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篇1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866 年斌椿一行随赫德游历欧美起，清政府陆续派出使者出访或驻节西方。这些人在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基础上，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笔记、日记、函稿和著述，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出国留学，最早出现于民间，大多由教会人士资助，1872年——1875年，清政府接受容闳建议，先后派遣120多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又先后五次共派遣90人到西欧各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快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生力军，詹天佑就是较突出的一位。译书也是这一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所办的学堂和制造局大多兼译西书，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

另外，外国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承担了翻译和出版西学的主要技术工作。如英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28年，先后参与译书120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贡献最大的翻译家之一。此外，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一些译书机构，也大多致力于西书中译的工作。

三、戊戍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展开。戊戍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组织学会、创设报馆、开办学堂。1895年——1898年间，全国出现103个学会、64家报馆、185所学校。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便既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维新派第一个译书机构。孙廷翰编辑的《西学大成》、梁启超编译的《西政通考》以及求志斋等人所编辑的《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便是很好的例证。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出现留日风潮。1900年留日学生组织了译书汇编社，出版了第一份以介绍西学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译书汇编》。同期国内也出现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兴杂志，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把外语、天文、舆地、兵法、格致、制造等西学门类列入教学内容。此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且多选用留日学生编译的西学书籍为教材，西学作为近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进一步渗透到普遍的国民教育中。当然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框，将探索重点由兵工格致转向直接为维新和革命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议会制度、天赋人权、共和国方案等等，相继被搬入中国。

四、五四新文化时期及其以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在民主问题上，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等一批留学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较多了解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以纲常名教和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一些从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思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科学的力量，传播西方最新科学知识，致力于发展近代科学事业。据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论著，约有六七百篇。杨铨、胡明福、胡适等发起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最为著名，创办《科学》杂志，专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为改变旧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

以后，启蒙的文化运动借助于救亡反帝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运动的重心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一时间，学会林立，社团风起，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纷纷涌向中国。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到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流派，以及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都被贴上新文化、新思潮的标签。同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一批青年学子满怀希望和抱负远涉重洋，奔赴西欧，以勤工俭学为手段寻求救国真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使杜威、罗素、独立舒等也被请到中国来传经送宝，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纵观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而进行的，充满着爱国精神。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研究，也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进行，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文化交流篇2

一、引言

青岩，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郊的一个古镇，它之所以成为本研究的一个考察点，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在近代史上成为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在这样激烈的冲突下，天主教竟然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因为这里数教并存，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其他小教派均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了独特的“三层楼结构”的宗教生态系统（陈晓毅2008：19）。

天主教传入贵州青岩古镇，并非单纯只是让青岩人民有了一次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文化互动实为相关利益方面和社会阶层在信仰和价值层面的一次碰撞和磨合，而教案的发生，只是这种碰撞和磨合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无声或有声的碰撞，时有发生。可以说，天主教在贵州青岩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中的交融。

二、天主教进入青岩的背景以及在青岩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青岩，是在清末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大背景、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保障的。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致使其在军事和外交上节节败退，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与诸多利益拱手让给列强，而英法俄美等列强则纷纷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包括传教方面。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黄埔条约》均涉及传教方面的内容;1846年，道光皇帝正式宣布天主教弛禁。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不仅明确废除了原来的所有禁教法令，还为法国人在华自由活动、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更是规定“各处军民人等”均可“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任发过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王铁崖 1982：146-148）。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内地传教，其教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贵州被设为宗座代牧区，法国传教士白斯望德担任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约在1851年，天主教在姚家关建立了青岩最早的传教点，同年白斯望德又在石头寨发展了两户，青岩城附近的杨眉高寨也有两户人家信教。1852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被任命为贵阳天主教修院院长。当时贵州当局恐天主教与太平军有染而搜查天主堂和修院，胡在姚家关一佃户家躲避时，佃户将补鞋的皮匠发展为教徒，胡受到鼓舞，派一位徐姓人士去青岩城内宣讲教义，当场就有15人表示愿意信教（张浚哲 1993：233-234）。自此，天主教便以青岩为中心，向花溪的各个乡镇拓展传播。

1856年，胡缚理为了培养神职人员，选择在姚家关修建贵州天主教的第一所大修院。1859年建成，取名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任院长，修生有十多人。但这所大修院仅仅存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1861年“青岩教案”中被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捣毁。

教案发生和处理期间，青岩天主教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由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联名颁发的“秘密公函”将天主教界定为“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要求全省各府州县的官员“随时驱逐”，“藉故处之以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6：237），以致“教民纷纷被逐，逃避来省，不得各安故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1121）。

1866年，青岩教案以向被杀教民赔款、将田兴恕等革职流放而告终，天主教占据了上风，一时间入教人数急剧增加。贵州教会向巴黎和罗马报告，竟称贵州入教者有十余万之众（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6：203）。1867年，在胡缚理的要求下，青岩官方协助劳若望神父建立天主教经言学堂，叶临爱神父设立医馆，1868年，叶神父用青岩官方赔给教会的土地建成了青岩天主堂和一些住房，进入“叶牧”黄金时期（陈光凡1963：0148-0149）。

三、青岩教案：各方冲突的集中体现

（一）青岩教案始末

青岩教案的导火线是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寄来的传教护照后，乘坐紫尼大轿、排场和声势浩大地拜会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激怒了这两位地方大员，认为是“僭越”。中国历来重“礼”制，古代中国社会更是等级森然，僭越行为是一种社会禁忌，是“犯上作乱”，是对官府权威的严重挑衅。于是田兴恕多次查抄主教府，并联名发出“秘密公函”，要求各府州县官员驱逐天主教徒，一时间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青岩人盛装出游（俗称“游百病”），部分群众游至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时，孩子们高喊童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修院管事和四位修生觉得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侮辱，遂与这些群众发生冲突。青岩团练赵畏三闻讯，逮捕了四位修生。后来，田兴恕不顾法国公使要求放人的信函，授意赵畏三将四名教众斩首。

惨案一发生，法国公使立即呈递外交照会，要求贵阳府张贴和约（《天津条约》），归还所抢物件，赔偿相关损失等。田兴恕则一再推脱，对朝廷谕旨并不在意。后来又指使开州知州戴鹿芝杀死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几名教众，是为“开州教案”。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哥士耆一面紧急报告法国政府，一面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贵州官方杀害教士教民的行为，要求惩办田兴恕等人。清廷并不愿意得罪法国，但也不愿因几个教徒被杀就要处死朝廷封疆大吏，双方陷入艰难的谈判和交涉，最后，迫于法国强大的威胁，不得不流放田兴恕等人，并赔偿教会损失。

（二）清廷的内忧外患和矛盾痛苦的心理历程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视外国为“夷狄”的清廷，历经了一次痛苦的心理历程。一方面，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承认列强包括传教在内的各种特权，明降谕旨：“其合约内应行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贾祯 1979：2502）;而另一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仍然存在，从中央统治集团到地方大员，在心理上都很难接受这个战争的结果，忽视、抗拒条约中各项规定的行为，时有发生。开州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提出的“十二款”处理方案，言语中饱含威胁。清廷虽然不满田兴恕的恃恩骄纵、草菅人命，但侮辱朝廷大员、公开威胁清廷的行政自，则超出了清廷的忍耐范围。总理衙门对哥士耆的照会进行了批驳：“揣其意向，直以恫喝之语，遂其要挟之心......其条款故为厉害，其词色假作平和。谲计阴谋，殊令人眦裂发指......夫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今田军门，大臣也......办理此节，实无大错。人言可畏，直道难欺。”①

而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当时的军情紧急，田兴恕又手握重兵，处理起来也很棘手。由于清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极尽苛捐盘剥之能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族农民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清大起义，以苗族为主体，得到了布依、侗、水、回、彝、瑶等民族的响应，贵阳成了一座孤城。内外交困之下，清廷艰难地从传统的羁糜外交向务实的近代外交转变，同意惩办贵州地方官员，对法国赔偿白银，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张云峰 2009：52）。

（三）官绅士族的立场和态度

一方面，贵州官绅对不平等条约并不以为然。贵州位置偏远，战乱频仍，地方大员对条约不甚了解，对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不认同。在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爆发前，《北京条约》在贵州“未见有一张贴出”②。贵州地方官员甚至对传教士直言：“恭亲王乃久蓄异，私通外洋之少，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③。在青岩教案中，未经审讯就将修院教师、学生和厨工斩首，在后来的“开州教案”中，提督田兴恕接到知州戴鹿芝票报后，未经调查就批示“缉案就地正法”，完全不顾相关条约的规定，也不顾及斩杀传教士和教民的后果。戴鹿芝甚至拒不承认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护照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州的士大夫们与全国的官绅一样，从骨子里对外来文化持藐视和排斥的态度。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邻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使士大夫们形成“夷夏大防”文化价值观。在贵州官绅看来，“一旦使夷教入境，满地腥毽，坐视中国三千年诗书礼乐之化夷于禽兽，圣朝二百年来爱民养士之恩付诸流水”④。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纲常伦理，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天主教教徒间互称兄弟姊妹，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平等观念自然不能为官绅们所接受;男女教众齐聚一堂的做法，也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自从罗马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便不允许祀孔和祭祖，更是激起官绅们的反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天主教被田兴恕和何冠英斥为“异端邪说”便在情理之中了。而策划和实施反教行动的幕僚和道台赵国澍、张茂萱、冷超儒、谢葆龄、钱登选、吴德溥等人，均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的反教热情，自是可想而知，更何况田兴恕在“秘密公函”里还将官员的升迁与驱逐天主教的行动联系起来，让他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四）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态度

1）天主教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贵州的偏远落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艰难。这时候，儒家学说对生命的阐释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并不能为老百姓的空虚和迷茫指引道路。天主教的“福音”给一些教徒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而天主教劝人向善，传教士教人识字、替人看病等手段，也吸引了一些人入教。同时，因为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天主教一定的特权，尤其是开州教案处理完后，教徒的安全有了保障，看到官府害怕洋人，有许多人为着自己的前途、人身安全和眼下利益而入教。

2）非天主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青岩是一个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只是有儒家文化的世俗影响和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原本还有道教、佛教，还有其他的小型宗教，青岩地方很小，各教派之间争夺教徒、抢占资源的情况也有发生，儒、主之争，主、祖相煎，老百姓间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和摩擦也时常存在，只是不曾像教案那样激烈地爆发出来。

四、总结和思考

在晚清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注定不会平和顺畅：交流的一方笼罩在这样一种战败的屈辱和文化弱势之中，而另一方，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势逼进，获取了若干传教特权，甚而至于有些得意忘形、肆意妄为。但天主教文化的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岩的现代化进程。在青岩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正确理解和对待这场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岩教案导致的宗教生态失衡，对文化交流的各方，都造成了损失。而经过“三自”爱国运动，消除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影响，融入了目前青岩的“三层楼”式的宗教生态系统，实现了天主教在青岩的本地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陈光凡. 青岩天主堂简史补充材料.贵阳市档案局卷宗41-1-95.

[2] 陈晓毅. 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 贾祯编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 第7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M]，第1-3辑，1974- 1975.

[6]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1册.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7。

[8] 张浚哲，青岩天主教概况[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C].贵阳南明印刷厂，1993.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M]. 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 中华续行委版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①《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三册第1546号。

②见《清末教案》第1册，233页。

③同上，236页。

④《教务教案档》，第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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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交流篇3

关键词 中国 越南 艺术交流

中国和越南是邻国，自近代以来就有着非常频繁的交往。作为两国交流重要内容的艺术交流在两国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艺术上的交流必然会带来经济的交流，实现艺术上频繁的交流是两国共赢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其展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近代中越艺术交流的背景

1、优越的地理位置

中国和越南是邻国，近代以来，两国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政治上的交流为艺术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另外一方面，中越两国在近代的民间交流更加密切，这主要是因为越南和我国的地理接壤点位于我国西南方，离我国的政治首都比较远，所以当地人大多都是自发与越南交往；再加上两国的语言可以互通，所以民间走动比较频繁。

2、相似的历史遭遇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大量的土地被占领，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我国慢慢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抗外国侵略，我国组织了全民族抗战，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与中国很相似，越南位于东南亚，并且是一个小国，在近代也遭遇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自己的国家受到了欺辱，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也组织了全民族抗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在近代有着比较相似的历史遭遇，这就为两国的艺术交流奠定了历史条件。

3、民族交往的推动

因为中国和越南是邻国，所以在我国西南边境与越南接壤的地区，很多民族和越南一样，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民族传统，甚至很多越南人是中国人迁移过去的，这样就为两个艺术交流奠定了民族基础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当我国西南边境地区举行盛大的民族晚会时，自然会吸引大批越南民众参加，从而加深了两国边境人民的感情。

二、近代越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

1、近代越南艺术

近代越南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并且这些艺术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在近代抵抗了西方列强的同化②。越南艺术最初是其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艺术，但是由于封建制度遭到了越南人民群众的抵抗，所以民间艺术得到发扬，民族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越南艺术有着很浓的民族特色。从建筑方面来看，雕刻和装饰艺术比较发达，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安逸的生活，比如著名的笔塔寺的“千手千眼佛”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展现了人民的智慧。从歌舞等方面来看，越南歌筹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歌舞，最初是越南宫廷的歌舞，后来演变为民间庙会或者节日的一种庆祝方式，在越南的很多村寨都会凑钱搭戏台来表演。从绘画来看，越南有非常著名的肖像画和宗教画，并把这些画绘制在各种木板、丝绸上，色彩鲜艳、耐用性强③。越南的民族绘画都取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很浓的民间风格，反映了越南人民的生活和历史，包括军事战争、家长里短等。因此，近代越南艺术是丰富多彩、充满特色的，有着很浓的民间特点，在民间流传很广。

2、近代越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

经过民族交往、贸易往来等，越南艺术传入我国，对我国的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比如越南近代的建筑艺术包含各种磨漆制品和磨漆画，这种构造对我国的建筑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西南地区（广西、云南）很多地方至今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都使用胶漆装饰，特别是一些贵重的亭台楼阁更是如此。

另外一方面，近代越南的绘画经常放在丝绸、木板上，起到很大的装饰作用，而这些丝绸、木板都作为越南的土特产品输往中国，越南绘画通过这种贸易在中国广为流传，不仅在西南地区，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内地很多人开始模仿这种绘画形式。

越南的歌舞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还是通过民间的交往。上文提到我国西南地区和越南有着很深的民族渊源，很多民族都有着共同的节日，所以当我国西南地区庆祝民族节日时，越南的人民群众会带着自己的歌舞来参加，这样就使越南民间歌舞传入中国。

三、近代中国艺术对越南的影响

与越南相比，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并且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灭绝的四大文明。从建筑方面来看，中国的建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大气、庄重为主④；从歌舞方面来看，我国的歌舞也是起源于宫廷，后来流传到民间，并且每个地域都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歌舞，特别是多民族聚居地的西南更是如此⑤；从绘画方面来看，我国古代画家数不胜数，很多著作流传于世，在民间也有非常丰富的绘画题材。

近代中国虽然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本民族的文化依然得到发展，没有流失，这也为传入越南奠定了基础。中国艺术传入越南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不仅有民间的民族互动，还有官方的传播，中国在近代经常会派一些演出团到越南，也深受越南人民的喜爱。

相比较越南，近代中国对其影响更大，特别是在歌舞、绘画、建筑等方面。越南的很多戏曲都是受到中国戏曲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很多剧团到越南演出，观看这种演出也成为越南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⑥。

越南有着从剧、嘲剧等形式，都是来自于中国京剧的影响⑦。从从剧来看，主要内容来自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演员穿的衣服、用的道具都和京剧很相似，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越南的从剧来自于中国京剧。嘲剧也是越南人民非常喜爱的剧种，这种剧种主要是受从剧的影响，在农民中比较流行。嘲剧的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异常活泼，演员甚至可以和观众进行互动，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的嘲讽，所以这种意图和京剧很相似，从根本上来分析，也是深受中国京剧的影响。改良戏也是越南南部比较流行的一种剧种，也是在越南从剧、嘲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内容包容万象，有时还启用越南比较传统的题材，有时采用了中国的传统剧目。

不仅在戏曲上，越南在歌舞上也大量借鉴了中国歌舞的内容，比如越南的民歌非常丰富，旋律也很优美，主题包罗万象，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反映越南人民爱情的，同时也有反映越南人民坚强的斗争精神。在乐器方面，中国对越南也有很大影响，比如中国使用的琵琶、笛子、三弦等乐器，经常可以在各种表演中见到。

在建筑方面，中国建筑艺术对越南近代建筑也有很深的影响，在现代仍然可以在越南看到中国建筑艺术的烙印。比如越南有非常著名的文庙，其建筑风格就是模仿中国的孔庙，文庙的文湖、文池等方面的建筑风格都是中国式的。越南近代的皇城也是模仿中国故宫的风格，从总体上体现了对称性。

中国艺术流传到越南地区，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中国逃难者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明朝的大量抗清官员失败后逃到了越南，他们在越南的华侨地区开辟新的生活区，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带到了越南，目前在越南依然可以看到充满中国明朝风格的建筑，并享有“海外中华”的美誉。

四、近代中越艺术交流的意义

艺术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也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往，为两国文化艺术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艺术交流必然会促使民族往来加强、民间交流频繁，所以艺术上的交流会带来两国经济上的合作，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西南边境地区更是如此。再次，中越两国的艺术交流为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近代开始，中越两国的友谊就开始在这种艺术交流中加深。最后，中越两国近代的艺术交流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时期也没有停滞不前，这也反映了两国人民在文化上抵抗西方列强的同化，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本质。

在经济上中越两国已经受惠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两国互相取消了关税壁垒，经济上互动更加频繁，并且两国在商品方面有着很大的互补性，所以经济上的往来是双赢。经济上的交流必然会带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而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也会促进经济交流更加频繁，加强两国文化交流是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条件。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越两国在近代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优越的地理位置、频繁的民间交往，所以中越两国从近代开始在艺术上就有着很频繁的交流，对两国的艺术繁荣有着很大意义，也为日后两国的经济交流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两国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是两国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得到发扬。

参考文献

①何孝荣，《清代的中越文化交流》[J].《历史教学》，2001（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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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李未醉、苏前忠，《简论古代中越音乐交流》[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2（4）：35-37

④方晨明，《中越民族文化交流的一朵奇葩——越南歌筹》[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30-134

⑤卢浩贤、崇左，《打造中越文化交流与合作优质平台》[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5）：42-44

近代文化交流篇4

中图分类号：E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47-04

关于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了很多成果，就晚清时期而言，根据张海鹏教授的著作统计，从1979年到2000年之间，学术界共发表了有关晚清军事的学术论文628篇，出版学术论著173种。这些学术成果的领域涉及相当广泛，主要是有关晚清时期军事变革的背景原因、主要的内容、重大事件影响和重要人物研究，同时还包括变革模式和阶段的划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史料更加丰富，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在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历程中，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的研究已经有所发展，作为成果的论著与论文都不断涌现，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涉及中国近代军事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并且形成了很多研究重心和热点。本文主要是对于德国与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的学术成果进行回顾。

近代中德军事交流研究现状的整体评估

一

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形成的原因，目前散见于各种论著与论文之中，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开头部分为正铺垫，专门性的研究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的原因的论文笔者尚未见到。在乔伟所著，李喜所和刘晓琴译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一书中开篇就提到“正是出于对西方侵略者洋枪洋炮的武器装备的崇尚，为了挽救王朝统治，攘外安内，清政府开展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运动，并首先从变革军队的武器装备入手”，同时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军工产品的商品化要求在国内需求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又恰逢军事改革，自然成为以克虏伯为首的德国军火集团注意的目标”。施丢克尔所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里也写到德国公使为了推销军火，建议中国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显然首先要为推销德国的军备物资服务，但是想在德国一旦对法国或俄国（或对法、俄两国同时）作战的场合利用中国武力的想法，也未尝不起重要的作用”。皮明勇则认为“为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抵御列强侵略，清政府的“师夷”带有十分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即首先从军事上开始“师夷”……西方列强为了推销其军火产品，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影响，也积极地向清政府输出武器装备、军事人才、军事学术和制度”。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观点都与之相似。

就目前所见关于原因的论述，一是大多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目光仅局限于中德两国，缺乏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外交史料的支撑：二是分析的方法局限于军事领域，缺乏多学科知识的积累。笔者认为搞清楚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军事交流的原因，需要回答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近代中国对外军事交流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层次问题的回答，大多数学者是从各个方面论述近代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的，尤其是军事方面，只有少数学者深入下去，论述了近代中国在哪些军事领域落后于西方，例如武器、军制等，但是这大多数从战争失败的角度论述的。从现代军事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第二层次，近代中国的军事交流为何以德国为中心。在这问题上，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于德国在军事上如何的强大，当时的中国如何的羡慕，我认为在此问题的研究中缺失了近代中国为何不与当时的英法等其他西方列强进行军事合作。总体来说，就是缺乏把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论述中德两国军事交流兴起的原因以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影响。

德国与近代中国军事交流的主要内容与过程，学术界形成了三方面研究重点，一是德式武器装备的引进；二是仿照德国军事教育体系的形成；三是仿制德国枪炮，发展本国军工。以下将分别概括：

近代文化交流篇5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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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交流篇6

在以“多元化时代的台湾美术”为主题的论坛上，李永萍作为嘉宾致辞。正如有人评价的那般，李永萍的语言风格“果断、明快、有魄力”，但作为一位曾创办并领导前卫艺术剧团达10年之久的文化人，谈起本次画展，她颇显动容。“两岸自20年前开始交流，近10年交流加速，突破了许多瓶颈，但这一展览是过去无法达成的事情”，她说，“两岸分隔60年，台湾美术的发展史正是我们观看两岸差异以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图像呈现”。

李永萍谈到，台湾文化杂糅了荷兰、日本、美国等多元文化，这是来自历史的烙印，但“台湾承袭中华文化是无法抛开的血缘联系”。“完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两岸的共同使命，而未来华人文化地位的崛起以及华人文化品牌的出现，还要寄希望于两岸的共同合作。”她认为，文化的创造力，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达到高峰。

“两岸的政治问题不管如何复杂，只要持续推进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交流越多，就越觉得两岸是一家人。”在这样的观念下，李永萍提出“文化再创造”的理念，即对原创文化的支持，以及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发掘。她也举例指出“文化创意”已成为台北人的生活态度与工作形态，台北市平均每5家企业中有2家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每年“文创”产值增幅超过6%。而两岸著名的文化创意产业案例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更可以寄希望于两岸合作，将传统艺术艺术融入民众的生活中，继而发扬光大。

倪再沁：本次画展只是一个开端

在前来参加“美丽台湾”展览的艺术家中，倪再沁是比较特别的一位。简约的衣着，云淡风轻的神情，看上去很像一位颇具风骨的学者。诚然，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的倪再沁，不仅在美术系担任教职，还长期从事文学与美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身兼专业评论家、艺术家、教育者、艺术史学者、行政者等多重身份，使得倪再沁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仅以美术的方式，还具有独到而深刻的文化视角。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展，但对本次画展，他却投以不同以往的期望，“交流，会起到借鉴、对照、促进的效果”，倪再沁说，“两岸一开始的交流都是制造业、经贸业，现在进入文化领域，可以让两岸一同思考在所谓的现代性、当代性的过程中存在哪些与我们的民族性、主体性不合的东西，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美术界的一些问题，也期待大陆美术界指出我们的盲点”。而两岸的交流最终要回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这个现实层面上。他不无痛心地谈到：“今天现代性、当代性基本上是西方的东西，游戏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艺术的规则也是。我们谈现代性是在他们的游戏规则里谈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这一点上，倪再沁敏锐地捕捉到了本次展览形式的特别。“这次的展览是同台湾民间的一次合作，这次的尝试是一个开端。”他快人快语地指出，虽然官方与民间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官方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拿出来的东西规格化、比较准确，但民间的东西差异性比较大，有时候可以达到特殊的效果。尽管有些时候也会有些不尽如人意，但不能过于求全责备”。

倪再沁也同时指出，目前的文化交流仍多以联谊活动为主，较少深入到学术层面。他对两岸文化艺术界未来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希望能从文化联谊走到更深层的思想性，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前进作用”。

朱为白：中国精神是最重要的主题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面对未来、国际，面对西方话语权，一定要握紧中国的感觉，否则人家不一定欣赏你，进行中华文化国际上的复兴是很重要的。”

在台湾画坛，作为一位无论是在材料与技法、观念与风格上都独树一帜的艺术家，朱为白的艺术可堪称与时代紧密相连。在他将近60年的创作历程中，他不仅只表现一种视觉形象，更着意于表现一种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艺术理念。

认真参观过展览，这位87岁的老艺术家满怀深情地说：“本次展览历史意义很大，通过它，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文化一百年来的演变，一个艺术发展的背景。虽然它经历了不同文化浸染，但最终导向了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两岸美术发展之中最重要的主题。”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艺术家，朱为自强调民族意识对艺术、乃至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自然地发自于每一个艺术家的内心，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艺术中。只有纯粹的超越于政治的艺术，才可以发展得更快，从台湾艺术的发展来看，有了现代的艺术，才有了时代的发展和后来台湾的起飞。”

朱为白认为艺术开拓是无限的，但艺术家内在的对于传统精神的传承，才会激发出艺术家更强的生命力。在这一方面，他表示两岸可以携手并进。“两岸可以相互学习，并加入个人体悟，在发展的方向上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精神理念，在两岸美术交流之下，发展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而精神的总指向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他格外强调艺术的创造性，“在我们那个年代里，不仅创造了自我的艺术理想，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对原创精神的开拓”，“艺术家一定要敏锐地感知当下时空的感受，将它与民族的精神、生活的环境、时代的演变及个人生命的成长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艺术真正的发展”。

廖仁义：找回两岸同胞相知相惜的情感

近代文化交流篇7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2] 兴越.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传播研究[D].复旦大学，2012.

近代文化交流篇8

在这些例子里头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不一定很成功的，上海土山湾文化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处于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土山湾孤儿院把一些孤儿收养来，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有长远的意义的。第一，使得很多的孤儿（有一些不是孤儿，是贫寒子弟），在这里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第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从一般的工匠到大师级的人才都培养出来了，这个我在看博物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第三，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的典范。职业教育现在对于各国，对于现在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前，职业教育是非常看不起的，很多的人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在土山湾的孤儿院的职业教育，对今天有现实意义。

近代文化交流篇9

此次中韩作曲家作品交流系列活动，是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以下简称“音乐学院”)加强国内外艺术交流、探索高层次学术研究、促进艺术教育改革及艺术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学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心准备和策划此次交流活动，目的不仅仅是加强两国音乐文化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开拓音乐学院的国际视野，通过与具有国际声望的音乐家的接触与沟通，推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发展，提升中国音乐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部级骨干音乐教师培训基地和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具有音乐学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完成了大批在国内有影响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十五”期间获得国际、国内各种奖项22项，举办大型学术活动10余场。音乐学院利用其良好的学术传统、资源优势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了音乐学科方面的大量专业人才。

此次中韩作曲家作品交流系列活动，正是音乐学院以创作和学术交流促进教学实践这一传统的延续和传承，是提升学院师生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杨青教授所说：“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一切优秀的音乐文化成果，更要积极地催生艺术品的生产，因为创作是音乐事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音乐学院也有责任为国家培养现代音乐的创作型人才。”

此次来参加中韩学术交流活动的代表团，是韩国现代音乐创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队伍，其中包括ISCM(国际现代音乐协会)韩国委员长、韩国作曲家协会副理事长陈圭英，庆熙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禹东熙，TACM音乐总监、郑律成国际音乐节组织委员李镇宇，韩国大邱现代音乐节总监、Modern Ensemble(韩国现代乐团)总监金釉梨等作曲家。他们都是TACM(三位作曲家音乐联盟)的成员，该联盟因最初是由韩国三位作曲家发起创立而得名，目前已有包括欧洲在内的15位优秀作曲家加盟，是享誉世界的国际性音乐组织，因此系列活动是音乐学院一次高层次、高水准的跨国学术交流活动，而且双方的交流合作还将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心灵的震撼――音乐盛宴 匠心独具

4月21日晚，中韩作曲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中韩作曲家作品音乐会在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

音乐会首先由韩国现代乐团演绎了韩国作曲家李镇宇教授的作品《为女高音和5位演奏员而作》、陈圭英教授的作品《归乡》、禹东熙教授的作品《SORI――为大提琴而作》和中国作曲家姚恒璐教授的作品《双磬》。随后，音乐学院乐队演奏了中国作曲家张大龙教授的《探戈》、尹铁良教授的作品《辞章四阕》、周雪石教授的《山韵》和胡艺芳博士的《菩萨蛮》。

这些作品吸收了民族传统音乐的精华，并大胆运用现代音乐元素，因此演出不同于以往音乐会的古典浪漫，而是富有想象、天马行空的视听效果。

整场音乐会演奏的曲目都是中韩两国作曲家近期创作的作品，其中有三首作曲家的作品是世界首演。两国作曲家们用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倾诉了内心的思绪，诠释了对现代音乐的理解。此外，两国作曲家共有的文化传统，还使这场音乐会既充满着古老的亚洲文化乐韵，又展现出当代东方音乐的崭新风貌。

交流的延续――借鉴和推广同行 传承与发展并重

除了交流音乐会，李镇宇、全商直、金釉梨等三位教授还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李镇宇演讲的题目是《音乐的旅程》，他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旅程，以及在学习现代音乐创作中，由开始的抵触到后来的接受，再到慢慢被现代音乐所感动的过程，并用实例向同学们展示了现代音乐的迷人魅力。接着，全商直在题为《我的作品世界》的讲座中，用高科技手段介绍音色搭配在创作中的作用，使学生们从视听两方面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最后，金釉梨教授简明直观地概括了现代作曲家们最通用的记谱法。

在“中韩作曲家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上，与会的韩国作曲家认为，亚洲文化有别于欧洲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全盘接纳西洋音乐就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亚洲作曲家应立足民族传统和本国音乐特质，以包容的态度创作音乐，寻找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精髓。为了寻找这个同宗同源但已发展为各具特色的“文化”，两国的作曲家通过各自的新作和西洋优秀的音乐作品进行此次交流，增进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两国作曲家希望将这种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关系长期延续下去，为确立亚洲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做出各自的贡献。

近代文化交流篇10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文化现象，近代以来的传播与交流更是蔚为壮观。但由于种种原因，"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论调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却长期未能得到正确认识。

反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却不难发现：16--18世纪这一中西关系史上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时期的东西方完全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倾慕成为其时代特征。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中国的热潮。基于此，笔者试从欧洲"中国热"入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欧洲的传播和在欧洲近代转型中的作用。

一、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背景分析

近代欧洲"中国热"的出现有其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首先，西方有着美化和向往中国的传统。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期已出现萌芽。古希腊时，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人"（即丝国人），传说"赛里斯人身高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与河马相近，故万箭不能入"【1】，中国人此时被神化为半人半仙的形象。在古罗马时代，双方已有了间接的商业往来。中国的丝绸辗转到了古罗马，一时间罗马人竞相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中国给罗马人造成了富庶、强大的印象。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的流行，则更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热情和向往。书中将中国描写为一个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中国的繁荣和强大令无数欧洲人为之疯狂和着迷。西方人对中国的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其次，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中西文化交流虽由来已久，但16世纪末以前双方交流大都停留在器物层面。直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交流才迈上一个新台阶。传教士中最有成就的当属利玛窦。他的"合儒补儒"政策要求入华耶稣会士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历史，掌握儒家经典，这为后来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有人称"利玛窦之入中国，实开中西交通之新纪元。"【2】

其间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事件--礼仪之争。这场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结果使中西方上层的冲突逐渐白热化。最终传教士被禁止来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也因此受阻。礼仪之争虽在中国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在欧洲情况却截然不同。争论期间，各派传教士为给自己做辩护，写了大量报告、书信、著作，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结果，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大增加了，一时间谈论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可以说"在17及18世纪中，耶稣会士是沟通欧洲与远东文化的桥梁"【3】。

再次，新兴资产阶级制度变革的思想需求。

当时欧洲正处于广泛要求时代变革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从新的理论和文化中寻找变革的方向。这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异质文化的广泛输入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

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和基督教神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桎梏。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推翻贵族特权和教会神学的黑暗统治。在强烈的变革呼声下，中国这一没有世袭贵族和教会特权，崇尚道德和世俗理性的古老帝国自然成为欧洲关注和借鉴的对象。"中国热"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顺应欧洲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

二．"中国热"的表现

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本意在于推动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结果却将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儒学文明传入欧洲，使中世纪神学权威受到冲击，继而掀起一个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这的确可谓是历史的讽刺。但无论其初衷为何，欧洲"中国热"却是强烈持久和广泛的。

"中国热"出现的最初媒介是传教士们带回来的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书信和译著。这时期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风行于欧洲各国，其数量之巨、受欢迎程度之深，在欧洲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热"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建筑艺术、文学等各领域。中国传统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在欧洲仍红极一时，收藏中国器具、艺术品成为一种时尚；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也在欧洲流行。优雅、精巧、自然、多样、非对称性等成为当时欧洲建筑的风尚，"洛可可"风格建筑就有典型的中国特点；在文学上，当时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受欢迎，一部部具有东方情趣的书在欧洲十分畅销。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近代转型中的作用

社会或时代的转型，是人类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它涉及到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如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等的巨大转变。16到18世纪正是欧洲由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欧洲，经思想家们的部分取舍加工后恰如一剂催化剂，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对近代欧洲转型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以四大发明为首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向外传播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欧在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首先得益于中国的物质文明。恰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描述的："火药、罗盘、印刷术--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国的纺织、造船技术、生产井盐的深钻技术、风筝等在欧洲的传播，对欧洲科学家以及近代技术发展无不富有启迪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成为欧洲近代民主思想的来源

在政治转型方面，欧洲实现了从封建贵族统治向近代民主政体的转变。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西方民主源于欧洲，并热衷于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民主。其实，西方民主在孕育和诞生过程中就已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因素。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仁政、德治、民贵君轻、民为国本等思想传至欧洲后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来源。孙中山在其《民 族主义》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主哲学"......在真正的政治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

在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眼中，中国政府合理而有效，中国的皇帝开明而睿智。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中国以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办法也都备受欧洲人的欣赏。中国的这一切与官位世袭、贵族特权强大的欧洲截然相反，很自然便成为欧启蒙者学习宣传的对象，成为他们改革的思想武器。当时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许多著名思想家是都受到中国启发而极力推崇开明专制统治模式的。当然孔子的政治哲学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其中的民主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文化对近代欧洲民主政治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3、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转型方面，此时欧洲正处于以反对宗教神权，提倡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启蒙运动兴起之时。在中世纪，基督教长期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社会习俗乃至私人生活都由宗教教规来规范。基督教宣扬，上帝的启示是道德的唯一源泉，只有信仰上帝，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得到拯救。但当传教士把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欧洲后，欧洲思想界为之震撼了。中国是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伟大的成就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动摇了《圣经》和天主教的权威，打破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儒家尚"仁义"、"德治"，重现实，重伦理，其所充满的理性精神和自然神特征恰冲出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樊笼，与欧洲启蒙思想不谋而合。许多启蒙思想家为此深受启发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也因此成为启蒙思想家手中反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武器。

此外，西方古典哲学、政治经济思想以及公有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哲学、重农思想以及孔子的大同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因其与西方元素或互补或相似等特质，由传教士传到西方后都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方方面面的。这对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起到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当然，我们要理性地看待那一时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不能过分夸大中国文化的作用，更不能陷入"中国文化中心论"的泥潭。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欧洲思想文化中的新时代因素并非完全等同，甚至有很大差别。它是当时欧洲思想家们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认识结构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解释和再创造后才被"接收"和"消化"的。实际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读"和"偏见"。但也正是这种"误读"和"偏见"，才使中国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欧洲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论对继承固有文化还是吸收外来文化也都应做理性的选择，吸收合理因素摒弃过时和腐朽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萃发扬光大，也才能使中国文化历久弥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参考文献：

近代文化交流篇11

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在沪举办

由上海美协与日本昭和美术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日前在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举办，展览共展出86件作品，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美协各组织43件作品参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两地美术家在多元化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在沪期间，昭和美术代表团一行21人还前往江苏同里、南京等地写生采风，并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颁发了日本昭和美术会名誉理事聘书。早在1984年，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确立了联展互访的友好伙伴关系，形成长期友好交流展示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中日的文化交流。此后的20多年里，两地的美术家频频进行友好互访，多次举办了联合画展。

“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圆满闭幕

由上海市摄协主办、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圆满闭幕。本届青年大展是上海市摄协倾力打造的又一品牌项目，旨在发掘和培养上海摄影人才。本届青年大展参展对象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青年”定义年龄的14―34岁，并且是在沪居住和工作的、沪籍的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和业余青年摄影人。展出的纪录类和非纪录类41组作品是从投稿者千余幅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展览的优秀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摄影的水准，体现了上海摄影后续人才的可塑性。为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机制，本届青年大展在开展过程中相继推出了为扶持青年摄影后续人才的导师模式与探索新的运作机制的策展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另外，市摄协还积极与沪上著名画廊机构战略合作，在运作将青年大展的优秀作品进入艺术品市场。

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近代文化交流篇12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47-03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的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

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代农民工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农民工在近代的历史存在，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不可谓不是农民工研究的一大缺陷。池子华教授所著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动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无疑不是弥补了这一缺憾。

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只有把农民工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搞清楚它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作为第一部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性著作，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填补了农民工研究的一项空白，这就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一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是池子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与社会变迁――以近代苏南为中心”的最终成果。该书一共13章，36万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论述了农民工的历史价值。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首先，作者对农民工产生的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处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新的经济因素不断增长，近代工业大量的兴起，城市的近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农村社会受其影响不断发生裂变，大批量的农民逐渐走出封闭的农村，走向繁华的城市，开始了务工经商，也由此形成了近代社会的打工群体。可以这么说，近代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他们的出现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影响。

其次，作者在第二章里分析了近代农民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民工潮，是因为多种因素的“合力”所致，有内在的社会结构性原因，有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原因，有乡村经济转型的隐痛，有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近代化的吸引，还有城乡经济位差的现实存在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合力使近代中国民工潮潮起潮落。

其三，探讨流民的“流（向）”与“（职）业”。作者对农民工的流向与职业进行了具体的结构性考察，不仅考察了他们的空间位移，更重要的是具体地考察了他们的“职业流向”，也就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作者在第三章里，一开始对农村的离村现象进行了量化考察。在随后的章节中，他又细致的分析了流民的职业流向，由于进城农民素质构成难以适应城市化对“现代人”的要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在职业选择上被脏、累、差、险以及“低贱”职业所选择而不得不居于社会下层。作者通过对这些谋生方式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看似可以自由的选择职业，但是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往往是迫于生计，职业选择民工的现象更为普遍。在书中，作者还专门对“打工妹”现象的出现、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空间与职业流向进行专门研究。

其四，全面展现了农民工生活的状况。文中第八章，以劳资冲突为切入口，考察了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第九、十两章则以农民工的衣食住行、文娱为视角，考察了农民工的物质、精神生活及其生活方式。

其五，揭示了农民工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者对此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作者认为，作为农民工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其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复杂多元的，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不能一概而论。作者在第十一章里指出了，流民入城对于城市近代化有推动作用，同时又对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不充分以及城市化过度，根本无法吸收滚滚而来的民工大军，而引发的“城市病”综合症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在第十二章里，作者对农民工与乡村社会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仔细分析，既考察了苏南农村社会变迁的农民工“激素”，有对其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作出了客观的评析。

其六，农民工问题的调节与控制。作者认为产生农民工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那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而且应该“对症下药”。作者在专著的最后一章里，详细介绍了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三种学术流派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措施。对这些措施的利弊，具体实施的成效，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认为，对于这些理论，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未能行得通，但还是有不少合理的内核，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二

作为我国研究流民史的专家，池子华教授也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所以在某种角度上，《农民工与社会变迁》一书可以视为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研究，也可以说此书是作者多年学术积淀的结晶。该书继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等专著的思想和写作风格，同时该书特点鲜明，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

首先，学科交叉的理论体系。专著力图打破“科际”壁垒，尝试进行跨学科研究。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本书虽以社会史为基础切入视角，但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统计学、文化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交叉研究，力求多层次、多角度对近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动静结合，从而使社会史在近代农民工问题上呈现出一门动态，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使得本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有很强的可读性。与此同时，作者在考察民工群体时，还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苏南地区）研究结合起来，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结合起来，理论研究与方案措施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现实衔接起来，从而架起通向未来的桥梁，达到了鉴史资治的目的。这就使得本书集深度与广度为一体，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时代的价值。

其次，多角度的深度透视。作者在考察近代民工潮现象时，并没有单纯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而是运用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方法与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求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

其三，丰富的资料。众所周知，对于流民史的研究，收集资料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工程，其多少和准确性更是一个关键，这是基础，决定着之后的一切结论。一丝的差错就会令结论谬之千里，而作者池子华先生无疑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这也是此书给我的一个很深印象。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占有翔实的资料，从档案到报刊，从官修正史到民间歌谣，旁征博引，作者用功之勤，可见一斑！

其四，论点明确，予人启迪。作者通过潜心研究，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深邃见解，给予了读者诸多启发。例如，农民工进城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指出，农民工涌入城市，无疑是促进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对于这种人口变动，自近代以来就褒贬不一，其中民工进城的“病态观”，差不多成为一般人的共识，而对其“常态”或正效应的一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农民工的“城市集中”，应该说对近代中国社会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农民工的蜂拥而至，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自身的人际交往范围也有所扩大，他们受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们的思想行为越来越远离传统而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的“回流”把城市文明又输入到乡村，给封闭的农村带来新鲜的空气，家族散之四方，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在此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了，并在中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农村推力强劲而城市近代工商业发展不充分，使得城市根本无法吸收汹涌澎湃的民工潮，由此引发了“棚户区”现象的普遍化，城市供应的紧张，交通拥挤，物价飞涨，城市就业困难失业率高，劳工待遇恶劣，城市技术革新停滞，社会治安状况堪忧等多种“城市病”。这些论点，符合实际情况。

其五，时代价值。在书中，池子华先生提到，民工聚城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即可以加速城市发展的进程，又给城市带来难以承受的“城市病”。放眼当代，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民工潮汹涌澎湃，社会矛盾凸显。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以苏南这一典型地区为中心，对近代农民工进行历史考察，汲取历史上对于农民工调节与控制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解决当代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金无足赤一般，该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如本书仅以苏南为中心进行典型性研究，尽管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结合起来，但比较研究不足。倘能对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性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并与苏南农民工进行比较，当会使本书更具学术价值。尽管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作为第一部以近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性著作，它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书中提出的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给我们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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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3〕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4〕朱建春，叶继红.农民工历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述评[J].苏州大学学报，2007，（3）：128-129.

〔5〕池子华.城市视点：近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构成研究[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3）：107-111.

〔6〕池子华.论近代中国农民进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J].历史学研究，2005，（3）：153―160.

〔7〕马陵合.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J].学术月刊，2003，（11）：55―61.

〔8〕池子华.近代城市化与农民工社会形象的“适应性”塑造[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1）：103―105.

〔9〕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的生成――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2）：118-123.

〔10〕员智凯，孙祥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J].西北大学学报，2010，（6）：14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