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东亚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1、跨越性特征。许多东亚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

2、兼容性特征。这里主要谈经济体制上的兼容：“东亚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计划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

3、多元性、差别性特征。东亚国家、地区间及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而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东亚模式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4、政府注重培育市场的特征。在“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常常结合为一体，由于东业是市场经济后发育地区，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政府的干预常常是一种重市场的干预，即用政府的干预培育和扶植市场，而不是抑制市场。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其财政消费和支配的国民财富较少，而留给市场调节的比重较大；从政府财税上看，战后，东亚的税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轻，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地区没有设立危害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引进市场的民营机制，从而大大减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东亚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发展警惕

1、东亚模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类型。

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足

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东亚模式过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从材料、设备、技术、管理到市场无不依赖西方，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地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这一点应值得中国警惕：因为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看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同时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

3、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从金融层面上说，资金筹措过分依赖短期外资，债务负担过重；过分倚重房地产等投机性强的产业，股市畸形繁荣；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查不严；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银、政、企、关系不正常；资本市场开放过度；汇率制度僵化等。从增长模式的层面说，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也足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坚持做到人民币不贬值，[，！]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经济上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如今，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更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安全。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 论文 关健词] 经济 发展 环境污染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本文从 中国 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现存的环境状况,并从经济发展的政策、模式和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最后,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 工业 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 企业 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最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 自然 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 科学 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 经济 发展 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 中国 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 企业 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 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 工业 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 自然 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 科学 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 经济 的 发展 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 法律 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 中国 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谈经济自由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中国经济;中国未来经济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我国的经济自由也得到日渐扩大。但是,在看到我国的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日渐扩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妨碍经济自由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而且有的还比较严重。因此,文章对于我国经济自由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目前,我国在市场的下层,一般的商品流通、居民消费、市场竞争等都在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进行,但在市场的上层,在重大资源的配置上,却依然按照计划体制的那一套,诸如土地、资本、行业进入管制、金融信贷等方面,在其中,自由市场的原则体现的并不充分,甚至根本无法体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关键在于人们对经济自由的含义还不十分清楚。

一、自由经济概述及我国自由经济发展现状

(一)自由经济概念

经济自由这个总被人们议论的概念,似乎又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在梁小民先生(1993)的《经济学大辞典》中也有这个词条[1],但也没有直接给其下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引述亚当·斯密和穆勒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以及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根据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和众多学者对经济自由的描述,可以对经济自由做出如下定义:经济自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它包括投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消费自由、劳动自由等内容。

(二)我国自由经济发展现状

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促使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思想界解放高潮。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快速进入最后攻坚阶段。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新世纪的头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初步实现城市化,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达到按2002年汇率计算3000美元水平。从2002年的2864.07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末的10063亿美元,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短期融资券发行为标志,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迈进。到2020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这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

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都存在着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自由的相互运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自由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所在。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经济发展

(一)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经济自由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以下几点:

1.经济自由能够使市场的结构出现活力,可以从上到下使经济的资源及运行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可以有力地抗拒来自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可以自行决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政府不必也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只能是规矩的制定者或裁判者。

2.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可以充分激励经济个人主义的行为,使个体在自由的经济运行框架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3.经济自由是全方位的,经济自由的含义隐含着经济单位在起点上的公平,过程中的规范、透明、公正。

4.按照马克思的研究,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自由能够影响着政治自由的实现。经济个体的自由必然会营造一种市场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又会要求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就是以政权的合理安排来保证经济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

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市场经济秩序的效率优势与经济个体的行为自由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为各种目标的实现提供着不可缺少的手段。“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手段,我们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2]”。由此可见,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它为个人自由的本质性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是包括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在内的其他重要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种个人行为自由,经济自由不仅包括企业家的生产自由,也包括消费者的消费自由。这种自由表明的是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其他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它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开展其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可见,这种经济自由所指向的客体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只能源于他人的强制行为,而与个人所面临的各种物理条件的选择可能性无关。与之相反,经济自由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它是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

(三)经济自由造就市场经济效率

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态势——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基于创新活动的不断扩大,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分化与多样性;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造就了活动期间的经济个体的分化和多样性。这种经济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

三、以经济自由推进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经济不自由仍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各项政策的不断改进,经济一步步朝着市场化方向的转变,我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从经济自由度数据来看,我国经济自由度从1995年到2000年呈明显的自由度扩大趋势,2000年到2004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2000～2004年的波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企业缴税上升,2004年到2006年呈现更加明显的自由度扩大趋势。

2007年,参与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测评的有157个经济体,平均得分为60. 6分。其中自由经济体7个,较自由经济体23个,中等自由经济体48个,较不自由经济体60个,受压制经济体19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2007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经济自由度为54. 0分,比2006年低1. 4分,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 6分,居世界第119位,列为“较不自由经济体”。我国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贸易自由度、劳工自由度和货币自由度四项指标中表现较好[3]。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较为薄弱,一些企业在发生纠纷时往往诉诸仲裁机构解决。因此,我国在产权一项中得分较低。而中央银行对外汇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管制以及较高的不良贷款比率,致使我国的金融自由度处于世界较低的水平。

(二)扩大经济自由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社会依然存在的限制人民的经济自由的种种做法,实质上是封建主义“人治”传统的余毒尚有残存的表现。在中国,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西汉时期,董仲舒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推向极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均从思想文化上和政策法规上扼杀普通老百姓自主求利的自由权利,否定人民群众个人利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就要求我们尊重经济自由。它仅仅是国家的一项消极义务,国家的积极保障经济自由才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场所,也是权利冲突的地方,不同主体的经济自由在市场上发生碰撞,划分彼此合理的界限成为必要。例如,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以履行生存权、发展权过程中也会限制一定的经济自由,又如,国家执行保护、履行人权的物质基础就是通过限制公民财产权而获得的国库收入。

由此可见,经济自由是每个国家发展经济时力图营造的最佳状态,一方面,“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为自己的私利劳动,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劳动积极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整个社会财富也就随之得到增加;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物流现代化

1995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既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则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物流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物流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与所有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样，是经济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必由之路。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问题，物流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条件和动力，因此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息息相关。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应用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企业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互8年的改革和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将物流的现代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收效。

中国物流的特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资源的分布又很不均衡。多数自然资源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地区，而人日多集中在中部和沿海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历史上就形成了原材料采掘、粗加工等基础工业远离加工工业的产业布局。“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作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但是变化并不大。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形成物流设施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体系，使得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化大物流系统，大大浪费了物流资源，降低了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物流设施及管理的投人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物流系统基础设施陈旧，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落后。物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历史上无论理论上是否已经引人物流概念，事实是经济发展与物流的相关度一直很高。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物流新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1995年间，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经济长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从社会需求来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产品大量增加，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同时增加。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5年达到58261亿元。1995年为1980年的近4．3倍。社会总消费1980年为2976亿元，1995年已达到34962亿元，1995年是1980年的11倍还多。其中1986一1991年平均增幅为19．7％，1995年增幅达2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5年是1980年的近22倍。可见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高速增长必然伴随对物流的需求的急剧扩张，首先表现为对改善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加剧，政府对此一直非常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快大物流体系的建设，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建设，以加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商品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尽量增加产出品的差别化。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出现了市场的细分化，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和群体。因此，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现代化的零售方式，如超级市场、方便连锁店、仓储商店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渐成规模。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无疑会对物流产生新的需求，如配送的需要就日渐紧迫。在生产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改革以后大部分要通过市场实现。因此，经济活动对流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既对物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由粗放转为集约为物流现代化带来强大动力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针对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模式而言的、这种粗放式经营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相对于物流的发展来说，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偏重于数量增长，不注重质量，不注重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生产轻流通，将大量的资源投人生产领域。却忽视了相应的物流发展，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部门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为物流能力不足和物流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年份，运输能力不足、仓储能力不足等物流环节的供给短缺往往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不得不以运力定生产、限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大部分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导致管理粗放，在物流管理方面，出现一方面是物流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普遍的浪费。最突出的是“大库存”现象，就是不注重存货管理的经济核算，以尽可能多的存货保证生产对投人品的需要，或者防止商品经营中出现缺货。其次是在供应和销售活动中不重视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物质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物流落后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瓶颈”制约，保持经济均衡高效增长，是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改善社会大物流体系的根本动力。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引导和直接投资，积极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主要的运输大通道，近几年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对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95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1587．5亿元。在全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项目占18％，完成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7．6％，大大加快了物流现代化的步伐。近年来陆续联通和建成了亚欧大陆桥。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大的铁路运输通道并对现有铁路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行速度和质量。公路建设促使汽车运输迅速崛起。仅1996年就建成了高速公路11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258公里，比1990年增加575%。公路营业里程达到11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15%。航空港。水运港口，包括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都大大改善了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状况，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且也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的运输等物流业逐步进入市场，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对今后物流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逐步实现物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市场需求扩张的吸引力和激烈竞争的压力是企业改善物流状况的内在动力。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迅速发展并成熟。随着商品市场由短缺转为过剩，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逐步走向理性。一些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大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都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生产者所面对的再不是为购物而不得不忍受无尽的排队的消费者，生产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所承受的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迫使它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寻求提高竞争力的可能途径。包括改善物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速资金的周转、节省资金占用。例如，几年以前，由政府推进发展配送一直进展迟缓，很少为企业所接受。而近一、二年以来，由于各种连锁经营的发展，配送就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日渐兴盛。可以说配送制约着连锁的发展，连锁带动了配送的普及，两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共同发展。

三、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课题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的物流理论和实践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系统化的推进阻力较大，困难比较多。其次，是企业物流现代化推进仍然滞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社会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二）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加速中国物流现代化既要遵循物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物流发展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第一，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市场远未成熟，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数量扩张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大多数企业还远没有产生出必须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动力。物流的社会化、系统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大都来自！日体制、企业机制的转换，物流系统内的部门、条块分割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就物流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各国物流的发展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体制还是促成物流模式的尽快转换，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既需要有政策的指导，也需要行政和法制的强制，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个方面的力度都还很不够。政府在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对大物流体系虽然有所倾斜，但是对于物流的系统化。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推广则需要进一步推动。

第三，加强物流教育。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界的物流意识还不是非常浓厚。在经济活动中对物流的作用重视不够。例如在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如何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绝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极少把提高物流现代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实际上还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误区。在实践中，全面的物流人才也倍感缺乏。

第四，努力提高物流科技和物流管理的水平。在这方面，一要重视研究开发，二要重视推广作用，解决好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中国物流发展的前景展望

从各国物流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流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发展的时序上会相对滞后。中国的物流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实现物流现代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积累，以及改革的深化，将为物流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物流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如同改革一样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段集中快速发展时期。

从中国物流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发展的重心主要在宏观，即国民经济的大物流体系，其中的重点又在输送，即交通运输方面。这既合乎客观规律，也适合我国的国情，预计今后这方面还会进展比较快。其推动仍将来自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当然，完整的现代物流体系不仅仅包括大物流体系，而且应当包括企业物流在内。企业的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以及废弃物流都是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目前在这些方面，物流所得到的重视更要少得多，相当多的企业甚至还完全没有自觉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物流还在企业的大门外徘徊。”这无疑是我国当前物流体系的严重缺陷。但是应当看到，今年以来，国家改革的重心已经转向企业，并明确要将企业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也正是在这里蕴含着物流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企业物流的现代化既是企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源泉。一旦企业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挖掘它，那么物流迅速发展的时机就到来了。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

内容提要：

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 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关 键 词：农村工业化　小城镇　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圈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 “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 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 “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 世纪80 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 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 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 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 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 世纪80 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 世纪30 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 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 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 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 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 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 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 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 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 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 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 世纪80 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 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 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 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 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 “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 万,其中经商的约10 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 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 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 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 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 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

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 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 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 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 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 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 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

内容提要 正确地、公正地评价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借鉴得失，从而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是非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时代的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在国家工业化、农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去剪裁或否定时代的经济业绩是完全错误的。茅于轼研究员对和时代的经济评价不符合实证分析的事实。

一、问题的提出

正确地看待和总结自己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取得进步的基本条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最终加入了少数现代化后起国家的行列。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袖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近代史上迟迟无法推进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此后的三十年间，时代的中国在探索道路上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曲折，但总体而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任人欺凌、饱受屈辱的历史，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持公允立场的西方观察家也予以承认的基本事实。

对于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的社会进步，我们党的决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做出正确评价。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同志“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和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至1981年的建国三十二年中，我们取得的主要经济成就包括“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发展”。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这样评价时代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1993年在纪念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同志和时代。“在党和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3年12月，同志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但曾几何时，在现阶段特定的内外社会背景和条件下，一种贬抑和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言论总是若隐若现。西方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籍张五常教授不顾主要事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采取态度，声称“共产制度在中国推行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新中国“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剧”等。张的荒谬之言遭到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左大培、李炳炎、顾征民等人的实证性批驳。在与张五常的论战中，程恩富教授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错，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有相当成效的。”

2003年1月，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活动期间，中评网登载的茅于试研究员《纪念诞辰110周年有感》一文（以下简称茅文）是贬抑和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言论的又一代表。茅文的许多论点令人触目惊心：“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不管他主观意图是善是恶，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这样的论点通过发达的互联网互相转贴，影响着千万读者。

正确地、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和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到我们今天能否正确地评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同志领导下的自强自立、勤俭建国的奋斗历程，更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得失，从而更好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茅文所涉及的就绝不只是个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也绝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是非问题，不可不认真辨析。

一个稍具历史感的人，既应该充分肯定今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应该正确、实事求是地评价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历史性进步。限于篇幅，本文仅论述时代中国的经济进步，以此来辨析茅文论点的正误。

二、时代：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经济起飞和增长

（一）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实证考察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取得的。近代以来，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和落后保守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从1840～1949年，百年之间的经济进步微不足道，整体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经济对外依赖严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充分表明，要推进经济进步和工业化，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新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呈现强烈的、积极进取的追赶型特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经历了为期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发展阶段中关于经济起飞的标准，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的1952年（见表1）。

时代中国（1949～1976）经济发展成就，综合体现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增长，从1952年到1979年，中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见表2）；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打下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迁。

1949～197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 142亿元左右增长到4 681亿元，增长32倍；同一时期，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迅猛增长。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 820亿度，增加了 65倍；原煤产量由 0.32亿吨增加到 6.35亿，增加近19倍；钢产量由 15.8万吨增加到3 448万吨，增加211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加到263.5万吨，增加7倍。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9.5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主要农产品产量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粮食产量在30年中由1.12亿吨增加到3.04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3.5%，大大超过人口每年2%的增长速度。

从1949～1979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 1978年的3 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 66元增到 343元。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增长1.6倍。

长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重要的人文综合指标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国男性公民平均寿命达66.95岁，女性达69.55岁，男女平均寿命为68岁，比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解放前的35岁延长近1倍。

从50年代～7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幅度较大。以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审慎取选，殚精竭虑，但仍然由于追赶型战略选择这一总体背景，尤其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之间产生的偏差等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和“”这两次重大波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如果没有这些偏差，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无疑会更好。考虑到那一时期的特定国内外社会政治历史和条件，对一个有着深远农业传统的民族来说，要求在大规模地推进现代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及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探索中不犯错误，这其实是非常苛求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30年的经济成就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英国学者布拉莫尔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30年，通过持续的高投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为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时代，中国农村的灌溉面积大规模地扩大，1950～1978年期间增加32倍；大量的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在许多贫困地区建立起来；教育体系扩展、受教育人口的增加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专业化铺平了道路。

（二）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国际比较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也许更能体现相同或相近条件下各个国家的进步程度。关于时代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进步，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国别比较进一步确认。这里，我们分别以历史和国情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比较对象。

1 、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

作为新中国起点的工农业生产条件均比印度差。但是。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却获得了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更快的经济发展（见表3）

从各种可比指标来看，50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印两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

比较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分析印度经济发展时这样评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度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慢。尽管中国和印度在相同的起点上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绩也比中国差得多，由于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是中国的3/4。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战后时代的。

2、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

关于新中国经济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程恩富教授的比较方法十分恰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这里采用他的方法和数据。

其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联邦德国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联邦德国1.3%。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个指标都比发达国家高。

其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l%，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 3.1%，1880～1889年为 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

其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 15．8万吨提高到 1979年3 448万吨，花了 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 40年（1872年的 14.5万吨到 1912年3 195万吨），日本用了 53年（1910年的 16.8万吨到 1963年的3 150万吨），英国 1860年为 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到3 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量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 141%。

上述比较表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个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差，并且总体而言，也不比同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时代中国经济大体上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同一时期，新中国也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探索，犯了不少错误，因而也多了许多经验教训——如果能正确地总结和对待这些教训，它同样会变成我们前进中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

因此，如果说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对他们独立后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那么，中国人民更有理由为时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为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而感到自豪。

三、时代：积极进取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对中国工业化的现状以及对工业社会经济性质的广泛深入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同时，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工业化过程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

从 19世纪 60年代，中国就开始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业，但是由于独立、统一地位的逐步丧失，思想政治领域的落后、保守，经济领域的倒行逆施等原因，近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极端的落后贫困面貌，中国经济仍远远落后世界水平。虽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总体说，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极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大约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7%，全国钢产量只有 15.8万吨。据测算，从1933年至 40年代末，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70%以上，生产资料工业所占比重则不到30%。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整体发展水平极端落后。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近代工业很不发达同时农业经济又十分脆弱的基础上起步的。

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工业化的基本方针是：以政府主导和计划管理为体制条件，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以获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致力建立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骄人的业绩。1949年我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20亿元，1979年达到4892亿元。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近40倍。在这期间，中国建立了一批新兴的工业生产部门，其中既包括旧中国所没有的传统的资本密集的基础产业，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电力设备、石油采炼设备、化工设备、精密机床、拖拉机、汽车、飞机、轮船等制造工业，也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等。除行业的扩展外，整个工业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总之，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一个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用30年时间走完早期工业化国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以下我们分别从工业化率、重工业增长、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等几个重要指标，对此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描述和分析。

1、工业化率。经济学家一般用制造业的份额每10年平均增加的百分点数来衡量工业化进展的速度，称之为工业化率。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50年代以来数十个准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率进行了计算，标准型式为：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19%增加到36%，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这一过程需要50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2%，人均收入年递增3.9%，工业化率大致为3.2%。

7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因此，难以直接进行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但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及社会总产值的统计资料中获得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状况。从1952年，中国的工业净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19.52%和 34.38%；至 197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45.57%和60.33%。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点分别为10.85和10.81，远远高于钱纳里准工业国家标准型式中平均3.2%的工业化率（见表4）。这充分表明，中国工业化的推进相当迅速。

2、重工业的增长。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积极进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50～70年代，中国工业增长的速率分布明显偏向重工业。这可以从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轻重工业增长指数等指标的比较中得以清楚反映。1952～1979年，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5.3%提高到41.3%，平均每10年增加10个百分点；重工业的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35.3%提高到56.3%。平均每10年增加8个百分点（见表5）。工业结构向重工业的过度倾斜后来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因而后来也产生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这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

3、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已达47%～48%。中国工业化的这一结构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大国的水平。按世界银行对1980～1981年大国标准结构水平的估算，中国在此一时期的工业化的结构水平已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0～1000美元的国际平均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 500美元的大国平均水平（见表 6）。

中国工业化推进的速率较快、产业结构变化向工业和制造业的迅速倾斜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成效，国家制定的积极工业化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从此建立在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的基础之上。

西方著名思想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高度评价时代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他在研究“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并巩固他的国家方面的建树”这一问题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确实可靠成就是；比印度高一倍或两倍的钢产量，虽然两个国家都从非常低的水平起步，以及不仅能生产原子弹，而且还能生产一系列像载重火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大数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项目能力。”

时代积极进取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著名学者朱佳木在《是中国工业化的伟大探求者》一文中指出，在逝世27年后的今天，中国工业化建设进一步取得举世瞩目的高速度发展；钢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六位，500多个工业行业都已齐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最近又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结果，是实行改革开放总政策的结果。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一切也是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中国工业化奋斗的成果及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

四、时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开始新的纪元

农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农业开始新的纪元。在建国初的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农业成功地实现了和农业恢复的目标。1952年，农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五”期间，我国农业顺利发展，并使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此后的20年中，中国农业经历了一个兼有蓬勃发展和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但是总体而言，时代我国农业的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农业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和显著增长。农业生产呈现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以粮食为例子，与恢复到旧中国农业最高水平的 1952年相比，到 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 16 392万吨增加到30 477万吨，增长近88%，保持了略高于人口增长（同期我国人口增加 66%）的发展势头。同期，林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1951～1980年中国农业增长业绩，在国际比较中也是十分突出的（见表7、表8）。

194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18斤，棉花1.6斤，油料9.5斤。到1979年，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 684斤，棉花 4.5斤，油料 13.3斤，分别增长 64%、181%和 40%，中国用占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1／4的人口。

第二，我国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见表9）。

经过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见表10）。

第三，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为新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如前所述，在我国工业化之初，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通过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中从农业获得。新中国在特定的体制安排下实现了这一历史性任务。建国头40年，农业积累为工业化提供了近1万亿元的资金积累，占同期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产

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中国农业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时代：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

“中心——边缘”结构，是经济学家用来分析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先进工业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一结构中，中心地区的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自主性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特征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或者说是依附性发展、通过不等价交换等方式，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区统治着或边缘地区。

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系列追求失败了。逐步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趋沉沦和边缘化。关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考察，如果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迁这一宏观背景下加以分析，就更能凸现其历史贡献和意义。

时代的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趋严重的边缘化地位。

第一，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对外经济交流。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中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大片国土被割让，支付大笔“赔款”，并且允许列强在我国领土开辟租界，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在华驻军、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海关管理、内河航行、自由经商等军事、政治和经济特权。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对外经济关系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战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开始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精神实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国之初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特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同时，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二，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殖民地依附型的贸易格局，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根本性变化。

旧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完全受西方列强的控制，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服务的。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使中国成为它们倾销产品的市场和提供原材料的基地。它们通过对外贸易的垄断和控制权。不断提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降低初级原材料产品的价格，通过扩大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旧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维持不等价交换。自1877年开始到1949年间的73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之巨，致使我国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经济捉襟见肘。旧中国的历届政府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出卖主权，举借外债，使中国经济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国家统制对外贸易政策；实行平等互利原则；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立足于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对内外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对外贸易的方针在我国的外贸易实践中长期贯彻，并不断充实、发展，指引着我国的外贸事业在各种复杂困难条件下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52～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4.6亿元增长到355.0亿元。

20世纪 70年代末，西方学者主要依据西方的资料，对新中国的贸易发展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小部分，但却在维持中国经济和使之现代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口曾帮助中国在50年代重建了工业基础，减轻了农业歉收的影响，并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提供了工业物资和先进技术。另外，贸易还经常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开辟道路。”

第三，出色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衰转强。

一位专门研究世界列强盛衰的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仅占2.3%，它的整个工业潜力仅占英国1900年水平的70%。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这个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尽管、“”减缓了经济发展，到1980年，它的钢产量已达3 700万吨，已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产量。同年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已由1973年的3.9%增加到5.0%，接近联邦德国的水平。

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是：原煤第3位，原油第6位，钢第5位，发电量第6位，化肥第3位，硫酸第3位，烧碱第5位，水泥第4位。1980年中国的粮食、棉花产量在全世界总产量中分别占17.7%和19.6%。可以认为，建国后30年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重新崛起（见表11）。

六、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主流话语中对时代中国经济出现的失误（其中突出的是和“”），议论得较多。大量的文章、文献（包括我们党的文件）对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在体制、发展战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或弊端，进行了充分而恰当的归纳和总结，这是自然必要的。但同样必要的是，更应当从积极的意义上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进行探究和概括。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仍十分不够。这一倾向的存在，已经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年青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某种误导，同时在客观上也给旨在否定这一时期的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如果我们不能从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分析中有效地提炼、吸取宝贵的经验，使今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限于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也限于文章的篇幅，对时代经济实践的现实启示暂作如下几个方面的粗浅概述。。

第一，时代的经济发展不照搬照抄他国模式，坚持独立自主、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权威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广为流行，各种传统观念紧紧束缚着社会主义各国多数领导人和多数理论家，但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进行自觉而艰难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依据。今天，这一独立探索的传统精神仍然应该作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为东方或西方的各种教条所迷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指导。人所共认，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成于邓”。

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历史的沉重教训，也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科技力量，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扩展的今天，西方垄断资本正不断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和支配的今天，时代经济发展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应当成为我们的一项宝贵精神遗产。其中，处理好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与自力更生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确立科学开放观。就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第三，时代的中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并且对现代经济管理和调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体制背景下，但这些经验中的许多方面仍然值得很好地记取和吸收。如治吏和治国较严，少有经济腐败、假冒伪劣及其他经济犯罪和经济丑恶现象，十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等。

第四，时代的中国把平等和公平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把社会基本设施建设、整治山河，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群众文体活动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反对社会两极分化。今天，我们已经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防止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时代富有成效的那部分社会经济实践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最后应当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在于追求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高的效率，而非违反实证事实去有意贬低过去的绩效；至于传统体制下存在的资源高消耗、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等问题，部分同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封锁、人口增长太快、外援和备战较多等因素有关，并非都是体制问题，即使在今天，也难以完全避免。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有意或无意地抹杀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良好业绩，是极不明智的。

七、对茅文论点的简要评述

实证分析与基本史实都清楚地表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是“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而不是茅文所说的“历史罪人”；时代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而不是茅文所说的“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同志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绝不是少数人的虚妄之言所能动摇的。以他卓越的领袖才能和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2003年在纪念诞辰110周年期间，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的《传》（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这样评价的历史功绩：“毕毛之一生，中国从半殖民地跃升到一个大国的地位；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到社会主义国家；从遭受帝国主义强盗劫掠的牺牲品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完成了氢弹、监控卫星和洲际导弹的研制。”

但是，茅文的观点也确实反映了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流行的一种思潮，即用当代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解读和注释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同时也用这种理论去剪裁（实际上是否定）时代的经济实践（或者直接借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否定时代的历史）。茅文的关于时代中国历史的“评价”，同样是与茅于轼先生本人所持的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所著的《经济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这样写道：“经济学的主要成就，是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直观结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的结论，也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国的经验加上现论的严密证明，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即推行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企业从公营转成民营，可以使社会更快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来设计。”

在这里，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当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又称华盛顿共识。如果用茅于轼先生推崇的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作为尺度，来“评价”时代的中国经济实践，那么，不管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怎样，只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公有制以及与计划管理相结合的这一制度前提，就似乎只能是一种“社会的全面大倒退”。但是，十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实践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已经使人们对茅于轼先生所推崇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开始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批评。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可以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它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实行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准确说就是腐败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净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时期，它引发骚乱和动荡，进而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我们绝不希望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路径也成为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只要不是固执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思维，只要能够对新中国的经济史有基本的了解和分析，并持有公允立场，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先生关于时代评价的观点与事实之间相去是何等之远！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的影响

摘 要: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ǚ⒄?国民生产总值连年增长,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增强和提高。这对东亚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东亚“FTA”的形成、东亚金融合作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东盟 日本

一、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近几年以来,欧美经济徘徊衰退,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连连滑坡,惟独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稳定、强劲增长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和申奥成功,更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正如泰国总理他信在亚洲论坛2002年会上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增强亚洲经济活力意义重大。中国的富裕意味着亚洲的繁荣。”事实正是如此。2000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 3%。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2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 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6亿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 5%;其中出口总额2662亿美元,增长6 8%;进口总额2436亿美元,增长8 2%;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 9%。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在世界中的位次上升到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9年的1117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外汇储备从1988年的56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2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61亿美元,超过1979年到1997年的总和。由此可见,截止到2002年,我国社会生产力跃上新台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扩展。据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报告预测,2003年东亚的增长率将达到5%(见下表)。中国是2003年东亚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这说明世界银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2003年,国家在综合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为7%。经过努力,2003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普遍加快,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初步测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23562亿元,同比增长9 9%,比上年同期加快2 3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对外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一季度进出口总额1737亿美元,增长42 4%,比上年同期加快34 8个百分点。一季度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国民经济继续协调发展。据资料显示,在2002年世界GDP的增长中,中国的贡献份额仅次于美国;在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也占据了一个大的比例;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中国GDP总量来看,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占日本的1/4,占美国、欧盟的1/10,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接近日本。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4%,贸易占全球的4%略高。以2000年进出口值为例,当年中国进口值为1941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3 2%,而同年美国20 2%,德国8 1%,日本6 3%,英国5 4%,意大利3 9%。从出口值看,当年中国出口总值达到312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值比重5 4%,美国占12 3%,德国8 5%,日本占8 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二、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在亚洲,尤其在东亚区域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1.在稳定和复苏东亚经济过程中起主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经济增量(以时值美元计算的当年新增加的GDP)中日本占69%,韩国、新加坡占14%,中国占10%,东盟占7%。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五年中平均增长率只有1.4%,因此,当时的日本经济增量主要来自日元在同期约48%的大幅度升值。而1996年—1998年日元贬值31%,成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之一。这一时期,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稳定香港经济、阻击东亚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四年(1999年-2002年)复苏过程中,日本经济实际年平均增长仅0 6%,在同期东亚实际经济增量只占10%,韩国、新加坡占26%,东盟四国占20%。此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年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在东亚经济增量中占44%。在制造业中,美欧发达工业国经济中制造业比例逐步下降,保持15%～20%的水平。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减少过多,造成经济稳定性差。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总额中的比例超过5%,规模位居全球第四。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产量占世界的43%,电脑健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家电、医药、电子等10个制造行业在内共80余种产品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这是近几年东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2.中国正在影响东亚发展模式,使东亚产业循环趋向完整。“雁行模式“是东亚经济增长的明显特征,在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在不断升级、转移,由此使相关经济体的经济保持持续的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周期短,出口产品变化较大,各自市场规模不足,特别是以美国等外部市场为主,结果造成东亚区内市场不完整,产业循环不完整。由于中国经济增量大,潜在市场大,将来有可能利用这一市场潜力引导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较完整的区域产业循环,减轻东亚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区域经济的不稳定性,现在,这一作用已经显现。例如,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之间的相互进口已占东亚地区内总进口的47%(2001),即使除去其中香港对东亚区外的转口,三者之间的贸易在东亚三个次区域贸易圈中也是最大的。又如,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使其对东亚的贸易从长期的逆差转为顺差,尽管部分是在中国转移生产后出口美国,但中国市场本身也吸收了大量韩国产品,特别是在近两年,韩国对华出口急剧增长,成为其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中国也成了韩国产品的又一重要和不断扩大的最终市场。3.中国促使东亚“FTA”的形成。东盟是东亚FTA(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主角,日本次之,中国是第三主角。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加入WTO后影响日趋强大,日益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已成雏形。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促使东盟与中国的FTA进展顺利,后来居上。目前,东盟对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2002年顺差额达78.56亿美元,而同期对日本贸易逆差达41.55亿美元。受中国市场潜力的吸引,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加大,仅4月至9月,对华投资额高达1132亿日元,同比增长23.2%,而对东盟五国(新、菲、泰、马、印尼)仅为1050亿日元,同比减少34.9%。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日本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在与东盟缔结FTA方面一开始态度并不积极,由于中国在此方面与东盟取得很大的进展,促使日本政府积极起来。4.金融合作步伐加速。1997-1998年亚洲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煎熬,暴露了亚洲各国在协调经济政策、共同抵御危机方面的苍白无力。菲律宾前财长德奥坎波指出,金融危机“使我们认识到货币合作的意义,并促成了清迈倡议的诞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也强调,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亚洲货币必须作出更多区域合作的努力。要改变亚洲经济长期受制于欧美经济的现状,摆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即使亚洲国家暂时还无法出现一个强势货币,也应加强货币方面的合作。危机过后,东亚各国加快了货币合作的步伐。1998年10月,东盟经济部长马尼拉会议同意建立“非正式”的预警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2000年5月6日,东盟与中、日、韩三国财长在泰国的清迈就东亚地区财政金融合作,特别是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2002年3月,中日双方签署了在对外资金周转情况恶化时互相通融外汇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韩国、东盟的谈判也在进行。一个通过货币合作从而建立一个抵御金融风险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即将诞生。总之,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东亚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将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容提要] 二战以后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经济时代，适应制造业发展成长起来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表现出对制造业的适应性和竞争力优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原因，从深层次上看，实质上是一个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新经济时代的失灵问题。从调整模式的角度进行制度和结构的改革来对应新经济的挑战，不仅是日本面临的问题，也是值得中国经济发展中借鉴的问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模式 制造业 新经济

曾被誉为创造了亚洲奇迹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表现出强大的增长和竞争活力，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却显得对应迟钝，缺乏竞争活力。在短时间内将成功与失败两面的先后展现，为我们全面认识日本市场经济模式提供了正反两面资料。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在经济模式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全面的认识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创造了制造业辉煌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从制度看，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经济制度，从模式看，同样的市场经济制度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样的制度之所以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就在于构成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要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组合。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二战后经过60年代的经济恢复，在80年代的高速增长中，逐渐定型。 从构成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关系看，日本市场经济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

1、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从所有制的角度看，日本的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经济。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日本的市场经济属于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从大范围来看，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欧和北美的市场经济大都属于市场导向型市场经济，具有东亚文化背景的东亚地区的市场经济大都属于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日本的市场经济则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二战之后，也是最早以政府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 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和配置方式具有更大的权利。日本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控，主要通过这样一些途径来进行。

一是运用产业政策诱导社会资源向政府调控的领域和方向配置。从战后50年代重点发展纤维等轻工业，到60年代重点发展钢铁和化学工业，从80年代转向重点发展电器机械和汽车业，到90年展电子机械和信息产业的选择，每一次产业的转换选择，都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诱导下进行的。

二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的“保护”关系，保证企业投资和管理符合政府的产业调控的方向。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不是欧美国家那种纯粹的纳税关系。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指导和保护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上，还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如在日本存在的“神仙下凡”制度，就是从人际关系方面加强了政府对企业指导。在日本存在着论资排辈年功序列制的官员升迁制度，由于越往高层，其职位越少。为了解决到一定年限需要提升的官员，而没有空缺职位的矛盾，采取了从政府派到企业任职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所谓的“神仙下凡”。大量政府官员“下凡”到企业，从人际关系上强化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三是运用政府计划和财政政策对社会资源进行直接配置。日本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80年代末经济不景气以来，通过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其次就是从50年代开始的每10年制定一次的“国土开发综合计划”。为了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行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是日本政府按照计划对开发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计划。尽管这种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引导作用。

2、从国际与国内市场看， 是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

由于两大原因，使日本的市场经济表现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一是国内资源的短缺。二战后日本推进大规模的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大量进口原料和能源。日本对海外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达87％，美国是20％，英国9.3%，西德57.7%，法国80.3%，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在大量进口中形成对外汇的大量需求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在增加进口的同时，必须增加出口。所以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就成为日本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二是二战之后支撑日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在引进中进行。这些因素使得日本的市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开放性。

从50年代开始，日本就确立了“贸易立国” 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60到80年代，日本利用欧美国家和西欧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机会，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外贸易体制，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家市场的接轨。不断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根据互补优势原则，确定产业发展重点，不断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日本经济在国家分工体系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和强大的竞争力。

战后日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导下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从50年代开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次国际化（1949年～1961年）是以振兴出口和促进产业合理化为目标的国际化。处于战后恢复时期的日本经济，采取了振兴出口，限制进口的国际化政策。

第二次国际化（1960年～1973年）是适应国际经济自由化而进行的。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进一步走向自由化的过程经历了三步。在60年代以前实行的主要是限制外资进入重点产业扶持的政策，通过关税和数量限制来限制进口。第二步是从限制进口走向贸易自由化时期。第三步是从贸易自由化走向资本投资的自由化。

第三次国际化（70年代到90年代）是以解决贸易摩擦政策对应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化。日本的贸易收支自1962年起完全盈余化，70年代后期对欧美的贸易盈余呈现剧增，如何对应贸易摩擦成为日本外贸政策的中心。

3、从宗法关系与市场关系混合中生成的企业制度，是一种团队精神很强的企业制度

在80年代，人们总结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成功的经验中，曾将充满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制度作为主要经验予以研究。高度敬业和充满团队的企业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这曾是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日本企业高度敬业的团队精神来自其特有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从总体上看，是由两种力量或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依附关系与市场竞争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企业制度，也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特征，如现代日本的企业大都是股份制企业，在日本也存在庞大的证券市场，企业的经营活动也都遵循市场竞争规律。但这些并不是日本企业制度的全部，有些东西在现代日本企业制度中，则是某种形式的存在。如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日本企业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的独特性，是存在于日本企业中的另一种关系，即自上而下的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依附关系。

这种宗法依附关系，分这样几个层次存在。第一个层次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政府对企业指导、保护的“护送船队”关系。政府对企业除了通过产业政策诱导和管制外，还通过“神仙下凡”派往企业的官员，对企业进行渗透。第二个层次的关系是行业关系。行业关系通过行业协会和财界组织来实现。行业协会没有政府背景，主要协调行业内事宜，制定行业标准。第三个层次的企业之间的“序列关系“。企业之间的序列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关系。（1）隶属于企业集团（财团）的序列关系。日本不同的财团在历史上属于同一财阀延续下来的。每个财团以银行和商社为中心形成松散的联系。同一集团之间在商业上相互照顾。如企业之间的商品采购要优先从本财团内的企业采购。如在日本研修中参加富士通举行的多次酒会上，所用啤酒是和富士通属于同一财团的企业的啤酒。（2）主银行关系。日本企业的金融业务都由一家银行承担，银行向企业派遣干部，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银行出手救济。（3）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专属配套关系”。中小企业依附某一大企业专门为其提供产品配套，大企业保证中小企业的经营业务、向中小企业派遣干部、提供技术并压其降低成本。政府的指导、行业协会和财团、主银行隶属、专属配套等构成了企业的存在外部关系。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工会、雇佣终身制、年功序列制等制度来维系。

市场竞争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的关系，而自上而下的从政府到财团、从银行到中小企业的关系网是纵向关系。将企业划分在不同的条块之中自上而下的序列关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某个企业一旦脱离或背叛隶属的某个财团或他的主银行，可能会为企业的生存带来意向不到的危机和灾难。任何一个日本企业都面临着两种关系的约束，即竞争关系和依附的关系的约束。这种自上而下的依附关系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而是对既定历史关系的承袭。是古代自上而下的封建宗法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再现。如日本的财团就是日本历史上财阀关系的沿袭。同样政府对企业的保护，银行对企业的控制，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也是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皇权对超经济控制的另一种形式的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种自上而下企业关系称其为古代宗法依附关系的遗留。这种关系的存在同日本的近代历史有关。日本从古代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是一条改良道路。现代的资本主义关系是在保留古代封建关系的框架下渐进形成的。现代的日本企业存在于市场关系与遗留的宗法关系混合生成的制度中，也就不足为奇。

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在本质上也是使员工不得不依附企业的一种宗法关系。因为在日本所有企业都是隶属某个财团或某个银行，所有的企业都实行终身雇佣，而且是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形式上分离，实际上的不分离，所以在日本并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市场。从表面上看，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的存在是对市场竞争关系的抑制。特别是按照西方的古典经济学观点，这种变相的依附关系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在现实日本市场经济中，正是这种依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却成了日本企业精神的形成根源。这种从古代社会遗留下的依附关系，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日本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变成了员工对企业、小企业对大企业，大企业对银行、企业对政府的服从和忠诚关系。员工对企业的服从和忠诚在日本企业的内部又变成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相互配合的团队精神。企业对政府的服从，使政府的调控信息以最少摩擦得以实现。小企业对大企业的服从，企业对财团的服从，使以高度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最少摩擦而形成。如果说欧美的大企业是在长期的竞争中形成的，那么日本的大企业集团则是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法关系框架中形成的。与欧美的大企业相比，日本企业集团形成时期短，摩擦成本小。这可以说是在短期内日本跨国公司迅速成长的秘密所在。

总之，在市场关系与古代遗留下宗法关系混合中形成的日本企业制度，在80年代以前，表现出了很强生命力和竞争力。这种独特的企业制度，也成了其他国家很难模仿的构成日本经济特点的一种制度。

4、从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上看，是赶超性学习模式

二战后至80年代末发生泡沫经济前，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为了恢复市场，克服通货膨胀，确立了以经济自力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在产业选择上，主要推进了以纤维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的发展。第二个时期，是以产业合理化为中心，培育新型产业，充实社会资本。在这一时期重点发展了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学等行业。第三个时期，适应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迈向经济大国的目标，采取强化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的汽车、电器机械迅速发展和走向世界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产业政策多样化的时期，主要是谋求振兴电子产业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时期。

日本产业政策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追求规模经济、鼓励企业间的合并与联合，追求卡特尔效应；二是适应日本经济外向型特点，鼓励出口始终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是坚持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置于产业政策的核心，使产业推进和升级始终在技术进步的中进行。日本产业政策这三大特点与日本战后赶超性总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大规模生产提高引进技术的重复使用效率，然后在开拓的国际市场中进行销售，在短期内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际的目标，这就是日本战后推行产业政策的核心所在。实践证明，日本的赶超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正是这种赶超政策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出了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工业制造大国。

通过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鼓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日本在80年代以前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经验。日本的技术进步经验从总体讲是一个学习的经验或二次创新的经验。日本战后技术革新是在引入西方先导技术的前提下，将尖端技术与具体工业流程、产品开发相结合进行追加创新的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的技术创新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外汇金融政策激励下对西方尖端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消化的系统，另一部分是将尖端技术与生产工程和产品开发项结合，进行的技术再创新的。由于属于工程学和实用技术的创新是与市场紧密相联系的创新，所以日本的技术创新是以民间部门为主体的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技术创新所需资金的供给也是以民间部门为主。日本拥有全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和各种各样民间技术人员，日本也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素质工人。这些都是日本80年代在制造业技术领域领先世界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日本技术创新体系的特点所在。同欧美的技术创新体系相比，在研究开发领域，日本工程学占优势，欧美则在理学占优势。

5、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是适应制造业发展的经济模式。

二战以后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经济时代，适应制造业发展成长起来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表现出对制造业适应性和强大的竞争力优势。

在技术上，制造业技术需要两次创新。第一次是属于理学上的原理性创新，第二次是在原理的指导下面向终端产品的属于工程学上的适用技术或工艺流程的创新。二战后建立日本技术创新系统，是一个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终端产品的二次技术革新系统。80年代以前，如果说欧美在第一次科学创新占据优势，那么日本则在第二次技术革新中占据优势。可以说，在制造业技术创新中，日本充当了欧美二传手角色。虽然日本在第一次科学原理的创新中不占据优势，但通过学习、引入的途径弥补了这个不足。由于日本所拥有的技术革新优势是在直接面对市场的终端产品中显示出来的，所以日本所具有的技术优势直接变成了市场竞争优势。而欧美所具有的第一次创新技术优势，由于缺乏二次创新优势，所以在市场竞争中输给日本。

在企业组织方式上，制造业所需要的是“双高式”的企业组织方式。所谓“双高”式是指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础上中小企业群与高度综合的大企业集团相配套的企业组织。日本存在的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企业系列”制度，解决了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社会化大生产问题； 大银行控制大企业集团的“主银行制度”，再加上政府对企业指导保护关系，使日本走了一条以最小的摩擦成本组建其与欧美相抗衡的制造业集团和跨国企业的捷径。从古代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自上而下的宗法关系，虽然抑制了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但将遗留的宗法关系改造成适应社会大生产的有序的企业组织关系，却成为日本以最小的摩擦成本组建现代企业集团最经济的选择。为日本高超欧美争得了时间。

二战之后制造业发展的时期，是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时期。在关贸总协定推动下的货物贸易自由化，产品国际化成为制造业时代的市场特征。在特殊的自然禀赋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贸易立国”战略，使日本适应界贸易自由化大势，不仅获得了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技术、原材料和能源、而且开拓了产品销售的国际市场。

在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是在特定企业制度中形成的以“忠诚”为核心价值的高度敬业的团队精神。正是这种日本精神与市场竞争相结合，才使日本的“企业系列制度”、“主银行制度”“终身制”“、年功系列制”等制度，变成了使内部的摩擦内耗降低到最小程度，使整体的团队作用充分发挥的优势。特别是在企业内部，正是这种敬业精神与日本一流工程技术相结合才创造了风靡世界市场的一流的日本产品。

综上所述，80年代日本在制造业竞争中所表现的优势，并不是某一个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构成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构。日本在80年代所具有的优势，从总体上讲，是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势。

二、在新经济时代失灵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80年代后期因日元升值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之中。日本经济为什么长期无法恢复，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难题。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银行坏帐、投资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的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将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泡沫经济的破坏力，这显然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日本经济在90年代遇到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解决泡沫经济后的遗留问题，而是面对掀起的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制度与结构的深层进行改革的问题。从更广的范围看，实质上是一个如何从创造了制造业辉煌的光环效应走出，对日本市场模式进行反思的问题。

1、政府导向型模式今后如何走？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显示的主要是政府导向型市场模式的优点，那么90年代以来则频频显示了政府导向型模式的种种弊端。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政府面对不景气的企业和银行大量坏帐，仍然贯彻“护送船队”的政策时，则变成对破产企业和落后企业保护。由于对应该处理的银行坏帐未能及时处理，延误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在政府导向型市场模式左右的惯性思维方式的作用下，过分相信政府调控力量的结果是希望通过政府的调控力量来走出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大量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发展，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巨额国债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90年代以来，政府导向型市场模式在解决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上，在新一轮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中频频失灵行为，迫使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导向型模式，今后如何走？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问题，实际是一个一个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问题。90年代经济增长不景气，使日本的政府导向型模式受到了时代的质问，1999年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的背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亚洲的政府导向型经济模式提出质问。

2、缺乏原创性的技术革新成为昨日黄花

在引入西方尖端技术的前提下，在具体的工艺流程和产品中进行追加的技术革新的路径，可以说是一条学习、引入西方技术的最佳路径。80年代之前日本的这种作法，堪称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的典范。但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革命，所依托的技术是原创型的技术。传统的制造业技术，从原创性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可实用的技术和产品，需要两次创新才能完成，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从原创技术的出现到产品的问世，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而且也是在同一个研究室中完成的。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的软件产品，制造技术相对与软件开发技术而言几乎是零。这说明现代的高技术不需要二传手。原创技术的发明者，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将技术变成产品，直接投向市场。如果说在制造业时代，获利最大的是面向终端产品的二次技术创新，在新经济时代获利最大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拥有原创技术者，而不是面向市场的硬件制造商。美国的比尔盖茨，根本不需要日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可以将他的产品推向全球。在制造业时代，日本和欧美共同分享来自同一源头的水，日本比欧美甚至分享的更多。但在高新技术革命时代，来自欧美之源的水，不需要通过日本就可以流向全世界。 在新经济时代，缺乏原创性技术体系成为昨日黄花。

3、缺乏竞争、创新力的企业制度对新经济对应迟缓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永恒的李嘉图，也没有永恒的凯恩斯，当然也不可能有永恒的企业制度。日本企业制度的优势则是相对于70到80年代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条件而言，经济发展的环境一旦变化，许多优势的东西不仅不能继续保持，甚至还会走向其反面，变成企业发展的障碍。在70年代，具有高度竞争性和独立性的美国企业，在传统的制造业竞争中输给日本。但从80年代开始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信息产业转变的过程中，在充满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具有独立性的美国企业和高度流动性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却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从80年代开始，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一大批高科技的新型中小企业纷纷诞生，到了90年代这些企业已成为推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新兴产业而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日本企业，在面对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挑战中，表现出对应迟缓。在政府保护下缺乏淘汰机制的企业序列制度，缺乏人才流动的终身雇佣制，很难使新型企业在传统的企业制度体系的夹缝中产生。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制度的封闭性，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从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和大的企业集团，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挑战，从产品结构和研究开发方向上，也进行了很大调整，但这是在保留原企业制度下进行的，所以其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有限。

4、日本经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前景

由于结构和制度的原因使日本经济走出不景气的道路艰难而曲折，日本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的时间表，即使日本的专家与学者也很难确定。但经过十多年渐进的改革和探索，以及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思，日本经济未来发展与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从日本专家和学者讲述的内容中，可以发现，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是现代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也是日本经济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日本的政府和学者已认识到政府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弊端，放松行政管制，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适应因特网时代需要的更加灵活的市场经济，是目前日本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 在金融体制方面推进更加自由化、更加有选择性的金融体系。 在金融机构的合并中，允许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的自由化。在企业关系上，开始进行打破束缚企业之间竞争的序列关系的改革，在企业内部，对终身雇佣制进行改革，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鼓励人员开始流动、竞争，促使劳动力市场发展。在对外开放上，鼓励外资进入日本，收购日本的企业和不良资产。这些改革都是围绕一个目标进行的，就是使日本市场机制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开放性。

在新一轮的新经济竞争中，日本企业未能抓住有利机会，获得其应有的市场份额。面向全球，实现日本企业的再造，成为日本企业努力的目标。如富士通株式会社全力推行的面向全球性的经营战略，代表了目前日本跨国企业改革的方向。富士通作为一个从事电子通讯的跨国企业，适应因特网时代技术发展的要求，提出两大经营战略。，将富士通的全部资源集中于互联网世界，使富士通的品牌成为全球性的品牌。富士通的这两大战略与建立因特网时代无国籍企业的发展趋势非常吻合。随着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将是以全球化经营为战略目标的无国籍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中，越是全球化的企业，越具有生命力和竞争了。

日本政府鉴于在80年代以来IT革命的对应迟缓，提出了21世纪日本经济发展的战略是“e－Japan”，围绕“建立网上日本”战略，制定了三大战略目标：（1）实现全体国民都得到IT利益的社会；（2）建立在自由竞争原理之上的有效率的经济结构；（3）实现网络时代的国际贡献。实现战略目标的4个重点政策领域是：（1）依靠民间进行超高速网络的基础实施建设，依靠政府，实现自由而公平的竞争环境；（2）建立电子商务交易的规则，为电子商务创造环境；（3）建立电子政府实现行政、公共领域的信息化；（4）为了适应信息社会而开展教育，培养IT技术人员，进行技术研究。

三、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借鉴与启示

二战后经历过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和不景气，目前又处于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时期的日本经济，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通过对日本市场经济研修考察，可以发现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日本与中国都属于东亚农耕文化体系，东亚农耕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组织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相对较大。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资本主义，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但日本仍属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在赶超中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目前中国推进的工业化战略也属于这种类型。日本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搞过计划经济，但日本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某些作法与中国计划经济有相似之处。日本的企业系列制、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制度有某些相似。日本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有许多借鉴和启示。

1、面对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在新经济时代的失灵，需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正如没有永动机一样，也没有永远有效的模式，只有不断的改革与创新。在80年代以前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曾创造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是永恒的，面对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种模式就面临着一个改革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适应经济的转型，就有一个走出应有的思维定势和改革思路，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新的改革思路进行新的改革问题。特别是面临即将进入WTO的挑战，更是如此。

2、目前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任务，一是用尖端技术提升和完善中国制造业的任务。 尽管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新经济时代对应迟缓，但日本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日本在发展制造业方面，通过组建面向国际市场的大企业集团的作法值得我国学习与研究。在发展我国制造业上，应当考虑根据竞争优势组建企业集团，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发展制造业战略。青岛的海尔集团在这方面已先走了一步。面向国际市场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集团，应当成为中国21世纪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日本在发展制造业中，一方面积极引进尖端技术，另一方面大力进行二次技术创新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在产业政策实施上，日本始终坚持将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技术进步与进口政策紧密联系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3、虽然日本是一个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也是法制程度较高的国家。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都有一套严密的法律依据。在战后不断提出的产业扶植政策，都是以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如在扶植纤维产业时，有“个别产业振兴法“。在60年展汽车、机械电子产业时，曾制定了“国用车扶植纲要”、“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法”、“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依法治国，依法对经济进行调控，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4、适应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学习日本大力推进面向市场的二次技术创新做法的同时，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必须吸取日本的教训，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原创技术系统。尽管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源头，并不是中国自己原创技术，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属于二次性的制造业创造的产值。

5、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进行了5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但日本的学者认为这5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大部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作用下，影响了计划的科学性，偏离了原计划的目标；二是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过多地利用了计划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教训对于目前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借鉴的意义。政府的投资方向和开放计划必须考虑到利用市场调节的功能，这应当是我国开发西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果将西部大开发的注意力过多集中在向中央要钱上，而忽视了本地区的市场环境和开发资源的培育，可能欲速而不达。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的影响

摘 要: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国民生产总值连年增长,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增强和提高。这对东亚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东亚“FTA”的形成、东亚金融合作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东盟 日本

一、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近几年以来,欧美经济徘徊衰退,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连连滑坡,惟独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稳定、强劲增长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和申奥成功,更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正如泰国总理他信在亚洲论坛2002年会上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增强亚洲经济活力意义重大。中国的富裕意味着亚洲的繁荣。”事实正是如此。2000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 3%。全年对外贸易顺差22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 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6亿美元。全年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 5%;其中出口总额2662亿美元,增长6 8%;进口总额2436亿美元,增长8 2%;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 9%。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在世界中的位次上升到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9年的1117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外汇储备从1988年的56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2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61亿美元,超过1979年到1997年的总和。由此可见,截止到2002年,我国社会生产力跃上新台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扩展。据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报告预测,2003年东亚的增长率将达到5%(见下表)。中国是2003年东亚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这说明世界银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2003年,国家在综合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为7%。经过努力,2003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普遍加快,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初步测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23562亿元,同比增长9 9%,比上年同期加快2 3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对外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一季度进出口总额1737亿美元,增长42 4%,比上年同期加快34 8个百分点。一季度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国民经济继续协调发展。据资料显示,在2002年世界GDP的增长中,中国的贡献份额仅次于美国;在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也占据了一个大的比例;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中国GDP总量来看,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占日本的1/4,占美国、欧盟的1/10,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接近日本。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4%,贸易占全球的4%略高。以2000年进出口值为例,当年中国进口值为1941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3 2%,而同年美国20 2%,德国8 1%,日本6 3%,英国5 4%,意大利3 9%。从出口值看,当年中国出口总值达到312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值比重5 4%,美国占12 3%,德国8 5%,日本占8 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二、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在亚洲,尤其在东亚区域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1.在稳定和复苏东亚经济过程中起主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经济增量(以时值美元计算的当年新增加的GDP)中日本占69%,韩国、新加坡占14%,中国占10%,东盟占7%。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五年中平均增长率只有1.4%,因此,当时的日本经济增量主要来自日元在同期约48%的大幅度升值。而1996年—1998年日元贬值31%,成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之一。这一时期,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稳定香港经济、阻击东亚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四年(1999年-2002年)复苏过程中,日本经济实际年平均增长仅0 6%,在同期东亚实际经济增量只占10%,韩国、新加坡占26%,东盟四国占20%。此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年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在东亚经济增量中占44%。在制造业中,美欧发达工业国经济中制造业比例逐步下降,保持15%～20%的水平。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减少过多,造成经济稳定性差。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总额中的比例超过5%,规模位居全球第四。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产量占世界的43%,电脑健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家电、医药、电子等10个制造行业在内共80余种产品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这是近几年东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2.中国正在影响东亚发展模式,使东亚产业循环趋向完整。“雁行模式“是东亚经济增长的明显特征,在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在不断升级、转移,由此使相关经济体的经济保持持续的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周期短,出口产品变化较大,各自市场规模不足,特别是以美国等外部市场为主,结果造成东亚区内市场不完整,产业循环不完整。由于中国经济增量大,潜在市场大,将来有可能利用这一市场潜力引导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较完整的区域产业循环,减轻东亚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区域经济的不稳定性,现在,这一作用已经显现。例如,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之间的相互进口已占东亚地区内总进口的47%(2001),即使除去其中香港对东亚区外的转口,三者之间的贸易在东亚三个次区域贸易圈中也是最大的。又如,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使其对东亚的贸易从长期的逆差转为顺差,尽管部分是在中国转移生产后出口美国,但中国市场本身也吸收了大量韩国产品,特别是在近两年,韩国对华出口急剧增长,成为其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中国也成了韩国产品的又一重要和不断扩大的最终市场。3.中国促使东亚“FTA”的形成。东盟是东亚FTA(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主角,日本次之,中国是第三主角。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加入WTO后影响日趋强大,日益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已成雏形。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促使东盟与中国的FTA进展顺利,后来居上。目前,东盟对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2002年顺差额达78.56亿美元,而同期对日本贸易逆差达41.55亿美元。受中国市场潜力的吸引,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加大,仅4月至9月,对华投资额高达1132亿日元,同比增长23.2%,而对东盟五国(新、菲、泰、马、印尼)仅为1050亿日元,同比减少34.9%。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日本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在与东盟缔结FTA方面一开始态度并不积极,由于中国在此方面与东盟取得很大的进展,促使日本政府积极起来。4.金融合作步伐加速。1997-1998年亚洲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煎熬,暴露了亚洲各国在协调经济政策、共同抵御危机方面的苍白无力。菲律宾前财长德奥坎波指出,金融危机“使我们认识到货币合作的意义,并促成了清迈倡议的诞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也强调,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亚洲货币必须作出更多区域合作的努力。要改变亚洲经济长期受制于欧美经济的现状,摆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即使亚洲国家暂时还无法出现一个强势货币,也应加强货币方面的合作。危机过后,东亚各国加快了货币合作的步伐。1998年10月,东盟经济部长马尼拉会议同意建立“非正式”的预警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2000年5月6日,东盟与中、日、韩三国财长在泰国的清迈就东亚地区财政金融合作,特别是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2002年3月,中日双方签署了在对外资金周转情况恶化时互相通融外汇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韩国、东盟的谈判也在进行。一个通过货币合作从而建立一个抵御金融风险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即将诞生。总之,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东亚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将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谈经济自由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中国经济;中国未来经济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我国的经济自由也得到日渐扩大。但是,在看到我国的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日渐扩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妨碍经济自由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而且有的还比较严重。因此,文章对于我国经济自由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目前,我国在市场的下层,一般的商品流通、居民消费、市场竞争等都在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进行,但在市场的上层,在重大资源的配置上,却依然按照计划体制的那一套,诸如土地、资本、行业进入管制、金融信贷等方面,在其中,自由市场的原则体现的并不充分,甚至根本无法体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关键在于人们对经济自由的含义还不十分清楚。

一、自由经济概述及我国自由经济发展现状

(一)自由经济概念

经济自由这个总被人们议论的概念,似乎又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在梁小民先生(1993)的《经济学大辞典》中也有这个词条[1],但也没有直接给其下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引述亚当·斯密和穆勒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以及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根据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和众多学者对经济自由的描述,可以对经济自由做出如下定义:经济自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它包括投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消费自由、劳动自由等内容。

(二)我国自由经济发展现状

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促使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思想界解放高潮。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快速进入最后攻坚阶段。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新世纪的头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初步实现城市化,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达到按2002年汇率计算3000美元水平。从2002年的2864.07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末的10063亿美元,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短期融资券发行为标志,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迈进。到2020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这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

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都存在着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自由的相互运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自由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所在。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经济发展

(一)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经济自由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以下几点:

1.经济自由能够使市场的结构出现活力,可以从上到下使经济的资源及运行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可以有力地抗拒来自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可以自行决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政府不必也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只能是规矩的制定者或裁判者。

2.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可以充分激励经济个人主义的行为,使个体在自由的经济运行框架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3.经济自由是全方位的,经济自由的含义隐含着经济单位在起点上的公平,过程中的规范、透明、公正。

4.按照马克思的研究,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自由能够影响着政治自由的实现。经济个体的自由必然会营造一种市场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又会要求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就是以政权的合理安排来保证经济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

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市场经济秩序的效率优势与经济个体的行为自由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为各种目标的实现提供着不可缺少的手段。“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手段,我们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2]”。由此可见,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它为个人自由的本质性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是包括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在内的其他重要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种个人行为自由,经济自由不仅包括企业家的生产自由,也包括消费者的消费自由。这种自由表明的是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其他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它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开展其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可见,这种经济自由所指向的客体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只能源于他人的强制行为,而与个人所面临的各种物理条件的选择可能性无关。与之相反,经济自由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它是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

(三)经济自由造就市场经济效率

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态势——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基于创新活动的不断扩大,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分化与多样性;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造就了活动期间的经济个体的分化和多样性。这种经济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

三、以经济自由推进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经济不自由仍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各项政策的不断改进,经济一步步朝着市场化方向的转变,我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从经济自由度数据来看,我国经济自由度从1995年到2000年呈明显的自由度扩大趋势,2000年到2004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2000～2004年的波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企业缴税上升,2004年到2006年呈现更加明显的自由度扩大趋势。

2007年,参与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测评的有157个经济体,平均得分为60. 6分。其中自由经济体7个,较自由经济体23个,中等自由经济体48个,较不自由经济体60个,受压制经济体19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2007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经济自由度为54. 0分,比2006年低1. 4分,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 6分,居世界第119位,列为“较不自由经济体”。我国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贸易自由度、劳工自由度和货币自由度四项指标中表现较好[3]。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较为薄弱,一些企业在发生纠纷时往往诉诸仲裁机构解决。因此,我国在产权一项中得分较低。而中央银行对外汇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管制以及较高的不良贷款比率,致使我国的金融自由度处于世界较低的水平。

(二)扩大经济自由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社会依然存在的限制人民的经济自由的种种做法,实质上是封建主义“人治”传统的余毒尚有残存的表现。在中国,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西汉时期,董仲舒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推向极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均从思想文化上和政策法规上扼杀普通老百姓自主求利的自由权利,否定人民群众个人利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就要求我们尊重经济自由。它仅仅是国家的一项消极义务,国家的积极保障经济自由才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场所,也是权利冲突的地方,不同主体的经济自由在市场上发生碰撞,划分彼此合理的界限成为必要。例如,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以履行生存权、发展权过程中也会限制一定的经济自由,又如,国家执行保护、履行人权的物质基础就是通过限制公民财产权而获得的国库收入。

由此可见,经济自由是每个国家发展经济时力图营造的最佳状态,一方面,“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为自己的私利劳动,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劳动积极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整个社会财富也就随之得到增加;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物流现代化

1995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既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则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物流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物流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与所有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样，是经济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必由之路。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问题，物流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条件和动力，因此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息息相关。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应用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企业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互8年的改革和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将物流的现代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收效。

中国物流的特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资源的分布又很不均衡。多数自然资源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地区，而人日多集中在中部和沿海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历史上就形成了原材料采掘、粗加工等基础工业远离加工工业的产业布局。“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作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但是变化并不大。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形成物流设施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体系，使得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化大物流系统，大大浪费了物流资源，降低了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物流设施及管理的投人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物流系统基础设施陈旧，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落后。物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历史上无论理论上是否已经引人物流概念，事实是经济发展与物流的相关度一直很高。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物流新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1995年间，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经济长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从社会需求来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产品大量增加，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同时增加。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5年达到58261亿元。1995年为1980年的近4．3倍。社会总消费1980年为2976亿元，1995年已达到34962亿元，1995年是1980年的11倍还多。其中1986一1991年平均增幅为19．7％，1995年增幅达2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5年是1980年的近22倍。可见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高速增长必然伴随对物流的需求的急剧扩张，首先表现为对改善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加剧，政府对此一直非常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快大物流体系的建设，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建设，以加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商品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尽量增加产出品的差别化。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出现了市场的细分化，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和群体。因此，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现代化的零售方式，如超级市场、方便连锁店、仓储商店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渐成规模。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无疑会对物流产生新的需求，如配送的需要就日渐紧迫。在生产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改革以后大部分要通过市场实现。因此，经济活动对流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既对物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由粗放转为集约为物流现代化带来强大动力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针对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模式而言的、这种粗放式经营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相对于物流的发展来说，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偏重于数量增长，不注重质量，不注重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生产轻流通，将大量的资源投人生产领域。却忽视了相应的物流发展，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部门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为物流能力不足和物流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年份，运输能力不足、仓储能力不足等物流环节的供给短缺往往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不得不以运力定生产、限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大部分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导致管理粗放，在物流管理方面，出现一方面是物流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普遍的浪费。最突出的是“大库存”现象，就是不注重存货管理的经济核算，以尽可能多的存货保证生产对投人品的需要，或者防止商品经营中出现缺货。其次是在供应和销售活动中不重视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物质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物流落后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瓶颈”制约，保持经济均衡高效增长，是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改善社会大物流体系的根本动力。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引导和直接投资，积极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主要的运输大通道，近几年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对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95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1587．5亿元。在全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项目占18％，完成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7．6％，大大加快了物流现代化的步伐。近年来陆续联通和建成了亚欧大陆桥。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大的铁路运输通道并对现有铁路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行速度和质量。公路建设促使汽车运输迅速崛起。仅1996年就建成了高速公路11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258公里，比1990年增加575%。公路营业里程达到11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15%。航空港。水运港口，包括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都大大改善了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状况，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且也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的运输等物流业逐步进入市场，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对今后物流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逐步实现物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市场需求扩张的吸引力和激烈竞争的压力是企业改善物流状况的内在动力。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迅速发展并成熟。随着商品市场由短缺转为过剩，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逐步走向理性。一些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大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都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生产者所面对的再不是为购物而不得不忍受无尽的排队的消费者，生产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所承受的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迫使它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寻求提高竞争力的可能途径。包括改善物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速资金的周转、节省资金占用。例如，几年以前，由政府推进发展配送一直进展迟缓，很少为企业所接受。而近一、二年以来，由于各种连锁经营的发展，配送就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日渐兴盛。可以说配送制约着连锁的发展，连锁带动了配送的普及，两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共同发展。

三、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课题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的物流理论和实践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系统化的推进阻力较大，困难比较多。其次，是企业物流现代化推进仍然滞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社会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二）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加速中国物流现代化既要遵循物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物流发展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第一，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市场远未成熟，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数量扩张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大多数企业还远没有产生出必须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动力。物流的社会化、系统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大都来自！日体制、企业机制的转换，物流系统内的部门、条块分割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就物流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各国物流的发展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体制还是促成物流模式的尽快转换，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既需要有政策的指导，也需要行政和法制的强制，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个方面的力度都还很不够。政府在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对大物流体系虽然有所倾斜，但是对于物流的系统化。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推广则需要进一步推动。

第三，加强物流教育。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界的物流意识还不是非常浓厚。在经济活动中对物流的作用重视不够。例如在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如何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绝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极少把提高物流现代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实际上还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误区。在实践中，全面的物流人才也倍感缺乏。

第四，努力提高物流科技和物流管理的水平。在这方面，一要重视研究开发，二要重视推广作用，解决好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中国物流发展的前景展望

从各国物流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流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发展的时序上会相对滞后。中国的物流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实现物流现代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积累，以及改革的深化，将为物流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物流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如同改革一样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段集中快速发展时期。

从中国物流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发展的重心主要在宏观，即国民经济的大物流体系，其中的重点又在输送，即交通运输方面。这既合乎客观规律，也适合我国的国情，预计今后这方面还会进展比较快。其推动仍将来自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当然，完整的现代物流体系不仅仅包括大物流体系，而且应当包括企业物流在内。企业的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以及废弃物流都是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目前在这些方面，物流所得到的重视更要少得多，相当多的企业甚至还完全没有自觉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物流还在企业的大门外徘徊。”这无疑是我国当前物流体系的严重缺陷。但是应当看到，今年以来，国家改革的重心已经转向企业，并明确要将企业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也正是在这里蕴含着物流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企业物流的现代化既是企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源泉。一旦企业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挖掘它，那么物流迅速发展的时机就到来了。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影响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振兴民族经济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给我们带来风险与动荡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机会。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

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明显得益,但也受到一定的冲击,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更加尖锐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尽管各国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作过多种概括和解说,有赞成也有反对,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为社会主义国家打破思想禁锢、促进价值观念变革、扩大对外开放、利用世界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30年,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是少数几个赢家之一。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导向,持续保持高增长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使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各个国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各国优势在全球密切交往中实现互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有利于中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克服国内资源和市场的约束,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参与中发展壮大。

(2)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许多跨国公司纷纷落户中国并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子公司,使得中国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到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刺激了中国企业规模和水平的发展,并为在中国建立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3)有利于中国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及管理经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加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工业化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供了有利时机。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以及中国目前的发展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或欧洲国家的长处在于研发创新,但却不擅长生产与制造,人力资源充沛及人力素质精良的中国就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选择基地。利用这些条件,就能加快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步伐、逐步缩小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促进其他国家市场更加开放,有利于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增加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好处。

(4)经济全球化为中国进行人才交流提供了更加宽阔的市场。众所周知,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各种人才交流增长的速度将超过货物和资本的增长速度,人力资本将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本。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和有关吸引人才政策的出台,中国对世界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国引进人才的力度和数量继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也派出了大批优秀人员出国深造,学习别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

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中国产业的做法越来越不可能。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力的冲击。过去,中国通过贸易保护的办法建立了门类繁多、体系齐全的国内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多数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开放国内市场后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将是巨大的。现在,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贸易壁垒,所以中国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大。但是,绕过贸易壁垒,通过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国外商品的冲击已经把民族产业“整得够呛”。

目前,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可能诱发中国国内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一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流动的国际资本军中,短期资本即“游资”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国际资本的最大特点是投机性强,它以很快的流动速度出入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在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资金供给的同时,也给各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如果短期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本国市场,本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天都发生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通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在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中国。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中国,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的隐患,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出现。即使中国的经济一点问题都没有,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也要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只不过程度较低和时间较短而已。

3.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想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保持一定的地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只能抓住机会、直面挑战,只能积极融入而不是回避和拒绝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探析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在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随后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深入，这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抓紧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体。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经济活动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提供服务、技术转移、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跨越各国、各地区的界限，相互融合成整体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与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交织、影响以及融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的经济行为规则，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并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适应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目前已经成为生产社会化与经济关系发展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其最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成果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飞速转化为生产力，跨国公司发展的蓬勃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加强,涌现了大量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纵观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政策,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更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吸引外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在新兴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外资接收国，这与跨国公司对我国增速快的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引入外资，有利于满足国内资本需求，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是对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生产力的促进。外商进行投资的同时，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被引进，推动着我国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2．对贸易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顺差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中国加工业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2009年后我国许多企业的出口量仍达高位，率先使中国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全球性的打击后，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劳动力分配

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对外贸易加工等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利用起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才的有效利用受到重视，新型的技术工人以及服务人才充实到企业中，为我国经济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

（二）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单单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我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1.受发达国家的制约

目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当世界市场接收他们的巨额投资之后,他们可以通过贸易自由的口号,对我国贸易堡垒发起攻势,来保证他们获得超额经济利润。而当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本国一些产业的行业利润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以贸易保护为借口,或者通过环保壁垒、技术壁垒阻挠中国产品的进人，根本不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2.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将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滥用资源，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下，发生产业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为了参与更多的国际竟争，我国只能接受发达国家传导过来的高能源消耗与高污染耗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输送给发达国家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的有形物质产品的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必须勇于接受挑战。我们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更要警惕并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影响。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努力，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仍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规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为了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应注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本质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经营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科学、规范并且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而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提高。我们还要创造开放、竞争、公平、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

（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更是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注重吸引外商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投资的质量。通过引进竞争的办法，燃起我国民族工业的竞争意识。国家应该引导有条件的产业和部门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使相应的企业追求新技术具有更大的动力，积极完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获取原料、制成品以及半制成品,使我国经济运行成本降低,在吸收技术与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自力更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层次，提升品牌影响。我们要在能够保证立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向国外发展，争取走向国际产业链的更高端。

（三）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可能对我国环境、资源以及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一直处于低端的位置。在开放规模被扩大的同时,应密切注意国际游资的动向并加强经济监管,避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从而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目前，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非常高,这与经济大国应有的本范并不相符。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的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都得到提升。就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来看,我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势必会受到国外经济势力的打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抢占和坚守住本土市场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的进步与不断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国应加速科技的创新，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大力发展科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提高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上更具国际竞争能力。我们应运用先进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使传统产业技术含量得到提升，从而促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四、总结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分配，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受发达国家的制约，还要承担产业转移带来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避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并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我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更好更快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析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析

1人民币升值具备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善效应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人民币升值应该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助推器。

第一，人民币长期升值会从两方面对贸易依存度及过高投资率的降低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人民币长期升值具有给我国带来财富效应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居民消费相同外币额度的进口商品所支付的人民币会缩减，并且还表现在人民币升值会带动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人民币资产市场价格上升，它们升值所引起的财富效应势必促进国内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过程本质上看，它是非贸易品行业相对于贸易品行业价格提高的过程，但非贸易品行业主要是服务业，它相对于提高贸易品行业价格将会改善生产性资源向服务业转变的局面，所以人民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币长期升值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使它逐渐提高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由于服务业对投资的依存程度偏低，因此，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势必会缓解投资率过高的矛盾。

第二，人民币长期升值将势必会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逐渐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率。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近年来国外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不停上涨，我国的进口价格不断上涨，将会引起中国贸易条件的继续恶化，因此应该借人民币升值的环境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改善贸易条件。事实上，在目前人民币仍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原材料的进口仍是以各种国际货币支付，中国的整体进口成本仍旧不会随人民币升值而降低。

2人民币升值会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挑战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人民币升值可以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改善效应，但也会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新的挑战。

2.1人民币升值对工业制造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第一，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进口数量骤增和基础资源出口量的骤减，然而出口增长率的降低远小于进口增长率增大，易降低国内基础资源的价格。随之引起工业生产的能源消耗量加大，规模扩张，降低技术改良升级的刺激效应，并不利于当前高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我国目前劳动力资源充足低廉、劳动者素质整体偏低，若在此时大部分加工制造业急于提高生产效率，冒然引进新的生产技术，而培训或者高素质劳动者来不及到位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订单违约的风险。虽然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目标，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但也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我国大部分出口型企业都属于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粗放型加工类企业。而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将会冲击这些出口贸易依存度很大、科技含量和出口价格弹性较低的企业，甚至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2.2人民币升值阻碍科技变革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主要取决于科技变革的步伐，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生产结构，而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改变势必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改变，技术变革导致产业结构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国内商品相对于国外商品的升值，也是说国内产品变得更加昂贵，导致国外对国内商品的需求持续减少，如果企业不利用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必然会被外国产品挤掉大部分市场份额。因此，我国必须进口高新技术，促进与之相关行业的科研水平，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进程。

2.3人民币升值影响产业结构优化

人民币升值必然引起国内资金的外流和国外投资的减少，这将降低国内资金充裕程度，进而减少国内投资，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持续降温；人民币升值也会引起国内居民对出口加工产业发展前景的担忧，致使减少对出口产业的投资，也会减少对出口产业资金的供给。由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资金供给的改变，势必引起相关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减缓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相关出口加工产业投资的减少，也不利于由粗放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近几年人民币升值的倒逼效应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结合目前实际，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如下建议。

3.1强化人民币升值的正面效应，缩小人民币升值负面效应

由于近年来价格低廉引起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巨额贸易顺差加大了贸易伙伴国对人民币升值所施加的压力。我国企业为此选择进口世界先进设备，引进科技成果，促进产品结构优化，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或者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并不要求劳动力的数量，而是劳动力的质量，不属于粗放型的产业。因此资本和劳动应更多地移向服务业，既能有效利用人民币升值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加快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而促进相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由于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主要以技术含量低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品，通过低价位战略占领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虽然这种粗放型贸易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并不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发展。目前，一方面大力提高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改善经营理念和出口战略。同时相关低附加值特别是以耗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出口产品我们应该逐步放弃，产品生产应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标，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加产品附加值。建立可以高效运转的企业产品销售系统，引导资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改变由出口为主局面，逐渐实现向进口和出口并重良好局面。另一方面我国应该逐步减少各种出口优惠政策，尤其是减少出口退税，它不仅可以使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还能够促进出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3.2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是扩大内需尤其是启动消费需求的治本之策。从本质上说，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再者，在居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是未来支出预期。当前我国出现较高的居民未来支出预期，例如存钱养老等的需求较多，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当前消费欲望。因此，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要加快完善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

3.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进步步伐

人民币升值显然有利于降低先进技术产品进口的成本，为此，应主动地和有选择地吸收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科技，最重要是提高二次创新能力。一直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很多产业的技术改进和结构优化；但是实践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进某些技术，但是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永远无法通过引进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为了使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从而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势必立足于自主研发创新，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条件下，立足自身的创造性基础上逐渐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科技发展必须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持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3.4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新型科技精英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企业家、工程师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数量与素质，依靠科技进步人力资源潜能的高效发挥；然而立足于长远，决定一国国民素质的最关键因素是教育，技术进步的基础是教育。研究显示，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前景与其国民素质和教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人力资本观念，着力发展教育事业，逐渐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良性转换。

综上分析，人民币升值引起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向，我国应利用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善效应，解决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加大高新技术的引进，加快技术的自主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程一定可以稳步、健康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58783亿美元，超出日本4194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位（比5年前提升了8位），属于中等发展组国家[1]；该报告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贫穷，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维汉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论文关健词]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现存的环境状况，并从经济发展的政策、模式和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最后，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最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自然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物流现代化

1995年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 应用 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 企业 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

三、

第一，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 影响 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 社会 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抉择

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有与民营、基础与创新、计划与市场、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发展模式； 模式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以渐进改革发挥独特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业已取得巨大成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苏南模式、以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的浙江模式、以外向型经济引领发展的广东模式、以国有金融杠杆运营的重庆模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增长极。近年来，关于发展模式曾经有两次比较集中的讨论。一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比较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集中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讨论，逐渐融合产生了新苏南模式和新浙江模式；二是五年来，围绕广东模式“做蛋糕”和重庆模式“分蛋糕”进行争论，通过反思，深化了改革认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地经济发展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能反过头来寻求旧的发展经验的支持，也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模式，而应尊重现实，秉承因地制宜，锐意创新的发展原则，通过构建政治平静、经济平稳、文化平实、社会平安的科学发展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模式概念辨析

模式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其本质是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论。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1]

（一）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源于温州模式，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抓住国内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通过明晰和保护私有产权，依靠民间自发力量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民营经济为主体，家庭经营为载体，专业化市场为纽带，以农村城镇为依托的发展形式。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政府则发挥着促进性、倡导性、裁判性的作用。

（二）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脱胎于苏州模式，是“对无锡、苏州、常州地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与主要走向的一种概括”，[2]指地方政府充分

挥乡镇企业的优势，依靠强大的招商引资策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借助外资的技术管理及商业渠道，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它是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典范。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和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具有“政府引导，外资引进，错位发展”特征。 东模式

“广东模式”由“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深圳模式”发展而来，指在经济发展急剧变迁过程中，为应对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挑战，积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机制，通过“解放思想、行政改革、腾笼换鸟、财政公开和网络问政”等形式，着力形成“政治开明、提倡效率、相对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在2010年6月12日由七大部委联合推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特别是重庆市如何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利用后发优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其政策以内需促经济增长为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着眼于加快城镇一体化建设，实施民生工程，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以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模式比较

比较是确定事物之间异同的思维方法。通过对上述四种发展模式的多维比较，将有助于探索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一）共同点

共同点主要表现为发展基础、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三个方面。

1. 发展基础都比较薄弱。四地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相似，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各种矿产资源也比较贫乏。特别是在工业化社会，农业产出低下，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找出路。同时，苏南、浙江、广东和重庆都具有商业文化传统和刻苦耐劳拼搏精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抓住机遇，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2. 发展目的是共同富裕。四地发展模式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3. 发展源泉是文化引导。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江苏、广东和重庆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将文化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发挥文化软实力引导作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道德保证。

（二）不同点

1. 自然人文条件

（1）浙江经济发展的草根性。浙江省位于东海之滨，常住人口占全国3.8%，土地面积占全国1.1%，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土地资源贫乏迫使人们选择经商务工，“具有杰出经商能力的浙江人是浙江经济现象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浙江模式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3]“浙江模式”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其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在自主创业过程中，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构成具有“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

（2）江苏乡镇工业的传承性。苏南地区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的辐射能力较强，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直接接受上海的辐射。苏南以兼容并蓄的吴文化著称，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之地。作为中国近代的传统工业基地和商品经济发祥地，苏南培育和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逐渐形成立足本地办实业的经济发展特点。

（3）广东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广东位于中国南部沿海，集中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的开放自有其历史渊源，晚清时期广东就是革命的思想策源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gdp一直保持全国第一，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形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广东充分继承和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领头羊精神”，首开网络问政的先河，创新人大代表视察制度，发展舆论监督，培育发展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鲜明的现代民主观念的现代公民。

（4）重庆经济社会的后发性。重庆作为直辖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与金融中心，素有“山城”之美称。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重庆定位为国

际大都市。文化方面，重庆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效提升了人们的道德水准。

2. 经济发展状况

四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可用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加以考察。

（1）经济总量比较。“十一五”期间，广东的gdp一直居于第一位，江苏紧随其后。重庆作为后发型发展地区，经济总量与其他三地不具有可比性。如单纯从数据来看，浙江经济发展似乎退步了，实际上，浙商早就“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许多浙商在省外的每年gdp贡献和纳税额，都已经大大超过在本省的贡献。

（2）经济增长率比较。四地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年均增长10%左右，体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其中，重庆市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年均增长15%左右，特别是在2011年，重庆以16.7%的增长速度荣登全国榜首。重庆市政府推行金融杠杆的发展方式产生了很大的效应。

（3）人均发展水平比较。浙江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8000元人民币，约合9000美元，跃居全国第一。结合表2和表3可知，浙江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2011年，浙江居民收入达30900元，农村居民收入13071元，居全国之首，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

3. 产业发展特征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都会经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变的过程，催生产业集群。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波特首先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与供应商、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4]

（1）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兴起。浙江以农村工业为发展主体的工业化道路选择，“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与世界的流通网络”。[5]浙江模式属于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以民间诱致型的制度创新发展模式。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以上。绍兴纺织、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州领带、温州打火机、海宁皮革等，这些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推动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提升了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但浙江经济依然难以摆脱主要靠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企业多注重规模扩张，忽视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耗能的产业依然占主导，“传统优势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递减”。浙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只有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乡镇企业遍地生金。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传统苏南模式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南地区是靠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政府推动下，江苏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在苏南形成了“引进来”的开放型经济模式。苏南模式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使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活力减弱。由于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外资俘获”型，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小企业规模增长，因更多地受到外在不经济规律的制约而出现“二元化”倾向；苏南外资撤离后的产业空心化，归根到底是缺乏“根植性”“融合性”环境造成的，将是苏南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

（3）广东外向型经济引领发展。近年来，广东加大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扶持支柱产业，使全省工业产业结构逐步合理化。如今广东的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造纸、医药、汽车等九大支柱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对全省工业增长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化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三大传统支柱产业稳步发展。广东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受到重创，“企业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将使得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更易淘汰出局或亏损。”[6]

（4）重庆高新产业日新月异。重庆充分发挥地理资源、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着力壮大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五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保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创新成果显著的产业发展体系。但重庆模式存在着严重债务问题。截至2012年2月末，重庆市中长期贷款中的单位固定资产贷款余额高达5416亿

元，面临资金链有可能断裂危险。“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却要不断发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地方债来搞新项目”。[7]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发展思路不清，国企经营非市场化，是重庆模式的最大危机。

4. 政府调控方式

对于政府的作用，老子的《道德经》有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是以合乎天道、自然而为。世界银行在《1997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是非常必需品。?]有一个法治政府，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1）浙江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自主调节方式。浙江模式是一种自发自生自组织的市场解决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是什么，做那些不错位、不空位、不越位的事情，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无为而治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于为广大群众的探索挑担子，并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8]浙江逐渐形成了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即活跃的市场加有为政府的市场”。政府与市场在博弈中实现合作互补，使地方政府在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2）江苏奉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辅助调节模式。江苏执行的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企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的调节机制。1992年起，苏南各地不失时机地提出“借助上海、错位竞争、走向世界”的经济国际化战略，带动外资大量涌进。在招商引资中，各地政府的推动作用不可忽略。苏南模式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政府的“有为”作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或“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苏南模式“土地+外资+政府主导”运作机制，带来的后果是“国富民穷”。金融危机导致苏南多数乡镇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出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弊端。

（3广东履行政府劝导下的市场基础调节模式。广东一直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就广东模式倡导经济发展、经济效率，兼顾社会公平、福利社会建设，更注重顺应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力求缓解经济社会结构内部的紧张性，推动广东经济社会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4）重庆厉行政府领导下的市场补充调节模式。当前我国民众面临的“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为重庆模式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为维护社会公平，重庆率先征收房产税，而后又推出保障房政策。推进民生户籍改革，加强食品医药管理，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赢得了相当部分民众的支持。但重庆模式可以说是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以此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其弊端主要表现为，依法治国受到严重挑战，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导致政府和公众法制意识淡薄。重庆市对少数民企的选择性打压是在严控信息外露的情况下进行，这实际上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违背真实民意的极致表现，“这种不计成本的运动式治理还会导致执政公信力的流失”。[9]

“广东模式”更大程度地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重庆模式”更为强调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苏南模式”政府则坚持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补充作用，“浙江模式”侧重于在宏观政策引导下，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两者实际上处于政府和市场的两极，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则处于两者之间。

5. 发展民生措施

（1）浙江平安工程稳步推进。浙江省深化“平安浙江”建设，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开展滥用食品添加剂、“地沟油”等专项整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保“一卡通”全面推行，所有市县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达285元以上；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建立孤儿和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20.9万套；开展13项部级教育改革试点，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计划，建立普通高中助学金制度，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稳步实施，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继续加强；完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五项重点任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扎实推进苏幸福社区温暖人心。苏南全面推行“幸福社区”服务管理模式，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创新“大调解”机制，积极探索流动人口、特殊人群、“两新”组织、信息网络等服务管理新举措，认真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支持学前教育加快发展，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城乡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8%，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10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扎实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有效解决了居民看病难问题。

（3）广东公共服务成效显著。广东省率先编制实施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共投入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9673亿元，财政对民生投入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从40%增至57.2%；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稳居全国首位。养老保险实现省级调剂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顺畅，实施住房保障近20万户；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10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2%提高到28%；卫生资源总量适度增长，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和卫生事业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全面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达9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9.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逐步健全，有效防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

（4）重庆民生工程喜忧参半。实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保障了转户居民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权益和待遇；健全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调控，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率先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重庆主城房价在全国35个重点监测城市中始终保持中低位；国有资本收益的15%上缴财政用于民生，强力支撑了公共服务建设。“十一五”期间，建成农民新村519个、巴渝新居5.2万户，改造农村危旧房12万户，农房品质明显改善；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个，建立起农民按股份分享经营收益的体制机制；重庆低收入百姓获得很多财政转移支付，但同时存在不良后果，重庆市主城区规划应修未修中小学、幼儿园高达1000余所，中型医院40余家，养老公寓6万套，遗留许多社会安全隐患。

三、结论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中国经济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社会市场调节机制，强化民生工程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国有”与“民营”的有机结合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有制问题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所有制结构是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全社会资本总量中的比例关系，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出发点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将两者内在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一是就国家性质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科学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现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吸纳“浙江经验”“藏富于民”的理念，为“民营”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二是就发展阶段而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培育市场体系，促使民营企业在活跃市场、增加税收、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实现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三是就产业特征来看，国有企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就业密集的中小企业。“国有”“民营”虽各有分工，但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既能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又能在宏观层面提升国家竞争力。民营企业则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一般性竞争领域，与大型国

企之间实现交错发展、优势互补、形成彼此促进的“双赢”态势。

“国有”与“民营”的结合，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又较好地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有利于保障按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基础”与“创新”的有机结合

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无农不稳。工业是农业的延伸，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支柱，无工不富。但近年来，我国普遍提出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认为只能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有些地方甚至损害农业来发展工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并?]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证明，“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基本原因。”但“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取决于对农业的基础创新和人力投资。”必须利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每个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大衰退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随着增长理论对技术外溢模型的不断深入研究和验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继资本、劳动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事实证明，技术创新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工农业，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引导加强各方面资金投入，全面地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和创新驱动，从而实现结构和产业升级”。对中国企业来讲，可借鉴广东“腾笼换鸟”模式，实现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技术创新上，注重运用市场机制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问题，构建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市场化进程必然引发资本化进程，资本化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但是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必须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温州民资多而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而融资难的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民间借贷危机的制度根源，为温州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政策保障。”[10]在金融改革中，必须加快金融结构调整，促进金融创新，推进银行体系改革，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提高银行体系对不同融资要求的适应性，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以及产品的创新与供给。

（三）优化社会主义市场调节机制，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从调节方式来看，政府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应根据现阶段综合应用调节手段，协调好“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找到政府与市场无缝衔接与完美结合的“黄金分割点”。如果放任自流或控制过严，“政府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11]502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黄金分割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具体的前提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要求区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地区如浙江、苏南和广东等采取不同的组合政策。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行政法院体系、行业合规监管、价格听证制度、吹哨检举揭发制度、知识产权体系等，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秩序。

市场经济的巨大功能就在于能极大地激发各种要素的活力，而且赋予了各个经济主体最充分的自我选择权，因而市场经济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结构合理化，从而有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当前，必须充分关注市场经济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会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与风险。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要实现信息的彻底公开。因而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必须有效保证“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或事件的信息”公开化，促进信息对称化。

（四）强化社会主义民生工程建设，实现“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

“经济增长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更强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自由。”[12]302实践证明，在国家富有的前提下，建立具有

调整收入分配作用的再分配制度是实施惠民工程的关键。

1. 改良税制结构，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我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以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税负水平，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而发达国家的税收很多都以直接税为主，美国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其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保证了收入差距从收入环节上就被大幅度调整。为此，通过改良我国税制结构，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并可以考虑在改革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征收基础上，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物业税等。

2. 改善民生支出，深化财政的分配功能。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出较高。美国财政支出用于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部分占gdp的比重为8%，其他发达国家普遍在10%以上。我国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不足1%，直接导致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尽管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较大，但转移支付多为项目支出，缺乏调整收入再分配功能。因此，必须加大对民生的财政投入力度，使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的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强化转移支付的再分配。

3. 改革社保制度，优化社保的覆盖功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较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有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于缴费率过高，城镇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难以扩大覆盖面。借鉴发达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经验，可以考虑改革我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为社会保障税，彻底解决社会保险的覆盖和转移携带问题，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