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概论篇1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 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 PDi， 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 [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 。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 阻尼值1 年份 1阻尼值19901 0.011641 20011 0.0498219911 0.012931 20021 0.0541219921 0.013841 20031 0.0590519931 0.014081 20041 0.0636219941 0.014791 20051 0.0666219951 0.018161 20061 0.0699919961 0.023131 20071 0.0742519971 0.027241 20081 0.0777019981 0.034781 20091 0.0829219991 0.040041 20101 0.0865320001 0.045861 - 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R]. Washington DC， USA： NTIA，1995 ： 1-2.

[2]Serway A. Principles of Physics [M].London， UK： Harcourt College Press， 2003：212-213.

[3]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New York， USA：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1：30-38.

[4]刘耀彬，陈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尾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48-55.

[5]阿依吐尔逊·沙木西. 自然资源对干旱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增长阻尼—以新疆库尔勒市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7（6）：751-756.（下转第59页）

数字乡村概论篇2

一、内容

1.调查报告的内番应属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王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范畴之内，井遵循任课教师的具体要求。

2.调查报告的结构可以包括五个部分:前言(介绍社会调查的基本情况，包括社会调查的时间、地点、方式、内番、过程等)、调查对象与方法、调查结果分祈、建议、结尾等，最后可以有附录(问卷调查表及问卷结果统计或访谈提纲及访谈过程记录寺)，

3、应对调查报告的王题运用某一种或儿种社会调查万法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结果要有自己的分祈，不能没有调查泛泛而谈，也不能只有调查而没有自己的分祈;

4、字数要求3000字以上。

二、格式

1、每个专业的小班台订成1本，按字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做一个统一的封面和目录，封囱与目录的格式和内番可参考下例(目录请自动生成)，装订时请在中缝处体现:字年字期、字院、专业年级班级、指导教师等信息，目录后升始编页码，每一份调查报告均双囱打印，每一份调查报告最后都要附上评价与评分页。

2、正文内题目用黑体小二字，居中;下一行写姓名、字号，宋体小四号字加粗，居中。

3、正文内各大要点用黑体四号字型，缩进2字符，要点后不要标点符号。

4、正文内番用宋体小四字型(文中英文字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字体)，行间距用固定值22磅，段落升始时缩进2字符，段落与段落间不要空行。

5.页囱设置值:上:2.5厘米、下:2.5厘米、左:2.5厘米、右:2.5厘米，其他默认，A4纸打印。

6、从正文升始插入页码，页码居中。

7、需要引用相关参考文献的格式如下:

[1]王利民.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PB/OL].(2002-04-29)[2007-02-251

[2]韩明.论企业如何留住知识型员工一又书齐南轻骑知识型员工的调查分析山].济南山东大字，2006:49^52.

8、具体格式可参考下例。

范文参考：

一 .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面貌 发展 问题

三 . 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我家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小乡村，8月12号回家过七月半时，发现家里的变化特别大。首先得说，能够用眼睛看见的家乡变化。还记得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对我说，他们小的时候的梦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现在我们家乡，会有几个家庭没有达到如此的环境?变化的不止这些，记得几年前邻居家的泥屋现已变成了平房，以前的平房如今也都变成了楼房。今年暑假回家，家里居然也在修路了，而且我们没有出一分钱，一份力，全是政府拨的款，政府请的人，新修的路既方便又美观。村里的车也多了，三轮车、摩托车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帮我圆了小时候的梦，以前自己很天真，下雨天走着烂泥路时，晴天上街没有车，坐摩托车在颠颠簸簸的路上屁股痛时，自己便想以后自己长大了、有钱了，定要找人把这泥路打城水泥路，还想好了要将那路命名为古房沟路，而如今国家已经圆了那小时候的梦，不仅是路，我们村上家家户户的天然气在自愿的情况下都已安置完成，听妈妈说年底我们村还会安上自来水，还新增了一些养殖场，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数字乡村概论篇3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数字乡村概论篇4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数字乡村概论篇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本培育、流动和宏观调控”(2007BSH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乐东(1959－　)，男，河南新安人，河南财经学院统计学系副主任、河南财经学院省情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和人口问题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C8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083－04

收稿日期：2008－06－08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统计制度几经改革，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1)统计调查体系的改革。改革开放前，我国统计调查主要以全面统计报表为主，这种体制的主要缺陷是，各类统计数据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极易受人为因素干扰，从而影响统计数据质量。改革开放后，定期统计报表减少，专门调查增加，逐步形成了以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辅以必要的统计报表的资料调查搜集系统。人口普查(每10年1次)，工业普查(每10年1次)，农业普查(每10年1次)，基本单位普查，第三产业普查，经济普查(2005年第1次，以后将每10年1次)，构成最主要的普查内容，而抽样调查则被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的各个方面。(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经济活动状况进行科学核算的一套制度规范。在上世纪，国际上形成、并经联合国推荐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两套，一是SNA(即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的简称)，二是MPS即(The sv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的简称)。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采用MPS核算国民经济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结果，90年代以后逐步放弃MPS，继而采用SNA核算整个国民经济。这是我国统计核算史上一次革命，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统计方法和统计内容的科学性与全面性，而且深刻影响了统计工作者的思想意识，使整个统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的GDP被低估，例如世界银行曾在未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并公布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把中国GDP上调34.3％。也有人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被夸大(Rawski，2001)。不过，事实证明，国外这些基于中国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争论，是不公平的，但它却向中国人敲响了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的警钟。(3)统计质量向国际标准靠拢。2002年4月15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通用系统(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简称GDDS)，标志着中国的统计数据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这对世界通过数字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发展与中国的有关往来。起到了积极作用。(4)GDP核算数据的动态修订。关于GDP的动态修订问题，笔者曾提出过类似建议(赵乐东，2007)。目前中国公布的GDP数据改变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不再是“一锤定音”，而是要经过几次调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对正式公布过的GDP数据进行修订是2005年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结果作出的。GDP数据的动态修订虽然给部分使用者带来了某些不便，但却使统计数据向客观实际逼近了一步。

尽管如此，中国的统计制度中仍然存在中一些问题。笔者已经就观察到的此类问题中的一部分进行了研究(赵乐东，2007)，本文主要就下列问题作些讨论。

一、城市(镇)化进程统计问题

城镇化进程是通过不同年份的城镇化率显示的。城镇化问题是近20年来中国理论界乃至各级政府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甚至于对此问题的关心程度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渗透到“政绩”与“发展”的理念之中。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6年全国城镇化率为43.9％，河南城镇化率32.47％。同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49.2％(同一口径的中国数据为41.3％)。中国和世界存在较大距离，中国的城镇化率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河南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人们议论与关心的热门话题。问题是，任何统计指标的计算都有一个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问题，离开这一关键问题不谈，而草率地拿统计数字进行直接比较，将无从得出严谨而科学的结论来，城镇化率的统计也不例外。什么是城镇化率或城市化率?如何计算城镇(市)化率?这些问题学术界有过很多解释和研究。例如肖万春(2006)认为，不应该只用单一的人口数字计算城镇化水平，而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反映，城镇化率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指标；梁普明(2003)用城镇化率和一个经过复杂计算的综合调整系数来判断城镇化水平。本文将不加区分地使用城镇化率和城镇化水平这两个概念，因为这里关心的只是统计的口径、范围问题。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指标解释”栏目中，找不到对城镇化率的解释，可能是因为这个指标太简单、太大众化而无需解释吧。但是人们在计算这个指标时，实际上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镇)人口与该国或地区的总人口对比得到的，通常人们也这样来理解所谓的城镇化水平。上面所引用的中国和世界的城镇化率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计算出来的。

2008年8月，笔者在豫西山区农村调查时了解到，那里的农民早在几年前就莫名其妙地被有关方面登记为“城镇人口”，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深山里。当国家有关农村合作医疗新办法开始在农村实施，这些“城里人”可能享受不到农村人的优惠时，他们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把我们算成城镇人口!这使我立即想到了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问题”，这也使我们有理由怀疑目前河南乃至全国城镇化率的可信度。因为统计出了问题。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要准确统计城镇化率，必须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城、镇、乡的划分标准；第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和范围；第三，我国大量存在的流动人口的统计问题。

首先，关于城、镇和乡村的划分标准。为了科学、真实地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准确评价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国家统计局(1999，2006)制定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城镇是指在我国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其中城区包括“(一)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

委员会地域；(二)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包括“(一)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二)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三)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而且“特殊区域”作为镇区统计的条件是：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同时，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员达到70％以上。“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由此可见，凡非国家专设市镇建制的区域和规定的特殊区域一律只能统计为乡村而不能统计为城镇。按照这个规定理解，全国绝大多数的乡政府所在地是不能划入城镇的。但事实上，在一些地区不仅乡政府所在地的居民被统计成了“城镇居民”，而且不在乡政府所在地的部分山区居民也有了“城镇户口”，统计的范围被人为扩大。用这样的数据算出的城镇化率是不合实际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关于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和口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城镇人口的多少和城镇化率的高低。本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居住在城镇的登记为城镇人口，居住在乡村的登记为乡村人口。但我国有我国的国情。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治，将公民分别登记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改革开放后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行政桎梏被逐步打破，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并长期在城镇居住(居住5年以上甚至10年以上的已经很多)，但他们始终没有取得城镇户口，因此他们还不能叫做城镇人口，这就产生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统计标准问题：居民按常住地原则登记或按户籍地原则登记。从城镇化的本源意义讲，应该按居民的常住地计算城镇和乡村人口，统计实际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我国，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原居人口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是极不相同的，他们在就业“准入”、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劳动保险、社会保障、子女就学和个人发展等方面，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他们被称为“外来人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统计学的术语讲，被称为“外来人口”的城镇居住者和城镇居民属于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他们不能形成一个“统计总体”，因而不能计算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人口总数”，当然也就不能计算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目前计算和公布的城镇化率其实是一个“假数”。那么，按户籍地原则如何?结果不仅是城镇化率降低，而且从经济学来看，这部分人口中有些同户籍地的联系远不如同常住地的联系紧密。这就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第三，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的“常住”问题。2000年“五普”时人口的常住标准在时间上定为“半年以上”，而在此之前常住的时间以“一年以上”为标准。从人口统计的准确性角度看，“常住”的时间标准定的长则优，短则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镇，因此，常住时间定的长，则城镇人口少，短则多。目前按半年常住时间统计城镇人口，实际上人为地多计算了城镇人口，夸大了城镇化率。

二、劳动力就业统计问题

这里，从国家统计制度和城乡统计实践两个方面分别讨论。

先说统计制度。在国际劳动力就业统计中，一般使用三类基本指标：就业、失业和待业。可分别计算就业人数和就业率、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待业人数和待业率等反映就业状态的具体指标。在这三类指标中，就业是最主要的，而失业则是最受关注的，尤其是失业率指标一直是人们观察一国或地区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识别指标。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02)的解释，在业人口(就业人口)是指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人口中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从上述指标及其解释中可以看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事实上将农村全部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人口中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统计为就业人口，二是失业和待业人口只统计城镇(未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除外，现在这部分人可能很多)的，不统计乡村的。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事实上只是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统计制度，农村不存在所谓就业、待业或失业问题。但这并非事实。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实际原因就是农村人多地少，存在比较严重的季节性失业。后来，国家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禁锢在农村。这虽然减轻了城镇市场供应和就业的压力，但却造成了农村大量隐性失业。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而农村的各项经济活动并未因此而受影响，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仍然被禁锢在农村，他们仍将被统计为“就业人口”，而事实上他们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内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由于农村劳动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家庭承包的土地30年不变，加上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实际上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自己的责任田)，所以人们认为农民春夏秋冬都可以从事“有经营收入”的劳动，因而都应该视为“就业”。如果按照实际劳动时间计算，我国的失业人口就要多得多，失业率业也将高得多。目前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就是失业劳动力。现在，国家在许多方面实行城乡统筹，而且由于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至少在部分行业是如此)，因此，改革全国劳动力就业统计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待业和失业统计标准就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再说城乡劳动力就业统计实践。由于“城镇人口”的统计数字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乡村人口也不准确，进而按“有问题”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为基数统计的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口也可能出现问题。以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个主要年份城乡就业统计情况：

由上表可以发现：(1)从1978年～2005年的27年间，金国人口每年增加1277.7万，全国就业人口每年增加1321.2万，即平均来说每年增加的就业人口比增加的总人口多43.5万，换句话说，全国不仅每年增加的人口都能就业，而且还可以解决43.5万历史遗留的就业问题。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这两方面因素考虑，由于产业规模扩大，劳动力需要量增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或某几年的时间内，增加的就业人口大于同期增加的总人口是可能的，但是27年来平均每年都是如此，就会令人生疑，因为就我国几十年来的情况看，一代人口的成长只需20年～25年。因此令人生疑的或者是全国的人口统计数字，或者是全国的就业统计数字(这里不考虑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就业因素)。(2)城镇人口每年增加1443.2万，而每年增加的城镇就业人口只有653.3万，换句话说，城镇每年增加的人口中有789.9万未就业，与全国情况相比，反差巨大。虽然全国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城镇登记失业

人口也有700万左右，但由于全国平均来说每年增加的人口都是就业的，因此，城镇增加人口中未就业部分只能在农村就业数据中去观察。(3)27年来，农村就业人口每年增加661.3万，这好像可以解释城镇增加人口中未就业部分的去向，但是，同期农村总人口减少4470万，平均每年减少165.6万人。特别是自1995年来的10年间，农村人口减少1140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140万人。虽然农村就业人口也是减少的，但没有总人口减少的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口和就业统计数字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可能正是源于城乡就业统计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有些农村人口被登记成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减少，城镇人口增加)，而城镇就业人口统计却没有考虑他们，因而产生城镇总人口增加和就业人口增加之间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农村被登记为城镇人口的人，依然算作是农村就业人口，造成农村就业人口增加。

因此，我国现在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三、劳动工资统计(职工平均工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成份出现多元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伙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份越来越大。与此相应，居民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职工”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员工”概念的使用却越来越普遍。虽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人们日常的研究中并未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在国家统计制度中，由于对工资统计的需要，仍然使用职工的概念和对“职工工资”的统计。国家统计局今年(2008)7月数据称，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这一结论引来全国范围的激烈争论，人们普遍认为工资的实际增长没有这么多，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即使不考虑全国范围内物价的大幅上涨)。总之，人们认为，统计数据高估了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程度。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除了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诸如数据来源、群体收入差别等因素外，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统计学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被混淆了，或者实践上没有很好地界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统计总体”。根据统计学原理，要计算一个总量指标，进而计算与此相关的平均指标或相对指标，必须首先确定统计的总体。国内绝大多数的统计学教科书对统计总体这个概念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解释，如对我国统计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教科书》(1984)认为，“凡是客观存在的，在统一性质基础上结合起来的许多个别事物的整体，就是统计总体”；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等(1992)也认为，“统计总体就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所需要研究事物的全体，它是由客观存在的、具有共同性质的多个单位构成的整体”。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是构成总体的个别事物要具有“同质性”，即个体在所观察研究的主要方面性质相同。如果将“城镇职工”作为一个总体研究其平均工资，就必须弄清楚两个重要概念：职工和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职工是“指在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括返聘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在国有经济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人员”，而职工工资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原则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资总额内”。这种解释看似十分清楚，但却忽视了几个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目前全国范围内广泛而大量存在的来自农村的流动劳动力的“身份问题”。过去，公有经济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单位用工情况比较简单，“职工”的概念包括固定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等，人口流动少，因而城镇职工在统计口径和范围上是易理解和操作的。现在的国民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公有经济的规模和比重都越来越大，用工单位情况极为复杂，加之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整个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一些人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怎样将他们统计为“城镇职工”，目前的统计制度并没有给予具体的说明。因此，“城镇职工”这个总体在范围上是含混不清的。第二，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一定时间内在城镇就业，但是他们与“真正的城镇职工”存在巨大差别(已如前述)，如果将其作为构成“城镇职工”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进行统计，那么，这个总体的“同质性”就是有问题的。第三，目前在我国许多企业的管理层都实行“年薪制”，他们1年的薪酬，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甚至数千万，他们1人1年的薪酬收入是一般职工收入的几十倍、几百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和普通职工已经属于I生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将他们和其他职工放在一起计算平均工资，违背了统计学关于总体的同质性原则，平均的结果掩盖了职工收入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别，主要表现为抬高了城镇职工工资的平均数，这不仅给人一不真实感，更主要的是这一结果混淆了性质不同的问题。

数字乡村概论篇6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　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3]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J].1936.(1):40.

[4]　镇江文史资料：第14辑.

[5]　吴相湘.民国史料丛刊[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6]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概览》（一）.

[7]　古木某.中国农村经济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8]　革命文献：第55辑.

[9]　常州文史资料：第2辑.

[10]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11]　江都文史资料：第6辑[M].

[12]　无锡县文史资料：第4辑[M].

[13]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　周中建.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J].中国农史，1999.(4).

数字乡村概论篇7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以政府为主导，加强领导，行政推动，加大投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力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努力扩大有效覆盖。以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为保障，健全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村广播电视传输质量和水平，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和信息服务。

2、总体目标。按照“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善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农村广播电视建设成果，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扩大农村广播电视有效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大幅增加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套数，丰富服务“三农”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建立健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长效机制，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使广播电视更加贴近农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在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主要量化目标

——到2010年底，全面实现现有607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盲村”通广播电视，使“盲村”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到中央和本省4套以上广播节目和8套以上电视节目。

——到2010年底，有线电视光缆网通达所有乡镇，完成新建1038个行政村及230个具备光缆接入条件的自然村有线电视进村入户，新增农村有线电视用户18万户。

——到2010年底，无线数字电视覆盖953个行政村及448个具备直接接收条件的自然村，新增农村无线数字电视用户9万户。

有线电视光缆网及无线数字电视行政村覆盖率基本达到100%，自然村覆盖率达到24.5%，农村入户率达到57.8%。

——充分发挥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站）的作用，使广大农村群众能够无偿收听收看到4套以上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中央第一套广播节目、中央第一套和第七套电视节目、本省第一套广播、电视节目，以及本市、县广播、电视节目）。

——积极推进县、乡（镇）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县、乡（镇）广播电视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以县为中心、以乡（镇）为基础、面向农户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4、扶持原则。充分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把为农村群众提供更多高质量广播电视节目和信息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快速推进“村村通”建设；坚持“多予少取”的方针，以政府为主导，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实现和保障农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多方筹集资金，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广播电视建设；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务求实效。

二、大力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

根据国家、省、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要求，紧紧把握广播电视新技术发展趋势，针对我市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现状，以有线电视光缆网和无线数字微波传输网混合覆盖为主，多种方式并举，快速提升农村广播电视有效覆盖，实现多套高质量广播电视节目和综合信息进村入户。

1、快速推进有线电视光缆网向农村延伸联网。把网络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快向农村延伸的步伐，初步构建县至乡、乡至村光缆干线网络体系，优先发展光缆干线沿线具备光缆接入条件的村庄，逐步向纵深延伸，不断扩大农村有线电视覆盖面，扩大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提升网络化程度。十一五期间，完成农村有线电视光缆干线敷设1780公里，完成新建1038个行政村及230个具备光缆接入条件的自然村有线电视进村入户，新增用户18万户。

2、加快无线数字微波传输覆盖网工程建设。紧紧把握广播电视新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实践广播电视村村通的新途径。加快市级及祁县等5个县级数字节目传输平台、榆次等5个数字微波发射中心站、榆次罕山等6个数字微波发射主基站无线数字微波传输覆盖网主体工程建设。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形地貌条件，数字微波主基站信号阴影区内，新建若干数字微波中继站、蜂窝站。作为有线电视光缆网的延伸和补充，通过用户直接接收-机顶盒入户或集中接收-分配网入户的方式覆盖。十一五期间，实现无线数字微波覆盖953个行政村及448个具备直接接收条件的自然村，发展无线数字用户9万户，实现36套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及信息进村入户,数字通、信息通一步到位。

3、大力推进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十一五期间重点解决607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盲村”通广播电视，以提高中央台和省台广播电视节目覆盖为重点，使当地农民群众能够收听收看到中央和省8套以上电视和4套以上广播节目。覆盖方式以共用卫星天线接收方式为主，其具有的技术先进性、政治的可靠性和经济的可行性，是解决地处偏远、地形复杂、居住分散农村地区收听收看几十套广播电视节目较好的技术手段；其它无线发射转播覆盖的自然村，也可采用共用卫星天线接收技术手段，丰富节目套数，提高收视质量；有条件的自然村，积极推进有线电视光缆网或无线数字微波传输网覆盖。

4、重视完善和发挥现有无线发射转播台的作用。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转播作为一种传统的覆盖技术，其具有的收音机和电视机直接接收的优势，仍是一定时期发展过程中，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通用手段。以中1、中7、省1、市1及当地县广播电视节目覆盖为重点，通过增加投入，设备更新改造，新增节目套数，优化转播节目布局，使广大农村地区不同需求的农民群众能够用收音机、电视机直接收听收看到4套以上无线广播电视节目，保障和满足农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基本需求。

5、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按照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文件精神，积极推进县、乡（镇）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县、乡（镇）广播电视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以县为中心、以乡（镇）为基础、面向农户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落实人员和运行维护经费，积极探索适合我市实际的运行服务机制，保障农村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6、加大广播电视节目服务“三农”的力度。坚持贴近农村实际，贴近农村生活，贴近农民群众的原则，逐步增加为“三农”服务的节目总量，加强与科技、农业、林业、水利、教育、文化、卫生、司法、气象等部门的合作，不断丰富节目资源，开办多种形式的对农节目（栏目）。同时，把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频道作为农村覆盖的重点节目，进村入户，扩大覆盖率，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三、十一五期间广播电视村村通年度目标任务

按照新农村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快速推进。

20*年启动阶段。已完成市级试点村、治理村及省级试点村广播电视村村通规划编制工作。

2007年重点推进阶段。以120个省级试点村为重点（包括35个市级示范村），在有线电视光缆网已通达70个试点村的基础上，完成35个试点村有线电视光缆网覆盖。开通运行榆次罕山数字微波发射主基站，无线数字电视覆盖9个试点村；大力推进左权、榆社、灵石县县至乡（村）有线电视光缆网联网，积极推进其它县联网延伸的步伐，加快榆次、太谷、祁县农村地区无线数字电视覆盖，完成290个村有线电视联网和210个村无线数字电视覆盖。实施自然村“村村通”，实现180个自然村“盲村”覆盖。

2008年全面推进阶段。以初步构建县至乡、乡至村有线电视光缆干线网络和新建祁县、介休、昔阳、和顺数字微波发射系统为重点，完成355个村有线电视光缆网联网，完成380个村无线数字电视覆盖；实施自然村“村村通”，实现210个自然村“盲村”覆盖。

2009年，以有线电视光缆网纵深延伸联网和无线数字微波传输网蜂窝站多点布局建设为主，完成335个村有线电视光缆网联网，完成400个村无线数字电视覆盖；实施217个自然村“盲村”覆盖，提前实现十一五期间自然村“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

2010年，以扩大村覆盖率、入户率为重点，完成253个村有线电视光缆网联网，完成402个村无线数字电视覆盖。

四、主要工程项目投资概算

1、有线电视光缆网农村延伸联网工程。建设1780公里光缆干线需投入6230万元，18万户用户初装费需投入4500万元，工程概算1.07亿元。

2、无线数字微波传输覆盖网。主体工程需投入980万元，9万户无线数字用户接收系统需投入3*0万元，工程概算4040万元（未包括数字微波中继站、蜂窝站）。

3、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共用卫星天线方式为主，覆盖607个自然村“盲村”，工程概算1076万元。

4、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更新改造工程。新增、更新13个中1、中7、省1电视节目发射转播系统需投入286万元，10个*市广播节目调频发射转播系统需投入130万元。工程概算416万元。

以上四项工程概算1.63亿元。

五、保障措施

1、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落实。市、县村村通广播电视工作领导组要切实加强对“村村通”工作的领导力度，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广电、发改委、财政、农业等部门及各乡镇、村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要切实把广播电视村村通纳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确保“村村通”工作顺利推进。

责任落实。建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目标责任制，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和创建文化先进县（市）、乡（镇）等目标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播电视系统工作考核评价机制，把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加强监督检查，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目标任务的如期实现。

加强队伍建设。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强广电队伍的教育培训，逐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和调动广电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稳定和发展农村基层广电队伍，奖优罚劣，在全系统形成关心支持并积极投身农村广播电视建设的良好氛围。

2、加大投入，加大对广播电视村村通的支持力度

突出政府作用，支持“村村通”建设。根据国办关于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分级负责的精神，积极争取用好中央、省自然村“村村通”工程建设补助资金及转播中央、省广播电视节目无线发射转播台（站）更新改造的补助资金。落实好市、县财政自然村“村村通”工程及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更新改造的配套资金。要加大农村文化事业专项资金对广播电视村村通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多方筹资，加大投入。各级广播电视部门要加大扶持力度。各级有线电视网络运营机构要加大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建设的资金投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广播电视部门控股51%以上的前提下，鼓励其它国有、非公有资本参股县级以下新建有线电视网络。

数字乡村概论篇8

1．相关概念的解读。首先，关于描述社会秩序、政治体系、统治格局的相关概念的把握。费老笔下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不同于西方依赖正式法律和暴力系统确定和维持私人关系的法理社会，而是依靠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邻里亲密关系与熟识关系来建立联系的“礼俗社会”。这样的社会往往少一分淡漠而多几丝人情味儿，在这样的社会中，秩序的维持与稳定并不依赖于正式的、外在于个体的法律体系，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即所谓的“礼治秩序”。其次，关于乡土社会文化状况的论述，主要提出了“文盲社会”和“男女有别”的概念，所谓文盲社会，简言之就是没有正式文字而仅仅依靠言语沟通交流的社会。费老指出，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彼此熟识，联系密切而且经常见面，这种地缘上的接近与彼此联系的方便、频繁使得正式文字显得多余，这进一步形成了乡土社会缺乏文字的客观现实。另外在乡土社会中，男女之间不仅存在生理差异，还往往被建构成在行为规范和心理上迥异的存在，即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接下来是关于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格局的论述，这里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费老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个最受关注的概念，他将其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对比，指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2．研究方法的讨论。在理清了本书中的主要概念以后，我们还必须对造就本书的具体研究过程和方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较完整连贯的把握，而这也是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程序。具体到《乡土中国》一书，费老运用社区研究理念，通过对特定村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实地考察，结合比较方法的使用，尝试以小见大，由少数村落的实证研究资料来推演更大范围内中国乡土社会的一般面貌的方法。这种深入实地开展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比起以往局限于书斋，仅仅在文献中做文章的研究方法，有自身的优势之处，这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资料的客观性以及结论的准确性，不过这种通过对特定几个个案的研究进而将研究结论推广的方法也遭到了质疑。

二、“乡土中国”的当代思考

对经典名著的品读并不以对其内涵的孤立解读为终结，我们还应该在理解著作本意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审视著作的现实意义，只有心怀一种批判性反思的视角品读经典，才可能在吸收和借鉴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追求进步，以一种更客观的眼光考察彼时与此时，从而寻求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更清晰认识。费老笔下的《乡土中国》为我们建构出了一套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理想图景”，即“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成为诸多“专业”学者和众多“业余”读者们想象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对象，也成为众多当前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起点。另外，“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具有概念性质的“理想类型”。“乡土中国”中的诸多概念，是作者对乡村社会性质、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等的总结和提炼，这些概念“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成为后来学者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的工具。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以费老为终结，乡村研究的方法也并不局限于当年费老所使用的社区研究法，同时当代乡土社会的变迁也要求学者们以变化了的现实为研究对象展开后续研究。毫无疑问，新世纪的乡村社会与费老当年调查研究的情况已有出入，我们不能再用已有的关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理论、研究成果来解释现实社会，同时现实社会的很多现象也是当年的研究所不曾涉及的。另外，当代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西方社会相比，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人情的渐趋淡漠，长老统治的衰落，家族的消亡，私人关系的趋于弱化等等，这些都说明，我们必须立足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社会，用一种文化自觉的本土化视角去展开研究，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当下的现实。

数字乡村概论篇9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急需调整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政府极力提倡引入、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地区的致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纵观全球各国的农业发展，乡村旅游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保护农业生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乡村旅游是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手，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更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入点。

在全球范围内，乡村旅游已与景区旅游、城市旅游呈三足鼎立之态，发展持续而迅猛。乡村旅游并不局限于农村地区，更是许多大都市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毫不夸张的说，乡村旅游俨然已成为当今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1.政府大力推动，乡村旅游迅速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较大的需求潜力，市场前景良好。近年来，我国各地的乡村旅游凭借其生动活泼、特点显著、形式多样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形成了规模日益壮大，业态类型日趋多样化的大规模产业集群。其经营规模从分散经营、零星分布向集群分布、集约经营转变，发展方式也逐渐由农民自发发展转变为有序规划引导。截止到2014年底，在乡村旅游方面，注册农家乐达200万家，受惠农民3300万人，乡村旅游重点村有10.6万个，全年接待乡村旅游游客近12亿人次，旅游收入约3200亿元。北京、杭州、成都、上海、西安等地均形成了城郊乡村旅游集聚区。

2.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游客偏好转变以及旅游阶段的跨越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国内实行双休日以后，我国城郊旅游业迈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目前，我国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的时间总和已超过114天，这意味着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国人是在闲暇中度过的。随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居民闲暇时间的充裕，节假日、周末的短途度假旅游需求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同时，在质量方面游客对旅游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生态化、休闲个性化、主题娱乐化等转变为吸引游客的热点。体验乡村风情、商务旅游、运动休闲以及滨水休闲等主题娱乐休闲旅游产品成为城市周边休闲度假旅游的主要方向。学者吴承忠在论文中提出：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消耗了三分之一的收入，休闲占用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城市居民的出游目的地接近半数为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受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用，巨大的居民周末游憩市场正在频繁地指向郊县（区）。作为环城游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在其旺盛需求的带动下进入了一轮高速发展时期。固定的乡村游客群体在某些城市已经形成。愈来愈多的旅游者选择能够愉悦心情、贴近农村、感受乡村风土人情、体验乡村文化习俗等生活方式体验、生态体验的旅游形式，这种需求对以景观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升级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地提高，农业文明、乡村环境和民间文化等乡村旅游价值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开始向往乡村那种贴近自然乡土气息和恬静、淳朴的生活环境，使得都市休闲农业需求变得更加旺盛，发展都市休闲农业的市场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3.乡村旅游营销滞后

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过程中，呈现出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过度商业化，缺乏对乡村旅游核心本质及内涵的把握，往往造成不可持续发展的后果，对乡村文明的破坏非常严重。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大量耕地的问题日趋严重，乡村旅游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公共设施建设的周期性强，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强，同时存在着利益相关者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

开发建设乡村旅游产品的主体部门往往缺乏规划，产品组合结构不合理，产品同质化以及旅游服务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致使游客的重游率较低。

二、基本概念界定

1.乡村旅游

纵观诸多学者的研究可知，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如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目的、旅游活动形式等。但他们一致的认为乡村地区是乡村旅游的发生地，即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因此，要想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作出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对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十分关键。

王^庆认为，倘若以“乡村性”为评价的标准，则可以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上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分别进行界定。其中，可以引申出两个概念：准乡村旅游和纯乡村旅游。准乡村旅游（比如古村落、名山大川和小城镇旅游等非纯粹的乡村旅游）是广义上的概念；纯乡村旅游（比如农家乐形式的纯粹乡村旅游等）是狭义上的概念；而与乡村旅游相对应的概念是城市旅游。

作者对王继庆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的界定持赞同的观点。此外，从本质上讲，乡村旅游是向游客提供“一种或多种乡村经历和体验”，提供一种认识农村、体验农家生活、追寻古朴民风民俗的机会。

2.乡村旅游营销基本理论

本部分内容主要围绕乡村旅游这一特殊的产品展开相关的理论整理。首先，从产品的角度，利用市场营销学理论中的整体产品概念来阐述乡村旅游整体产品概念，通过这个概念的界定，试图从不同的层次来把握乡村旅游的概念。其次，利用发展的观点探讨生命周期理论，结合纵向发展的观点，来把握乡村旅游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特征与方向。

对乡村旅游产品本身形成初步认知之后，应当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了解，消费者需求理论的相关内容，研究其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研究如何把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经营与消费者实际需求、潜在需求进行对接，以更好地满足乡村旅游者的有效需求。

三、泰安市乡村旅游营销现状调查

泰安市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点工作来抓，在“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确定乡村旅游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编制实施了《泰安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把乡村旅游培植成为全市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本次调查中笔者不仅仅通过网络和文献等资料查阅了所需要的相关数据信息，而且还亲身去了岱岳区旅游区、东平湖旅游区等做现场调查，包括亲身观察、现场访谈调查以及问卷调查。通过亲身体验观察，初步体会到泰安乡村旅游游客的现状，从而对滕州乡村旅游游客状况得到初步的认识；通过对工作人员以及游客的访谈，从相关人员的角度来进一步对泰安乡村旅游的游客状况有更深刻的认识，大致上了接了游客的人口特征、地理特征以及满意度；最后通过对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并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得到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游客状况，系统的分析出游客的人口特征、地理特征、乡村旅游满意度、旅游动机、出行方式、消费结构、再游倾向等。对于调查问卷，共发放50份，回收49份，有效48份，有效率为96%，调查对象均为来泰安乡村旅游的游客。

1.泰安乡村旅游宣传途径的现状分析

为了了解游客们了解泰山的方式，笔者特地对此问题做了调查。此次调查中笔者给出了5种方式，让游客选出自己平时了解泰安市乡村旅游的方式途径，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笔者对游客平时了解泰山的途径进行了排序处理，由结果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网络、广播电视以及他人介绍。而宣传册作为了解一种产品的简单便捷方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门票和商品价格的现状分析

价格在市场营销组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关系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由图2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游客认为泰山门票的价格较为合理。然而我们不可忽视依然有较大比例的游客认为门票价格比较高。对于泰山上的商品定价，则绝大多数游客认为价格过于高（如图1所示）。我们再结合游客在泰山景区的平均消费统计表来分析。由表3可以分析出，绝大多数的游客平均消费在200元-1000元之间，处于中低型消费，较高的价格必然影响游客对泰山景区的整体满意度。

3.旅游整体产品现状分析

在进行产品现状分析时，我们应该站在整体产品的角度上，对于泰山旅游产品的现状分析也不例外。泰山旅游景区产品不仅包括主风景区，还应该包括泰山景区雀鞲鲂〉木扒、景区的服务管理水平以及与景区相关产品等。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共设计了7个与景区整体产品相关的问题。为了更形象客观的反映出泰山旅游整体产品的现状，笔者对该问题的分析进行了量化处理。7个问题分别有具有明显梯度的5个选项，笔者对于各个选项按梯度的不同赋予了不同的分数（1-5分），分数越高表示旅游产品的现状越被游客所认可。为了检验目前泰山旅游产品的现状，笔者对此进行了单样本T检验。

在此次检验中，笔者选取的检验值为总分数的80%。各因子的量化总分与检验值分别为：风景文化量化总分为10分，检验值为8；服务管理量化总分为10分，检验值为8；相关产品量化总分为15分，检验值为12；整体景区量化总分为35分，检验值为28。

由检验结果表4（其中M代表均值，SD代表标准差）可知，泰山旅游整体产品均值为24.49，与检验值28有一定差距，而P值为0.000（

4.乡村旅游游客忠诚度与满意度现状分析

一般认为，如果游客满意程度较高，则重游率会相对较大、忠诚度相对较高，即满意度、重游率和忠诚度三者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如果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更深层次的挖掘出泰山旅游营销的现状，并为更好的制定营销策略做有力的支撑。为了发掘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先对三个问题进行量化处理，建立统计模型，对三者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满意度与忠诚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80，相关系数检验P-值为0.000（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满意度、忠诚度和重游率之间并不全都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有些游客虽然满意度较高，但旅游的频率不一定高，这部分游客大多数为首次来泰山旅游的游客。

5.客所认为的泰安乡村旅游营销现状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泰山旅游景区的营销现状，我们需要从众多的游客那里进行系统了解。为此笔者在最后调查了游客认为的泰山旅游景区需要改进的方面。此次调查中给出了10项因素，让游客自由的选出自己认为泰山旅游景区急需改进的几项因素，得到的结果如表2-5所示。

如表6所示，我们对游客认为急需改进的因素进行了排序处理，由结果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环境状况、门票价格、便民设施。环境作为旅游景区的核心，无论何时都会被游客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多数游客旅游的目的即为观看旅游景区的风景。此处依然被游客认为是急需改进的地方，可以看出游客对泰山景区好的环境风景寄与的迫切希望。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消费者一般都会比较注重于商品的价格，作为青年和中年为多的旅游人群也会格外注重景区的门票价格。至于便民设施我们可以理解游客的心声，笔者在做调查时也有好多游客反映山上便民设施太少，给游客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四、全方位营销模式创新，加速乡村旅游发展

1.营销策略

目前在市场营销实践与理论体系中，品牌战略居于主导地位，品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品牌的作用：首先，通过品建设和传播，可以突出旅游产品或服务的特色，与竞争者相比有良好的传播点；其次，品牌传播对于旅游形象的树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通过品牌传播，可以加深消费者的认知，进而提高旅游者的购买率和重购率；最后，通过品牌构建与传播，形成企业的品牌资产，是体现旅游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成分等。

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来说，区别于一般的实体产品和服务。首先，一个优秀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需要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次，乡村旅游品牌知名的打造，同样离不开优质的服务。因此，在乡村旅游品牌建设与传播中，要有清晰的认知，对自身资源、对市场需求偏好、对竞争企业等。在市场选择上，要注意先后发展顺序。往往是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先省内外市场，再周边省份，后国际市场。通过选择不同的平台，不断的宣传促销，树立旅游形象，加大市场影响力，提升旅游品质，保证乡村旅游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品牌，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缺乏自身独特文化价值的挖掘与包装，而且存在着跟风的现象。比如在成都三圣乡五朵金花的品牌打响之后，很多地方，在打造乡村旅游品牌的时候，往往会用类似于五朵金花的名称，比如滕州市的乡村旅游品牌建设，也在做一个五朵金花的概念，从名称的命名，到具体的旅游目的地景点的构成，有很深的成都三圣乡的影子。

2.营销传播策略

源于美国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被广泛的流传应用，在开拓发展市场、提升旅游品牌形象、促进规模发展、提升消费者主动购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同一地理空间内的不同乡村旅游产品之间的整合营销

在同一区域范围内，乡村旅游产品之间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因为目前很多乡村旅游产品存在着严重同质的现象，尤其是想以农家乐为代表的最初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在相对集中的地理范围内，难免会产生恶性竞争。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游客还是对业主，都存在很大的风险。

因此，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现在主张“一村一品”，在同一区域范围内，形成可以互补的合作关系，往往以政府主导推进，强调整体形象和品牌，实行整合营销，共同培育开发市场。既降低了经营风险，避免了恶性竞争。同时，还可以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2）不同区域间的联合营N

乡村旅游产品的行政区划以县市区一级为主，乃至于乡镇一级，其拥有的资源有限、资金不足、其传播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因此，营销还应考虑主动纳入市、地区等更大区域的联合营销中去，尤其是考虑与各主要景区进行联合，形成联动模式，也可以考虑主动寻找成熟的旅游市场进行依托，进行游客引导开发乡村旅游市场。

以泰安市岱岳区和泰山区的乡村旅游景点为例，因为这两个区具有明显的地理空间优势，环泰山分布，泰山就是最好的可以捆绑的平台。而且在市场宣传的过程中，泰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这两个区的乡村旅游做了良好的背书。

（3）不同的营销传播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市场营销传播的概念里面，传播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比较经典的手段包括：广告、人员推销、公共关系和营业推广。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关注旅游目的地形象广告的打造，在不同的营销传播手段里面，他们所起的作用、花费的成本以及影响的范围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进行营销传播的的过程中，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针对当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和目标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传播手段的组合。

（4）不同传播媒介的综合运用

随着互联网、移动通讯手段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型的信息获得方式越来越普及、便捷。这为乡村旅游的传播提出了转变思路的新要求，在关注传统优势媒介的同时，还要关注各种各样的新媒体信息传播。

传统媒体：

①借助目标客源地传统媒体。借助目标客源地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体宣传旅游区的旅游形象及旅游产品，不断扩大宣传推广范围和提高旅游区知名度。

②分发旅游宣传册等材料。积极参加旅游推介会和说明会以及各种旅游会展，向当地旅游业界和游客派发旅游宣传册、促销单张、旅游地图等各类宣传资料。

③与专业旅游杂志合作，形成营销软文。在专业策划的基础上，与国内重要旅游杂志合作，形成一定量的营销软文，营造正面舆论规模，不断传播、曝光新的乡村旅游形象。

网络媒体：

网络营销方式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新媒体在选择上主要分为三类：网络新媒体、移动新媒体和数字新媒体为主，重点实施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视频和微图等五微营销。

①网络新媒体。主要包括各大门户网站（如携程、艺龙、新浪、搜狐），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对话链、博客/播客、网络文学、网络动画、网络游戏、网络杂志、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其中重点关注微博及社交网络的“病毒式”传播的口碑宣传方式，对旅游区进行“病毒式”传播。

②手机新媒体。在选择上可以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软件、手机短信/彩信、手机报/出版物、手机电视/广播等。

③数字新媒体。数字新媒体广告投放包括数字电视、IPTV、移动电视、楼宇电视、城市多媒体终端等。在一级目标客源市场的火车站、飞机场、饭店大厅、大型购物中心、重要的景区景点和旅游咨询中心等地，开展旅游营销宣传。

公共关系渠道：

①公关营销。整合社会资源，分析贴近目标市场的各种社会活动、政府公关活动、有关的专业组织会议等进行品牌植入。

②名人营销。明确分析当地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把握其特质，遴选聘请具有共性的名人进行相关的市场推广活动；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名家名人参与活动，利用名人效益，进行旅游目的地的营销。

③会展营销。会议展览因其影响效果越来越被地方政府部门接受，尤其是高规格会议，会议效应往往可以形成旅游宣传的亮点；而且会议效应的融入性与持续性比较可取。除了主动举办会议以外，还要主动走出去，通过选择主要市场，精心准备参加国内外重要旅游交易。

④文化营销。文化与旅游具有天生的渊源，可以走官方渠道比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营销难在历史文化的物化与实体转化。

专项营销渠道：

①旅行社营销。与国内重大旅行社进行合作推广精品线路，借助知名旅行社的渠道，分销旅游区的旅游产品；与目标客源市场的旅行社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定期组织认知之旅，让其了解旅游区的特色，同时针对不同目标市场的旅行社提供不同的优惠套餐，以求最大力度的吸引当地游客。

②行业协会营销。建议乡村旅游点加入不同的行业协会，利用行业协会的渠道进行精准销售。

③旅游大蓬车促销。面向大众市民，在泰安、济宁、莱芜、济南等城市中心区和人流密集的商业广场、商业街，采取旅游大篷车的方式开展宣传促销活动。

④社区促销。深入社区，拓展周末休闲市场，针对济南、莱芜、淄博、滨州等主要客源市场，组织旅游区营销小分队直接深入其中的大型社区，特别是高端住宅区和高端酒店区等，进行促销宣传活动。

3.区分市场，采用多维营销策略

在市场营销学中，基于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和目标市场选择的目标市场营销战略，来指导营销实践非常有效的。在乡村旅游的市场发展中，该理论同样适用。很多研究从地理空间分布和有效辐射范围着眼来研究乡村旅游的市场发展，因此，在乡村旅游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结合市场的细分和产业的生命周期，来进行当下、中期和长期的市场开局。

4.节庆活动发展策略

近二十多年来，大部分地方政府以“节庆”为由头，通过传统节庆或者人造节庆，用节庆活动气氛刺激消费者，由一系列的营销活动组成。具有当地特色的节庆文化活动，有效的吸引目标市场的关注，在营销表现上逐渐成为亮点。

旅游节庆活动，越来越成为发展地方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抓手和一面旗子，在旅游节庆活动的设计中，早期的一些活动，主要是以农业资源和民风民俗为主，节庆活动越来越强调文化价值得挖掘，以及游客的互动体验。

成熟的旅游节庆活动能够有效聚集人气、提高当地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节庆活动除了本身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还是当地的品牌形象的外化，进行传播的发力点。因此，在设计节庆活动时，注意凸显与本地旅游的结合以外，还要尽可能打造新民俗。同时，进行淡季错峰举办时效性较差的活动，可以有效激活淡季旅游市场。

2015年度泰安市共举办大型旅游节庆活动20次，共接待游客1053.6万人次，会展中心接待各类会议展览近百次。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美丽乡村工程、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等政策的推进，全域旅游、“旅游+”等概念均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一系列的发展政策密集出台，资本纷纷进入旅游业，乡村旅游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也将不断完善，现阶段对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理论、支持模式以及支持体系构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本文中，笔者为泰安市乡村旅游从品牌、会展、整合营销传播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发展策略，希望可以为泰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云才.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与借鉴[J].旅游学刊，2002（4）：45-50.

[2]王衍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综合价值[N].中国旅游报，2015，8，19（004）.

[3]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Z].2014.

[4]吴承忠.国外休闲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数字乡村概论篇10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www.ynszxc.gov.cn/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数字乡村概论篇11

本文通过对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规模与组织形式、时间结构与地域差异的考察,剖析了明清时期陕西庙会市场的时代特点及其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庙会市场在西部环境相对闭塞的省区商品流通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通过对陕南、关中两区庙会市场发展的不同轨迹,初步分析了在不同的商品流通渠道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体系,以及庙会市场在其中所发挥的截然不同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     陕西      庙会市场      市场体系    区域不平衡性

【“摘要”为3号黑体、居中、字间空1格；下空一行，内容不少于400字，小4号宋体，两端对齐， 行间距1.5倍数。下空一行】

【“关键词”：小4号黑体。关键词之间用空格隔开， 行间距1.5倍数。下空一行】

【请插入页眉页脚。页眉：内容为   北方民族大学：论文题目，页脚内容为页码，居中。】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tourism-marketing is becoming the key factor of the tourism. Tourism is stepping into the era of marketing orientation.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ourism-marketing is the prime problem on NingXia tourism. The article expatiates on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design of the NingXia tourism, market identification and promoting.

KEY WORDS： NingXia      Tourism marketing      Ideas marketing

【英文摘要另起一页，要求： 】

【Abstract 小4号Arial 体，加粗，居中，内容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行间距1.5倍数，下空一行，两端对齐】

【关键词（Key words 小4号Arial 体，加粗，内容用Times New Roman 字体，  行间距1.5倍数， 中间用空格隔开。其余与中文格式相同，两端对齐】

 

【目录另起一页，“目录”为小2号黑体、居中、字间空2格；下空一行】

【内容小4号宋体。下空一行为章、节、小节及其开始页码。 行间距1.5倍数。】

【请采用自动插入目录格式。目录争取在一页内结束】

 

目  录

一  导论.................................................................................. 5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内容............................................................... 5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5

1.“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 6

2.“农家乐”...................................................................... 7

 

二  孔雀村农家乐现状调查.................................................................. 7

(一) 调查背景......................................................................... 8

(二) 调查方法......................................................................... 8

(三) 基本资源情况的考查............................................................... 8

(四) 农家乐经营业主的基本素质分析与经营概况分析....................................... 9

1. 基本素质分析................................................................... 9

2. 孔雀村“农家乐”经营情况分析.................................................. 10

(五) 客源市场消费和满意感的调查分析.................................................. 10

1. 客源市场消费的调查分析........................................................ 10

2. 旅游产品满意度的调查分析...................................................... 11

3. 旅游产品意见分析.............................................................. 12

 

三  孔雀村在“农家乐”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 13

(一) 孔雀村资源破坏严重, 政府及村民旅游资源开发意识薄弱.............................. 13

(二) 农家乐经营业主基本素质较低，队伍老龄化严重...................................... 14

(三) 经营产品单一雷同，投资巨大，政府补贴微少........................................ 14

(四) 客源市场结构呈老龄化且家庭结构复杂.............................................. 15

 

四  孔雀村农家乐旅游开发对策及建议....................................................... 16

(一) 利用资源优势，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加强政府补助与引导.............................. 16

(二) 提高经营者的基本素质，将经营队伍年轻化.......................................... 16

(三) 拓宽客源市场，定价适宜，树立口碑效应............................................ 17

(四) 改善卫生环境，增加乡土气息...................................................... 17

结语..................................................................................... 19

致谢语................................................................................... 19

参考文献................................................................................. 20

附录..................................................................................... 21

（一）农家乐旅游顾客问卷调查.......................................................... 21

（二）访谈问卷........................................................................ 22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

管理学院 ＊＊级＊＊专业   ＊＊＊（姓名）

例上：[论文另起一页，题目为小2号黑体、居中；下空一行]

[署名：文章第二行  小4号宋体 居中， 行间距1.5倍数。下空一行]

前  言

庙会也叫庙市,是伴随寺院或宫观的宗教活动而出现的商品交易场所。从字面上我们已不难理解,庙会的发展是以宗教的繁荣为基础,而市场交易则是借助寺庙做依托。中国史籍中最早将庙会追溯到西周时期1。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同,庙会的出现大致在魏晋时期,唐代已基本定型,无论北方还是江南均存在庙会活动。宋代以后,庙会在城乡间得到普遍发展。

【“前言”二字为三号黑体，居中，字间空2格；下空一行】

【论文内容：内容不宜过多，小4号宋体， 行间距1.5倍数， 段首行缩进2格，两端对齐】

  一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

庙会也叫庙市,是伴随寺院或宫观的宗教活动而出现的商品交易场所。从字面上我们已不难理解,庙会的发展是以宗教的繁荣为基础,而市场交易则是借助寺庙做依托。中国史籍中最早将庙会追溯到西周时期1。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同,庙会的出现大致在魏晋时期,唐代已基本定型,无论北方还是江南均存在庙会活动。宋代以后,庙会在城乡间得到普遍发展。

【标题一， 黑体三号，居中】

【内容：内容宋体小四号， 标题一下面必须跟上一段或两段，三段赘述的文字内容，然后再起标题二内容，两端对齐】

 

（一）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

庙会也叫庙市,是伴随寺院或宫观的宗教活动而出现的商品交易场所。从字面上我们已不难理解,庙会的发展是以宗教的繁荣为基础,而市场交易则是借助寺庙做依托。中国史籍中最早将庙会追溯到西周时期1。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同,庙会的出现大致在魏晋时期,唐代已基本定型,无论北方还是江南均存在庙会活动。宋代以后,庙会在城乡间得到普遍发展。

【标题二， 黑体三号，居左】

【内容：内容宋体小四号， 标题二下面必须跟上一段或两段，三段赘述的文字内容，然后再起标题三内容， 行间距1.5倍数，两端对齐，】

 

1.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

庙会也叫庙市,是伴随寺院或宫观的宗教活动而出现的商品交易场所。从字面上我们已不难理解,庙会的发展是以宗教的繁荣为基础,而市场交易则是借助寺庙做依托。中国史籍中最早将庙会追溯到西周时期1。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同,庙会的出现大致在魏晋时期,唐代已基本定型,无论北方还是江南均存在庙会活动。宋代以后,庙会在城乡间得到普遍发展。

【标题三， 黑体小三号，居左】

【内容：内容宋体小四号， 标题三下面必须跟上一段或两段，三段赘述的文字内容，然后再起下面的标题内容， 行间距1.5倍数，两端对齐】

 

 

结   论

上文只是就《三号汉墓》遣策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由于本文体例所限，有些问题并没有作专门的讨论，在此作一简单的说明。由于本人学力所限，三号墓遣策中的一些问题，只好存疑待考。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可能也存在问题，敬请大家指正。

【“结论”二字为三号黑体，居中，字间空2格】

【下空一行。内容：小4号宋体，  行间距1.5倍数， 段首行缩进2格，两端对齐】

【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 结论，致谢语之间行距请根据美观度适当空出两至三行】

致  谢

本论文从立题到论文撰写整个过程都是在导师李井会教授，高礼让教授和于洪梅讲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特别是李井会教授在生活上，学习上，思想上都给予我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在传授我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培养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及创新能力，为我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开阔了我的视野。导师敏捷的思维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两年半来,我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着李井会教授的心血,我将最诚挚的谢意奉献给我的导师。

【“结论”二字为三号黑体，居中，字间空2格】

【下空一行。内容：小4号宋体，  行间距1.5倍数， 段首行缩进2格，两端对齐】

【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 结论，致谢语之间行距请根据美观度适当空出两至三行】

1. “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农业旅游”是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等为主要吸引物的活动。农业旅游与农业资源、农业技术、农业产品、农业区位及农村文化密切相连（李天元，2003）[1]。由于观光农业发展较快,人们常把“农业旅游”称为“观光农业”（黎小苏，1987）。观光农业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种融农业经营与观光为一体的新型产业。它以农业种植为依托,把农业经营和观光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引游客前去观赏,是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韦庆远（1983）指出：尽管“观光农业”与“农业旅游”意趣基本一致,但由于“观光农业”反映的是传统“观光型”旅游形式,无法体现当代农业旅游参与性、娱乐性、休闲性等特征,也无法体现旅游的农场、园地、森林等不同风貌。规范的称呼是“农业旅游”,它不仅包括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度假农业,也包括农业修学、农业考察、农业科研等形式。应该看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农业旅游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扩大,最初只把田园风光、农事活动作为农业旅游的吸引物,后来加入农村的建筑、农村的习俗,然后又加入农村的文化等等。

【注释：采用脚注（插入—引用—脚注和尾注，选脚注，编号格式选1、2、3、4、5）】

【脚注必须是和文章中的引用以及参考文献相对称，严禁胡编乱造】

【引用书本著作顺序为：（作者，著作名，版次（第一版不标注）[M]， 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起止页码.】

【引用期刊顺序为：作者，题名[J]，期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始页码。】

【引用网址顺序为：作者，题名[J]，网址名，年份，插入网址，具体到文章html格式，例如：宁夏日报，银川市抽查六成“农家乐”卫生状况堪忧[EB/OL，2003，nxein.com/sxjj/ychs/200809/29436.html】其他情况参见《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例下：（文中红字引用出自以下脚注-例上）

参考文献

[1] 李天元.旅游学概论(第五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50-155.

[2] 黎小苏.陕西之特产—牲畜[J].山西：陕行汇刊，1988，7（2）：25-29.

[3]宁夏日报，银川市抽查六成“农家乐”卫生状况堪忧[EB/OL]，2003， nxein.com/sxjj/ychs/200809/29436.html【“参考文献”四字，4号黑体，居中。下空一行。 内容5号宋体，  行间距1.5倍数]

【引用的文献顺序，参考著作为：（作者.著作名.版次（第一版不标注）[M].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起止页码.】

【引用期刊为：（作者.题名[J].期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引用网址顺序为：作者，题名[J]，网址名，年份，插入网址，具体到文章html格式】其他情况参见《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附   录

[1] 陕西省旅游地图

[2] 陕西省庙会市场调查问卷情况说明

数字乡村概论篇12

作者简介：薛伟贤（1967-），男，陕西西安人，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刘骏（1983-），男，贵州息烽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0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04-02

一、 引言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引起学者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NTIA了“Falling Through the Net”系列报告，开启了数字鸿沟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1995年的“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1]。此后，在媒体、学界的推动下，城乡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

对于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不少学者都进行了探讨[2-4]，研究结论可概括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两类。其中，直接原因主要有教育水平和信息技能的差距，间接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制度的差异。本文从陕西省的实际出发，首先分析了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来探讨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成因，以期为弥合陕西城乡数字鸿沟、加快陕西信息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二、 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表现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普及与应用程度的差距。由于工业社会期间陕西城乡间在传统信息技术（如彩色电视机和固定电话）普及与应用程度方面已经存在差距，所以进入信息社会以后陕西城乡间在新兴信息技术（如移动电话和家用电脑）方面的差距也日益凸显。下面从传统信息工具和新兴信息工具两方面来分析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表现。

1、传统信息工具

陕西城乡在传统信息工具拥有上存在着差距，主要反映为城乡彩色电视机拥有差距以及固定电话拥有差距。

（1）城乡彩色电视机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122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58.6台，城镇是农村的2.08倍；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125.41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104.37台，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但是仍然存在。

（2）城乡固定电话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89.29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35.9部，城镇是农村的2.48倍。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67.12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固定电话拥有量为57.52部，差距依然较大。

2、新兴信息工具

从新兴信息工具拥有上来看，陕西城乡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移动电话拥有差距和家用电脑拥有差距。

（1）城乡移动电话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移动电话拥有量为43.19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移动电话拥有量为7.3部，前者是后者的6倍；2009年底，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93.76部，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40.81部，前者是后者的1倍多。

（2）城乡家用电脑拥有差距。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拥有家用电脑13.28台，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拥有家用电脑0.3台，前者是后者的44倍；2009年底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数量上升到62.3台，而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数量上升到4.6台，城镇是农村的14倍，差距仍然存在。

三、 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成因

陕西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原因：农村居民信息技术使用技能低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其中，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间接原因。

1.从城乡居民群体角度来说，陕西农村居民信息技术使用技能低直接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它是陕西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直接原因。居民的信息技术使用技能将决定其应用技术的效率。与陕西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应用技术的效率较低。自2002年以来，陕西省大力实施“村村通网络”工程，使得陕西农村网民人数越来越多，但是陕西农村居民的信息技术使用技能明显偏低，许多农村居民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比较困难，只是懂得进行简单的开关机、玩游戏、看电影，而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通过网络搜寻信息、购物或进行交易。此外，许多农村居民不知道相关信息来自何方、如何精选所需信息和剔除冗余信息，并生产出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往往无可奈何地迷失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只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费在低级的信息里。这样一来，就直接导致陕西城乡居民之间数字鸿沟的形成。

2.从城乡地区角度来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间接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它是陕西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间接原因。普及信息技术需要光缆、移动电话基站、无线网络站点等基础设施，而建设和完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巨额投资，因此这些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陕西省地处我国西部，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2000-2009年陕西工业与农业产值比、服务业与农业产值比逐年扩大，2000年农业产值为306.33亿元，工业产值约是其2倍，服务业产值约是其1.5倍；2009年，陕西农业产值为789.64亿元，工业产值约是其5.4倍，服务业产值约是其4倍。由于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薄弱，所以农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间接影响了农村地区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农村地区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发展缓慢。目前在陕西南部的很多偏远农村地区还没有铺设光缆，根本无法连入互联网，更不用说参与信息社会的活动了。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会对城乡数字鸿沟产生作用，它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城乡数字鸿沟，但是其间接造成了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R]. Washington D.C. , U.S.A. : NTIA,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