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1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2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礼貌准则相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二者的共性即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礼貌原则的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都努力变得更加礼貌起来，都渴求自己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在承认礼貌普遍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其相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国家和，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社会、、人文、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礼貌原则的运用和侧重有所不同。

[1]

1．贬己尊人准则与谦虚准则

谦虚准则相当于中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以贬己来抬别人，指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然而汉英礼貌原则由于产生于不同的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语用研究中，对于同样的礼貌现象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反应。在汉文化中，贬己尊人准则是核心。在谈到自己或和自己有关的事的时候要“贬”要“谦”，而谈到听者或者和听者有关的事的时候就要“抬”要“尊”。“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是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饭请海涵”、“鄙人拙见”、“不敢当”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西方的人们馈赠礼物时，会直接表达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得到对方喜欢、欣赏的希望，如“Ithinkit Ubeuse 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礼貌，接受者会当场打开礼物表达自己的喜爱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说“anky0u”，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符合礼貌准则。中国人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以示自谦。如“哪里，哪里”、“不敢当”、“我做的还不够好”等。而这种答辞在英美文化中却被看作是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对方不讲礼貌。因此如果按汉语思维习惯与西方人交流，则必定会造成交际失败。

2．称呼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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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上下有异，长幼有序”的观念在称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使用称呼语时应考虑听话人的职业职务、年龄、性别、谈话场合以及同谈话人的关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刘老师”、“张经理”、“李医生等。并且人们非常重视用自称和他称来体现礼貌。如他称：贵姓、高见、大作等；自称：鄙人、卑职、拙见等。而英美中的称谓模式主要是称谓词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为Gates，名为BiU应称其为Mr．Gates。文化中所讲究的“长幼尊卑贵贱”之分在家庭内部也有充分体现。在家庭成员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辈分的称呼语。若直呼姓名则认为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中无论地位和职位高低，人们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辈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这体现了朋友式的亲密关系。另外，汉语的称呼中经常出现“老”字，因为“老”是经验和知识的象征。“老司树’、“老爷爷”、“赵老”等称呼体现了对年长者的尊重。这在西方是无礼的，人们无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为这意味着“孤独、痛苦、成为负担”。他们不愿意用“老”这个词，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价值差异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长期以来提倡“礼”的精神思想。“礼”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个重要组成部分。“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上，这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中国人使用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维系人际关系，形成和谐。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语言来表现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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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观差异

西方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他们认为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适合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汉人非常重视以及参与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因此，不断给宴请的客人夹菜以表示热情，叮嘱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时吃以表示关心等等在汉文化中是礼貌的表现，但在文化中却被看作是侵犯个人自主的行为。

3．语言间接程度差异

在交际中人们并非总是在句法或词汇上直截了当地表明说话者的意图，而是让听话者去意会其深层的寓义即“言外之意”(i呷licatlⅡ℃)。语言使用中的这种“拐弯抹角”的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现象(indirecⅡess)，它普遍存在于语言中，具有共性，但每一种语言又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一般说来，礼貌程度与话语的间接程度成正比，话语越间接，语气就越委婉，给听话人留的余地就越大。正如【eech所说，我们可以保持同一命题的内容，而只须增加这个命题言语行为的间接性，便可以使该命题越来越礼貌。但是我们不能一概以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来确定话语的礼貌程度，因为中西方在直率的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英语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因此交际双方不论在批评、邀请、馈赠或拒绝时，一般都直截了当。他们的语言直接、直率、肯定。言文化是高语境文化，人们往往使用间接的、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当中国人想说“不”而不表示“不”时，或受到赞誉却不直接接受时，西方人迷惑不解。正是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增加了中西方人际交往的困难。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3

本书在体系建构做了有益的尝试：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经纬交错、历时梳理与共时比较错落有致。本书宏观结构呈现——总分的放射性结构。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总体论述了中西文化精神，而这正是中西文学价值观比较的前提。然后以第一章为中心，以功利、教化、真实、审美、心灵这五个维度的比较并列射出随后五章的内容，构成本书五个主要的论域。对于这种结构作者强调“这五个维度的分别只是为了理论阐释的方便而做出的区分，在具体的理论语境中，它们往往有很强烈互补性与互文性，且都最终指向人的心灵，致力于理想的人的生命境界的构建，从而形成了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动态系统。”[1]P9这个动态系统横贯中西，纵穿古今，让人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追问文学的价值和思考人生的意义。本书各章的结构都遵循体-面-线-点纵深推进结构。首先，中西比较之“体”都被平铺到中西文学价值观这两个“面”上，每个“面”都有自身的纵线，旨在由古及今历时梳理演变路径，横线沟通中西两个“面”旨在中西价值观念共时之比较。纵线是由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价值观念论述的“点”串联而成，横线都是由两个点构成，即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交集点和分歧点。呈现经纬交错但清晰有序的网状结构。其次，中国文论这个“面”的纵线的开端追溯到几千年前有文字记载的源头，以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宋、元、明、清顺序依次而下，但终端限制在辛亥革命之前。因为“只有把范围限制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大规模冲撞和融合之前，才能从一个比较纯粹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在梳理中，对同时代的无论是儒道主流文化，还是一些非主流的思想学派这些“点”，作者都进行了细致地剖析，发掘了丰富而多维的价值观思想。但在西方文论这个“面”的开端追溯到西方哲学思想的源头古希腊罗马，依次涵盖了历史各时期，直达现代的终端，力图全面地呈现西方文学价值观的真实面目。最后，各章纵线和横线的数目不等。纵线的数量表示在本章维度上梳理文学价值观的层面数目，横线数量代表横向比较及结论归纳的次数。

二、方法意义

本书采用多项式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都分别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比较，分析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价值理论，在连类举似、充类至尽、集思综断下得出坚实的结论。通过比较，不仅寻求到中西文学价值观的共性也发现了两者突出的个性。以本书第三章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教化之维为例，“教化说”和“净化说”分别属于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道德价值目的的不同表述。首先，作者梳理了中国教化观念古今的演变；然后，作者梳理了西方的净化理论；最后，在对教化和净化理论进行纵向梳理后，又通过横向比较归纳出二者的同异。两种理论在文学的教育维度上价值指向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价值功用：从社会层面讲，文学有利于理想国家的政治统治；从个人层面讲，文学有助于理想道德人格的塑造。两种理论的文化差异在于：儒家的“诗教”理论更注重对文学道德意义的强调；而西方更倾向于通过诗来宣泄情感、疏导欲望、净化心灵来获得道德意义。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中西“教化”与“净化”理论各自的历史演进与彼此同异有了清晰的认知。以点窥面，本书所有章节都立足于跨文化比较的视野，通过列举大量的例证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比较，得出坚实的结论。本书不仅解读了“真”“善”“美”“自由”“超越”等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以功利、教化、真实、审美、心灵这五个维度梳理了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历史演变和生成语境，彰显了致力于理想生命境界之构建的精神价值本质，探求了可资当代文学研究借鉴的理论资源。本书纵穿古今，横贯东西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厄尔迈纳曾呼吁比较文学应该具有一种真正的跨文化的视野，并且援引“灯塔下面是黑暗”这句谚语说明只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另一座灯塔来照亮自己，而“中国的灯塔则可能给美国的研究带来光明。”[3]P36同样，西方的灯塔也会给中国的研究带来光明。这本书同时点亮了中国和西方的灯塔，并在彼此的异彩纷呈和交相辉映中使文学的星空更加璀璨。刘象愚认为：“对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果实……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批评观念限于某些文化传统，某些观念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本书正是如此，首先，通过在理论层次上的比较，寻求到中西文学价值观共同的理论模式。例如本书第六章论述到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在心灵之维德第一个层面即文学的心灵平衡与宣泄功能上是极为一致的，无论是中国的“发愤著书”还是西方的“愤怒出诗句”都体现了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实现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愿望，以诗文的形式表达自我生命的价值和获得情感的满足。其次，本书还发掘了属于中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学价值观念。例如本书第四章论述中西传统价值观真实之维时，作者指出尽管真实是中西传统文学价值观对于文学的共同要求，但双方在“真”的维度上不仅有交集，还各有显著不同的侧重点：中西文学的逻辑起点有“本于心”和“本于物”之区别；在价值取向上有“情真”和“事真”之不同；在意境创造上有“虚实相生”与“逼近自然”之异等。中西文学价值观在汇集中虽会有交融，但更会有碰撞。在碰撞中会更加加深对双方各自特点的理解。如果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唯有在跨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里，通过对比才能使双方各自的特点更为清晰。恰如王向远所说：“即使通过比较不容易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学‘通律’，但可以通过比较，来发表、表达现代学者个人对文学问题或其他文化问题的看法，或者通过比较来加深对中西文论某些侧面、某些特点的理解和认识。”[5]P186综上所述，本书正是通过对中西价值观多维度地深入比较分析，不仅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和西方传统价值观的体系特征，而且通过求同存异，致力于建构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多元的文学价值理论，彰显了比较诗学的重要意义。此书之所以彰显了比较诗学的重要意义，是因为研究者有广阔的视野、国际的角度、比较的自觉意识、关键的是能超脱本民族文化体系的模子，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探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并且在探讨中，“考虑到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在信仰、自尊、偏见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差异，力求跨越历史、跨越文化、去探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征和性质、批评的观念和标准，否则，我们便不应从整体上去谈文学，而只能谈孤立分散的种种文学，不应当从总体去谈批评，而只能谈孤立分散的种种批评。”也正因如此，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爱金伯勒教授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预言：“比较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比较诗学。”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4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5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6

参考文献：

[1]吴友富，张梅芳.西方节日与文化背景知识[J].外语电化教学，1997(3).

[2]倪大听.美国的节日文化[J].世界文化，1998(3).

[3]傅德岷.中国八大传统节日[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AnthonyFA.Thebookoftheyear：abriefhistoryofourseasonalholidays[M].USA：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5]郭贵丽，张立玉．中西方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8)：55—58

附1:中西节日文化比较

参考文献：

[1]吴克礼.文化学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5

[2]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4

[3]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5

[4]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1

[5]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

[6]《圣经·创世纪》1：29-30

[7]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4

[8]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8222691.html

附2：节日文化：中西比较及其启示

[1]赵凤玲.比较文化视域下的节日文化论略[J].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总第5期，P178.

[2]郭贵丽，张丽玉.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年8月，第32卷第8期，P156.

[3]李蜜.中西方重大节日对比研究[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21卷第3期，P77.

[4]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P63.

[5]房泽庆.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D].2008年10月，P47.

[6]房泽庆.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D].2008年10月，P34-36.

[7]赵东玉.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P196.

[8]赵凤玲.比较文化视域下的节日文化论略[J].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总第5期，P177.

[9]断裂、整合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DB/OL].

http：//gmw.cn/content/2005-03/09/content_192467.htm

[10]张承平，万伟珊.文化的普适与包容——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月，第17卷第4期，P69.

附3：中西传统节日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宋科.浅议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海外英语.2011（02）

[2]罗红.中西文化差异对英汉习语的影响[J].琼州学院学报.2010（04）

[3]赵爱华.从中英文动物比喻的不同看中西文化差异[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3）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56

西方文化概论课作为通识课开设，与作为基础主干课在对外汉语专业开设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由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外文化类的知识和能力中，与“外”相关的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其重要途径来源于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

1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5 课程测试

本课程测试的重点是西方文化本体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上，考核方式可以把多种方式相结合，期末考试仍然以闭卷考试为主，通过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分析和论述等多种题型对学生基本知识点的识记和文化现象的分析能力进行考查，约占总评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可以通过课程论文、调查报告、课堂表现等成绩来综合评定。

本文仅就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一些较为浅显的认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思考，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8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又影响着西方学者,打破了荷兰学者佛克马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西方)观点。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着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在传播到东方不同的国度内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由此消解了西方理论的“霸权”色彩,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走向世界,直接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王晓平从亚洲同质文化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着手,对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展开了研究。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对中日文学交流的断代史作出了系统描述,具有拓荒性意义。其《佛典?志怪?物语》一书,则以六朝至隋唐的志怪小说为抓点,追溯中印文学中的佛典关系,并考察其在日本物语中的投射。王晓平特别注重从接受的角度研究三个国家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从而梳理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因缘关系。在《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人合着)一书中,审视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接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西方“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系统性总结;结合俄苏汉学研究,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流传的轨迹。有意识地对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发展作了开掘性的探索,与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观点形成了呼应,为比较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孟昭毅主张世界文化交流中要突出“东方”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强调既对过去西方中心论作反拨与突破,也有意识避免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要善于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力求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樊篱,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不仅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而且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9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10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在阐述中国文化的时候，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作了大量的比较，通过比较得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并且中国文化往往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而这种观念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在某种程度上错误的解读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当然，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在当今这个时代看来似乎有失偏颇，但若是作为钱穆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来看，这个观点有极大的价值，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新的希望。

一、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

钱穆先生大体上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上来理解中国与西方文化各自的本质的，故而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性有以下两点：

1.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中国文化具有独特性。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①钱穆先生从一开始便将文化分成了三种不同类型，每个文化都有其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三种文化再往下归类，又可分为两类，即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很显然，中国是农耕文化的代表，而西方成为了商业文化的典型，游牧文化分布于前两者的周边。随后钱穆先生又讲到“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②，进一步将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分离开来。

从西方文化的总体发展历程来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日耳曼诸民族，最终到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是不断的出现新的转变的状态;而中国文化中各个朝代的兴替，是一个旧的沿袭的过程。但是中国仅仅只是农耕文化之中的一员，所以钱穆先生接着说“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③。从地理背景的角度上分析，第一，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均产生于相对较小的地区内，唯独中国产生于一个大的地区内。第二，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各条支流附近的三角地带，称之为“河文化”，相比之下，其余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均发源于简单的水系。所以钱穆先生又谈到“有的只有一个河流，一条水系……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但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都是很小的……其水系亦甚是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极复杂的。”④

通过上述归类，中国文化在农耕文化内部也被区别开来，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具有其独特性的观点在以上论述下已然成立。

2.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

“……古代小型农业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业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之唯一标准。”⑤钱穆先生首先论证了中国区别于其它三国而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并且相对于农业小国而言，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不仅如此，钱穆先生之后明确点明了“中国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也突显了中国文化之重要的地位。

上文也曾经提到过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理环境上的描述，中国文化发源于相对开阔的大面积平原上，水文结构复杂，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在气候环境和周边条件上，中国文化的生长发展却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使得中国民族在进行早期生产发展的同时又要对抗种种恶劣的状况，有利于形成一种独特的勤奋耐劳的民族精神，从而创造出一种更宏大的文化。

相较于之后而形成的西方文化，钱穆先生认定中国文化还是其根本与起源，“依西方人的看法，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永远应该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⑥而且说起文化的生命力与韧性，西方文化似乎也略逊一筹，所以有了“西方人看历史，根本是一个‘变动’……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一说。⑦

二、钱穆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意义

一般在看待某种思想的时候，除了用现在的价值观念来判断这个思想，还应该将这个思想放到当时的年代中去，还原它在那个时候所起到的作用、发挥的价值。所以在看待钱穆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时候也该如此。

近代中国各方面都遭到了强大西方的挑战，挑战中也蕴含着复兴之机遇。时人均存有振兴中华之理想，但西方文化同样也给予中国文化十分大的影响，“全盘西化说”盛行一时，各界人士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同时也全盘抛弃了中国文化。不得不说当时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激起了许多国人的信心，正当少年的钱穆先生内心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余英时也回忆过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曾多次向同学们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对他的影响。⑧

但是当时中国不会亡的历史依据却是个问题，如今总结来看，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淹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其二是主张西方文明东来说。⑨钱穆先生选择的无疑是前者。“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使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文化学之研究。”⑩这是钱穆先生在回忆自己走上研究文化史道路的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大体的治学方向与方法。

自，陈独秀、提出“民主”、“科学”以来，中国出现许多知识分子彻底的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与传统，直截了当的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对于中国文化能否在保持自身精神的情况下学习并融合西方文化，以及怎么样更好，更快的融合西方文化，钱穆先生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回答了这些问题，其中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例举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来论证中国文化不仅可以接受西方文化，还得以完美的纳西方文化中的进取面为己用。钱穆先生从研究中国文化本身出发，探求中国文化其内在的逻辑原理，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较之西方文化的冲突性，中国文化胜在调和性，调和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三、钱穆中西文化比较思想的不足

然钱穆先生之中国文化理念，无不由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皆是从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但是钱穆先生在做出某些论断时明显带有一定主观情绪，且很难让人苟同，“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乃必以自给自足的和平为目的。”在写这段的时候，相信钱穆先生是带着振兴我中华文化之意，想要唤起国人对我中国文化之信心，然而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被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外界，自给自足更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只能固步自封，止足不前，最终淘汰于世界诸民族之林。除了违反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总体趋势，这里已经充分的把其农耕文化优于游牧、商业两种文化的观点表达了出来。而现今的主流理念为各族

文化相互平等，并无优劣之分，钱穆先生将农耕、游牧、商业各文化分出高下之举，在今日看来也不甚妥当。

同时钱穆先生还在为近代中国文化之低靡找了原因，“在理论上，外倾型的观念，比较欠圆满，但是实践上，凭其战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临时的胜利，而终极则不免要失败。内倾型的文化，就理论讲，其观念似较圆满，但在实践上，和平而陷于软弱，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远景虽美，抵不住当前的狂风暴雨。”属于内倾型的中国文化在长远的考量上是具有优势的，只是在一时间陷入困境而已，此话虽然在当时属振兴中华之语，但是现今看来钱穆先生的思想却是变相否定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有夸大中国文化，贬低西方文化之感。

“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虽然从钱穆先生上述的话语中我们得知他似乎也是认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为平等关系的，但是从钱穆先生之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当中看来，他却是不自知地比较出了一个比之西方文化更具优越性的中国文化。

钱穆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可以说是揭示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说明了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文化之特性，他希望我们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特性，虽然他在论述中免不了的带有褒贬的色彩，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主观的感情因素，往往从儒家传统理论出发，对于中国文化当时的实际能力评价偏高，而对消极的影响不甚重视。但是对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心态是无可厚非的。这也可能是钱穆先生对于五四以来对于否定批判一切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逆反心理。总之，正如汪学群所说的那般：“指出他的错误不等于抹杀他对传统学术的贡献。”钱穆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2页。

②《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2页。

③《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4页。

④《中国文化史导论》，第4-5页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11

（一）从感性现象切入

师：下面请同学观看两段视频：视频（一）：西方拳击比赛；视频（二）：中国太极表演。（师生一起看视频）现在请同学们谈谈西方拳击和中国太极带给你怎样不同的感受。

生：西方拳击充满暴力，柔性缺失，刚性有余；中国太极柔中有刚，刚柔并济。

生：西方拳击视觉冲击力强，中国太极更能给人审美享受。

师：回答得很好，两位同学都能从现象出发，抓住事物的本质。

师：现在请大家阅读课文《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从文中或生活中找一找中国与西方还有哪些不同的文化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归类。

生：在绘画上不同。中国以水墨画为主，画面意境深远，西方以油彩画为主，富有色彩视觉冲击力。

生：在音乐与舞蹈上不同。中国古典音乐中透着一股柔美，西方霹雳摇滚现代感极强。

生：在建筑艺术上不同。中国方圆别致，西方庄严肃穆。

生：民间活动不同，西方表现出肉体的沉醉，擅长挑战生命极限，中国注重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二）追溯思维根源

师：这些是摆在作者以及更多人眼前的文化事实。作者针对中西诸多不同的文化现象，做出了怎样的理性分析？为什么中西方的文化现象会出现诸多不同之处？

生：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在宏观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并加以比较”。最后“在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西方文化在感性与理性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而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这是作者对产生中西文化现象不同的原因的高度概括。

师：你回答得很好。形成一个观点有一个复杂思维过程。从观点的雏形到观点的成立，往往需要自我不断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再现这个过程。但是，研究的视角，立论的大前提或者研究方法有必要予以交代。

（三）把握论证的有效性

师：另外，作者这个基本观点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作者让更多的人理解他的意思，他是如何做到的？

生：作者把文化资源比作“矿藏”，这样中国与西方都各自有“富矿”。西方的“富矿”在感性与理性的两极，中国的“富矿”在感性与理性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地方。通篇都采用比喻论证的说理方法。

师：这位同学讲得很到位。那么作者又是如何将这个问题论述透彻的？

生：作者立足于这个基本认识，在比较中从正反两面进行论证。针对西方感性生命和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作者先交待其存在的优势之后，再交待其弱点。针对中国，是先交待弱点，再强调其优点。

师：关于这一点，请大家在课文中画出表明论证过程的一些标志性词语。为什么作者不先交待西方的弱势后再阐明其优势，先交待中国的优势进而指明其弱势？又为什么作者不先交待中国的，再交待西方的。

生：这与作者的落脚点有关。按课文的行文思路，自然地推出了中国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为后文说明对待中国文化现象的态度做了铺垫。

（四）探明论述意图

师：作者为什么要引导读者密切关注中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生：首先要增进对西方与中国文化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西方文化固然有其强项，亦有其弱项；中国文化固然有其短处，亦有其长处。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健全。”其次，要重视并弘扬文化传统。

师：这就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把握住意图很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论述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主要针对“我们在文化问题上常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意在让更多的人增进对中西文化的正确认识，弘扬传统文化。

师：阅读以下文字。比较一下，看看你更倾向于谁的观点。

陈炎认为西方的艺术由于受理性冲动的影响而被科学化，或者由于感性冲动而被体育化，从而多少失去了艺术自身的特点。然而，王雷认为艺术本来就是内心思想和情感冲动的外化，没有冲动，何来艺术？陈炎认为西方的优点就在于两极体现在感性的冲动和理性的冲动上，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和精神的沉醉，而中方恰恰是两极薄弱，是理性与感性的交融。王雷则认为没有两极，何来中间？没有感性和理性的充分发育，怎么会有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交融？中国人既没有肉体的沉醉，又没有精神的沉醉，只有一堆在现实欲望中蠢蠢欲动和苦苦挣扎的肉体和精神的混合物。

生：两者都有道理，只是二者的角度不同。陈炎从历史的高度宏观地把握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大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王雷则从现实出发，立足于当下。

师：能够客观地分析问题，这一点你做得很好。

师：作者阐释任何一个观点都是有意图的。因此，作者在尽量充分占有感性事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做到观点正确，论证有力。基于一个基本事实，这是展开论证的大前提。观点从现象中来，再到现象中去，这是论证的基本思维过程。

【教学评议】

这节课论述类文本教学内容是明确的，教学方式是自由开放的；学生的能力训练点是正确的，学习活动是多边有效的。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考查：一是“教什么”“怎么教”“教得怎么样”。二是“学什么”“怎么学”“学得怎么样”。其中，“教什么”往往决定着“怎么教”和“教得怎么样”；“学什么”决定着“怎么学”和“学得怎么样”。

（一）教与学内容的确定。《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资源》这节课在围绕什么内容展开？很明显，整节课都在围绕“不同”二字展开，这个“不同”就是这节课的“课眼”。从教材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从标题到文本内容无不阐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的“不同”问题。这是教材内容。从教学角度来看，读懂并理解课文的核心内容是论述类文本阅读的重要任务。对论述类文本来说，中学生正确理解文本显得格外重要。出现理解上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由此来看，教学围绕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的“不同”推进课堂，是理解的前提，这些教学内容的确定是合理科学的。同时，这节课还在解决论述类文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为何不同，为什么要写它们之间的不同。这就是论述类文本论证的问题。这是课堂“教”与“学”内容的核心所在。教与学内容就是“航标”，先有了准确的“标”，这样，课堂教学就不会偏离航向。

关于“标”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作者写论述文的目的是什么。学者陈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表达他对中国和西方文化资源的看法，就这个问题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这就是对话。要有效对话，首先要做到观点明晰，其次是观点要站得住脚，即观点有效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怎么来的？是对中西文化现象以及文化资源等方面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得出来的。其次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教学论述文干什么用？学生要能读懂论述文，还要跟着学学怎样思考问题，怎样形成自己的观点和阐释自己的观点。

这节课“教”和“学”内容，按论述类文本形成的思维过程推进，由“现象”而“观点”再“结论”。这一点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这节课上这个思维过程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刻，还需要强化。

（二）教与学方法的选择。目前，论述类文本教与学为什么一直困扰着老师与学生？这与教与学方法的选择不当不无关系。合适的教与学方法应该达到两点要求：有效与有趣。这节课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

1.“问题式”教与学——“有效”。论述类文本教学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能解决问题。问题导向课堂的进展。这节课设置了一组递进有梯度的问题，形成一个问题链。问题式是适宜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的。写作论述类文本特别注重思维的逻辑性与推理性，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潜藏着自我提问的思维活动过程。论述类文本的阅读教学应该解决问题。本节课大致设计了以下几个中心问题：

西方拳击和中国太极的不同体现在哪里？（引导问）

你还能从文中或生活中找出哪些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现象？（推进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原因问）

作者认为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结论问）

比较陈炎和王雷的观点的不同，你赞成哪一个，说说理由？（探究问）

这一组问题按顺序推进，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从现象到本质。实际上这体现出了一种思维过程，或者说是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从现象出发，归纳总结，分析原因，形成观点，得出结论。这是由“感性”而“理性”的过程，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这与文章的行文思路又有所不同。文章是总说观点，再比较、例证，最后得出结论。

2.合理运用教学素材——“有趣”。教学从两段很具有吸引力的视频材料切入，这样，使抽象概括的社会科学论文轻松化，直观化。视频媒介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作为教学的跳板自然妥帖，如果在教学结束时能对视频材料再做个性化的深层次阐释，可能效果就更好。论点来自于现象，从根本上说要能解释现象。另外，教学中启发学生联系生活，从生活当中找材料，也能让学生学得轻松。这样拉近了论述文与人们实际生活间的距离，至少不会觉得这类文章面目可憎。还有，增加拓展问题，以别人的不同观点来引发学生对论述文本内容的质疑，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还能培养学生科学的探究意识。有不同观点，就容易形成思想的交锋，能够促进学生去思考问题。

3.教与学效果的验证。从“教”的效果来看，教师的教学思路清晰，集中火力解决问题。解决“不同点是哪些”“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怎么样”等问题。层次感、结构感、思维力都比较强。这种课堂教学的整体效果全由“不同”这个课眼来统领而形成。

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篇12

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核心就是绝对精神构成了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本源和基础，而构成的原则便是自由———“精神的自由并不仅是一种外于他物的自由，而是一种在他物中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自由之成为现实并非是由于在他物面前逃走，而是由于对他物的征服”[5]（P751）。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对世界精神发展的记载，而且以自由为尺度把世界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属于低级形态的是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自由(即君主,所以是专制主义的)；属于中间环节的是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贵族）；属于最高形态的是日耳曼民族，知道一切人绝对是自由的,即知道人类之为人类,应该由精神的自由程度来决定其最特殊的本性。除此之外，黑格尔还通过比较中国的道德、哲学、宗教、科学和社会制度等，在其理论框架内想象性地论证了中国文化中主体性和内在性的缺乏。不可否认，尽管我们看到黑格尔笔下的中国文化，确切地说已然只是他那包罗万象又严密深奥的思想体系的构成部分，但却因为将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整体地纳入了他的理论框架之中，使文化批判（针对中国文化）在达到了精神层面的深度的同时亦被涂抹上了一层令人神往的系统逻辑的理性色彩。因而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比较论述便可理解为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性胜利来放大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对，从而将文化竞争的潜台词变为合理的书写。

如果说黑格尔对文化竞争的隐喻还只是潜藏在精神意识的理性思辨之中，那么马克斯•韦伯却是通过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为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在西方产生的论据之一来完成他那著名的“韦伯命题”，现实地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竞争由黑格尔那合理的潜台词变成了一种裸的对峙。而韦伯的结论是：作为一种观念的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于是拥有新教伦理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然超越了缺乏独特的宗教伦理的中国，并且这种能够启力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的缺乏还加强了家产制国家结构及大家族对资本主义生成发展所造成的障碍。诚然，“韦伯的比较论同时是一种演化论：帝制中国和西方中世纪皆是传统式的社会，有传统式的支配（家产制）及其相应的伦理（‘法则伦理’与‘仪式伦理’），从而帝制中国的支配与宗教伦理的秩序之发展阶段便被等同成西方现代社会的支配与宗教伦理等秩序之发展阶段的前期，形成落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想象”[6]（P339）。以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特质的探究却在比较的视角里隐喻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竞争结果。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了，韦伯的论证不仅提供了探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特质的模式，同时也启示了解读中国文化特质的方式。所以，当对中国文化进行以竞争为指向的思考时，选择像韦伯“在中西之别中把握西方的特殊性才是其重心所寄”那样，以内化了竞争目的性的比较视角去分析中国文化的特性便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必然。

二、突显竞争的文化批判视角

对于西方世界的闯入，中国人在经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之后，虽曾一度以高呼要全盘西化的姿态屈从于西方文化的话语，但是仿效西方议会政体与民主政治而建立的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发生所显现的极度无能，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暴露出来的种种丑态，一种弥漫着悲观与失望的克制冷静终将中国人拉回到了理性的边缘———不可尽学西方，亦不能尽废传统。当然，也拉开了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战争序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清醒之后的中国人终于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之后，毅然选择“把目光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会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传统自由观念上”[7]（P23）。而且，“只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作为理想，并通过暴力革命成功地取得政权，建立了一套以党为核心的政治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其间虽有基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和实际需要而作的种种‘中国化’努力和随机性调整，但直到21世纪初，这一体制也依然有效地塑造着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6]（P244）。因而可以说，中国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当中所蕴含的历史深意已然指向了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如何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内在批判，继而启发构建同处于现代化场域中的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既定思路———如何从文化批判中寻找到竞争的突破口。马克思关于文化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文化受资本渗透控制后对人性的严重压抑的深刻揭露，并以揭示精神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未来前景来指明对资本主义文化发起抗争的导向：“人的能力是文化竞争力的本质”、“人的实践是文化竞争力的基础”、“人的交往是文化竞争力的直接动力”[8]（P31、32）。从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原点出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分别从意识形态和实践策略两个向度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以对启蒙思想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最为显著。首先，对于“启蒙何以成为批判的对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解释是：“启蒙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恰恰相反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这种理性的自反性最为极端的形式无疑就是法西斯主义”[9]（P320）。为此，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批判的矛头通过法西斯极权主义指向了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核，即“作为全部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理论基石（其实也是整个西方工业文明本质）的启蒙精神———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支配论和历史进步观”，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以来被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捧上了天的启蒙理性（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层逻辑支撑点），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地显现出自身具有的两重性质：即解放与奴役”[9]（P322、323）。于是，在进入到文化领域的反思时，阿多诺则直接将启蒙作为了文化工业之大众欺骗的特性的注脚———《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这种欺骗的实质被指认为启蒙自身的悖论———把自然从神话中解放出来，又以理性的名义剥夺掉了人身自然的权利———既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质，又催生了自由解放的幻象，因此大众文化便成为了一体化与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那种机械单质性、复制性、普遍性、一体化、标准化的批评正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10]（P45）。简言之，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来架构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关联，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如何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以后用来分析与批判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思想控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是陶东风所认为的法兰克福学派带给他的最大启示。

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充满思辨色彩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模式，葛兰西以实践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建构的霸权理论，则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抗争策略性地引向了争夺领导权的道路。“对葛兰西来说，研究实践哲学是为了在历史中将之实现出来，以促成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提升与自觉”，其理论指向在于“通过历史与思想史的批判考察，使大家超越常识、超越现有意识形态，在对常识与意识形态的前提性批判中，使自己走向更高的认识生活的形式，获得思想霸权，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改革”[11]（P112）。而葛兰西所提及的历史，主要是意大利文化与政治运动史，特别是对马基雅维利与克罗齐的批判思考。因此，形成于他的《狱中札记》一书中的霸权概念，是统一在其哲学理念和政治理念之中、并最终以文化霸权的实现为其理论的最高形态，且指明了以哲学上的自觉意识为归依的文化霸权建构必定以一场改变群众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文化战斗来完成，而战斗的过程便是在政党的统领下，由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出来的组织化的知识分子带领人民大众夺取技术和知识的领导权，以达到真正解构技术意识形态的目的，其竞争的意味已不言而喻。由此，“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讨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现了知识分子政治历史地位的自觉，而且开启了当代知识分子讨论的先河”[9]（P140），这对思考构建中国文化竞争力无疑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反思竞争的文化他者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