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1

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即明朝中业，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开始了工业革命。中国则仍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在生产上乃至科学技术上日渐落后于欧美。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已在萌芽。例如，在明朝中叶研究农学天文学的徐光启较早向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学习研究西方科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另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于明末1622年来中国参与修订历法,对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科学起了启蒙作用。

到了清朝鼎盛时期（雍正乾隆时期），这些自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并未得到重视和传播。相反，中国在这一时期反而盲目自大,闭关自守。1840年鸦片战争和以后几次的西方列强和新兴的日本帝国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清王朝屡次败北,才使当时统治者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即称为“洋务派”，如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人，逐渐认识到，要想使国家不受西方侵略，就得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人们看到的首先是学习有关军事的技术。从此，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的一些主张开放的人士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建立西方模式的新式学校,培养科学技术人才；2.选派青年人到西方国家留学。

下面将十九世纪末叶至今分为三个时期叙述这两种方式发展的情况。

1862-1918年

高等工程教育――建立西方式的大学，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自1862年起,满清政府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陆续建立了一些西方式的学堂，培养海陆军、翻译和中等技术人才。到1895年成立了第一所培养高等人才的工科学校,名中西学堂,于1905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随后改为北洋大学,解放后,1952年与天津工商学院等校合并,成为今日的天津大学。1896年又相继成立了上海南洋大学,即今日的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唐山路矿学堂,即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日的西南(唐山)交通大学。这三所工科大学。连同1911年以美国庚子(1900年)赔款余款建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提升为大学水平的清华大学,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主要的培养工科人才的高等学府。在培养理科人才方面在1918年以前主要是北京大学和东南高师和东吴大学(1928年合并为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在二十年代以后还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

这个时期的前四十年，大学的教育思想来自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个教育思想指导下，学生仍以学文、法科为主，理工科学生人数甚少。到辛亥革命以后，学理工科的学生比例才有所增加，占总数约万人的1%左右。

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校长由当时教育部委派,一般是高级官员,个别是学者,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师基本上聘自欧美。开始阶段有少数日本教师。中国教师还极个别。教务长一职多因无合格中国学者，在较早阶段也是请外国学者担任的。

在辛亥革命以前，大学分8科(相当于学院)：经学、政治、文学、医、格致（理科）、农、工和商。在1911年以后,分为7科：文、理、法、商、医、农、工。工科又分11门(相当于系)：土木、机械、船用机械、造船、兵工、电机、建筑、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冶金。理科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门。

学制先是三年，后改为四年，同时还设有三年制的专科学校。

教学计划

从1911年上海交通大学铁路专科和电机专科两科的教学计划看，当时对基础课较重视，数、理、经三门课占总学时的27%。工程课面较广，但专业课则很单薄，共45周学时,只占23%。土木系只有测量，桥梁和施工属于专业课。这可能与当时的技术水平低有关。

两系的教学计划均参考了美国大学工学院的教学计划，但加入了很重的中文课（在两系分别为9%和6%）。

二十世纪初，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1900年)中得到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不再索要,但要求中国将此部分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在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其毕业生，每年约一百人，全部送往美国留学，入大学一或二年级。他们当中不少人学习理、工科，回国后为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理工科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很多人才。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洋务派鉴于清朝在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屡战败,认为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武器和战舰上落后于西方,而又源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因此，认为一方面要在国内建立西方式的大学，培养懂技术的人才，另一方面还应派遣年轻人留学，直接学习科学技术。他们很早就对于派少年出国学习甚为重视。最早于1847年派容闳等幼童留美。容闳学成归国后，建议每年选派30名幼童去美国学习。连续四年，先后共派遣120人。其中学工程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当属在耶鲁大学学土木工程的詹天佑(1861-1919)。他是中国第一位工程师，依靠中国自力，设计和修建了北京至张家口的京绥铁路。其中最艰苦的工程是北京西北一百公里处的八达岭段。山坡陡。英国工程师认为当时的技术以正常的路基坡高，不能超过3%,根本无法修建,必须改线,绕大弯。这样就得大大延长路线，增加造价。詹天佑以独创的方法设计“人”字形的路线，用3.3%路基坡高，爬上了八达岭,创造了世纪铁路的奇迹，使英国人望洋兴叹。他极为爱国而且技术精深，对于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发展中国交通事业起了领导作用。

在1911-1920年的十年间,由中央政府、各省政府、清华学堂招考的留美庚款公费和自费出国留学欧、美和日本的人数尤其是学工科的，逐渐增多。理、工科渐被人们所重视，其学生数量的比重已超过文、法科。总数达到七千人，理科约占10%左右，工科占20－40%。

从留学国别情况看，去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大大超过去欧洲的。这和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其次是与去日本留学的费用较低和中国人学习日文较易有关。

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出现了许多位对中国初始的工程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工科留学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如留学德国汉诺威高工的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他在陕西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式的灌溉工程――泾惠渠，并多年负责治理黄河的工作。他创办了著名的河海大学――一座有关水利工程的工科大学。还有化工专家侯德榜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明了以他命名的新的制碱法。著名的桥梁专家和教授茅以升设计和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主持的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桥梁中的二次应力”极大地丰富了结构力学的桁架应力分析。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由香港大学培养的两位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和教授，一位是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刘仙洲。他对于中国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机械工程、机械工程教育和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等方面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另一位是石志仁。他在1918年至1922年就读于香港大学机械系。他对于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铁道机务的管理和蒸汽机车直至燃气轮机车的研制起了领导和推动的作用。

在理科方面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了高水平的科学家，如数学的胡敦复和物理的胡刚复等。

在留美学生和归国留学生的推动下，于1913年,参照美国工程师学会的方式,由詹天佑发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后与其他工程学会合并,于1931年改称中国工程师学会。1915年由胡适、任鸿、秉志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两个学会和几个其他科学技术学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的科学技术组织。多年来它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知识界学习并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潮流。

由于这十年来理、工科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对于在二十年代和以后的中国的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工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19-1948年

在此时期内,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得以用较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发展。这三件事是:1.；2.留法勤工俭学；3.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这是一次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得到多数教授，全国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反对传统封建思想的爱国运动。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特别是1918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塞召开的和平会议对于参加协约国的中国做出了极为不公正的决议,非但没有肯定中国参战的功绩,反而决定让日本接受帝德在中国山东强行获得的特权。由此激发了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学生对当时亲日的北京政府的愤怒，于1919年5月4日上街游行示威并罢课。怒潮迅速由北京的教育界扩大到全国各城市和各行业。结果，迫使政府罢免了三个亲日的部长和驻日公使。在政治运动胜利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了改革旧文化的运动。在二十年代欢迎“赛先生”(Mr.Science)和“德先生”(Mr.Democracy)的口号响彻了全国。

使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包括向西方（指欧、美）学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留法勤工俭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是战胜国。但是元气大伤。战后，它要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缺乏劳动力。早期留法回国的李石曾等学者发起，组织二十岁左右青年学生去法国，边做工，边求学。很多人学习理、工科，学到了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其中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和聂荣臻是他们中最突出的几位。正是由于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认识和了解，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领导并具体指导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事业,使得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半个世纪以来迅速发展。

孙中山博士的实业计划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者。他早年留学英国，学医。1911年他领导的同盟会成功地了腐败的满清王朝。此后不久，他辞去了总统职位而致力于制定建设中国的计划。1919年他发表了英文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但国际上对此无反映。后，于1921年,孙中山又用中文发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简称《实业计划》。这个计划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界建设国家及更加积极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热情。

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受到内忧和外患，特别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嚣张气焰的刺激和以上三件大事的影响，普遍地产生了“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因此，学习理工科，尤其是学工程技术的人数大大增加。政府在发展理工科高等教育和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较前有所强调。

1高等工程教育

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在这个时期有了不少发展。其水平也逐渐接近或达到了西方一般大学的水平。几所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在三十年代前后开始被欧美大学所承认，其中的优秀生可以直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

采用了新学制，在此时期以前，中国基本上实行的大学制度是法国式的。在小、中学学习11年(7+4年)以后,学生经过入学考试,先入予科,学习2-3年,再入本科学习4年,获工学士或理学士。1922年以来,改采用美国的学制,即小、中各6年,毕业后经过入学考试,入本科学习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自1920年开始,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有理工科的国立大学,此外还有一些私立的和西方教会办的大学,其中有不少理、工科专业。至1948年全国有21所国立大学,设立了理学院和工学院。除上海同济大学、震旦学院，哈尔滨工业专科学院分别用德文、法文和俄文教学外，其他学校均用英文讲课并采用英文教科书。只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个别专业才开始有了中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讲课也开始有人用中文了。这时期1924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学计划基础课和专业课方面已然比1911年的计划加重了许多。

自二十年代开始，国外留学生归国，在大学任教，逐渐代替了外籍教授。

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在1925年改为大学,名清华大学。由于每年有美庚款的利息拨款给学校，学校经费有了保障，因此其理、工学院较其他的，经费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的国立大学发展得较快，对中国在培养理、工科人才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在工科办学思想方面，校方虽然也提出过要理论联系实际,高等学校应该是教学与研究并重,但由于那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国家经济建设极少,在大学里谈不上做什么研究工作,即使有,也只限于小规模的问题。至于学生去工厂或工地实习就更谈不上了。

在教学计划方面，在此时期不断修改，内容增加很多。由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已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2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由于本世纪初和以后派遣到欧、美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大学理、工科教授的职位自二十年代起已逐渐由中国学者担任。这个时期，中国大学理、工科教学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1)这个时期全国本科生中学理、工科的占大学生的总人数的比例有显著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由第一个时期的6%和0.25%分别增加到1930年的10%和12%。但总人数仍不算多，1930年也只分别为3000多和4000多人。

(2)留学生总人数由每年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其中学理、工科的由一二百人增加到八九百人。

由于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不断地侵犯和侵略，直至1937年7月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极大地减少了。

留学生中的很多人是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去欧、美大学读研究院，一般多获得硕士学位。有不少人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开始为人们所称赞。例如上海交大毕业生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Th.VonKarman学习，获哲学博士，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力学家；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王大珩在英国大学学院学习光学，是中国光学仪器方面的著名专家；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汪德昭在法国从Langevan，研究超声波，是国际上知名的水声学专家；上海同济大学1936年毕业生李国豪在德国Darmstadt高工从Kloeppel教授研究桥梁工程,在德国不仅获得工程博士学位而且荣获工程博士讲师学位。这在中国留德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沿海的大学陆续迁往内地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迁往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那里，集中了很多中国优秀的教授。尽管教学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在敌人飞机的疯狂轰炸下反而更加高涨，工作学习更加努力。因此，培养出的学生质量仍然很高。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李政道教授就是这个时期该校的学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战争滞留在欧洲和美国的大量留学生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战后的建国事业，但因不久发动了内战，全国陷于混乱，使这些人一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望洋兴叹。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开始有了一些发展。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著名学者蔡元培担任第一任院长。1929年在北京（当时称北平）成立了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任院长。

1949-1999年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过去了50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从国内理工科高等教育，还是从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乃至参加研究来看，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全起了很大的变化。

1高等工程教育

在五十年代初，为了发展高等教育和促进科学技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高教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在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尤其工科受到较大的重视。

解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使得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外部环境对于中国也非常不利。西方国家除个别国家外，基本上没有承认中国，并且在巴黎成立了禁运委员会，禁止其商人向中国出售较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直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只有经过莫斯科通向欧洲的一条航空通道。中国也很难订购到科学技术期刊。这时，中国只有依靠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和帮助来开展经济建设。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并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程项目。

解放后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就是在这个总政策下由解放前基本上是美国的教育模式改为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五十年代建立了数十个单科性的工业学院。原有的综合性大学中也有几个改组为多科性工科大学，如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

教学计划基本上是抄自苏联的。而苏联的工科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大陆的，特别是德国三十年代的模式。因此至今我们的工科教学计划还可以看出与德国三四十年代工科教学计划相似之处。这样改革的结果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计划中加强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环节，如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并增加了生产实习。而这些在解放前学习美国的教学计划中则很薄弱或完全没有。但是专业过于狭窄和理工科分家则是这次改革的最大缺点。计划经济的管理使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自上而下下达的招生人数十分死，以至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为了接受苏联派来的学者的帮助和采用俄文教材，中国高校教师成功地，迅速地学习了俄文并将大批俄文教材译成中文使用。从1952年起至1978年，学生的第一外国语也由英文改为俄文。这给今日四十多岁至六十多岁的科技人员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进行国际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包括在高校的专家），中国的理工科教育和科学研究只有完全依靠国内自己的努力去发展。

1966至1976年的，使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受到灾难性的打击。1966~1969年完全停止招生。1970-1976年恢复招生，学制全部改为三年至三年半。学生不经过入学考试，由基层单位推荐即可入学。因此入学的学生程度非常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978年我国政府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的经济从接近破产的深渊中走出来，并较快地和较顺利地向前发展。高等工程教育也在努力跟上时代，进行改革，与国际上接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有较大的提高。

1978年我国参考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度，开始建立了学位制。学位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现在已具备相当规模，每年工科招收约两万多名硕士，博士生四、五千人。近年又引进了博士后但不是高一级的学位制。学位制的建立对于提高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十分重要。

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大专在内的工科院校超过了200个，每年招本科和大专生在30万以上。重点工科大学正在接近国际上先进高校的水平。

现在的科学研究机构在三四十年代的极薄弱的基础上，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属于工程技术方面的发展得尤其迅速。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参考了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既有研究所又有院士的中国科学院。在1994年又成立了中国工程院，但它与国际上惯例相同，只由选举的院士组成而无研究所。

全国从事理、工、农、医的科研单位大致可以归纳为六大类：

(i)部级科学院，

(ii)高等学校，

(iii)企业所属的研究院所，

(iv)国防部门的研究院所，

(v)省、地方层的研究所，

(vi)私立的或中外合资企业的研究所。

它们分别承担了国家的、地方的和企业的，或进行的科研任务。

2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解放前，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十分落后，连钉子也要靠进口，更谈不上设计和制造工业产品和装备。因此至解放前夕的一百年只是单方向向西方，特别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学习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极少有在国内完成的科研成果以论文的方式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更不要说派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五十年代初，数以千计的去欧、美的留学生和学者纷纷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带头人。我国能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1958至1964年),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地研制并发射了两弹一星,是与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分不开的。现只举几个例子。地质学家，早年留英的李四光以他独创的海相成油的理论预测了东北地区大庆油田的存在。钱学森突破了重重阻挠由美国回到祖国，负责我国的航天技术的创建和发展。原子物理学者钱三强解放前夕由法国回国，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参加领导两弹的研制工作。这些人之所以能对国家做出如此重大贡献，一方面是他们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与他们在国外学习，得到最基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乃至扎实的科学训练分不开的。

五十年代我国政府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些人回国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好、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人担任了技术和管理的领导工作。也有很多人在高等工科院校任教，如、、宋健、罗干等国家领导人全在苏联或东欧国家学习或实习过。

自1978年开始,我国政府每年选派3000名公费生,到世界各国留学和进修，其中以美国、西欧各国和日本为主，此外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获得奖学金和自费出国留学和进修的中、青年每年也以万计。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学理工科的。近年来学习企业管理的人数也在大量增加。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约以十万计。在日本和欧洲各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分别以万计和千计。其中访问学者的比重逐年在增大，读本科乃至硕士学位的留学生比例相对下降。这说明中国理工科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的教学质量在逐渐提高而派遣留学生方面则渐渐向派遣访问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倾斜。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通过国际协作方式，参加大型国际科研机构的研究所工作或到高等学校短期讲学。

在国外长期工作的中国学者或外籍华人学者近年来日益频繁地受到国内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的邀请，到我国讲学。这对于国内广大学术界开扩眼界，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中国长期向西方学习的政策播下的种子，现在则正在开花结果。

由于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自1978年以来与国外包括与香港的相应单位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每年有不少西方学者和香港学者到国内短期讲学。至于西方派学者到中国学习科学技术或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则到目前为止仍尚属个别情况。

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组织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也在近二十年逐渐增多。这是另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方式。它既向国外交流了我们科研成果，也创造了向国外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科研成果也已有相当数量发表在国际上重要的学术期刊上。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2

首先，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就是科学技术的某一历史显著特点，我们应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它是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不能够充分了解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每一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我们就不能够为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提供依据。其次，在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时，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服务，通过不断改进相关的生产技术来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它相对于社会史中的其他因素而言更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要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我们就要对近代中国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行了解，为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提供更多明显的依据。最后，要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我们还应该了解中国近代相关的文化史、经济史以及政治史。

1.2参考传统科学的相关成果

我们在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时，不能够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孤立，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传统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和前提的。传统科学技术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而传统科学技术的相关成果更是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密切关系，才能够确定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

1.3结合世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我们在进行中国近代科学史分期界线的确定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世界科学技术对我国的影响。因为世界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首先我们要考虑到我国近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特点，然后再进一步分析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在接受世界科技洗礼之后的发展状态和特点。

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分期方法

2.1确定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上限

我们要确定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就必须参照我国传统的科技发展情况，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分期界线必须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转折点。而就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来说，1582年是对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年，这一年实现了由中国古代科技向中国近代科技的转变，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真正走向了世界科技潮流之中。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并不能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17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像欧洲的科技革命一样对社会的各阶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没有像欧洲科学革命那样去注重发展数学和物理学科。新的科学知识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和宫廷中传播，其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

2.2确定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下限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上限是明确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到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分界，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时间下限则是中国近代科技到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分界时间。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时间下限的确定要联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特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制化的完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是指中国的社会事业形成相应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由职业的科学家形成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往的科学家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研究科学的社会大环境特别不适合做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工作，而由职业的科学家形成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则大大地改善了这一大局面，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重大的事件。第二，科学活动的功能、价值被社会所承认。这一点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对科学活动的功能、价值的承认能够大大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科学技术建立了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协调关系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3

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中体西用”的理念，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容纳了学习西方政治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对中西方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整合。“‘中体西用’名义上是用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性消解西方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负效应，实际上是用守旧和愚昧来抵制科学所引发的社会文明进步，其骨子在于捍卫封建士大夫和上层官僚的利益和特权。”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洋务运动中大量引进和广泛传播的西方科学技术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本文试从中国科技教育领域、中国近代思想科学观两个方面分析洋务派科技观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一、洋务运动对中国科技教育领域的影响

在中国清代历史上，清政府的统治者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一些顽固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传统的八股文成为有志青年科举之途的必学科目，知识青年对科学技术不屑一顾。“正是这样的学者能够在治国和道德事务方面向皇帝提供建议，并能够因其学识而走上一条可以不受天灾和社会动荡影响的仕途。”洋务运动以前，仅仅一些思想开明的有志之士如魏源等极少数人物开始学习西方科学，但是不能形成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洋务运动后，洋务派在中国屡遭屈辱的困境中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中看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严重落后。洋务运动使无知茫然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近代的文明成果，使人们对西学的态度由抵拒排斥到批判性地吸取，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盲目自大的心态逐渐改变。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奠定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和土壤。

洋务时期大量翻译引进了一批自然科学、制造学、工程学和医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一时期的西方近代数学、微积分、力学和地质学相继传入中国。这期间建立的格致书院成为中国近代著名书院之一。“1894年，傅兰雅为书院编制了一份西学课程计划。将西学分为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六个专业，仅电务学一个专业，所开课程就包括数学、代数学、几何与三角学、重学略法、水重学、气学、热学、连规画图法、汽机学、材料坚固学、机器重学、锅炉学、配机器样式法、电气学、用电各器、吸铁电机器配式样尺寸法、通电燃灯或传力法等。”由于科学知识的传播，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使人们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也冲击了科举制度，出现了科学渗入科举的思想和举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教育的序幕。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落后的科学技术必定导致生产力的衰弱。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让国人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使得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废科举， 办学校，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求学和开办学堂，特别是培养了第一代中国近代科技人才，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科学发展和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形成，成为推进中国近代化社会进程的后备力量。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科学观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最早的全面系统地接触近代科学技术的一个政治派别就是洋务派。近代科技观是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形成的，他们认为中国科技落后，只有近代西方先进科技是国家富强之本，主张全面仿效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是实用主义的科技观，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直接关系到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洋务派的科技观形成于传统的顽固的封建专制的藩篱，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 然而其带来的近代科学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一旦展现出来，必然为专制下的愚昧带来理性的启蒙，使一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和维新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合看来，尽管洋务派的科技观比较肤浅、而且不成体系，但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观，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接触、了解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洋务派提出的科技观，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是不容质疑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了教育的近代化，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4

关键词: 近代科技;落后文化;文化建设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times;backward cultu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4-0227-01

0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取得过骄人的成就,在众多领域都位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缓慢了,最终在近代被西方超过而落后于世界。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究,目的在于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更要加强文化建设,以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经济文化探究

1.1 从经济文化看,中国近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当然要受到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与西方近代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应,中国近代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形成促使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动因,相反是一种障碍力量。第二,这种生产关系不能把生产力中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严重阻碍了近代科技的发展。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很少进行交换,手工业和商业缺乏其发展所需的广大市场,始终没有形成科技产品的交换机制。

1.2 从经济文化看,近代西方科技迅猛发展,首先源于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比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能提供强大无比的推动力。而资本家要提高商品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重视、采用科学技术,以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技能,客观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性,推动了科技发展。在雇佣劳动制的形式下,工人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增强就业的竞争能力,才会免于失业和挨饿。这样就大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其最初的100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超过人类历史的一切成果。

2政治文化探究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其存在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需要,同时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导向和支持,主要取决于国家正确的科技政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已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各国对科技政策的重视与否直接影响到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集权制在封建社会的初中期对于科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以后,其腐朽性日益显示了出来,严重阻碍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2.1 政治上层保守自大导致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由于中国仍然是自给自足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很容易使统治者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利益,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谋取更大利润的手段以及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可以说,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始终没有真正认识到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2.2 封建专制思想导致人才被摧残到明代初期,统治阶级把程朱理学奉为了不可侵犯的正统哲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迫害,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方面,统治阶级以功名利禄为诱饵,认为只熟读经典方能做官和治国。这样,培养成的人才只能是属于通儒,育出的是熟于经典的文化人,而不是一个专才。对于科学技术,仅“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2.3 闭关锁国阻碍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是无国界的,越是冲破国界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融合交流中越能获得生存和发展。18-19 世纪清政府的闭目塞听的封闭式政策使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更加陷入落后停滞局面。而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为了牟取高额利润,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自己国策的阶级。

3思想文化探究

3.1 儒家文化的压抑中国科技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从整体上说, 传统的儒家道统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近代科学技术从来都处于顺从的辅助的被动的社会位置上。它从来也没有独立过, 即使有些独立,也只能跪伏于儒家道统的尊严之下。儒学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儒学宣扬“三纲”“五常”,主张崇古尊经,先人便是权威, 祖宗遗物便是圣旨,提倡“中庸之道”,“修身养性”,“学而优则仕”;反对革新与革命。其二是,强烈的“ 官本位”价值取向, 皇帝拥有世间的绝对权威。

3.2 科学精神缺失科学精神是指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对真理追求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科学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 是一个国家自强于世界的思想基础, 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尺。第一,天人合一的内倾文化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天人合一观,倡导的是安于现状,反对创新与变革,所以孕育不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更谈不上科学精神的培养。第二,泛道德主义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未经道德价值意识浸染的。

4结束语

综上可见,从文化角度看:中国诸多文化的缺失导致了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使中国由原来的四大文明古国沦为东亚病夫,饱受依靠科技崛起的西方列强的欺凌。今天,党中央提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所以,加强文化建设,建设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致力于培养民族的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科技重塑辉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明智之策。

参考文献: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5

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科技伦理思想，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任领导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都包含着科技发展的目标、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及科技人员的伦理道德建设等科技伦理要求，他们之间的科技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思想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认为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最终目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毛泽东继承了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要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人民大众。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我们党的历任领导人，都提出了发展科技的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富强国家、造福人类的思想主张。

科技进步与发展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类，这是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但不可否认，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有时也与伦理道德发展相背离。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经济根源出发指出了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科技进步能带动伦理道德的发展，同时，伦理道德的发展也会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科技的进步表现出“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同时“显露出衰颓的征象”，“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破坏为代价换来的”。二战以来，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其“双刃剑”的作用也日益表现出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特别强调要重视核技术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等领域的科技伦理问题，并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和建设性意见。

人是现实中的主体，科技怎么发展、为谁发展，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导者，也是科技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类的执行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十分关注科技工作者的伦理道德精神。马克思希望科技工作者积极为科技事业献身，同时，还要坚持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怀疑一切，勇于创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根据所处时代背景和科技发展需要，提出了科技工作者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包括实事求是、谦虚好学、勇于创新、爱国献身、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等内容。事实上，在这些具体的科技伦理道德规范当中，始终贯穿着科技要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类的根本要求。科技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为人类造福，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科技发展要为人民服务、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自身。这就要求我们在科技发展实践中，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从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出发，关注人的合理正当权益，关注人类可持续发展。

二、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当前国内外科技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髓，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工程科技要关注民生、造福人类的伦理目标;加强科技工作者伦理道德建设；走绿色科技发展道路等主要观点。

1.工程科技要关注民生、造福人类

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科技为民服务，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的科技民生思想。早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就指出：“要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结合起来，在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生命健康等关系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上加强攻关，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尔后，他还强调“要加大科技惠及民生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同民生紧密结合”，提出科技工程要为民服务、造福人类的思想，他认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工程造福人类，科技创造未来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民生科技创新的终极目标。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要让科技造福人类/‘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我们要“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建设一个和平发展、蓬勃发展的中国，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造福子孙后代。”他还例举，袁隆平率领团队发明杂交水稻的科技成果，不仅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作出突出贡献，而且推广到印度、孟加拉国等众多国家，为人类保障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把科技作为实现13多亿人民的幸福安康的伟大事业是一以贯之的。从当前国内来看，我国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环境保护、重大疾病防治、公共秩序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矛盾问题。从当前全球范围内来看，经济危机、粮食不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贫困、疾病流行、核威胁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科技发展和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战略选择。从过去几年来的实践看，民生科技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和世界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

2.加强科技工作者伦理道德建设

结合当前科技领域的新变化和新情况，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技工作者伦理道德规范思想，提出关于科技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人生理想和爱国情怀。这是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首要要求。指出“要鼓励人才继承中华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把个人理想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造福人类的远大理想，自觉地把科技成果应用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中去，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努力创造一流的科技业绩。二是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品格。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71并多次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敢于质疑，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广大青年科技人才要树立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思维、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能力”，W(P_“‘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担当、勇于超越、找准方向、扭住不放，牢固树立敢于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特别是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会议上，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列举了中国古代和现代一些科技创新的实例，谈到了自己对科技创新的体会与思考，殷切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不断地自主创新，形成创新品格。三是科技工作者要有崇高的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积极探索科学新知和技术创新，要“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5]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潜下心来做学问、搞科研，自觉加强品格修养，恪守诚实守信、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要自觉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努力营造民主讨论、平等待人的学术氛围，鼓励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坚决遏制科学研究中的浮躁风气和学术不端行为，建立和完善科学研究诚信监督管理机制。同时，还希望老一辈科学家成为坚守操守、甘为人梯的楷模和科技创新的开拓者、领路人，“肩负起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责任，甘于人梯，言传身教，慧眼识才，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不仅要做科技创新的开拓者，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5]

科技伦理道德规范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自觉遵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纵观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华民族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的无数科技创新成果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献身、努力拼搏、求实创新的结晶，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丰富的智慧和崇高的品格精神，正如所指出的“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就，不仅需要丰富的科技知识、创新的思维能力，还要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顽强的拼搏精神”。近些年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学术道德教育不到位、制度监管缺失等时有发生，科技领域也存在学术不端、科研造假、道德失范甚至腐败等违背科技伦理道德规范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科技工作的发展。针对这种现象，特别要求科技工作者要“传承老一代科学家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品质，以身作则，严格自律，模范遵循学术规范和科学伦理，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同时，还“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

3.走绿色科技发展道路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继承并发展了我们党历任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等科技发展战略，首次明确提出了绿色科技伦理思想。指出：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如何实现绿色科技，关键在于创新。强调，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走绿色科技创新道路。绿色科技创新是一种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和能源日益短缺的问题，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其实早在2010年，就提出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要加快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特别是针对国内几乎呈常态化趋势发展的雾霾天气，提出要依靠绿色科技创新来解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和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循环、合理利用生态资源，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减少碳排放量，发展和壮大环保产业、防灾减灾产业和公共安全产业，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保障体系建设，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逐步形成健康、环保、安全、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系统，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三、科技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科技伦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科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科技领域实践活动的反思与总结，同时又反过来指导着当代科技领域的实践活动，成为不断消解当前科技伦理问题的有力武器和引领中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是科技思想的重要内容。科技思想内容丰富和深刻，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其主要内容包括“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目标;“创新、创新、再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根本方向；“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点，2]等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深刻认识和理解科技伦理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入认识和理解的科技思想。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6

since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transmitted into china. in this country, the contents, metho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role of science in society fell into three successive phases of development: choi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oi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cho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refor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oice of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phase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nalyze what influenced the strategic choice and how the strategie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the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oice of strategies, modern china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 徐光启撰, 王重民辑校. 徐光启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p.374

[2] 张柏春. 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pp.329-350

[3] 田 淼. 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pp.134-181

[4] 张柏春. 中国近代机械简史,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 pp.178-184

[5] 董光璧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6] 路甬祥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2006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7

Since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transmitted into China. In this country， the contents， metho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role of science in society fell into three successive phases of development: choi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oi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cho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refor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oice of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phase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nalyze what influenced the strategic choice and how the strategie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the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oice of strategies， modern China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訢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转贴于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 徐光启撰， 王重民辑校. 徐光启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p.374

[2] 张柏春. 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pp.329-350

[3] 田 淼. 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pp.134-181

[4] 张柏春. 中国近代机械简史，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 pp.178-184

[5] 董光璧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6] 路甬祥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2006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风景园林发展迅速，全国各地掀起了设计与建设风景园林的热潮。无论大江南北，我们都能看到集中国传统设计艺术与现代设计艺术于一身的风景园林。尽管风景园林的遍地可拾，但是关于风景园林的定位，学术界与实际工作中的设计者们却有着不同的见解，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关于中国风景园林的深度思考。基于此，本文对近代中国风景园林领域，特别是科技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进行简要分析与阐述，以期为未来中国风景园林领域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风景园林定位探讨

关于风景园林的定位，学术界与实际工作中的设计者和决策者们向来有不同的见解。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何在实际工作中的走访发现，国内目前关于风景园林的定位主要集中于两个基点上，即艺术与科技。换言之，设计者和决策者们规划设计出来的风景园林究竟是艺术品还是科技品很值得我们探讨。两种不同的关于风景园林定位的逻辑起点决定了规划设计风景园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段与方法。

（一）风景园林艺术品论

风景园林艺术品论强调风景园林是艺术品，支持者们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成功与否归因于其是否实现了风景园林应有的美感。他们认为，多年来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主要基于人们特别是设计者和决策者们对风景园林美感的认知。换言之，中国风景园林的迅速发展是人们对艺术美不断追求的结果。在他们看来，风景园林的艺术性是最重要的，而在建设风景园林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技术则仅是工具和手段，不需要过多关注与深入研究。

（二）风景园林科技品论

风景园林科技品论强调风景园林是科技产物，支持者们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成功与否归因于其是否运用了风景园林可运用的最高科技成果。他们认为，多年来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主要基于人们特别是设计者和决策者们对风景园林应有的科技运用。换言之，中国风景园林的迅速发展是与人们对于科技成果不断追求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风景园林的科技性是最重要的，而在建设风景园林过程中所体现的艺术美感则仅是边框绣花和点缀，不需要过多关注与深入研究。

三、风景园林科技发展状况

近年来，随着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对于风景园林的关注焦点逐渐由艺术美感转向科技发展方面。承接上文，该部分笔者将重点阐述中国近代风景园林科技的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风景园林运用的科学技术相对较少，从使用材料上来说，近代中国风景园林大多使用的是纯天然或经过简单加工的建筑材料，比如砖块、奇异石块、瓦片和直接移植的植被等；从建筑方法上来说，近代中国风景园林的建设大多采用简单堆砌排列和简单布局组合等。虽然科技含量不高，但是由于一直以来注重对于风景园林艺术美感的考究，所以近代中国风景园林还是有很高观赏价值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逐渐被引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中，使之科技含量迅速增加，并引发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的一轮改革。从使用材料上来讲，改革后的中国风景园林使用的材料不再是与传统风景园林紧密相连的砖块、奇石、瓦片等，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制品、钢筋和成品、玻璃制品、纤维膜产品和编织物品等新型材料；从建筑方法上来说，改革后的中国风景园林建筑方法也不再那么单调，结构形式也开始多变起来，框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浇筑法使许多传统技术无法表现的景观呈现在风景园林中，比如临时性景观、可移动景观、包裹景观和高科技含量光电景观等等。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近代中国风景园林科技发展不仅限于使用材料和建筑方法中，更在于科技理念的发展。有什么层次的科技理念就有什么层次的科技运用。近代中国风景园林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设计者和决策者们科技理念的不断进步和升华。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风景园林设计者跳出规划设计本身，很多设计者都有工程建筑和新科技研究经验，他们的加入，使得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呈现出科技兴设计的态势。笔者总结发现，近代以来中国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科技兴设计主要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也即早期阶段，主要是将新的建筑方法运用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中；第二阶段，也即中期阶段，主要是将新科技革命成果，诸如光电技术、合成材料等新材料运用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中；第三阶段，也即现阶段，主要是将一些节能节耗绿色环保的材料和技术运用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中。三个阶段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却是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相承接的。我们可以断言的是，未来风景园林科技的发展亦会如此。

四、风景园林发展趋势

近代以来，中国风景园林已经由重艺术美感向重科技含量转变。而这一趋势也将继续很长一段时期。一言以蔽之，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会继续沿着节能接好绿色环保这个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会呈现以下三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风景园林节约科技的发展。当前人类发展与资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实现资源节约化运用下的人类发展极为重要。风景园林随人类发展而存在，自然要求其实现节约化资源。未来中国风景园林可能会更多地关注乡土野生的绿化资源，充分尊重场地的自我演化过程，并让自然“参与”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趋势二，风景园林环保技术的发展。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要让未来坏境不恶化，必须做到风景园林建设的环保发展。多使用环保材料、多运用环保手段、多采用环保方案是未来中国风景园林可持续发展的又一科技要求。趋势三，风景园林综合使用技术的发展。任何一种材料都可以有多种用途。在实现风景园林建设节约环保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综合使用所用材料，一者能提高经济效益，二者能减少耗费。只有突破综合使用技术，才能做到物尽其用，并促成中国风景园林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五、总结

中国风景园林迅速发展既得益于其艺术美感的升华，更在于其科技的使用。通过上述阐述，笔者认为，只有深刻把握风景园林的定位，知晓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过程，才能更好的驾驭风景园林的艺术创新和科技运用，进而才能真正促成中国风景园林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让民众享受到其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9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五四运动”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参考文献

〔1〕〔6〕杨德才、关铃、鲁宗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第208—213页。

〔2〕〔4〕高平叔：《蔡元培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2期。

〔3〕张应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附录），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82—810页。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10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参考文献

〔1〕〔6〕杨德才、关铃、鲁宗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第208—213页。

〔2〕〔4〕高平叔：《蔡元培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2期。

〔3〕张应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附录），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82—810页。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11

20世纪后半叶，新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技术包含的科学知识高度密集，综合性极高，如红外和红外成像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与物理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方法密切相关，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各学科的发展.

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密集性、综合性极高，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近几年来的局部战争向人们展示，现代战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高新技术的较量.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离不开物理学和物理学的新成就，如红外夜视、激光制导、激光雷达、三相弹等都与物理学原理和物理学实验技术密切相关.

这一切都表明，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物理学不但在历史上曾经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在20世纪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且毫无疑问，21世纪物理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也必将处于主导地位，它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

大学物理课是一门重要基础课，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学生较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是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这些都起着增强适应能力、开阔刘义洪盈赘大争物双教争敬沮思路、激发探索和创新精神、提高人才素质的重要作用.学好大学物理，不仅对学生在校学习十分重要，而且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在工作中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更新知识，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物理课的这一作用，特别为许多专家、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专家所强调.

我国工科大学物理的学时一直少于理科.因此，目前实施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传统物理课内容在给定学时范围内一再精选后形成的.总的来讲，工科大学生的物理基础较薄弱，物理知识面也较窄，特别是近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有关的物理基础和现代工程技术方面的新知识更显薄弱.如我们的课程基本要求中没有物性学、分子、原子核、粒子等内容;没有偏振光干涉、核磁共振、穆斯堡尔效应等内容;量子物理、统计物理等近代物理基础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知识甚为薄弱.这些内容，工科一般专业在后续课中多不再涉及，而它们恰恰是当今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所要涉及的，有些甚至已成为当今高新技术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物理课内容“老的多、新的少”.因此，更新内容，加强现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有关知识，特别是有关基础知识，是工科物理教学改革必须面向的首要问题.

二、工科物理课教学改革

工科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困难的，不可能一嗽而就.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不应改变物理课作为基础课的地位和作用，应着力研究现代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物理基础;要重点研究如何处理好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及有关近代内容的关系;应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上加大力度，与研究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系统地研究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教学环节的改革.

工科大学物理课内容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物理学基础(包括经典物理基础和近代物理基础)，同时适当地介绍反映现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的新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由于工科物理课程教学时数少，只靠课程内容和体系本身改革回旋余地小，改革要将课内课外、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课与课间关系诸方面综合考虑.

（一)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应以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在保证经典的前提下，进一步精选经典物理内容，突出教学内容及能力培养，避免过分强调系统性和严密性等，在整个经典物理教学过程中应贯彻加强近代思想;在近代物理基础的基本要求部分，加强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基础知识，以利于学生在校和离校后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加强现代工程技术物理基础专题，这部分内容应侧重物理原理，而不要停留在科普水平上，上述三部分内容的讲授学时，分别约占总学时的58%、27%和15%.

(二)开设物理类和技术类专题选修课(或讲座).物理类选修课:如现代物理导论、混沌、原子和分子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嫡和信息、傅里叶光学、非线性光学、非线性力学等、技术类选修课:如现代工程技术专题、激光技术、光散射技术、全息技术、穆斯堡尔谱学、核磁共振技术、薄膜技术、换能器、红外技术、低温和超导等.选修课应着重物理概念、物理思想和方法，不追求数学严密性，不过分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篇12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综合分析世界及我国化石能源可开采储量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和环境承受能力，我国能源消耗必须向大幅度节能减排方向发展，大幅度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比较理想的是，到2050年，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届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化石能源消耗量同*年相比增加不超过0.5倍，先进可再生能源达到25%-30%，水电和核能达到20%-25%。近期应重点发展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力争突破新一代零排放和二氧化碳大规模捕捉、储存与利用的关键技术，积极发展安全清洁核能技术和先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前瞻部署非传统化石能源技术。中长期应重点推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向主流能源发展，突破快中子堆技术、太阳能高效转化技术、高效生物质能源技术、智能网格和能源储存技术，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力争突破核聚变能应用技术，建成我国可持续能源体系。

有效突破水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式制约。我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正面临最严峻的水问题挑战。解决我国水问题，从科技角度看，近期要加快开发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水污染物减排与清洁生产技术、饮用水安全保证技术等，重点发展节水和循环利用技术、高效低成本海水利用和淡化技术等，前瞻部署和发展水生态系统相关科技问题，初步建成节水减排型社会的技术支撑体系。中长期建成行业性节水和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开展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区域的技术体系示范，开展湖泊、流域水体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使我国主要水体污染得到根本治理，研究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变化的适应技术并进行示范。

从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逐步过渡到有效修复生态环境。全球环境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已呈现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的严峻局面，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近期要坚持和完善源头治理战略，重点开发生态和环境监测与预警技术、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集成技术、废弃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开展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典型生态功能退化区综合整治的技术集成与示范。中长期要深刻认识自然系统的演化规律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影响，系统认识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建立生态、环境、气候综合监测与预警系统和生态补偿机制，开展退化生态重建转型、区域污染综合治理、环境健康监控防治、循环经济研发示范、全球环境变化适应与减缓、环保产业技术和设备研究，形成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的科技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