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2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10－03

当今世界是一个分层划区的世界。在这种结构性分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这种世界格局究竟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作用的？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各自恢弘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各具特色的理论解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剖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洞见。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独特界说展示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虽然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解说，但是我们认为，对这两种理论作个梳理、比较、概括和整合会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透视和理解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一、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1．1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必须开拓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包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部不断地扩大消费范围。这包括：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因此，一切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进而铸成今天仍在继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态势。所以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洞见被后世的资本运动及其发展一一证实了。特别是他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限制”的深邃洞见在信息化的今天得到了极其吻合的印证。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一样的世界体系论者。

马克思认为，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不断地向横向和纵向开拓市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的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是资本的一种趋势。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趋势。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自生自发地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就在于资本的“害了相思病似的”不断地保值、增值的本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2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不断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和为此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趋势使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是通过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而披荆斩棘地实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洞见对于透视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也许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很好说明。甚至我们认为，资本蕴涵着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内在趋势是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或许也是对“世界体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总的来说，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的产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的过程。而且，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化认同”浪潮是不是根源于人们对资本文明扩张的一种强烈反抗。

1．3在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产品便宜的价格摧毁了国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迫使这些地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批评道：“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7]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边缘”理论，是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迈进，随着人们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成因的一种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洞见。并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今时代对“差别文明”，“差别政治”的强调和诉求，看作是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反抗“资本”那势如破竹地推行其文明的“传布的趋势”的一种理论表现。

二、布罗代尔的解说：“经济世界”的结构分区和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认识既有交叉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分歧。交叉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确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舞台。分歧却在是“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市场孕育和催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由此，二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看法相反，在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世界市场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很发达。甚至，繁荣的世界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经济世界理论上。“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术语，是他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经济。他在长时段、总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各帝国的疆界，超越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和文化等制度差别的界限，趋向整体经济和统一市场，是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

2．1经济世界必然存在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结构分区

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下述特征[8]：1、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一个经济世界与同类型的另一个经济世界分别位于一条边界或一个边缘区域的两侧，遥相呼应，除开个别例外，翻越边界从经济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经济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对对方都是“得不偿失”。因此，按照一般规律，经济世界的边界是些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犹如难以突破的、厚实的外壳，往往是“无人的陆地”、“无人的海域”这类天然屏障。2、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然而，两个中心必然有一个要被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世界里，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中心，这里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这个极点是这个经济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每当中心城市崛起时，总有一串城市随后簇拥，形成“群岛式城市”。大城市总是“奴役小城市”。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中心会发生转移，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不断地互相竞争和互相替代。3、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伙伴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总的来说，边缘贫穷，中间层一般，唯独中心比较富裕。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货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货物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边缘地区的情形最糟。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

2．2中心区与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不平衡是无法弥合的鸿沟

布罗代尔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并因此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针对这种分工，他赞同保尔・斯威泽的下述看法：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分工将“具体地表现为发达与不发达地域对立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人类将分为＇有＇和＇无＇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鸿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分化，而是一种大概永远不能治愈的旧伤。早在马克思以前，这道伤口已经存在。”[9]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现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后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前一个观点，对照前面的马克思“中心－边缘”理论中述及的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看法，我们认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

2．3经济世界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10]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向中心区聚集。这里是资本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

布罗代尔认为，这样的经济世界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生自发的贸易往来中形成和繁荣起来的。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历史遗产。他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11]他举例说，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截止18世纪，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早在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世界里面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他以1650年的欧洲为例，指出，“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12]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阶梯为生。正是在中心与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得以可能。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布罗代尔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益。

三、小结

马克思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他为我们从资本运动轨迹的维度提供了一条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变迁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理论路径。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又从总体历史的大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具有厚重历史韵味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解释模式及“资本主义”活动场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说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把握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 [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4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76-01

一、现代化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革命：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1]118。学界一般把现代化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增长、收入平等（经济）；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社会）。如果对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它来自于西方，并与宗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西方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落后国家，他们的发展是以西方为模板的进化过程。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社会学领域兴起多种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包含其中。

“依附理论”与“依附性”、“核心”、“边陲”等概念密不可分。所谓“核心”与“边陲”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核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边陲”。“核心”和“边陲”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边陲”受到“核心”的剥削，依附于“核心”。这体现在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内外政策战略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

依附理论首先是被一批拉美学者提出的，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提出了“核心―边陲”概念，后来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的概念，指出低度发展国家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与已发展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到80年代已成为激进派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有“核心”、“边缘”、“半边缘”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否定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演化论、阶段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发展主义”的六个问题[2]308。沃勒斯坦在论及世界体系时重点探讨了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他还在经济对政治、供给对需求、资本对劳力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作出了一些假设[2]352。

三、转型理论

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转型，这赋予转型理论一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也预示着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便于人们洞悉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第三条道路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由社会学家和各国政治领导人倡导，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世界趋势的发展变化，第三条道路有了其他更丰富的解释。关于后发展国家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倡导东亚走“第三条道路”，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跳出西方以重点“关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计划”[3]69的政治思维。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与东亚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关，具有区域性特点。

四、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属于发展道路、结果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他的理论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4]325。福山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写一部世界的普遍史，而他得出结论是：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争论和批判就不能发展。福山的理论不仅使人们加深、扩展了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

市场也有可能失效，但是，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我们依然能找到对于市场经济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的详细分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属于自发调节的周密性、逻辑性和体系化程度很高的资源配置形式，确实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望尘莫及的。强调市场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会有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存在，但是“回波效应”和“传播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参与市场的每一方都会有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0-01

马克思将世界市场的概念的使用有两种情况，即狭义和广义的世界市场。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世界各国相互间通过对外贸易往来而建立起来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广义的世界市场是指用世界市场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为世界规模的经济关系的总和。狭义的世界市场是前提和条件，而广义的世界市场则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狭义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流通领域里的交换活动日益普遍化，并使得‘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这也就是说广义的世界市场是狭义的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归属。”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和全球化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它是由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动、供给和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国际分工与交换的扩大等多种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深刻的揭示了世界市场的本质是资本剥削雇佣工人从而自行无限增殖以及内在的扩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从资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历史过程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本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即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使其生产方式与世界的每一寸土壤相结合，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形成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市场。

经济全球化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经济活动形式。“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就一方面促使了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和更富足的资源，加速其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加深，扩大到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落后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这种“中心―”的不平衡关系，会导致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愈加不平衡。

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为中国打破思想禁锢、价值观念的变革、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国外资源、快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位、多类型的。经济全球化把我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连为一体，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我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着严重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在带来巨大资金供给的同时，也将给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不利的冲击；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作为低成本制造业大国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在技术、服务等方面却又与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促使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势在必行。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利用好这把“双刃剑”，使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最大程度的规避消极作用。在全球利益共同增长的同时，使中国能够获得局部利益，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启示

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和经济全球化思想是反映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生长点，是不应忽视的宝贵财富，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分析和处理的参考坐标和理论依据。

（一）积极参与全球化，主动扩大世界交往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使“每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就要求中国如果想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动地位，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本国经济，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就势必要求生产要素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传递，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以开拓世界市场，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资强社弱”是一种普遍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合作和交往的，如果过分强调两种制度意识的对立，只会使我国错失经济发展的契机。我们应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和交往中“取其精华”，更好的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避免我国在重复研究和资源上的浪费，为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提供有利保障。

（三）加强和维护国家经济，减少不平等

虽然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连结于统一的世界市场，使各国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这不意味着在“依附结构普遍存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情况下，我们要放弃国家经济。要在加强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同时，保持在思想、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独立性。在对外贸易中有效地行使国家，根据我国国情适当保护我国尚未成熟的行业和企业，来抵御经济全球化中“从属趋势”和“破坏性后果”对我们的影响。

总之，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为我国更加积极的融入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纽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独立自主，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成果，促进资源的合理优化和配置，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上）.人民出版社，1965.

[2]刘厚俊，袁志田.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06.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7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8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 “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9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0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4802

18、19世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以及经过里昂惕夫的综合扩展，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形成，并被当成主流的国际贸易学说，以及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指导依据。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促使世界贸易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也随之暴露，因此而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出现，并对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陷阱

对外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阐释贸易发生和生长的导向标，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以及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扩展，形成了完整的贸易理论体系。

1.1 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国与国之间，任何产品的生产效率的差距并不是都相等的。任何国家集中产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即“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各个国家都可以节省资源，取得由专业分工带来的利益。

其理论重心是：各国在进入世界经济市场时，都遵从比较优势原则，促进世界贸易中比较优势结构的建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资本和技术优势，生产出口以资本、技术为导向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生产出口以劳动、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如此以来，每个国家均可以从世界贸易里获益，进而提升国家经济水品。而且从比较优势理论关联推断上出发，它是较为成熟的。但是，实际的世界贸易中，比较优势理论也有没办法说明的状况，例如“里昂惕夫”之迷等此类现象，影响更深的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以此为方针，实施比较优势贸易策略，反而造成贸易形势更严峻以及贫困化不减反增的现象，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1.2 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是说一国对外贸易绝对遵从比较优势理论，依靠劳动力、资源等优势，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且以此进行对外贸易，在与经济大国合作时，尽管可以获取到利润，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贸易产业结构不稳定，并且长期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这样称之为“比较优势陷阱”。

下面介绍两种比较优势陷阱的类型：其一，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其二，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

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指的是经济欠发达国家一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以此来寻找世界分工时的位置，一味的遵从机会成本的孰重孰轻，单纯的依靠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确立分工位置和对外贸易，以此只取得非常低的初级附加值利益。并且，长时间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则会持续强化这种效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世界贸易的低效益层面。而且，初级产品的刚需变化不大，初级产品的产出技术愈加完善，生产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发展中国家贸易形势变得严峻不可避免，出现贫困化不减反增的局面也是不足为奇。

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市场形势的严峻，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以出口制成品来代替初级产品，以先进科技来促进产业转型。但是，由于自身技术的局限性，只能靠模仿、借鉴世界先进科技或者是直接购买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以此来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促使进入高附加值阵营成为可能。然而，这只是比较优势战略的改进，而且，在运作的过程中太过依靠别国技术引进，又造成自身创新能力被限制甚至是长时间得不到发展，基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只得依靠别国的科技进步，从而导致在世界经济中，虽然进入了高附加值阵营，却依然处于受制于人得不到快速发展的尴尬境地。

2 我国的比较优势战略现状分析

我国是贸易大国，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对国际贸易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1 传统产业结构改善

历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现已走出了低效益的阴影，并且转变成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导。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初级制成品在对外贸易产品中的占有率逐年降低，且工业制成品的占有率逐年升高，而且经过深加工的工业制成品，其中的科技产品已经替代了初级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位，我国独有的优势正在显现，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得到了极大优化。

2.2 大国经济效应影响世界

我国参与世界贸易近40年，对外贸易不断成长，已具有大国规模。我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国的初级制成品已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生活必需品，并且劳动力、矿产等一些资源的价格变化也对世界价格产生不小的影响，大国经济地位可想而知。

2.3 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由于我国独有的的劳动资源优势，世界各国以此为基础的外资企业不断向我国聚集，带来我国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项目等资源，使得我国生产业一片繁荣，大大的发展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综合分析，比较优势战略使得我国改善了产业结构，促进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且确立了世界经济中的大国地位。

3 比较优势陷阱对我国的影响

伴随世界经济不断深化、国内市场形势的波动，比较优势战略显现出不足。

3.1 传统比较优势效果减弱

改善了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但是，初级产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市场占有率和效益反而降低，说明传统比较优势所起的效果越来越小。其中作为初级产品的代表――轻纺织品，其比较优势也在降低。初级产品无法继续发展，核心原因是我国劳动效率提升甚微，薪资涨幅过高致使单位产品成本增加；而且世界市场上此类商品价格也出现了降低的苗头，并且这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区间不大，多数国家采取薄利多销的销售手段，以增加售额，更使得价格大幅降低。而且，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也阻碍着这些产业的成长。虽然国内区域存在差异，初级制成品产业依然存在不小的发展空间，但是长此以往，滑入比较优势陷阱不可避免。

3.2 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我国的外贸规模虽然逐渐扩大，但是扩张难度也持续加大。由于对外贸易基数很大，继续扩大的话，就会不断地出现贸易摩擦，最典型的就是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事件。此外，我国进口流量也十分可观，巨大的进口量很容易造成世界市场价格增涨，致使我国进口成本升高。同时伴随着初级商品价格降低，我国的外贸前景不容乐观。

3.3 外资引进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出现偏差

由于比较优势战略，省市更多的关注初级产品产业的成长，侧重点虽重在运用外资。但是，初级产品产业却吸收了大多数外资，反而造成外企抢占我国出口配额，压制了本土的产业出口。并且，外商企业还挤入了抢占本国市场的行列。这与我国意在运用外来资源改善本土产业结构得想法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我国第三产业开发程度不高，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第三产业急需发展，但是，在引进外资方面却做的不够好。而且，第二产业中外资的大部分也被初级加工产业所接收。造成目前现状的首要因素就是比较优势战略，一味的注重劳动力优势，致使想尽办法运用外资扩大初级加工产业规模，却不注重外资中的先进技术、优势资本对产业结构的改善。这样，虽然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变成外资企业去完成原本由国内企业完成的工作，而且产业结构却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4 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贸易环境，在世界贸易的浪潮中寻求立足之地，我国优化贸易发展战略势在必行，撕破传统束缚，对传统优势重新定位，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发掘新的竞争优势，执行竞争优势战略。

4.1 发展竞争优势，兼顾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概括为：产出商品中所包含的别人所不能创造的、独特并且经久不变的属性。所以实行竞争优势战略，同时要继续发挥我国独有得比较优势，又因为产品得竞争优势必定是从其比较优势升级而来，而以独有得比较优势升级后得竞争优势也必将独一无二。我国初级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已处于领先位置，要想持续提高市场份额，更进一步，就必须重新审视市场形势，寻求市场新需求，以此为导向，致力于高精尖技术在产品中的运用，把传统工艺做精做细，提高商品的精致度以及先进技术的使用度，提高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以这样的要求来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投合消费者需求；而且，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可搭乘科技发展的快车，投入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阵营当中，继续发挥比较优势。

4.2 合理运用跨国公司等外来资源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如何通过跨国公司来发挥我国比较优势转化的“竞争优势”显得至关重要，而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优势，而且，这个优势不仅是跨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的必需，还是我国在世界先进科技产业贸易中立足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主力军，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以此来近距离的接触世界市场，这样既能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又可以汲取世界市场中的外溢技术、管理经验，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减少学习的成本，为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积累必要的人力、技术等资源，同时把劳动力比较优势升级为竞争优势。

4.3 科技创新，提升竞争优势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5－0007－0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目前唯一一门以国际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是历史与现实、学理性与政策、多门学科知识与方法的结合。该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大学生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掌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础知识，明确时代主题与世界发展的基本特点与趋势，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与坚定的政治立场，具备较强的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与适应形势的能力。从实践教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具有融时效性、理论性、政策性与信息性于一体的特点，运用何种契合该门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是提高其时效性与针对性的重要教学实践问题。近年来，案例专题式教学法被引入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中，逐渐被广大思政课教师所接受和运用，并带来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的综合教改创新浪潮。案例专题式教学是在严格遵循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旨、精心提炼章节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课堂教学以专题为单位设计各门课程与主讲教师讲授的内容，并综合运用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尤其是与案例教学法相融合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教材的章节体系，贴近社会实际，贴近学生实际，通过精心选编精当教学案例，“以案论理”，真正实现“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一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实施案例专题式教学的作用

当今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结合笔者的教学体会与经验，在该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影响教学效果的制约因素，其中，教材内容与国际形势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教师教学手段单一，讲授内容枯燥等都是突出问题。而通过案例专题式教学，以“以案论理”为宗旨，力避从理论到理论，同时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四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能够有效缓解上述问题，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1．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

对所学教材本身的兴趣，是学生自主性学习的重要动因。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非常关心中国外交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发展变化，但由于所用教材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无法跟踪了解国际时政的最新变化，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削弱。因此，在教学准备与实践环节中，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内容、新特点、新趋势，对所用教材进行增补与整合，形成专题式的内容讲授结构。比如，可根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旨，将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三大领域，并进一步细化为相应专题内容，辅以案例情境设计、发散性思维诱导、专题讨论等教学设计，深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价值。案例专题式教学可以通过案例把抽象的理论、概念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并具体化，使得学生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些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在时政问题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达到教与学的互动。例如在讲述“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态势”时，可突出大国关系的风云变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中欧关系、俄欧关系），通过相关案例的选取，使学生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时政问题。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正确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学会分析国际形势。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效果差，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认知需求。而案例专题式教学是针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教学观念的重大革新，它不仅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对国际时政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在紧跟时展脉搏的基础上，满足学生“求新、求深”的认知需求。案例式教学法把学生关注的时政问题，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呈现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积极引导学生对案例的分析、思考，使得学生独立地做出判断和决策，从而发现问题、探索问题，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当代中国外交”专题时，首先需要展示60年来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程，从而使学生理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论和政策的深刻内涵。同时，通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事实，说明我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刻道理，帮助学生理解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进一步认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辩证关系及其重大意义。

二 案例专题式教学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专题式案例的选取要精准、恰当

案例是案例专题式教学的核心。“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中，案例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实现教学要求的手段，故案例的选取是否精准、恰当，将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效果。”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课。这门课讲述的内容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国际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十分现实而生动的画面，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浩如烟海。为了更好地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上好这门课程，教师应紧紧围绕教学大纲、教学重难点，针对每个专题、每节课的教学目标选取有针对性的案例，既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实际和思维水准，也要结合国际时政、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脉络。例如在讲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可以选取新加坡、沙特、乌干达这三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之后，从各自的国情和条件出发，自强不息，探索生存发展之道的历程作为案例。就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实际来看，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被压迫民族谋求民族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政治产物，但各国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的原有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政府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地域广泛、层次不一、发展各异，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进行总体把握，同时又能在微观上重点理解地区、国家、区域性组织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的基本常识。

2．教学过程中要穿插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得当与否，是影响教学效果重要的因素。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中，主讲教师应当按照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学手段现代化的思路着力推进本课程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中，真正确立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逐步确立教师讲授、交流研讨、学生上台演讲、即兴辩论等多种课堂教学方式，综合采用案例专题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模拟式教学，极大地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例如，在讲授“冷战后东欧中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专题时，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中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的异同，促使学生深入了解俄罗斯经济转轨道路的艰难曲折和我国选择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的合理性。对于当代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例如“朝核六方会谈”、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应对等可以进行分组模拟谈判和讨论，在不同的观点、主张的论战中，使学生准确把握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提高学生的政策理解水平。

3．案例专题式教学对主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为主线，对当代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时代主题与国际新秩序进行宏观概括和综合分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主要内容包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进行分类介绍和分析，不仅涉及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还涉及外交学、国际法、国际关系史等学科，具有广泛的综合性。由于这门课程具有以上鲜明特点，因此对教师的基本素养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表明，教师素质是增强教学实效性的关键因素，新形势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主讲教师应当追踪学科研究动态，不断提升继续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广、博、精、钻”当成为该门课程主讲教师的职业追求。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思想性、政策性和现实性。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对大量的国际时政事件和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进行分析是学生非常薄弱的方面，他们往往不知怎样将所学的理论、观点、方法运用于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并从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探寻国际形势变化的规律。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发挥主导者的作用，紧密联系实际，从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事件、问题说起，通过案例专题式教学理念与方法的逐步引入，引导学生学会分析问题，提高其观察、思考和分析国际事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