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定义 

众所周知，森林具有诸多价值。森林最传统的价值，也就是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木材、薪材。森林内在的价值，我们应该承认自然环境（当然包括森林）是拥有一定权利的，它自身也具有其自身独立于人的存在的价值。作为在理论上探讨和思想进步上的一种指引，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对于我们崇尚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学科，都在解释和证明这样的一个结论。在美国，这类代表非人类自然事物的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一种判例。比如其中比较有名的：格兰德河鲦鱼诉美国垦务局局长约翰·W·基斯案（美国上诉法院第十巡回法院，2003年）。森林社会价值，所谓森林的社会价值，是指森林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包含着人类社会的自然生存、自然发展与社会生存、社会发展两层含义。生态价值，森林被人们誉为“地球之肺”，缘由基本上是因为森林能够吸附有害气体和二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气的功能。森林对于我们而言价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如何保护好森林，养护好森林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下我国森林补偿方面法律问题的凸显，笔者以此为角度阐释一些看法。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2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表达人们心里的想法,还反映社会现实,构成社会事实。韩礼德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与其它人沟通、建立人际关系,如何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James R. Martin) 认为传统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还不够全面,所以他提出了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来进一步完善人际功能。该理论能有效揭示出隐藏在新闻文本背后的主观因素。

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因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受到重视,人们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是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领域又一新兴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它给予了新闻话语分析以重要的地位。评价理论是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对说话人表达和协商特定的主体间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归纳(White,1998),旨在评价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话语资源表达语义,解释语言如何用来评估、表示、构建语篇角色及调节人际关系。评价理论关注语篇中协商的态度类型、涉及的情感强度、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方式。

二、评价理论概述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就是指语言能够表达人际意义态度系统，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性、对话性和互动性,是指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交际意图、个人观点、态度、评价以及发话人所展现的与受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系统功能语法对人际意义的研究经历了从小句到语篇的全面的认识过程。

在M．A．K．Halliday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Martin发展了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创立了评价系统。其定义是:“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态度系统，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结盟读者的各种方式”。它包括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涉及评价者对行为(behavior)、文本／过程(text／process)和现象(phenomena)的评价论文的格式。从不同的标准，态度子系统可以分成不同次系统：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Graduation)；根据态度表达方式的不同态度系统，可分为显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根据评价意义的不同，可分为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显性表达通过评价性词汇、情态动词、情态助动词等体现；隐性表达通过在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表达。对被评价者的隐性描述能唤起受话人的态度回应(依赖于受话人的社会立场／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它通过对不寻常行为(extraordinary behavior)的描述和隐喻(metaphor）实现，受话人必须对处于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作出推测。肯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态度系统，即赞许、提倡；否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持否定态度，即批评、谴责、介入涉及态度的来源。

三、态度系统

本文运用态度次系统展开分析。态度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 behavior )、文本过程(text process)及现象( phenomena) 做出的判断和鉴赏。态度系统分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感反应, 既可通过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来体现, 也可以通过表示态度的词汇手段体现。判断系统是对行为举止的评价, 分社会认同和社会制裁 , 二者都有正面(肯定) 和负面(否定) 的含义。社会认同的正面含义让人羡慕,负面含义被人批评。被人批评的行为不具法律含义, 只可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社会制裁的正面含义受人表扬, 负面含义被人谴责。被人谴责的行为有法律含义。社会认同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正常性、能力和顽强性有关。社会制裁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诚实程度和伦理观念有关。鉴赏主要是运用美学的价值观念进行的。鉴赏是对语篇、抽象事物或自然事物进行评价。它分为个方面, 即反应( react 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

四、新闻报道中的态度系统分析

情感子系统包括了说话人用以表达情感的语义资源。人们在说话过程中表达感情时, 有两种方式。心情好时, 运用积极词汇;相反, 趋向于使用消极词汇。因此, 情感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关键词汇表现出了消极的情感，而且这种消极的情感正在不断升级。如:

(1) Further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fter the North% s last long range rocketlaunching on April 5 and its nuclear test on May 25.

(2) The NorthKorean tests on Saturday w ere bound to raise tensio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itsneighbors.

(3) The move was the latest sign of escalat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a after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second nuclear test on Monday.

判断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新闻语言中的判断也涉及社会评判( 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 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分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 normality )、做事才干( capacity ) 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 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 propriety)有关。在新闻报道中, 媒体会尽量使用客观的语言,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 但是事实上,主观性的表达仍然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在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主观性判断, 而这些判断基本都是消极的。其中社会约束又占了大部分。社会约束也分正面和负面。正面含义是表扬性的, 负面含义是谴责性的论文的格式。谴责性的行为有法律含义, 是严重的。媒体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不但公然挑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精神, 还用核武器来威胁, 敲诈美国及其盟国。

如:The North has adopted abellicose stance toward all United Nations actions.

鉴赏是事件或过程的感受, 它是属于美学范畴。就像情感和判断, 对事物的鉴赏可以是肯定的, 也可以是否定的。该系统围绕三方面形成,即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在反应这个子范畴里, 评价是人际的, 依据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来进行的。结构评价是面向语篇的, 对语篇结构的复杂性或细节进行评价。价值评价是社会性的, 是根据社会价值对过程进行评价。在对朝鲜和伊朗的鉴赏中,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极的鉴赏。对朝鲜核问题的消极鉴赏主要集中在反应(reaction)。鉴赏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朝鲜发展核力量的反应。朝鲜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取得进展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震惊, 而且一时难以接受,从而产生厌恶和反感。

如: The test clearly caught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 guard.

五、总结

尽管硬新闻强调的是客观和公正, 但新闻写作者并不是无法表明他们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只不过比较隐蔽罢了。表达观点、态度和立场的手段是多样的, 如对报道事件内容的选择、消息来源的选择及遣词造句等。本文运用评价理论尝试性的对英汉新闻的态度系统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评价理论在新闻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做出贡献,也希望为其他语篇中评价资源的研究提供方法。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Grammar [M].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2］Martin, J. R. & White. P. R. The Language of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3] 王振华.硬新闻的态度研究[ J ] . 外语教学, 2004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3

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具体表现在代内公平正义、代际公平正义、种际公平正义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联系紧密，又分别有着不同的要求。

（一）生态文明中的代内公平正义

代内公平正义是指同时代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正当与合理的前提下，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主要体现为国际公平正义和国内公平正义两个方面。

面临当前全球生态危机，要走出生态代内公平正义的困境，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谋与共创。即要保证每个国家、国家内的人民都享有参与的机会，共同出谋划策、讨论协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并付诸实际而有成效地行动，履行人对于自身、对于他人、对于社会、对于自然的责任和义务。

（二）生态文明中的代际公平正义

代际公平正义是指每一代人都应遵循合理、正当的尺度，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有与共享。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当代人有责任偿还前代人欠下的“自然债”，解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共有、共享方面的难题；二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足够的空间，以及健康、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和共享；三是不能一味地关照后代人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共享这一权利，而过分地“自我牺牲”，放弃自身合理正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结果使当代人在贫困中挣扎。

这就要求当代人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保持资源与物种的多样性，优化环境，保证后代人有同样的拥有和享受的机会。同时，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尽可能在坚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时间上的永续性的基础上，最大地促进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三）生态文明中的种际公平正义

种际公平正义，主要指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一样同等地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有使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自然环境的权利。其最主要的要求在于共存和共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敬畏生命，坚持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要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资源，保障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和条件：再次，要创设优良的环境，保护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最后，要与自然界（包括其他物种）之间建立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

以共谋、共创为要求的代内公平正义，是代际公平正义与种际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人首先要对自身、对身边的乃至于不同地域的人的主体性高度尊重与确证，以公平正义的维度去考量多个主体性的互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才有能力与条件把这种公平正义推展到同一时空中存在的其他物种、延伸到不同时空下的后代人，推向更高的层次：以共有、共享为要求的代际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求，它内在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始终，是代内公平正义的发展与延伸；以共存、共生为要求的种际公平正义，是重要补充，也是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

二、公平正义视域下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价值转向

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探讨生态文明内在所蕴含的价值转向，也是挖掘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考察生态文明在目的旨归上和发展进程中所涵盖的公平正义，以此丰富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从单一性价值转向多样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物质的生产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经济价值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更含有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它不仅仅关注经济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即地球上任何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生态文明旨在关顾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从人对于自然界价值的认识层面考察，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已充分得到彰显。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却长期地被忽视。公平正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把目光放在经济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环境价值，即看到人也是一个生命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外，自然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也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得以确证。

（二）从主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实践观，构建起“主——客——主”的新路径。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体与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包括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以及由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都结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彰显。一方面，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联结成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联系，而是多向度的互动与作用，主体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都要受到他人主体性的制约。因此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每个个体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共同的环境负责，通过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建立平等的互动的实践交往，构筑和谐美好的社会。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进行价值判断时已不再只能以单个的主体、或者少数的主体为衡量标准，而把多个主体、由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也纳入考量视野，更关注公共性价值。加之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特征，即环境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破坏共同的生存环境、侵犯了其他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也决定了由对于个体的、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整体的、多数人的公共性价值。

（三）从工具性价值转向目的性价值

在传统哲学中，价值表示客体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的有用属性，是一种效用关系。基于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往往容易形成“以人类为中心”地审视和评价外界（包括自然界与他人）对于“我”的效用，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生产生活资料的提供者，他人作为能动的主体，都可以为“我”带来益处，都具有工具性价值。这种站在人类唯我中心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往往急功近利、肆意妄为，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异化”，即人首先作为一种类存在，与自然界产生尖锐的矛盾，其次作为能动的“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佳，这种不和谐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又会反过来束缚和制约个体的发展。

兼顾公平与正义的生态文明，它内在包含着对自然界权利的尊重，召唤人类的道德伦理责任，在符合真、善、美的标准框架内，在敬畏生命和关爱生命的纬度下，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平等关系，以实现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的互动。也就是说，人、自然、社会的共存、共生、共荣成为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和保证，也成了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指向，成为了价值旨归。

参考文献：

[1]张云飞，试论生态文明在文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J]，教学与研究，2006（05）：25-30.

[2]郭湛，王维国。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J]，哲学研究，2009（08）：3-7.

[3]李良美，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意义[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02）：47-51.

[4]何煦，生态文明价值域内“自然-人-社会”的重新解读[J]，广西社会科学，2010（02）：5-8.

[5]王宏斌，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成就及其困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3）：71-75.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4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42－04

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系统研究并渐成热点，其间最为大家所关注和阐释的问题之一，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准确界定和科学解读。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界定和内涵理解是否全面、准确、深刻，不但关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以及如何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等问题，还关系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创新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问题。

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者通过对CNKI期刊数据库，对搜索到部分文献进行了仔细研读，有以下一些思考和体会。

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研究现状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

张花花、王墨菊、杨亚萍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告诉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遵守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和准则，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养成热爱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思想政治品德，并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马万宾、杜文玲、肖春雷等则认为，生态价值的字面含义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态的价值，即指生态所具有的价值，是就人与生态的主客体关系而言，指生态对于人的需要的意义；二是生态性价值或对于生态的价值，即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等活动来满足生态的价值。这种意义关系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并进而推论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之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不但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也体现为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人的有意义关系。

从以上定义中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明显有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不但应包含“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价值”，也应包含“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国内学者马万宾、肖春雷等认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基础之上，其主体是人，是作为类主体的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同时也强调生态对于人这个主体的意义关系；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生态的价值”，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的价值，即生态是价值作用的对象，这个价值直接作用于生态。此时价值可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分类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分类，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还未细致并且观点大致统一，马万宾、肖春雷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为不同价值。从主体角度一般都划分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又被化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其中，生态价值还可以细分为生态的资源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等。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出的意义

综合汪倩倩、杜文玲、肖春雷、杨亚萍等学者的观点，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价值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一种发展性价值，是随着近年来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后才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转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空间，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与主体境界的提高。因而，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内涵，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才能逐步缓解生态危机。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再思考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定义的再思考

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进行科学定义，首先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一是“生态”。狭义上，“生态”通常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广义上，“生态”可以泛指一切生命体在自然环境下按照其自身规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现在，“生态”一词也被引申为泛指一切美好的、合乎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如自然的、原生的、和谐的、美好的、鲜活的、健康的事物等。二是“价值”。其原意是“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后来被用于政治经济学，意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在哲学上的意义被进一步扩张，意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效用。三是“生态价值”。既包括人和社会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关系判断，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功能（系统功能）判断。生态价值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的个体价值、生态的群体价值和生态的自然（功能）价值三个方面。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

从以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相关的几个概念可以发现，随着人类认识与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对于自身及其所处自然环境的认识也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扩大。只有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价值”的“本代中心主义”狭隘价值观，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从国内学者已经做出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来看，均有不足之处，一是把人和人的需要置于一切生态环境的中心地位；二是把人视为生态环境无可辩驳的主宰者和改造者；三是只重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或者是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意义，而忽略了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外其他要素的意义；四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局限于现实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定义不同，笔者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进行如下定义：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及构成要素，和生态环境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这种关系，不但包含个体、群体及其命运共同体与生态环境的现实关系，也包含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这种意义，不但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也体现为生态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具体地说，是指以追求人类及其命运共同体永续的生态价值为目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从事生态实践及其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或者为这种调整改变创设条件，或者对已有的调整作出解释，或者为未来的调整作出准备；同时，生态环境及其运行规律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身和其他要素发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内涵的再思考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至高无上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人类还可以通过其他自己所创制或拟制的教育主体及其相关教育资源，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展思想政治生态价值教育，从而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向自然、历史和灾难学习，此时，他们更多地将直接或间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客体。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意义，也包括“生态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意义。前者又有不同分类，从作用性质上可以分为形态价值和功能价值，从作用途径上可以分为开发价值、利用价值和保护价值，从作用方式上可以分为直接价值、间接价值，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从作用效果上可以分为正（积极）价值、零（中性）价值和负（消极）价值，从作用时间上可以分为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反之，一旦人类对于生态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与把握，或者生态环境自身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它们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构成要素发生影响。第三，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但不能局限为狭隘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甚至也不能局限为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样，所有自然规律、历史经验和生态灾难，都会对人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产生教育作用，如任何亲历或间接目睹过切尔诺贝利核泄露、“5.12汶川地震”等人为和自然生态灾难的人，都可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发生深刻改变，而这种改变，至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其结果也与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仅仅理解为“教育者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的过程和结果。从生态视角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应该包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的新途径，或者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的新资源，或者是为教育主客体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创造的新契机，以及让受教育者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探索的新方法等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首先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教育者才能完成，而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则只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受教育者就可以完成。第五，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实践”活动，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前人和后来者。围绕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前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实践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对子孙后代造成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应该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以及“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含义。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分类的再思考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可以从作用主体、作用途径、作用方式、作用时间、作用表现等方面来进行不同的分类。就目前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来看，以从主体角度的分类比较常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喜欢单纯从有且只有现实的个人或相关群体才能成为教育者（或教育主体）的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划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进而从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观点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划分为生态个人价值、生态社会价值，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个人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社会价值的具体所指也缺乏深入研究。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以上观点值得商榷。其一，这样的分类方法，显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又一佐证。没有考虑到人类的祖先、人类的子孙，乃至其他与人类处于同伴地位的动植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从目前科学技新发展的启示看，人不仅仅应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应该是生态关系的总和。与其他有机体最大的不同，人也只能是可以能动地适应社会、适应环境。也就是说，在人与社会和生态的所有关系中，人不但是无法主宰社会的，也是无法主宰生态的。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个体（个人）价值和生态群体（社会）价值，往往是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某些特定的人与社会所认知的生态价值。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总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和远未停止的过程，即生态对于人与社会而言，迄今为止，都还有着人类社会目前还难以全面认识甚至毫无所知的效用和意义，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甚至宇宙万物发挥着作用。其三，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除了某一特定人类主体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还有一类可以改变人类乃至宇宙万物行为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那就是不以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记忆等对于人类思想的教育和行为的塑造。它们是不同于一般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的教育主体，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漫长过程中，被人为创制或拟制出来的教育主体，他们不是一种可以为自然万物直接感知的形象物，而是客观上隐藏于自然万物及其相互关系之中，主观上表现为人类所创制的超人类教育主体，如天与上帝、耶稣救世主、真主、宗教先知、佛祖佛陀、菩萨神灵、天神地祗，以及被神化的帝王将相、名人贤达等等。正因如此，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才指出，“天”、“帝”、“道”、“理”其实都是对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不过，和朱熹一样，人世间任何某一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教育者，如圣贤人物、名鸿大儒、革命伟人、科学泰斗、国术宗师、学术闻人、教学名师，都只能是其不完美甚至不合格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现世中的人类个体和群体，永远都只能是学习主体之一（自我教育过程中，同时也可以是教育主体），所谓的“向自然学习”、“向前人学习”、“向灾难学习”，就是对这种被人类所创制的教育主体的认可和尊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还应该包含生态自然价值。

因此，与其他学者分类观点不同，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应该划分为生态个体（而非“个人”）价值、生态群体（而非“社会”）价值和生态自然价值（也称“生态功能价值”）。

所谓生态个体价值，是从人类个体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的身心发展的全面的、现实的、稳定的、终身的效用和意义。所谓生态群体价值，是从人类群体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的全面的、现实的、稳定的、持久的效用和意义。所谓生态自然价值，是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与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超越时空的、稳定的效用和意义。生态自然价值是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括生活在现世的人类，也包括他们的祖先与子孙；既包括人类，也包括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体；既包括现实社会的人与社会，也包括人类所改造和创造的智慧生命体；既包括与人类现实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生命体，也包括与之间接相关甚至史前或人类后时代的一切生命体。这里的“可能超越时空”可以这样理解：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直接与人类互动，而且可以通过其他媒介与人类间接互动；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在现实中与人类互动，也可以超越现实在虚拟世界中与人类互动（如“雄、奇、秀、险”的长江三峡风光影像资料）；人类对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回忆，也会对现实世界民众的生态情感与生态行为发生影响；已经被破坏的良好生态环境，一旦被恢复后又可能荫及子孙等。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正是对生态自然价值的真实写照。

生态个体价值和生态群体价值都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是人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关系判断。这些价值的存在和发生作用，必须依赖人类自身的主观感知和理性应对，一旦人类或人类的理性消亡，它们也就会跟着消亡。而生态自然价值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而且迄今也无法被人类所完全认知，从人类诞生前的史前时期，到人类可能消亡后的后人类时期，无论人类个体或种群的存续兴亡状况如何，其他高等级的生命体甚至和人类一样具有智慧的生命体的存在也不无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自然价值都是永恒存在的。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出意义的再思考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一种历史性、发展性和多元性价值。生态价值本身就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古今德育工作所固有的一种的价值形态，其自身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其效用和意义的具体表现，会伴随着人类的认识水平和人与生态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人类生态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使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重新被人们所认知和重视，科学的生态教育开始被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突破了主体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与主体境界的提高。因而，完整、准确、深刻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内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生态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逐步缓解生态危机，还可以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和生态规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构成要素的重大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冷雪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思考［J］.环境教育，2004（1）：26－27.

［2］汪倩倩.浅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89－91.

［3］张花花.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及对策［J］.理论观察，2009（5）：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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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文玲.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经济研究导刊，2009（35）：249－250.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5

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包含着丰富和深刻的生态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必然包含一种生态价值观，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需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与传统价值观那种把自然视为‘聚宝盆’和‘垃圾场’的观念相反，生态价值观把地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惟一家园。它以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以适度消费观取代过度消费观；以尊重和爱护自然代替对自然的占有和征服行为；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因此，生态价值观一旦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走向和谐统一，从而达到既满足人们的需求又顺应自然的目标。

概括起来，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生态价值观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对自然界的义务的环境保护价值观。环境保护价值观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它肯定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是值得保护的，这不仅是对自然价值的承认，也是人类对自然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人类的生存脱离不了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物质基础，我们向自然界提出了维持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相应地就要承担保护自然的义务。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保护自然的措施，我们就将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然而，作为生态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并不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的目的和自然自身的目的出发，自觉地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这个前提就是承认自然界自身固有的价值和人类对自然界的义务。不仅如此，环境保护价值观还包含着人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

（2）强调对未来后代的责任的关怀未来价值观。关怀未来价值观承认赋予子孙后代以权利的合理性，确认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存在着道德问题，当代人对后代负有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未来后代将要存在，他们也会有我们现在可理解的和可预计的重要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权利赋予未来后代。因此，关心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平等地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就是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在自然环境问题上，当代人与未来人存在生态道德关系。当代人需要克服急功近利不顾自然环境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需要从后代人对自然资源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考虑当前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和分配。

（3）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自然价值观有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的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不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后两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它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事物本身就是目的，无需借助其他尺度来加以衡量。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通过批判和超越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价值观，对价值概念重新界定并将价值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从而开阔了我们的思维，丰富了我们的价值思想。它有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

（4）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上平等的环境平等观。环境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将环境平等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史怀泽、利奥波德主张把道德权利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开始，直至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尔斯顿、纳什、辛格等人，从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进而确定了“自然权力”的存在，充分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只要人承认，自然也是价值主体和权利主体，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关系。人绝对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或中心。人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5）强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其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它强调的是发展能力的代际平等。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对其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3]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进一步完善。虽然，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定义的，因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导向。但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将可持续发展观看作是一种和谐发展观。它是兼顾经济、环境和社会，以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者统一即“人—自然—社会”系统可持续为基础的和谐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直接的要求和发展模式。

总之，科学发展观包含一种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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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的含义篇6

1研讨对象和办法

1．1研讨对象

随机抽取浙江省6所高等学校的固定行政教学班共300人，分别是浙江财经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浙江省警官学校和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各50人，其中男生148人，女生152人。

1．2研讨办法

1．2．1问卷调查法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4份，问卷有效率为91．3％。采用毛荣建2003年编制的《锻炼态度量表》和自编的《体育锻炼状况调查表》，分别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和体育锻炼参与状况停止调查；采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张恩泰的《体育价值观调查》对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停止测定。整个调查采用走访和现场调查的方式从2008年3月到6月完成。对被调查者采用距离一个星期停止两次不同的调查，第一次停止体育锻炼态度和状况的调查，第二次停止体育价值观的调查，以防止互相影响。经过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契合科学研讨的规范。

1．2．2丈量工具《锻炼态度量表》是针对青少年学生编制的，包括8个维度。每个维度又由不同的问题项目组成：行为习气(10)、目的态度(12)、行为认知(7)、情感体验(10)、客观规范(7)、行为控制(8)、行为态度(8)、行为意向(8)，整个问卷量表由70个项目组成。锻炼态度量表每个项目采用1—5分停止统计，得分越高，阐明该指标效果越好。《体育锻炼状况调查表》主要经过锻炼时间、强度、频率以及体育消费的区间等4个项目来停止调查，以此来肯定体育时间投入(时间、强度、频率)与体育消费投人两个指标的状况，同时用这两个指标来评价体育参与度的状况。

《体育价值观调查》量表由8个维度组成：第一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它们触及的内容主要是体育对国度和社会经济的作用，命名为“社会经济”；第二个维度包含6个项目，内容主要是体育对国度和民族的重要作用，命名为“爱国主义”；第三个维度包含6个项目，内容主要是体育对个体的教育价值，命名为“教育”；第四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内容主要是指体育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命名为“人际关系”；第五个维度包含5个项目，内容主要是体育的文娱和休闲价值，命名为“文娱休闲”；第六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内容主要触及体育关于改恶人的肉体的作用，命名为“肉体”；第七个维度包含5个项目，内容主要触及体育对个体身体安康等方面的作用，命名为“健身”；第八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内容主要触及体育关于社会安定的影响，命名为“社会安定”。问卷将8个维度设置成两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包含三个因子，内容包括社会经济、爱国主义、社会安定，这主要反映的是大学生关于体育对社会价值的认识，命名为“社会价值取向”；第二个要素包含五个因子，内容包括教育、人际关系、文娱休闲、肉体、健身，这主要反映大学生关于体育对个体价值的认识，命名为个体价值取向。

大学生体育价值观的初测问卷共38个项目，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量表计分，“完整不契合”记1分，“根本不契合”记2分，“局部契合”记3分，“根本契合”记4分，“完整契合”记5分。就详细维度而言，得分越高阐明注重水平越高，得分越低阐明注重水平越低。

2研讨结果与剖析

2．1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调查结果与剖析

2．1．1《锻炼态度量表》调查结果剖析由表1可知，行为态度的得分越高，对停止锻炼的行动评价越高。目的态度是对体育锻炼的总体评价；行为认知是个体对参与锻炼招致某种结果确实定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的评价，得分越高，对锻炼招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越正确，在这方面大学生的认知水平较高。行为习气是对锻炼自动化水平的评价；行为意向是调查大学生能否今后或如今愿意停止锻炼，这两个指标得分较低。情感体验是大学生锻炼过程中和锻炼后的心情体验，得分越高阐明对锻炼的心情体验越深入越丰厚。行为控制感是对锻炼的自主控制才能的评价，得分越高阐明大学生关于锻炼行尴尬易水平的知觉就越高，参与锻炼的自主性就越高。客观规范是个体对四周环境所感受压力的一种心理体验，在体育锻炼中是指本身参与体育锻炼能否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包括人的和社会的。从调查的结果总体得分看，浙江省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总体态度处于普通程度，而有关研讨指出大学生的体育态度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2．1．2《体育价值观量表》调查结果剖析。表2的调查显现，体育价值观各项变量的均匀数值呈现三种状态：文娱休闲(M=4．05)、肉体(M=4．12)、健身(M=4．26)处于较高程度状态；教育(M：3．59)、人际关系(M=3．69)处于中等程度水平；而社会经济(M=3．38)、爱国主义(M=3．40)、社会安定(M=3．31)目前处于普通程度。随着社会的开展，人们的价值观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人们更多地倡导彰显个性、注重自我。因而，个体价值取向得分高于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随着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理念的介入，体育功用从注重群体的政治需求转向注重学生个体的开展需求，从政策的强迫性功利需求转向注重学生身心安康的主动需求上来，大学生体育价值取向也随着社会进步和高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改动表现出明显的个体性特征。但大学生关于体育社会价值观注重水平的缺失，主要是价值认同呈现偏向，价值认同可分为自然认同和教育认同”。自然认同是指随着社会个体的生长和成熟，主要由其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式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认同。教育认同主要是经过后天的各种教育学习对社会价值标准内容与意义的理性认识，从道理上认识这种标准的“好”，进而服从它。由于多年来体育工具价值的影响，大学生关于体育社会价值曾经构成了教育认同，如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社会开展的关系曾经构成深入的认同。体育的个体价值被无视，必然形成对人本性开展的严重约束和压制。对体育社会价值的自然认同显得十分被动，而只要把“自然认同与教育认同分离起来，才干到达真正的认同，才干真正使价值认同落真实行为理论中”。

2．1．3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相关性剖析表3显现，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体育价值观各变量之间相关剖析中，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教育变量(r。=0．446，P<0．001)、人际关系变量(r2=0．405，P<0．001)有显著相关关系；与文娱休闲变量(r，=0．684，P<0．001)、肉体变量(r4=0．686，P<0．001)有中度显著相关关系；与健身变量(r5=0．979，P<0．001)有高度相关关系，而与爱国主义变量(r6=0．269，P<0．001)有低度相关关系。数据标明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中的个体价值取向有亲密相关性，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水平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的取向倾向于个体要素，在逐渐认识安康重要性的根底上，对安康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关于体育锻炼的关注水平较之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体育运动不只能够强身、健心，还能够文娱身心、促进交往、熏陶情操，激起个人积极向上的心情。

2．2体育参与度与体育价值观相关剖析

2。2．1体育时间投入与体育价值观依据1997年国度规则的我国体育人口的根本规范，我国体育人口统计条件是频度条件为每周3次，时问条件为每次30min以上，强度条件是中等水平以上。表4显现，体育人口仅占36．9％(101人)；非体育人口63．1％(173人)。有规律、有时间投入充足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正确体育价值观的树立。体育价值观各项指标的均匀值M，M体育人口>M非体育人口，体育人口和非体育人口在人际关系、健身价值观方面的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别；在爱国主义、文娱休闲、肉体价值观等指标方面的得分差别性十分显著，而在社会经济、社会安定价值观方面差别不显著。这充沛阐明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的构成，特别是个体价值观的树立，与个体在体育理论中的充沛参与是分不开的。而社会体育价值观的构成需求经过社会环境的不时宣传和教育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人们的社会义务感不时增强，才干为社会体育价值观在个体思想这块沃土中生根发芽发明良好的环境。形成个体对体育价值观的注重水平的差别的另外一个缘由是价值了解的不同。价值了解是个体价值观构成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个体经过本人的思想构造体会获取外来的价值信息，并转化为本人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局部，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而，个体对同一事物和行为的意义，能够做出完整不同的了解，从而形成他们体育价值观的差异。

2．2．2体育消费投入与体育价值观大学生体育消费对体育价值观影响的结果(表5)：

消费300～400元在教育价值观(M=3．73)、文娱价值观(M=4．08)、肉体价值观(M=4．28)、健身价值观(M=4．30)显现出最高的均匀值；消费500元以上在经济价值观(M=3．61)、爱国价值观(M=3．48)、社会安定价值观(M=3．33)显现出最高的均匀值；消费400～500元人际价值观(M=3．70)显现出最高的均匀值。

一元变量剖析结果显现，经济价值观(F=5．783，P<0．01)和教育价值观(F=2．663，P<0．05)以及肉体价值观(F=2．585，P<0．05)存在明显的差别。比拟群之间存在差别的项目施行结果，消费在500元以上的经济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消费在300～400元的教育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依据调查结果剖析，体育消费越高，越有利于体育价值观中的社会价值观正确树立，同样构成正确体育价值观中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在300—400元的消费组关于教育、文娱、肉体、健身价值认知度最高。

目前“体育是有钱人玩的东西，穷人没有体育”这种观念存在于大学生思想当中，其实这种观念过火强调了体育产业的经济价值，无视了体育运动自身的经济价值。体育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体育消费能够有多种层次，能够满足不同经济程度人群的需求。因而，培育大学生牢记体育具有生物的经济价值，即体育能满足人安康的需求，能促进人自在全面的开展。2．3大学生体育参与度、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相关剖析

笔者将体育参与度用体育时间投入与体育消费投入两个指标来替代。表6显现，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极为显著(F=10．807，P<0．001)；在体育参与度方面，体育时间投人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显著(F=8．435，P<0．001)体育消费投入与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相关性(F=2．024，P<0．05)。体育时间投入、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社会价值观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3结论与倡议

3．1结论

1)目前浙江省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总体态度处于普通程度。

2)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各项变量的均匀数值呈现三种状态：文娱休闲(M=4．05)、肉体(M=4．12)、健身(M=4．26)处于高注重水平，教育(M=3．59)、人际关系(M=3．69)处于中等注重水平，而社会经济(M=3．38)、爱国主义(M=3．40)、社会安定(M=3．31)注重水平处于普通程度。

3)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教育变量(r。=0．446，P<0．001)、人际关系变量(r2=0．405，P<0．001)有显著相关关系；与文娱休闲变量(r3=0．684，P<0．001)、肉体变量(r4=0．686，P<0．001)有中度相关关系；与健身变量(r5=0．979，P<0．001)有高度相关关系，而与爱国主义变量(r6=0．269，P<0．001)有低度相关关系。数据标明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中的个体价值取向亲密相关，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水平不高。

4)体育人口的体育价值观各项指标均匀数高于非体育人口，体育人口和非体育人口在人际关系、健身价值观方面的得分差别显著；在爱国主义、文娱休闲、肉体价值观等指标方面的得分差别十分显著，而在社会经济、社会安定价值观方面差别不显著。

5)消费在500元以上的经济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消费在300—400元的教育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依据调查结果剖析，体育消费越高，越有利于体育价值观中的社会价值观正确树立，同样构成正确体育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在300～400元的消费组关于教育、文娱、肉体、健身价值认知度最高。

6)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极为显著(F=10．807，P<0．001)；在体育参与度方面，体育时间投入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显著(F=8．435，P<0．001)，体育消费投入与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相关性(F=2．024，P<0．05)。体育时间投入、体育总体态度与社会价值观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7

简要分析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区别？

答：(一)人生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及其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选择什么样的人生目的，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如何处理生命历程中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付出与收获、生与死等一系列人生中的重大问题，人们总是有所取舍、有所好恶；对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认同什么、抵制什么，总会有一定的标准。这些都与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密切相关。人生价值内在地包含了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的人生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个体的实践活动对社会、他人所具有的价值。

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既相互区別，又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生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个体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个体的人生活动不仅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价值属性，还必然包含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属性。个体通过努力提高自我价值的过程，也是其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人生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个体自我完善、全面发展的保障。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人是社会的人，这不仅意味着个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满足，而且意味着以怎样的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也是由社会决定的。

总之，人生目的表明人的一生追求什么，人生态度表示以怎样的心态实现人生目标，人生价值判定一个具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中，人生目的决定着人们对待实际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人生态度影响着人们对人生目的的持守和人生价值的评判，人生价值制约着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的选择。大学生只有深刻理解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三者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オ能准确把握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区别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解决的题不同。

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我国的民族政策为解决民族问题而设置的，特别行政区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为实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设置的。

二是两者实行地区不同。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定地区，特別行政区是在乔港、澳门特定地区。

三是两者权限不同。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8

人生价值问题，可借以远追我们对于社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近及个人生命的意义以及对生存和奋斗方向的判断和选择。可见，它具有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精神标尺的重要意义。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生价值，弘扬人的尊严，确认人是世界的最高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为了人的完善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人的解放程度是考察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

1．价值和人生价值。价值是一个反映主体对客体属性的肯定或否定关系的范畴，它是由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两个方面构成的。主体（即人）的需要构成了价值的第一方面，因为没有人、没有人的需要的世界是没有价值的世界，“价值”正是由人赋予的。在人类出现以前，宇宙就已经存在着，今天在我们的视野以外，也存在着许多未知事物，但是它们作为一种“自在之物”与人尚无联系，本身并无好坏、美丑和有用无用之分，也就无所谓价值。价值的第二方面是客体的属性。粮食、果蔬的价值，正在于它们的可食性以及含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这些属性，如果去掉了这些，它们也就没有了价值。由此可见，所谓价值，就是主体（人）对客体属性的肯定，或者说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有用性或效用。

人生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自我价值（有的著作称作“反身价值”，应该说“自我价值”这个概念较为通俗和科学）。人的社会价值表现为个人行为同他人、社会群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关系，即作为客体的个人对于满足作为主体的人（他人、群体、社会）的需要所具有的作用、贡献和意义。而人的自我价值则表现为个人还具有对于自己的这种作用、贡献，即人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属性。人生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从这里不难看出人生价值同物的价值虽然在形式上都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似乎十分相似，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物在它的价值中，它只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而人在他的价值中，却同时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从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说，他表现为客体，这是因为他的价值是通过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来体现的；从个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说，他又表现为主体，就是说他是站在个人需要的立场上来评价自己行为有无价值的。人在价值关系上的这种两重性，是人生价值的一个显著特征。既然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而正确认识人生价值这一双体结构，恰当地理解二者在这一结构中的作用和意义，就成为人生价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辨析。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人要生存，就一定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离开这种关系，自我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孤立的、绝对的自我价值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与人的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自我价值。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的社会意义，承认人除了自我价值之外，还有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因此，作为一种发展到最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动物，人生的价值首先是通过自己所创造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物表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劳动贡献的大小、创造成果的大小，就标志他人生价值的大小。他的创造越大，他对社会贡献越大，他的社会价值也就越大，正如歌德所指出的：“您若要喜爱您自己的价值，您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与人的社会价值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包括多方面内容。我们可以借助马斯洛心理学理论试作解释。

人作为一种生物，首先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就是对自己生命存在的肯定。只要是正常人，都极尽所能争取生存，不愿死去。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礼记•礼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是无可替代的，人对生命存在的肯定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人的自我价值还表现在人有尊严、自爱自强的需要。马斯洛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病态者除外）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这是比肯定生命更为高级的一种价值形态。不食“嗟来之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这种价值的强烈表达方式。自我价值的最高表现是自我实现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社会应该促进每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并使人人都在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马斯洛也认为，所有人都向往自我实现，或者说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一个人只有在不断的创造活动中，在不断的超越中，才能最大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

3．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关系的新思考。在我国，长期以来，在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倾向：一种属于主流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抽象地承认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又片面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而忽略、淡化人的自我价值。在一些著作和论述中往往把人的社会价值等同于人生价值，就是这种状况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认为人生价值即是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无关，这当然是极其错误的观点。

那么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二者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说，在人生价值中社会价值不可能脱离自我价值而存在；反之亦然，自我价值也不能脱离社会价值而存在，二者相互依存，构成人生价值的统一体。一方面，脱离了社会价值而去追求的那种“自我价值”，只能是无价值或负价值。比如一个人依靠某种劳动“成果”获得了财富、名誉和地位，但只要他的“成果”无益于甚至有害于社会，诸如无功用伪劣商品、假药、、诲淫诲盗的精神产品，那么这个人由此获得的“自我价值”还成其为“价值”吗？这是毋庸赘言的；另一方面，从自我价值的含义全面考察，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去追求纯粹的脱离开自我价值的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包含了从低等生物到最高等生物的个体存在的最合理、最牢固的基础，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秩序和规律。即使像所谓“大公无私”、“舍生取义”这样的现象，社会价值的追求显得十分强烈，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自我价值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并非人生价值的常态表现，它们是人类价值追求中的一种特殊形态。

其次，二者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相互渗透是指，社会价值中包含着自我价值的因素，自我价值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的因素。袁隆平研究超级杂交稻，在他的那些伟大的成果中我们又如何去分离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成分呢？当年尚未取得巨大成就时，他可能是为了的嘱托，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可能还为了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某种社会地位，以至于为了个人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我们没必要把这些内容对立起来，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和平共处）十分刻苦地进行科研工作。一旦获得成功，其人生价值中的社会价值立即凸显出来，自我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也提升了自我价值，而社会价值即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不应简单地看待人生价值的构成，也不可以机械教条地理解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关系。

4．人生价值观在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人生价值是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既包含社会因素，也包含个人因素。通俗地说，人生价值可以既为社会、也为自我。明乎此，我们就应该对我国当前社会阶段下宣传教育以及所构建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以期更加切合社会实际，收到更为良好的社会效果。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9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44-02

戴维・佩珀是英国布鲁克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政治，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是当代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在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有着内在相关性，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有益于社会公正和关爱环境的，代表着一种对人与自然新秩序的社会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主要受到马克思激发的“西方知识传统”，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包含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让位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分别是资本观、认识的辩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改变世界的承诺，这四个方面已经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有效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又反对技术中心主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张一种现代的、新的或者是说“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强调：“为了实现政治目的，生物平等论者的立场必须变得更加人类中心主义――尽管这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一种把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1]32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生态诘难，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是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1]73虽然马克思总是立足于人类需要和目的去衡量自然的价值，并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持乐观的和支持的态度，但他在共产主义描述中涉及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野蛮专横的剥削关系和主仆关系，而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进程中自觉改变自然能力的计划技巧和管理智慧。马克思构建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理解范式，即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人改变了自然同时又被自然所改变。马克思的生态立场体现在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劳动是人相互转化的中介、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和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可以说，马克思是生态学的先驱，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其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十分重视，认识到了自然本身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自然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持徘徊和折中态度，“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1]74。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主义，但是对生态中心主义有益。马克思不赞同自然对于人的绝对优先性和自然崇拜，他所成为的自然相对优先性是基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的影响，不是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价值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可以得到扩展，自然相对于人来讲的工具性价值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可以包括审美和道德的方面。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两个生态危机的有效分析视角。一个视角是，马克思主张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当前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来塑造一个生态的未来；另一个视角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是持久有效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学说，这种社会关系充分考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学说能够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为什么造成了对自然界持续的威胁和破坏，从而揭示出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因素。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又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强”人类中心主义形式。马克思所提供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地位”，人类在对社会改变自然和自然改变社会的生态评价中也不是完全中立的立场，“在我们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密切相连的辩证法所提供的更广泛理解中，完全有理由去喜欢促进人类利益而不破坏自然的其他部分的东西（即使我们不得不持续改变――生产――自然）”[1]271。佩珀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远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面对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物质限制以及避免用单纯物质的方式对待自然，它必须着眼于人类的精神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两者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还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的一元论和平等发展的立场，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源于对人类困境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的关切和解决。“佩珀的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把人置于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尺度，这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思路。”[2]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绿色议题的理论基础。“面对环境理论家等对马恩生态思想的否定，尤其是对其‘自然’概念等与生态保护内在关联的质疑，佩珀旗帜鲜明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并着力从不同方面对马恩的生态思想加以阐释与重建。”[3]马克思的自然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主张自然界的优先性以及外部物质客体和客观物质规律的重要性，但马克思拒绝成为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反对虚幻化和观念化，也就是说，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作为一个实在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产生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在剥削和统治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非自然的人类世界，把这种行为方式看作对自然的彻底侮辱和自然的现实退化。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分析方法，主张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克服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人来自于自然并超越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进行实践活动的物质前提，但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做到不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在新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自然。佩珀指出，马克思不主张过分谈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认为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对自然的利用实际上内在包含着与自然的合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类有意识的、集体的自觉控制下。

佩珀强调，在对自然进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前提下，马克思主张一种社会-自然的辩证法，拒斥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作两个孤立实体和一个体系内两个实体间也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包括，第一，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超拔于自然，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界定彼此的，这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自然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二，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彼此依赖、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中，并不断进行着互相制约、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概念是放在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中去理解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是相互改造的关系，“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人类的自然即他们自己”[1]127，这种相互关系不仅是物质性的，也具有审美的、主观意识的含义。这就克服了把自然单纯作为满足人类经济利益的贮藏地的技术中心主义和把自然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成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尽管先前存在着一个客观自然，但它现在已经被自然的一个方面即人类社会所界定和重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历史的和经济的决定论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要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独立要素之间的单向性因果联系，而是相互包容和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通过一个辩证的进程而得以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新秩序对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旧秩序的克服和超越，代表着一种包含新社会关系的新物质生产方式的确立，当新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旧社会灭亡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意味着，直到人类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保障时，一个生态健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才得以创造出来。佩珀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依赖于既定的自然物质条件，也肯定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人们在其中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有着十分丰富的现代人类生态学意蕴。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针对绿色分子把生态危机归咎于错误的价值观、工业化或者人类自己，佩珀强调：“对比之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于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105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主义在生产中获取资本的能力是以自然的物质材料和劳动力为前提的，商品的生产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或交换价值，而商品的社会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就成为次要的了。佩珀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区分，确定了资本是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去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依靠资本积累逻辑实现了对无产阶级和自然的双重剥削，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佩珀认为，当今世界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已经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正确性，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的资本积累逻辑造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生态矛盾，导致了环境难题和人的精神焦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金钱关系导致自然的商品化和人的客体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积累、最大化地追求剩余价值和过度消费等动力机制使资本主义内在地对自然不友好，可以说，生态危机就是包含在资本自身流通中的创造性破坏，环境保护在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被遏制和阻碍，资本主义在持续地吞噬着它的财富的最初源泉即土地和劳动力。过度生产所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榨取并不考虑对未来的影响，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不可遏制的内在趋势，“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4]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一元论，既看到了人的自然性，又坚持了自然的人性，要分析并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生产自然和谁来控制这种自然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和支配，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必须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新回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和非异化的状态，实现人们客体化的重新占有。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计划控制和合理管理自然包括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创造自己的历史。佩珀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生态仁爱性，虽然它承认自然物质对人类需要的客观限制，但坚信人们通过理性组织和计划控制的生产能够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充分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精心设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同时还能避免生态矛盾。

参考文献：

[1][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36-02

近些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直被边缘化，而西方经济学大受追捧。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直被大众甚至学界一些人误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缺乏市场理论，不涉及市场供求，不谈资源配置，因此不能解释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足导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均衡价格理论是其基石，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劳动价值论是其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同样包含资源配置思想，西方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运行本质的研究解释经济现象。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经济运行问题的本质，从本质规律上寻找改革的方向。

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体现在对价值的准确定义，以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上。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因此抽象出了价值范畴，因为在商品交换中要用到价格，还要说明一下价格的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的实质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现象形态。而西方经济学对价值的研究只停留在交换价值层面，并且忽视对价值形态的研究，所以对价格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价格本身，比如什么影响价格，什么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曾经有过“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古典经济学派的配第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开采金银的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产生价值，但也仅仅是这些劳动产生价值。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决定，他比配第进步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的社会劳动。但他曾经又说过价值来自于工资、地租和利润。李嘉图批判性地继承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商品价值来自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错误的。他指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李嘉图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代表了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最高成就，但他以及配第和斯密对价值的研究最多只停留在交换价值的层面，因为他们没有抽象出“价值”，以至于“劳动决定价值”这个理论体系无法解释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边际革命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完全摒弃了价值论，只讲供求价格论。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1

[中图分类号]A81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1－0110－03

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40周年，2007年11月5日至6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举办“《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研究方法、《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资本论》与经济全球化等主题展开了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提出，《资本论》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与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也要进行创新发展。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认为，《资本论》在当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的发展观，因此，研究《资本论》不能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或结论，而是要研究《资本论》阐释的经济规律及其对中国的指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和雇佣劳动仍然存在，《资本论》就仍然有效，我们要运用《资本论》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裴小革研究员认为，《资本论》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运用《资本论》有助于使经济改革目标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使利润和经济增长得到全面彻底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收入分配对支持鼓励财富生产的积极作用。美国共产党国际部巴格多亚(Baghdoyan)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剥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作，社会主义共同体正寻求理论上的说明，《资本论》将为此提供重要基础。

要加深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认识，必须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结构及研究方法的认识。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博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它们突出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所揭示的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的规律论、现实论和实践论相对应。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认为，《资本论》虽然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但它所阐明的原理和规律，特别是它的方法论，对于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世界观方法论，二是立场和价值观，三是基本理论，四是分析工具。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强调，要将《资本论》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结合起来，目前理论界很多研究无法深入甚至还有一些误解、曲解都与方法有关。

二、《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

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后，如何以《资本论》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当前十分关键的问题。它首先涉及的就是对《资本论》相关原理及观点的理解。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强调。受到广泛推崇的萨缪尔逊关于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表示法实际上并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它的关键错误是在最终需求中包含了原有的可变资本。广州大学徐跃华副教授和广州行政学院朱殊洋教授提出，两大部类不变资本增长率之间孰大孰小的问题取决于第一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函数的特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至多只是某一时期的产物，而不是经济的稳定均衡状态，因而不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强调，不能滥用“重建个人所制”概念，《资本论》中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与股份制没有任何关联。厦门大学任力博士提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资本论》包含了一个比熊彼特更全面、更深刻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奠基者是马克思而不是熊彼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资本论》虽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研究。但却揭示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因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教授认为，贯穿《资本论》的一条主线构成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的体系，这条主线是：价值规律的两层含义决定其两个作用。分别通过竞争的两种形式得以实现，并分别追逐两种形式的超额利润：垄断的两种形式分别是长期占有两种超额利润的前提，地租的两种形式则是两种垄断在农业中的具体表现。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详尽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巨著，也是一部全面剖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律表现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科学巨著，它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大厦的主体工程。复旦大学顾钰民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制度经济学思想，研究和发掘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思想和理论，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唐珏岚博士认为，《资本论》包含着丰富的国际资本流动思想，对于我国合理利用外资、实施“走出去”战略、防范金融风险。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庄荣盛教授提出了社会主义级差地租收入Ⅲ的观点，并认为如果要尊重和确保当代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级差地租收入形态Ⅰ、社会主义级差地租收入形态Ⅲ的巨额土地级差收入，主要分配给土地的使用权人――当代中国农民。中共中央党校彭劲松博士则认为，《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其阶级利益关系的分析当中蕴含利益关系学说，对于我们今天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状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时青昊博士认为，《资本论》贯穿着生态思想，马克思运用生态思想对资本的循环进行分析。将商品的价值循环和自然界的生态循环融为一体，值得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康研究员认为，应加强对《资本论》中包含的危机理论的研究。以应对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三、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理解及应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是《资本论》的理论基础。而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2

传统的价值理论强调只有“人”才能成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尺度，它对大自然的价值的认识所持的是一种主观工具价值论。主观工具价值论对大自然的评价以人类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对人类来说的功用性是判断大自然是否具有价值的惟一标准，由此判定大自然具有某些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但决没有以自身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大自然只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源和工具，不能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

罗尔斯顿认为，“要‘自然仅是资源’的范式，我们就需要一个涵容更广的、非人类中心的价值理论”［2］(P208)。这种价值理论认为，人的利益不是万物是否有价值的惟一衡量尺度或评价尺度，人也不是惟一的价值主体和评价者。这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不谋而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P274)这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除了人类自身的内在尺度(对非人存在物来说这是外在尺度)外，存在着其他非人存在物自身的内在尺度;其二，人类能够也应该运用两种尺度。关于人类运用非人存在物及大自然的内在尺度，以往我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掌握自然的尺度和自然规律，以便更好地改造自然;现在我们更需要强调另一方面，那就是承认自然的内在尺度，人类不只是以自己的尺度去规划、宰制自然，还要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尊重自然以其自身的内在尺度所衡量、呈现出来的自然之所是。能够体验、能够对事物表现出兴趣，只是评价方式之一而已，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存在物有着各自独特的对自身、对外界的评价方式，也就是说，评价对每个存在物的存在来说都是内在的，自然有其对于自身来说的有用性、好或目的，我们把这称之为它的内在的价值，即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以自身内在尺度为评价标准的、独立于人类评价的、非工具性的价值，这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是”和实然，也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内在善和存在目的。

人类遵循大自然的含义之一，就是在评价自然时，不以人类自己的内在尺度为惟一尺度，而是同时能以自然自身的价值、善或目的为尺度，是为了大自然的存续而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仅仅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利用自然规律。当我们不破坏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善、而是遵循大自然的实然之道时，我们就是在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了，这是我们对待大自然的“应该”和应然之道。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认为，坚持自然自身的内在尺度，可以使我们在对自然进行评价时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把自然价值的所有权归还给大自然，这是对以往认为自然价值完全是人的主观投射的价值上的唯我论的修正，是一种客观内在价值论。“价值并非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同时也存在于现实世界，……并非只是我们将价值赋予自然，自然也给了我们价值”［2］(P175)，以往的主观工具价值论不过是人类一味地站在自我的立场上评价大自然而已，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和狭隘。同时，自然价值既存在于作为结果的后续事件(生命、人类心智)中，也存在于作为前提的前导事件(能量、物质)中，不能说价值是自然进化到人类阶段时突现出来的，事实上，价值在自然进化的整个过程中是一直存在的，因此不能只从结果中去寻找、确定价值，亦应关注过程中的价值，罗尔斯顿对此打了个比方说，一个演员不能偏狭地认为一部剧只是因为他的出场才有了价值，这样未免“断章取义”和过于主观自我。在我们对世界进行构建的同时，世界自身也进行着自我构建，在这两个构建过程中都有价值产生。其实，无论是由人类意识带来的价值，还是由人类意识发现的价值，都是人类置身于自然共同体中、置身于存在的敞开之中才能体认到的，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框架后才能体认到的。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突破了以人类的自我利益为中心、以人类的内在尺度为标准的主观工具价值论，但并没有全然否定价值关系说，并没有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事物的属性，而是扩展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价值主体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动物、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相应地，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就不仅是人类的标准和尺度，还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非人存在物的标准和尺度，而价值主体所评价的对象都可以成为价值客体，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价值主体自身也同时就是价值客体。所以说，“广义的价值概念仍然指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性质，不过这个主体推展到生命系统，这个客体的类也可以包括主体自身。所以，广义的价值概念并没有背离传统的价值概念，而是推广发展了传统的价值概念，从而可以包含或推出传统的价值概念。”［4］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客观性在于它突破了单一的人类的价值尺度，而承认所有的存在物都有不以人的主观偏好为转移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目的，对自身和周围环境有着各自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方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种评价主体、评价尺度和评价方式都是客观的。

当我们为了人的利益而保护自然物和生态系统时，我们还仍然停留在人类主观的价值参照系中，而从“请把花留给别人欣赏。”到“让花活着!”，虽然都是为了使花不被采摘，但后者却进入了以自然物本身存在为目的的客观参照系。客观参照系便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本身。如果我们在存在论层面把世界界定为某种由于人才存在的东西，则无法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本质需要以世界本身的存在为参照系，而不是任何主观性的前提。海德格尔认为，主体性统治下的人的语言遮蔽了自然事物的显现与存在，使我们隔绝了世界本身和生活意义。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客观的参照系，使人的语言以包含客观信息的自然的语言为本源，即“人必须先让存在又对自身说话，然后人才能说”［5］(P364)，人的语言只有先倾听自然存在，才能真正说出自然存在，这样的语言即“诗化”的语言、超越了主体性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是对过分张扬的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和超越，是让人回归本体存在去体悟世界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人是最高目的、人的主体性、主客二分、内部外部、甚至人类中心，这些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应该都是可理解和可接受的;但是，在存在论层面、在宇宙观的意义上，这些则是应该被批判和被摒弃的。环境伦理学说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即是一种广义的存在价值论，认为我们必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然和自然的价值。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资源，更是人类的根源，对自然的这种根源性的理解，即是一种存在论的理解。罗尔斯顿在谈到我们对世界的构建和世界自身的构建时说，“把认识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构建等同于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构建，把认知的秩序等同于存在的秩序，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6］，而这种混淆使我们不能认识到自然具有与人类目的互补的自在目的和内在价值。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价值范式的存在论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获得了对自然价值的存在论理解，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的本质，而这时“人到达了存在的境地，比动物的生存更为深刻”［7］(P310－311)，存在的境地是对生物性和物质性的超越，这时的人才真正成其为人。动物的生存是为我的，达到了存在境地的人的生存除了为我还能为他;动物的生存是由生物性主导的，人的生存则须由精神性和道德性来主导，否则不成其为人。

另外，罗尔斯顿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自然是无价值的领域，西方文化也不是从来就认为自然没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只是“随着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到来，自然才被视为无价值的领域而被机械的因果性力量所支配。价值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利益和偏好，自然则只是人类的自然资源”［8］。也就是说，“自然仅是资源”、“自然是无价值的领域”这些断言只是文化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产物，它不仅没有终极性，也没有真理性。

二、从个体主义到环境整体主义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认为大自然具有价值，其中最根本的价值就是自然创生万物的过程。生命之河将“实在和潜在，自我和他人，人与自然，现在与历史，以及‘是’与‘应该’都融会到一起了。……将个体视为浮在整体之中向前运动”，在这里“个人主义的伦理学目光短浅，需要用集体主义的观点来加以矫正”［2］(P96)。罗尔斯顿非常明确地将整体主义限定在人对自然的环境伦理当中以及与环境事务相关的人际伦理之中，所以我们称之为环境整体主义。

如前所述，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拥有自己的“好”、自己的善和自己的存在目的，但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具有联系性、外显性和集群性(或整体性)的，每个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是与其他个体的内在价值相联系而存在的，并在这种关系性中体现出来，离开了他者和整体，个体的内在价值无法存在、无法体现，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每一种内在价值在其前其后都有一个‘与’，指向它所由来的一些价值和它所朝向的一些价值”，“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在一个整体中体现它的善的”［2］(P190－191)，这使得每一个个体相对于其邻居和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又具有工具性价值，关系性和整体性是最重要的，内在价值是深深扎根于其环境中的价值，因此要适应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伦理———人际伦理也好，环境伦理也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把关心的焦点从个体自我转向共同体和共同体中的他者。从系统的角度看，一方面，个体的内在价值往往是由其在系统中的工具价值来体现的，内在价值与它对他者和系统提供利益的能力是不可分的，内在价值须在整体性和联系性中体现。另一方面，在大自然的三种价值———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中，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内含于、统一于系统价值，它们共同从属于系统价值，即整个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同时也为系统价值所支持，“自然系统这个生命之源将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结合到了一起。”［2］(P231)这种结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生态系统将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统一起来，使之从属于系统价值;二是系统价值本身也是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从生态系统创造出“内在价值之放置点”［9］(P256)的个体的角度来说，系统价值包含了内在价值，且系统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从生态系统为生物个体提供了生存环境的角度来看，系统价值也兼备了工具价值的作用。内在价值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孤立的，它要在关系性中发挥对他者、对整体的工具价值功能，它还要在整体性中使个体的内在价值与系统的内在价值保持一致，最终在关系性和整体性中实现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统一。

自然生态系统中这三种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化为生物个体与生态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是:整体优先于个体，个体的善要适应其生态位的善。个体的善要放在生态系统这一整体的善中来理解，个体的善汇成整体的善，又只能在整体的善中传递、提升。但是，生态系统优先于个体生命，并不是完全无视个体生命，而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性的出现，并以偶然性和历史性来表现个体的独特性，创造出决不相同的个体，“共同体的美丽、完整和稳定包括了对个性的持续不断的选择”［9］(P253)，只是这种选择是以有利于共同体的存续为标尺的，这决定了环境伦理中的整体主义原则。罗尔斯顿通过生物个体、物种、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具体表明了其整体主义思想，“我们有理由主张:没有正当理由，一个人不应该屠杀生命个体;我们更有理由主张:没有超级的正当理由，一个人就不应该超级屠杀物种。”［9］(P198)整体性的物种的生命价值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相对于屠杀个体生命，屠杀物种是一种超级屠杀。人为灭绝物种之所以是一种超级屠杀，是因为“它不仅杀死生命个体，还毁灭生命形式(物种);不仅杀死生命的‘存在’，还毁灭生命的‘本质’;不仅杀死生命的‘肉体’，还毁灭生命的‘灵魂’。这不只是个体性杀戮，更是群体性屠杀，它灭绝的是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10］，因此，我们说物种的善高于个体的善，是因为物种的存在为个体生命的涌现保存了生命的形式、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灵魂，只要生命的形式、本质和灵魂存在，就意味着个体生命虽有死亡，但永远不会彻底消失，会有后续的个体生命不断地来接续生命的历程，物种的存在是个体生命延续的基础、条件和保障。而物种的善又从属于生态系统的善，“物种的完整性要适应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我们想保护的并不是物种，而是生态系统中的物种。”［9］(P208－209)其实，失去了生态系统，物种也无处安身，所以，从工具的角度讲，物种是个体生命存续的保障，生态系统又是物种和个体生命存续的保障;而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物种是个体生命存在的逻辑前提，生态系统则是物种和个体生命的存在的逻辑前提，生态系统具有最终的根源性和逻辑先在性，因而其价值最高，这就是环境整体主义的意蕴。

注重个体、对个体自主性的尊重是西方哲学伦理学的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要标志，这也是环境整体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它会不会带来集权主义专制?会不会导致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倒退?罗尔斯顿认为这种担心是一种“思想混乱”和“范畴误置”，他通过区分两个共同体中个体与群体关系之不同来说明这一问题。文化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是两类有着天壤之别的组织模型，人际伦理与环境伦理有着质的区别，两种伦理中的是非善恶标准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推导和相互论证，文化共同体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同自然共同体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混淆，必须分别加以分析。在这里，罗尔斯顿的结论似乎是:文化共同体中个体的优先性与自然共同体中整体的优先性是不矛盾的，因为这里的个体和整体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没有相互对应性，也就不会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