”；“六是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创新成为常态”。[9]

徐以升则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致包含如下四重含义：其一，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面临台阶式下降和增长的中枢回落；其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其三，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其四，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10]

李佐军也主张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由一组新常态构成的画卷，包括：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的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财富分配的新常态，‘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11]

洪银兴同样认为新常态包括四重含义，但其理解又有差别：“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由市场推动，宏观调控的对象只能限于影响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更不是替资拉动。两者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二是配合关系。”[12]

陈昌胜强调了理解新常态的着眼点，他说：“新常态重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结果。”[13]

石建勋也提出：“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的5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达到的现实状态。”[14]

张军扩则主张将不同侧面的新常态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更多指的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15]

准确理解新常态，自然需要注意纠偏、纠误。对于在经济新常态理解上的误读、误解、误区，四位学者提出了如下见解：

齐建国指出：“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16]

刘白强调：“最常见的误读是，新常态就意味着经济减速或下行。”“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常态要抛弃投资拉动。”“但新常态不只是一种速度状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正常化’‘规律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合理化要求在宏观经济理论层面的投射和反映。”[17]

迟福林认为：“目前在新常态问题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把新常态泛化；二是把新常态作为一种口号而不去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三是对它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速度。”[18]

吴敬琏主张：“新常态主要指经济范畴，概念运用不可泛化。”[19]

简新华则在更广泛的视野下谈了自己的看法：“眼下有些人对‘新常态’的认识却出现了静态化、绝对化、泛化的偏差。”“新常态指的是新A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状态，特别是新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存在起伏波动的动态。”“‘常态’里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的情况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常态也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舆论中出现把新常态套用到其他领域的泛化现象，提出所谓‘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等，需予以纠偏。因为这些很难科学界定，易造成思想混乱，干扰对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指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应对。”[20]

杨于泽还提出，正确理解“新常态”，还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必须避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经济“新常态”，就不会是东、中、西部一个样。这种“新常态”的非均衡性意味着，今后我国中高速的发展仍将延续区域发展、区域竞争的特征。[21]

齐建国也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以及市场化程度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新常态’也有所不同。”[16]

二、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意义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也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将“新常态”定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新常态的高度重视和非同一般的强调。经济日报评论员在为此所发的评论中指出：“准确认识、深入认识、全面认识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是做好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22]

陈昌胜直接指明了新常态的意义所在：“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并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论断展开分析：“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新常态的提出是深入调查分析和系统归纳总结的结果”；“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13]

顾海良认为：“‘新常态’是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方式和方法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23]

光明日报评论员指出：“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24]

有权威专家指出，调整适应新常态“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发展思路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革命战争转型到国家建设，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从规模速度发展转型为质量效益发展。[25]

杨亮把新常态的意义归纳为三句话：“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26]

迟全华则强调了新常态对先发地区独特的意义：新常态思想“不仅完全符合沿海先发地区的发展实际，而且把这一地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探索实践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更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27]

宋湛、刘培林专门论述了新常态的学术价值：“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和框架，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新常态理论立足于追赶型经济体经验，把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九个方面趋势的分析所指出的政策着力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视野，围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需求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市场竞争、产业组织、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28]

三、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时间维度

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还包括对新常态在时间维度上的判断，即新常态从何时开始？新常态会持续多久？这是讨论中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经济新常态自何时开始，有以下几种观点。

李扬明确提出：“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势所难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自2008年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确定为由2009年开始。”[29]

李扬还谈到：“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节点。……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30]

刘树成主张：“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31]

石建勋则认为：“中国经济旧常态可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14]他只讲旧常态到2008年为止，没有明确说新常态从何时开始。如果按照旧的结束，新的便开始这样的一般逻辑，那么2008年就应该是旧常态与新常态的分界线，新常态也就应该从2008年开始。

陶文昭的判断是：“党的十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风气、开创新局面。从这个角度，毋宁说新常态是十以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一种状态。”[32]

肖罗的理解更晚：“‘新常态’成了2014年经济发展的年度热词，即将过去的2014年，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开局之年。”[33]

张军扩则把新常态界定为“将来时”：“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三期叠加’时期不能算新常态。所谓新常态，至少过去粗放增长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34]

李佐军的看法与此相似：“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常态时期。……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35]

陈昌胜则明确反对上述观点：“‘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13]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评论中使用了“新常态下，‘三期’叠加……”这样的提法，[36]显然也是把“三期叠加”置于新常态之下，包含于新常B之中的。

对于经济新常态会持续多久，学者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陈昌胜的判断是：“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13]曾培炎认为：“从时间维度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37]洪平凡明确提出：“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10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38]

四、如何理解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在2015年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常态”一词共出现207次，与“新常态”搭配最多的词是“适应”。适应经济新常态，关键问题是什么？这是讨论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他还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指向：“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9]

吴敬琏强调关键是改革，核心在创新：“关键问题就是消除体制，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和优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1]

张卓元则将创新与改革并列为两个关键：“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是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40]

马志刚也认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在于以改革清除制约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等的体制机制‘藩篱’，主动适应新变化，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41]

钟经文在强调改革的同时，并列地强调了开放：“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42]

陈昌胜也持同样的看法：“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13]

李伟强调，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创新。至于创新的主要领域，他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43]

辜胜阻则把创新归结为“双驱动”：“以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需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驱动’”。[44]

魏星将创新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科技创新将提升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体制创新将营造转型升级的市场空间”；“观念创新则将汇聚起市场主体强大的创业创新活力”。[45]

陈彦斌则旗帜鲜明地以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摆脱高增长依赖”为题，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中国“经济和社会患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46]

作为适应新常态关键的改革，重点改什么？李扬明确指向改革投资机制：“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30]

马志刚也认为：“未来能否适应、引领新常态，投资是关键变量。要让那些在未来可能大有希望的产业真正落地，支撑新的增长，就一定离不开增加投资。”[47]

林毅夫特别强调了新常态下投资的重要性：“笔者不同意中国应从投资拉动型增长完全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单纯以消费拉动增长，就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加消费……仅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是无源之水。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应完全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而改为实行单纯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基础设施；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48]

钟经文指出：“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新的增长动力来自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的发挥，来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自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只有依靠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才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启更为广阔的空间，绘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风景。”[49]

马志刚强调了创新在新常态下多方面的动力作用：“实现创新驱动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重要且紧迫……经济增长亟需更大程度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给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装上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创新是新常态下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创新对新常态下的出口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50]

曹远征则分析了来自产业的动力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近些年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预计未来五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将达到55%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51]

厉以宁突出了房地产业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业的作用不可低估。没有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拉力不够。如果说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大机车在前面跑，那就是房地产。不要谈到房地产就说泡沫，今天仍然要振兴房地产。”[52]

五、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九个方面。

李扬把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结为结构性减速：“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之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于是，归结起来，结构性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29]

陈彦斌的观点与李扬接近，他强调增速趋缓是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长期性趋缓，未来难以恢复到9%～10%的高增长轨道。”[53]

李伟认为：“新常态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长动力的新旧接续。”[2]

钟经文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1）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2）需求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是主体；（3）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4）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42]

刘伟、苏剑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六个方面：“中国经济将出现以下‘新常态’：（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6）‘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技术进步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6]

陈启清则认为中国经济近期的阶段性特征有八个方面：（1）增长速度进入新区间；（2）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推动力增强；（3）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4）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一改长期以来高增长低就业格局；（5）重化工业低迷，新兴产业加速发展；（6）出口低位增长，外部失衡缓解；（7）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8）民众需求变化更加多元。[8]

马光远提出的五个方面的特征有所不同：“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这优于经济增长本身。[54]

李后强、邓子强二位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质是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55]

刘培林认为，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主要是由我国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的，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化决定的。[56]

为了准确把握新常态的特征，石建勋专门分析了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征，他指出：中国经济旧常态“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0%以上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渡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14]

刘元春则从国别角度描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发达国家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的“新常态”具有的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过程”。[3]

石建勋则强调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一致性：“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14]

李伟总结了新常态下新动力的三个特征：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的优化配置。[43]

六、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机遇

经济新常态，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在新常态带来的机遇有那些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看法。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39]

辜胜阻以此为题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第一是人口城镇化；第二是经济服务化；第三是发展低碳化；第四是产业高端化；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第六是经营国际化。”[44]

陈雨露同样专题论述此问题：“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57]

李扬将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概括为五个“有利于”：“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9]

贾康则将新常态下的机遇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下行的态势给各级政府和许多企业带来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形成促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从企业来看，……在由市场主导的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通过以竞争压力转变为升级换代动力来提高核心竞争力。第二，……如果能处理好‘促改革’，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企稳，并通过调动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够完成一个‘蓄势’的阶段，进而迈入长期的中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阶段。”[58]

马志刚则重点分析了新常态下新的投资机遇：“顺应投资变化趋势，把握新常态下的投Y机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必答题’，也是企业不可错失的重大发展机遇。”这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大城市的地铁投资；以核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投资；环保技术、设备和人才投资；补齐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的投资等。[4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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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马志刚.创新是新常态下的新引擎[N].经济日报，2014-11-26.

[51]曹远征.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N].经济日报，2014-12-12.

[52]厉以宁.今天仍然要振兴房地产[N].经济参考报，2015-03-05.

[53]陈彦斌.适应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摆脱高增长依赖[N].光明日报，2014-09-24.

[54]马光远.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J].中外管理，2014（6）：24

[55]李后强，邓子强.准确把握和积极适应新常态[N].光明日报，2015-01-18.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时代特征；应对思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过程

“新常态”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热词，在我国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是在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这是对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清醒认识上的重大战略判断。2014年7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提到：“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在AEPC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常态”，对新常态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随后，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判断未来走势，辩证地看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新权威概括是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特征

在AEPC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认真学习关于“新常态”主要特征的重要总结，顺着这一思路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可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阶段特征概括为：

第一，年均经济增速放缓呈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减速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我国经济增长一改30多年来的年均9.87%的高速度，2012年初至今各季度的GDP增长率保持在7%-8%之间。如今我国7%左右的增长速度相对其他大国经济来讲依然是高速，实际增量依然十分可观。一个经济体在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减速呈换挡趋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并理性看待经济速度“换挡期”，用“平常心态”对待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如今更需要改变不顾资源短缺、只看重增长速度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我们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开发利用新能源，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进，打造“美丽中国”。未来方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走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使经济增长速度 “下台阶”，增长质量 “上台阶”。

第三，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优化升级。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处于第二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状态，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首次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部门，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历史性跨越。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三产业主导发展的阶段，这将会给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特色经济效益。

第四，经济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更加多元均衡。过去我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但如今这三大要素均面临着众多约束已难以维系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因此转变增长动力势在必行。另外，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中，过去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由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内需成为经济发展最大动力。我国经济正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型新常态经济，为中国经济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应对思路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经历的不可逆转、不可逾越的新时期，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全面看待新常态，顺应时展，采取有效措施平稳度过中国经济 “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

第一，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树立新常态思维。曾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面对经济减速增长，一方面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抓住机遇沉着应对，满怀信心地向“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美好前景进发。另一方面，要认清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主动出击调，沉着冷静主动作为，保持战略平常心，实施改革新政策，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高度。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适应新常态寻找新动力，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深化财政金融改革，让其发挥对经济的导向作用，在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

第三，重视人才培养，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应对经济“新常态”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进入“时代”的核心思想。创新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吸收国内外高水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创新驱动提供人才支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积极引进和利用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吸收先进科技成品为我所用，更好适应新常态，迎接新发展，展望新未来。

第四，要坚持推进改善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福祉。民生工程是国家和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真实体现。惠民生始终是经济工作的根本落脚点，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是检验经济工作成效的最终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新矛盾，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就是要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规划“十三五”的启动年。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式进入“7时代”，这是引领中国进入新常态的标志性一年。未来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顺利实现旧常态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再创中国经济发展的二次奇迹。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在河南考察[N].人民日报，2014-05-12

[2]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N].人民日报，2014-11-10

[3] 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9

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解新常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上，急起直追的伟大成果。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当然还要努力发展，但要兼顾到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也要更加关注民生，努力满足群众物质文化健康多方面需求。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探索继往开来的新路。对于增长速度既积极进取，又适度控制，更加重视创新推动，更加重视调整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人们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氛围里明显感到这些经济的新常态特征，感受到社会的进步、稳定与祥和。

新常态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过去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和工作任务不同，有些发展方式虽不完美，却也是当时较佳的选择。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任务都有了变化，时移势易，就应该顺势应变，改革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常态也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是如此，国家、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个人，都会有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思维方式可用于广泛领域，但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用来观察国家发展大势，把握大局，在大局中有所作为。

怎样认识和对待新常态，考验着我们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应对能力。在新常态下工作，有很多新问题需要认识、研究和解决，更加需要努力奋斗，需要锐意创新！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是应对的基础。

平常心，要镇定从容。在战略思考和把握大局上，看问题要理智，既不受激情所干扰，也不因面临危机而惊慌。环境有了变化，新的矛盾产生，翻老黄历不灵，用老办法不再管用，判断事物不如原来清晰明白，有人就惊慌失措，紧张万分，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也有人喜欢发“警世之言”，把前景说得一片灰暗，领导干部听了这类论调要分析，不要轻易跟着喊狼来了。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10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近年来随着高校大学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就业难”已经成为困扰政府、高校和学生的社会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处在转型期，需要大学生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特征和新形势，同时政府和高校也要制定新对策促进大学生就业。

1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经济新常态体现在一个“新”字，我国目前由过去的一种经济状态向新的经济常态转型，这个过程是处于由调整转型到持续稳定的时期，而这种状态的转变也是我国经济不断优化、转型和调整的过程。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体现在：首先，经济发展的增速方面，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过去超过10%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以每年超过10%的增长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我国也付出环境污染的代价。其次，经济发展的方式方面，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动态调整过程。一方面，我国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等民生行业投入不足。再次，经济发展的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结构的主体，消费逐步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从增量扩能转为调存优增，调整生产资源的产业配置。最后，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从过去的驱动向新引擎转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经济新常态下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结合经济新常态的几个特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力转变，分析经济新常态对就业市场产生的影响。

2.1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用人单位人才需求降低，就业岗位数量会缩减。当经济增长速度高速发展，企业会采用扩能增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GDP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企业规模和效益的扩大，同时使得企业用人需求增加，新增岗位数量也会相应增加，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使得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

2.2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力转变

带来大学生就业结构的调整。过去第二产业占支柱，产业结构优化会带来传统行业的调整，使得该行业学生预期就业岗位不足，结构性失业。公路交通专业属于土木工程，毕业生主要是进入工程建设企业，例如中交、中建、中铁等国企施工单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交通属于第二产业，同时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学生的就业。

2.3经济新常态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下加速了企业的优胜略汰，也对大学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业生要懂得经济新常态的影响趋势，更好地选择发展前景好的行业领域或就业单位。

3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公路交通专业学生就业的对策

3.1政府要强化主体责任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发展经济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落实好毕业生落户等政策，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对于大学生毕业生开展创新创业，要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和资金的支持，鼓励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

3.2高校办学要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根据国家战略发展和建设的需要，了解社会需求，确定合适的专业设置和优化的教学内容等，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例如长安大学根据“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施工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成立了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班）和交通工程（国际班）两个专业，以传统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为基础，开设一些国际化特色课程，教学上通过英语强化和双语教学，让学生具备双语环境下的交流能力，并配备有国际化师资建设等创新教育方式，为中国大型企业培养既懂专业又懂英语，掌握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熟悉国际工程项目所必须的专业素养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3.3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

经济新常态下，公路交通专业的大学生们要认清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要在大学期间要扎实学习好专业知识和锻炼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去用人单位实习和社会实践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主动适应新环境和新要求。

参考文献：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11

民族文化创意的融合机制

后福特经济的一种发展景观，就是以文化和创造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7］，更密切地联合其文化遗产，更重视民族和当地文化，以文化为基础推动区域扩大和再生。基于此，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现机制上，体现出“旧瓶装新酒”的融合思路。(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机制。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施和发展中，应充分考虑各地方的文化特征，这是文化创意的基础，也是其差异性所在。必须重视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进行充分挖掘、整理、提炼，以使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具有鲜明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创意虽然根植于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要求实现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按经济规律进行民族文化生产，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机制，让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社会、历史和象征等价值焕发出新奇特征和经济活力，从而激发消费者的文化体验需求，满足消费者的文化身份主张，使民族文化实现合理和充分的经济表达。(二)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创意以文化为基础，但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经济和知识型经济，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和新技术应用的一种组合选择。传统的民族文化，要合理和充分实现其经济表达，满足现代社会更高层次的文明追求，将越来越依赖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处理、物质转化、空间整合，使其多种价值得以充分和有机反映，使其新奇特征得以凸显，使其经济表达得到完整和准确呈现。但另一方面，虽然新技术是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创意却应该根据其文化资源的禀赋情况，选择不同的、适宜的技术实现机制。如依托于劳动力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可以选择劳动与技术充分结合的技术实现机制;而依托于资本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则可以选择资本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三)文化与社会的融合机制。由于消费者的文化身份特征、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空间的体验特征，决定了民族文化创意离不开社会活动，离不开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各种中介组织间的社会交往。特别地，作为消费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也有一个唤醒、激发和培养的过程，而社会参与将是极其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民族文化创意发展中，建立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中介组织间的联系机制，将降低文化创意市场各种主体的社会进入壁垒，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充分融合，有利于文化创意的深入推进。(四)文化与空间的融合机制。从国际建设的成功经验来看，基于前文化设施、前工业设施的文化创意再生计划，由于更能结合城市规划和多利益相关者，从而有着更强大的可行性［8］。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空间，应充分考虑原民族文化设施、废弃的工业厂房，通过这些文化的延续性载体，借助政府的空间发展机制和经济政策引导，促进旧的空间有机注入和展现现代文化创意元素，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废旧空间的混合再生。也即是说，通过民族文化创意使民族地区的文化空间转变为创意空间，使民族地区的废旧空间再生出新奇空间，实现民族空间的财富增长效应。(五)文化与组织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的创意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遗产的知识连续、知识合成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为此，在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化中，必须建立文化知识的建设性和创新性的连接机制，使文化专家、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专家、各种中介组织、具有创造活力的消费者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形成富有创造性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将对文化创意的资源开发、生产流程、技术配置、市场发展等问题充满兴趣，并能够通过互动和合作，有效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行为

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是文化企业家中专注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群体。根据文化(创意)企业家的最新定义［9］，可以将其理解为民族文化变迁的人，他们通过组织民族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使民族文化与经济获得快乐结合、民族艺术家的梦想与企业家的冒险得到创新结合，在获取个人收益的同时，有力地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增加。作为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其行为具有四个结合:其一，文化行为与经济行为结合。民族文化企业家具有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战略理念，并致力于经济上可持续的文化企业发展，因此，他们熟悉和热爱民族文化，充满梦想地去寻求和实现民族文化与商业经济的充分结合。在他们身上，既有文化专家的身影，也有企业家的身份。其二，学习行为与创新行为结合。从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化变迁、技术知识和技术变迁、管理知识和管理变迁等的持续学习和不懈关注，以创新性地获取将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的解决思路。其三，组织行为与合作行为结合。由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价值分布在文化、经济、技术、社会等多个环节，因此，在文化创意的经济活动中，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既要对存量的文化、金融、技术、社会、人力等资源进行有机的组织，又要积极探索与文化机构、经济组织、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增量合作，拓展和丰富新的文化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其四，自利行为与他利行为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在组织上表现的社会网络性、在空间上表现的混合再生性，决定了企业家在民族文化创意经济活动中的财富获取必然建立在自利与他利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而言，在实现生产者财富增加的同时增加消费者的价值，在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保留城市或社区旧的空间情结，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繁荣，将是符合文化创意产业特征、具备激励兼容效应的可持续的行为选择。

民族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

(一)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价值，这种私人价值一般通过民族文化遗产的门票得以体现。同时，民族文化遗产也具有显著的公共价值，如Throsby［10］所说，作为身份符号的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故事，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从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此外，民族文化遗产除自身收益外，还带动了旅游业、表演业、食品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国民经济乘数效应，从而成为民族文化创意的重要产业。从供给而言，民族文化遗产的创意一般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博物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巨星博物馆，由于其较高的层次定位、较大的空间规模、较强的技术含量、较丰富的产品设计，使其遗产的美学意义、象征意义得到较充分的表达，从而成为民族地区或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另一类是专业博物馆，通常规模较小、投入成本较低，通过提供新奇、特殊的展览而对社会产生一种新的吸引［11］。从需求而言，由于文化需求、休闲需求、收藏需求在人们生活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正成为人们旅游越来越重要的景点。这里，既有个人或家庭的文化爱好和休闲需求，也有企业和各种组织的文化和教育需求;既有社区的社会活动需求，也有对文化遗产感兴趣的文物收藏家、文化经营者的经济需求。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但从国外的实际运行来看，很少有纯粹的公共博物馆或纯粹的私人博物馆，大多数都是公私合作的营运模式，通过混合的资金甚至混合的产权或混合的经营来实现。比如，几乎所有的私人博物馆都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补贴;而公共博物馆也接受私人捐赠，通常捐赠者的捐款可以免税［12］。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创意通常以民族文化遗产为内容，依托博物馆这一载体，衍化和延伸民族文化遗产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提供免费参观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元素，通过公私合作经营，打造高文化品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族文化剧目，将民族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充分呈现给消费者，其所获收益既实现了公私经营者的经济发展需求，也实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恢复和再利用的目标。(二)民族生态文化。反思工业发展，虽然繁荣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却也极大地导致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俗化;虽然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异化。在工业发展模式日益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停滞的态势下，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已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化发展和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就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意味着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将得以严肃考虑，通过对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渐进性变革，以实现经济上的边际调整，使民族生态文化激发出绿色的经济效益。从消费而言，一种生态效率的价值观正日益融入人们的价值理念中。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成效判断，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成本利益分析的货币效率，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富有生态文化的产品、具有生态文化的企业、凸显生态文化的地区，已经日益融入大众消费体系，日渐为消费者所推崇和尊敬。可以预见，随着低碳经济的崛起，具有生态文化特点的消费必将成为国内的主流消费，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具有天然的和显然的比较优势。从供给而言，在创意经济下融入并突出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在经济诉求中强化并蕴藏民族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精神价值、生态社会价值、生态历史价值和生态象征价值，将是民族生态文化创意企业的战略选择。比如，以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开发而言，发达的制造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日益广泛的国际销售网络和国际技术扩散已越来越容易获取，其设备和技术的进入壁垒已十分有限，而产品本身的差异化能力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就是要突出民族的生态性、突出地域的文化性，其供给过程就是体现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化过程，也是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企业以一种及时和有效的方式，预计和回应全球消费者偏好的内在变化过程。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是民族生态文化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的一种平衡。单纯的市场关系，在取得民族生态经济收益的同时，可能极大地破坏民族生态文化本身，扭曲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损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比如，民族生态文化具有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在没有获取民族地区居民充分认同和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单纯的私人创意或厂商创意，必然难以获取民族生态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支持，从而制约私人或厂商的进一步发展。而单纯的非市场关系，又因为远离经济因素而失去发展的活力，导致民族生态文化发展黯然失色。诚如S•Der-baum［13］所言，在可持续发展中，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和组织的关系，既可能是市场关系中的一种，也可能是非市场关系中的一种。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应该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获取一种平衡，应该考虑合作，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的竞争;应该考虑社区，而不仅仅是市场;应该考虑共同的产权，而不仅仅是私人产权。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通常以民族生态文化为内容，依托民族生态环境，培育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中，可以发掘和延伸民族生态的器物文化、产品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借助民族生态的特定环境，通过生态休闲、生态观光、生态体验，展现民族生态文化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使传统生态的内涵和业态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提高民族生态文化的经济价值，推动民族生态向高级化发展，实现生态文化创意对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和产业带动。

经济新常态特征篇12

一、“新常态”阶段的内涵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 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二）以“微刺激”实现精细化管理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意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就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良性区间的形式来说，以往的政府强刺激手段很难奏效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不应只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目标，而应是在中长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同时兼顾起短期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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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

[3]吕伟.济南市经济增长方式研究――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的实证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