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体育论文篇1

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及问题解决思路

1.2、研究方法

（1）文献法。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2103篇参考文献；以“农村留守儿童体育教育”为关键词，检索到116篇，对以上资料文献进行分类筛选，分析与本研究相关性较高的文献资料，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访谈法。对部分过年返乡的家长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对体育锻炼的认识，走访部分农村小学了解学校的体育师资及体育器材。

（3）问卷调查法。以河南省濮阳市五个县级地区10所小学的1年级至5年级7-12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共发放400份，采用现场发放，学生现场填报问卷，当场回收，回收有效问卷为352份，有效率为88%。

（4）数理统计法。将文献资料和回收的调查问卷相关的数据量化指标，通过EXCEL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2、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锻炼行为

2.1、农村留守儿童业余时间安排

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比较单调，没有真正体会到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可以看出来：农村留守儿童业余时间安排表得知，位居第1位的是做家务，有25.28%的农村留守儿童在闲暇时间做家务；19.89%的农村留守儿童在闲暇时间学习；14.49%的农村留守儿童在闲暇时间看电视；这也称得上农村孩子的“三步曲”，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中的女孩子，排在第6位的是进行体育运动，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有1-2种属于自己的体育器材，女生大部分为毽子和跳绳，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运动种类比较少。

2.2、农村留守儿童对体育感兴趣程度

学生只有对体育运动感兴趣了，才有能有利于他们掌握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才能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显示出：有37.50%的农村留守儿童对体育感兴趣，这反映出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是喜欢体育活动的，也有少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对体育不感兴趣甚至是讨厌。在调查部分学校时，发现墙壁上粘贴的课程表，其中有一栏是（体育或科学），有学生反映说都不是按照课程表执行的，其实他们几乎都不上体育课，体育课大部分被其他老师占用或者上自习，没有专门的体育教师，上体育课时都是放羊式教学，女孩跳绳、跳皮筋。所以，学生不喜欢体育课与体育教师也有一定的关系。

2.3、家长对农村留守儿童参与

体育运动的态度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还没有认识到体育对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性，平均每年用于体育器材支出的费用也非常的有限。可以反映出：有62.5%的家长反对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运动，有88.07%的家长对农村留守儿童平均每年的用于体育支出的金额为少于49元。家长既然反对孩子进行体育锻炼，那么平均每年用于体育支出的金额也越少。当问及家长为什么持反对的态度时，家长们说进行体育锻炼浪费时间、耽误孩子的学习，这说明了62.5%的家长对于体育运动的作用了解还是甚少。

2.4、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

我们普遍认为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就是单纯娱乐，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调查显示，56.25%的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强身健体、22.73%的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娱乐身心，说明农村留守儿童对体育的锻炼健身意识较强。农村的学校的体育课程内容和教学设施还不能够满足学生对于体育锻炼的需求，教师的教学水平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学校的比赛而进行体育比赛的仅占1.70%，说明了仅有少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锻炼是被动的，应该提高他们对体育的认识，积极地进行体育锻炼。

2.5、农村留守儿童体育参与的方式

65.91%的农村留守儿童和伙伴一起玩耍，和同伴一起玩耍有助于增进同伴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有助于他们互相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于体育锻炼项目有多种了解，有助于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点，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也有27.27%的农村留守儿童是自己一个人玩耍，但是仅有6.82%的农村留儿童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参与体育锻炼，对于这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和家人的情感交流的方式多一些，监护人可以及时的感觉到孩子的错误倾向，便于及时的纠正和正确的引导。

2.6、业余时间经常从事的体育锻炼项目

从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锻炼的内容上看，男生和女生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别：农村留守儿童经常参与的体育锻炼项目人数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为：体育游戏、篮球、跳绳、跑步、羽毛球、乒乓球、足球、毽子、其他，男生经常参与的体育项目为体育游戏、跑步、篮球；女生经常参与的体育项目为跳绳、毽子、体育游戏；这几个体育运动项目对场地的要求不高，不需要太大的器材经费支出，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学校的经费不充足，受场地和器材的影响较大，绝大部分学生只有选择这种受约束力较小的体育运动项目。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外出务工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联系时间间隔较长，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监护人，体育意识淡薄，经费出少；

（2）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对体育都感兴趣，但体育教师没有通过体育课来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兴趣；

（3）农村留守儿童经常参与体育游戏、篮球、跳绳、跑步体育运动项目，体育器材和场地匮乏，平均每周锻炼次数和每天锻炼的时间不断呈下降的趋势。

3.2、建议

（1）学校的领导要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素质要全面进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发展；

（2）家长要支持孩子进行体育锻炼以及加大对孩子体育消费的支出；

儿童体育论文篇2

游戏时一种极为古老、极为普遍的活动。在在两千多年前，游戏在希腊已发展为大规模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胡伊青加一生著作颇多，其中《人：游戏者》一书是胡氏最奇特、最具有原创性的著作。胡氏以前的游戏研究，主要以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为主。而胡氏运用了文化――史学的研究思路对游戏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得出了别具一格的惊人结论，即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发展起来的。游戏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和人生的一项基本内容，乃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为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号召，我们应该加强重视青少年儿童的体育锻炼，在现在文明的冲击下，现代体育在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中占有较大优势，而我们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正在受到打击，土家族体育游戏也逐渐被世人淡漠，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家族传统体育游戏特别是儿童的体育游戏已经接近消失的边缘，介于此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本质特点，充分挖掘土家族儿童游戏资源，继承和发扬土家体育文化，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土家族儿童游戏的重视，并保护其传统文化价值，让土家族儿童游戏回到儿童世界中。

1.土家族儿童游戏的体育文化内涵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与习惯。”现代的较为普遍的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体育，作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种身体文化样式，是人体运动发展的产物。体育文化被认为是人们在从事体育、鉴赏体育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作为文化的一种，体育文化也是极其多样化的，体育文化现象也纷繁复杂地展现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历程时段、各个社会空间、各个文化维度中。从原始的石球游戏和飞石索到民代的各种武术器械，从原始的传习场所“大房子”到当今极具现代化的大型体育建筑，从单个的静坐、养生到集体成群的扭秧歌、从乡间田野走上大雅之堂，演绎成为城市人民美体健身的大众舞蹈，体育文化的身影无处不在。

2.儿童.游戏.文化

2.1 游戏―生命赐予人类最好的礼物

胡伊青加认为，游戏，比文化更古老，因为无论加以多少不充分的界定，文化总是以人类社会的存在为前提，而动物则无需人教它们也会游戏。[2]中国儿童游戏的发展虽源远流长，但历经千百年沧海桑田、风云变幻而艰难保留下来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游戏却在步入新千年之际，在信息文明背景下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带来的电子游戏面前，变的“自惭形移”。现有的传统游戏的研究更多的是持有一种“怜悯”“扶持”的心态，要求大家要重视、保护甚至是拯救传统游戏。

2.2游戏―土家儿童的梦想世界

游戏是儿童的生活方式。“儿童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Reality（现实的、现象的）的世界，另一个是Fantasy（美丽的、幻想的）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只有在童年时期才有如此纯真的、美丽的、自由的幻象世界。”[3]儿童在玩当中想象着自己的生活，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如过家家游戏，是儿童角色扮演游戏。我们小时候就在过家家中每个孩子扮演不同的身份，如家长，孩子还有同学。还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东西做家具和生活用品等，或者假设一个场景来表演等等。让儿童在游戏中扮演社会中的不同角色，不同的角色做的不同的事。这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儿童可以在游戏中体会到不同角色对自己的影响，还可以尝试的做平时不敢做的事和说的话。这类儿童游戏就是为儿童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让儿童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感受社会中不同角色的作用。

2.3游戏―土儿童内心的呼唤

现代世界是一个“功利”的世界，即人为物质所控制的世界，笔者理解的功利的世界是“无所不利，无所不欲”所有的欲望都来源于对物质的依赖，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的行为与思想都不受自身灵魂的控制。即使是玩游戏，也要心存愧疚、若有所失，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无聊，太“没用”了。所有游戏也正在变质，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游戏”，而在功利的驱使下，运动员不惜一切取得胜利，服用兴奋剂。还有足球中的“黑哨”“假球”等等，这些都让游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儿童生活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儿童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儿童不求功利，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走入社会，没有生存的压力。儿童的世界应该是玩水、堆雪人、躲猫猫、玩泥巴，这些在成人看来无聊又乏味的“无用”之事。孩子的世界是“附魅”的世界，是“游戏”的世界，是“真纯”的世界。

2.4游戏―土家族文化传承的最佳方式

游戏不仅孕育了文化，而且是传递文化的一种方式。通过游戏，人类得以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文化遗产。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美丽中国”美在山川，美在文化，美在历史，更美在人文――最美的人，美丽中国没有了最美中国人，如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徒具美丽外表，不具美丽生命。土家族长期以来从事农业生产，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逐渐培养了土家族的直爽、强悍、乐观、和豁达的民族性格，由于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土家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运动和游戏。主要有踢毽子、打陀螺、踩高跷、汤秋千、摇旱船等，具有传统性、集会性、节庆性、游艺性、风俗性、表演性等特点。[5]正如胡伊青加所说，是游戏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创造了人，影响了人。[6]同样，文化也创造了游戏，影响着游戏。游戏既与人的生物本能密不可分，也涵盖在文化之中。介于此，土家族体育文化可以通过土家族游戏得到发展并传承。

参考文献：

[1] [荷]J.胡伊青加，成穷译.人：游戏者[M]，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2007.8

儿童体育论文篇3

2结果

2．1研究对象

一般情况本研究中入选病例共56例，其中男35例，女21例；3～14岁，平均（6．59±3．41）岁，病程3个月～7．5年。其中Ⅱ级腺样体肥大7例（12．50％），Ⅲ级腺样体肥大36例（64．29％），Ⅳ级腺样体肥大13例（23．21％）。

2．2腺样体肥大程度与OSA18总评分相关关系

56例患儿OSA18总评分为53～115分，均数为79．65±24．13。对患儿生活质量影响：轻度有11例（19．64％），中度有30例（53．57％），重度有15例（26．79％）；80．36％的腺样体肥大患儿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中度＋重度）。OSA18总评分在腺样体各级分布情况：Ⅱ级腺样体组OSA18总评分分布分别为71．42％、14．29％、14．29％（轻～重）。Ⅲ级腺样体组分别为13．89％、72．22％、13．89％（轻～重）。Ⅳ级腺样体组分别为7．69％、23．08％、69．23％（轻～重）。三组总体比较差异显著（χ2＝30．496，P＜0．001）。OSA18总评分与腺样体大小进行Spearman相关性统计分析，腺样体大小与OSA18总评分相关系数r＝0．410（P＝0．002）。认为腺样体大小与OSA18总评分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2．3OSA18评分与PSG监测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

由表1可见，OSA18各维度与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index，AHI）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P＜0．01），除对监护人影响外，其余各维度与最低血氧饱和度（lowestoxygensaturation，LSaO2）亦存在相关关系（P＜0．05）。同时，图1、图2显示OSA18总体评分与AHI、LSaO2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P＜0．01）。图256例患儿OSA18总评分与LSaO2相关性分析散点图Fig．2CorrelationanalysisscatterplotofOSA18totalscoreandLSaO2in56children。

3讨论

儿童体育论文篇4

传统的道德教育往往只注重社会的要求，过分强调德育为社会服务，而忽视个体的需要，将个体看成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人们只是为了德育而德育，而基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满足了儿童发展的需要。个体有各种发展的需要，人因教育而成为人，因德育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每个人都有道德的需要，个体的道德需要与现有道德之间的矛盾是道德发生、发展的动力。儿童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个体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基本都是在儿童期形成的，儿童有获得发展、完善自己的道德需要。基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根据儿童的道德需要，给予其充足的营养，重视和研究个体知、情、意、行有机统一培养儿童参与道德教育的主体精神，从儿童的需要和特点出发，不断调整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二）尊重儿童自由的天性

在现实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儿童被看做是成人的附属品，是等待成人去填充的容器，儿童要掌握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怎样成为这样的人等完全由成人决定和设定，儿童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自由是自然赋予人类的特性，是儿童的天性，儿童是生而自由的，其自由的价值是其他价值实现的基础，他们应该不受干预的自由、健康地生活、学习。基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教育尊重儿童的天性，不以统一的道德模式去教育儿童，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不被动地接受抽象的、模糊的道德规范与准则，让儿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进行道德选择、判断，自由地体验道德、感受生活，自由地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三）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人们普遍认为道德是普遍适用、不可改变的，道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成熟、完善，成人的道德水平比儿童高，成人都是正确的，儿童要听从成人的话，要无条件地服从已存在的道德规范、标准，而不能对道德有新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儿童是成人之父，是历史的创造者，有巨大的创造潜力，他们不仅创造了自己，还创造了成人。基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教育，让儿童与成人在平等的关系下共同作用于道德内容这一客体，对道德内容进行加工、构建，赋予道德新的内涵。在主体性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成人只是给儿童提供道德学习的方法和策略，引导儿童质疑、判断，让儿童在道德体验和实践中获得超越成人和书本的道德认识，超越时代的认识实践的局限，促进儿童积极主动地去创造自己的道德世界，从而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二、基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教育的探究

（一）借童话故事，引领儿童道德对话

对话是人类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进步的有效途径，儿童在对话中是有能动性、主动性的主体，自己进行反思、建构。道德也应该采用对话的手段来教育儿童。但对话不仅仅是人与现实中的人通过言语、动作、眼神等进行交流、对话，形成思想上的碰撞和情感上的共鸣，对话还应包括人与文本、与故事中的人进行心灵的交流、碰撞，从而促进自我反思、进步。儿童都有一颗宝贵的童心，他们大多数都喜欢童话故事。童话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载体。童话中的故事动听、吸引人，特别适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是儿童精神上最自然的食物。毫无疑问，童话是基于儿童主体性的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一方面，童话承载着儿童道德和价值观的传递。童话故事是关于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并且最终善战胜了恶，正义压倒了恶势力。童话以这种美好、理想的方式整体地构建着儿童的精神世界，揭示现实中存在的善与恶、美与丑，勾勒着儿童适应的社会的基本图景，引领儿童理解故事中所表达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而在现实生活中要求自己、调节自己。

童话故事中的拇指姑娘、豌豆上的公主、小人鱼等优秀的形象、实例，不仅生动直观、引人入胜，而且能为儿童所理解接受。他们关心、帮助别人，富有同情心、责任感，容易让儿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出现良好的行为表现。另一方面，童话尊重儿童的主体性，让儿童有替代性经验。儿童主要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枯燥的道德规范对儿童来说是不易理解的，如果成人只是一味地灌输抽象的道德知识、规范给儿童，会引起儿童的反感。而与儿童心灵相契合的童话故事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有吸引人的情节，有生动的情境，使抽象的道德观念有了附着，成为浅显易懂的道理，这为儿童提供广泛的道德世界的替代性经验，让儿童通过想象、感悟，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故事情节之中，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感悟。成人要重视童话对儿童道德的影响，不要总是对儿童进行道德知识和规范的灌输，多让儿童阅读童话故事，用吸引人的力量来教育儿童，且成人最好以讲的形式让儿童听故事，因为讲故事的过程不仅是促进儿童更好地理解道德的过程，还是成人和儿童的对话交流的过程。儿童特别是学前儿童掌握的词汇量少，阅读能力有限，讲故事者的一个眼神、一种语气、一个动作让儿童更好地理解抽象、枯燥的道德规范与法则，促进了儿童与成人、儿童与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心灵的交流，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理解“仁爱”“、尊重”、“诚信”等核心伦理知识。

（二）尊重儿童的天性，寓道德于游戏

游戏是儿童喜爱的一种活动形式，是儿童的天性与权利，能满足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能促进儿童的成长。游戏是基于儿童主体性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一方面，游戏能有效地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对儿童来说，游戏是一种乐趣，儿童在游戏时是快乐、幸福的。游戏吸引儿童的原因之一是，游戏给儿童丰富、快乐的情感体验。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靠灌输，而是靠儿童自身的体验、感悟，儿童在游戏中体验并享受着生活的愉悦。因此，游戏中快乐的情感体验促进了儿童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此外，儿童的道德认知不是通过思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练习、实践形成的，并在实践中检验、内化其已获得的道德认知，使道德规范变成自觉的行为。而游戏是儿童生活中的一项基本活动，活动即实践，实践性是游戏的本质特征，游戏为儿童提供了道德品质内化和行为习惯养成的实践机会。

另一方面，游戏体现了儿童的主体性。游戏是儿童自发的活动，是儿童自主自愿参与的，非他人强制的。在游戏中儿童是自由的，儿童有权选择、决定与谁一起玩，在什么地方玩，玩多长时间等，儿童通过感觉、思维等去探索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其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儿童在游戏中体现并确认了自己，不断完善自我意识。此外，游戏的内容和规则其实是儿童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根据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探索、创建的，并且儿童在实际的体验中改进、完善游戏，让游戏更好的为其发展服务。

总之，游戏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道德教育要遵循儿童游戏的天性，将道德寓于游戏之中，让儿童在轻松的氛围中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学会判断善恶、好坏等，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并通过游戏体验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践行道德规范，养成自觉的行为习惯，从而将道德内化成自身的素质。所以，成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游戏观，不要认为儿童游戏是在浪费时间、生命，是不想学习、不务正业。儿童游戏是在构建自己，在自主、能动、自由地构建着自己的德性。其次，成人不要阻止儿童游戏，让儿童充分的游戏，促进其充分的发展。最后，儿童在游戏中如果出现不道德的言行，成人要及时地加以制止并纠正，让其在正确、善的引导下构建、内化道德。

儿童体育论文篇5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轨迹。李贽的“童心说”思想还被视为异端的时候，西方已经为“发现”儿童准备好了思想的温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长期作为政治禁忌。(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道主义”的名目出现，试图克服极“左”政治所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但立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始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进入新世纪后，“以人为本”时来运转，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就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乃至为儿童研究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政治保障，为在中国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体系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当前太需要儿童研究了。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积极倡议“儿童学”学科建设，就是对中国当前儿童研究之“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应对。儿童研究的进展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如果中国的教育学(pedagogy，其原义是儿童教育学)试图成功引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离不开儿童观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儿童观现代化则依赖于儿童研究，依赖于文学、艺术和各种传媒来反映儿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儿童观的精神，以便让现代儿童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全社会，并通过日积月累而将其沉淀为无意识文化心理，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这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考虑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现代儿童观和现代教育观为前提和起点的。到那时，应试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长式教育、单纯把儿童视为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却忘记了儿童应当享有“目的”地位，等等，这些观念或做法都会逐步销声匿迹。这就是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这种程度，中国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谓“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现代人)诞生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将会为之一新。儿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教育学的现代化，它牵涉到整个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牵涉到现代人的诞生、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的生成。

三、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

钟启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联系前苏联从“儿童学批判”到“儿童学复兴”的历史事实，阐述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维果茨基(1896-1934)是前苏联心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倾注10年心血，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儿童的概念发展、发展教育论乃至艺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孕育了维果茨基学派的崛起。钟启泉用“气势如虹”这一说法来赞叹维果茨基这十年研究其进展的凌厉、成果的丰富、影响的巨大(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儿童学在西方兴起后，前苏联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儿童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围绕“作为整体系统的儿童”、“儿童观中的发生性原理”、“儿童社会环境的考察”、“儿童学的理论性格与实践性格”，展开了诸多论争。不过，伴随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抬头，联共(布)中央从1931－1936年期间以一连串《中央决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学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强学校教学中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强化教育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1934年6月维果茨基因患肺结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开始。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儿童学偏向》的决定，发动了对20年代活跃的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解散儿童学研究的团队”，“没收儿童学教科书”，呼吁“马克思主义儿童研究的科学创造”。于是，各大学停授儿童学课程，儿童学文献毁于一旦。维果茨基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儿童学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连贴近维果茨基学派的学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而形成了一股“维果茨基热”，维果茨基遂被认为世界级学者(钟启泉《凯洛夫教育学批判》，载《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形式来纠偏学校教育问题，全盘否定儿童研究，使得前苏联教育学最终沦为“中央决定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前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的“动脉硬化症”，教育学成为重灾区，“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甚嚣尘上。

儿童体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148-01

一、什么是“儿童本位”

“本位”就是核心、主体、重心的意思。“儿童本位”就是以儿童为核心、为主体、为目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儿童的全面发展展开。教育学的“儿童本位说”，即“儿童中心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教育家杜威。他认为儿童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五四时期，随着杜威到中国讲学，“儿童中心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而传到中国的“儿童中心论”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儿童本位论”。

中国传统的儿童观将儿童看作是缩小的成人或者是不完全的小人，这是从成人的视角来定位儿童。而“儿童本位”的引进，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承认儿童的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儿童观的批判。“儿童本位论”以儿童的感性认知和精神能力等心理能力为中心，重视儿童对周围事物的认知，承认儿童的判断、分析和推理能力，鼓励儿童的创新精神。“儿童本位论”的核心意义，就是要求教学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满足儿童的发展需求。

“儿童本位论”的提出，无论在教育学、教学论、新课改、语文教育还是语文教材方面都有着指导性的意义。该理论为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选文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小学语文教学的成人化现象

小学语文教育是整个语文教育的基础，事关孩子健康成长的奠基问题，故引起教育界高度重视。然而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却发现小学语文教育存在严重的成人化问题。主要表现在教材成人化和教学过程成人化两方面。

1.教材成人化

近年来，不少学生、家长、教授对于小学语文教材颇有微词，认为小学语文教材成人化现象过于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理解和认知，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

小学语文教材成人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教育是国家振兴、民族独立的工具，儿童将来要为国家服务。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的选定要围绕政治中心来展开。儿童是白纸，无论教材的内容是不是儿童喜欢的、是不是儿童能接受的，只要讲给儿童听，把国家制定的、需要儿童接受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对儿童的教育就算是完成了。于是，按照成人的意志，小学语文教材出现了许多儿童难以理解的文章。这样的教材不仅不能培养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还束缚了儿童的本性，影响了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2.教学过程成人化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站在成人化的角度上来理解文本，确立教学内容，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培养，将自己认为正确的合理的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这种成人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受传统的儿童观念和教育模式影响而导致的。传统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不完全的人，不具备独立意识，没有独立进行思考和认知的能力。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者”就占据了课堂的主体地位，加之以应试教育单纯追求高分数而忽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养成，学生只能成为没有意识的“木头人”，被动的接受教师教给的“正确”的知识和思想。

无论是教材成人化还是教学过程成人化，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违背了儿童的成长规律，忽视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我们认为，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坚持“儿童本位”的理念，以儿童为起点，尊重儿童的心理和成长规律，重视儿童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合作，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在和协融洽的学习氛围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儿童本位”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以“儿童本位”理论为依据，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尊重儿童的个体存在，重视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各项权利是保证儿童健康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小学语文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一定要以儿童为出发点，来解读文本意蕴，确定教学过程。

1.立足“儿童本位”，解读文本意蕴

薛法根老师说:“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将自己当成一个儿童，就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好奇的问题，沿着这些问题，你往往有许多独到的发现。”我们老师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不妨也经常换一换角度，用儿童的视角来阅读教材、解读文本、感悟文本意蕴。

2.立足儿童木位，确定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要迎合儿童的认知方式

教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文本与儿童的融合。这要求我们学会用儿童的眼光看文本，尊重儿童认知世界的规律，遵循儿童的认知方式，让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情、理、意、趣，以儿童的方式走进儿童的心灵。

（2）教学内容要适合儿童的情感需求

“儿童本位”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教育。儿童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小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认知水平有关。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要以顺应儿童自身的本性和天性为根本。特级教师孙双金老师从课堂上学生的直观形态道出了小语课堂的本真追求，他说:“什么是好课，就是要让孩子小手直举，小眼发亮，小口常开，小脸通红。”一节课只有适应了儿童的情感需求，实现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才能算作是成功的。

小学教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备课、课堂教学，还是布置作业，都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以儿童为中心。教师只是扮演着设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建立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重视学生积极性和能动作用的发挥，满足儿童心理发展的需求。只有坚持“儿童本位”理念，才能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新强.小学语文的成人化偏差[J].河南教育,2000,3

[2]孟庆军.小学教材取材要适介儿童发展[J].当代教育科学,2005,10

[3]张俊列.语文教材争议评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1,11

儿童体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61-05

[基金项目]2012年度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基于人类学的都市文化中的儿童教育研究”（12B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向辉（1983―），男，河北邢台人，硕士，长沙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教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当前，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更新和文明的进步，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人类生存方式和个体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都市作为人类文明和人类聚居的一种高级形态，代表了当前和今后很长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聚居形态的发展方向，往往被视为高级的社会群落。都市化这种发展趋势当前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伴随都市化进程而产生的都市文化也以强势、先进的面孔影响着都市人的生存和生活，都市儿童所处的文化环境深受这种时展的影响。加上计算机、手机、网络等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当代都市儿童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与以往社会大不相同。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新思想观念的酝酿和发酵都对“认识儿童”这一命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入都市儿童群体，了解都市儿童生存和生活的真相，展现当代都市儿童生存的真实面貌，认真分析并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儿童观是当前儿童教育的迫切要求。但这一领域却并未引起太多重视，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分散。

一、被边缘化的主流：都市主流儿童教育研究的缺失

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集聚在城市及其周边，都市文化生态日益成为城里人生活和发展的主要背景和影响因素。一方面，都市文化本身呈现多元化面貌，在都市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深刻影响着都市人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都市文化作为一种“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日益“强势”，与之相应的乡村文明受到挤压而日益萎缩，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化传递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手段――教育必然需要做出回应。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内都市文化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逐渐发展为一门以都市文化为研究目标的学科――都市文化学。上海师范大学还成立都市文化研究所，并有计划地招收研究生开展相关的科研活动，随着各种科研项目的进行，都市文化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同时引介和翻译的一系列的国外都市文化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都市文化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内都市文化与教育的相关研究也有了起步。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发展与高等教育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是都市文化与教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刘铁和邬大光以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发展为例，对城市化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1]孙伟胜、滕越就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对教育结构的调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阎光才通过分析高校群落与城市互动关系，指出高校群落和名校效应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都市文化中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研究

这突出表现在数量众多，从不同角度对城市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的研究，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研究。如段成荣、梁宏2004年对城市流动儿童状况的研究；范先佐对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进行的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少量对城市儿童饮食，家庭教养，活动空间等方面的研究。如姚鑫等对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的调查研究。[2]值得一提的是，上官子木专门对城市早期儿童的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提出，当代都市儿童是被设计的一代，表现出单一化和共性化的特征。[3]

除此以外，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所2006年专门组织了关于都市文化与教育的专门学术研讨活动，并出版了论文集。但这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以上两个方面。[4]

（三）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研究

台湾的詹栋梁在上世纪出版了《儿童人类学：儿童发展》一书，是目前能够检索到的中文儿童人类学专著。在该书中，作者不仅对儿童人类学研究的源起、需要性、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儿童教育所采取的方式以及儿童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内容等方面做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而且提供了不少欧洲方面的相关新知，对汉语读者了解儿童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相关理论以及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价值。

祖国大陆虽然没有以儿童人类学命名的著作，但也有相关的零散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华东师大的钱雨在其博士论文《儿童文化研究》中，对儿童人类学的儿童文化观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做了部分阐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除了借助现象学研究和自传研究之外，还通过批判人种志和行动研究，深入考察了学校尤其是课堂中的儿童文化。[5]其后，在《儿童人类学的发展及其教育启示》一文中，钱雨梳理了儿童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重点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和哈德曼等人的观点。她认为如何迎接真正的“儿童的世纪”，把对儿童与童年的理解融入中国的儿童教育中去，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课题。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以“儿童”和“儿童教育”为主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等方面也借鉴或直接应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及其相关理论。这包括以下研究：王冬兰、刘彤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分析了藏族传统社会宗教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简要阐述了文化人类学有关儿童社会化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藏族宗教文化按物质性、活动性和精神性因素次序简述其存在样态及分布状况，并结合藏族宗教文化的特质探讨了这些因素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6]李红婷对城区学校农民工子女文化适应的人类学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文化差异普遍存在。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家庭背景与早期的文化习得与城市学校文化之间存在异质性和不连续性，当他们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时，必然面临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冲突与压力。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如果学校采取措施不当，将加剧学生心理调适上的困难，并导致学生在校学习与生活出现障碍。杨宁在研究中认为人类个体发展最重要的是其个体发生发展过程的延长与全方位的不成熟，从身体和生理特别是神经系统发展的不成熟，到行为、认知乃至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不成熟，也就是说，人类个体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童年期（不成熟期），这在所有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如何看待人类童年期的延长与不成熟，童年期的延长与不成熟在个体发展中有什么样的适应性价值，对于认识童年期的本质，理解儿童认知、情感和个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随后几年的研究中，杨宁发表了一些与儿童发展、儿童教育有关的人类学意味的文章，这包括《进化、发展与儿童早期教育》《再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儿童游戏：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桥梁――三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儿童与儿童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他的还有对一个江西村落中的留守儿童的人类学研究。张新立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采用文献法、田野工作和访谈法、文化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对彝族儿童民间游戏进行了系统考察和探讨。涂元玲对一个西北村庄传统儿童养育活动进行了教育人类学研究等。

综上所述，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的对都市儿童及其教育的关注呈现以下特点：首先，研究对象上缺乏对都市文化背景下主流儿童的关注。在空间和地域选择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都将研究对象定位于少数民族或者乡村儿童，很少有对都市儿童童年生活的研究，虽然也有诸多研究者关注城市边缘儿童，如流动儿童在都市文化中的教育问题，但缺少对都市文化背景下大部分主流儿童教育和生活的研究。其次，研究内容上缺少对都市儿童教育与都市文化背景的研究。对都市文化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上，对都市文化同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关系研究很少。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思辨法，缺少置身式的访谈和调查。多数对儿童生活和教育的研究仍采用的是思辨的方法，在普遍意义上寻求对儿童教育的理论指导，缺乏置身式的访谈和调查，对具体儿童群体童年生存与生活方式、教育方式的呈现与反思，尤其是对都市文化影响下儿童教育生活的研究比较薄弱。

基于此，有必要进行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教育的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中，需要关注时展带给人们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即使我们怀有一颗公平之心，在给予少数群体关注的同时，也不应该放弃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都市儿童。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儿童将生活在城市之中，无论从社会发展现实性考虑，还是就具体教育问题的考量，都市儿童的教育必将是一个难以忽略而且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二、都市主流儿童教育研究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教育研究的问题导向与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教育问题的隐蔽性

进行教育研究是教育学学科的内在使命，但研究什么，即研究的对象是什么长期以来存在诸多争议。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梳理了我国教育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即建国后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历经了“教育说”――“教育现象说”――“教育问题说”――几种观点并存等四个阶段的发展轨迹。[8]直至今日，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仍莫衷一是，但尽管如此，问题导向的教育研究却一直为各方学者所认同，“问题意识”也是教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问题导向的教育研究必然将研究者引向典型性的教育问题，同时，从“小处着眼”的教育研究习惯也使得研究者在选题的时候趋向于“小题大做”。而都市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与之相关的教育现象往往以一种“优势”面貌呈现，问题却并不明显，同时，都市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教育更具普遍性和根本性，其呈现的教育问题多种多样，研究者在对这些教育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往往只是将都市文化的影响作为影响因子，这就造成对都市文化影响下的儿童教育缺少整体的研究，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教育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就被遮蔽了。

（二）教育研究的价值立场与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教育状况的优越性

关注公平，是各种研究的应有之义，作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自然追求的是公平和公正。如何实现教育公平是教育研究者在研究中秉持的基本价值取向。除了关注典型性的教育问题外，关注弱势群体也是教育研究应有的伦理追求。相对而言，处于相对优越地位的都市儿童的教育状况就被忽略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当城市儿童与乡村儿童的教育问题相遇的时候，很多研究者关注的是乡村儿童的教育问题；当城市主流儿童和城市边缘儿童的教育问题相遇的时候，研究者大多关注边缘儿童的教育问题，而对城市主流儿童的生存处境、教育遭遇这些更具一般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主题缺少深入的思考。

（三）教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教育研究的复杂性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之眼”，审视同一问题，理论视野不同，关注角度不同，所得结论也不同。尽管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一些交叉学科日益兴盛，但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两个单个学科的交融，可能需要更多的学科知识做背景。人类学视野下都市儿童教育研究就是这样，需要人类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的诸多理论基础和知识，研究问题涉及都市儿童生活状态、教育状态、都市文化对儿童教育的作用机制、产生的结果等等。因此，教育研究的单一学科往往很难适应这么复杂的研究，而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又不在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主流儿童研究，都市文化学研究在国内也是近几年才兴起，发展也不够成熟。这就造成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三、人类学视野下都市儿童教育研究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

在理论上，人类学视野下都市儿童教育研究有助于对儿童形成新的认识，构建符合时展特点的儿童观。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视角对生活在都市文化背景下的儿童进行研究，对正确认识当前社会以都市文化为生活背景的儿童群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人类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整体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避免了脱离儿童所处文化环境，主观构建儿童观的可能；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教育学研究方法一直徘徊在思辨和实证之间，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种志研究不仅可以有效地深度观察、理解教育现场和教育现象，还能有效弥合思辨和实证的鸿沟，对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儿童、认识儿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践价值

在实践上，人类学视野下都市儿童教育研究有助于从人类学的视野深入了解都市儿童生存和生活的现状，以及成长和教育中的问题，进而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儿童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对儿童教育具有显著的影响。开展都市儿童研究有助于揭示都市文化变迁的脉络，呈现都市文化的现状和特征，利用深描的手法如实反映都市儿童生存和生活的现状。这种现状呈现和分析，因为采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和置身式的观察，一方面可以获取大量直观、丰富的儿童都市生活的材料；另一方面，人类学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必然在分析问题和呈现问题时体现时代的特征，提出特有的问题。因此，其对认识都市儿童教育现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助于解决当前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进而促进都市文化背景下儿童的健康成长。

（三）促进相关学科发展

在促进学科发展方面，人类学视野下都市儿童教育研究有助于促进本土化儿童人类学的发展。尽管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当前我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已经取得诸多成绩，教育人类学译著的引进，国内学者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已呈现一定的规模，这种研究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和新的提问方式，对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研究却对儿童教育影响有限，尽管国际上儿童人类学或童年人类学发展越来越成熟，为人们认识儿童和儿童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但国内鲜有儿童人类学和童年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少数的儿童教育研究虽然涉及儿童人类学研究，但无论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都缺少人类学意味。在这种形势下，开展都市儿童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国内儿童人类学的起步和发展。

四、人类学视野下都市儿童教育研究的内容

（一）都市文化变迁对儿童教育与生活影响的历史纵向研究。

都市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进而对生活在都市之中的儿童生活和儿童教育产生影响，造成不同历史时期都市儿童生活和儿童教育的不同存在形态。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呈现不同都市文化形态下的儿童生存和生活样态，为都市文化与都市童年作用机制研究提供基础。

（二）当代都市文化对都市不同群体生活影响的横向比较研究

比较都市文化对不同都市生活群体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人群对都市文化的适应特点，同时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深入都市的现实生活之中，着重揭示当今时代都市文化的发展特点及其对儿童生活和儿童教育的影响，从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器物和理念，显在与隐匿层面探究都市文化对儿童的作用方式，以及儿童对都市文化的适应特点

（三）当代都市儿童面临的文化遭遇与教育应对研究

基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都市儿童生活与教育中呈现的成长困惑和教育困惑进行分析，通过对都市儿童生活与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描，呈现并分析都市儿童面临的成长困惑与教育困惑。并对都市儿童生活和教育中呈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结合都市文化发展趋势、表征、特点及其与都市儿童童年生活和教育的作用机制，提出都市儿童教育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邬大光，刘铁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的互动[M]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姚鑫，杨玲，王龙海城市儿童活动空间调查研究――以天津市儿童活动空间为例[J]华中建筑，2007（6）

[3]上官子木被设计的一代――当代中国城市儿童的早期教育现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1）

[4]田蔚风，李和兴都市文化与教育：2006上海研究生学术论坛主题论文集[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钱雨儿童文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儿童体育论文篇8

关键词：

《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作为语文素质培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儿童文学一直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这也使得儿童文学教学在教学课程中的设置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体现外界对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中小学教师对儿童文学专业知识缺乏等现象，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高等院校《儿童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改变现有儿童文学发展受困的局面，对《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儿童文学》教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思想观念的落后我国小学基础性教育教学历经百年，但是思想观念却还停留在封建时期的观念中，很多人以为儿童教育只是代替家长对学生进行陪伴。家长认为小学生教学不在于知识的培养,那些文化知识都会在日后的较高级教育中教授，对于文学教育更是淡化，这样观念的形成导致大量的中小学教师缺乏对学生文学素质的整体培养以及语文素质的教育，使得《儿童文学》没有起到对日后素质形成铺垫式的作用。这样的局面对于儿童文学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的障碍性，不利于实现素质教学的推进。

2.价值观的不正确随着各种“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口号的提出，很多家长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很下功夫，但是大多都流于艺术形式，各种舞蹈、音乐、兴趣班，不仅给了儿童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文化知识变成可有可无的事情，然而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很必要却不应该淡化原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而文学素质的培养更是需要在学生刚开始接触系统学习的时候加以引导。然而几乎没有家长会注意到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就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院校传递了错误的价值导向，不利于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

3.专业知识的缺乏在基础教育中，中学教师急功近利片面地追求升学率，小学教师往往只重视课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而缺少对儿童文学的引导，而幼儿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更低，即使教育部一再要求幼儿和小学教育教师的学历必须在本科及以上，但是,我国幼儿教师的特点依旧是学历低层化，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素质教育都很不完善，甚至很多教师自身就心智还不成熟，更加不可能为初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模范作用。除此之外，很多偏远农村教师视野狭窄，阅读量不大，图书资源匮乏，甚至很多孩子只是单纯地学习拼音，学习课本上的内容，对于课外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避之不及。这些教师能够带给学生儿童文学上拓宽的程度可想而知。

4.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据调查，高校师范类中文系开通了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即使有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等专业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课时也是大大缩减，而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如果对这样的情况还听之任之的话，在不久后很可能出现高校中文系再无儿童文学课程的局面，学校本身对于儿童文学的忽视使得社会普遍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存在误区，这样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必将会对儿童文学的日趋消亡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要想实现教育素质的全面提升，课程设置的改革必须要得到大家的重视。

二、《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1.《儿童文学》教学与儿童道德素质萌芽作为小学教育专业中文方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儿童文学》完全按照我国教师的现代化教学环境的选择和要求，充分体现了儿童教育低龄化的特点，旨在全方位地帮助基础教育者掌握所学文学知识与理论，使其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一方面，它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儿童文学》的学习，很好地了解儿童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加大学生知识面的发散与拓宽，认识到儿童文学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儿童文学》的教学，可以加深基础教育者对于常见的文学文体和写法的了解，从而培养儿童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欣赏的能力，对以后学生学习文学起到重要性的作用。因为儿童文学最契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通过儿歌、童话故事或者寓言故事让儿童明辨是非，认识真假善恶，形成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者掌握儿童文学的这些特征，能为以后的道德思想教育提供前期的理论铺垫，更好地为日后的教学打下基础。依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知识启蒙和道德培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贴近于儿童的生理状态和成长轨迹，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启蒙价值，值得重视的是《儿童文学》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道德素质初期萌芽。

2.《儿童文学》与基础教育者的素养培养儿童文学的出发点不是要求初学者掌握多少文学知识，而是儿童文学作品完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要求，它能够引导学生认识世界，领悟生活，逐步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他们的思维发展。教育专家一直在讨论学生的语文素养，那么究竟语文素养是什么东西？其实，语文素养很难用语言来概述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文学素质在语文素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语文课程的教学安排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上都有提及与涉猎，而这就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育者所考虑的问题。一方面，要想实现语文素养的提升，不仅要对语文的基本知识有所掌握，还要具备起码的对于语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要上升到个人的思想境界、人文修养、审美标准等，而这些都是与《儿童文学》的培养离不开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文学》是儿童在文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承载，从事基础教育的教育者对于初学者的人文素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三、《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探讨

1.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新设置课程结构由于课程内容的设置直接的影响着儿文学童教学的质量，为了更好地对《儿童文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对课程内容的调整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对《儿童文学》课程进行改革之前，首先要对其教学的根本要求与目的进行探讨，然后根据这些选取内容上贴近的课程，诸如儿童教学的知识储备、能力培养和语文素质等，尽量实现理论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在原有的理论课程设计中，我们要做到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方面，要对原有的理论知识与课程设计进行统筹，对于长期形成的经验教学要有选择地借鉴与传承；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根据现代教学模式对于课程设计进行适度的修改，把新兴的技术以及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改革中来，使得《儿童文学》更具有时代性与应用性。内容选择上要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特点、文学理论、创作过程等对于儿童语文素质启蒙有重要联系的内容。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的学习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程设计内容要具有时代性与历史性，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要有所涉及，要具有传统性和创新性，既要有原著的原汁原味，又要有改编的大胆创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给予学生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适时的给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籍，分配课外搜集的任务，安排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对于课堂中保留下来的问题要让学生去搜集材料，并进行相关材料的整理，进而对已有的问题交流与分析，这样有效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扩宽了知识面的掌握。

2.培养师范生的文学能力，加强自身文学体系的构建在儿童文学的教学中，教师难免会遇到文学创作问题，所以师范类院校加强培养师范生文学创作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培养师范生文学创作能力，有助于引导师范生增强个人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可以为日后的语文教学奠定基础。在掌握了基本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再适时地进行有关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当代从事基础教育师范生必须要涉及的新领域。一方面，要摒弃原有的创作理念，加入对正规语文工具课的学习，另一方面要针对儿童的个性特征进行艺术的创新，不断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和思想的培养，以便更好地适应日后的文学教学。在日常的儿童文学教授中，教师除了要加强自身的文学素养，同时也要做到对于儿童校园文艺的编排能力，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的同时加强学生文学素质的提升。在很多师范类学校中都明确把校园文艺编创和指导作为师范生掌握的一门必要技能来学习。儿童校园文化集中地体现了学生对于文学能力的整体掌握度。随着素质教学的不断推进以及教学内容、课程的不断调整，《儿童文学》的教学方式必然也不断地随之改变。对于《儿童文学》的教学中的理论知识教授，学生单靠自身搜集的知识不能满足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这一部分必须要由老师主导，教师要尽可能地完善儿童文学体系，对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作家要有推荐，引导学生深入地学习。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学生独自的欣赏水平与审美水平的引导，一方面，要加强其对于儿童文学课程基本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为他们日后学习语文打下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生本教育教学理念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校把学习的主体留给儿童，由单纯的教师教授儿童被动接受向儿童自主学习转移。将儿童诗、寓言童话、儿童故事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电影等不同的儿童文学依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四、小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行，教育界对于儿童的基础性教学也日渐重视，尤其是《儿童文学》也因为其重要性的特点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儿童文学》与其自身基本学习特点，《儿童文学》教学与儿童道德素质萌芽的关系也使得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家长思想观念落后，教师自身知识薄弱，课程设计结构不合理使得幼儿教学面临很大的问题。为此，我们教育界要对《儿童文学》课程改革加以重视，调整教学评估方式，加强全面素质的培养，实施基础与实践并重，加强学生与老师交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新设置课程结构，最终实现课程改革的全面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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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国良，罗晓路.教师教学效能感相关因素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3]辛涛，申继亮.论教师的教育观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4]伊文婷.师范生教师职业信仰的近况、理由与对策[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5

儿童体育论文篇9

西方幼儿教育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5世纪，主要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幼儿教育为主。随后，文艺复兴时期及宗教改革时期初步涌现出一些先进的儿童教育观，到了近代，西方教育者逐渐意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幼儿教育的理论思潮开始蓬勃发展直至现代。本文从和谐儿童教育观的萌芽及雏形、发展与升华、科学化与实用化等三个时期，通过这三个时期内对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阐述、梳理，汲取积极的和谐儿童教育观。

1.1西方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萌芽及雏形

在西方幼儿教育发展史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期间，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普鲁塔克等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虽然这一时期专门论述幼儿教育的著作很少，但是仍提出了许多对幼儿教育颇有价值的观点。当时，奴隶制国家雅典城邦比较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在雅典城邦的学校教育中形成了最早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和谐发展的教育体系。古希腊“三哲”都是和谐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如柏拉图在自己的《理想国》中，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认为幼儿教育十分重要并且实行地越早越好[1]。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思想家，首次提出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注重环境对幼儿发展的意义[2]。昆体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因此在婴儿期就注意不能娇生惯养，人的教育应从摇篮时期就开始了，周围的一切环境、事物、人都应保持幼儿的纯洁性而努力。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代，和谐教育被重新发掘出来，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人物[3]，他们在培养的目标上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4]；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教养之后始为人，是理性使其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并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1.2西方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升华

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和谐幼儿教育思想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捷克的夸美纽斯。他的《母育学校》、《大教学论》等著作，尖锐地批判了旧学校的种种弊端，并提出要改革学校教育，要求教育遵循自然[5]。文艺复兴后的17至18世纪，英国的哲学家、教育家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对绅士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方法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绅士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身体健康、心灵完善、身心协调发展的人[6]。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是自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他提出：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7]。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提出儿童本位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一生致力于贫苦儿童的教育，使教育走出了贵族的藩篱。他在《天鹅之歌》中这样说:“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8]裴斯泰洛齐认为，应该对儿童的天赋能力加以培养，使其逐步发展，直到成熟，他把教育理解为儿童天赋才能的和谐而自发的发展过程。

1.3西方和谐教育思想的科学化、实用化

19世纪是教育科学大发展的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杜威等。在这一时期，由于心理学的加入，和谐教育思想显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即科学化。赫尔巴特格外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教育者应严格监督儿童的发展，提倡用监督、威胁、权威、爱等方法管教儿童，使儿童受到平衡的多方式的教育。在赫尔巴特所设计的课程中，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身心和谐发展的人，他对学生的心理要求、心理兴趣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福禄贝尔是德国教育家，近代幼儿园的创立者及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人的教育》是其教育代表作。他主张教育适应儿童的天性，提倡重视儿童的积极活动，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和个性，强调劳动的重要性。19世纪后半叶，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把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教育理论体系。杜威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主张:重视儿童本身的能力和主动精神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把他们看成教育的素材和出发点。

2西方儿童教育观对当代儿童教育理念的影响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发展，逐渐变得自然，完善，更具启示借鉴意义，其积极的和谐幼儿教育观对现在幼儿教育界有着明确的引领作用，但其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幼儿教育观也需我们辨别并摒弃。

2.1积极影响

西方和谐儿童教育思想的儿童教育观可以说开创了重视儿童教育的先河。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再到近代工业革命直至现代以儿童心理为研究的教育思想，都在逐步重视尊重儿童的地位，肯定儿童的价值。在教育观方面，也逐步由成人控制儿童的发展到让儿童按照身心规律自由发展；在教育手段上，由之前的父母严格管教，到专门教育机构（幼儿园）的管教的演变；在教育目的上，由之前的儿童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工具，到儿童是自由发展的个体，无不体现出儿童地位的提升，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逐步形成。现今主流幼儿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对在西方和谐儿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结合当前社会幼儿教育现状发展而来的。

2.2消极影响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消极的、对现今幼儿发展不利的思想。在古希腊的儿童教育思想中，儿童是城邦未来发展的新力量，过度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不利于儿童未来身心健康发展。在中世纪的儿童教育观中，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认为儿童的教育应最终接近上帝。近代及现代的幼儿教育理念较之前的相比已经愈来愈人性化，越来越趋于完善了，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及所处环境的差异，有些教育家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既有一些落后的、相互矛盾的和主观臆断的东西，也有某些以偏概全的推论。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着重某一方面的功能，可能会对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在吸收借鉴教育家的理论时，也应科学、理性、全面地看待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现代启示

西方和谐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研究其历史嬗变及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探索和谐幼儿教育的实现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理顺西方教育体系下和谐幼儿教育思想的脉络，对于教育者更好地解读西方幼儿教育家的作品及其儿童教育观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3.1正视儿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教育家逐渐肯定儿童，认识到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因此，当前幼儿教育的前提应树立正确的儿童观。要用儿童的方式对待儿童，他们是未来的花朵，在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要尊重孩子，顺应孩子的天性，珍惜、爱护他们，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理解孩子[9]。在与他们的相处中，要多听一听孩子们真实的想法，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不能恐吓他们，更不能体罚他们。

3.2国家应重视学前教育，强化儿童教育管理

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家主张国家办教育，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家为了所有儿童能够更好地得到照顾和发展，主张把所有儿童集合在一起生活和接受教育，并安排专人负责。单从中国国情来看，这种措施实施起来不现实，但其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强化国家对学前教育政策和资源的投入，重视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尽可能的使每一位学龄前儿童接受教育，力图在儿童的童年期提供更多、更科学的教育资源，为其整个人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3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

西方教育家特别注意教育内容的选取，给孩子们讲的故事要是正面的，善的，易懂的，一切丑陋的都不予考虑[10]，音乐教育等也都对内容有着严格规定。我国当前的学前教育没有统一的教材，儿童时期的可塑性是最强的，虽然当前对于学内容可能不太现实，但至少应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比如教给孩子最基础的知识，教会幼儿明辨是非。总的来说，应该采取文化知识教学和道德教育并重的策略，偏向道德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培养优秀公民。

3.4对学前儿童进行全面培养

西方教育家如洛克、卢梭等，强调对儿童进行体能保证的前提下，学习基本知识，并且注重情感和道德等方面的培养。从这些教育家的教学内容来看，儿童的全面教育思想已初见端倪，这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对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来说，儿童的全面培养已经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时代进步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的学前教育，过多地注重为小学做准备的知识性学习，而忽略了幼儿道德情感的发展。幼儿教育“小学化”明显，不利于儿童健康长远发展。

儿童体育论文篇10

儿童电影有了“历史”

首先是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给了儿童文学界一个惊喜：是啊，早就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了！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儿童电影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从1922年算起，中国儿童电影已经历了80余年的历程，虽然几十年来也有不少关于儿童电影的论述，但大多零零散散、只言片语，即便偶有富有见地的研究也被淹没了，在大量的史中又难见儿童电影的踪影。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史论可以说是在这块空白之地上砌下了第一块砖。它不但留存了许多史料，而且梳理了学界对“少年儿童电影”的种种定义和印象，尝试着对中国儿童电影进行了最初的阶段划分和分类。虽然，像作者所说，由于“在电影理论上既孤陋寡闻，又缺乏理论素养和训练”，“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但是，无论作者本人和后来人对这块砖是多么地不满意，他们都要在这块砖的基础上往上垒，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才能向着系统、严谨并极具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图画书的“狂飙突进运动”

整个2006年的下半年，儿童文学界甚至是所有关心儿童文学的人都被彭懿带着图画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宣讲激荡得热血沸腾。彭懿的研究经常是走在本土创作的前面。虽然最近几年，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都相当关注图画书，但是能够熟悉图画书的历史、图画书的文本特征的人，却没有几个，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这部《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对很多人来说便是一部迟到的教科书：从结构到方法，从史料到评析。同时，在铺垫基础、展现图画书魅力的同时，彭懿也告诉了我们研究图画书的难度：从他对封面、环衬、扉页、封底、拆页与散页、色彩、节奏、方向等方面的介绍便可看出，图画书的阅读和研究绝对绝对不是我们惯常的文字阅读和研究，它需要新的学术素养和知识储备。但是，就研究来说，彭懿的著作还仅仅是个基础，不过，是一个铺垫得比较规范、踏实的基础。

教育的文学与文学的教育

最近几年，随着语文教改的推进，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成为儿童文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以及新课标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就是使儿童文学重新走进语文教材和校园文化建设”（见《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我注意到王泉根教授在此用了“重新”一词。“重新”针对的是上世纪后半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分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恰恰是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的教育功能被空前看重，儿童文学被直接表述为“教育儿童的文学”，也正是从这时起，儿童文学被从语文课本中剥离，也就是说，加强了文学中的教育性，削减了教育中的文学方式。所以，在今天，一批学者强调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不是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死灰复燃，不是号召作家本着“教育儿童”的目的去创作，而是正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亲缘”关系（而非同一关系），二者携手面对他们共同的对象――少年儿童。 王泉根、赵静等合著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在这项工作的学理依据、途径和具体方法上都提供了一些参考。

现在，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朱自强、周晓波都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做了很多尝试，方卫平也因为参加《新语文读本》的编选，学术思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开始与当代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与少年儿童的实际阅读生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而我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阅读趣味和评判尺度也经受了一次革命性的打击和洗礼。”

幻想文学备受瞩目

在幻想文学这个称谓尚未流行，甚至这个文体的独立性尚未被意识到的时候，朱自强便在1992年发表了《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敏锐地发现了童话大家庭中的异己分子，并将其命名为“小说童话”，对“小说童话”的语义、本体及艺术风格都做了一些探讨。1994年，他的《人类幻想精神的家园――论童话的本质》再次考证童话和幻想之间的关系，仍旧使用“小说童话”的称谓。但是在这之后，他已经明确使用“幻想小说”一词，如《论幻想小说与童话的文体区别》、《中国大陆幻想小说的沿革》。这种变化体现的正是我们对“幻想小说”（幻想文学）这种文体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在幻想小说大行其道并成为阅读宠儿的今天，朱自强、何卫青在新著《中国幻想小说论》里，对幻想小说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文体的“正名”和辨析，而是对这个文体在中国的源头、发生及其流变进行了考察，并直接进入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当中，以“幻想小说”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很多作品，包括许多被作为“童话”阅读的作品，新的角度展现出作品新的内涵。这部专著和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以及刚刚出版的舒伟《中西童话研究》，构成了目前对童话本体和幻想文学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

作家作品研究有了新收获

说儿童文学缺少有分量的作家论，应该不会有很大的疑义。作家研究，特别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的研究，经常是件费时、费力却不讨好的事，但它又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研究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多是印象式的评论，或者与新书有关的时评，真正富有学理性、方法独到而得当并探究到作家心灵深处的研究并不多，吴其南扎实、恳切的著作《守望明天》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在对象的选取上，作者兼顾了小说、散文、童话和诗歌等不同的体裁，达到了“作者希望，本书虽只是一本作家论，但合在一起，能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有一个大致的描绘”的目的。他所说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他一向关注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部作家论，必然要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新发现、新阐释，吴其南抓住了韦伶写作中的“少女”，发现了《男生贾里》系列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分离”，关注到“结构”在周锐童话中的重要性，等等，都显示出他丰厚的文艺理论储备，摆脱了印象式的批评，切入到了作品的细部。在著述中，能够感觉到吴其南对研究方法的注重，特别是在《班马：一个任命地走向儿童文学的东方精灵》一章中，面对班马这个特殊人物，他绕开生硬的切割，而是以札记的方式、对话的态度试图走进班马的精神。

重新认识“童话”

2006年岁末，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对童话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它在童话本体论和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两个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容忽视。对于童话本体的考察、童话与幻想小说（幻想文学）的异同、中国古代的童话存在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儿童文学研究中是比较零散和薄弱的，朱自强、方卫平、彭懿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舒伟的研究是一个继续，但却不是观点上的继承，这部专著使得之前几位的研究不再孤伶冷清，缺乏参照、对话和争论。舒伟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托尔金的童话观，在中与西、童话与神话之间做了深入的比较，并用托尔金的童话观来求证中国童话的源流。“人类基本愿望和愿望的满足性”，托尔金的这种童话观更趋向人类学的、统括的定义。但它是一种“童话观”，绝非是童话的“定义”。

舒伟对于童话和幻想文学的讨论有点“逆时而动”，如果他的这些考察成立，特别是对于托尔金的童话观和作品的考察，那岂不是有些“拨乱反正”的意味？但是，我相信，在今天，每个人的研究都是对答案的“寻找”，而非盖棺定论。观点的分歧恰恰证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彭懿在《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也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托尔金的思想和作品，特别是他的“第二世界”，连同《中国幻想小说论》一起比较阅读，想必会生出很多话题。

舒伟对《山海经》和《西游记》的研究，不但是童话本体研究的深入，也延续了儿童文学界很久以前即有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童话（儿童文学）？很多人也会顺口说一句《西游记》是童话，但并非言之凿凿，似乎只是为争得个“祖上既有”的英名，舒伟在对《西游记》的“童话性”和“成长性”认定上却是认真而严谨的，那这是否是对《西游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像很多人注意到了《西游记》的成长小说特质一样？（见施战军《论中国式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报》2006/12/21）这本身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游记》在文体上是“童话”还是“小说”？舒伟对中国古代作品的这些阐释，其实也是他在儿童文学史观上的选择。这部著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生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将带来的讨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面对这些著作，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梅子涵认为，“我国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应该说已经成熟了。几代人的相继努力，终于在今天，开始更为科学和完善”（见《中国儿童文学》2002年第1期）。在这个问题上，王泉根教授显出他乐观而实干的性格。他认为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儿童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都出现了新的成果，在图画书、童话、幻想文学、科幻文学的研究上不断拓展。面对儿童文学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他更愿意去以实际的行动去填补。这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批评的问题。方卫平认为现在的儿童文学批评真正富有批评锋芒和批评勇气的声音实在太稀缺、太微弱了。仔细想想，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何尝不适宜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呢？但是，相比之下，儿童文学界显得更为严重。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匮乏也是个时常被讨论的问题，在这些著作当中，我们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吴其南在写作这部作家论中坦言：“近年虽也读过一些学术前沿的理论，尝试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画虎类犬，感到还是在原来的思维轨道行进方便些。”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就在于理论视野的封闭，我们经常是自说自话，缺少与西方的交流；二是在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上也亟需突破，目前关键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

最近两三年，两本西方论著――《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和《童年的消逝》中的观点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儿童文学论文中，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启发。这么反复地引用是否恰恰印证了我们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其次，为何我们已有的儿童文学理论没有这么强大的思想能量？我们已有的这些著作当中，有哪些能够成为我们长久的理论资源？

其次，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各种论著中，可以说没有一本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哪怕是当代儿童文学史，原因何在？有没有必要？王泉根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正说明了研究者们的严谨。他认为，写作文学史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学术能力，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作家负责，不能随便动笔写史。如果是就个人学术风格而言，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史或教程、概论，那也是很成问题的，毕竟，每个初学者都有这样的需要。王泉根教授介绍说，现在全国的初等教育学院就有80多所。我听到这个数字后想到的是，这么多学生在学习儿童文学，他们不需要较有权威性的文学史吗？初等教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这么多从业的儿童文学教师依据什么来教授这些学生？

儿童体育论文篇11

儿童在少年时代需要儿童文学来充实他们的想象空间，而青少年儿童的心灵空间也需要一定的儿童文学介入，以此来增强青少年儿童对于我国民族语言的热爱。因此要形成一套系统的以儿童文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体系，仍需要展开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儿童文学的概念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具有少年儿童的独特审美特点，其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审美塑造以及情感表达来为青少年儿童构建一个具有诗意特点的、纯真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儿童能够自由自在地舒展自己的想象力，保存自己的童真。其次，儿童文学还具有鲜明的儿童本位性，以儿童为中心，能够契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社会化方面的特征等，同时又充分考虑到儿童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联系。

二、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教育

在小学语文课程教育过程中，如何将儿童文学的特点更好地融合在语文教学的实践工作当中，进一步发挥愉悦儿童、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目的，首先需要认清在小学阶段，儿童文学教育具有典型性。小学阶段的孩子处于童年中期以及青少年早期，这个阶段的认知特点为：童年中期发展阅读、写作等方面的基础技能；青少年早期开始出现对于抽象食物的思维方面的推理能力。因此，在很大的层面上展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教育的研究探讨，不难发现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小学语文一线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训练，因此缺少关于儿童文学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难以通过自己的引导带领小学生在课堂上真正进入儿童文学的内涵世界，因此我国目前的小学语文课堂对于儿童文学的学习以及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还存在一些问题。

儿童文学对于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为“一体两面”，目前我国儿童文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仍未充分涉及两者之间的融合问题，教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融合起来，展开沟通，以求能给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工作一定启发。

儿童体育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223-02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虽然已有十年左右的历程，但各个学校的任课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大多是参照互联网或自己编撰的，并没有统一的版本。课程目标大多围绕以下几点：使学生掌握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特点，扩大儿童文学的阅读量，提高儿童文学修养，具备分析和鉴赏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初步学会撰写儿童文学评论和创编简单的儿童文学作品。概括来说就是：理论、文体知识、阅读、鉴赏、评论、创编。有的教师因为课时有限没有设置“评论、创编”的目标，也有教师设置了“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文学接受特点，有较强课外阅读指导能力和文学活动组织能力”这样较高层次的目标。整体来说，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设置多而杂，也没有目标的先后阶段和权重之分，更没有具体的教学方法指导与每一条目标相对应，这让任课教师拥有极大主动权的同时也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任课教师又极少是专业出身，多由相近专业教师兼任，基本采取以教材为纲的“一言堂”式纯理论授课，没有从课程目标出发去研究教学环节，更是忽视了阅读指导、评论、创编这些实践环节，再加上课时量不足，极易造成授课简单化，让本该生动多彩的课堂变得沉闷乏味，学生也很难真正领略儿童文学的魅力。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1]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2]，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

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3]。

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

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

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

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