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发展篇1

(一)农民大国和小农大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产业齐全、工农互促、城乡统筹

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和分散经营的小农大国,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印度。前者要求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把重点放在农村;后者要求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必然建立在自身产业齐全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国家放弃一些产业而靠另一些产业独立发展,而且各大部类之间、各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应该保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这两个特殊性要求我国必须确立工农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从世界看,一般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人均GDP刚达到800美元就出现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内需不足,成为国民经济的突出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十六大首次确认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这种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产业分割、发展失衡、差距拉大,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缺少现实购买力。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金融资产占全国的比重不到30%,社会购买力2002年只占36.7%,农村消费不旺正是近些年内需难以启动的最大问题。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减少农民与发展现代农业并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决定了城乡统筹是其根本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艰巨,堪称世界级难题。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必须着眼于在“三农”之外做文章,必须减少农民。但是,基于这种观点,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要放弃农业吗?怎样减少农民?对第一个问题,有人提出放弃农业来最终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思路看似正确,实不可行。因为它超越了我国小农大国的国情。世界产业发展规律表明,产业的升级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只有低级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自然转化为高级产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农业发达国家,是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自然实现工业化。有学者指出,以放弃和牺牲农业来换取更高级产业的发展只能导致城乡产业畸型发展,农业和农村进一步边缘化。对第二个问题,看法比较统一,那就是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促进农民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表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业“一家一户搞单干、自给自足小生产”的基本形象;另一方面,又要加速工业化特别是城镇化进程,逐步把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从农村中永久性地解放出来,变为非农业人口。而二者的结合,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站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中通盘考虑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着力打破二元结构,解决制约“三农”问题的体制性矛盾,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上实现从工业掠夺农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根本转变。无疑,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导致巨大的城乡差距,决定了必须靠市场力量之外的政府行为统筹才能解决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至今逐步扩大。这种结构带来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城乡差距拉大,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一个复杂的、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由我国城乡差距的两个特征决定的:一是我国城乡差距,不是城乡之间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梯度差距,而是国家通过“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人为形成的,是牺牲农业部门而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的结果。二是城乡差距超过了合理限度,导致了市场失灵。按世界银行1997年对36个国家的分析,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而2002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3.11:1,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再生产,再加上城乡之间在住房、物价、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以及教育、文化事业等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达到4:1,甚至更大,处于两极分化的国际警戒线上。合理的差距有助于刺激、拉动梯度发展和产业升级。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城乡的巨大差距已明显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导致城乡资源和市场的正常梯级传递链条断裂,产业间互相支持的效应丧失,市场作用大大失灵。这样,弥合差距已不能单靠市场自发的力量,只能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人为统筹,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和倾斜,才能将城乡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继而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增长。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两个统筹”,即城乡统筹和农村经济社会统筹才能实现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上世纪末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而其低水平,主要是农村小康建设的低水平;其不全面,主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全面;其不平衡,主要是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地域差距,群体差距,贫富差距,从根本上看都是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差距。我国现在人均GDP达到800美元的小康只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掩盖了较大的城乡差距。城市绝大部分居民早已达到或超过了小康水平,而农村至今尚有3000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人口还有6000万,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尚未达到小康。而未来的“全面小康”不再是平均数的概念,将“惠及十几亿人口”,使全体人民进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言而喻,其重点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达到小康。这就要求国家不能再把发展与建设的重点放在城市,而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并把小康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加大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必须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的农村全面小康与现在的农村小康相比,不仅在量的标准上确实比过去大大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其内涵更丰富了。现在的小康偏重于物质消费,强调农民生活的水平和状况,是介于温饱到富裕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全面小康”不仅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而且包含了政治、文化、科技、卫生、教育、民主、法制、道德、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未来农村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小康状态,不仅“经济更加发展”,而且“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决定了农村小康建设的过程必然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是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只有把“三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农村小康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大格局中,协调发展农村是重点;在农村内部,协调发展社会事业是重点。“两个统筹”中,城乡统筹是前提,是根本,是关键。只有实现了城乡统筹,农村内部的统筹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但是,实现了城乡统筹,如果农村内部的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小康社会的“艳阳”还是不能普照。因此,在城乡统筹的同时,务必抓好农村内部的统筹。城乡统筹是宏观大政,力度的强弱主要在县以上;统筹农村内部,则主要是县及县以下的工作重点,却是城乡统筹的重要落脚点。

二、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平等和谐、互促共荣的城乡关系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一)统筹城乡资源配置,重点是打通城乡市场梗阻,建立统一有序的城乡市场,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城乡互通由于二元结构的障碍,目前在城乡之间,市场还未能真正成为配置城乡资源的主要手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贸易隔阂,制约了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信息流等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正常循环。为此,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取消政府对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建立城乡沟通、统一、有序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逐步解决城乡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城乡市场对接,使城市和乡村通过市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享受市场带来的利润,实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当前,重点是要做好三大市场的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就业是民生之本,平等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之一。这就要求抓紧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积极完善政府的疏导和调控功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协调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实行城乡劳动力就业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同等待遇的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民进城。二是统筹城乡土地市场。有关研究表明,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以乡养城”的新形式。有关资料显示,20多年来,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补偿少、出让土地价格高的价格差累计达20000亿元!这些资金全部投到了城镇。对于征用农民土地,既要重视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更要重视土地对农民的资本功能,要看到眼前农民得到的补偿是以断了子孙吃饭的后路为代价的,是付出“医得眼前疮,挖却心头肉”的成本的。因此,应城乡并轨,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机制,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土地利益。三是统筹城乡资金市场。目前,城乡资金逆向流动尤为突出。资料显示,1978~2001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2594亿元,年均增长20.3%;目前,全国邮政储蓄存款约有2/3来自农村,加上各商业银行吸收的农村资金,每年约有7000亿元农村资金流向了城市。农村出现了一方面是资金过剩、大量外流,一方面是没钱发展、投入不足的怪现象。为此,应统筹城乡资金市场,加强政府的调控力度,采取财政、货币等手段,大力扭转这一趋势,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并逐步按市场机制配置。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重点是打破城乡产业分割,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发展一是加速城乡第二产业对接。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构筑起两个工业体系,各自相对封闭运行,重复建设、产品同构、资源浪费、低水平竞争愈演愈烈。为此,当前之要是推动城乡工业一体化。在农村,应按社会分工要求,加速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工业理念抓农业,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经济领域里,全方位地把贸工农、产供销、种养加、农科教等相关部门联接起来。其中,关键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速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与城市工业搞好分工协作,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城乡关联产业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城市,应把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涉农工业向城乡结合部的县城、小城镇、开发区转移和集中;把中小城镇工业品的市场锁定到农村,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更多地以国内农产品替代国外进口农产品作为消费品和工业原料;特别应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进军农村,加深农业与城市工业的关联度和融合度,直接引领农村工业化。二是城市第三产业下乡。目前,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亟需的科技、信息、中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明显供给不足,而同时,这些资源管理部门、科研人员、技术人才及成果、信息等大都集中在城市,与农村联系松散,供给不力,第三产业资源大量闲置。应统筹城乡三产业发展,协调配置第三产业资源,大力鼓励和引导城市第三产业下乡,开拓农村市场。三是新建产业要以城乡关联度高的产业为主。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要着眼于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城乡关联产业。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城乡关联产业。特别应引导城镇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在新建产业上,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农用生产资料业、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第三产业等城乡关联产业为主。

(三)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重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一是加大对农村投入。城乡差距的源头是投入差距。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13.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向城市、向国有企业倾斜,支农比重逐步降低,1990年下降到10%,到2001年只有8%。不仅如此,一部分本应由国家财政投资生产、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也转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生产、供给。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彻底扭转这种农村“失血”的状况,改变现行的城乡发展投入机制,在财政支出上强力向农村倾斜。其重点是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资力度。2003年中央3号文件对此制定了一系列硬措施,特别是规定今后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二是调整财政支农投资结构和方式。例如,减少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用好“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三是统筹城乡税制,减轻农民负担。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无论是资金之巨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农民实际上承担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负担。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下一步,应借鉴国际上通行的统一城乡税制的做法,按照城乡平等的原则,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赋,将农民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四)统筹农民和市民待遇,重点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使农民拥有和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核心是减少农民,让农民进城。但是,农民进城了,并不等于城市化的任务完成了,更重要的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其中,最根本的是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原则,还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利。一是劳动就业权。即前文提到的统筹城乡就业。二是迁徒和居住权。即还农民以自由迁徒和居住的权利,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三是受教育权。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从由农民承担转移到由政府承担,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同时,消除城市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限制,使农民工子女充分享受义务教育权。四是生产经营权。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做法,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放手让农民进入更多的国家非垄断性行业,尽快改变各行各业的“疏农”倾向。其中,特别要贯彻落实好农村的土地政策,让农民真正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五是社会参与权。有关资料显示,农村近百万人产生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城市二十多万人产生一名,城市的比例是农村的3倍多。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民参政议政状况,进一步推行农村基层民主,赋予农民更多的政治民利。还要引导和鼓励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应同其它群众组织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代表农民利益。六是社会保障权。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在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和城市并轨,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五)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重点是发挥农村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和启动市场上对城市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志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在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以实现城乡互动。

一是应继续发挥农村改革对城市的推动作用。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强大动力源。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再到波澜壮阔的“民工潮”,我国的重大改革首先都是从农村发端的,农村改革对城市的改革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乡镇企业改革等,寻求经济体制上的新突破,为城市的改革与发展探索新的道路,注入新的动力。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走从农村到城市、从底层到上层的道路。由于身处弱势、低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农民有着比城市居民更强烈的民主政治权利诉求,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要以加强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选举、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借以推动整个社会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的逐步变革。

二是应借助农民进城的推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城市自身发展的需求,也不是来自政府的需要,而是来自农民跳出土地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愿望,这是一场发生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革命,它对城市化所产生的推动力之强,是难以估量的。应顺应这一历史大趋势,把我国几亿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城镇化的动力资源,把“民工潮”作为城市化的历史机遇,趋利避害,开源畅流。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把劳动力资源开发作为一种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通过投资开发、产业化运作,大力开展对农民的综合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深度加工”和“能力再造”,实现劳动力资源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进而完成农民对工业化的“实习”过程和对城镇化的“预演”过程。同时,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诸如子女入学、安置、招工、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不公平政策,打开城门,降低“门槛”,因势利导,把农民进城的推力化作城镇化的助力。

三应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城市经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当前我国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缓解城市产品市场实现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要以市场取向调整产品结构,更多地生产符合农村消费水平和农民需求的产品,缩小“城市卖难”与“农村买难”之间的距离。当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两股与城乡统筹相悖的潜流在涌动,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城乡资源恶性对流。目前,农村的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尽一切可能挤进城市,而城市的污染、伪劣产品、虚假信息等劣质资源见缝就钻地流向农村。这种城乡资源的恶性对流,使得城乡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不对称大大加剧。二是新的二元结构出现。一方面,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泾渭分明,很难互相融合,不少农民工在城里聚乡而居,“河南村”、“安徽村”、“浙江村”等遍布大中城市,形成“城市中的农村”。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涌进大批农民工,这些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待遇,成为“工人中的农民”。在城乡统筹中,对这两股逆流,应尽快在政策、法规的层面上采取措施,加以扭转。

三、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内涵以及在现实形态中有关问题的几点理解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冲决了中国社会最后一道人为的等级壁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本精神任何社会差别,无不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等级差别;任何革命与改良,无不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为消除等级差别、实现利益均衡而进行的斗争。一句话,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差距进行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亦不例外,其核心是要消除中国社会最后一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等级壁垒———以人口出生地为分野的城乡等级差别。回首历史,中国的社会等级分割虽经几千年更迭,但其脉不绝。其表现形式有多种:先秦,人以血缘而分,王侯将相,布衣草民,确有种也。汉魏以降,逐渐形成门第等级,煌煌仕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社会倾斜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元清时代,人以民族而分,蒙满为贵,轻贱其它民族。民国,人以资产而分,“四大家族”垄断政治经济命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崭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革除了历史上残存的血缘等级、门第等级、民族等级、财富等级。但在一个时期内,又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人以阶级而分,出身成份不同,天生的就命运各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应该承认,这一制度在当时曾起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又人以城乡而分,农民和市民之间等级森严。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本质是按社会等级的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三农”问题的根源正是这种长期积淀的等级差别思想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阶级等级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只残留下一道城乡等级的壁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精髓所在,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实践“三个代表”的精神,以人本为核心,冲决中国社会最后一道人为的等级壁垒,打破等级差别的发展观念,统筹城乡关系,统筹农民和市民待遇,建设一个人不分城乡高下、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公平社会。就当前而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应该是在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改变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政策倾向,始终把重视农民,体察农民,尊重农民,关心农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政策的根本取向。

(二)城市化进程滞后,决定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县域突破与发达国家以城市经济为主不同,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我国县域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位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县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巨大“底座”。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3%,人口的73%,GDP的56%。“郡县治,天下安”。解决好县域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县域是城乡融合的联结地带。县域的社会主体是农民,县域的经济主体多为农业经济及其副业,县域发展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同时,县城上通大中城市,下连广阔农村,处于联结、沟通农村与城市的中枢位置。第三,县域是转移农民的主要阵地。我国要把几亿农村劳动力推向大中城市是不可能的,就转移数量而言,还是要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为主。这是因为,从眼前看,由于居住生活成本和对就业技能要求较低,县城更适合农民定居。从更深层次上看,“叶落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已融入中国农民的血液里。“衣锦不还乡,如锦衣夜游”。在外挣钱后回到家乡的县城居住是绝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地方取消了户籍限制后,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就地定居,而是回到家乡县城或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定居。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调整并健全县域社会管理和组织结构,以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县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为突破口,推进城乡统筹进程。

城乡经济发展篇2

人均收入指标是衡量城乡发展协调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从表1.1.1可以看到，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比较严重的。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1.5左右，超过2的国家只有3个。海南从1987年以来基本上都超过了1.5。而且收入差距明显呈现扩大趋势。

资料来源：2003年海南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是从全国来看，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小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海南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落后，与此同时，海南却拥有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也就是说，海南城镇居民的收入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海南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的来说海南农民收入基本上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表1.1.1中是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虽然二者都是居民税后的净收入，但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进行消费，而农民却还要用一部分来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由于中国许多农村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在统计中将许多实物都换算成货币统计在农民的纯收入中，所以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要更低。国家统计局曾做了一项评估，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2.90:1。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这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20％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5：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6：1。

这种情况在海南也是一样的，目前城乡实际差距远不止是2.80: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城乡居民财产变动的差距，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海南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如表1.1.2，最近几年海南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之比已经超过20：1。从这个指标来看，农民原始财富的拥有量本来就远远低于城市，再加上积累财富的能力低下，可以预见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城乡差距仍然会继续扩大。

1.2城乡社会发展失衡的基本状况

仅仅从收入差距还不能完全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海南的农村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海南学龄儿童入学率2000年达到99.71%，2001年达到99.66%，2002年达到99.44%，1根据2003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儋州市四个乡镇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儿童的入学率只有96%。这意味着海南未入学的儿童主要分布在农村。在调查中，93.3%的农户表示从未享受过政府提供的任何社会保障，只有4.7%的农民表示曾获得政府救济，1.5%的农户获得自然灾害救济。而且款项特别少，少则3-5元，多则几十元。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曾经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儋州64户居民的调查2中发现，没有一户农民参加任何形式的合作医疗。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基础设施方面，饮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在部分地区仍很突出。儋州市未通道路的有160个自然村，涉及10万人口，饮水未解决的有50个自然村。城乡社会保障上的差距在实际上放大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差距，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低下。从长期看，必将削弱农村未来发展的潜力，使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地控制。

以上分析表明，海南城乡发展的失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失衡，也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是全面的失衡。

1.3海南城乡发展失衡的制度根源

一个地区长期的发展状况一般取决于制度安排。从自然条件上看，海南拥有中国最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而且人均耕地面积大于大陆。从行业优势来看，与全国相比，海南的工业优势比不上农业的优势。因为农业的资源是最独特的，而工业除了油气资源之外很难说哪一种是独特的。因此，就自然禀赋的初始条件来，海南是最有理由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可见人为的条件最重要，也就是制度最重要。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台湾，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之一。因此，就海南城乡发展失衡来说，制度安排是起决定性的因素。

从历史情况看，虽然海南是经济特区，但是在城乡问题上基本上一直是随着中央政策走，最近的农业税制减免等也是如此。与大陆相比，海南在城乡发展方面并无特殊的制度安排。可以说，海南的城乡发展失衡和大陆基本相同，都根源于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以及与此相适应并固化下来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使整个社会的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1）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第一是城乡二元的产权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工业是国家所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按照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原则，国家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使资源可以顺理成章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第二是城乡二元的税收制度。农业税收不按照起征点，百岁老人都要交税，而且税率远高于城市。第三是城乡二元的金融制度，银行主要为城市发展服务，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力量最薄弱。二元的金融制度主要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城市投资，从而难以实现产业化。第四是二元的财政制度。财政主要为城市和工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基层财政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往往由农民自己负担。在二元经济制度中，产权制度是核心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其余三项是从属性的安排，强化了城市的发展。

（2）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核心的社会制度安排是二元的户籍制度，把户口人为地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种标准不同的性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使农村和农民成了一种工具，为了城市和工业才有存在的价值。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农民大量进入城市，造成城市生活资料紧张。但是长期执行下来，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民各种歧视性待遇的主要依据。由此衍生出来社会地位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城乡二元的医疗制度、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一般来说，社会政策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社会有弱势群体。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却先给了更有地位的城市居民。

（3）二元政治制度。这是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主要表现在根据现行的选举法，城市居民的选举权相当于农民的四倍，人大代表中极少是农民身份的，乡镇以上的公务员和官员基本上不从农民里面产生。而且管理农村的乡镇政府财权少、事权多。另外，城市居民可以组成工会等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村却不能拥有这样的政治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正是借助这种对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二元制度结构安排，中央政府才能够在不到3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以平均每年高达30%的积累率，在我国这个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小农经济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特殊历史进程。在城市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精细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正面效应不能忽视。但是从当前看，这种二元制度结构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城乡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了。

改革开放以后，与大陆各个省份一样，海南也很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采取了相当多的政策措施来促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并无很大的成效。关键的原因就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取决于基本的制度安排，在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框架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以制度创新推动海南城乡协调发展

有效地克服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情况，关系到海南未来发展的全局。而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仅仅是进行某些政策性的调整，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坚持不懈地创新。因此，下一步海南应当以改革为主线，彻底改变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结构。

2.1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海南未来发展的意义

城乡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海南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发展，也是农村居民的发展。而且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农村的发展可以为海南经济持续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1）城乡协调发展能够扩大海南发展的产业空间。任何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都要受到人口和空间的限制。海南的发展如果只是三亚和海口、洋浦，那么产业拓展的空间就会十分狭小，经济很难形成规模。拿上海的发展来说，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要靠长江三角洲的广大腹地为支撑。但是如果这些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产业链条的拓展就要受到很大的障碍。海南要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地区，无论从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上，都依赖于农村的长足发展。

（2）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海南的比较优势。海南热带农业有着大陆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热带农业在海南的发展规划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农业本身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决定海南未来前途的战略定位。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忽视农村发展。在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海南农村很可能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会丧失发展的机遇。如果海南仅仅有几个发达的城市，而农村处于社会文明之外，海南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而且，在农村落后的情况下，海南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发展两头在外的产业，也就是主要用外地的人才和资源为外地人制造产品。这一点对于交通不发达的海南来说，优势比不上大陆的多数地区。相反，海南的城乡发展关系理顺之后，海南就能够创造多方面的优势来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

（3）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尤其是当前，三农问题十分突出，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注。也推行了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从稳定农村大局出发，为建立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从海南来看，市场化过程中的农业风险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征用问题，都存在着比较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多方面的诉求需要得到满足，有多方面的矛盾需要化解。因此，推行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既有迫切性，又有现实性。

2.2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城乡失衡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现，一种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来实现。总的来说，制度安排是比政策调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个社会的制度是指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和习俗、惯例等非正式规范的总和。制度限定了人的行为规范，决定了社会组织结构和资源流动的方向。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为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活动空间。而政策则是政府为了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相机抉择地解决一时一地突出的矛盾。政策具有易变性和暂时性。一个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势是由制度决定，而不是由政策决定。当然，适当的政策调整能够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是不能真正改变不同阶层的相对地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中政策效果不好的典型表现。政策的实施要靠人，人的行为随时都要受到制度框架的约束，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政策执行的效果最终还是受制度约束。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农民负担能够减轻，但是事实上基层很难做到。即便是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但是资金在到达农民手中之前的各个环节都很容易被截流。2004年开始采用对农民直接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中间环节的行政制度失效的问题。从总理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的现象也可以反映出这个现状，就是制度体系的失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不能仅仅靠几个领导人一时地对农村加大投入，而是要把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政策调整是治标，制度创新是治本。目前看来，治标的事情已经做过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治本。

多年来，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结构使农民客观上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使农业成为最大的弱势产业，使农村成为发展最薄弱、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以制度创新来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从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赋予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应有的地位，使新的措施逐步正规化、法制化。

2.3以改革为主线统领城乡发展

在海南要率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要以改革为主线，实现制度创新。

（1）当前，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广大农民来说，要求比以往更为迫切。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过程中，农民作为利益主体，越来越要求能够有一个正规的渠道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组织就很能说明问题。从中央的层面来看，目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改革力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果断地采取了减免农业税的措施，分五年取消。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宣布只用2-3年提前完成任务。采取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等措施，加大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些制度创新使农民初步得到了实惠。因此，目前加快推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措施，不仅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也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应当说有更大的制度选择空间，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创新的尝试。

（2）必须重振改革精神，以改革为主线统领城乡发展。从大背景看，2004年中央1号文的推出，解决了不少农民的难题。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8%。但是从2005年看，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是很难持续的。因为今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粮食价格的增长。随着农民对种田预期的好转，种田的农民会增加，粮食供应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加入WTO之后，在粮食进口方面也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进一步提升很难，而且还有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一旦停止，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措施可能会前功尽弃。尤其是相当多的前期改革措施，比如农业税费的减免，乡镇等基层政府面临很大压力。从历史上看，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过农业休生养息的阶段，一般都是税负的减免。但是在“官本位”没有实质性改观的情况下，最终还会走向税负加重的回潮现象。海南要走出这个怪圈，必须把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

（3）通过改革逐步扩大制度创新的空间。在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动力，以及农民自身改善生活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制度的重新设计，自上而下推出；第二种是农民自身在实践中创造出更为合理和更高效率的制度形式，最后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被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中央推出农业税全部免除的制度安排属于第一种，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第二种。值得反思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改革却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乡镇政府后来的膨胀，一直到问题严重到相当的程度。此后由于乡镇基层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加强，农民自身的制度创新受到很大的抑制。而乡镇政府自身又很难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其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很小。这在客观上压缩了制度创新的空间。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政府才出台了农业税减免的举措，并将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信基层政府能够将补贴送到农民手中。与此同时，农民的越级上访不断增多，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事实上改革成了中央、省级以及农民两头挤压的合力，着力点是中间环节的政府机构。这是我国“三农”问题制度创新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趋势。要扩大制度创新的空间，就必须改革中间环节，使这些政府机构也能够成为改革的动力来源。3.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看到，造成海南城乡发展失衡的制度体系是长期形成的，也很难在一朝一夕中加以改变。另外，制度创新也是有成本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改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

3.1制度创新要有利于海南整体经济的发展

海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省经济总量的增长。如果海南整体经济增长上去之后，解决城乡失衡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1）经济总量增长是解决城乡失衡问题的重要支撑。一些专家从各自的角度认为，政府要为农民解决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问题。但是在海南往往是呼声大，但是落实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03年全省16个县（县级市，不含海口、三亚、洋浦和农垦）仅仅有一个儋州GDP超过50亿元，平均财政收入只有0.99亿元。而全国百强县的平均财政收入是5.6亿元。1海南欠发达的县域财政收支的缺口逐年还在扩大，相当多地靠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财政资金的周转问题，包括发放工资等。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事实上，就是从城市化中寻找“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也就是说，还不能片面地脱离城市化这个大趋势，不能完全脱离城市需要来安排农业发展。而是要从城乡统一的大市场这个联系中寻求制度创新的出路。必须摆脱过去的老思路，不能以城市发展的停滞来换取农村的发展。

（2）海南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必须统筹规划。海南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孤岛，内部的经济联系十分重要，统筹安排非常重要。比如，如果三亚和海口这两个“窗口”城市没有搞好，其它各个县市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必须把城乡对外开放和发展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城市发展很快，就会带动整个农村腹地的发展。必须进行市联县、成片开发。海南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点与大陆不同，就是没有采取“市管县”的体制，这在客观上避免了市级政府从县域经济中抽取资金发展城市，应当继续坚持。但是随着中心城市向四周拓展，同周边县级行政区的协调也是客观需要，可以借鉴内地经济区的做法，在资源分配上采取自由协商的机制，不一定必须把这些县纳入到中心城市的行政管辖中去。

（3）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要抓住关键环节。当前要抓住既不利农村发展，又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环节进行改革。应当看到，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形成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打破这种制度安排不可能一步到位。从现实出发，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比如户籍制度，郑州等一些地方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造成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财政却很难保证基本设施的供应，从而在原有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制度体系的安排千头万绪，创新的路径很重要，但是不能脱离实际。改革的重点在那里？就在于一些既不能反映城市发展需要，又不能反映农村发展需要的制度上。对这些制度进行变革，反映了多数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比较低。另外，改革也容易走上良性的轨道。

3.2制度创新要着眼于城乡资源的公平配置

从海南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看，市场化和城市化是两个主题。市场化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二个主题是城市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资源分配影响城乡关系的基本走势。海南城乡协调发展这个大课题要放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必须渐进地建立有利于资源在城乡公平配置的机制。

（1）调节公共资源在城乡的配置。公共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通过政府实现的。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公共资源的配置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要逐年调整省级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力度。海口市和三亚市的开发和建设要向周边扩展，基础设施的投资要向周边倾斜。这既有利于中心城市环境保护，又有利于周边地区的发展。事实上，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岛是一个整体的品牌，要把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规划，向农村腹地开发是很有必要的。公共资源的配置要满足农民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

（2）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保障农民个人权益。过去二元制度结构条件下农民对城市做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得到补偿。因为在城市，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已经形成，宪法已经明确保护私有产权。政府已经不可能再用行政手段将城市财产无偿划拨给农民。所以，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保护农民的资源不因市场化和城市化被进一步掠夺。第一、农民个人货币收入和货币财产不多，文化素质也不高，最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资源是土地。必须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第二、由于农民的分散化经营，海南农业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弱势产业。一家一户的农民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主体，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得、风险的规避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无论是与其上游产业如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交易中，还是与其下游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交易中，农民都是分散的，没有谈判地位。因此在整个产业链条的利润分配中，农业利润很容易被两端的企业剥夺。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海南必须认真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农业要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

（3）从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原则出发，辨证地看待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合理配置。

首先，公共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群排除在外。比如国家财政，应当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以公平为最高目标。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源的分配应当是以效率为最高原则，纯粹是企业化的行为，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比如，人们说农村不发展是企业不向农村投资，银行向城市收缩。这种看法反映了客观实际，但是不能强迫商业银行和企业向农村投资和贷款。如果政府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市场化的手段应当是政府为投资农村的企业进行优惠，对贷款给农村的商业银行贴息，或者建立政策性银行扶持农村发展。

再次，还应当看到，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配置同时影响农村状况。私人不愿意在农村投资和贷款，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家公共资源用于农村长期不足，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投资环境不好。而私人资源愈不愿意投入农村，又越发显现出农村投资效率不高。在目前我国GDP政绩观的引导下，各级官员很容易发现，如果把大量的资金引入农村，在短期内，尤其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很难使当地GDP在大幅度增长。因此这种导向使整个社会资源都向城市流动，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

最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不仅体现在短期内，还体现在长期内。虽然社会资源投资到城市暂时能够获得高效率，但是从长期看，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村市场狭小，最终会影响城市发展。城乡是一个整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买不起那么多的工业产品。从一个海南的长远发展看，公共资源应当逐步实现向农村倾斜。

3.3制度创新要充分发挥特区优势和政府作用

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又是一个岛屿经济，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比大陆更为迫切。海南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未必要采取和大陆省份同步的政策和体制。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政府的作用十分关键。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3年对挪威的考察，挪威北部农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城市的差距有大幅度扩大的趋势。随即挪威政府每十年左右就制订一个扶持农村发展的计划。从1973年开始，挪威政府向不同产业部门的投资倾斜政策开始付诸实施，该年度向农业部门的投资达到29亿克朗，而向其它产业的投资总和则只有19亿克朗。这种投资倾斜的趋势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977-1985年的7年内，每年向农业的投资额均保持在79-93亿克朗之间，而向其它所有产业的投资总和只维持在22-40亿克朗的幅度内。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挪威其它产业发展就放慢了，挪威多年来都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这对海南经济特区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是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1）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发展不仅仅是城市的发展，以人为本，就要关注所有人的发展，尤其不能忽视多数人的发展。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很难获得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海南城乡协调发展中相当多的问题都与政府有关。比如农业税的每年征收的总额是5000万元，但是还要养活1200人的税收人员。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分偏重城市投资，忽视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矛盾和纠纷，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这些都需要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来矫正。

（2）城乡协调发展需要进行系统的配套改革来实现。比如进行土地产权改革、税费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等。实现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向一元制度结构的转变，每一项问题都和政府改革密切相连。因此，可以说，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需要启动以政府改革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要有五年、十年甚至更为长期的规划，而且还涉及不同部门的利益协调，这都需要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谋划和领导。

（3）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特殊的制度安排。虽然海南在城乡失衡的制度原因上和大陆大同小异，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一定采取和大陆一样的办法。海南作为特区与内地大部分地区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的空间要大一些。许多改革措施，海南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请先行一步。海南目前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自身发展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够把特区的地位用足，用好。4.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4.1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总体思路

从海南发展的现实出发，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必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海南整体经济实力壮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要解决农村投入的历史欠帐问题；第三个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地位问题。

三个问题密切关联，但第一个问题是大局，是核心。一方面，海南整体实力的壮大有利于解决后两个问题；另一方面，海南农业人口占73.3%，海南总体实力壮大本身必须依托广大的农村，因此解决后两个问题也是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解决农村的目前出现的最突出的矛盾，防止这些问题恶化，从而为改革和发展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个问题是从“治本”的角度，着眼中长期，渐次地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针对上述创新原则的分析，海南城乡协调制度创新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切实改善海南投资环境，使海南城乡经济的总量提高上去；第二、改革土地产权制度，确保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将政府能够将征用土地增值的收益用在农民身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逐步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三、建立农民规范的农民组织制度，使农民的利益和诉求能够有一个顺畅的表达机制。第四、逐步推进城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全面地改革二元制度结构，切实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4.2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海南是中国的一块宝地。如果经济社会环境有一个大的改善，整个土地就会大幅度升值，不但600万农民的贫困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且各个产业发展起来，一个城市就可以解决所有人农民的就业。拿广东的东莞来说，原来的一个小镇，目前人口就达到了600多万，500多万外地民工在那里打工。事实上，海口或三亚如果达到这个水平，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很容易走到全国的前列。

但是由于政府转型滞后，海南的投资环境很难改善。自1995年后，海南引进外资从1995年的14．55亿美元逐步降到2001年的5．72亿美元，6年间降幅超过200％；外贸进出口总额自1996年后也是一路下滑，最大降幅近30％，直到2001年才开始止跌回升。1

世界银行的《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2提出，政策性风险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最关心的主要问题，政府仅仅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就能使社会新增投资的几率提高30％以上。海南投资环境的问题，就是一个投资风险的政策问题。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企业家难以有一个好的预期。海南本地人投资非常有限，但外地人在海南投资之后不断遇到挫折，许多人血本无归。目前政府还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想法是积极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现行体制，提高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海南以往发展的教训已经表明：靠一时的热情，无论吸引来多少投资，软环境不好，这些投资最终还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去年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在学术界和许多高层官员中已经形成了共识。海南经济特区可以在这个方面先行一步。

（1）改变“官本位”为“企业本位”和“公民本位”，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观。海南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政府能够自己进行投资的余地不大，可以说海南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政府也只有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才能够保持快速发展。在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海南要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明确，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服务，政府管理也是服务。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而是要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海南要根据政府应当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新的考核机制。

（2）实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以目前我国推出的投资体制改革为契机深入转换政府职能。新的投资体制对民间资本投资放宽了门槛，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但是并未明确规定核准制和备案制的细节，在执行中很可能以名义上的核准制和备案制变相审批。海南可以在这个方面彻底进行改革。比如和美国一样，企业申请备案如果超过一个星期政府还没有答复，企业可以视同政府已经同意。总的来说，海南要制订更严格的制度，将政府约束在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

（3）继续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今年海南物价全国涨幅全国第二，就具体的日常开支来比较，北京的物价也远远低于海口。根据海南新闻系统的调查1，在海口的农贸市场，瘦肉卖到了每斤9元，排骨每斤13元，而北京的卖价则分别为每斤5元和7元。居民用电海口每度0.8至1元，如果小区物业代收，每度电甚至超过1元；北京居民用电每度0.4元，还不允许小区物业代收加价。2003年，北京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3至1.5万元人民币，海南人均GDP还不到1万元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更少。这种情况将使海南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持续恶化。许多人认为，海口的房地产升值有限，如此高的生活成本怎么能够吸引外地人购房呢？更令人担忧的是，居高不下的物价使劳动力成本难以降低，打工者也很难会选择到海南发展。许多专家指出，海南还要成为全国的菜篮子，本地人吃菜价格就这么贵，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海南的物价问题与有关政府部门过多地干预流通领域有关。政府部门助长了流通环节少数企业垄断经营，使其它经营者很难进入。这些企业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抬高批发价格。农民和消费者都受到盘剥。如果外地商品能够顺畅地进入海南市场，物价也不会如此高。即使在外地商品输入的过程中，有关部门也存在着助长垄断经营的倾向。

人们普遍认为，海南缺乏“人气”，这是海南经济发展的致命缺陷。工作机会不多，收入不高，还要支付如此高的生活成本，哪里会有什么人气呢？纵有一些旅游者，也只是匆匆过客。知道海南许多商家“宰客”，也很难在本地购买多少物品。

反过来看，如果海南能够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使政府职能切实转变，放开市场、严厉打击垄断行为。和内地一样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加上海南优美的自然环境，移居海南的人就会大幅度攀升。在这种情况下，海南的产业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才能够有长足的发展。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海南目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完善市场体系：

第一、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政府部门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取消过多的审批权限，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流通领域积极创造条件。

第二、采取严格的反垄断措施，给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第三、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从海南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实现海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对接。

第四、加快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从初级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到期货市场，以及包括市场信息体系在内的市场网络体系，为广大农户和农业企业及时地提供全面、准确的供求信息。

第五、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坑害消费者的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

第六、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实现农产品供求的有效对接。

（4）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省级到乡镇，都要逐步推进。这涉及部门协调和利益调整，目前依靠海南省发展改革厅很难推行下去。可以通过设立由省委书记或者省长牵头的改革领导小组来谋划和推动。

4.3建立有利于保护农民权益的土地产权制度

实质性地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以工补农”的时代，农民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资产没有农民的份。现在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问的是，农民有什么，国家能够给农民什么？农民是赤手空拳、一没有文化、二没有地位、三没有资金创业。而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征地的收益流向了各级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海南土地纠纷已经恶化了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农民既失去土地也得不到社会保障的情况发生。因此，海南必须对土地产权做出新的安排，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

（1）完善征地制度。我国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程序是先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国家统一征用，然后再给开发商或厂商使用。在征地环节可以建立规范的制度，一要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二是土地经营过程中的增值部分应当为设置专项基金管理，主要用在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事项的支出上。城市国有企业变卖资产可以用来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增值用在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合情合理的。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查，极少的专家认为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合理的。但是许多专家指出土地私有化方案更不可行，因为没有考虑到在我国土地是农民的一种保障，而且宪法也规定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修改宪法的成本很高。综合考虑，最好是国家统筹安排以征地收益安排农民社会保障。

（2）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主要是让农民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做抵押取得贷款融资，解决农民创业资金困难的问题。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支撑。当地农民占据天时、地利优势，但是海南农民多数无法获得创业资金，许多农民有很好的创业方案都无法实现。而且，如果按照法理上说，如果土地仍然是债权性质的话，单个的农民也无法用土地来入股，因为不是自己的资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民的手脚，也与中央提出的“放开、搞活”方针相背离。

4.4建立规范的农民组织制度

要在乡村治理结构中根据农民的诉求支持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发展。农民组织，尤其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合作组织，对保护农民权益，对海南农业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当前必须认真对待，并且迅速拿出对策的关键问题。

海南热带农产品要面临与东盟国家的竞争，从国际惯例看，通过农民组织参与谈判与合作是保护本地区农民利益的有效途径。海南热带农业的出路在于继续加大开放、引进和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先进品种、技术和品牌的优势，不断引进台湾、东南亚以及国内外的资金和高新技术，积极推动琼台农业合作和交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运作经验。同时也要加大发展所需要的各项实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和人才的培训力度，确保高效优质农业发展的领先性和连续性。而海南目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尚未健全，大多数农产品质量达不到出口标准，面临着国内外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的巨大压力。国际经验表明，其中许多事情让农民组织做比政府出面实施更有效率。

但是海南目前农民组织发育还比较滞后，从农产品行业协会来看，不仅数量少，仅有15个，而且绝大多数都由较高层次的政府部门主管，很难发挥其主动性和灵活性。

表4.4.1：2003年海南省农产品行业协会情况统计表

分类标准分类型数量（个）比例（%）

按主管单位分省农业厅主管1173.33

省林业局主管213.33

省海洋与渔业厅主管16.67

东方市农业局主管16.67

数据来源：根据海南省农业厅农村经济管理处2004年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

因此，对经济性和社会公益性的农民组织，海南要根据“放开、搞活”的方针，制订特殊的地方法规，放宽准入门槛，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使其蓬勃发展。要避免将农民组织办成官本位和行政化的组织。

同时，还要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改善农村治理结构。使村委会成为能够真正代表农民意志的机构。可以考虑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都由农民选举产生。或者先选举出村委会主任，如果是党员，可以直接确认为村党支部书记。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考虑培养其入党，然后做党支部书记。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可以考虑逐步实现在乡镇基层政府采取直接选举。

另外，对待已经出现的农民维权组织，要谨慎对待，妥善化解矛盾，逐步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

4.5推进打破二元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要在政府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系统地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4.5.1加快农业税制改革

按照中央的部署，完成在五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防止基层政府用变相的手段加重农民负担，政府要明确改革日程，给农民一个稳定而良好的预期。当前海南农业税制改革应当考虑配套改革，必须解决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减免之后基层政权的运转问题。一方面要通过省级财政给县（市）、乡镇政府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确保其能够维持正常而必要的支出，另一方面要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尤其是精简乡镇政府。把农业税制改革与建设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结合起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4.5.2建设公共财政制度

财政是公共财政，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财政，现阶段财政应当逐步向“三农”倾斜。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财政资源基本上用于了城市。这造成了海南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全省1/3的水利设施属小型水利，分布不均，老化损坏严重，灌区工程配套不完善，主要河流缺乏控制性防洪枢纽工程。全省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6.7%。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建立一个公共财政制度来解决。一、要改变基层政权事权多、财权小的状况。要逐步将财权下移，使基层政权的财权和事权相配。二、要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强化人大的权力，使各项支出通过人大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三、要逐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向农村倾斜。财政支出要考虑效率和公平并重。四、要使财政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分开，增强财政资金运用的透明度。五、在乡镇政府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乡镇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由县级财政维持起财政支出。六、税费改革之后，村委会可以支配的资金要大量减少，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容易使农村公益事业荒废。因此，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由村民大会决定向村民征收必要费用，以维持农村基本的公益事业。

4.5.3建立农村开发的金融支持系统

2003年6月23日，我国与泰国政府签订协议，决定自本年10月1日起，对188种蔬菜和水果产品实行零关税，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工作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在农业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内地农产品的大量输出，但对海南来说，将面临实实在在的挑战。东南亚国家光热条件很优越，劳动力价格更低，一年365天皆可进行农业生产，无论是在产量上，还是价格上都极具竞争力。尤其是那里的热带水果产业，品种丰富、物美价廉，很多品种能够全年供货。海南与东盟各国农业上的“同质化”倾向最为明显，今后受到的冲击无疑也将最为直接和激烈。

海南要应对这个挑战，必须发展精品果业。而这又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需要更为先进的高科技，需要更为先进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与目前海南农户分散经营、实力单薄有很大的矛盾。但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海南并没有一个热带精品农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支持系统。因此，海南必须打破金融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倾向。可以因地制宜，针对热带农业和旅游业开发，建立政策性银行。或者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发展民营银行，比全国其它地方先走一步。可以吸引外部金融资本的进入，为未来海南农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与此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农民贷款担保机制，打通小农经济的融资通道。

4.5.4改革农村教育制度

与全国相比，海南的教育水平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尤其是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许多地方基本的校舍建设都难以保障，中小学的辍学率还比较高。海南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农村人口教育决定着海南未来的人口素质，决定着城乡协调发展未来的大格局。

第一，必须逐年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海南目前已经宣布从2005-2007年省级财政每年至少增加1个亿的财政资金用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教育发展。但还要进一步确保使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财政资金的支出稳定化、制度化。

第二，要避免农村教师的流失，吸引人才，必须逐步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城乡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这项制度要加快落实，以稳定农村教育队伍。由于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比城市教师低，工作条件也比城市差，有文凭、素质高的教师都奔向海口等较大城市，致使农村中青年优秀教师流失严重。中青年优秀教师的外流直接导致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失调，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比重较大，正规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不多。这种情况如不加快改变，城乡教育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第三，必须实行严格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要严格制订教育收费标准，实行教育收费价格听证制度，让广大学生家长参与到教育收费协商对话中来。做到收费公平、合理、透明，政府监管严格、群众监督有效的教育收费制度。要实现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免杂费、书本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待遇等。

第四，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改革政府垄断的教育体制。允许民间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逐步实现教育资金筹集多元化。除了鼓励企业、岛内个人办基础教育外，还应特别重视利用在东南亚一带的海南籍侨民的力量办学。在引入社会资本的同时，要注重教育布局调整，合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4.5.5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去年的SARS危机表明，以人为本、投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海南的整体环境要改善，必须建成一个“健康岛”。但是在医疗卫生方面，价格在全国是偏高的，城市居民看病难，农村居民看病更难。当前我国推进的新型合作医疗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农民的意愿，完全是通过专家设计并自上而下推行，因此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海南要更多地从本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新路。

一是要抓住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反映出的突出矛盾，建立农村特困人群医疗救助制度，使公共医疗卫生体现对最弱势群体的关怀。

二是针对农民看不起大病，因大病返贫的状况，重点建立农村大病医疗统筹模式、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不能仅仅从治疗的角度考虑问题，疾病的预防更为重要。各级政府和医疗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更新各级卫生机构的医疗设备。并初步建立以县级为中心、乡镇为纽带、村级为网底的三级预防保健网，明显提高农村公共卫生综合服务能力，把传染病发病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四是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医务人员下乡，鼓励“赤脚医生”为农民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4.5.6逐步推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从目前海南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外出务工的收入很低。从下表可以计算出，海南农民人均工资及劳务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8%,是浙江的14.8%，是经济不发达的广西的26.7%。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海南剩余劳动力在本地打工的空间不大，如果到外省打工要越过琼州海峡，远离家乡，而且成本很高。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农业年鉴

从长远看，海南的农民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并不多，而且当地农民在文化传统上不习惯到外地打工，海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海南本省消化和解决。要有效地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随着海南城市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城乡居民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也为系统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韩长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几点认识》，《求是》2003年第7期

2、沈方：《农村承包合同公证的调查与思考》，《安徽公证》2002年第3期

3、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卷，总第8期

4、许合进，1999：《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思考》，《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5、韩俊，1998：《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

6、党国英，1997：《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结构变化与农村稳定》，《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7、刘凤芹，2003：《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订单农业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

8、李茂岚，1996：《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城乡经济发展篇3

30年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却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表现尤为突出。三十年改革波澜壮阔，三十年历程跌宕起伏，历史和现实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破”在眉睫。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它也构成了新时期农村政策体系建设的新基点、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

城乡分治 建国初期的政策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就业、保障……在诸多领域，农民无法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建国后，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工业发展的成本，对资源、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及人力成本等，采取了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相配套的粮食、教育、就业、医疗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一个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及其政策导向，在计划经济和产品短缺的年代，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初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人为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剥夺了农民追求城市文明的权利；“大呼隆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扭曲农产品价格的政策，使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供给长期严重匮乏，农村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统购统销最终也走向了“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的长期贫穷落后，不仅削弱了农村对城市的支持能力，而且也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文革后期，由于城市不堪重负，千百万知青不得不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二元结构 症结凸显

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由于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农户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彻底改变了过去“大锅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迅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潜能，粮食产量迅速增加，我们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令世界瞩目。

之后，随着中央一系列放开搞活政策的出台、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业剩余增加，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选择权利和选择空间变大，可以进城打工经商，城乡交流开始活跃，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的前六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城乡差别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然我国已到了工业化中期，但由于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政策没有改变。“农”与“非农”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乡除了原有的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的差别待遇外，新的土地政策、投资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将农村边缘化。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城市对农村低成本征地，强迫式拆迁等等，昔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逐步演变成城乡制度性的“剪刀差”。

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而自己的境遇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差，有些甚至流离失所。

资金是发展的启动器。以城市为中心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使农村财政资金在净流出。1978至20xx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7189亿元，年均增长19.l％。据相关研究，1985至1994年，通过财政和金融两个渠道农村资金净流入城市系统的资金累计达到4320亿元。而财政农业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逐年降低，1978年为13．4％，1990年下降到10％，到20xx年只有7．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虽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金融却出现了倒退现象，被边缘化。前几年，国有四大银行由于过分强调自身效益，纷纷从乡镇、甚至县域撤离，剩下的邮政储蓄也成了只存不贷的“抽水机”，农村信用社也在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往往把吸收的农村存款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或投向回报高的城市。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 金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加之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不断下降，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三农”问题几经反复，甚至越来越严重。

1997年至20xx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负担重”、“增收难”、“就业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农村改革和发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统筹城乡发展 一个划时代的政策调整

党的十六大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调整。

十六大后，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农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增幅连续4年超过6%。

尽管形势在好转，但由于农民收入基数低等原因，农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xx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增幅最高、差距最大———两组指向相反的数据同时出现，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基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带着发展的紧迫感，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在这一改革思路的统领下，中央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

推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从20xx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举措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对农民直接补贴。开始是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三种补贴，20xx年增加了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进行补贴，20xx年又推出了针对生猪生产、奶业、油料生产等的补贴。在今年两会上，一个令人关注的数字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一增长幅度历史罕见。

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全面建立向“三农”倾斜的公共财政分配体制，承诺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财政增量支出，至少70％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

全面推进农民工制度改革，加快解决农民工就业、社保、子女教育、户籍等实际问题，为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创造条件。同时，全面加强培养有技术、有文化、懂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逐步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让更多金融资金用于农村发展。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两免一补”使1.5亿中小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减轻；7.3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85.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开。

建立没有身份歧视、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出台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的《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举措的推出，使城乡“鸿沟”正在加速填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筹划，综合考虑，统筹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共同繁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与条件，通过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20xx年起，中央启动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试验区。两地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在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乡一体化 历史的新起点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从“城乡统筹”提升到“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化，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变革内容,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城乡一体化发展代表了今后我国城乡关系新的走向，成为今后我国城乡关系的主题、主线和新的时代特征。统筹城乡发展，抓住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解决“三农”难题的根本举措。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已着手构筑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以加大农村财政投入为标志，开始向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

以取消“农业四税”为标志，开始向实现城乡公平统一的税赋体制过渡；

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同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转变；

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平等的医疗服务制度方向迈进；

以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努力；

城乡经济发展篇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十七大报告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其基本途径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阐明了我国当前和今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方略和努力方向。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并重申了实现“三个转变”的重要性。自贡作为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在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过程中不仅要努力探索破解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路径，而且要切实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难题。这就要求自贡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着力促进“三个转变”，推动老工业城市全面振兴。

一、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投资、出口被称之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却呈现出投资需求旺盛，出口增长强劲，消费需求不足的状态，直到今天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经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深入分析消费领域，结构性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需求不旺。现阶段，农民数量还占人口绝大多数，消费层次普遍较低，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时间较长，因而消费潜力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由于二元体制的延续，提供给农村的公共服务太少，农村社会保障极不完善，仅靠农民自身力量，其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应对生产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储备不足。这种情况下，农民一般是不愿也不敢超越必要消费线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普遍都不富裕，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因此，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提高广大农民收入，拓展广阔农村市场，扩大农民消费领域，提升农民消费层次。

自贡市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中，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核心问题来抓，是符合十七大精神的，抓住了城乡统筹的实质，也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根本之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自贡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形成。为此，必须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多管齐下，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加快城镇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道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覆盖，可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可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平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公共产品的完善，极大地减少了农民的相关支出，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农民增加个人消费的愿望水涨船高，从而激活农村有效需求，推动农民个人储蓄向个人消费转化。

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努力实现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通过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狠抓劳务经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通过深化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探索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增加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奠定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经济基础，最终使农民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购买力。

二、统筹城乡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三次产业协同推动经济增长格局

近年来，我国重化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工业的带动，工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农业和服务业比重相应下降。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水平有待提高。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这在自贡市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农业基础欠账太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弱势产业的特征非常显著。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传统服务业居多，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进一步加强。工业比重大，重化工占主体，直接面向城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产品少；企业数量多，但有实力的行业龙头少，产业的聚集和辐射能力均不强。自贡市重化工企业存在比较严重的进入和退出障碍，受行业竞争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很大。全市经济兴衰一度主要仰仗几家支柱大企业，全市经济整体运行深受几家支柱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因此，对自贡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必须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步伐，从规划入手，搞好重点工业集中区建设，推动工业集约、集群发展，做大做强优势骨干企业，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促进传统工业升级换代。同时，着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做大增量中注重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培育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新企业，发展壮大民用轻工业。

二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不断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建立健全农业投融资体制，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贯彻以城带乡的方针，发挥城市工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支持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把服务业逐步培育成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依托自贡“盐、龙、灯”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促进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升级换代，逐步实现向“名、优、特”的转化，努力打造服务品牌。依托川南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做大做强商贸和现代物流业，建设川南物流基地和商务中心。大力培育金融保险、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总之，要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以特色农业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最终实现三次产业相互传动，协同带动经济增长，改变自贡经济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过分依赖的局面。

三、统筹城乡发展，增强科技素质，推动经济增长向集约型转变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人均GDP连续突破1，000美元、2，000美元、3，000美元、4，000美元大关。发展势头不可谓不强劲。但是，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低成本的简单劳动消耗，导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劳资矛盾也日益突出，粗放型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高。十七大在阐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放在了首位，并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号准了我国经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对于老工业城市自贡来说，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自贡的骨干企业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的消耗都很大，但是产品的科技含量不够高，附加值比较低，品牌效应也不突出，多数存在着产值大、利润小的问题，这也是自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随着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源能源供应也日渐紧张，尤其是天然气和水的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增长。盐业化工等企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也难以根本解决，环保压力十分巨大。劳务经济对自贡发展，尤其是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甚大，但是体能型劳务输出仍占主体，难以掌握劳务市场的主动权。

这一切要求我们在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中，必须狠下决心，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粗放型为集约型。为此，我们必须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落实节能减排措施，促进废弃物减量排放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为此必须积极支持自主创新，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城乡经济发展篇5

1.吉林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问题分析

目前,吉林省统筹城乡发展的合力已经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速率不断提高,统筹城乡发展的成效初步显现。但由于历史基础、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与农村还处于相对薄弱环节,制约农村发展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长情况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民纯收入;城乡基础设施与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小城镇与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制约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社会事业发展差距较大。尽管这些年在改善民生和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投入的资金、所办的实事前所未有,但与城市相比,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显得滞后;公民综合素质差距较大。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比重还比较低,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

2.吉林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应加强的重点领域

当前,吉林省经济形势是历史上最好时期,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机遇期,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是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在政策与体制、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2.1深化改革,促进城乡政策和体制的一体化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入用于农村的比重,加快推进城乡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体化;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进城落户创造条件,统一义务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城乡劳动就业制度和发展条件的一体化;统一规划,着力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与服务制度建设的一体化。

2.2以发展为动力,推进城乡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建设关键在发展,根本在产业,要把加快城乡产业聚集作为工作重点,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重要物质支撑。一方面要突出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根据实际,抓住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把投资拉动作为城市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加强项目谋划工作,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力求大城镇在产业集聚、人口集中、要素集约利用上有新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标准化、设施化、集约化和市场化进程,努力打造由现代种养业、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构成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向联动发展。通过推进农村新型工业来增加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实现城乡产业的互补、资源共享,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2.3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加快推进城乡市场建设一体化 目前农村商业流通设施缺乏;农村资本市场建设严重滞后,金融服务严重缺失;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流转不规范、服务不到位;服务市场无序,服务质量比较低;农村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存在交易成本高、效益低。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构筑城乡一体化现代流通网络。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培育城乡统一要素市场。根据城乡居民具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在城乡之间采取统一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引导城市要素资源“下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2.4统筹城乡资源,实现城乡生产力布局一体化 按照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突出空间资源一体化配置,加强行政区和经济区之间的衔接协调,形成城乡联动发展的生产力布局。依据经济和环境特征,应适度适时调整行政区划,整合密度过大、规模过小的小城镇空间,建立具有规模效应的小城镇群组空间结构,完善城镇体系结构。当前,尤其要抓好以中心镇、中心村为重点的区域城镇、集镇体系规划与建设。在农业产业布局上,全省各地应充分依据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确定主攻方向组织生产与加工,使优势资源不断向优势产业集中,优势产业不断向优势区域集聚,形成区域化与专业化的产业系列,从根本上转变散而杂、产业趋同造成的资源浪费局面。在工业产业布局上,应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先导,依据都市圈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统筹考虑城乡工业园区的产业布局,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引导适宜的工业企业向县域经济开发区转移,实现各园区的错位发展,使区域性优势产业和资源向优势地区集聚;同时,有效引导乡镇企业集群发展,拉动农村的小城镇建设,由此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2.5坚持创新,推进城乡文化建设的一体化 加大对村镇一级教育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积极实施“阳光工程”, 大力发展以“绿色证书”和“蓝色证书”为载体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观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和引导农民群众,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用先进的精神文化产品来丰富和提升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城乡文化娱乐一体化。探索城区文化设施与农村连锁运行、管理、使用的新路子,把社区文化延伸至农村,多渠道、多形式拓展文化的广度、深度。文化宣传部门应当组织城市文化组织、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与村镇结对子,开展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实现城乡文化联动;推进城乡信息共享进程。目前,城乡信息共享程度低,城乡信息资源分配失衡,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加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和对立。因此,必须把信息共享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事业,应得到制度保障。信息共享应首先保证渠道畅通,全时空多渠道传递信息。

3.加快吉林省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保障措施

搞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有关政策,加快实施城乡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在财政政策上、产业政策上和在体制改革上实现城乡统筹。根据吉林省实际情况,应强化和落实以下具体措施:

3.1全力推进体制创新 按照着眼长远、逐步完善、健全机制的原则,以强化农业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体制与机制的保障、财政支持和发展动力。

3.2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应紧紧抓住中央大幅增加投入的有利时机,以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耕地保护、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态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3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紧紧依托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尽快形成龙头企业集群、生产基地配套、利益连接紧密、带动能力较强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3.4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努力打破城乡壁垒,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拓展农民进城务工的渠道,建立健全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培训,保护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解决农民工进城居住、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问题。

3.5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应突出重点,切实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农村文化基础建设,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切实抓好农民最急需的道路交通、安全饮水、电力供应、清洁能源和环境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城乡经济发展篇6

统筹城乡是指城市和农村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即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 ，统筹城乡经济，平衡城乡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得城乡资源分配、财政分配、社会就业，以 及城乡发展相互联动、相互促进，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1]目前，重庆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在生 产要素 的 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明显；二是城乡收入分配不均，以2007年为例，重庆城市家 庭的人均总年收入约1万元，农村家庭的人均总年收入约0．34万元，城市收入接近农村的3 倍；三是城乡失业问题突出，城市存在大量下岗职工、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农村 存在大量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而重庆现有的经济总量还不能吸纳 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因此，重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需要促进工农 业经济总量的增长，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以工带农、以城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70672012/G0201）、(2007-01 -01-2009-12-31)。 带乡”带动经济发展；统筹城乡 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集镇转移，提高城镇化率，实现城乡社会就业同 步发展。

从统计数据来看，重庆的乡镇企业中98%是非公有经济，是农村的经济主体。到2007年底为 止，非公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53．1%，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达到75．7%，非公有经 济 就业人数达605万，吸收了70％以上的城镇下岗职工，实现劳动报酬660亿元。①非公有经 济 在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人民的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因此，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鼓励人们自主创业，创造就业岗位，形成农村经济新的 增长点，实现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同步发展，将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方向。[2］

本文从鼓励人们自主创业、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 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实证分析非公有经济创业和统筹城乡之间的关联关系，分析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一)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

关于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总体还不多见，相关的研究有：刘易斯、[3] 迈克尔•托达罗[4］［5]等人认为，城乡统筹遵循着城市带动乡村发展的规律。当 城市和工 商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居民变成城 市 居民，城乡发展差距变小。另外，霍华德(E．Howard)[6]的田园城市理论、赫尔希 曼[7]非均 衡增长理论等等，基本上都是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资源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 发展。这些理论没有考虑乡村自主创业，形成新的增长极，然后和城市融合的情况。重庆的 乡村经济主体，即乡镇企业在上个世纪末的国有企业改制后，基本都变成了非公有经济或者 是私有经济。这种环境下，依靠城乡居民的自主创业，形成乡村经济新的增长点，缩小城乡 的差距将成为可能。因此，下面采用Kanbur[8］［9]的私有制下职位选择和收入分 配模型，探讨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

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非公有经济部门的经济主体的职位选择和收入分配 过程：第一步，每个人在做创业者和做职员两者之间选择。当创业的收益效用大于当职 员的工资效用时，人们选择创业；否则选择当职员。第二步，创业者做市场研究确定创业项 目的可行性之后，进行项目产品设计、生产的组织。第三步，被雇佣的职员被分配到创业项 目中生产。第四步，生产完成，分配收入。每个单元产品都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生产成功 时，创业者有利润；亏损和生产组织失败时，创业者将破产，并对自己的创业负全部责任。 所以，项目的生产完成后，创业者可能有产出或赢利，也可能没有产出或亏损；赢利或亏损 都由创业者承担。而职员在进入创业项目的生产之前，和创业者签订合同，获得确定性工资 。

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非公有经济主体在选择职位和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经济主体是否创业取决于创业的收益效用 是否大于职员的工资效用。创业风险和创业的利润决定创业效用的大小，利润增加效用增加 ，而风险增加效用减少。确定性工资决定职工的效用大小。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者人数增加 ，导致非公有经济的增长，创业项目雇佣剩余劳动力，乡村和集镇的经济增长，城乡差距缩 小。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时，剩余劳动力消失，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二元 经 济结构逐渐消失。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原理如图1所示。该原理可归纳为：非公有经济创 业越多，城乡差距越小；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多，城乡差距越小。

(二)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变化和劳动力转移趋势

根据重庆2007年的数据，②农民经营净收入1541元/人，年总平均收入2809元/人，而 重庆城镇居民工薪收入9266元/人(工资)，即农民在家创业的收入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工薪 收入，显然，根据以上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原理，农民将选择进城镇打工 （当职员），农村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人数将减少，说明农村劳动力有转移到城镇的趋势 ，城镇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整个重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来看，重庆 的非公有制经济每个创业者2006年平均创造的价值为308500元，③简单地按10%的利润估 算， 每个创业者年平均利润为30850元，而重庆非公有制经济职工的年平均报酬为10909元/人。 ④考 虑创业风险，当创业的成功概率小于30%以下时，重庆创业者年平均利润才小于非公有制经 济职工的工资收入。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环境良好，风险逐步降低，创业的成功概率 高，创业获得利润的效用远远高于职工获得工资收入的效用。因此，城镇中非公有经济的创 业人数将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有利于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三、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城乡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非公有经济的创业、非公有经济就业人口及其吸收乡村劳动力的数量，对城乡收 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非公有经济的创业、就业人口、吸收乡村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城 乡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影响。

考虑统筹城乡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本文采用收入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两个指标衡量重庆统 筹城乡发展情况；非公有经济创业的水平采用非公有经济的组织个数来衡量；采用乡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数量来衡量非公有经济吸收乡村劳动力的情况；本文建立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与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联经济模型如下：

为了获得以上数据，作者采用文献调研的办法，对重庆市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农村居 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城乡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分布情况进行了调研，有关的数据如表1、表2、 表3所示。由于受数据收集的困难和实际观测值的个数限制，目前只有10组观测值，样本的 个数较少，需对数据进行处理。

模型(3)中，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x3t）显著，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x1t ）和非公有经济组 织个数（x2t）不显著，表明影响城镇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 在城镇的非公有经济中的就业越多，收入差距越大。模型(4)中，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 （x3t）与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x1t）显著，与非公有经济组织个数（x1 t ）不显著，表明劳动力转移数量和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越大，非 公有经济组织个数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差距没 有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乡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对收入和经济的贡献接近城市的水 平。正是因为剩余劳动力的收入和经济贡献在城市，导致了模型测算城乡收入和经济发展差 距扩大。但是，如果这部分劳动力的劳动在乡村，其收入和经济贡献在乡村，则会导致城乡 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当城镇化率较高，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遍及乡村和小集镇，城乡的 收入将同步发展。

模型(3) 模型(4) 中都不显著，表明非公有经济组织的个数对城乡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影响 不明显，由于我市非公有企业分散经营普遍、普遍规模不大、单个小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 限。而少数非公有企业创造了大部分非公有经济价值，吸纳大部分劳动力。例如2006年，全 市非公有经济产值规模10亿元以上的15户企业总产值达200亿元以上，占全市70%多。个体经 营尽管数量多，但是吸纳劳动力有限，创造的非公有经济价值比重较小，导致了非公有经济 组织的个数对城乡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影响不明显。

由以上分析，本文发现重庆市目前不满足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差距越小；非公有经济创业 越多，城乡差距越小的规律。要发挥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作用，目前的重 点还应该放在对主要的规模以上的非公企业发展上，注重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城乡布局，平 衡城乡发展。鼓励规模以下的非公企业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上，增加单个企业对城乡收入和 经济发展差距影响能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重庆统筹城乡的发展中，第二、第三产业分布集中在城镇，劳动力的转移还会扩大城乡差距 ， 农村劳动力有转移到城镇的趋势，城镇非公有经济创业还会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重庆统 筹城乡发展的促进因素，规模以上的非公企业发展和城乡布局，对平衡城乡发展有重要影响 。根据目前重庆经济状况和布局情况，西方经济理论演绎而来的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机制 ，还不能很好的描述重庆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律。主要原因是重庆短期的非公企业的城 乡布局不平衡和规模小的企业很多。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当统筹城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 重庆的发展进程将呈现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原理的规律。

根据重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创业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原理，重庆应 采取以下措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统筹城乡发展：

1．鼓励和引导非公有经济主体抓住发展机遇，迅速成长。 中央“314”总体部署、重庆的城乡统筹试验、交通环境大大改善，使得重庆正处于非公有 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政府应该鼓励非公有经济主体抓住机遇，促使经济总量快速增加，加 速乡镇的城市化进程，为统筹城乡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继续扶持城镇非公有经济创业，增加就业岗位。 重庆的就业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国有企业体制性冗员大量排出和大学生毕业就业三重 压力，依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就业岗位增加，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比较困难。发达国家的经 验证明，非公有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鼓励 和支持重庆农民的自主经营和城镇非公有经济的做大、做强，才能有效减少城乡的差距。

3．注重平衡非公有经济的城乡布局，打破城乡经济布局的分割状态。 重庆的城乡差距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布局城乡分割，要缩小城乡差距， 需 要使得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向乡村和小集镇扩展，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鼓励非公有制经济 到乡村和小集镇创业，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和城镇向乡村扩展，以提高城镇化率来推进统筹城 乡发展。

4．开辟中小企业创业基地，鼓励非公有经济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 在乡村和小城镇开辟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狠抓城乡关联的非公有经济，通过建设创业基地， 打造连接城乡的非公有经济产业链，引导重庆城镇非公有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围绕“一 小时经济圈”的建设，尽快在经济圈内形成一批市场覆盖面大、竞争力强的产品群和企业群 ，使这些产品群和企业群积聚市场集群效应，引导资金流、技术信息流、人才流和物流向乡 村辐射，达到以大规模非公有企业带动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

5．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 切实做好重庆已有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并对落实情况进行调查。根据新的形势，对已经 颁布实施的文件规定进行修改完善。通过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等中介 服务机构，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社会。

注 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各年度的数据整理。

②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各年度的数据整理。

③非公有经济平均创造的价值=非公有经济年增加值/非公有经济组织个数=1851亿/60万。

④非公有制经济城镇职工平均报酬=非公有制经济城镇职工总报酬/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 人数=660亿/605万。

⑤因为重庆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集中在城镇，第二、第三产业也主要集中在城镇，而且重庆 市整 体非公有制经济的报酬都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更加接近，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采用第一产业和 第二、第三产业人均GDP的差表示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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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文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J ］．经济科学，2002 （1）．

Harmonious urban-rual development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enture of non-public economyXu Aidong1 Long Yong2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couraging non-public ventu re establishment,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ransferring surplus lab or in rural are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rule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Chon gqing non-public venture establishment and sets up an empirical model for non-pu blic venture establishment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 he contribution made by Chongqing non-public venture for the urban-rural develop ment lies in absorbing surplus labor and has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 pment of Chongqing non-public ventures, layout of urban-rural area and balancing

城乡经济发展篇7

[关键词]统筹城乡；产业融合；产业枢纽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极影响的日益显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城乡统筹，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变目前城乡产业分离的现状、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所以，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乡相关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

产业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预示着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革命的开始，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产业融合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途径。通过城乡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城乡产业分立限制，打破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塑造出新型横向结构，产生边缘、交叉产业，促生新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经济式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并释放出城乡产业内部所具有的潜力，拓展城乡产业的利润空间，可以解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

（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板块，自成体系、自我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一方面，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两者形成明显反差。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度不高，城市对农村起不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城乡产业的相互融合、分工协作、互促共进，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一体化发展。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二是工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实行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加强农业还是提高工业或发展服务业，都不可能仅靠城市或农村就能单独完成。因此，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思路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要以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难题，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为以下四点。

1．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营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源于/

2．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3．城乡产业融合会使城乡产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统一的分配格局，使经济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进行统筹整合，并以产业链条为主导在区域经济范围内集中配置，使城市产业资本持续投入农业和农村产业，使区域经济资源综合发挥效益，做到优势互补，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本不足问题。4．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二）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城市化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要求的产物，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作为依托，产业转移也必然要推动承接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只有根据产业发展来给城市定位、建设城市，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构筑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将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这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产业、人口的集聚趋势和土地、水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在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关系中，要把单纯依赖开发区（园区）发展制造业的思路，调整到依靠城市工业功能区和专业镇发展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上来。

（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枢纽，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1．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农副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的用途在不断增加，所应用的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展，它的发展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机器制造业为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使其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消化过剩的产能。因此，农副产品加工业有着产业融合的天然属性。

2．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多样性，可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的同构性。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本地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的等次、程度、种类，形成自己的最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利用“资源就在手头”这一天然要素的禀赋，大大节省成本。比如，农副产品具有数量大、份量重、易腐烂等性质，在原料产地就地加工，可以减少损耗和运输费用。

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农副产品加工业涉及上下游众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性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农副产品加工业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空间枢纽，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小城镇的枢纽产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小城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提供物质基础。它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实现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协调、双向带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翔宇.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5):76-78.

城乡经济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2-44 -03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理论

城乡经济一体化是针对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提出的，是指城乡经济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更好地促进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上协调发展的过程。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一是长期性。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二是整体性。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整体发展战略。三是互动性。城乡经济一体化强调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协调与均衡，这既要以城带乡，也要以乡补城，最后达到共同繁荣。四是基础性。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和实现程度。

（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内容

一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即是强调城乡产业的内在联系，改变城乡产业经济传统格局，打破城乡产业分割，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对城乡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合理分工布局，变城乡单一结构为复合结构。二是城乡资源一体化。城乡资源一体化即是在城乡资源配置上，资本要素要积极从城市流入乡村，进行农村大开发；科技资源要发挥城市的优势，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而有力的保证；要用城市较为发达的信息，推进农村信息化。三是城乡经济调控一体化。城乡经济调控一体化即是要政府在制定城乡经济政策时要统一考虑，必须统一制定城乡发展战略，统一城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城乡调控的政策措施，从而促进城乡经济有序发展。

二、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因素分析

（一）安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

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地反映了当地经济水平。我们列出2001年到2008年9年间的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基本情况表。

通过对上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安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总额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到2008年期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第二，从城乡收入比可以看出，安徽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如果考虑城镇居民的隐形收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会更大。第三，安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总体上小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变动态势不稳定，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比如，200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5.67%，比上年减少了近12%，2006年又增长12.42%。

2、城乡居民财产差距

城乡经济的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人均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城乡居民家庭拥有财产上。目前对城乡财产的确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从城乡家庭的储蓄存款余额来反应这个问题。下表是安徽省近年来的城乡储蓄余额。

从表2-2可以得出下面两点结论：

第一，城镇居民的储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的。安徽省城乡储蓄余额都呈上升趋势，分别从2001年的13220052万元、3784609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32301332万元、8476709万元。在增长过程中，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差距呈现小幅扩大趋势。第二，城镇居民占总储蓄的比重呈上涨趋势。2001年，城镇居民占总储蓄的比例只有77.7%，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便达到了79.2%。

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1）近十年来安徽省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汇总如下表2―3 。

从表2-3可看出：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数差在不断扩大。由2001年相差的3821元增加到2008年的7381元。第二，从城乡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来看，城乡消费水平的支出比从2001年的2.92倍扩大到2008年的3.14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的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缩小趋势，而是进一步的扩大，尤其是在近几年，城乡消费差距都在3倍以上，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严重低于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2）城乡家庭支出的恩格尔系数比较

从近年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表2-4可以得出如下两点：

第一，安徽省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趋势。第二，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中的趋势是在缩小，但其城乡差距也较为明显。尽管安徽省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在提高，但是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却一直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说明安徽省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不如全国的平均水平。

（二）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发展因素分析

1、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第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城乡一体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第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去年，安徽省首个国家级区域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标志着皖江城市带正式成为首个国字号“产业转移特区”，这会带动安徽的产业升级，给安徽带来另一个发展契机。第三，安徽省总体经济实力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总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为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四，国家对农村的经济政策。一直以来，我国党中央和政府都比较关注“三农”问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给予高度关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

2、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一，仍然存在“重城轻农”的观念。近年来，虽然“重城轻农”的观念有所转变，对农村经济加大关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重城轻农”的观念，“重城轻农”的观念依然存在。第二，投资体制不完善。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而当前安徽省农村投资体制不完善，农村经济的发展得不到资金的有力支持。第三，制度供给失衡。如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等，城乡制度的供给失衡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第四，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目前，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是他们的素质是偏低的。第五，管理体制不健全。包括安徽省在内的许多中西部省份在管理体制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行政管理体系层级较多，职能不够明晰，管理界限模糊；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较高等。

三、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一）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

1、加快发展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

第一，要大力发展农村资本市场，拓宽农村投资渠道。第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第三，加快农村土地市场改革。第四，加强农村信息体系建设。农村信息不畅是影响经济发展又一重要因素。

2、培育农村市场主体，确保农户的利益实现

市场主体在市场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前安徽省农村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因此，要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使之发展壮大，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

3、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增强其服务功能

市场中介组织是市场能够顺畅、健康运作的必要基础，其发育水平，也是衡量市场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要大力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中心、商务信息咨询机构、消费者协会等，充分发挥其规范市场运作、协调市场冲突、促进公平价格形成、减少流通环节等方面的作用，最终达到顺通市场交易、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的目的。

4、加强市场管理，构建城乡统一的市场管理体制

第一，要消除城乡各种制度障碍，如妨碍城乡市场一体化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提高要素市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效率。第二，建立公平、健全的经济法规和市场规则。废除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制定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规则，形成城乡市场公平、合法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 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

1、统筹城乡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

第一，根据各地区的特色，发挥产业优势。第二，加强各地区间的合作。第三，适时的进行产业转移，提高整个省内的产业水平。第四，发挥政府在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2、加大农业投入，发展优势农业

安徽省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大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安徽省应该是继续发展农业，不放弃、不抛弃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第一，保证农田的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第二，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突出优势农产品。

（三） 加快实现安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

1、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要扭转“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观念，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供给制度，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真正有效地纳入到国家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中来，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城乡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的新型现代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2、形成可持续的农村公共产品财政支持机制

首先，适应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使其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其次，合理调整和改善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建立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单项财政保障制度，使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并保持经常性和制度化，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产品的差距。三是以法律形式保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支持机制。

3、完善城乡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

首先，推进基础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通过村民大会等形式，鼓励农民参与本地区公共产品项目的选择，使村民的意愿得以体现。其次，提供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政府在深入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实际需要的基础上,要对公共产品需求进行科学分析，包括可行性分析、供给数量的确定以及供给方式的确定，从而保证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第三，建立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监督，防止农村供给的被挪用或浪费。

参考文献：

[1]李同升，厍向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分析――以宝鸡市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

[2]黄亚龙.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

[3]顾益康，许勇军.城乡一体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4.

[4]秦庆武.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与重点[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5]李丹.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回顾与分析[J].理论与当代，2008.

[6]黄亚龙.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

[7]洪银兴，高春亮.城乡市场的分割和统一[J].经济学家，2006.

城乡经济发展篇9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5日

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贵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两大重要挑战。2014年贵州GDP总量9，251.01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26位，人均GDP26，416元，全国排名倒数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48元，全国排名27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71元，城镇农村居民收入比为3.38。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难度大。2000年以来，贵州全面小康水平总体上呈稳步提升态势。根据西部测算方案，贵州全面小康指数由2000年的41.73%上升到2012年的69.17%，离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很大的差距，成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任务最艰巨的省份。贵州如何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建设取得较好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社会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建取得较大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在“工业强省”战略的正确指引下，贵州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加。2011～2014年，贵州GDP年均增长12.98%，高于全国4.92个百分点。2014年，贵州GDP达9，251.01亿元，预计2015年GDP总量有望出破万亿元。同时，GDP占全国比重由2011年的1.21%提高到2014年的1.45%。人均经济指标不断提高，人均GDP由2011年的16，413元上升到2014年的26，393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16，495元提高到2014年的22，548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4，145元提高到2014年的6，671元。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贵州省城镇化率达到40.01%，比2011年提高6.20个百分点。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三大产业平稳较快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及对外贸易三大需求持续扩大；教育、科技、文化及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扶贫工作迈出新步伐，全面小康步伐加快。但也应该看到目前贵州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高位运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难度大。

二、城乡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突出

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工业化阶段，城乡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经济差距一般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规律，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经济总体上处于非均衡态势，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高位运行，主要集中体现在收入水平差距、收入结构差距、消费水平及结构差距等方面。

（一）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变化情况可以发现：1978年至今，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与全国情况趋同，先扩大后缩小，呈现出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特征，同时也可以发现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1978～2006年是贵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时期，反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比震荡上行。贵州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6年的4.59，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到3.3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得到缓和。但和全国同期相比，贵州城乡收入比除少数年份外，其他年份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据2015年7月27日中国商情网公布的27省市2015年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8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3元，和上一年同期相比有所反弹，为3.95，在27省中城乡收入差距排名第二，仅低新疆。

（二）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差异明显，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偏低。贵州城镇居民总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者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出售财物收入共五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于前四项。从收入来源构成看，城镇居民以工资性收入（63.19%）为主，转移性收入（25.75%）次之，经营性收入（9.42%）排第三，此三项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98%。农村居民以经营性收入（59.77%）为主，工资性收入（29.57%）次之，转移性收入（9.08%）第三，此三项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98%；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很小，均不到2%。需要关注的是农村居民获得转移性收入明显偏低。以2013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获得转移性支付659.25元，仅为城镇居民获得转移支付金额的16.6%（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收入3，964.30元）。

动态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的收入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

（三）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差距缩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依然很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也在缩小，并且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收缩速度快于收入差距的收缩速度。2008～2014年贵州城乡收入比由4.2下降3.38，缩小0.82，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由3.85下降到2.56，缩小1.29，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所致。从绝对差距来看，农村消费水平依然很低，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5，970元，不及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3/4，农村消费水平落后城镇10年左右的时间。

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要优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2008～2014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有所优化，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交通和通讯、住房、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有所上升。2014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9%，消费支出集中在食品、教育文化娱乐（14.23%）、交通和通信（13.65%）、居住（10.92%）及衣着（10.23%）。五项消费合计占总消费支出的84.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然为衣食住所主宰，2014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2.96%，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20.69%）、交通和通讯（10.33%），合计占总消费支出的73.98%。因此，农村居民消费还停留在主要解决食物、居住及交通方面，优化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任重道远。

三、贵州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虽然自2006年以来贵州城乡经济发展相对差距逐步缩小，但与全国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且城乡发展水平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造成贵州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因素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区位条件差异大，城乡产业结构及布局不合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业融资难等长期制约贵州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全球经济放缓，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些不利的外部条件为贵州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带来新的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省内人民强烈的发展要求，贵州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动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加快贵州经济发展，同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省经济持续下行，这虽然与大环境有关，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贵州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加工度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总量较小，虽然增长速度快但还难以抵消能源、原材料等传统支柱产业下拉的影响；服务业比重偏低，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二是城乡结构不合理。2014年我省城镇化率为4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

（二）支持农村教育发展，阻止农村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减少返贫现象发生。贵州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扶贫工作任务繁重，必须要增强扶贫工作的有效性、精准性，提高贫困人口的致富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减少返贫现象发生。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斩断“穷根”，抓好教育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治本之策。全省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或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没有能力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这是导致贫困的根源。贵州要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必须抓好抓实。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虽是顽疾，但只要注重从根源上抓起，方法得当，持之以恒，就必定能够取得成效。

（三）培育发展山区特色农业，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经济进步。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以高原山地为主，气候立体多样，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各地依据自然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坚持改革创新，以开放的态度、市场的方法、科技的手段来发展现代山区特色高效农业，农业特色产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坚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加快发展山区特色高效农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基础设施联通化，资源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对促进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四）改革财税金融制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回顾贵州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都使得城乡居民差距缩小，这说明有利于农村财税制度的改革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城乡一体的财政税收金融制度，创新农业产业融资方式，增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持续扩大财税支农政策，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经济共同繁荣。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少平，欧阳志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研究，2007.

城乡经济发展篇10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近年来，为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必须打破固步自封的二元体结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和乡村以各自发展为主、互向割裂的局面。目前的城乡管理与规划体系不够完善，农村土地规划不够科学，土地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资源配置不够合理，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城乡一体化要想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好良好的基础。城乡一体化主要实现行政区域内部之间城乡的协调与发展，但是行政区域化则更多的是侧向于跨行政区域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所以说城乡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前期和基本基础。另外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实现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制度与空间的一体化等战略目标与战略重点，但这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与实践任务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关联性。本文在对城乡一体化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化经济的发展谈了一些看法。

一、城乡一体化规划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城乡一体化从规划指出就必须树立城乡并重的观念，为实现经济的再发展就必须彻底消除规划只为城市服务的思想，在城乡一体的规划中既要充分重视生产力布局的优化，还要重视兼顾公平与平等的原则。对于城乡规划中各组成部分必须在发展战略上平等的对待，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以前的二元制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农产品难以顺利的走进市场，一方面还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在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各自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造成了经济组织对行政机构的严重依赖，其作用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经济一体化更是

如同空中楼阁。因此，城乡规划必须循序渐进地把分裂型的管理向空间性的行政管理转变，把有“户”的管理向“人”的管理转变，注重实现上岗就业的平等，注重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而言，就是建立协调性、互利性的新经济模式，形成合理的市场分工体系，可见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尤为重要，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件

城乡一体化就是建立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基础之上，实现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与各种资源的流通顺畅化，配置合理化，建立起相互协调发展经济模式，达到通过城市经济来带动乡体经济，利用乡体经济来促进城市经济的再发展的目的，形成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生态等融合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打破对立的形态，实现和谐与共荣，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现代化、生态和谐等方面的新格局。但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必须建立在一定条件具备的基础之上。它要具备的条件是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逐步迈向后工业社会；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步开始向郊区开始扩散；具有都市型风格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基本成型；城区和郊区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格局已经形成；城乡平等发展体制初步形成。

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把多个行政体经济进行组合建立起更加大的经济共同体。它能起到把区域作为基础来提高资源配置率的作用。达到这一条件必须要把涉及整体影响商品与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障碍消除掉；彻底消除掉以区域界线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歧视政策和行政行为；中心城市必须具备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已经形成了区域之间比较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城乡一体化的建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城乡一体化要实现在市场、交通、制度、产业和空间的一体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实践任务，其关系非常的密切。

三、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统筹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科学的城乡发展规划，逐步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

对城乡经济进行科学的统筹，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把城乡的发展规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城乡之间的今后发展和规划布局进行合理的协调。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既不能照搬照抄，又不能闭门造车，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而周密的统筹规划，打破以城乡为界限的经济运作模式，把依靠城市为中心发展的经济团体和附近的乡村乡镇的据点联系成一个整体。科学的编制在人口发展、土地的利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城乡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实现城乡之间空间布局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科学，以达到促进城乡在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不断地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规划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实现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

对城乡产业进行统筹必须要以新型的工业化作为主导，必须调解产业结构调整，对生产力布局进行优化，不断地推进比较优秀的工业结构布局，把工业的整体实力进行提高。把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逐步向城市中心和集聚点转移，由此来推动产品的竞争实力和经济素质的提高。改变旧的农业发展方式，不断地使农业产业体系得到健全的发展，不断提高集约化水平，使农业市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打造现代化的服务体系，把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现代管理措施逐渐向农村倾斜，推进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对各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科学的规划，建立起城乡产业分工相对合理的发展格局，打造新的经济格局，实现配置的一体化，打造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体。

（三）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建设一体化

对于城乡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必须合理对待、认真安排，尤其是要加快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的绿化、重点道路、排水、供气、供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引导城市基础建设发展向农村地带，建设成综合性比较高的交通网络，切实发挥好中心城市的地位与带动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建立，提高公共服务的同享度，能有效地缩短城乡之间的空间差距，通盘规划农村的服务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实现以城市为主要中心和城市带乡镇的经济体，做到城乡建设的一体化。

（四）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

把国家公共财政的范围得到逐步的完善和扩大，保证农村的服务体系和社会的保障体系更加的完善，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户籍管理、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加快实现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并轨。农民、市民必须同等对待，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等。在整体管理上农村达到城市享有的就业、文

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

结语：

城乡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过程。制定科学的城乡发展战略，切实发挥中心城市之间的区域性经济纽带作用，切实缩短城乡之间的存在差距，具有重要作用，最终达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城乡经济发展篇11

关键词：统筹城乡 路径 空间模式 选择

在区域经济学中，城乡是一个极化和计划区域，城市是区域核心，与一定数量的中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腹地形成经济区域，城乡应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中心，城乡之间存在着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城市以其辐射范围内的广大农村地区作为其依托，二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物质、人员、技术的交流，城乡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重工业发展模式，致使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即使农村乡镇企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没有和城市工业形成合理的分工，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同时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使得城乡要素不能流动，资金、劳动力等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农村资源得不到开发。由于城乡之间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严重分割对立、非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我国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阶段（白津夫，2009）。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经营城市、总部经济、产业转移、空间模式等创新的视角，探讨了统筹城乡的路径和模式选择等问题。

从区域经济视角分析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从城市经济视角的分析

经营城市的视角。“腾笼换鸟”是经营城市的一种重要模式，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使一些污染大、效益差的城市工业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到郊区或农村乡镇，企业降低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进而提高效益。腾出来的土地则发展一些附加值较大的商贸、房地产业，同时可以改变城市老区过于拥挤，环境恶化的问题，而农村工业也可以与城市迁出的企业进行分工合作，实现工业效益提高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双赢。

总部经济的视角。一个企业如何进行部分搬迁到郊区或农村乡镇，从总部经济来讲，一个企业可采用“总部+基地”的模式，即将组装加工这种利润空间小的生产车间以基地的形式建立在农村乡镇地区，而把营销、研发、决策等利润空间大的机构以总部的形式建立在城市（高洪深，2006）。农村地区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结构升级的机遇，承接其制造基地转移，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增强加工配套能力，是区域经济从欠发达走向发达成熟的重要路径。总部经济这种企业空间组织形式可以实现企业、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

（二）从区域产业发展视角的分析

从产业转移来讲，城市区域在产业发展方面除了对传统产业要进行技术改造和制度创新以外，另外还要“吐故纳新”，即有的产业要淘汰，有的产业要转移到下一级区域包括农村地区，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发展新的产业，以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农村区域应依托县城规划区、中心城镇和原有产业基础，利用接受城市产业转移的机会，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做大做强优势产业，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既避免了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又促进了城市工商业向集聚区转移，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形成产业集群。

重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是朝阳产业，就业量和GDP增加的空间较大。由于受城市以非农产业为主、农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同时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同国外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大大加强。现阶段应优先发展农产品等大中型批发市场，发育和完善资本、技术、劳动等以及企业产权交易等生产要素市场，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作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现代农业赋予了农业的多种功能，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以休闲、观光、度假为内容，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三）从区域经济合作视角的分析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要重视城乡经济合作，城乡经济合作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自愿行为，比较单纯的城市支持农村而言，前者是一种长效机制，更具有可持续性。从合作形式来讲，可引导部分乡镇企业与城市大中型企业专业分工、劳务合作、零部件加工配套，推动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合作、联合和重组，组建新的跨城乡的企业。组织形式上可采用虚拟企业、外包制、企业集团、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企业间网络形式，制度方面淡化城市企业与农村企业的界限和区别，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张平军，2004）。

鼓励城乡要素对流，实现要素在城乡的优化组合。城乡要素具有互补性，农村有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资源，但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城市情况则相反。事实证明，城乡要素对流和重新组合，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城里人到农村投资搞现代农业，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相应的配套制度如户籍制度、税收制度、投资准入等都要进行改革，以促进城乡要素对流。

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模式的选择

（一）统筹城乡发展空间载体的选择

1.中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就我国国情来讲，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过于拥挤、基础设施不足、失业问题严重、治安问题突出，而中小城镇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乡镇企业不发达、缺乏促进就业和居住的吸引力，难以接受城市产业转移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当前小城镇建设应按照“科学规划、节约用地、合理布局”的原则，多方筹资完善基础设施和城镇服务功能，营造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建设工业主导型、商贸主导型、交通枢纽型、风景旅游型等功能明确、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体系，增强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能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98）。

2.城乡边缘区（Desakota）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边缘区承担着消除城乡对立、缩小城乡差别的职能。这一区域不仅要承担城市一部分转移下来的功能，如居住、接受城市第二产业转移、教育等功能。还要依靠毗邻城市接受先进技术辐射的优势，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区还常常会完成自身一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过程。边缘区的发展要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城市建设、产业布局等因素，合理控制资源承载力，使空间扩张与资源集约利用相统一。注意土地利用规划要与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相适应，协调好农用地与非农建设用地、城市用地与农村用地之间的关系。建立提高边缘区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的长效机制。

3.农户集中居住区是统筹城乡发展创新的空间载体。农村农户居住比较分散，土地开发空间很大，借集中居住区建设的机会，搞好村庄的规划建设，土地节约效益尚为可观。实行集中居住，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集中居住区条件优越，配套完善，卫生、幼教、安保、超市等社区服务资源丰富，生活方便，让农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住房条件和社区服务。通过集中居住区建设，可以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城乡空间布局融合、基础设施对接和重要资源的共享。对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住房改革、村庄规模调整以及迁村并点、合村并点等工作，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二）统筹城乡发展空间结构模式的选择

1.增长极模式。该模式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运用上，主要适用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该区域在资金技术等实力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可重点选择能够培育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的城镇，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应的经济体制，创造有利于增长极发育成长的软环境，产生较高的投资效果。在把城市培育成经济增长极的基础上，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农村腹地发展。

2.点轴（线）开发模式。在一些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一般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较为丰富的资源，其工业和小城镇往往围绕某一中心城市及交通路线交汇处形成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这类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空间结构模式的选择方面，关键是选好重点开发轴线，如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各种线状基础设施，其中以交通线为主。再在重点开发轴线上，有选择性地培育增长极，以扩大增长极对农村地区发展带动的广度和深度。点轴发展模式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模式，它不仅能带动城市周围的乡村腹地的发展，还能带动交通干线周围的农村腹地的发展（许鲜苗、宋福忠，2010）。

3.网络开发模式。点轴经过长期的渐进扩散，结果形成点轴纵横交错，形成人口、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复合集聚，在空间上形成经济网络。网络开发模式较适合于经济发达地区，此时通过增长极和轴线的影响，在较大的城乡区域内已经基本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选择该模式有利于城乡之间产业密切联系、要素顺畅流动，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形成众多面积宽广的城乡融合区，通过城乡融合区的不断演进发展，带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实现城市化，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发展模式。

区域统筹城乡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

在统筹城乡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方面，由于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应根据本区域的区情灵活选择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可能是上述模式中的一种，也可能是上述模式兼而有之。如成都是西部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位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川西平原，区位优势明显，城乡经济较为发达。但具有大城市带大郊区、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一突出矛盾。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根据建设“世界田园城市”的设想和区域发展特点，通过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住、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带动城镇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新农村建设，农村定位在发展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产业方面，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的模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重庆市和成都市都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动大农村，而且大多数农村都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偏远地区，这与大城市小农村的成都市有着诸多不同。在城乡统筹方面，重庆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和西部中心城市，也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发展功能。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在区域分工的需要，城市主要从事教育、金融、旅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城乡边缘区和农村地区需要承担一部分重庆市区转移出来的功能，如发展机械、化工等加工工业和发展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旅游、娱乐等产业。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根据重庆农村山区较多的特点，发展重视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工业，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而四川自贡作为一个有待改造的老工业城市，存在着城市老区过于拥挤、环境恶化、传统工业效益欠佳的问题。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应注重城乡和工业协调发展，城市可采用经营城市思想，对传统的经济效益差、占地面积宽、污染大的产业转移或部分转移到城市郊区和乡镇，通过调整城市的工业结构和大力发展房地产、商贸等新兴产业，城市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城市形象得到大力提升。四川自贡作为一个丘陵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空间载体方面，除了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外，应主要采用农民集中区建设的模式，引导农民由“散居”变“集居”，该市在推动农民集中区建设中探索出的小城镇扩展型、产业支撑型、项目带动型、基础设施带动型、征地安置型等模式都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白津夫.保增长要城乡产业发展[J].北方论丛，2009.3

2.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城乡经济发展篇12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这对于推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意义

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既十分重要，又相当紧迫。

1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加快推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没有根本消除，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失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科学地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问题方面的经验，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中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任务，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工农、城乡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明确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保障，因为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中央在这次《决定》中强调，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这是落实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部署。只有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着手，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构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体系，才能从全局上、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只有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个重大举措和部署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除工农、城乡差别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2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前，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着眼于城乡全体居民，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改革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着眼于所有城镇乡村，重视把农村的事情办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繁荣和全面发展。只有广大农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农民各项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只有尽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全面推进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是实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大任务。

3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当前，农村安定和谐面临许多压力，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加大，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需要加强，一些农民权益受到侵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村民生，抓住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关键。我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使广大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4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社会建设全面展开，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扎实基础。但应看到，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失也在加快，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有的是在现实发展中形成的，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只有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从制度上构筑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才能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全面进步，也才能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转贴于

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举措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做出不懈努力。

1　深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各项改革。一是要着力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根本动力。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看，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省直管县的体制，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另一方面，继续深化乡镇综合改革，探索适合各个地区特点的乡镇机构改革模式。二是要深化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教育体制来看，主要是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引导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学生以及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要改革农村教育内容，逐步构建适合农村特点的教育体制。从就业体制改革来看，要统筹城乡就业，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向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向城市就业，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特别是取消城市招工的户籍限制。从医疗卫生来看，要建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让农民得了病看得了病、看得起病。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来看，要逐步建立覆盖每一个农民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要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采取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三是要深化金融、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体制来看，要加大对县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建立对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让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地方财政不受穷，农民种粮食不受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农民愿意种粮，地方政府愿意抓粮食生产，种粮大县的农业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得到更快地发展。从金融体制来看，大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引导更多的资金能够进入农村，服务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引导更多的生产要素诸如人才、技术流向农村，通过市场盘活农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