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1

现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供给，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具有非常强的外生性和强制性，而这种带有外生性的、强制性的普惠金融供给从其出现第一天开始就与农村、农户内生性的、诱致性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激烈的矛盾。试想一下，外生性的农村金融供给和内生性的农村金融需求之间怎么能够协调统一?因此，为促进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战略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实现，迫切需要理清我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路径依赖，从现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外生性路径依赖转为内生性路径依赖。本文将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机理，同时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障碍，最后提出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路径。

关于什么是内生性金融，张杰(2003)给出定义：内生金融是由客观供求刺激下的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但胡卫东(2011)认为张杰对内生性金融的定义虽然中肯，但有失偏颇，不能完全概括内生性金融的特征，胡卫东将内生性金融定义为：由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所决定和诱致生发的资金融通活动，相反，凡不是由系统内部因素决定或衍生出来的融资活动就称之为外生金融。吴玉宇(2015)结合国内学者关于内生性金融的定义，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多维内生性金融的概念：内生性金融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社会、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决定，由微观经济主体参与，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内生出的金融活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的统称。相反，外生性金融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受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调控，通过强制性制度变革至上而下产生的金融活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的统称。本文认为吴玉宇对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定义结合了上述学者观点的优点，较为全面，故本文采用吴玉宇(2015)对内生性金融的定义。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学者楚尔鸣(2007)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制度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完全是由政府强制主导推行的外生性金融供给，农村金融供给从外生性走向内生性是必然选择。胡卫东(2012)也赞成我国农村金融走内生化的道路，因为内生性金融具有外生性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即熟人的社会信息、社会信任、社会关联优势，而外生性金融之所以不敢或不愿意向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收集困难、抵质押品缺乏等。建议加快我国农村金融内生化进程，同时外生性金融机构与内生性金融组织在资金、人员和组织机构上的协作。胡卫东(2013)发现我国在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时存在生搬硬套现象，而且由于忽略和偏离农村金融的内生性需求，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一系列误区：如农村金融的超前商业化趋势、小额信贷的使命漂移等，建议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加强我国农村金融的内生化，最终形成高效的农村金融造血机制。周治富(2014)从政府转变职能的角度来研究政府在农村金融内生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认为由于内生性金融具有高度的契约密集性，金融全力的可自由让渡和交换程度对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组织内生化发展现状

本文采用吴玉宇(2015)关于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定义。农村发展内生性金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如信息搜集成本、抵质押物处置成本、成本、管理成本等。此外，农村的熟人社会还能产生自发的偿付督促机制。由于熟人社会当中形成的邻里等关系会促使借款人偿还贷款，否则，借款人欠债不还的消息立刻就会传遍整个乡村，致使周边亲朋好友都不信任他，最后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从而促使其尽快归还借款。但现行我国农村内生性金融组织发展严重受阻，而现行外生性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户多元化的信贷需求，从而造成我国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一)外生性普惠金融机构占绝对比重

现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上的普惠金融供给机构主要包含以下一些机构：各级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涉农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截至2014 年底，上述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共有3568家，具体分布见表1

从表1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机构2014 年底有3568 家，其中，农村信用社1596 家，农村商业银行665 家，农村合作银行89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邮储银行1218 家，其中邮储银行1 家，村镇银行1153 家，涉农小额贷款公司15 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 家。而在这3568 家农村普惠金融机构中，只有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是真正意义上内生于农村内部的普惠金融组织，占比1.4%，其余3519 家农村普惠金融组织都是外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占比98.6%，外生性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占据农村金融市场绝对主导地位。

(二)内生化普惠金融机构发展受阻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被政府认可的内生型农村金融组织。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从2006 年试点至今，经银监会正式批准的仅有49 家，而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笔者对内生化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受阻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农村金融实际脱离，银监会从严监管的理念灌输到农村金融市场，导致一些本可组建的农村资金社因门槛太高而不能通过审批，致其游离在正规金融门外。根据数据1显示全国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接近5000 家(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其中，依托专业合作社成立的资金互助部占机构总数51%，农民自发成立的占25%，由银监会比准成立的占比不足1%(49 家)。其次，现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缺乏合理的融资机制，面临可贷资金短缺问题。根据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只能吸收社员资金，由于入社农民大多都是抱着入社即可获得贷款，以小钱换大钱的观念入社，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社吸收到的社员存款资金有限。虽然根据《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互助社可以向相关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支持，但目前并没有商业银行向互助社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从而导致互助社信贷资金紧张，发展受阻。

(三)外生性金融供给的不适应性

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供给属于由政府主导的至上而下的一种外生性金融供给制度。外生性金融供给与内生性金融供给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快速降低金融供给如金融机构的建立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其最大的弊端就是这种外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制度很难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导致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与之相比，内生性农村金融组织因其起源于农村金融市场，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根据自身金融需求，自发形成的金融服务组织，这种内生性金融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广大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环境因素，利用血缘、亲缘、地缘优势，发展金融业务，从而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且内生性农村金融组织管理机制灵活、业务审批流程简便，抵押担保方式灵活，金额较小，信贷资金可用于满足生产性需求和非生产性需求，利率根据当地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变化而变化，能较好地满足农村微观经济主体资金需求的短、小、频、快的特点。

三、阻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因素

(一)我国农村金融对外生性金融供给的路径依赖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具有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产生对这种路径的依赖，因此，人们过去的选择对他现在和外来的选择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变迁一旦确定路径就有可能进入良性发展的道路，不断进行优化，但也有可能在原来错误路径上不断下滑，导致该制度缺乏效率，甚至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批准设立外生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等，而政府对这种路径已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在这种路径依赖性下，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改革也仅仅是对原有路径的修补，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

(二)资源流失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化土壤薄弱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的确实农村内部资源(包括农村资金、农村劳动力、农村土地、自然资源等)的不断流失。比如农村资金，根据专家调查测算，从1952 年到1990 年，我国城市工业化建设每年至少从农村抽走300 亿元资金。另外，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以城镇化为名，肆意廉价征用农民土地，据公开资料2披露：在被征土地收益中，地方政府拿20%-30%，开发商企业拿40%-50%，而两者合起来已占到70%，而拥有土地的农民只拿到30%不到，亿万农民的土地收益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拿走，而拿30%收益的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留守在农村的是386199部队，人力资源的流失，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资金、土地、人力等资源流出大于流入的资源导致内生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孕育土壤正在快速弱化，这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内生化发展。

(三)政府的行政控制导致农村金融内生化发展缓慢

我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提到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市场改革等问题，足以证明中央政府对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视程度。但在实际的改革实践中，体现的仍然是政府的行政主导意志，包括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实施步骤以及改革效果考核都是在政府的行政安排下进行的。这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实现其初衷：即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为广大农村地区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中就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为例，从2003 年开始，我国开始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新一轮改革，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权下放，建立省联社管理机制，明确提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并没有真正脱离政府，而只是将控制权从中央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突出表现为省联社三位一体(管理机构、金融机构、自律机构)的职责定位，职责定位模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如省联社的理事长、监事长和各地信用社主任均由政府委派，省联社的各种制度均由政府审批通过。所以实际上的市场化过程是中央政府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的过程，并未引入真正的市场化主体。所以这种政府行政控制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终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或内生化发展。

四、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整个社会生产、交换、分配的环境基础，是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的基石。农村金融制度环境的改变将对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产生最直接的制度影响。

1.出台相关法律

为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仅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鼓励其进入，更要从法律上明确其法律合法地位。国家可考虑出台《民间融资法》，从法律的角度上承认农村民间融资、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范，使之更好地在阳光下服务于农村经济。另外，国家也要专门出台《合作金融法》，明确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地位，性质、运行机制等，防止地方政府对上述合作机构进行不合理干预，导致其服务三农效率低下。

2.鼓励农村金融机构竞争

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等外生性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就是这种垄断地位使得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一直处于外生性路径依赖状态。为改变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外生性路径依赖，应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引进竞争者。如将具有一定规模的非正规金融组织通过规范由非正规转为正规，由地下转为地上，或是重新组建由多数民营资本入股(改变现在设立村镇银行大股东必须是大型银行的政策规定)的区域性农村合作银行、土地合作金融机构等，从而新的竞争者的加入可以减少既得垄断利益者的制度红利，打破垄断。就如现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垄断利益，一方面使得融资者更容易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获得更高理财收益，打破传统商业银行坐享存贷利差的制度红利，反过来又促使传统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其客户。我国目前已有5 家民营银行，说明政府也有意向向民营资本放开银行准入门槛，但这5 家民营银行主要经营范围面向的是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等，希望政府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在监管配套等条件下，让市场自发成立真正属于农村市场的民营银行，更好地服务农村市场。

(二)鼓励发展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

改革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鼓励发展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现行我国三农普遍面临金融服务不足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属于外生性金融机构，而外生性金融机构极其容易出现上述目标漂移情况。为此，为从根本上解决目标漂移情况，应根据我国三农实际情况，应改革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发展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首先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农村大中型金融机构绝对垄断结构，通过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能够与三农平等对接的大量地方性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来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其次，在市场内生性的三农金融服务供给体制逐步建立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如税收、利息、补贴方面等政策支持。

(三)巩固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化发展土壤

根据前述分析，现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化发展的土壤正在逐渐变得薄弱。国家应进行相关顶层设计防止农村内部资源(包括农村资金、农村劳动力、农村土地、自然资源等)流失。就农村资金而言，应进一步防止金融机构从农村将资金抽到城市，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生性和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具体可从利息补贴、构建风险基金池等方式鼓励资农村金融机构回流到农村;对于土地征收，禁止打着城镇化的幌子廉价征收农民土地，一些优质的、适合种植土地要坚决保留进行种植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化效益;对于农村劳动力，鼓励大学生、青壮年回乡创业、就业，政府专门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农民工返乡创业基金、对解决农民工返乡就业的企业进行就业补贴或给予税收减免，从而改变农村大多都是386199部队，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的现状。通过上述一些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农村内部资源的流失。

(四)构建内生化的农村普惠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为适应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内生化发展模式，监管部门应出台内生化的监管规则适应其发展。如单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取消存贷比例限制、取消利率管制等。同时，在政府适当提供风险补助的基础上构建内生化的风险防范体系。政府每年从财政拿出一部资金专门用于补助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资金池，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之间按3:7 的比例承担风险，即政府帮其化解30%，其余70%由内生化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化解。政府可要求其动用30%资金的条件：即内生化金融机构必须将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否则，将由其承担100%风险。另通过立法，将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限用于农村产业发展，严禁用于投机等高风险用途，并竭力辅助农村工商业者，实现农村金融的普惠化。同时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降低三农贷款的风险，激励和约束农村内生性金融机构有效开展业务。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2

本文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HB12YJ093）以及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增加值测算问题研究”（2013HY18）资助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21日

一、引言

农村文化产业是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县域文化为资源、以建设农村现代文明为方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产业，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文化事业繁荣，提高农民精神文化品位和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国内外学者对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二、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诞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1947年形成了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和坚持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两大学派。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产业涵义及其功能的研究；二是对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三是对文化产业的个案、行业、区域以及人文理论的研究。

20世纪八十年代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文化产业研究领域，Graham N.（1987）研究了文化的内涵，对公共政策和文化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Neuhauser，Bender，Stromberg （2000）从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其工会组织情况等方面，调查了纽约音像、电视和杂志行业基本情况，分析认为纽约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可能存在偏差与遗漏；David Throsby （2001）阐述了文化产业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影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Mueller Stephen L（2001）在研究别提到文化产业与农村发展之间的问题。他以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为例，指出了文化旅游产业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农村地区要想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文化旅游、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宝贵资源，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及富足资源让农村在旅游产业中获取收益，从而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Dr Andy C Pratt （2002）研究了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Allen J.Scott等（2004）阐述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在促进城市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Andy C Pratt （2010）根据英国的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指出，政府政策制定必须突出文化产业中“艺术”的核心价值；Bin Umino （2010）等构建了日本出版业六因子模型分析，分析认为图书、报纸、杂志这三种出版媒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效应。

总体来看，以上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城市。由于各国的历史、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经很高，城市和农村的划分界限日益模糊，因此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农村文化产业。

三、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大致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对于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二是国内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三是地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1、国内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聂华林、李莹华 （2007）按照中央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思想，对西部农村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雷喜斌、陈宜安 （2007）从诸多角度探讨了乡镇文化建设问题，来构建乡镇文化建设理论和方法系统，使其更加符合乡镇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需要；陈文珍、叶志勇（2010）对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关部署和目标要求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并将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等问题确定为研究重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措施；徐世平（2013）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对农村文化产业进行了研究，提出农村文化产业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同时，农村文化产业又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条件。

2、国内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潘鲁生（2006）提出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对于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意义；李新市（2006）认为应当采取激发农村文化人才创新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产业链和集约化发展等措施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韩海浪（2006）分析了“十一五”以来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最后提出加大扶持力度、利用特色资源、走市场化道路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刘彦武（2008）指出农村文化产业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强调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组合性和客观性问题；周传蛟等 （2009）从农村存在着潜在文化需求、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方针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产业对农村文化的渗透等多个方面指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恰逢其时；范玉刚（2010）提出要使农村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以新观念、新思维引导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周云逸（2010）针对中国目前大多数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尚处在萌芽阶段的现状，从发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资本”、吸引民资及外资进入农村文化产业、实施重大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三个方面提出破局之策。

3、区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孙金荣（2005）研究了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山东省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郭玉兰（2007）针对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可选择借鉴的模式、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进行了研究；吴声怡、许慧宏（2007）介绍了福建省农村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现状，对福建省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现实条件进行剖析，最后确定了其发展模式；任雪艳（2012）运用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方面对云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陈健萍（2013）提出广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应走文化产业融合的路径，因地因类制宜选择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和市场开发等发展模式，并建立文化内容企业发展、高水平文化内容生产和农村文化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保障制度；张忠（2013）指出村级文化产业既是农村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政府应当把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村级农村。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研究已经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国内对文化产业研究多数停留在定性层面，针对特定农村区域文化产业的数量研究较少。本文对国内外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类分析，以期为其他从事农村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的同仁提供有益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文珍，叶志勇.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构建［M］.湖南师大出版社，2010.7.

［2］李新市.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刘彦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分析［J］.农村经济，2008.8.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3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1]。2005年10月19日上海证券报独家首发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随后,有关金融生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王松奇(2005)[2]等人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基础条件。邢勃(2008)[3]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着金融主体生存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经济及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9)[4]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2008-2009年度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傅江湲、江发元(2010)[5]认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资产完整的权能,增加农村金融主体贷款的保障性要求等是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周妮笛(2010)[6]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与截面数据,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法律环境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这一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安强身(2009)[7]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柳成、张翠宁(2010)[8]运用系统论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和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对金融生态环境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杨福明(2008)[9]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存在问题、对策、评价体系以及非正规金融等其他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具有很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本文则力图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乡关系经历了四种形态: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实现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必经过程和环节。从本质看,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发展,即城带乡、乡促城,并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即:城乡二元制度的消除与农村平等发展权利的获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效互动;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而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虽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经济始终是金融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引起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对金融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状况也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10]。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歧视,如城乡在教育、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发展政策和环境。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不平等的发展制度、环境和政策,以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乡一体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新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将获得更好的制度平台和市场空间,在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性和发展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吸引大量的金融资金流转在农村领域,这无疑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也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现实地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态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不良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然而,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没有根本改善”与不理想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便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现状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体制环境、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环境。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既要有静态视角,也要有动态视角,即既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平衡,也要考虑金融生态的动态发展平衡。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抑制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空间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供给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成为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关键。

    1.政府主导式的农村金融改革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与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也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以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为目标,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线。随着农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因政策性功能所限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邮政储蓄银行又因规模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支撑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唯一的“常驻”金融机构。但农信社一方面受其自身资金不足的限制不能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如保险、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因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成了垄断(特别是贷款市场上)经营,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缺乏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村金融服务与产品开发不足。传统的借贷服务仍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适应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开发起来,如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信托、租赁、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业务。这种状况既制约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的多样化要求。而比较活跃的民间信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渠道,处于灰色状态,不能合理合法地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可以说,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偏离了制度目标,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2.行政命令式金融监管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监管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这种比较传统、较为粗糙的监管方式通常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直接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监管,而且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确定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就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的管理来说也不科学:过高的准入门槛,既加剧了金融供给不足,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地下运行,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的强化和创新推动效应;退出机制的缺失与政府救助措施催化了金融机构的冒险性投资,增加了道德风险,使农村金融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11]。

    3.金融产权模糊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内在基础

    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产权关系明晰是构建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成本相符的科学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在明晰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产权模糊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有的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是按照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设置的,导致了产权虚置;有的农村信用社虽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但有的产权实际上仍然是模糊的:它们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内部人控制,股东作用弱化,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权责利的失衡,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了内在基础。

    (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4

对于城市妇女而言，我国农村妇女体育发展严重滞后，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是空白，没有农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称不上全民体育健身。因此，我们在加强宣传引导以城市、小康乡镇为重点的“一二一启动工程”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农村妇女体育的研究。在此，笔者以全国各大期刊上的文献为依据，对农村妇女体育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以期为各级体育部门加强对农村妇女体育工作的管理，、进行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为发展农村妇女体育、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进行有益的探索给与一定的帮助。

我国农村妇女体育发展现状的研究

我国农村妇女素以勤劳、纯朴、拼搏而著称，她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同男子一道创造出繁荣的经济社会。由于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妇女一直处在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今天虽然农村妇女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群众体育参与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一直存在。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对于农村妇女体育现状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共有文章五篇。

朱家新在《福建沿海农村妇女体育参与现状研究》一文中以经济发达的福建沿海地区农村妇女为调查对象，对农村妇女的身体健康状况、余暇生活内容、体育认知（包括体育价值观的认知、参与体育的目的）、体育行为（包括体育参与及体育人口、体育活动的空间选择、参与体育项目的选择、参与的形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福建沿海农村妇女的健康现状较差， 处于亚健康状态、不健康的人高达88.0%。（2）她们的余暇时间选择参加体育锻炼只有 34.2%。参与的体育项目主要以快走、慢跑、羽毛球、健身操和韵律操为主。（3）参与体育活动以个人行为为主， 有组织的活动很少。

林朝晖、黄丽春在《农村妇女体育生活探析--以福建省闽清县坂东镇为例》中通过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以坂东镇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对她们休闲活动情况；体育参与的总体状况、农村妇女体育参与的年龄特征、体育参与的文化特征、体育参与的职业特征、体育参与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方面的体育参与的结构特征；他们的体育认知现状（涉及到体育健康的认识、对体育锻炼必要性的认识、体育参与的动机）；以及体育活动的空间选择、体育参与的项目选择、体育消费、体育参与的形式等他们的体育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杨露、杨树盛《我国农村妇女体育锻炼状况及影响因素--以辽宁、内蒙调查为个案》中以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的901名农村妇女，专指以务农维持生计并且具有农村户口的成年已婚农村女性居民，不包括个体工商者和智力型劳动者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农村妇女体育价值观、农村妇女的体育参与率及组织形式、农村妇女最喜欢参加的体育运动等方面现状进行了分析。

曹阳的《西苗族农村妇女对民族传统体育再传承的价值与对策》一文对湘西苗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种类、开展形式与时机以及主要的参与人群进行了调查，马德华、熊建设采用文献资料、调查分析法，对河南省农村中年妇女体育的发展现状和体质状况进行了研究。调查中发现：（1）农村中年妇女体育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中年妇女体育人口差距更大。（2）农民的体质情况与其他行业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的体质状况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男性的体质状况优于女性。（3）农村妇女的体育意识、体育设施等相对较好，农村中年妇女体育和体质状况不容乐观。

王俊奇在《赣皖交界区域农村妇女参加民俗体育的现状》一文中运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赣皖交界区域的徽州、休宁、婺源、景德镇、上饶等县市中抽取15个农村乡镇，从15个乡镇中抽取1 500名农村妇女作为调研对象，对赣皖交界区域农村妇女参加民俗体育的现状进行了调研。发现，赣皖交界区域农村妇女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20.3%；年龄主要集中在45～55岁的妇女；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农村妇女人数集中在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农村妇女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目的比较明确， 40.6%的人是为了增进健康，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休闲娱乐、增进社会交往、减肥健美、感受节日气氛。

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结论

（1）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我国农村体育、农民体育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农村妇女体育理论的研究却相对单调，理论和实践脱节现象有待解决，具体表现在我国农村妇女体育发展的紧迫性与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性间的矛盾。

（2）目前对于我国农村妇女体育的研究仅限在福建、河南、赣皖交界区域、辽宁、内蒙等省份和地区，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研究却很鲜见。

（3）目前涉及农村妇女体育方面研究论述相对零散，普遍性差，针对性不强，尚需系统化、条理化和科学化。全局性、系统性方面的研究不多，区域性、断层式的研究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的本质和规律。

（二）未来展望

（1）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给农村妇女体育带来了一定的机会，体育科研人员应充实加强对农村妇女体育的综合性研究，逐步构建我国农村妇女体育的理论体系。

（2）深化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妇女体育的研究，使对于我国农村妇女体育得到总体全面的发展，对开展农村女性体育提供可行的方法、措施的研究，使得发展的对策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和科学化。

（3）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国家、社会、农村妇女本身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加强对农村妇女体育权益的保障，体育意识的培养，体育信息的宣传服务，体育活动的创新。

参考文献：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5

一、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经历了供销社――集市和农贸市场――超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按照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对农产品进行统购包销，是组织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它由总社、包括省、市、县级社在内的联合社和乡镇一级的基层供销社组成，所以是一个上下连接、覆盖城乡的全国性流通网络，在当时起到了连接城乡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的作用。

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同时，城市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1991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流通体系。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开始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供销社决定农产品流通、连接城乡市场的作用逐渐弱化。自此，农产品开始大量涌入农产品批发市场，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数量和规模都成上升趋势。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壮大，使得大量农产品进入以零售为主、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集市或农贸市场。随着经济的繁荣，集市和农贸市场的管理和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基础设施落后存在安全隐患，场内规章制度不健全，对保鲜、保活、卫生检疫等方面不够重视，交易秩序混乱等。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强化农产品市场管理、规范农产品流通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对自身健康及食品安全的不断重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去超市买菜。所以，农产品进超市，以及对农贸市场进行超市化改造，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以上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中，流通渠道过长，物流技术落后，信息化程度低，已经不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所以农产品电子商务应运而生。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优势在于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跨区域交易，扩大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物流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化程度。

然而农产品电子商务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农产品电子商务条件下，市场上依然存在销售品质低劣农产品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无法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农村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使农产品回归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只要电子商务贸易主体或者贸易对象涉农，就可称为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可以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准确对接，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生产者的情况，进行农产品质量追溯，同时也对生产者起到监督的作用。从供需角度看，一方面市场上对高品质的农产品需求量大，另一方面，高品质农产品供给又不足，低劣农产品充斥其中。2015年11月10日，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进行改革，提高竞争力。农产品电子商务对“供给侧”的疏忽，造成了高品质农产品需求难以满足的困境。农村电子商务使得生产者准确获取消费者需求信息，按照需求量组织安排生产，能够实现供需平衡，恰恰迎合了“供给侧改革”。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电子商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农村电子商务的研究也较为成熟。国外关于农村电子商务研究主要包括发展现状研究、商务模式的研究和物流供应链的研究等。

1.发展现状研究

英国学者Warren和Martyn（2004）通过对本国农产品电商的调查，提出本国农产品电商普及缓慢，农民对网络的使用率太低。希腊学者N.Manouselis、A.Konstantas、N.Palavitsinis、C.Costopoulou和A.B.Sideridis（2009）通过对希腊农产品电商市场的抽样调查，并对产品、市场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希腊目前的农产品电商发展趋势较好，农产品企业相继出现，但其提供专业技术和知识支持等服务太少，电商的基础设施在乡村地区还不够完善，与国际接轨仍有困难。

2.商务模式研究

美国学者Ivanic（2001）指出，农产品贸易依托互联网进行，让销售方式得到了根本改变。美国学者W.Wen（2007）以知识管理为基础，对农村电子商务模式进行创新。澳大利亚学者Molla（2011）对澳大利亚农业通过电子商务的平台进行交易的方式做了研究，并指出了澳大利亚农村电子商务存在信息处理系统不完善的问题。伊朗学者A.Ali（2011）分析了伊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并以此创新了伊朗农村电子商务新模式。

3.物流配送和供应链研究

英国学者H.Renting（2003）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助于通过对农产品供应链的追溯来进行农产品质量追溯。美国学者Wooseung Jang等（2009）通过构建农村中小企业物流模型，证明了中小企业发展合作社有助于加强农产品供应链的管理。Ruiz Garcia等（2010）运用信息管理系统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搜和跟踪，将更有助于了解农产品的物流情况。瑞典学者Techane（2011）在农产品电子商务条件下，对食品供应链的网络集成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从国外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准确把握本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商务模式创新，目前更多地是进行物流配送和供应链的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农村电子商务的研究整体来说稍有滞后，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商务模式、案例研究、现状与对策、平台建设、物流配送等五个方面。

1.商务模式研究

杨静等（2008）将农村电子商务分为P2C2B、B2B和P2G2B（P 为个体农户，C是农业协会或合作社，B为涉农企业或大型超市，G是政府）三种模式。侯晴霏（2011）认为农村电子商务的三大要素是商务模式、物流模式和运营平台，并提出区域对区域、区域对商家和商家对区域三种以区域为核心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叶秀敏（2011）按照交易主体分类，认为当前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可以分为A2A模式（人与人）、A2C模式（人与消费者）和 C2C模式（个人卖家与个人买家）三种。韩剑鸣（2013）提出P2G2B（农户―政府―农产品需求部门）和B2B&C（农业生产企业―农产品需求企业+个人需求者）两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郭承龙（2015）提出由核心单元（运营单元、美工单元、客服单元、推广单元和配货单元）、紧密单元（生产单元、仓储单元和采购单元）、辅助单元（电商协会、融资单元、培训单元）等组成的农村电子商务共生系统结构，并根据这种共生结构将农村电商模式划分为寄生模式、非对称模式、偏利模式、对称模式和一体化模式等。

我国对于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研究的局限在于一是没有形统一的标准化的模式分类，二是提出创新模式之后很少进行可行性分析。

2.案例研究

有学者以某一地区为例创新了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吴晓萍（2010）对安徽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安徽电子商务发展的创新模式，一是组建电子商务信息平台，把农民、企业、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绿色产业链模式，二是农业龙头企业自建特色网站模式。赵蕾等（2012）以石家庄市为例，介绍了石家庄市实施农超对接的情况，认为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农超对接是石家庄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一种新型模式。

还有人总结了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2010年，中国社科院信息中心与阿里研究中心通过对江苏睢宁沙集镇的调研，首次提出“沙集模式”。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2010）指出，“沙集模式”指的是个体农户自发地使用电商交易平台进行家具的交易，获取收益后吸引其他农户复制该行为，带动家具制造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由此促进了整个农村的全面发展。马凤兴等（2013）总结出在北山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带领下，农户网商成为北山狼户外用品的分销商，注重打造“北山狼”自有品牌的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北山模式”。郑春峰（2015）进一步对浙江义乌“青岩刘模式”进行总结，得出“青岩刘模式”是网商形成区域联盟，以提高对上游批发商的议价能力，保证产品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吸引相关配套产业加入市场经营。

上面三种典型的农村电商模式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农民最先自发组织起来的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不同之处在于“沙集模式”和“青岩刘模式”品牌意识差，商户分散经营，而“北山模式”则相反，因而更具竞争力。

3.现状与对策研究

于小燕（2009）从我国农民上网用户比例很低且尚缺乏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农副产品物流滞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并提出大力培养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加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发展特色品牌农业等对策。张健（2009）分析了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现状，指出要想加快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需要大力培养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等。陈亚洲等（2011）认为农民电子商务意识不够，基础设施薄弱，且多数农村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效率低，由此提出了以市场需求为驱动力，农户、政府、企业三者之间共同协调配合的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建议。徐芳（2012）从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所处的信息环境、农业自身存在的缺陷和政策、法律等软环境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现状，认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农民的积极参与，需要市场和技术的大力支持，需要法律法规的约束。

可以看出，为了突破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困境，培养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国内文献大多只是分析现状，查找原因，然后提出相应对策，并没有对对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

4.平台建设研究

孟晓明（2009）指出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分为四种，分别是企业自有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协同电子商务平台和国际化电子商务平台。李红等（2011）提出基于供销社创新农产品供应主体，建设现代农产品流通信息体系，构建农产品、食用品标准体系和农产品电子商务流通渠道等。张胜军等（2011）分析了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农产品商务信息服务平台、交易平台和人才培养平台在内的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建议。弭凤峰（2014）分析了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基础原理，结合吉林省农村电子商务信息平台的实践经验，提出建设以“小超市、大连锁”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电子商务信息平台。

5.物流配送研究

一些学者对农村电子商务的物流配送模型进行了研究。文龙光等（2011）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开展区域B2C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区域客运班车系统的配送解决方案。刘维（2013）在探讨了农村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的几个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型物流配送模型。吴勇杰（2013）在对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分析的前提下提出以邮政为基础在城镇建立物流配送中心的物流配送新模型，并指出该模型的不足之处。

另外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农村电子商务的物流配送进行探索。苏珊珊（2014）对辽宁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发展进行了SWOT 分析，其中优势是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政策支持提供了便利条件；劣势是农村物流企业规模小，物流信息水平化低，服务功能单一；机会是物流需求量增大；威胁是政策不够完善。刘利猛等（2015）认为农村电子商务与物流的良性互动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与物流的协同发展，提出了重点建设县级以下物流配送体系等建议。

综观国内文献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的研究，可以发现缺少对物流配送模型和物流配送效率等的实证研究。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经历了供销社――集市和农贸市场――超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从国内农村电子商务的文献可以看出，尚无学者研究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也没有从发展历程这一新的角度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其他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国内学者对农村电子商务定性研究的多，定量分析的少，不论是从商务模式、案例研究、现状与对策、平台建设还是物流配送方面，很少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目前尚缺乏农村电子商务条件下经济效益的评价、农村信息化测评体系、物流配送效率等的研究。

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电子商务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应用的研究，比如说物流问题，没有关注电子商务在引导农产品生产方面的作用。此外，农产品电子商务只是农村电子商务的一部分，农村电子商务的交易对象是农村商品，例如“沙集模式”中的家具、“北山模式”中的户外运动用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惠及“三农”的不只是农产品，还有其他农村商品。而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聚焦在农产品电子商务，忽视了除农产品外其他农村商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单位：1.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2.北京工商大学文科实践中心）

参考文献：

[1] 杨静，刘培刚，王志成.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电子商务模式创新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8，（8）：117-121.

[2] 侯晴霏，侯济恭.以区域为核心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J].农业网络信息，2011，（5）：5-8.

[3] 叶秀敏.三种模式惠“草根”――当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探析[J].信息化建设，2011，（11）：7-9.

[4] 韩剑鸣.农村电子商务供应链发展模式及定价探讨[J].商业时代，2013，（17）：43-45.

[5] 郭承龙.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探析――基于淘宝村的调研[J].经济体制改革，2015，（5）：110-115.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6

2现状及其分析

2.1廊坊农村农民对有关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

通过廊坊农村农民对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认识程度的调查表明，广大农民对体育法规认识水平及了解程度普遍偏低，仅有3.1％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很了解；有28.7%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略知情，而有68.2％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毫无所知。以上问题说明，廊坊农村农民对体育法律法规了解缺乏，农村体育管理法制化程度不高，宣传体育法规政策方面力度不够，加强对体育政策法规具体内容的贯彻落实及宣传教育应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部分。

2.2廊坊农村农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

通过调查，廊坊农村农民认为增进健康的主要方式依次是：增加营养，保证睡眠，改掉不良习惯和体育锻炼。

2.3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情况

2.3.1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项目状况

项目秧歌武术气功交谊舞羽毛球篮球混合项目数量201697666百分比28.5％22.9％12.8％10％8.6％8.6％8.6％从表1中可以看出，廊坊农村的体育锻炼点内容选择比较单一，其中民族传统项目占的比重较大，主要是由于传统项目对场地器材的要求比较简单，容易开展。而羽毛球、篮球项目主要的人群是青壮年。廊坊农村的体育锻炼点中气功练习点较多，因为廊坊是我国推广保健气功的试点，所以气功活动点不仅发展规范，而且发展的速度也较快。

2.3.2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场所现状

活动的场所村委会的活动场地村头巷尾麦场空地树林河边其他数量25181764百分比35.7%25.7%24.3%8.6%5.7%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增大，对体育需求不断的增长，以农村现有的条件看，正规场地设施很少，农村人的体育活动场主要是有村委会提供的平坦的空地。并有很多农村把活动场所扩展到了村头巷尾、麦场空地等地方。这与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体育资金匮乏、场地设施稀少造成的。3.3.3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锻炼时间状况

通过调查廊坊农村有70％的体育锻炼点在晚上活动；有58.6％的体育活动点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有75.7%的锻炼点受季节的影响。这非常符合农村的生活习惯。一般在早晨农民都会去田间劳作，而且在春播秋收的季节由于农活劳累，多数锻炼点由于没有人员参与而暂时停止。

2.3.4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经费情况

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村委会支持，占48.3％，有86.7％的锻炼点经费缺乏。由此可以看出，廊坊农村体育管理部门对体育锻炼点的资金投入与扶持少，大部分还处于一种由村委会自由组织与发展的状态。经济条件是影响廊坊农村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

3.4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社会指导员现状

在调查中发现，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几乎没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在70个体育锻炼点中，共有通过正式培训和考试的社会体育指导员7人，且均为3级。

这与廊坊市城市社区体育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总体水平差距很大，说明廊坊市的体育管理部门没在技术上对农村体育的扶持，必将会影响到廊坊农村体育科学、快速的发展。

3建议

3.1政府部门应发挥其政策导向的作用，尽快完善农村体育组织建设，落实健全农村体育法规、制度建设与宣传，全面提高农村体育组织的组织化、社会化。

32适当增加农村群众体育事业经费，积极引导和加强农村体育消费意识培养；逐步引进体育产业化运作方式，摸索建立体育创收自给的渠道。

3.3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注重业务培训，建立常设培训系统，培养合格的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提高农村体育活动质量。并进一步加强与周边不同单位的合作，以实现资源的共享。

参考文献：

［1］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凯珍,任海,王渡等.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体育科学,1997,17(5):6—10.

［3］胡国雄，王牡娣.我国农村体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2

［4］冯健.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的分析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7

国内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研究，代表作有以下成果:李少元的《农村教育论》、谈松华的《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马戎和龙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和《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袁桂林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指标研究》、翁乃群主编的《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等等。可以说国内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

1.关于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现状研究的进展农村教育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当前农村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任平指出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村教育正徘徊在“有为”与“难为”之间;［2］邓琴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教育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3］李芳云的研究从经费投入、基础设施配置、农村师资配置方面剖析了农村教育存在的不公平现状。［4］

有的学者从功能论的角度对农村教育的现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功能的弱化反映出农村教育现状的不容乐观。如曹晶的研究结果说明当前农村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越来越弱化;［5］谢俊红分析了当前农村教育现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村落后的教育现状制约着农村经济增长。［6］有部分学者对农村地区特定研究对象的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如董强等人对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进行了研究;［7］马洪江等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中存在的师生比偏高、软硬件建设滞后、三低一高现象进行了研究;［8］刘新科专门对中国西部农村教育的现状开展了相关研究。［9］

有的学者在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时将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结合，如刘小锋等人运用公共物品理论，以福建省40个行政村为例，通过入户调查资料及数据对农村教育的供给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村教育供给陷入短缺困境的结论。［10］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农村教育的要求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秦玉友等人指出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村教育的主要矛盾从扩大教育规模实现教育普及转向关注教育质量和有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竞争力。［11］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逐渐成为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此外，当前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农村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如邬志辉等人指出，农村教育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处于关键性、战略性的地位，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来评价、监测和指导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是非常必要的。［12］

2.关于当前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进展

当前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学界最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很多学者对当前农村教育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如王文龙等人指出城乡教育差距的长期存在导致农村内部教育的分化，这带来了一系列恶果;［13］孙艳霞等人指出处于困境中的农村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是存在限度的。［14］

此外，也有学者如万运京从各个方面具体罗列了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15］有部分学者对特定的区域、对象的农村教育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如毛书林指出发展西部教育，特别是西部农村教育任重道远，仍存在历史、观念、体制和教师短缺等问题;［16］张西爱等人对海南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农村教育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17］对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有学者从教育政策、教育财政、教育管理体制、教育信息化等一些具体的问题着手进行了研究。如胡伶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18］张乐天指出，综观农村教育发展支持政策的实施，在看到它的积极影响和良好成效的同时，也须认识到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19］刘惠林探讨了我国农村教育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20］杨锦兴通过对广西贵港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新体制的调查，从教育行政的角度对“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1］解月光等人对农村教育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2］

还有的学者如安晓敏、［23］李军对教育贫困、［24］教育消费等一些特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在研究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时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秦玉友对美国、印度、日本农村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5］武锐等人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对比中日农村教育投资效率现状，梳理出了我国农村教育投资效率的主要问题，他们指出我国的农村教育投资效率总体来说仍处于较低水平。［26］

3.关于当前农村教育发展对策研究的综述

如何有效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学者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较为丰富的。有的学者对现有的对策建议进行了反思，如杨挺等人指出当前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政策和建议大部分是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设计的，所以政策和建议的可操作性效果并不好。［27］很多学者对如何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这其中既有偏向理论性的建议，也有偏向实践性的建议。如胡俊生等人提出，为了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应该顺应城市化潮流和民众意愿，实施农村中学由乡向城的转移;［28］陈旭峰指出农村教育应该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之下适时地开展分流教育;［29］杨志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探讨了我国农村教育的体系创新;［30］梅健等人指出政府在农村教育上的最大责任也是最大作为就是在全社会中进行一种价值引导。［31］有部分学者如毛书林、吴淑娴等人分别对中国西部、中部等相对落后地区如何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32］［33］

在如何有效解决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上，很多学者借鉴了中国近代一些教育学家的的思想。如叶凤刚通过研究黄炎培的乡村教育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34］刘小红等人指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35］刘河燕对当代教育家晏阳初提出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乡村教育模式进行了研究。［36］

此外，在研究解决当前农村教育问题的对策时，还有很多学者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如冯广兰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兴办农村教育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对策;［37］赵丹等人通过对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关于教育资源共享模式的探索，分析了这些经验对我国中西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的启示意义;［38］刘贤伟通过研究马来西亚农村教育资助项目，探讨了其给中国农村教育政策带来的启示;［39］解月光等人通过研究俄罗斯农村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意义。［40］

二、对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评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笔者发现以下几点:第一，学界关于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留农论”和“离农论”，但主张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留农”的研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主张“离农”的研究，在学界“留农论”占据着上风，这当然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存在很大的联系。第二，解读国家已有的关于教育的政策，可以看出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也是定位在“留农”上，农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要培养热爱农业，从小立志为家乡农业生产服务的学生，就是要培养为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才。可见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强的“留农”倾向。第三，已有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开放的角度研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系。第四，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对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症结或原因作了分析与论证，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第五，在已有的研究当中，研究方法重理论研究，少实证分析，大多数文章是解释性，实证性文章比例较低，这也是农村教育研究不能走向深入的原因之一。第六，已有的研究多数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在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但没有很好地结合宏观与微观的视角，降低了研究的说服力。第七，已有的对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没有很好地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这两种方法的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说明与解释农村教育问题。

三、对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展望

1.今后研究的重点

对于一项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农村教育发展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更加深入了解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只有在了解农村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不同区域的农村教育因地制宜地提出对策，从而有效解决农村教育中面临的问题，推动农村教育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第二，农村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积聚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是一种投入，而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是一种产出，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可以验证这种投入是否合理有效，从而可以为农村教育的改革提供方向。第三，比较不同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通过横向研究达到纵向研究的效果，总结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的经验，为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梯度推进”的原则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第四，国外农村教育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通过文献资料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国外农村教育的政策、投资体制、管理体制、教育结构、资源配置等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当前农村的教育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2.今后研究的难点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8

关键字：公路 交通运输 管理 国民经济

一、我国农村公路发展现状及国民经济研究

农村公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近几年农村公路建设成果显著：截止2010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50.66万公里，比2009年末增长13.75万公里，通公路乡镇比例达到99.97%，基本实现农村公路全面通达。目前农村公路已经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户户连”的发展规模，农村经济也随之发展迅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平均增长率高达10.73%。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村公路通过长期发展，已经具备为国民经济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能力，发展农村公路对提升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内容研究

（一）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的内容

农村公路服务是服务理论应用于农村公路运输领域的特殊概念。根据服务的定义和农村公路运输的特点确定农村公路服务：在人、车、物空间位移过程中，农村公路部门通过农村公路系统提供条件、环境和活动以满足用户行车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农村公路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农村公路服务的主体

农村公路服务的主体是生产、提供及管理农村公路的单位和企业的统称。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公路管理体制下，农村公路部门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各级政府的交通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如交通部（厅、局），公共性较强的农村公路主要由这类公路部门提供。另一种为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公路建设，政府实行特许经营政策，允许农户及当地政府集资修路，方便自身出行。

2、农村公路服务的客体

农村公路服务的客体（又称为用户）是接受农村公路服务的消费者的统称。农村公路用户指通过农村公路系统实现运输服务的组织的统称，包括车辆、驾驶员、乘客、货物，其中车辆和驾驶员是农村公路服务的直接消费者，乘客和货物是农村公路服务的间接消费者。

3、农村公路服务内容

农村公路服务的内容包括车辆行驶服务和附属服务。车辆行驶服务是指农村公路系统提供车辆行驶的空间和承载力，满足车辆顺畅行驶，实现车辆、人员和货物空间位移的活动。

4、农村公路服务的构成

从农村公路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看，农村公路服务由服务条件、服务环境和服务活动三个要素构成。农村公路服务条件指满足农村用户行车需求的农村公路系统的主体设施以及隐含要素构成的行车条件，比如农村公路的线形要素、视距状况、路面状况、桥涵状况等都属于农村公路服务条件。

（二）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物流、客运等运输业的发展，由于农村公路养护不力及相关配套服务低下等因素，造成了农村公路交通状况远不能适应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质量较差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目前，我国农村公路在综合管理服务方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养护管理资金匮乏，没有足够的养护资金

公路建设完成以后，养护是关键，但目前养护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县乡村三级公路养护的关键问题。虽然国家对县乡公路养护每年给予一定的养路费切块补助，但县区交通部门基本将其用于县道的养护，而且地方配套资金太少。另外，地方政府重建轻养现象也比较突出，以致于乡道、村道公路养护资金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大部分村道因此处于失养、失管状态。

2、科技主导作用不足，养护无标准，养护水平不高

养护工程技术力量薄弱，质量不高，从事农村公路养护的工人对公路知识了解不多，不懂技术规范和养护技术需求，一般的农村公路养护还仅仅停留在路面保洁的程度，由于人才、设备的制约，往往是“小害等成大病”，由于养护质量不到位，既浪费了现有的资源，又妨碍了公路功能的正常发挥。

3、路政管理薄弱，路产路权得不到应有保障

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配备不够，路政巡查的范围小、时效性差，无法及时发现路政案件，更谈不上处罚和纠正；另一方面执法难度大，各种侵占、损坏路面的行为难以制止。再加上治超以后，大量的超限超载车辆绕行农村公路，加剧了农村公路损坏的程度。

4、农村道路的服务管理水平较低

通过对某省农村公路的实地考察，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但是在农村公路服务管理水平上仍存在一些不足，缺乏相应的服务设施，如路标、安全标志，给外地来客带来很大的不便；急弯、危险路段缺少相应的警告标志，以致交通事故频发。同时乡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爱路护路意识淡薄，常在路上堆放杂物，一些靠路而居的百姓，建筑房屋时经常以路为场堆放沙、石、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把公路当成施工工地或者为图方面在公路上晒东西，既阻碍了交通，又极易酿成事故。

5、政府为政绩最大化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地方政府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呈现出一种较高的热情，即使是在这些公共物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在积极供给。 另外，政府介入也可能引起寻租的问题。通过寻租，少数人可以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可观的私人利益，从而使得该基础设施的建设不符合公共利益。

三、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发展合理化建议

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的发展直接关系着农村公路交通运输的良好发展，而农村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则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在发展交通运输时，应结合本文所研究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政策和建设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大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投入，为农村经济提供坚实的公路交通运输基础。

参考文献：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9

一、我国农村公路发展现状及国民经济研究

农村公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近几年农村公路建设成果显著：截止2010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50.66万公里，比2009年末增长13.75万公里，通公路乡镇比例达到99.97%，基本实现农村公路全面通达。目前农村公路已经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户户连”的发展规模，农村经济也随之发展迅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平均增长率高达10.73%。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村公路通过长期发展，已经具备为国民经济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能力，发展农村公路对提升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内容研究

（一）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的内容

农村公路服务是服务理论应用于农村公路运输领域的特殊概念。根据服务的定义和农村公路运输的特点确定农村公路服务：在人、车、物空间位移过程中，农村公路部门通过农村公路系统提供条件、环境和活动以满足用户行车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农村公路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农村公路服务的主体

农村公路服务的主体是生产、提供及管理农村公路的单位和企业的统称。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公路管理体制下，农村公路部门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各级政府的交通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如交通部（厅、局），公共性较强的农村公路主要由这类公路部门提供。另一种为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公路建设，政府实行特许经营政策，允许农户及当地政府集资修路，方便自身出行。

2、农村公路服务的客体

农村公路服务的客体（又称为用户）是接受农村公路服务的消费者的统称。农村公路用户指通过农村公路系统实现运输服务的组织的统称，包括车辆、驾驶员、乘客、货物，其中车辆和驾驶员是农村公路服务的直接消费者，乘客和货物是农村公路服务的间接消费者。

3、农村公路服务内容

农村公路服务的内容包括车辆行驶服务和附属服务。车辆行驶服务是指农村公路系统提供车辆行驶的空间和承载力，满足车辆顺畅行驶，实现车辆、人员和货物空间位移的活动。

4、农村公路服务的构成

从农村公路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看，农村公路服务由服务条件、服务环境和服务活动三个要素构成。农村公路服务条件指满足农村用户行车需求的农村公路系统的主体设施以及隐含要素构成的行车条件，比如农村公路的线形要素、视距状况、路面状况、桥涵状况等都属于农村公路服务条件。

（二）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物流、客运等运输业的发展，由于农村公路养护不力及相关配套服务低下等因素，造成了农村公路交通状况远不能适应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质量较差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目前，我国农村公路在综合管理服务方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养护管理资金匮乏，没有足够的养护资金

公路建设完成以后，养护是关键，但目前养护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县乡村三级公路养护的关键问题。虽然国家对县乡公路养护每年给予一定的养路费切块补助，但县区交通部门基本将其用于县道的养护，而且地方配套资金太少。另外，地方政府重建轻养现象也比较突出，以致于乡道、村道公路养护资金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大部分村道因此处于失养、失管状态。

2、科技主导作用不足，养护无标准，养护水平不高

养护工程技术力量薄弱，质量不高，从事农村公路养护的工人对公路知识了解不多，不懂技术规范和养护技术需求，一般的农村公路养护还仅仅停留在路面保洁的程度，由于人才、设备的制约，往往是“小害等成大病”，由于养护质量不到位，既浪费了现有的资源，又妨碍了公路功能的正常发挥。

3、路政管理薄弱，路产路权得不到应有保障

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配备不够，路政巡查的范围小、时效性差，无法及时发现路政案件，更谈不上处罚和纠正；另一方面执法难度大，各种侵占、损坏路面的行为难以制止。再加上治超以后，大量的超限超载车辆绕行农村公路，加剧了农村公路损坏的程度。

4、农村道路的服务管理水平较低

通过对某省农村公路的实地考察，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但是在农村公路服务管理水平上仍存在一些不足，缺乏相应的服务设施，如路标、安全标志，给外地来客带来很大的不便；急弯、危险路段缺少相应的警告标志，以致交通事故频发。同时乡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爱路护路意识淡薄，常在路上堆放杂物，一些靠路而居的百姓，建筑房屋时经常以路为场堆放沙、石、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把公路当成施工工地或者为图方面在公路上晒东西，既阻碍了交通，又极易酿成事故。

5、政府为政绩最大化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地方政府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府社会福利的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呈现出一种较高的热情，即使是在这些公共物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在积极供给。 另外，政府介入也可能引起寻租的问题。通过寻租，少数人可以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可观的私人利益，从而使得该基础设施的建设不符合公共利益。

三、我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发展合理化建议

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的发展直接关系着农村公路交通运输的良好发展，而农村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则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在发展交通运输时，应结合本文所研究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政策和建设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大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投入，为农村经济提供坚实的公路交通运输基础。

参考文献：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10

世界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对人才的需要，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受教育权利的规定。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保护农民受教育的权利已成为时代主题。而我国目前由于政策不完善以及条件限制的原因，导致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开展状况并不理想。为了改善当前的不利局面，本文我们将就农村成人教育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分析当前的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建议，同时对我国未来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做出展望。这对于推动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及建设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有关农村成人教育的研究

1.1 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约8亿，农村成人教育作为振兴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显得愈发重要，但是就农村成人教育开展的现状来看，依然不尽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1 教育投资力度不够。农村成人教育支出远远小于义务教育，农村教育人均支出小于城镇、贫困地区教育人均支出小于富裕地区的现象依然突出。而且，我国农村应受教育的人口基数大，经济状况不一，不少地方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办学条件，财政投入明显不够。资金问题仍然是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1.2 师资队伍相对薄弱。教育者是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因素，教育者的素质对教学质量的高低有直接影响。由于农村成人学校的教师工作条件艰苦，造成教师大量流动。农村成人学校教师向当地中小学校流动，而流出的往往都是骨干教师。优秀教师的流失、非职业化教师的增加，导致农村成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农村成人学校的教育质量。

1.1.3 教育对象素质较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国务院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由于受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约束和禁锢以及封闭式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普遍缺乏依据市场变化调整和组织生产的能力。加之缺少适时的农业技术培训，绝大多数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不高，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不强，无法满足农业产业化要求。

1.2 农村成人教育模式的探讨

然而，现在多数的成人学校的教学内容与现实脱节。譬如，部分学校的教学内容仍停留在小麦何时浇水、何时施肥、葡萄何时扦插、如何嫁接等低级技术，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技术不用学，而是成人学校应当与时俱进，拓宽教学内容，让现代农民们学到更多科学有用的知识。

1.3 对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成人教关系的论述

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对农村成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创造了发展机遇。农村成人教育应该建立在适应并服务于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之上，并根据这一教育开展基础，更加切合实际地规划农村成人教育的开展路径。这为农村成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未来农村成教的发展趋势。

1.4 对农村成人教育发展趋势的研究

农村成人教育应该以农民全面发展及农村教育主动适应并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标。与农村教育培养目标转变相一致，其教学内容也应该贴近农村实际生活。具体来说，对于青年农民，重点进行实用技术、社会公德、法律法规、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致富能力，加强现代化农业生产能力与技术的教育，以培养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现代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农民要加强岗位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安全生产知识，营造农村人力资本培育的良好环境，提高他们的竞争就业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以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第二三产业及现代化小城镇中从事非农产业的迫切需要，为实现农村“城镇化”以及农业产业化的非农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研究趋势与展望

2.1 解决成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成人教育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要着力解决。一是改善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是教师队伍中最弱的，且优秀教师流失率很高。发展农村教育必须采取妥善措施留住人才并积极引进人才，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二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解决农村建设人才缺乏的困局。三是调整农村教育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

2.2 创新农村成人教育模式

依据国际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本转化的经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走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走出农村，到城市第二三产业及其他管理部门就业；二是到现有农村空间内发展起来的新兴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三是留在已被改造了的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农业生产领域就业，即现代农民。农村劳动力走向的趋势，事实上已经给农村成人教育的教学内容提出了一个课题，提供了一个方向。农村成人教育应该在传统的模式上进行创新，使教育能够真正地顺应当前农村的发展需求。

2.3 满足新农村建设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需求

现阶段，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加速了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人才结构提出了全新要求，这就要求农村成人教育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以适应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既要注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专业技能，又要注重人才的多样化。

2.4 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农村成人教育和谐发展环境

长期以来，农村发展受到政策和自然环境的制约，进而影响其进一步发展。只有先形成良好的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才能为农村成人教育的更好发展打下基础。要提供便利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及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给农民创造更多的生产机会，进而更好地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学以致用，学有所用，由此逐步提高农村自身的经济和社会能力。只有农村自身经济健康发展了，才留得住人才和资金等资源，才会让人们对发展农村和农村成人教育充满信心，让现代农民就地生根，落地开花。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成人教育走向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1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基础，农民是关键。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健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农村体育的整体状态和趋势不容乐观，农村体育是群众体育工作的难点和盲区。

2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廊坊农村70个体育锻炼点的情况进行实际调查与分析。共发放居民问卷700份，体育锻炼点问卷70份，其中居民有效问卷682份，有效率为97.4％，体育锻炼点有效问卷为70份，有效率为100％。

3现状及其分析

3.1廊坊农村农民对有关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

通过廊坊农村农民对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认识程度的调查表明，广大农民对体育法规认识水平及了解程度普遍偏低，仅有3.1％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很了解；有28.7%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略知情，而有68.2％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毫无所知。以上问题说明，廊坊农村农民对体育法律法规了解缺乏，农村体育管理法制化程度不高，宣传体育法规政策方面力度不够，加强对体育政策法规具体内容的贯彻落实及宣传教育应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部分。

3.2廊坊农村农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

通过调查，廊坊农村农民认为增进健康的主要方式依次是：增加营养，保证睡眠，改掉不良习惯和体育锻炼。

3.3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情况

3.3.1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项目状况

项目秧歌武术气功交谊舞羽毛球篮球混合项目数量201697666百分比28.5％22.9％12.8％10％8.6％8.6％8.6％从表1中可以看出，廊坊农村的体育锻炼点内容选择比较单一，其中民族传统项目占的比重较大，主要是由于传统项目对场地器材的要求比较简单，容易开展。而羽毛球、篮球项目主要的人群是青壮年。廊坊农村的体育锻炼点中气功练习点较多，因为廊坊是我国推广保健气功的试点，所以气功活动点不仅发展规范，而且发展的速度也较快。

3.3.2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场所现状

活动的场所村委会的活动场地村头巷尾麦场空地树林河边其他数量25181764百分比35.7%25.7%24.3%8.6%5.7%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增大，对体育需求不断的增长，以农村现有的条件看，正规场地设施很少，农村人的体育活动场主要是有村委会提供的平坦的空地。并有很多农村把活动场所扩展到了村头巷尾、麦场空地等地方。这与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体育资金匮乏、场地设施稀少造成的。

3.3.3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锻炼时间状况

通过调查廊坊农村有70％的体育锻炼点在晚上活动；有58.6％的体育活动点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有75.7%的锻炼点受季节的影响。这非常符合农村的生活习惯。一般在早晨农民都会去田间劳作，而且在春播秋收的季节由于农活劳累，多数锻炼点由于没有人员参与而暂时停止。

3.3.4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经费情况

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村委会支持，占48.3％，有86.7％的锻炼点经费缺乏。由此可以看出，廊坊农村体育管理部门对体育锻炼点的资金投入与扶持少，大部分还处于一种由村委会自由组织与发展的状态。经济条件是影响廊坊农村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

3.4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社会指导员现状

在调查中发现，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几乎没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在70个体育锻炼点中，共有通过正式培训和考试的社会体育指导员7人，且均为3级。

这与廊坊市城市社区体育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总体水平差距很大，说明廊坊市的体育管理部门没在技术上对农村体育的扶持，必将会影响到廊坊农村体育科学、快速的发展。

4建议

4.1政府部门应发挥其政策导向的作用，尽快完善农村体育组织建设，落实健全农村体育法规、制度建设与宣传，全面提高农村体育组织的组织化、社会化。

4.2适当增加农村群众体育事业经费，积极引导和加强农村体育消费意识培养；逐步引进体育产业化运作方式，摸索建立体育创收自给的渠道。

4.3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注重业务培训，建立常设培训系统，培养合格的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提高农村体育活动质量。并进一步加强与周边不同单位的合作，以实现资源的共享。

参考文献：

［1］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凯珍,任海,王渡等.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体育科学,1997,17(5):6—10.

［3］胡国雄，王牡娣.我国农村体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2

［4］冯健.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的分析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

国内农村发展现状篇12

既有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唐平，1995；赵人伟等，1997；Rozelle，1996：ChenandFleisher，1996；李实等，1998；陈宗胜等，1999；万广华，1998）。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于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李实等，1998）。可是，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变化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构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李实、赵人伟，1999）。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度扩大的结果，那无疑是制度变迁和经济政策在执行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或现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着缺陷。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和地区差异，以及农村非农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作用进行认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现状和特征如何，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国各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现状、特征和变动趋势是什么，等等。

二、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如果国家间收入差别是由各国资源的初始禀赋不同所造成的，那么，随着各国经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这些差别会逐渐消失。换言之，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同，落后地区最终将赶上发达地区（Barro，1998）。但是，也有学者对超过100个包括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绝对趋同现象（Ben-David，1998）。林毅夫等（1998）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类地区之间。蔡昉等（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在改革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趋同现象，却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趋同“俱乐部”。同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有条件趋同。

以库兹涅茨假说为核心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两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经过短暂的稳定，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尽管有大量的学者利用截面资料或历史资料对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但是，这些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另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和批评（卢嘉瑞、陈永国，2001；彭玉生，1998）。王检贵（2000）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计量方法上看，“倒U假说”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捍卫“倒U假说”的文献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

在中国，关于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倒U假说”在中国成立与否和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的。陈宗胜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和赵人伟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利用不同的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不同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和不同的数据来源，对全国总体上及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别得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总体上及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扩大的结论（赵人伟等，1994；陈宗胜，1999；赵人伟等1999：陈宗胜等，2002）。

如果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指标和计算方法来区分，泰尔指数方法，高鸿桢（1995）、魏后凯（1996）、李实等（1998）、张平（1998）、蔡昉等（2001）分析了全国不同区域或者不同人群组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动状况。根据基尼系数分解法，向书坚（1998）、陈宗胜（1999）、陈宗胜等（2002）分析了中国全体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和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得出了两种不同的基尼系数，可是，对研究方法和使用数据来源的认识上的差异，引发了两方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学术争论（陈宗胜，2000；李实，2000；陈宗胜2002；李实，2002）。

尽管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居民收入区域间差异做过许多研究，但是，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区域间差距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少之又少。只有张平（1998）、万广华（1998）、彭玉生（1998）、蔡昉等（2001）、唐平等（2001）和张晓辉（2001，2003）等通过对抽样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区域间收入分配差异和形成差异的原因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张平（1998）指出：既有的研究描述了农村区域间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分析了拉开中国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原因，认为农村非农化，特别是乡镇企业，是拉开中国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还有研究指出：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区域间不均衡。除了一类地区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达到14.5％外，其他地区的这个比重分别只有4.6％，2.8％，1.3％（唐平、来维宁，2001；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由此看来，依靠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乡镇企业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全国均衡地发展。特别是1998年以后，受国有企业改革、外资企业进入和城市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乡镇企业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这无疑是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和数据来源

为了弥补既有文献的研究缺陷和不足，同时，为了避免上述关于收入分配的学术争论中所出现的由于对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的认识不同而发生不必要的误解，本文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利用Excel软件处理数据得出基尼系数，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与既有文献通常局限于分析农村三大区域之间或者农村三大区域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有所不同，本文以省（区、市）为分析单位，详细分析全国农村各省（区、市）间及各省（区、市）内部收入分配的状况。

（一）指标说明

测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有很多，比如舒尔茨系数、基尼系数、阿特金森尺度、泰尔指标等，本文将使用基尼系数来测定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1.基尼系数的计算模型。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很多，本文采用一种比较简洁的方法，即将研究对象按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分成若干组，计算每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W；和人口比重Pi。

2.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定义。虽然基尼系数可作为测定社会收入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分配平均程度的主要指标，但是，由于基尼系数只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相同数值的基尼系数可能表示极不相同的收入分配善，而且基尼系数数值易受收入人分组的影响而导致数值大小的变化，因此，用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非尽善尽美。

在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假说”的基础上，S·罗宾逊（1976）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证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一个仅含极少假设条件并且非常简单的模型（王检贵，2000；王韧，2003）。本文重新定义了该模型中变量的经济含义，借鉴该模型分析省（区、市）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趋势。即假定一省（区、市）内部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在农村居民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W1和W2，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收入的对数均值分别为Y1和Y2，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收入的对数方差分别为A2和A22，Y表示一省（区、市）的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均值，A2表示一省（区、市）的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方差。

众所周知，一个群体内部成员收入的方差本身就表示了收入的离散程度，因而，方差经常用来测量群体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方差愈大，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愈高，反之则不然。将方差取对数后，这一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有利于统计上求和。因此，本文将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方差（A2）定义为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用于测算一省（区、市）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计算模型。中国农村经济由农业部门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部门组成，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于农业部门和非农产业部门，因此，按收入来源不同可以将农村居民分为农业居民和非农产业居民两大群体。因此，一省（区、市）的非农产业居民人口比重W1，和农业居民人口比重W2的关系为：

W1＋W2＝1（2）

如果一省（区、市）农村居民的总数为T，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数量分别为T1和T2，每个居民的实际收入为M；则有：

因此，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方差为：A2＝W1A12+W2A32+W1（Y1-Y）2＋W2（Y2-Y）2（4）将（2）和（3）代入（4）中，可以消去W2得：

A2＝aW12+bW1+c（5）其中，a＝-（Y1-Y2）2，b=（A12-A22）+（Y1-Y2）2，c＝A22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中非农产业人口的比重将不断增大，从（5）式可以得知，A2是变量W1的一个二次函数，由于a≤0，因此，该函数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二）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1996～2002年全国各省（区、市）农民收入分配的原始数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计算基尼系数使用的是农业出版社公开发表的、由农业部统计的各省（区、市）农民收入分配的原始数据，这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按收入五分法计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不同。同时，本文计算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统计的全国分县（市）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始数据。笔者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1985＝100），对全部数据进行了处理，保证了所用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尽管存在误差，但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尽可能完整地代表了全国农村各省（区、市）各年农民收入分配的真实状况。

四、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和地区差异

（一）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图1(略)是1998年和2003年全国农户收入总体分布图。从图1(略)可以判断，全国农户收入的对数分布表现为偏正态分布曲线，而非对称的正态分布，这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全国农户收入的对数分布曲线从1998年的负偏正态分布向2003年的正偏正态分布转化，其特征表现为收入分布曲线从1998年的“瘦高”状态向2003年的“矮胖”状态转换，表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户的数量在增加，半数以上农户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

（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表1(略)是以农民人均收入的不同统计分组计算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以县、乡、村为分组单位）。从表1(略)可以看到，以不同的统计分组所得到的同一年的基尼系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县分组和按村分组的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差距主要是由农民人均收入分组间距的大小不同而造成的。由于相同分组的各年之间的分组间距是相同的，因此，并不影响同一分组的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的比较。从总体上看，1996～2002年，按县、乡、村分组的农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都表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持续恶化之中，无明显改善的迹象。其中，按村分组的基尼系数最大，从1997年的0.2742上升到2002年的0.3017。结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李实等，2004）”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的研究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与张晓辉（2001）和龚红娥（2002）的研究尽管在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却是一致的。

（三）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地区差异的比较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改革深入，农村居民收入应该出现不断增长的局面。可是，1985年后，由于城市改革推进，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除个别年份有所缩小外，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宋洪远等，2003；张晓辉2003；盛来运等，2003）。农民增收难，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更难（盛来运等，2003）。1997～1999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再次放慢。这期间，受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回落，1997～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分别增长4.6％、4.3％、3.8％，3年平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不足1996年的1/2（唐平等，2001）。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的研究则指出：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不断下降，成为增加农户收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中部、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下降是造成东部与中部、西部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因素。但是，笔者认为，区域之间农业生产结构的差异和非农产业分布不均匀无疑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自然条件等要素的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不应忽视。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上涨造成生产成本上涨更是造成粮食主产区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

表2(略)是全国（除外）各省（区、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以村分组的基尼系数变化率。笔者提出用基尼系数变化率来判断不同省（区、市）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希望对不同收入区域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正确判断。从表2(略)看，以聚类分析结果划分的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特征，而同一收入组内部各省（区、市）基尼系数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在高收入区，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基尼系数变化率明显偏高，江苏、广东与其他高收入省（区、市）相比较，收入分配的变化迹象较小，而福建和天津的收入分配则出现明显的恶化倾向。在中等收入区，只有吉林和海南的基尼系数明显缩小，其中，吉林的变化率为28.21％，引人注目。湖北、安徽的基尼系数变化率在2％上下波动，尚无明显改善的迹象。而该收入区的其他省（区、市），除广西外（广西也是中国的大米主要生产省之一），全属于农业部设定的粮食主产区，其中，既有乡镇企业发展先进的山东、辽宁，也有传统粮食主要生产省黑龙江、江西、河南和湖南，还有小麦主产区内蒙古。

相对于中等收入区的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恶化的倾向，低收入区的西部传统贫困省（区）的收入分配则出现明显改善的倾向。除了山西、新疆和青海的基尼系数变化率分别为-12.35、-7.71％、-13.38％外，宁夏、陕西、云南、贵州、甘肃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都引人注目。对此，至今尚无有文献专门报告过。因此，分析这些省（区）收入分配明显改善的原因，对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开发和西部地区扶贫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贫困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改善究竟是至今为止所实施的扶贫政策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效果，还是非农产业落后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引起收入结构变化的效应，尚有待今后的调查研究。

综上所述，在农业部核定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中，除了吉林和四川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的改善外，江苏、湖北和安徽表现出不明显改善的迹象，其余省（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则有明显恶化的倾向。从总体上来看，高收入区和低收入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明显改善的倾向，而中等收入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则表现出日益恶化的倾向。

图2(略)表示了1997年和2002年中国（不含、台湾、香港、澳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基尼系数的关系。由图2(略)可以知道，目前在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没有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迹象，相反，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不断扩大。

（四）中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和地区差异的比较

农村居民收入可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由于农村分区域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无法得到，本文以分区域的农村的农业增加值和非农产业增加值作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的代替值。在不考虑人口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扣除农业增加值以外的农村GDP是由该地区农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居民创造的。根据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计算模型，可以计算出2002年全国农村总体及各省（区、市）的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本文在计算进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统计的全国分县（市）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始数据。根据计算结果分析，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和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R2为0.3865，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发展间不存在比较显著的关系。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在各省（区、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见图3(略)）。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和浙江，分别达到了1.059和1.22，最低的是安徽和江西，分别是0.232和0.286。与表2(略)中基尼系数的地区差异相比较，可以发现，各省（区、市）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地区差异显著大于各省（区、市）基尼系数的地区差异。

将全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收集原因，台湾、甘肃不包括在内）划分为与表2(略)相同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地区，从图3(略)的结果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在三类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同类地区内的各省（市、区）之间也表现出了分化的特征。在高收入组，北京、江苏、福建的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明显低于同组的天津、上海和浙江，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的差距可能是造成这些省（市、区）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组，黑龙江、吉林、河北的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明显大于同组的山东、辽宁、海南、湖北和内蒙古。在低收入组，四川、山西、青海、陕西的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明显大于同组的其他地区。可见，影响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尽管非农业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间差异，但是，同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各省（市、区）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又表现出明显分化的特征，其中的原因尚待今后的调查研究。

五、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和区域之间差距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对数分布曲线从1998年的负偏正态向2003年的正偏正态转化，表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户的数量在增加，半数以上农户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版权所有

第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在持续恶化之中。目前在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