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篇1

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传统产业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数字化转型是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策略选择，也是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引领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其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潜力，重塑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格局，保障国家产业链安全，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

（一）国家层面：政策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我国政策的重点支持方向。在“十四五”规划中，数字经济的地位大幅提升，“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并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新经济指标。在“十四五”规划指引下，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等均对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出具体要求。数字化转型代表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要起到引领带动作用。2020年8月，国资委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提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基本认识、四个基本原则、四个转型基础、四个转型方向、三个赋能举措、四类企业标杆、三个实施策略”，对国有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作了系统部署。

（二）技术层面：数字化转型基础不断夯实

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将企业原有的业务与数字技术充分融合，将业务数字化，以数字驱动业务变革。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在我国快速发展，并在全产业链推广应用，推动我国掌握数字化转型主动权，不断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从技术创新来看，数字技术专利快速发展。零壹专利数据统计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2020年底，我国数字科技申请量93.45万件，占全球的39.47%，居全球首位。从市场应用来看，数字化应用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海尔、阿里、腾讯、华为等一批企业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掌握关键数字技术，并基于此成立了跨行业跨领域的数字化赋能平台。

（三）标准层面：数字化转型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以标准为引领，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宣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套可参照执行的方法体系，保障企业战略、业务、技术、管理等统筹推进。自两化融合管理体系2013年首次提出以来，贯标企业已经超过3万家，贯标达标企业超过1.4万家。《“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提出“两化融合标准引领行动”，全面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制定推广、贯标体系升级和市场化服务。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是我国在数据管理领域首个正式的国家标准，旨在帮助组织和机构利用先进的数据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持续完善数据管理组织、程序和制度，充分发挥数据在支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价值。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完成了12批共235家次DCMM贯标评估，分布在天津、河北、北京、贵州等全国20省市。

（四）市场层面：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面对面商业活动等受阻，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也加深了人们对于数字化的认知，加速数字化转型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是疫情推动数字化转型市场发展。在疫情下，企业对于远程办公系统、远程管理系统、智能装备等数字产品的需求大增，加速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与迭代更新，推动了我国数字化产品从研发到应用再到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二是疫情推动我国加速布局数字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加快布局建设大数据中心、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等重大基础设施，网络通信能力、数据算力等得到极大增强，为我国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

（一）数字化转型启动数量较多，但整体水平处于初级阶段

2020年以来，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启动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数量显著增加。德勤在2020年4月到5月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我国启动数字化转型的中央企业占比72%，地方国企占比57%，民营企业占比53%。但是企业数字化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该调查显示仅有三成受访者认为自身数字化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点亮智库研究显示，我国九成以上的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处于深化场景应用的阶段，还未能实现数据要素与业务的完全融合。

（二）数字化转型“硬实力”强，但“软实力”相对弱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目前，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开展新模式等“硬实力”较强，但是涉及原有管理制度的融合以及变革等“软实力”则相对较弱。点亮智库研究显示，企业在“技术集成架构应用率”“新模式普及率”“流程数字化率”等方面指标值较高，表明企业在IT软硬件基础设施架构集成、开展新业务模式、应用信息系统等方面进展较快。但是，在“数字业务比率”“产业链数据交换平台普及率”等方面指标值较低，表明企业在数字技术与现有业务融合、数据交换与集成共享方面进展较慢。

（三）大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低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我国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初级阶段的不足五成，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初级阶段的接近八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明显落后于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前期投入大、时间长、见效慢的系统工程，中小企业由于信息化基础薄弱、缺乏数字化人才、资金匮乏等因素，导致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此外，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规模效益，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与投入产出效益明显不如大型企业。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

（一）能力建设难，数据管理能力难以与数字技术同步

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从信息系统建设、智能化设备应用开始，相应的数据管理能力建设处于滞后状态。一是战略管理能力滞后，数字化转型缺乏系统性，没有开展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数字化转型价值很难实现。二是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缺乏专业的数据部门或数据部门的管理者层级不高，数据制度不健全，导致数据治理很难跨部门跨行业进行。三是员工缺乏数字技能，部分员工没有掌握新兴数字化技术手段，不理解数字化的管理制度，不具备开发数据产品的能力，数据管理制度很难推行。

（二）集成共享难，数字化转型有效供给不足

不少企业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缺乏方法论支撑。数字化转型是经营管理、战略、组织、运营等全方位的变革，需要全局谋划，但现实中企业普遍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供给能力、清晰的实施路径及整个流程的解决方案工具集。目前，国内基础性技术供给能力尚有不足，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体系尚未形成，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时，缺少系统性评价和现状诊断的方法指引，往往导致其对当前数字化水平认知不足，无法明确自身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与路线。在工业APP领域，常规的数字化研发设计软件虽普及广度尚可，但涉及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协同应用的高端研发类软件普及情况并不理想。

（三）深化应用难，数据要素与传统业务难以融合

一方面，数据分析应用不够充分。只有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互动创新融合，才能充分激发数据潜能，加速技术、管理、产业各层面的全面融合发展。但目前大多数企业在数据价值挖掘方面才刚刚起步，深度和广度均有不足，企业利用先进数据分析工具和模型深度提取大数据价值并用于智能决策的实践还需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融合创新应用难度较大。在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需要横跨多个部门，分工、组织、协调都异常困难，转型企业的潜能不能最大化，变革速度也受限。在产业层面，数字化转型既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联合协作、合作共赢，同时也需要通过创新业务模式，打破旧有格局，从而实现多个系统的协作融合，这种新的融合创新往往较难实现。

四、国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

（一）德国电信以数字化推进企业平台化

德国电信以“泛欧网络计划”为契机，大力开展数字化转型。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德国电信基于“大数据应用与智能商务服务”的背景，制定了数字化转型的“T”型战略，构建了覆盖客户营销、主营业务、基础设施等的数字化战略。二是以云平台为核心推动企业平台化。通过基础性平台Qivicon和物联云，德国电信为用户提供公有云、私有云和软件解决方案。面向公共客户，德国电信集成供暖、家电、照明、用电等产品厂商的软件系统，打造智慧家庭方案解决商的平台。面向政企客户，德国电信建立物联云，并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和车载通信，为企业提供云运维服务和大数据服务。

（二）欧洲电网以数字化提质降本增效

法国、芬兰、比利时、英国、挪威等欧洲国家的输电系统运营商，采用数字化技术推动电网质量提升，维护成本下降。一是推进电网维护和运营数字化发展。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采用传感器和无人机，收集电杆、变电站、电线等基础设施的数据，提升维护和运营的效率。二是鼓励电网企业间数据共享。欧洲监管机构鼓励输电系统运营商的上下游企业数据共享，推动英国、挪威等国建立了电力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输配电数据在价值链上下游共享。三是共建开源社区。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共建了软件开发的开源社区，普及数字化技术，降低企业软件开发成本。

（三）美国洛马公司以数字化引领行业发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下简称“洛马”）以数字化作为推动转型的重要手段。一是全面推动研发生产业务数字化。洛马公司全面推动产品数字化发展，应用数字线索、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以数字化模拟研发测试和生产过程，有效降低成本并提升效率。二是以大数据技术全面提升产品性能。洛马公司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收集产品数据，采用不变分析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对研发、生产和测试过程中的异常进行主动检测，提升产品性能。从国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看，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德国电信、欧洲电网、美国洛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中数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通过数据分析和应用，成功实现业务拓展、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可见，数字化转型中做好数据管理和应用是关键。

五、DCMM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DCMM贯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DCMM标准借鉴了国际先进的数据管理框架和方法，综合考虑我国数据管理特色，构建了组织数据管理8大能力域、28个能力项目、445项评定指标，能够指导企业建立数据管理能力体系，提升数据应用能力，推进数据与业务融合（如图1所示）。

（一）数据战略和数据治理推动企业强化数据管理顶层设计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从上到下系统推进。DCMM中的数据战略和数据治理建立起数据管理顶层设计，其将数据管理上升到组织的战略层面，是数据管理各项工作能够有序开展的基础条件。数据战略可以指导企业建设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三方面能力，确保数据管理工作能够在组织各个层级系统推进。通过数据战略的引导，企业联合数据利益相关方绘制高层次的数据战略规划，将业务战略与数据战略相结合，明确所需要的数据内容、获取数据的渠道、如何采集存储使用数据等内容，并制定数据战略实施方案，开展数据战略评估，确保数据战略规划能力真正落地。数据治理可以引导企业加强数据治理组织、数据制度建设和数据治理沟通三方面能力建设，是数据战略能够顺利推行实施的组织保障。落实数据治理需明确组织数据治理的团队成员、工作职责等，建立与数据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推动数据所有者、处理者、使用者等多方跨部门交流与合作，确保组织数据管理职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作用。

（二）数据安全和数据应用指导企业数据安全共享利用

数据安全共享利用是国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要求。DCMM中的数据安全和数据应用指导企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利用，最大限度发挥数据的价值。数据安全指导企业建立数据安全策略、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安全审计三方面能力。通过数据安全的引导，帮助企业制定安全标准和策略，对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别的数据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手段；对数据访问的授权、分类分级的控制、监控数据的访问等进行安全管理，满足数据安全的业务需要和监管需求；对数据安全管理标准、策略和活动定期检查、分析、改进，实现动态优化。数据应用帮助企业形成数据分析、数据开放共享、数据服务等三方面的能力。通过数据应用引导企业不断强化数据分析能力，挖掘企业数据价值，强化数据对于企业的业务支撑；帮助企业建立有选择、有策略、有方法的数据开放计划，促进数据流通；指导企业建立跨领域、跨行业数据服务流程和制度，实现数据价值。

（三）数据架构、数据质量和数据标准提升企业数据应用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发挥企业数据的应用价值，推动数据要素与企业业务相融合。DCMM中的数据架构、数据质量和数据标准指导企业开展数据质量管理，帮助企业将实际业务转化为数据，并将数据标准化，提升数据在使用中的价值。数据架构帮助企业形成数据模型、数据分布、数据集成、元数据管理能力。通过数据架构的指导，企业能够用结构化语言分析企业业务，对不同业务系统中的企业数据进行管理，在数据层面保证业务和技术的一致性。数据质量管理帮助企业提升数据质量需求、数据质量检查、数据质量分析和数据质量改进四方面管理能力。通过数据质量的指导，企业可以针对数据生存周期每个阶段可能的质量问题，进行识别、度量、监控、预警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并通过改善和提升数据管理水平提高数据质量。数据标准帮助企业提升业务术语、参考数据和主数据、数据元、指标数据四方面管理能力。通过数据标准的指导，企业可以对各类数据标准的业务规则、业务定义、数据类型等进行统一定义，指导企业将各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予以规范化和标准化，为数据集成、数据共享、数据治理奠定基础，为数据治理定义检查规则提供标准依据，提升数据应用的价值。

总之，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多数企业还处于数字化转型初级阶段，在能力建设、集成共享、深化应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用好数据这一关键驱动要素，把DCMM贯标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推进数据战略制定与实施，提升数据管理能力，深化数据要素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

作者：高智伟 杨凯 张智祥 王贤军

企业数字化转型篇2

《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钢铁制造信息化、数字化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首先，钢铁行业虽然是传统行业，但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做了大量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具备良好的数字基础。其次，由于钢铁行业流程工序繁杂，产生的数据量巨大，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资源丰富。最后，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钢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解决产能过剩、高质量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实情况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传统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一）产业政策的持续发力

2020年至2021年短短两年时间，我国密集出台了许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表1），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从而为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了良好的数据生态体系。在地方上，以天津市为例，为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尽早实现智能升级，最近天津市工信部门了制造业立市的一系列专项政策。如实现产线数字化智能化提升的项目，可按设备总投资的10%，最高5000万元提供资金支持。天津市为深入实施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政策，累计支持了八批2998个项目，全市安排资金91.9亿元，带动投资超过1200亿元。

（二）核心技术装备及智能技术的应用

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五大核心技术装备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数字孪生技术、仿真技术等新技术的迭代应用，使得数字化转型给企业所带来的业务增长潜力得到逐步释放，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和扩展，赋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在生产车间可采用激光扫描仪、定位跟踪仪扫描整个工厂或者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建立一个和现实一模一样的数字化仿真工厂。通过高精度的扫描和定位将所采集的庞大数据汇聚到仿真系统，从而建立一个和真是工厂完全一样的全生产流程的数字化虚拟工厂。仿真系统的应用，不仅可以降低人工差错率和制造成本，也能大幅缩短研发周期。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其他行业转型实践的深刻影响

近些年已有不少企业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和尝试，也有不少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红领集团、中策橡胶、美的、华为、深圳台电、三一重工、北汽福田、海尔、红蜻蜓集团、东华水泥、蒙牛及光明乳业等企业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积累了众多宝贵的经验，这些企业在前期的探索中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不仅增强了其他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勇气和决心，也为后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二、攀钢和德龙的数字化转型项目试点实践

（一）攀钢数字化转型项目试点实践

2018年5月，为实现“让数据在钢铁生产线上发挥力量”的目标，攀钢集团、阿里云、积微物联三方签署合作协议。当然，目标的达成不仅需要管理层对工作的支持，还必须依赖攀钢内部广大职工干部的积极参与。在与阿里云合作之初，攀钢内部怀有疑虑情绪的人非常普遍，因为每一个攀钢人都深深明白自身所处的钢铁行业是怎样的一个高度流程化、工艺繁杂的行业，在他们看来阿里显然是不了解钢铁行业的，而不了解业务、生产工艺和流程又怎么能推进数字化转型呢？基于毫无先例和经验以及攀钢内部人员信心不足的客观情况，攀钢管理层和阿里云的工程师团队深刻明白首战必胜的重要性，这对整个团队的信心和凝聚力会产生重大影响。回顾和总结阿里云和攀钢这次成功的数字化实践，不难发现，在这次数字化改造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选好试点单位和试点项目

（1）试点单位的选择。

经过一番调研评估，攀钢将西昌钢钒有限公司列为本次数字化改造项目的试点单位。作为攀钢旗下信息化水平非常高工厂，西昌钢钒有限公司具有最强的数据生产和储存能力，具备良好的数字化改造基础。

（2）试点项目的选择。

阿里云工程师和攀钢业务流程骨干团队对炼钢的工艺流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先筛选出了多个可实施数字化改造的备选项目，然后对备选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而精简出最有实施价值和最可能成功的几个项目。如钢铁料消耗项目，在该项目上，通过对充分且高质量的数据和反应机理的应用和分析，采用大数据的方式自动计算配料添加量可做到对低效且出错率较高的人工作业进行替代。又如智慧表检项目，之所以要对轧制出的钢板成品进行表检是为了要确保钢板成品表面满足客户的交付标准。在实施数字化改造前，质检人员需要通过仪器对运转在流水线上的钢板表面进行观察，然后按照质检标准进行人工判定。进行数字化改造后，只需要通过现成的表面数据采集仪器将人工判断的标准进行数字化，后续通过机器的系统学习实现人工检测结果和机器的报告的高拟合度，就可以直接应用到生产线上进行自动检测并输出报告。

2.组建数字化人才队伍

通过比较分析确定好试点单位和项目后，攀钢集团董事长段向东指定项目负责人周敏和阿里云项目负责人开始了本次试点项目的数字化人才队伍的组建工作。同时，积微物联也抽调业务骨干一同加入本次数字化改造试点工作小组，三方通力合作，一同组成了数字化改造工作团队。后期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团队中，积微物联的业务骨干在本次项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显现了数字化人才的重要性。积微物联为攀钢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脱胎于攀钢，拥有自主研发的国内领先的数码仓技术，主要从事仓储、加工、物流、在线交易、供应链服务。鉴于这种特殊身份，积微物联的业务骨干既有对钢铁产业的深度认知，也懂得如何依托数字技术经营，更知道如何与互联网企业对话，所以积微物联的工程师既能理解大数据的原理，又能理解工艺的关键要点，因此成为攀钢和阿里云之间紧密合作的粘合剂。

3.共同的目标以及一把手的坚定决心

为了实现共赢，阿里云和攀钢树立了共同的目标并采取了先合作实现效益后分成的模式，将简单的雇佣关系转化成紧密合作关系，使得双方利益取向更加一致。另外，数字化改造必然也会遇到困难和阻力，这时一把手的坚定决心，就起到了力挽狂澜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智慧表检项目上，阿里云工程师最初依托高质量汽车板试验所建立的大数据模型在全场景下的测试下的部分失效使得参与数字化项目团队的所有人都受到了打击。当所有人都感到迷茫，项目推进缓慢时，董事长段向东的坚定支持给整个团队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项目负责人周敏的建议和整个团队的努力下，阿里云工程师将常规缺陷和超范围缺陷分类处理，重新建立模型，最终使得新模型的适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并具备了生产线应用的价值。

4.数字化改造的成果

攀钢的这次数字化改造试点项目的成功，不仅收获了数字化改造的成功经验，也培养了员工的数字化思维和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利益。具体来讲，项目的数字化改造，使得吨钢消耗铁水减少了8斤多，而攀钢年钢产量为440—450万吨左右，按1斤铁水1元钱粗算，年可减少成本3000多万元。另外，精准的合金添加量使得吨钢消耗合金可节约5元钱，这样就又节约了2000多万元。而智慧表检项目的数字化改造使得钢板产品的表面检测准确定得到了大幅提升，确保了交付给客户的产品质量，客户满意度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培养了客户的“粘度”。

（二）德龙数字化转型项目试点实践

2019年，阿里云负责人在向德龙集团首席信息官郭玉宾介绍钉钉时，顺便谈到了阿里云攀钢的数字化试点项目取得的成功案例。这次不经意的谈话，使郭玉宾看到了数字化转型成功落地的希望，德龙也自此启动了数字化转型之路。结合德龙钢铁产线的实际痛点，德龙集团在以下四个项目上做出了数字化改造。第一个是针对炼钢工艺的优化的，这个和攀钢的项目类似，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了成本的精确控制，也提升了炼钢工序的效率。第二个是作废钢智能判级。在传统上，对废钢“判级”往往依赖人的经验，这种传统的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危险系数比较高，因为工人在对废钢进行判级时，常常需要爬到很高的废钢堆上进行工作。通过建立判级量化标准以及视频分析技术的应用，使得智能判级的识别准确率达到了95%以上。第三个是热轧表检。第四个时智能设备管理。通过对足够多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以对设备状态的趋势性变化作出预判，以便提前向管理人员发出预警，防范设备出现严重故障影响生产。通过以上几个项目的成功实施，增强了德龙钢铁员工和管理层的信心，使得企业的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开始不断地向数字化方向转变，为数字化改造项目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传统钢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路径

数字化转型面临观念、制度、管理、技术和人才等诸多方面的挑战，转型之路注定“道阻且长”，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如《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所言：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所有的企业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大概率会是个性化模式，只有在大规模的个性化模式出现后，才能从中发掘出规律和共性，才能制定出一些较为统一的标准示范模式，进而顺利打破数据孤岛。所以，前期阶段暂时的数据孤岛很可能是会存在的，也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于转型动因的驱动，加上数字化改造试点项目的实践经验，新型数字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这些举措正不断加速着我国传统钢铁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迭代步伐。

（一）选好转型路径的试点项目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且浩大的工程，需要企业持续不断的投入，在刚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由于员工和管理层缺乏经验和信息，这时就可以采取“宏观把握主方向，微观局部先试点”的方针策略，通过调研分析选取合适的试点项目，从小处着手，持续推进各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充分建立信心，扩充数字化人才队伍，建立数字化思维和文化，再逐步推广到企业的其他项目、部门、企业。

（二）推动新型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虽然这几年数字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企业对数字创新人才的需求依旧是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鉴于这种现实状况，企业就要着力推动新型数字人才队伍的建设了。首先要明晰数字创新人才的能力素质评价标准。以企业对人才能力需求为导向，对数字技能人才的能力等级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其次，深化数字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变革。建立多种模式的数字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数字化领导力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着重培养数字思维，促进数字技能人才培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最后要营造良好的吸引、重视、尊重人才的企业环境，加大对人才的激励和经济保障政策。

（三）持续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钢铁生产过程中积累的数据蕴含了整个生产流程各层次的海量信息，这是一个汇集全流程历史、经验、规律的巨大宝库。先进钢铁企业多配置有完备的数据采集和存储系统，储存了生产过程中能够采集到的大规模数据。已采集到的数据有一部分在过程监控、生产状况分析、质量追溯等常规自动化控制中得到应用。但是，大量的生产数据与经验知识尚未充分挖掘和实现模型化表述，相当一部分数据未被使用，存放凌乱，未经处理，成为数据垃圾，还谈不上数据处理与转换、挖掘、利用等。所以，数据的潜能在钢铁企业中仍未得到充分挖掘，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运用新技术不断迭代，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的海量数据，为企业“降本增效提质”贡献更大的力量，乃至实现企业的资源重构和组织变革。

作者：史亚鹏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企业数字化转型篇3

1引言

“十四五”期间提出的数字出版规划，以出版深度融合为重点、抓手和枢纽，以主题出版、精品出版、融合出版为主题，优化供给品质，提升科技含量，只能重塑和再造出版流程，创新智能产品服务形态，尊重和用好数字出版人才体系，加速5G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的市场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应用。推动产业的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国家计划优化出版调控，推进出版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两者中的“智能化”和“现代化”是未来数字出版产业和政府治理领域的重要关键词。

2数字出版产业的前景与机遇

2.1政府层面

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十二五”规划和地方的相关规划（扶持政策）、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强调了要重视数字出版。尤其是在2013年8月8日，国务院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丰富信息消费内容，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

2.2产业层面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出版市场正在不断萎缩，报业陷入倒闭潮，期刊发行量同比下降，书店纷纷倒闭，音像电子产品乏人问津，而数字出版却在高速增长。在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央视市场研究媒介智讯联合的《2013年度中国报纸广告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报纸广告下降8.1%，杂志广告下降6.8%。有些报刊面临休刊、停刊、注销等结局。除了是违规被处理之外，更多的还是面对新媒体的冲击，难以在新的媒体传播环境下找到生存的空间。为了顺应科技现代化和数字化时代的潮流，各出版企业的内容形式趋于多元化，尤其是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行业正在构建的专业知识库，即从单一型知识库向多学科知识库的方向演进和升级，知识服务将会从目前的知识库构建、应用为主，转向更加纵向的专家系统，并将与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最新技术相融合。

不断升级知识服务模式和开发数字出版产业是时代逼迫下出版企业生存所面临的必经之路。就前者而言，关于不断升级知识服务模式已经从2015年3月开始，在国内推出了第一批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28家，第二批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27家。2018年推出了第三批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55家。这三批累计是110家，分别应用在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等领域。而后者的数字出版产业的转型开发路径分析，由以下部分进行展开。

3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分析

3.1坚定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决心

出版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坚定数字出版是未来方向的信念，培养整体员工“数字出版人”的思维，并且随时随地把自身作为“数字出版人”的一员，了解数字出版、为数字出版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成为参与者和践行者。传统出版企业要想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升级，需要把数字出版作为全员、全流程、全业务的产业。出版企业的领导者在当前传统出版业改革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化创新，确保数字出版产业更好地发展。但是在现实情况中，还有5个方面的忧扰。一是有些出版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认识不到位，口头重视，手头不重视，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出版的商业意识不清晰、盈利点不明确，导致其“不敢做”；二是有些出版企业管理者认为数字出版是高科技，投入很大，风险更大，导致“不想做”；三是认为数字出版会分流传统出版市场的空间，挤压原有的利润，导致“不愿意做”；四是认为数字出版是新媒体相关公司的事情，传统出版企业没有优势，导致“不能做”；五是有些国有出版企业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保守思想、企业领导绩效考核以及任期等条条框框的限制，更多考虑自己任期内短时间的效益，对进入风险较大的领域和开发风险较大的项目以及需要参与强度较大的市场竞争，都是显得顾虑重重。在他们的任期内大刀阔斧地进行数字化改革是非常艰难的，以致“不冒险做”。因此，体制机制的僵化除了需要高层次大环境的缓解，还需要出版企业的巨大决心和勇气。传统出版企业转向数字化的发展是必走的一条道路，出版企业的领导首先需要有站位高度，无论在位年限长短，以大局为重；其次需要让企业的部门之间目标一致、分工明确、分配创收任务合理，做到各部分的资源互补与共享。

3.2建立适应数字出版业务的数字化出版流程

由于传统出版企业的组织结构由编辑部、印制出版部、营销部、发行部、总编室等构成，相关纸质图书资源都集中在编辑部门，如果把传统出版物资源转化成数字出版物，需要重新整合内容的文本、图片，甚至相关的音频、视频等基础资源，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且没有固定的、科学的、被大家都认可的数字化出版流程。大部分出版单位尚未进行出版流程再造，所有出版流程都是遵循大多数传统出版流程的需要而按部就班进行，出版物内容从策划之初到出来成品，没有考虑数字出版的多终端呈现、多网络传输、多平台的客观要求，导致资源利用率过低。传统出版工作的流程会在无意中限制数字出版的业务发展。由此，出版企业需要夯实和再造数字化出版流程，为开发数字出版物建立坚实的基础。中小型出版企业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省大量投入成本，需要根据社内的工作情况、考察不同员工的能力、熟悉和考察其他出版企业的数字化出版流程，制定适合自己的数字化出版流程。大型出版企业可以考虑单独设立数字出版部门，从原编辑部调动有经验的、能够兼顾和配合处理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优秀员工，引进相关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进行技术支撑，打破多部门的壁垒，让出版物的信息得到合理流通，以便快速决策和实施传统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的共同发展。

3.3开发新型数字出版物

3.3.1智能AR出版物

AR技术（augmentedreality），意为增强现实。是一种通过测量用户与真实场景中物体的距离并重构，将虚拟内容和真实存在的内容进行实时融合，实现虚拟物体和现实场景的交互，智能AR出版物主要是将静态的三维模型和出版物进行数字化结合。AR技术应用于新闻出版业的原理：AR编辑器、三维模型库、营销展示系统。

AR技术应用于出版业的结果是融合出版了一大批AR图书、AR游戏出版物，并且逐步催生出AR知识服务系统。但是研发成本过高、技术依赖性太强。高定价是研发成本高，主要是在3D建模的成本高。智能AR出版物的好评一般有形式新颖、画面精美漂亮、内容贴近真实、互动性强、多种语言、绘声绘色、立体感较强等，差评一般有内容太少、价格较贵、功能单一、3D模型较粗糙、画面的灵敏度不够等。

AR出版的行业标准将会制定并且实施，以3D建模为核心的AR出版物生产制作流程将会进一步优化。在3D实景建模、虚拟建模的基础上，智能建模将极大降低建模成本，所建模型的虚拟对象行为的交互性、社交化、智能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AR编辑器将会在大部分新闻出版企业安装和使用，更多的专业出版、大众出版AR出版物将会涌现出来；AR输出展示设备将会升级和优化，便捷性、强交互性等特点将强化和凸显。

3.3.2智能VR出版物

VR技术是通过计算机生成的一种可以对参与者直接施加视觉、听觉和触觉感受，并允许其通过手柄、VR眼镜等进行手动转动的数字化交互，以提供一个完全的虚拟化三维空间。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来看，市面上应用于数字出版的场景横跨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属于柔性需求，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皆为刚性需求。

首先，在大众数字出版物中，主要题材包括历史人物和故事（主要是体现历史时代的场景的再现、宣传与科普）、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普（如天文、地理等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看到的场景再现和模拟演变），动物、植物以及海洋生物的再现和历史演变过程等。

其次，在教育数字出版物中，涉及相关出版业的展会论坛、展览展示，教育出版领域的在线教育、智能教育、研学旅行、实验课程（如需要实操的虚拟化学课相关实验、物理课相关实验、生物课相关实验等）。

最后，专业数字出版物涉及道路桥梁、地质灾害、文物古迹、水利水电、天文探索等场景。其中，大力支撑专业数字出版，是较大的盈利点之一。专业数字出版的优势在于内容具有专业性、独特性，且定价比较高，竞争比较低，用户批量、稳定性高。目前，做数字出版比较好的出版企业，大多数为专业出版社，由于需求量大、内容分类明确，所以具有相对稳定的受众读者。通过智能VR出版物来体现这类专业内容题材是明智之举。此外，专业数字出版也涉及教育出版，两者交叉，销售量巨大。AR技术和VR技术均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优秀产物，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是静态的三维模型和出版物的结合，如与恐龙的“对话”需要通过手柄交互；后者是构建一个完整的虚拟的数字化环境，是一个独立的产品，不需要依赖于图书等出版物，需要有静态和动态的建模，产生视听感受，身临其境。而且后者的制作成本更加高昂。

3.3.3有声读物

随着精品出版物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全民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数字出版物的新型阅读方式逐渐形成趋势，有声读物就是顺应时代的产物。在现代生活的碎片化时间中，有声读物的用户群体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此类数字出版物的文化产品消费势在必行。有声读物的出版逐渐变成了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途径之一。对于经典名著、儿童读物、流行小说等传统文字的出版物内容进行二次开发和解读，是探索数字出版物的新尝试。目前，我国有声读物的探索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国内出版企业对有声读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声读物的资源建设方面。近期，为引导有声读物的高质量发展，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声精品，国家新闻出版署决定组织实施2022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并且已经开展关于2022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项目申报工作。有声读物就是一种可以发音的“电子书”，也是新媒体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有声读物的版权相关纠纷问题，需要合理的规避。出版企业需要完善有声读物的被盗录、二次上传、篡改等涉及版权问题。由于经典的传统出版物的内容资源有限且存量资源数字化程度不高：一是单个出版单位的内容资源在海量信息内容面前不具备优势；二是绝大部分出版单位的存量资源缺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需要考量哪些权力在社里，需要回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有权力可以做的传统出版物内容，能否有价值进行信息网络开发和数字出版转换加工，做到二度深层次开发，这一点需要考虑。目前来看，有声读物的变现能力是数字出版物中的佼佼者。有声读物就是让原有创作内容产生价值最大化的关键媒介之一，运用声音的力量把原本静止的文字变成活生生的精神产品。被数字化之后的有声读物，提升了内容的能见度，能够让读者找到精品内容，而不是在浩如烟海的海量信息中不知所措。要把出版企业生产出来的内容，通过更好的平台和渠道去承载和传播，让读者更容易去发现、消费、阅读和聆听。数字出版物的到来，能够让现代的读者们更容易接受到传统出版物的内容。

3.3.4电子书包

国家早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其中，在文化生产数字化的叙述里，提出了开展电子书包试验，孕育以3D立体显示技术为核心的立体视觉产业，并发展数字印刷。这其实是把电子书包或者数字教育与数字出版的结合，产出的是数字出版教育应用的服务，如电子书包的相关教育应用。传统出版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可以把数字出版在教育中的应用和服务看作极大的市场机遇和战略重点。而且，电子书包的研发工程已经着重纳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重大项目建设规划》。如何把数字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教育方面的内容占据传统出版份额居多。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历来重视教育，教育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电子书包的研究开发是以良好的网络环境为依托，通过构建移动终端设备、电子教学服务平台、资源加工出版支撑体系和教育教学数字内容，对数字化教材进行开发，对教材配套的辅助资源进行开发，对相关教材应用的软件或者App进行开发，对在线学习和测试的平台系统进行开发，各类终端的开发等。这些数字化举措特别适合专业出版社的开发和运用，且与教育类出版社有着密切交集。电子书包涵盖的教育阶段除了必要的义务教育阶段、高教领域，还有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这类群体对数字化出版的需求程度和消费都有相关必要性，需要合理把握市场机遇。目前的电子书包主要针对的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高教领域，其他领域亟需数字化开发。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在校生达到2.6亿人，平均每个学生课本为20本，每学期总印数将超过50亿册，而学生所用的教辅书、练习册、实验册、作业本、试卷、课后读物，每学期每门课按6本计算，将达到200亿册，课本和作业本加起来将达到300多亿册。在电子书包的推广应用下，可以节省数千亿的费用，同时以此规模计算，电子书包的应用发展带来的内容资源建设，将直接创造更多的新的市场价值。

3.4加强出版企业的内部管理

第一，完善企业内部流程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业务流程、资源收集、管理等规范都需要整合，科学地考评和绩效模式。要把数字出版部门设置成为业务部门，激励创收，社内考量数字出版的收入，对发展数字出版的初期是不公平的。

第二，给出科学合理的数字出版业务考评激励机制。出版单位总是急功近利，按照传统方式考核数字出版业务，要求尽快获取收益，且对从事数字出版业务拓展的人员缺乏激励机制，内部合作配合机制尚未建立，都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3.5扩大数字出版专业的人才队伍

出版单位有专业的编辑队伍，却缺少真正对口的数字出版技术人才和创新性人才。其中，创新性人才尤为重要。包括产品的创新、渠道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合作方式的创新、营销模式的创新。与此同时，也缺乏具有产品意识、资本眼光、营销观念和服务理念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的体制和机制吸引不了这类高端人才，无法给这类高端人才提供真正全面发挥的空间。从“根”上来说，这是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决定的，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3.6服务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数字内容产品开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是国家战略，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用于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十二五”期间，国家已经完成了64万家农家书屋的建设，还在逐步扩大建设寺庙书屋、社区书屋、农林牧场书屋、职工书屋、部队书屋等，并逐步向乡镇的自然村和家庭延伸。这些书屋的建设主要是满足这些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书屋建设之后，相关内容维护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更新和扩充书屋的内容。

数字出版是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发展数字出版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传统出版业在数字时代的升级转型，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方向是信息服务商，从卖有形产品向卖信息转型，从卖信息向卖服务升级转型。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先开展了传统出版业转型示范工作，遴选一批在数字出版业务领域起步较早、思路清晰、成效明显的传统出版单位，确定为“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通过树立典型、交流借鉴和推广实践经验，探索和开辟传统出版业升级转型之路。其次是加强了内容投送平台管理。2013年12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新出政发〔2013〕11号印发了《关于加强数字出版内容投送平台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解决数字出版内容的有效投送问题，促进了数字出版内容更有效的传播。再次是深入改革数字出版产业统计分析。目前，数字出版产业统计存在较大的问题，开展统计研究分析，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数字出版产业的统计范围、统计方法、统计指标和数据来源。最后是推进出版与科技融合。加快出版与科技融合的课题研究，下发指导意见并采取具体举措推进出版与科技的融合。汇总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对技术研发、升级的迫切需要，集中解决相关技术及标准问题。继续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横向的协调，拓宽项目扶持渠道，如文化产业发展资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将传统出版产品与数字出版产品有效衔接，推进转型。打通出版产业上下游的出版信息流，促进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沟通，降低产业内产品以及服务的流通成本。国家新闻出版署所支持的总体原则是：改革先行、扶优助强、示范优先、试点推广、鼓励创新。出版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公益性，运用自身资源和渠道，服务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数字内容产品开发，以此响应国家的号召。

参考文献

[1]张新新.基于出版业数字化战略视角的“十四五”数字出版发展刍议[J].科技与出版，2021（1）：65-76.

[2]葛欣.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剖析及扭转策略[J].中国编辑，2020（1）：46-49.

[3]张晓天.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数字化转型研究[D].郑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作者：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