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论文篇1

作者：冯琳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现行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一) 未确立粮食安全观为立法指导思想就现有的粮食法律规范而言，绝大多数法律规范在立法时并不是为了维护粮食安全。即使此类的相关法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客观效果，那也只是为其他目的实施后所产生的附属效应。如《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涉农法律，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推广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只不过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又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因而这些法律规范事实上起到了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3］。尽管它们在立法之时并未以粮食安全保障作为其明确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理念，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些法律规范都直接或间接的发挥着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只是由于粮食安全观念并未贯彻到这些具体法律条文与法律制度之中，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当然，也有少部分相关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粮食安全的理念，如《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农业法》第 5 章均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和贯彻粮食安全的理念。但遗憾的是，这部分立法也没有将粮食安全理念贯彻到相关具体制度与法律条文之中。由此可知，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粮食安全法律规范并未真正贯彻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 二) 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我国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在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实体内容上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存在立法空白，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基本法。自 2003 年3 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是我国农业领域的基本法。该法第 5 章第 31 条至第 36 条对粮食安全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区区 6 个条文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其对于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风险防范还存在诸多空白。此外，不难发现这 6 个条文规定的内容含有颇多标语口号式的宣示，并充满“鼓励”“支持”“提倡”等难以操作的措辞，其可操作性极差，远未起到粮食安全基本法的作用。换言之，我国目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基本法。这使得粮食安全法律规范没有主心骨，没有支柱，从而显得零散与混乱。第二，现行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零散、混乱，缺乏协调性。一方面，粮食安全相关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多数直接或间接与调整粮食安全法律关系有关的规定仅仅属于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不同部门、各个地方就统一问题所确定的规范也会因某些原因而相互冲突。例如，各省级政府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 8 条规定的授权对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条件作了不尽相同的规定。按照规定经营者一旦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便可以在全国各地进行粮食收购，由于各地规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不一致，这就形成了市场主体竞争不平等。第三，缺乏程序性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从现有的法律规范来看，不少相关条款都是无实质履行内容的倡导性规范，没有做相应的具体明确的制度安排，可操作性差。以《农业法》为例，第 5 章第 34条规定: “国家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制度，采取措施保证粮食供给。”条文中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就该制度实施主体、范围及程序等基本内容均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样，第 46 条规定了国家扶持农业保险的原则，而对农业保险的实施主体、体系设置、基本的运作规则及其经费来源、各方的基本权利义务等都未做出明确规定。

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法律途径

( 一) 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主要领导，不但要鼓励和加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理论研究，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与指导，而且要切实把建立健全完善的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唯有提高对法律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社会各界才能齐心合力加强粮食安全立法，严格粮食安全执法。( 二) 加强立法，构建完善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埃尔曼曾经说过: “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因此，以法律的手段去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同时，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相对严格的制定及修改程序，能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加强立法，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填补现行粮食安全法规中的立法空白。为确保粮食安全基本法的权威性，建议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并由全国人大专门制定和颁布，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法律。另外，应以这一基本法为核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如在农业保险方面，不但要在《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增加农业保险的目的、原则等基本性规定，还要制定《农业保险条例》，通过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规范以确保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梳理、整合、协调、修改与完善。一是对现有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中互不协调，互相冲突的法律规范予以整合与协调。例如，针对全国各地关于粮食收购准入条件规定不一的情况，应当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做出统一的规定，要求各省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协调。二是对现有的粮食安全法律规范中已与时代背景、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予以相应的修改完善。例如，对《水土保持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作相应的修改完善。( 三) 健全制度，完善相关粮食安全法律保障机制在粮食生产、流通、储备以及消费等各环节不断完善相关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具体来说:粮食生产安全方面。通过对农田等农业基础设施的保障以及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运用来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另外，应将粮食直补政策上升为法律，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同时，以国家支持为主的粮食金融支持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4］。粮食流通安全方面。要建立并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对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由国家负责，由此产生的支出成本由中央政府承担，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之中。粮食储备安全方面。应详尽界定粮食储备的监管部门、粮食储备企业的主体地位、粮食储备的审核监督、粮食储备的动用、粮食储备资金的来源等关键事项; 此外，应构建完善的储备粮监督机制，通过定期、不定期的审计及检查，确保仓实相符、账实相符。粮食消费安全方面。除了完善现有的法律对计划生育的规范以及鼓励大众爱粮惜粮，养成珍惜粮食的习惯外，法规对粮食消费安全的保障还必须注重对粮食消费结构的调整以及建立控制工业用粮的制度方面。

粮食安全论文篇2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粮食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何为“粮食安全”？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粮食安全就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国内对粮食安全的研究集中在1990年代，尤其是继1994年莱斯特·布朗[1]在《世界观察》上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后，国内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粮食的消费量、储备量、贸易量、生产量及特定背景下(如退耕还林)粮食安全等几方面。

在研究粮食消费时，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应首先是口粮安全。李成贵[2](2001)强调，粮食安全是口粮安全，应与国际市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以解决其粮食缺口问题。当然，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口粮的人均消费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收入增长使得食物来源多样化所致[3]。

粮食进口的增加是否会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倍受关注。已有大量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到的结论是：粮食生产相对缩减是长期趋势；与自给自足相比，放开粮食贸易是更为经济合理的政策选择，它不但不会损害我国的粮食安全，反而会在更低的成本下加强粮食安全[4]。

对粮食生产的研究比较注重对供给能力的分析，其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以预测为主，且各种生产预测之间的差距要比对应的消费预测之间的差距大得多[1，5]。虽然这些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但所有结果均表明中国未来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必然趋势。第二，均强调保护粮食的生产潜力。侯东明[6](2002)指出，粮食安全保障与农业常规发展战略分家是世界上具有资源制约农业特点的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加强战略粮食安全要通过保护耕地及土地的粮食生产潜力的方式实现。李成贵[2](2001)也指出，未来中国粮食增产的可能选择是藏粮于仓不如藏粮于地。

退耕还林是提高粮食生产潜力、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7]。农业发展环境与粮食安全之间呈双向反馈关系，即没有粮食安全，农民势必要继续毁林开荒，从而加重环境恶化，并形成环境对粮食生产影响的恶性循环。因此，没有粮食安全就难以保护环境，同样粮食安全如不注意保护环境，也难以实现粮食的持续安全[8]。虽然人们也非常担心大面积退耕会造成粮食总产量减少，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不能把维护粮食安全简单地理解为增加粮食总产量，退耕还林的生态功能是增加耕地的生产潜力，因此可以在一个更良性的环境下维护粮食安全[9]。雷玉桃等[10](2003)分析了退耕还林与我国粮食安全的协调机制，她指出，退耕还林有正的外部效应，如治理生态等；但也有负面效应，即，使我国粮食供应缺口增大。协调好这两种效应需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粮食生产的自律机制、粮食安全预警机制及相应的协调机制。对于退耕还林是否会造成粮食供应短缺并影响其价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所①(2004)对退耕还林对于粮食价格上涨做了定量研究，结论是：退耕还林对粮食生产及价格的影响非常微弱。谭晶荣[11](2003)也指出，退耕还林并不是导致2000-2003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原因。

以上从粮食生产、消费、进口及环境等几方面回顾了我国粮食安全方面的研究。与粮食生产、消费、进口等方面的研究相比，结合特定背景(如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研究粮食安全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本研究将以此为背景，结合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实证分析退耕还林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

二、退耕还林对我国粮食安全短期影响的评价

粮食安全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粮食安全(或不安全)状况可以通过一定的数量指标反映。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对粮食安全的衡量尚无统一标准。FAO、世界银行以及各国学者普遍采用的计量指标有粮食贸易依存度、粮食储备水平、粮食产量波动系数、人均粮食占有量、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及间接粮食消费在粮食总耗用量中的比重等。国内研究与国外雷同，朱泽[12](1996)、程亨华[13](2002)等选择了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自给率或粮食贸易依存度、粮食库存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低收入人口的粮食供应水平等指标来评价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本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中选取了粮食总量安全系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外贸依存度和粮食储备四个指标评价退耕还林对我国粮食供给总量的影响。

(一)粮食总量安全系数

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是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三大营养素。根据我国卫生部门推荐的标准[14]：我国居民三大基本营养素的全国平均需求量为每日2400千卡热量、70克蛋白质和65克脂肪。根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颁布的食物营养成分(如表1)，可大致推算出满足基本营养及生存所需的粮食数量。

表1食物营养成分[15](每100克含量)

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谷物(千卡)(克)(克)(克)

玉米3447.93.370.2

大米3467.40.877.2

标准粉34411.21.571.5

其它粗粮3529.52.366.5

从表2中的最低需求量中取数字最小的一个作为满足营养需求的最低标准，即“其它粗粮”中的0.681公斤作为我国一个标准人、每日维持生存的最低粮食需求量，那么一个标准人每年最低消费粮食量为248.56②(0.681×365=248.56)公斤(其中也有部分脂肪和蛋白质)。只要我国的粮食供给能够保证每人最低248.56公斤的粮食需求(这个粮食消费量仅指口粮消费量)，就能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安全，但此时的营养水平将绝对低于卫生部门推荐的标准。若粮食人均供给量低于248.56公斤，则肯定发生了绝对的粮食危机和饥荒。

表2人均生存谷物总需求量[15](公斤/日)

谷物热量标准脂肪标准蛋白质标准最低需求量

玉米0.6971.970.8860.697

大米0.6934.091.010.693

标准粉0.6973.170.6690.697

其它粗粮0.6811.410.7890.681

计算结果如表2：

设π为粮食总量安全系数[16]，则：

π=q/s公式1

s=248.56，q为粮食人均产量

“1”是粮食安全的起点。π越高，则粮食总量安全系数越高，发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附表1显示了自1952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安全系数的变化。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①在绝大多数年份，我国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是大于1的，表明粮食供给基本能满足人民的最低营养需求。但1962年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低于1(仅为0.97)，1960-1962年恰逢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境内发生了绝对饥荒。②1979年以后，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很快，1984年粮食总量安全系数达到1.5；1985年国家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1985年国内粮食总量随之下降，当年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从1984年的1.58降至1985年的1.45，社会上出现了抢购粮食风潮；1988年前后出现的情况与此类似；因此，大家普遍把粮食总量安全系数“1.45”界定为粮食安全的经验转折点或粮食的经济安全点。当总量安全系数接近或低于1.45时，价格机制与经济系统可能发生紊乱，社会将出现恐慌。③从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以后，我国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一直在下降，从1999年的1.63降至2003年的1.34，于是，2003年国家发生了粮价大幅度上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粮食总量安全系数的下降虽然引起了政府及民众的普遍关注，但并未发生社会性恐慌与抢购，这固然与人们日益增强的购买能力密切相关，但国内日益完善的粮食市场购销体制也功不可没。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有意识地缩减了2004年度退耕还林的规模，原因是随着退耕还林进程的推进及国内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国内粮食供给量将随之下降，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也将继续下降；而作为政府，有必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1.45)，才不至于影响国家社会秩序及粮食市场的稳定。

附表11952-2003年粮食总量安全系数变化

年度人均粮食产量(公斤/人)粮食总量安全系数(％)

1952288.131.16

1957306.011.23

1962240.320.97

1965372.001.09

1970293.241.18

1975310.481.25

1978318.741.28

1980326.691.31

1984392.841.58

1985360.71.45

1987371.741.50

1988357.721.44

1989364.321.47

续附表1

年度人均粮食产量(公斤/人)粮食总量安全系数(％)

1990393.11.58

1991378.261.52

1992379.971.53

1993387.371.56

1994373.461.50

1995387.281.56

1996414.391.67

1997401.741.62

1998412.41.65

1999405.51.63

2000364.781.47

2001354.731.43

2002355.691.43

2003333.351.3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并经计算而得。

(二)粮食产量波动系数

粮食产量对粮食安全具有决定作用，但受天气、播种面积、生产投入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总会出现波动。我们采用简单的趋势回归方法，计算出各年相应的趋势产量，当实际粮食产量与趋势粮食产量偏离较大时，说明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差，粮食安全水平较低；反之，当粮食的实际产量与趋势粮食产量偏离较小时，则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高，粮食安全水平较高。需要说明的是：①由于建国后一段时间内统计机构不完善，“”期间国家统计局被撤消，同时，1958-1962年又是非常时期，因此对粮食波动影响的研究选择从1963年开始。②国家在1999年开始试行退耕还林政策，并在2000年在大部分地区推广，作为一项对粮食生产影响较大的政策，如果不与其它年份区分，势必影响预测结论。因此，本研究设定了年份的虚拟变量，回归方程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从1963年到1999年，我国粮食大约每年增产955万吨。从2000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每年减产900万吨(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至2003年只有四年时间，回归的可信度稍低)。据此测算出各个年度粮食总产量的变异率③(RatioofVariation)。其波动幅度用公式3表示：

从计算结果看(见附表2)：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变异率绝大部分保持在±5％的范围内，但个别年份变异较大，增产幅度最大的年份是1984年，增加了11.12％；退耕还林前，减产最大的年份是1977年，减幅为4.2％；退耕还林后，减产最大的年份是2003年，减幅达到3.12％。如果我们对附表2中的变异率按时代划分为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前期，并对它们的变异率进行简均，可以看出，1960年代的粮食变异率平均为5.14％，1970年代为1.86，1980年代为3.28％，1990年代平均为1.3％，2000-2003年平均为-1.58％。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国退耕还林政策实行之前，粮食变异率均为正数，说明实际产量与预期产量之间呈正向偏离，但该数值一直在下降，表明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缩小，说明粮食产量年度间变异率在缩小，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高；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之后，我国的粮食平均变异率为负数，说明实际产量与预期产量之间呈负向偏离，但偏离幅度并不大，说明退耕还林的推进虽然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量，但这种减幅并不大，这也是我国推行退耕还林政策的依据所在④。

附表21963-200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值单位：百万吨

年份实际粮食产量趋势粮食产量趋势值与实际值之差变异率RV％

1963166161.184.822.90

1964188170.7317.279.189

1965195180.2814.727.55

1966214189.8324.1711.29

1967218199.3818.628.54

1968209208.930.070.03

1969211218.48-7.48-3.55

1970240228.0311.974.99

1971250237.5812.424.97

1972241247.13-6.13-2.54

1973265256.688.323.14

1974275266.238.773.19

1975285275.789.223.24

1976286285.330.670.23

1977283294.88-11.88-4.20

1978305304.430.570.19

1979332313.9818.025.43

1980321323.53-2.53-0.79

1981325.02333.08-8.08-2.49

1982355.5342.6312.373.48

1983387.28352.1834.828.90

1984407.31361.7345.2711.12

1985379.11371.287.832.07

1986391.512380.8310.682.73

1987404.733390.3814.353.55

1988394.08399.93-5.85-1.48

1989407.549409.48-1.931-0.47

1990446.24419.0327.216.10

1991435.29428.586.711.54

1992442.66438.134.531.02

1993456.49447.688.811.93

1994445.1457.23-12.13-2.73

1995466.62466.78-0.16-0.03

1996504.54476.3328.215.59

1997494.17485.888.291.68

1998512.3495.4316.873.29

1999508.39504.983.410.67

2000462.18471.15-8.97-1.94

2001452.64462.15-9.51-2.10

2002457.06453.153.910.86

2003430.695444.15-13.46-3.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并经计算而得。

(三)粮食外贸依存度

通过对粮食总量安全系数和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的分析可以看出，退耕几年来，我国已逐渐显示出粮食总产量下降的趋势。今后随着退耕规模的扩大，粮食供需缺口还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果粮食供需之间的缺口全部由进口弥补的话，就需要考虑粮食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了。

所谓粮食外贸依存度，即假设粮食供需缺口全部由进口来弥补时，粮食缺口占总需求量的百分比。一般认为，粮食外贸依存度在5％以内，表明一国粮食自给；在10％以内，表明粮食基本自给[17]。从附表3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一直在±4％之间波动(即使是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后的几年里)，表明我国粮食能够自给。值得注意的是，从1999年退耕还林后，我国粮食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状态，尤其是2003年，出超更为明显，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由于退耕而造成供求缺口，从而出现大量粮食进口的情况。这似乎与我国的现实不符，2003年是我国粮食供求矛盾最突出的一年，当年粮食总产量43069万吨，总需求量48500万吨，明显属于供小于求，但却出口了1992万吨粮食。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①进出口的品种不同。②可能源于我国外贸进出口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时滞所致。③我国消化库存的种种举措使然。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退耕还林实行后的几年里并没有造成我国粮食大量短缺。

附表3中国粮食外贸依存度状况

年份粮食总产量(万吨)粮食总需求量(万吨)净进口(万吨)粮食外贸依存度(％)

1981325023448913493.91

1982354503591215344.27

1983387283738212383.31

198440731388217221.86

19853791137909-327-0.86

19863915139628-169-0.43

198740298401718912.22

198839408402468152.03

1989407554123210022.43

199044624424507891.86

199143529425482590.61

19924426641684-189-0.45

19934564942659-783-1.84

19944451042385-425-1.00

1995460624314319674.33

199649000440649592.18

199749417494504160.84

19985123050049-500-0.99

19995083950364-399-0.79

20004621847710-1063-2.23

20014526448450-532-1.1

20024570648000-11982.5

20034306948500-1992-4.11

注：负值表示出口依存度，正值表示进口依存度。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82-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经计算而得。

(四)粮食库存水平

粮食库存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与否的重要指标。根据FAO的定义，在新的作物年度开始时，库存粮食占本年度粮食消费量的17％即为粮食安全系数。那我国国有粮食部门究竟应保有多少粮食库存量才是最安全的？我国粮食储备长期被看作机密信息，库存数据也通常不公开发表。但仍然有很多学者从各种渠道、各种信息综合地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粮食安全系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已达34.8％。而世界粮食安全系数1996-2000年平均仅为16.5％[13]。为缓解这一局面，我国自1999年下半年起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并加大了陈化粮的处理力度，再加上近两年来有意识地减少收购、增加销售，国家粮食库存明显减少了，但我国粮食保障水平仍然很高。根据测算，2003年末我国国有粮食库存18000亿公斤(粮食安全系数仍超过30％)，农户人均存粮506公斤，全国农民存粮达38900亿公斤。如果将国库粮食和农民存粮合计起来为56900亿公斤⑤。

如果按照粮食年消费量49000亿公斤计算，2003年末的粮食库存水平超过消费量，粮食保障水平仍然较高。需要说明的是，从2001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结转库存量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化，不再以粮食库存安全系数作为衡量世界粮食安全的主要标准了。因此，该系数的高低对今后的粮食生产已不再如过去那样重要了。

以上通过宏观粮食安全的四个指标考察了退耕还林前后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变化，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1999年试行退耕还林政策至2003年四年里，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幅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说明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暂时没有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但由此判定退耕还林政策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还为时尚早，这是因为，自1999年至2003年里我国一直有比较雄厚的粮食储备作为后盾。而今后，随着退耕还林规模的继续扩大，我国的粮食库存和粮食供给将继续下降，这是否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从而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后怎样的退耕还林规模才是最适度的呢？

三、退耕还林对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评价

生态环境恶化已构成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的瓶颈。要逆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停止毁林开荒，实行退耕还林。但退耕还林需要粮食供应的支持，只有国内粮食供应稳定增长，才能减少退耕还林地复耕的可能。因此，从长期看，在积极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处理好退耕还林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解决好怎样退、退多少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一)灰色预测模型的选择和指标确定

1.预测模型(GreyModel，GM)的选择

预测是对尚未发生或目前不确定事件的科学推测，是对客观事物未来的预先推测。GM(1，1)模型是最常用的1种灰色模型，它是由1个只包含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构成的模型：

2.指标的确定

退耕还林工程应该在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并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应确立科学的退耕面积及退耕进度。本研究根据灰色预测系统、选择人口、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最低消费量4个指标建立GM(1，1)模型，对未来10年全国的人口、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进行预测，并根据模型求出人均粮食最低消费增长率(P)和人口增长率(r)，导出退耕还林面积公式，进而计算出全国各年的退耕面积[18]。

(二)全国各指标的GM(1，1)模型的建立

1.人口预测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全国1990-1999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建模原理，可得到我国人口预测模型如下：

R(t+1)=11130533.03e0.01±11016200.03

公式6

2.粮食总产量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全国1990-1999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建模原理，可得到我国粮食产量预测模型，如下：

D(t+1)=1913628.9e0.022±1869004.93

公式7

3.粮食单产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全国1990-1999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建模原理，可得到粮食单产预测模型，如下：

L(t+1)=206509.68e0.019±1869004.93

公式8

4.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量GM(1，1)模型的建立

根据建模原理，可得到人均最低消费量预测模型：

G(t+1)=31900.57e0.012±31507.47公式9

根据以上人均最低消费预测模型可得到我国人均粮食消费增长率为1.2％，人口增长率为1％。

(三)最大退耕面积的确定

设退耕年限为a，直到a年为止使退耕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恰好满足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量，根据上面得到的GM(1，1)预测模型，可以求得第n+i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那么可得到第n+i年的人均粮食最大剩余量(-)。因此可得到第n+i年最大退耕面积，等于除以第n+i年粮食单产，再乘以总人口，除以a年进行平均分割。其公式如下：

：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粮食最低消费量预测值；：粮食产量；人口增长率。

根据以上公式的初算结果对1990-1999年可能的、可供退耕的土地面积进行GM(1，1)模型预测，得到以下结果：

对当前模型的评价：C=0.3471很好p=1.0000很好

附表4的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效果很好，因此可以用其来预测到2010年为止各年最大的退耕土地面积(详见表3)。通过公式10得到了到2010年时，人均粮食占有量恰好满足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需要时，我国最大的退耕还林面积。

附表4最大退耕面积模型的验证表

单位：万公顷序号观察值拟合值误差％

X(2)43.2332743.36517-0.1319-0.30509

X(3)45.8570544.4631.394053.03999

X(4)45.4811445.58862-0.10748-0.23632

X(5)44.6969446.74274-2.0458-4.57704

X(6)46.7877947.92608-1.13829-2.43288

X(7)50.8993849.139371.760013.45781

X(8)50.7874250.383380.404030.79554

X(9)52.4738851.658890.814991.55313

X(10)52.0444152.96668-0.92228-1.77209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而来。

表3我国2000-2010年每年最大退耕面积

单位：万公顷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退耕面积53.3155.6857.0958.5460.0261.5463.164.6966.3366.368.0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从表3可以看出，从长期看，在保障国家人均粮食最低消费的基础上，到2010年为止中国最大退耕面积累计为675.61万公顷，每年的退耕规模应在上年度的基础上做小幅度调整，不应该出现大幅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因为无论是大幅度增加还是减少，都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财政负担加重等。

四、结果及讨论

(一)从短期看，退耕还林的实施并没有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

通过对宏观粮食安全评价四个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总量上看，退耕还林实施后几年来，我国的粮食总量安全系数一直在下降，2003年尤其低，仅为1.34，明显低于国家粮食经济的安全点，国内的粮食供应一度处于短缺状态，但我们并不能将这一切完全“归罪于”退耕还林的实施。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是：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减少了500亿公斤，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而导致的耕地面积减少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主要原因，而因退耕还林减少的粮食产量所占比例很小。1998-2003年，没有退耕任务的江苏、广东和福建三省粮食产量减少300亿公斤，占全部减产产量的60％⑥。退耕还林后，粮食产量波动系数虽然为负数，但波动系数的幅度并不大，说明虽然退耕还林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但产量变动在可接受范围内；粮食外贸依存度上的考察更加验证了这一结论：即退耕还林后，粮食出口反而比以前增加了，这虽然有些奇怪，但至少证明退耕还林工程的推进并没有导致国内粮食供求短缺；粮食储备的变化也证明，即使在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推进的几年后，我国的粮食保障程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通过以上四个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退耕还林从短期看并没有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然而，这并不说明退耕还林工程以后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因为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继续推进，国家粮食库存及国内粮食生产量的减少，粮食短缺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存在。因此，依据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今后退耕还林进程调整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二)从长期看，退耕还林工程推进的速度有些偏快，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灰色预测结果表明，从2000年至2010年，在满足人均最低粮食消费量的基础上，我国所应完成的、最大的退耕还林面积为675.61万公顷。而根据我国退耕还林的设计目标，到2010年，我国需完成退耕地造林1466.67万公顷。这与我们的预测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差距呢？我们认为有二点原因。

1.目标设定值过高是造成预测值与实际值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以第一阶段任务为例，国家计划到2005年完成退耕地造林1133.33万公顷，到现在为止计划完成得怎样呢？1999年是我国实行退耕还林试点年，国家率先在陕、甘、川三省试行；2000年扩大到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为重点的1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1年试点进一步扩大到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年来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120.61万公顷；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启动，全年共安排退耕地造林任务264.67万公顷；2003年，国家安排退耕地造林336.67万公顷⑦；当年国内出现了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于是，2004年国家大幅度地收缩了退耕还林规模，当年仅安排退耕地造林任务66.67万公顷；2005年略有提高，完成退耕地造林84.59万公顷⑧，这样，从1999年至2005年，我国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873.21万公顷⑨，这与第一阶段完成退耕地造林1133.33万公顷的目标也还存在很大差距。这说明我国退耕还林中的确存在设定目标过高而造成计划无法完成的情况。

2.研究的前提假设不同是造成预测与实际值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粮食总产、单产、人均粮食最低消费及人口变化基础的模拟结果，而国家制订的目标是以现有坡耕地数量全部退耕为基础制定的，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国家希望将所有的坡耕地退出耕种以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那么可以通过延长退耕年限的方法将退耕还林工程进行到底。

注释：

①本结论是黄季焜在2004年11月7日在“小农户、大市场与全球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这个标准是依据1990年中国预防医学会的标准计算而得，这个标准仅指维持人体基础代谢所需的能量，因此它低于1993年通过的“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的“每人每日2600卡热量、72克蛋白质和72克脂肪的标准”。

③变异率是经济实际观察值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偏离的幅度越远，经济的波动幅度就越大，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就越低。用变异率指标可以大致反映特定时点上经济变量的稳定程度。

④坡耕地粮食产量比较低，对全国粮食产量影响不大。全国大于150的坡耕地平均亩产仅118公斤，遇上干旱等自然灾害，很多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因此，坡耕地和沙化土地退耕对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影响并不大。

⑤数据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湖南统计局”，2004年10月28日。

⑥该数据引自2004年10月14日国务院西部开发论坛记者招待会：李子彬答记者问。

⑦这组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在2003年8月1日退耕还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节。

⑧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新华网北京2006-03-11电。

⑨这个数据是1999-2005年退耕地造林面积的加总，乃作者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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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论文篇3

1.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测方法。

(1)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反映粮食安全程度的五个变量。(2)数据来源。总人口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经济年鉴》，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而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系笔者据上述统计数据计算得到。(3)预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考虑粮食进出口和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等因素。本文采用OLS回归法定量预测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其具体步骤：首先，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年历史数据，分别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OLS回归处理，并检验模拟的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其次，在四个回归方程均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基础上，分别对这四个变量作外推式预测，得出2007--2020年间各变量的年度直接预测量；再次，求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预测量之积，得到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将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与直接预测量作比较，据稳健原则选取其中较小者为粮食总产量的预测数据；最后，用粮食总产量预测量除以总人口预测量，得出入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和Excel2003软件。

2.预测过程及结果分析

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实际数据，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它们对于时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1)。观察这四个回归方程各自的确定系数及调整的确定系数，发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或优良的拟合优度，可用于预测各自的未来量。

依据表1各回归方程，分别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进行外推式预测，得到它们的2007—2020年预测量；再据2007—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可计算出此间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基本安全水平应大致为365公斤—370公斤。将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量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作比较，发现2007—2020年间入均粮食预测占有量均略高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说明2020年前中国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2007年与2008年是本研究的未来年度，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已是历史年度；这就为检验本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2008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粮食总产量为50160.3万吨，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而2007年和2008年年末实际总人口分别为132129万人和132802万人，即2007年和2008年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约为379.6公斤和397.9公斤，分别超过各自预测量约2公斤和20公斤。这表明本文所预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可以满足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且其预测水平基本符合实际且稳健可靠，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二、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上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目标，须妥善处理四方面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应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近来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杂音”，即认为若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中国未来将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过快上升并危及经济发展后劲等不利局面。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国情与最大矛盾始终是人口过多、资源紧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早已接近极限，这是威胁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诱因。至于几十年后的问题，现在不宜过于“深谋远虑”，应依据未来的具体情形由后代们去历史地予以解答；况且，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劳动力需求将呈降势。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即便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足为虑。(2)耕地因素。耕地是最基本的粮食生产要素，改革以来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稳中微升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下降态势。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导向与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功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须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并有效协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产上的争地矛盾。中国既要切实硬化基本农田保护，又应着力改良耕地，做到既确保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又要持续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只有切实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可能为确保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耕地资源基础。(3)农业基础设施因素。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旱灾、涝灾是中国最频发且影响粮食生产最重的两大自然灾害。这表明中国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局面，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依然比较薄弱。同时，要在“人增地减”双重压力下谋求未来中国粮食基本安全，就须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持续提高单产。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农业投入保障制度。(4)制度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上，应确立“制度重于技术”理念，着力开展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注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应优先进行农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财政支农体制等相关农业制度的实质性创新，以达到激发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活化涉农资源，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维目标。应加快农地利用制度创新改革，设法实现在粮食生产用途上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激励农民增加对耕地的投入，鼓励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渐进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资金是农业经济的血液，粮食生产离不开灵活、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须切实扭转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实事求是地谋划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以来财政支农能力低下且已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不足，而在于财政支农效率长期低下，加快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刻不容缓。

粮食安全论文篇4

粮食安全约束下的生物能源发展路径,粮食安全,粮食发展当前能源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已越来越密切。一方面，现代农业越来越多地使用石油及其制品，这种广泛采用“机械—化学技术群”的生产方式被称作“石油农业”；另一方面，随着生物能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粮价与油价的联动性日益增强，农产品的能源属性日渐显现，这很可能是农业领域的一场根本性革命。 2007—2008年国际粮价经历了一轮大幅上涨，人们普遍认为，生物能源产业的迅速扩张是粮价上涨的一个重要成因，并纷纷要求对该产业进行限制。而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能源也面临着短缺，这就更需要我们进行统筹平衡，寻找粮食安全约束下的生物能源发展路径。 生物能源产业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空间 生物能源是一个与化石能源相对应的概念，从广义上说，它是由自然界植物及有机质形成的各种能源，包括了人类早期利用能源的一些形式，如秸杆燃料、沼气等；而本文主要拟讨论狭义上的生物能源，指的是以某些农林产品为原料，借助工业手段转化而得的能源产品，如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 （一）消化过剩粮食：生物能源的产生背景 生物能源产业最早出现在二战时的美国，其初衷并非为了解决能源问题，而是为了消化过剩的粮食。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粮食过剩和价格暴跌的情形记忆犹新，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就鼓励用谷物制造乙醇汽油，用作汽车燃料。近年来，美国推动生物能源的态度更为积极。布什曾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在2017年美国至少会有350亿加仑的替代燃料，这一数字是2006年生物乙醇产量的7倍，如果折算成玉米原料，美国尚需增加4000万英亩的玉米种植面积。 美国对发展生物能源的积极态度，或许可以从如下角度来解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同时由于价格上具有竞争力，美国每年又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这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用财政资金间接地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农业补贴政策的存在，当然有农场主的政治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客观上造成了美国的福利流失到国外。而现在美国将玉米等农产品大量用于能源生产，起到了减少出口、将福利留在国内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发展生物能源产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方面的问题。当然，后来又增加了能源安全、环保等多方面的考虑。 类似地，中国发展生物能源，最初也主要是为了“消化”粮食。1998、1999连续两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导致了库存剧增。在1998年前后，包括中央和省级储备粮在内的粮食库存超过3000亿公斤。粮食长期储藏后变成陈化粮，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但由于当时转化渠道狭窄，陈化粮的消化十分棘手。同时，也为了解决我国石油资源匮乏、进口依存度过大等问题，2000年8月国家经贸委布置开展研究乙醇汽油的任务。 此后，我国的生物能源产业正式起步。“十五”期间共建设了4家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厂，分别是黑龙江华润酒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燃料乙醇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天冠燃料乙醇有限公司、安徽丰原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这4家指定企业的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为102万吨，2006年增至144万吨。这些企业都以粮食为转化原料，除河南天冠公司外使用一部分小麦外，其余都使用玉米。2007年，中粮集团又分别在广西和河北建成投产了以木薯、红薯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生产点。 （二）粮价与油价：生物能源的产业空间 作为连通农业和能源的一个新兴产业，生物能源事实上面临着两端约束。如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或者燃油价格大幅下跌，都可能使该产业失去生存空间。例如，有计算结果显示，若不考虑政府补贴，只有当原油价格在每桶70美元以上时，生产生物能源才是有利可图的。 而且，从“能源偿还比”的角度看，如果将“从农田到油箱”的整个流程都考虑在内，那么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生产燃料乙醇所得到的能量只比消耗掉的能量稍多一点。同时，由于粮价和油价都受供求的影响，生物能源的扩张将产生拉高粮价、压低油价的效应，使得该产业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这种不确定性也表现在企业层面，例如当前国际四大粮商对生物能源的态度就各不相同：ADM最为积极，邦吉次之，路易达孚相对保守，而嘉吉则根本不看好这个市场。 但另一方面，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能源，长远来看必然需要有新的能源对其进行替代。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6》的数据，目前全球石油储量仅可供开采40年。因此

粮食安全论文篇5

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其他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过于求。所以抑制农民增收的基本原因，还是市场需求制约和农民就业不充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抛荒”现象，就反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对“抛荒”不必过分担忧，首先，“抛荒”面积在总体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抛荒”是在粮食暂时供过于求、而其他农产品在市场上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投入的一种应对措施。马克思说过，农产品价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出现供过于求时，劣等地退出生产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当然，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引发“抛荒”的原因很复杂，农民种地的负担过重是诱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抛荒”没有导致供给短缺，这表明它主要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多数农民在当前确实难以靠农业来增收。

农产品过剩非农产品也过剩

农产品的需求约束非常严重。比如全球粮食价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处于低谷，很多品种目前的价格和最高价相比已跌去近50％，这似乎是全球性的粮食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所以讲目前农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粮食有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产品，对它的判断仅仅依据人们有无支付能力是要出问题的。显然，如果完全从经济学判断，全球的粮食生产都应减少，更不用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应减少；但是从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来讲，目前全球的粮食生产未必能满足需求。因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按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

经济发展到今天，从平均消费水平看，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似乎应该减产。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盖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说中国，拿城里的4亿人口和农村的8亿多人口比较，两者需求结构的差异非常大。除部分发达地区外，农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鱼这些动物性蛋白食品。

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但由于存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样的市场就很难对付。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早已满足了，而没有满足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农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城镇居民，已经进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阶段，他们的支出将转移到新兴消费如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之类的行业。另外一个是，城市消费的发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消费基本与农业无关，比如城市高楼、轿车都和农业无关。

所以尽管城镇在快速扩张，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继续增长，但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弱，很多农产品的消费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市场，这是个最大的制约。

粮食安全论文篇6

2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应做的几点改进

2.1更多的使用“绿箱”政策而并非关税等传统方式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目前，世贸组织的许多成员都不断加大“绿箱”政策的推行力度，特别是发达国家，“绿箱”政策近些年来仍有大幅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绿箱”支持也在加大，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对于农业“绿箱”的投入相对较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①增加可以提高粮农收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建设投资和专项资金。例如建立政府向农民提供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的投资补贴，以及粮农转产转业专项投资补贴。②增加对粮农收入直接补贴，在免去农业税后，我国也对粮农收入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还是不足以提高粮农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国家还应该加大对粮农民的补贴，这样才可以更大限度地鼓励他们进行粮食生产，推动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2调整“黄箱”政策除了给予粮农补贴等“绿箱”外，我国政府应该适当给予粮农其他方面的优惠，比如说在农业器材如机械、肥料、农药等方面的价格优惠，使得他们可以扩大生产来提高我国的粮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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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安全、土地用途和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1.粮食安全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为正确解释粮食安全的本质属性，首先要区分粮食与粮食安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粮食作为个人消费品，从微观上看，消费者购买粮食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不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民生产粮食，出售粮食获得收入，从市场上购买其所需而获得发展。但是从宏观上看，粮食具有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的重要性质，对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粮食安全与粮食是两个相关、但本质上不同的概念。粮食安全，是指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当粮食供求危及公共安全时，粮食问题就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而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一样，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目前，WTO规则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而基于公共目的的粮食安全政策符合WTO国际规则，发达国家粮食政策演变显示了粮食政策向公共物品本质属性回归的趋势。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粮食安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既然粮食安全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那么，就应该由政府提供。为了应对国际上日益紧张的粮食安全形势和国内持续减少的耕地面积态势，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严格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主要还是一系列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坚持以控制耕地数量的手段来保障总体的粮食安全。由于其他相关政策的不配套，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粮食安全的提供方式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住房和粮食的均衡价格。

2.耕地保护、房价与粮价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

资源是稀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资源的使用都有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一项资源使用时所放弃的其他使用方式的最大价值。由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提供与保障与土地供给或者耕地保护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耕地保护就必须研究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首先，土地作为一项自然资源，没有蕴含人类的劳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没有价值。但是土地具有价格，是虚拟价格，可以看做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即假设土地经某项开发以后，以后每年的纯收益为 R，市场无风险利率为r，那么土地的价格应为V=R/r。假设土地主要用于两种用途：用于建房和用于耕地。假设一单位土地上建房子的每年的纯收益Rh，为每年房租减掉每年应该的折旧费用，假设建房子不耗费成本，那么Rh就是房租，房租与房屋的供给成反向关系，与建筑用地土地的供给Th成反向关系。此时，假设土地的使用极为n年，那么房价应该为=焉[I-I/(I+r)l/r，假设趋向无穷即为永久产权时，(墨，)== 最()/，，蚕，敢，aR^(0，8《0同样的j重理，假设同样一块土地，假设种植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用于耕种粮食可每年获得收益为也，与耕地供给成反比，此时，耕地的价格为(也，~)---Ro/r=~o(rD/r，0/娓>O，a0。如图所示，总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为T，假设土地的用途可以由所有者自由选择，那么，用于盖房子每年收房租的纯收益，一定等于用于耕种粮食获得纯收入，假设此时为用于建筑盖房用地供给量为zm.，用于耕种粮食的土地供给量为一，此时房价等于耕地价格，即z=T—1)。假设此时国家为保持粮食安全，保持耕地的数量规模为T一2，此时房价大干耕地价格，为(墨)>(T—z勉)，通过扩大耕地规模，降低了种植粮食的收益，限制了建筑用地，减少了住房供给，提高了房价。若此时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那么，由于种植粮食带来的收益低下，劳动力会从收入低的地区流动到收入高的地区，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样农村中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单位劳动力耕种的土地数量增加，可以弥补单位土地收益下降带来的损失，而城市由于劳动力增加，会降低城市劳动力工人的收入，进而降低房价，从而使得经济再次平衡，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另外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改善粮食安全提供办法，即依然赋予土地所有者自由选择土地用途的权利，但通过提供粮食补贴的办法使得耕地面积保持在T-Th2。补贴的规模应使vh(Rh，Th2)=Va(Ra+，T-Th2)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耕地规模的扩大降低了 Ra，但是国家的补贴，使得种植粮食的年纯收益依然等于来自盖房的房租收益，因此，农民的收益不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不会拉开。当前，中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和市民之间存在着种种制度歧视，农民不能自由的流动，限制了劳动力供求及至发挥作用。其次，国家为保重粮食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农民没有自由安排土地用途的权利。虽然国家给予粮食种植一定的补贴，但是房租远高于粮食种植收益，用于建筑用地的土地价格远远大于耕地价格，说明国家的粮食补贴远远不够。此时，粮食安全主要由农民提供。第三，种植粮食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农民以农民工方式流出，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出现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最后，从财产收入差距来看，城市建筑用地的使用年前为70年，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仅为3O年，从资本定价方式来看，后者的价格受到极大限制。而土地的保障作用，使得土地流转的速度大为下降，土地规模经济受到制约，效率不高，使城乡财产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由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受局限，不是合格的抵押品，农民收入低下，使得农村金融空心化，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城乡差距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三.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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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农业面临着诸多挑战，农产品质量问题也备受关注。食物必须无毒、无公害才算的上是安全食品，我国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农产品质量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1.1农产品污染问题

长期以来，农产品投入不合理，收获不科学，市场监督不善，农产品餐桌污染现象比较严重。市场上流通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农产品，可引发中毒事件，危害公众健康。有学者指出，农产品的化学投入数量较多，每年应用的农药中，有30%的农药含有有机磷。有机磷农药对消费者健康影响重大，应合理控制其应用比例。现代医学研究结果显示，80%的癌症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在环境因素中，因有毒化学物质造成的污染占8%，农药引起的食物污染可直接增加疾病发生率，目前，我国癌症发病率、病死率日益增高，并出现了诸多怪病、奇病。

1.2化学添加剂滥用

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可增加食品种植时间。为促使瓜果蔬菜早日上市，多数农民不顾农产品质量滥用化学剂、激素、催生剂，以上举动不但降低了农产品的食用口感，还降低了食品的安全性。有研究显示，每年卫生部均会接受大量因农药污染引发的中毒报告。此外，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安全性要求、营养性要求日益增高。目前，农业有着集约化发展趋势，集约化农业环境下，一旦发生病虫灾害，就会导致大片农业面积受损。为应付病虫灾害，种植者必然会大面积施肥，大量应用农药产品，而农产品的大量应用不但会增加种植者种植成本，还会降低农产品安全性。

1.3食品污染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污染问题也愈演愈烈，燃烧煤中的氟，重金属铅、砷、农药等有害物质污染可长期在机体体内蓄积，严重时可引起急性中毒，影响机体生命健康。具体而言，铅中毒可影响小儿智力发育；氟污染食物可导致氟骨症；有机汞污染可引发肝、肾器脏损伤，增加胎儿畸形发生率。

2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关键点分析

2.1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关键控制点

2.1.1在农业生产中不断融入新技术

新的科技技术能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农产品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政府应加强地区科技建设，鼓励农民选用良种播种，合理控制农产品栽培密度，做好农作物保护工作，此外，政府还应适当进行资金投入加强农产品科技建设，不断引入高科技人才，对科技创新进行支持、鼓励。农户应在农业生产中不断融入新技术，比如农业航化作业技术、大农业机械化栽培技术、抗寒良种繁育技术等，不断推动农业健康发展。

2.1.2改造低产农田

部分农业生产地块因低洼、干旱、交通不畅等因素容易发生病虫灾害，致使农作物不能健康成长，单产水平较低。为提高农作物生产量，应对低洼、干旱、交通不畅地块进行改造，最大限度提高农产品产量。

2.2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点

2.2.1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安全教育

若想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首先应向农产品种植者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农产品安全意识。笔者认为，可借助电视媒体、村委会讲座、农产品安全生产传单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应用趣味性语言，并通过实例分析吸引公众注意力，提高公众认知水平。

2.2.2制定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相关法规

为保证农产品安全，促使我国农业朝着高效、高质量、国际化、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国家应制定相关法规，并严格执法，提高公众对农业安全生产法规的关注度，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意识。

2.2.3健全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

行政主管部门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做准备，建立农产品质量专家评审体系、质检机构安全认证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进行认证，对知名农产品进行管理，与此同时，适当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安全监测和管理。

粮食安全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33-0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但是，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围绕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争辩、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中文译名。Food 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两份文件中同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应当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基本内涵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第二次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Melaku Ayalew，1997）。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粮食安全做了第三次表述：“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国内学者卢锋（1999）详细阐述了粮食安全多方面的含义：从时态角度看，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粮食安全；从主体对象角度看，有国家、地区和家庭住户粮食安全；从供应链环节角度看，还可分为生产、加工、流通不同环节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苗齐、钟甫宁（2001）基于粮食的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加工用粮需求，提出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包括国内粮食单产稳定增长、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粮食贸易渠道稳定。马久杰等（2001）根据主体对象，进一步将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的总供给（包括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国内的总需求，绝大多数人口的营养需求能否得到基本满足，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微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直接涉及到个人的营养安全状况。张连珍（2005）在总结FAO在1983年所修改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从数量、价格、流通、质量这四个核心因素来构建粮食安全。

二、国际争辩：谁来养活中国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Brown Lester R，1995）“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代表了国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98年他又撰文提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急剧增加，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导致其他贫穷缺粮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动摇世界粮食安全。

布朗的观点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osn，1995）认为，布朗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给构成威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完全自给，可能进口大量粮食，但这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世界银行（1997）也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满足2020年中国所需进口的1.0%的贸易原粮。另外，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储备局的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Nikos Alexandratos，1997）认为布朗所预测的“中国粮食将严重短缺和粮价将大幅上涨”不太可能，部分论据自相矛盾。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9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即《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不仅有力驳斥了中国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谬论，还论证了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内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布朗数据的失实、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制度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批代表性论著涌现，如《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朱泽，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黄季焜，1998）、《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吕耀，1998）等。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社会因素

何金定（1997）指出：（1）无序的人口流动和低效的人口城镇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制约了粮食生产的纵深发展；（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4）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温铁军（2003）明确指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必须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郭剑雄（2004）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

（二）产能因素

崔建树（2000）认为，耕地、淡水、居高不下的农业投入和变化无常的气候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值得警惕的制约因素。林毅夫、李周（1995）指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即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胡鞍钢（1995）认为，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刘淑华（2007）也分别对耕地、生态环境、科研与种植技术、种植成本与收益、人口和种植结构六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余振国等（2003）、张士功（2005）也分别提出耕地资源量减质降会威胁粮食安全。潘家华、杜亚平（1997）指出，工业污染侵蚀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化学污染构成对粮食增长潜力的制约，而农业生态系统的恶化则降低农业生产抗逆力，如不考虑环境制约，则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翟浩辉（2004）指出灌区节水型农业的发展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生产因素

林毅夫（1996）认为，从长期来看，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0万人，耕地面积也会不断减少，因此不能对粮食供给问题掉以轻心。刘进宝、赵云平（2004）提出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存在体制性矛盾。崔晓黎（2009）进一步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农民粮食种植的超低收入上，也就是不能由农民来承担粮食安全的成本，但建立在国家高额的资金补贴上同样没有出路。陈海燕、张世英（2006）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结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四）加工因素

刘兴信（2005）提出，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有助于建设节粮型社会，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矛盾。姜长云（2007）以东北地区玉米加工业为重点分析对象，认为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不会引发中长期粮食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观点有三：一是稳定提高粮食加工转化能力，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解决“三农”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是玉米库存的适度减少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提高是我们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目标。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减少玉米出口将是必然趋势。

（五）物流因素

孙洪磊等（2006）指出，中国粮食加工技术和粮食储藏技术进步很快，但现有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低下、产销衔接不畅、运输成本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市场价格都带来负面影响。何蒲明（2009）也认为，粮食安全需要物流支撑。中国粮食产销分布不均，而当前粮食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关键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

（六）储备因素

石汝杰（2001）提出国家粮食储备对粮食市场起到支撑、引导和培育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粮食安全保险，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得上。游建章（2003）也认为，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舒在习（2001）则从农村粮食储备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农村粮储点多面广、数量巨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极为重要。马久杰等（2002）、朱晶等（2004）认为，建立和维持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扩大储备量规模能够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但粮储成本也会增加。贾晋（2012）认为，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粮食储备政策，既包括优化储备规模，还需要合理布局和配置中央一地方储备、产区一销区储备以及品种结构间的粮食储备。

（七）价格因素

林毅夫（1996）针对1993年-1994年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提出这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改革了统购统销制度，连续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罗孝玲等（2006）提出，粮食价格应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协调，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大幅度波动，在高价区或低价区往复运行，则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可认为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许经勇、黄焕文（2004）认为“粮食价格回升≠粮食安全危机”，用粮食市场价格的高或低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如果粮食上涨是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么粮价下跌也是粮食安全有问题。胡新宇（2005）认为，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高峰等（2008）重点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正相关，而粮食价格水平、家庭人口数量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负相关。不过，王跃梅（2004）却认为，按照中国目前城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八）宏观政策因素

郭玮、赵益平（2003）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已具有相当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安全的；而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是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主产区和主销区不同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产销区分割；二是农业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三是地方政府政策不当加剧市场波动；四是分级负责的粮食储备机制。高帆（2007）提出，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应当加强组织创新，改变农业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的分工水平，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从而回应客观环境并在诸环节形成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公茂刚等（2009）也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构建粮食安全制度保障。胡小平（2012）一直坚持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项补贴的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植粮食主产区的政策直接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产量“八连增”。

四、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方式策略选择的争论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一种观点认为：粮食就是一种商品，应该同等地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国家保护政策是无效的或低效率的，粮食大量进口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许经勇等，2003；茅于轼，2009）。蔡昉（1994）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提出，国内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胡靖（1998）也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国际贸易必须分离，进出口公司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利润。卢锋（1999）驳斥中国粮食问题上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提出中国在保持基本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应当较为自由化。林毅夫（2004）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的角度提出，快速发展的中国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利大于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绝不能够依赖进口，应该基本自给，粮食进口至多只能作为不影响粮食安全的一种纯粹的贸易行为。胡鞍钢（1995）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由于中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孙梅君、郭玮（2007）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面临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应当坚持国内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对粮食生产常抓不懈。中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卢锋，1997；杨雍哲，2000）。

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吴志华等（2003）提出要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胡鞍钢（1997）阐述了“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内涵。吴志华、胡学君（2003）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就大粮食而言，重视粮食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关联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就小口粮而言，依据粮食口粮特殊性，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实施“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的发展战略。万宝瑞（2004）明确提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原则为：自给为主（包括国内生产和储备），进口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粮食安全论文篇10

一、中国粮食不存在根本性危机

最根本认识在中国本是农业大国,又有重粮的历史传统;而现代中国农业更有巨大的生产力,能满足粮食和食品需求;未来中国粮食发展战略也完全立足粮食安全,重粮的国策根深蒂固。在当前国内外高度警觉的粮食安全形势下,很需要论明中国粮食不存在根本危机的观点,以免除国内不必要的惊慌心态和悲观情绪;对外则可消除“谁来养活中国”之类的老调重弹。关于不存在根本性危机的道理本文不作细论,仅列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依据。

1、绵延近万年的农业历史证明,中国确为持续性农粮大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主要农区,农业没有出现过长期中断以致永久弃荒的历史现象。古代灾荒战乱不绝于史,农业却始终能维系和保障本民族生存繁衍。中国没有依靠陆地战争或海上盗夺掠取别国粮食的历史,中原政权对周边地区战争总是以自耗粮食为代价。有位农史学家说得好:中国农业象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砍伤一枝会发出更多的新枝;历次战争虽然破坏了农业,破坏了的农业会饿死战争,农业又从而自我复活复兴。中国粮食的根本,就是立足在这样的农业历史传统基础之上。

2、中国有辉煌的农粮历史,重农重粮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民以食为天”当为最经典的表达。民间百姓也自有精辟概括:“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可谓无师自通的平民哲学思想。关于粮食与政治重大关系,《汉书・食货志》和《齐民要术・序》中有“食为政首”的政论,把粮食提升到最大的第一位的政治。有这多高明的重粮思想,本民族就不会出现粮食认识上的错误。

3、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问题?解放60多年间,不知多少次呼喊粮食要出问题,要闹饥荒了!事实是除了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从来没出现过饿死人的危机,老喊“狼来了”大可不必。多年来也常还会听到说国库粮食快空了,国家没有多少存粮的紧张舆论。甚或一些知名人士也常说这样的话,致使总理不得不出来证实,库存率仍接近40%,远高于18%的国际储备标准。

4、中国基本粮情的判断,有两对大数足以说明问题。每年总产量长期稳定在九千亿斤以上,且已基本上进入万亿斤时代,完全可以满足95%的自给。另一对数字:13亿人口占世界总数1/5;而粮食年总产近5亿吨,在世界平常年景所占比例接近1/4。五分之一的人,有四分之一的粮,何言危机不能自养?

5、粮食是安天下的可食之物,历代政权从来不敢在粮食问题上冒任何风险。执政者重粮的心态,主席讲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当今粮政的境界更高,更加警觉清醒;抓粮的意识、思路、举措,更加自觉、务实、强力。各级政府总是把米袋子和菜篮子紧紧抓在手中,举国上下共同的心态就是不怕一万,“但怕万一”。正像主席强调的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总理告诫的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6、如今农业已完全定位在粮食和食物保障的战略目的上了。每年一号文件总是以首言粮食为要政,粮食安全要警钟长鸣,农业基础地位不容动摇。重粮的政策空前优惠,保粮的措施切实有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摆脱几十年的困扰,大步迈进国内外市场,大增粮食生产活力。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水利设施、科学技术,及整个农业生产体系得到根本改善,从而把粮食生产的综合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使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未来中国粮食也是不存在根本性的危机问题。

总而言之,有万年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手中有万亿斤粮食,又有“但怕万一”的思想。中国粮食有这“三个万”作保,就可从根本上化除危机。

二、从根本上树立现代粮食安全观念

现代粮食安全概念,形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内涵非常丰富。其概念有广泛的国际视野,关照整个人类群体。其中包括整个食物概念,且有与时俱新的标准,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保障;再加经济社会相关背景因素,构成庞大复杂的结构体系,与我们传统重粮观念和方略是不可同年而语了。近20年间我们虽逐渐步入国际粮食安全大局之中,但在国民层面对其理念、制度、规则还缺乏深入理解,国家在接轨、应对、运作中还未达于得心应手,究其根源还在对现代粮食安全观念缺乏根本认识。这里仅提出解决观念问题的思路,

1、首先要全面更新传统粮食安全观。

我国古代粮食安全观念,主要局限粮食生产的生存保障能力。历史文献虽有灾、荒、饥、馑等程度差别,但共同的史实是都有大量人口死亡的记载。这种古老的粮食灾荒观念,在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次重现后,至今仍有令人心有余悸的影响。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长期短缺的条件下,人们因饥饿对粮食安全又普遍形成温饱观念,只要吃饱就不存在粮食问题了。直到80年代后期以来,在频繁的粮食购销制度改革中,国民才有了粮食流通领域的安全概念。总之我国民众粮食观念,长期停留在最低安全状态。虽然国际粮食安全并不排斥消除死亡饥饿目标,此类现象仍严重存在非洲等不发达地区;但中国粮食安全境界却不能停留在这等水平,主导性的观念当紧随世界粮食安全主流常变常新。

2、把握现代粮食安全的本质

粮食安全毕竟是一个方兴概念,其内涵外延尚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建立现代粮食安全观念一定要抓其本质。现代粮食安全表现为一种状态,是物质生产状态,是经济关系状态,是社会活动状态,也是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从形式看它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是相对危机而言的、安全与不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追求的是以安全为主的相对稳定平衡状态。从状态分析中认识粮食安全的科学范畴,正在于安与不安之间。由此出发就可认识其本质属性、基本特点、理论方法等,形成现代粮食安全科学体系。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就可以建立粮食安全工程的整体结构和运作系统,最终完善成现代粮食安全学科,列身于现代科学体系,用以指导粮食安全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

3、明确现代粮食安全的丰富内涵

现代粮食安全观确立的难点,在其丰富的内涵令人难得要领,可以先抓基本方面内容:第一,粮食安全主体是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他们都可划分若干层次认识,但供给主体以国家为中心,需求主体以家庭个人为中心都是确定无疑的。第二,粮食安全核心层次在国家粮食安全,即国家满足粮食需要及抵御粮食不测的能力,决

定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水平。第三,国家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生产、流通、仓储、管理、价格、外贸状况,以及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等;同时还关乎土地和水利资源、农业生态环境、人口增长等可持续发展因素。第四,家庭个人粮食安全内涵:包括所有人、任何时候、无论物质或经济的获取手段等前提。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粮食量、粮食供给渠道安全保障、富有科学而平衡的营养、基本膳食生活和健康食物喜好等等。第五,现代粮食安全状态是在国际社会形成发展的,有全球范围的制度背景和共识共守的规范、规则、规定等,构成现代粮食安全的国际组织的主导体系。

4、树立动态发展的粮食安全观

国际现代粮食安全近40年来,其核心价值和主旨目标,一直处于不断的刷新升级状态。从最初生存和健康的基本宗旨,到家庭个人粮食安全的概念革新,再到《开罗宣言》全面的含义表述,再到营养安全的倡导和承诺,直至全球粮食安全的公平合理原则,以及对经济社会综合因素的新要求等,给人以应接不暇的感觉。国际社会不断营造的这种积极进取的新理念,是现代粮食安全状态的基本特征,我们要从根本上接受和树立动态的发展的粮食安全观。

5、创新符合国情实际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观

然而还必须看到国际粮食安全制度、规则及标准,与我们基本国情、粮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我国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可与发展中国家不得温饱的粮食安全状态相提并论。另外还有占世界人口22%这一极其特殊的人口国情,所以绝不能完全依照世界粮食安全的模式解决中国粮食问题。我们必须立足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当今所处的粮情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制度和运作体系。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制度最鲜明特点:一是粮食高度自给而绝不依赖外部的原则,因为如此数量的人口大国外粮是养活不起的;二是充分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举国办大事的优势和经验,从制度、方略、措施上建立起万无一失的粮食安全堡垒。

三、两种外论――略议布朗“谁养中国”与恩道尔“粮食危机”

在世界粮食安全理念布道中国的二十多年间,有两个外国学者的论道反响最为普遍、激烈而有趣。199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朗题为《谁来养活中国》专论,2008年旅德美籍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专著《粮食危机》,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粮食安全都有警言意义。本文观点有些就是在对两论褒贬不一的舆论中,反复抽绎折中形成的,附带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这两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针对中国粮食问题放言高论的,观点非常鲜明,因而其偏颇之处也非常显然。例如布朗关于中国粮食供求矛盾的僵硬分析,极其悲观的推理过程,轻率得出中国将加剧第三世界的贫困动乱、世界生态危机、剥夺人类生存权等等。如此牵强逻辑,充分表明了其立论的脆弱。思道尔论道的西方经济大国和跨国粮食公司的阴谋三步骤,更是基调偏激,漏洞百出;虽说是心向第三世界穷弱之国,亦令人不可尽信了。

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逆耳之言还是顺耳之声,两论也不乏善意的醒世预警之义,对国人树立现代粮食安全观不无促进作用。泱泱大国不必苛求两位外国思想家,要充分理解他们纯科学的立场和学术风格。中国粮食安全是中国问题,也关乎世界粮食安全。中国学者身在其中,有充分的条件获得真知灼见;但是在开放的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只有兼听外论才可能取得全面科学认识。

粮食安全论文篇11

在如此背景之下，掌控一国粮食大权的官员自然会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

3月29日，全国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在重庆举行。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出席会议，当天下午举行的“重庆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授牌仪式上，他还与重庆市副市长刘学普共同为交易中心授牌。这是任正晓首次以国家粮食局局长身份出席活动。

担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10年

此次履新之前，任正晓担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已长达10年。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显示，3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家粮食局共同主办中国（郑州）主食产业化峰会， 出席会议的国家粮食局局长是聂振邦。

任正晓现年52岁，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来自湖南的他，曾经在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工作了近30年，且一直在和粮食打交道，堪称“资深的粮食人”。

从1981年7月参加工作开始，任正晓历任湖南省粮食局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湖南省粮食局局长助理；1994年4月，他任湖南省粮食企业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湖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98年3月任湖南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1年5月，任正晓从湖南进入国家粮食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开始了“国字号”的粮食管理工作。从2003年9月开始，他同时兼任国家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任正晓在副局长位子上的10年里，他的顶头上司如今也是他的前任- - -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

聂振邦现年60岁，从工作履历来看，在进入国家粮食局之前，他的工作一度以农林、农村经济和土地为主。

关注粮食著作颇丰

干了一辈子粮食工作，任正晓深有体会和感悟。他喜欢思考，也很善于总结和探索，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专门出版了不少著作，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论述粮食问题。

2006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了他写的《农业与粮食热点问题研究》，这本288页的著作关注了近十年来中国农业与粮食问题的很多方面，包括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与政策支持问题、关于粮食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改革问题、关于农产品标准与质量问题、关于粮食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和关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任正晓坦言，“《农业与粮食热点问题研究》所归集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来自我学习中的思考和工作中的体会。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爱读书肯学习的人，也是一个注重发挥团队力量做好工作的人。因而，在上述这些我十多年逐步积累的研究成果中，无疑也体现了当时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

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粮食库存检查实务》则完全从工作实例入手，内容非常具体和务实，而且通俗易懂。这本长达 516页的厚书在系统总结近年来全国粮食库存检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规定和具体案例，对粮食库存检查的基础知识、内容、程序、方法、工作要求以及检查数据的填表和汇总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当时有评价说，这是全国各地的粮食库存检查人员的必备教材，也是企业加强粮食库存管理工作实用性很强的参考书。

海洋出版社还出版过任正晓的《有关粮油业务会计核算讲解》，该书讲解结束旧账建立新账的处理方法，新旧会计制度在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上存在的差异等，还结合粮食业务特点和相关财务政策规定，对粮油有关特殊性业务的会计核算进行了详细讲解。

除了紧扣粮食相关的各类问题，任正晓对农业经济也颇有研究。2007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农业循环经济概论》，这本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系统阐述了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内涵、主要特征、评价原则与发展方式以及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任正晓在书中深入论述了循环经济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初步探索了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发展模式的构建及应注意的主要问题，他还通过自己掌握的农村实践，具体阐述了循环经济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实践路径。

粮食安全重数量更重质量

戴着眼镜的任正晓看起来既像官员，也像学者，他还在《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粮食经济》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分别论述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农村金融改革设想、粮食财会队伍建设、发展农村教育等不同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正是这些多年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让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粮食观。

总的来说，任正晓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几个必须：粮食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国内；必须扶持和补贴好粮食主产区；必须千方百计保障粮食安全。

2011年9月，他在《中国经济周刊》上以署名文章论述说，粮食是国家自强、民族自立、民生保障的基本战略物资，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粮食主产区是提供商品粮源、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地。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特殊的保护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他在文章中提到，从社会和民生的角度看，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粮食生产是一种带有社会公益性的行为；从产品生产效率的角度考察，粮食是一种自然与市场风险大、供给与需求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的产品。

任正晓认为，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保护粮食耕地和支持粮食生产的补偿政策，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他很切实地论述说，将粮食主产区纳入限制开发区，只是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设计和制度安排上，解决了粮食主产区“有地可种粮”的问题；将粮食主产区纳入生态补偿政策的扶持范围，则可以从政策引导上解决粮食主产区“有地会种粮”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任正晓在文章中强调，不让粮食主产区政府背着“产粮越多、亏损挂账越多”的历史包袱来发展粮食生产；依法确定粮食生产区域，划定粮食生产区耕地红线，确保全国16亿亩以上基本农田作为粮食生产用地，国家按实际粮食种植面积实行生产补贴，按当年粮食外调数量实行商品粮调出挂钩补贴，“谁种粮谁得补贴，谁调出粮食谁得实惠。”

在粮食管理领域有着几十年亲身经历的任正晓，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国家的粮食安全既要有数量安全，更要有质量安全”。

2011年7月，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的任正晓在发言中表示，保证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也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粮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食品，同时它也是生产加工的重要基本问题。因此，粮食安全是整个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保障粮食质量安全至关重要。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粮食安全既要有数量的安全，更要有质量的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确保我国的粮食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任正晓说。

他坦言：“我们以占世界9%的耕地，奇迹般地养活了占全球20%的人口，而且我们让全体人民吃得越来越营养，越来越安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近年来，国家粮食局从制度把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和完善了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建立健全了粮油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推进粮食质量检验检测体系的建设，同时坚持开展收获粮食安全的检测。

据任正晓公布的数据，国家粮食局“十一五”期间累计采集和监测新收获粮食的样品达到16万份，取得研究数据近150万个，及时掌握了收获粮食的情况。

与此同时，粮食部门积极帮助指导农户开展科学储粮，并由此收到了成效。在国家粮食局组织的全国性粮食库存清查中，全国库存粮食的质量达标率为97. 3%，主要卫生安全指标合格率达到96. 9%。

任正晓也承认，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大战役”中，还有不少挑战，比如说加强粮食质量监管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建设，改善监管方式，加大执法力度，尽快实现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全覆盖、监管无盲区等等。

未来10年全球粮食敲响警钟

在任正晓和他领衔的国家粮食局致力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粮食部门也都在各自出招，确保粮食战略的实施。

不容忽视的是，全球粮食形势很不容乐观。

2011年10月，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了《2011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全球粮食价格总体仍将居高不下，同时粮价波动的局面会继续存在并可能加剧，这将严重威胁全球的粮食安全，使贫困的农民、消费者和依靠粮食进口的小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这份报告说，未来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多，消费者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生物燃料的开发也将给粮食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日益稀少，粮食供应将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农产品与能源市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极端天气事件将更加频繁。这些因素将导致粮食价格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波动性增加，进而对粮食安全造成更大威胁。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警告说，粮价飙升有可能导致全球贫穷国家中1亿人口陷入更贫困的状态，也可能使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年通过艰苦努力所取得的减贫成果出现转折。

粮食安全论文篇12

2016年5月31日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此机构组成成员来自我国一流院校、研究机构、国家发改委及重点企业的专家学者，这一部级粮食安全咨询机构成立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国际化、专业化、持续化的战略升级，粮食安全国际化已经成为国之共识，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成为世纪性、世界性课题，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安定与健康发展，可以说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言，对国家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认识的深刻性与具体实践前瞻性，已是迫在眉睫之务。

粮食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问题。

粮食安全的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1974年11月，在世界粮食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这两份政策性的文件对粮食安全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2001年，世界粮食大会又再一次修正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增加了无污染无公害的要求。2016年的今天，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的认知与理解又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且充分体现出了粮食安全中所蕴含的国际化战略属性。

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传承。

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从治国安邦与国计民生两个方面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这种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逐步发展成为“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国策。

粮食安全在我国历代中兴文明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文明史进程中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不是休养生息的大环境下，逐步实现了国内粮食丰、国际粮食安全，从而实现民安国泰的战略产物。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贾谊从粮食安全对成天下功业的重要性角度提出了直观清晰的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而西汉另一政治家晁错则从民生与国安的角度阐述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从国际化角度充分认识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强调：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更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国家的事就稳得住。

因此，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认识是当下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课题。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际化问题

我国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且具有共同属性：不可控、不可测、多米诺性。

1.从市场属性来说。作为WTO背景下的市场参与产品，小麦、大豆、玉米、大米等基础粮食产品，更能体现粮食产品的市场属性与国际属性。客观地讲，中国粮食产品中小麦、稻谷、玉米的确实现了连续十三年连增的生产发展，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却没有随着产量增产而增强，可喜的一点是中国小麦、大米进口需求在慢慢变小，但不可否认地是：我国小麦、大米、大豆、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直处在产业链条的最低端，面临着质量改进、模式创新等问题与压力。从世界几大粮食巨头在全球布局区域及产业链条结构战略来看，中国粮食产业受全球市场影响的被动指数为百分之百，中国粮食安全指数深受国际市场影响。

2.从气候变化来说。根据联合国国际气候公约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指数分析，全球粮食生产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最不可控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统计，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最底不少于0.5万亿吨，气候变化虽然引起全球的注意，但不可否认地是这一趋势仍然在逐步变坏，这是全球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

3.从金融属性来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活跃，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金融市场几乎涉及到了全球经济的所有要素，粮食期货更是直接地赋予了粮食的金融属性。欧美国家走在前面了，并且掌握了粮食期货的话语权，中国粮食期货发展较晚，对于国际化的期货市场几乎都是被动跟随。粮食的这种金融属性正在逐步并且很现实地影响着中国粮食的产业安全与国防安全，务要重视！

4.从国际局势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从立国至今的几十年间，赢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粮食生产从温饱不能自给的状况，逐步发展成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创造了：用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粮食生产奇迹，这个奇迹得益于中国的稳定。但需要提高警惕地是：世界并不太平，世界上一些不稳定因素正逐步渗入中国，周边及一些大国的不稳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国际化问题，需要全球化的眼光，世界性的战略，跨世纪的智慧来面对。

中国粮食安全的国内问题及顽疾

1.土地资源与人口增长矛盾

保持粮食的持续性增长与人口增长及饮食结构优化同步，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主要口粮实现了可喜的十三年连续增长，但日益突出的土地资源减少问题，正在威胁着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目标，粮食产量增长的步伐正逐步减速，而另外一个问题正在加速来到：《国家粮食安全需求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预测：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57250万吨；国务院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土地资源减少与人口增加的隐形矛盾将会清晰起来，能不能真正自己养活自己是中国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问题。

2.水资源短缺与土壤质量的恶化

水是生命之源。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当短缺、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且在中国的自然灾害之中水旱灾害也频繁发生，每年春夏中国南方很多地区的洪水灾情，和一些地区的旱情，有时持续时间相当的长，这对粮食增产的挑战是巨大的。今天全国地表水的利用率为总水量的15.9%，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不足40%，结果是平均每产一斤粮食要耗水近一吨，水耗是先进国家的四倍，生产粮食不单纯是对资源的占用，也包括产生的一种浪费现象是非常大的，这无形之中会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从而影响粮食安全的实现。

另外，农业水资源的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水资源总量的增长，以及工业、生活用水等其他竞争性用水的增长状况，通过近十年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农业用水的比例已明显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外，在中国农村内部，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相对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突出，所以，未来的时期关键是要发展和普及节水型农业技术，加速水利现代化、绿色化，使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使农业用水总量达到峰值并提前减少，率先实现与粮食增产脱钩，这是未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保护水资源的一个突出问题。

粮食增长不仅仅与耕地的数量相关，还与耕地质量密切相关。中国虽然具湟欢ǔ潭鹊目筛用地，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可耕地的总体质量是偏差的，耕地土壤的有机质量不足欧洲同类土壤的一半，这就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再加上现在工业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污染不断在加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土壤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可耕地的水土污染的问题，导致中国一些粮食产区粮食生产能力不稳，从而影响粮食安全。

3.科技生产与创新能力落后于国际水平

粮食生产的科技能力主要是指：种子技术、增长技术、肥料技术、安全技术等，科技是实现高产、增产、稳产的主要方式，我国粮食生产中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尚处在模仿起步阶段，特别是今天引起激烈争议的“转基因技术”，国内尚没有权威技术来界定。

粮食生产的创新能力主要指：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三个方面。中国粮食生产模式比较传统，建立在集约生产与经营的管理模式更是无从谈起。城镇化背景下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正处在探索阶段，要真正形成利于粮食增产、利于粮食产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为期尚远。欧美国家的粮食生产新技术与创新性经营模式如何真正有效地植入中国粮食产业中，需要更多地投入人力、财力与智力。

4.中国粮食安全的三大顽疾

（1）粮贱伤农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顽疾之一。

2013年―2015年，中国主粮产量连续大丰收，但这一趋势很难继续。因为连续三年来，尤其是2016年小麦、玉米已跌破成本价，农民出现大面积亏损，这必然使得农民减少种植面积。这些看似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市场无形之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值得政府高度重视。

（2）粮食安全中的“黄宗羲定律”之变相顽疾。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他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历朝历代的税费改革皆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兴起，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负担最终在减了增、增了减、减了再增的“怪圈”中循环往复。虽然，我国已经取消了粮食税，但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却越来越多，如越来越多地农民被动失去耕地资源，而这些失去的耕地并不是用来生产粮食，而是被变相开发成地产或者工厂等，值得领导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