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我国政府积极应对，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后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惧、震惊和暂时的成功之后，人们进入了对危机及其挽救措施的冷静与理性反思阶段。经济法学界也从经济法理论、金融监管法、竞争法等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扩展和解决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面对上述“眼花缭乱”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法（或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在这一进程中却几近“失语”。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贫困”？

一、危机中的危机：宏观调控法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政策上明确使用“宏观调控”一词始于1988年2月。（注释1：学者一般认为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初始研究带有明显的注释法学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宏观调控法研究逐步在价值、主体、权利配置、运行、责任等多层面展开。但回顾危机进程及政府救市措施，我们储备的这些知识却未能在危机“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错”在哪里？

（一）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即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但不同的目标又相互矛盾，如反通货膨胀和反失业，往往需要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往往又区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宏观调控法的目标，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具有层次性：即理性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宏观调控法的实施，能够直接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安全、科学和有效率，能够间接保障经济危机的克服和避免、宏观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或认为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2]，等等。如此定位宏观调控法目标似乎是对宏观调控目标的法学超越，使其更具有法律品味。但这一论断也使目标进入了更为不确定性的层面。众所周知，即使宏观经济学领域用了大量数模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也总是争论不止。而现在，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诸如经济安全、公平、平衡等更加不可计量的目标。假若，我们自问一下：此次危机应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作答呢？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对原则研究的偏好，宏观调控法也没逃脱这一定律，也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诸如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现象[3]。当然，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意义，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基本准则。但是，此次政府救市宏观调控法这一原则是否实现了指导功能呢？政府救市是干预过度，用“高压水枪灭小火”呢，还是“果断及时准确”呢？这一结论还依赖于时间的验证。

（三）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是宏观调控法研究领域内又一长期争议的话题。或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体仅限于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认为应包括地方政府；或认为应包括全国人大；甚至有的学者走的更远，论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调控主体地位[4]。理论上的成果并未为本次政府救市作贡献，倒是救市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对于宏观调控法调整方式或认为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认为应该涵盖计划、产业政策、税收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等。本次危机中，政府自2008年9月开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央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除此之外，国家还采取了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也提示我们宏观调控法的研究更应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诸如上述等等，宏观调控法的特征也许是为上述困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调控法呢？简而言之，是宏观调控法研究对象上的经济性、专业性或技术性特质弱化了其制度性色彩和法律品味，使其在追求“实体真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对宏观调控法理论前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陷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惑。

二、程序主义消解：宏观调控法的出路

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务“悖论”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仅用“经济法的模糊性”[5]进行注解显然并非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对我们既有的研究进行整理。实际上，我们始终遵循的“主体—权利（权力）—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根本上是在一种实体法框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一再声称：宏观调控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但是，程序法始终未能成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主导问题加以讨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所致：一是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偏爱于通过法典化的实体法来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二是我们传统观念上对法律程序总是以诉讼法为核心；三是宏观调控中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或参数的介入使得调控中往往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直接争端。

行文至此，笔者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宏观调控法本质上是程序法，或者说程序主义是宏观调控法解救自己的最好路径。这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面，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又是一面，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法各自主导其一。倘若越界过大，各自在对方领域中话语权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一如本次政府救市过程中我们所闻：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机、救市措施的实效等实体性问题的争论并无法学界的参与，有的只是律师提出程序上的质疑（注释2：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财政预算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信息公开申请。）。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学者已有很好的解读：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将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尽管这完全能够运用到宏观调控程序法框架之内，但程序之于宏观调控法的特殊价值仍有必要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证明。[6]

（一）信息选择价值

宏观经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决策都会受到众多要素和系统的干扰。一个精巧的宏观调控程序将通过角色定位分工、时空限制、内容集中、专业判断等造就一个中立的过滤机制。通过对信息与理由的加工、分析，选择最有效和最相关的数据信息。

（二）说服价值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而非当事人的合意，客观上具有遭遇阻力的可能。程序的民主设计则具有疑虑与对抗的消解功能。正如日本学者谷中安平所言“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程序是能够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7]

（三）教育价值

由一系列晦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构成的宏观调控，远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假若一个政策或立法的出台受到其影响的法律关系主体甚至难以去读懂它所表达的内容，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宏观调控法所论及的术语、内容迫切需要进行反复学习与认识。程序天然的直观性加上信息公开与参与机制的配合，将会使任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成为一个宏观调控教育最好的范本。

三、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约翰·罗尔斯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完善程序正义、纯粹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程序正义。完善程序正义具备两个特征，即具备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可以设计一种保证达到结果正义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是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程或者程序，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当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显然，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结果的独立判断标准成为三种程序正义形态划分的关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也就主要取决于此。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结果体系是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多重判断标准。其中，经济增长是对效率的追求，增加就业则意味着公平，物价稳定则关乎秩序。可见，结果并非唯一，各种结果之间也难以孤立的判断。

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也并非如操作机器一般的简单，我们也无法对一次宏观调控对国民财富的影响进行一次物理学似的实验，各种调控手段的选择意味着该路径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

从判断上看，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去验证，甚至长时间等待后的结果评价仍然是分歧不止。因为解释同一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着不同的模型偏好，不同的模型选择又意味着不同的结论。

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无法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标准，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备了纯粹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这一判断也可从之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后效果总是“众口难调”的事实中得到验证，也一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成效的再次分歧；这一判断也再次印证了宏观调控间接性特征而无法溯及每个市场具体主体特殊利益的论断；这一判断也能为解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构建中的若干分歧提供一个解释工具。当然，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决定结果正当的程序必须被严格而实际的执行。

四、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拓补

在纯粹程序主义形态之下，具有独立要求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如何建构？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尽完善之处略做“拓补”。

（一）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模式转换

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9]。仅就文本意义而言，我国现有宏观调控法也并非毫无程序的“影子”，但这些文本意义上“程序”无不总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程序中审批事项总是按照政府级别高低、抑或官员职级大小“逐级申报”，政策落实总是遵循“上级传达，下级执行”的路径。这样的调控程序与其说是法律程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封闭于机构之内的上下级之间的“手续”。宏观调控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决定了绝不是“职级越高越可能达到理性”。宏观调控不仅仅需要“程序”，更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

整体而言，未来宏观调控程序法的构建需要两个模式转换：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决策”向“权力机关主导决策”转换；二是由“纵向权力分配”向“横向权利分配”模式转换。

第一种模式转换不难理解，被广泛支持。纵观本次金融危机救助中，没有哪个法治国家在如此重大的关于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是靠行政权力决策的。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

第二种模式转换要求在宏观调控全过程中，由纵向权力对权力的负责转为宏观调控参与权利的分配。比如，过去受控主体主要通过被动服从的方式接受调控；而模式转换后，受控主体通过知情权、建议权等方式参与调控执行过程，化解了消极抵抗的因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施行；此外，横向权利的配置上，还可以考虑赋予权力机关质询权、监督权和公共媒体的监督权等。

（二）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补缺

从宏观调控手段的角度，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可按照计划程序、产业政策程序、货币政策决策程序、财政预算程序、减税程序和政府投资项目程序进行划分。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秩序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国在没有一部宏观调控法典的情况下，上述程序规范也主要散见于各实体法规范之中。但从宏观调控法研究的共识来看，学者们更偏好依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分类，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和宏观调控救济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

1.宏观调控程序法过程尚需完备

就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来看，上述程序尚存缺陷。从过程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角度而言，还应包括宏观调控的动议和终止，因而需要设置并完善动议程序和终止（退出）程序。

动议程序的设置应把握一个原则，即要保持与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和“对抗性”，就调控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从源头最大程度地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和完善。因此，该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动议主体与决策主体保持独立（注释3：比如，《预算法》中，预算草案的制定主体与批准主体之间独立；《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动议主体与决定主体应保持独立。基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可通过动议程序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宏观决策中更加独立的地位）。其二，动议方案作出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及其完备性要求；（注释4：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就做出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而言，其动议的做出不能仅靠决策部门的主观判断，或者政府部门的简单统计资料，信息的来源必须可靠、完备。要求动议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获取信息，征集民意，尽可能掌握全面、客观的材料信息。这里还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广泛参与问题。公众可以在动议阶段即对宏观调控提出建议。）其三，宏观调控方案中明确调控的基本目标及期限设定。尤其是针对本轮政府大规模救市方案而言，这种前置性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对刺激经济的目标和时效有明确的规定，避免随意性；动议程序的设置对政府救助方案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并保证在执行前得到充分的论证，最大程度做到决策的科学性。

终止（退出）程序是整个宏观调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无期限、无休止地反复进行。因此，应当设置宏观调控的终止程序，并详细规定终止的条件。比如，宏观调控设定的目标已实现；客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变化，继续调控已无必要；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等（注释5：基于本文将宏观调控程序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而我们可以设计完善的程序，但由于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当预定结果无法实现时，应当为宏观调控设置一种及时退出的程序。）。我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中预设了总额为四万亿的资金支持。但是，当预设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客观无法实现时，应当适时终止计划，避免资金等资源的浪费。

2.救济程序的再思考

救济程序完善的逻辑起点是对宏观调控可诉性的认识。对于宏观调控可诉性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注释6：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9期；胡光志：《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除了理解宏观调控的本质以及现有诉讼制度的供给之外，还可从宏观调控程序法本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为支持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理由。基于宏观调控程序法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和决策主体认知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只要确保宏观调控主体严格依照程序行事、谨慎克己，则调控结果免受法律追究。这便对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程序正义，充分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调控主体无法保证一定出现期待的结果。过分苛责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由于调控主体出于顾虑过分犹豫从而影响调控的最佳时机。当然，免受法律追责，并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救济程序的完善，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消极不作为或滥用权力的行政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担当、权力机关的监督等等。

总之，本次金融危机政府救市为宏观调控法研究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假若论证中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是一部程序主导的立法，应该不会再被讥笑为是“很好玩的事”（注释7：在谈到宏观调控法立法时，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法立法不可行，并认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也期望它更应该是一部具有强制拘束力和可执行的程序性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部仅仅宣示性经济活动纲领性的一个“软法”文件。

注释:

[1]李昌麒，胡代光.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1011.

[2]叶珊.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试析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J].行政与法，2007，（11）：39~41.

[3]刘定华，肖海军，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1~62.

[4]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111.

[5]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J].法学家，1998，（4）：68~73.

[6]季卫东.法治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1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2

首先，是对区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融资结构等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长期以来，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等宏、微观经济变量存在的影响方向、程度大多停留在假设阶段，或有着一定的争议。该课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为该领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其阶段性成果也被广泛引用。

其次，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描述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建立起了“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对于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的良性或非良性运行状态进行趋势判断。“金融熵”指标概念的提出是该专著核心理论创新之一，是系统论方法在金融集聚研究领域应用的重要创新成果，已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引用。

再次，基于“金融熵”指标构建了金融集聚区域分布的“集散度”指标，并在这一指标基础上建立起了“金融集聚区域动态分布判别模型”，进行区域金融集聚与扩散、区域金融经济差异化与一体化演化趋势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演化机制。金融集聚区域分布“集散度”指标的提出是该专著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创新概念，同样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和应用。

第四，选取中国主要金融集聚区域样本对区域及区域间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动态分布状况和演化路径进行模型检验，并对其进行演化机制分析研究。这种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结合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该专著研究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表明该研究工作内容的充实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研究工作者借鉴。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郑军，林钟高，彭琳.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2）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4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派一致认为，货币量对经济发展无实质性的影响，但与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诸如证券业的建立和银行业的发展等，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出，但增进产出的方法，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Schumpeter将金融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他在《经济发展原理》中写到，金融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向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家融通资金，并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其主要论点成为了经济学家McKinnon的金融发展理论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Gurley发展了Schumpeter的理论，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发了后来大批的学者关于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假说。上述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主要观点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归咎于金融抑制，主张在国家或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计量模型，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 直接加入模型中，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缺陷置于理论模型之中， 使模型与实际情况贴近，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Andrew Weiss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信贷配给观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了信贷资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在弥补货币市场的某些不足，并和货币市场一同成为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Thorsten Beck利用虚变量将市场环境、会计方法等外生变量纳入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决策建议上，文中认为有效的市场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要求。

自9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西方经济学家还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ine系统地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使用了4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并运用了全球57个国家26年的相关数据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检验。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GDP的关系，回归结果显著即金融发展是实际GDP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之类的影响因子，使假设的模型更加贴近与现实经济行为，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论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状况。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卫国（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规模、市场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得出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708。结果说明了金融业的发展存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曹云川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近28年来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具有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并不能促进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结论

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历程和成果，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较充分地介绍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出：

1.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成熟，而国内的文献主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方法对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关系开展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至于经济增长如何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

2.实证分析论证不足，尽管有详实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工具，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现有实证研究在相关指标设定、数据的选取、变量设置和计算方法等方法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各种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3.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这本身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现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但仍然显得单薄，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5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6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其对我国深大影响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我国因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等方面还不够合理，导致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切实调整和优化升级经济结构。如何找到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互相关系，对发展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研究很多，如：王维安（2000）通过对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麦金农等几位美国经济学家的金融结构理论的简要考察，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三大变迁；李春红（2002）通过借鉴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金融结构现状，探讨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方向；林毅夫（2003）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通过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经验分析，试图证明一国的金融结构必须要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范方志（2003）在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做出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金融结构转变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马长有（2005）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谢文彪（2007）分析了西部某省金融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应该大力推进金融结构的改革；李怀（2009）依据88个国家1990-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分别对全体国家样本、发达国家样本以及发展中国家样本的金融结构（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胡明超（2010）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联机制，具体实证分析了1980-2009年江苏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高维芹（2011）从安徽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关系的分析入手，针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得出结论；韦继强（2012）在分析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互动关系基础上，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广西产业结构发展目标及对金融需求的特点，当前金融支持广西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十二五"期间加快金融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类似的研究还有：韩玲慧（2001）、王岩（2002）、张俊（2003）、张晓艳（2007）、张鹏飞（2008）、郭运泽（2011）、胡竹枝（2012）、董莹莹（2013）等。

通过对比发现，这些研究很多都集中于规范分析，而实证分析的涉及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方面不多，以广西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几乎没有。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广西的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力图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为广西制定发展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被解释变量

金融相关率指标（FIR）。金融相关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与当期国民财富之比。戈德史密斯认为用金融相关率可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在实证检验中通常采用金融资产总量与当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替代。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这个变量来衡量金融结构。由于广西金融资产总量没有专门的统计，而其中债券、股票和基金的数据又不易获取，因此，计算金融资产总量只好采取近似替代的方法。本文用广西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来近似估计金融资产总量FAT，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GNP。

（二）解释变量

（三）模型的设计

（四）数据来源

三、实证分析

（一）WLS回归估计结果

（二）自向量回归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1]苏方林，宋帮英，侯晓博.广西碳排放量与影响因素关系的VAR实证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9）.

[2]韦继强.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界，2013，4（5）.

[3]郭运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成都市为例[J].现代商业，2012，47（8）.

[4]高霞.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协整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1，41（12）.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32-01

一、概念的界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国际贸易中，并和周边国家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圈。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北亚经济圈。这些经济联盟与经济圈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内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畴，所以，本文着重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并将概念界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金融支持范畴内。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1.“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和“金融创新论”。这些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只有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进行金融创新才能缓解资金短缺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从金融政策、金融组织及金融工具等方面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2.金融约束论。赫尔希曼、斯蒂格勒茨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约束论是介于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并且比它们更有吸引力的模式。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政府安排一种有差别的特定的金融政策制度比竞争性制度更能促进地区发展。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0-0011-03

效率作为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历来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其中，鉴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对金融效率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效率问题的核心。通过对前人关于金融效率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的重点在于金融效率的起源和内涵、金融效率层次的划分、金融效率实证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此，本文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理论进行文献综述。

一、金融效率的起源及其内涵

（一）金融效率理论的起源

金融效率理论是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金融发展理论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第二是二十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第三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由白钦先等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深化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受到抑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其观点是必须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来打破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恶性循环。它没有将金融效率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约束论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适度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金融约束论内涵了较为成熟的金融效率观，但是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不够全面，因此是不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赋予金融以资源属性，认为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在于合理的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注重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金融效率成为核心，是较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

（二）金融效率理论的内涵

在我国，王广谦(1997)相对较早地对金融效率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难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在此基础上，将金融效率分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和央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四个层次，得出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1/5贡献的结论。

白钦先（2001）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他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这一定义有三层含义：第一，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的协调统一；第二，从静态的角度，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应关注金融各子系统的协调，更应关注金融与经济这两个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的协调；第三，从动态的角度，金融效率不仅应考察单个时点的金融经济的协调，即静态金融效率，也应考察一时段到另一时段金融经济的协调，即动态金融效率。因此，金融效率是金融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的统一，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的统一，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

在金融资源观的前提下，王振山（2000）提出了另一种较有影响的金融效率概念。所谓金融效率，“就是指以尽可能低的成木（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其最有效利用。”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王振山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用于金融效率衡量标准的确定，提出了衡量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标准。

孔祥毅（2003）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金融可持续发展，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金融协调论为金融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正是基于协调的观点，沈军（2003）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二、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

对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学者们多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资本市场效率、金融监管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金融制度效率、金融体系效率与企业融资效率等多个角度对金融效率进行探讨，其中，资本市场效率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了文献综述的方便，我们将以上的分类进行整合，分为以下两个层次进行综述：

（一）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我们分析微观金融效率，就是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发，研究其内部资源配置如何达到最优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学者们关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都属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微观金融效率进行综述：

1. 证券市场效率。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较完善，因此国外研究偏重于微观和证券市场效率多一些。威斯特和惕尼克（1976）将证券市场的效率分为两类，即内在效率和外在效率。内在效率是指股票市场的运作效率，即股票市场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交易费用为交易者完成一笔交易，反映了股票市场的组织与服务功能的效率。外在效率是指市场上股票的价格能否根据有关的信息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该效率反映了股票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

法玛(1965)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量将股票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三类市场，即效率市场假说（EMH），成为最近30年来金融理论的中心命题与研究资本市场的金科玉律。具体来讲，如果有关股票的历史资源对价格变动没有影响，则股票市场是弱式有效，反之，则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弱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公开发行的信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半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和内幕消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强式有效。对于上述三类市场，可运用以计量经济学为主流的实证方法进行检验。

2. 银行效率。测度银行效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是衡量银行处于最佳规模时成本减少的水平；范围效率是指银行产品多元化和地域扩张所带来的效率；X效率是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衡量的是控制成本和使利润最大化的银行管理能力的差异。关于X效率，前人的研究总结已经很详细，本文主要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文献综述。

关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理论分析方面，据现有文献得知，国内较早对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研究的是刘开莲、罗海燕(1990)发表于《当代经济科学》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银行宏观成本管理》，他们认为银行业是介于诸如农业等规模经济不明显的行业与石油化工、冶金等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之间的具有中等规模经济的行业，且在银行业务中存在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非相互分割、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赵怀勇、王越(1999)分析了银行业规模经济存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关于实证分析方面，于良春、鞠源(1999)，杜莉、王锋(2002)，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刘宗华等(2003)，张清、陈宏民(2003)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对比。由于实证分析方法的不同和选取指标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主要争论在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对比方面。

（二）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从宏观经济总体考察，金融效率是指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主要体现在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货币政策效率、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等三个层面。

1. 储蓄―投资转化率。王小鲁、樊纲(2002)指出“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影响”，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具体来讲，资本形成效率对经济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聚合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种资源与各种技术结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纽带，将各种生产要素聚合到一起，是生产结合不可缺少的媒介。二是资本对经济活动内在的效率要求，资本的人格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演变成在资本运用过程中的效率要求。

2. 货币政策效率。谢平、袁沁悟(2003)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了我国的利率调整属于典型的滞后调整，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显著，实际利率对名义和实际产出的预测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金融变量，利率变化对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匡国建（2003）则从我国经济周期、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和经济秩序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指出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根本原因。其他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King和Levine（1993）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Maxwell J.Fry(1997)分析得出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

3. 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肖红叶、周国富(2000)指出，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尽管这一比重在逐年下降，1997年东部投资仍占全国投资的63%以上；与东部的下降趋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部的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呈稳步上升之势，1997年这一比重已达到25%以上；至于西部地区，则不仅在国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极低，而且其下降的速率甚至快于东部地区；然而这与我国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很不成比例。从而他们得出我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结论。

三、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Beger、Humphrey(1997)与Young(1997)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等(199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国内研究方面，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刘汉涛(2004)，朱南，卓贤和董屹(2004)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运用DEA方法和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尽管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变量选取的不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同，使得结论不能完全一致。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记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目前还处于单指标罗列阶段。其中相关指标包括：储蓄投资转化率、私人企业获信贷与总信贷的比率、存贷利差、储备货币与存款的比例等等。

周国富(2007)对储蓄动员能力、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投向效率三大指标进行了细化。其中，储蓄动员能力用储蓄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投资转化效率用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指标来衡量；投资投向效率用边际资本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来衡量。

沈军(2003)尝试建立中国宏观金融效率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具体实证分析方法选择上，沈军选取因子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动态金融效率和静态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四、关于金融效率研究的简要评述

前人对金融效率的研究，微观金融效率部分已经相对成熟，宏观金融效率稍显混乱，具体到金融机构的宏观效率则研究不足，主要是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自身和对经济的影响。微观金融效率，尤其是银行效率研究方面，方法已经成熟。在宏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稍显混乱，研究方法趋于罗列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

[1]E.F.Fama，“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38，No 1.(Jan ，1965)， pp， 34-105.

[2]King，Robert G，Ross Levine，“Finance，Entre-

-preneurship，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25-2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9

合约可以被描述为几个人（至少两个人）或几个方面（至少两方）之间达成交易的某种协议。金融合约即是融资者和提供资金人之间的某种交易。要讨论金融合约理论，我们不得不提及“资本结构”，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金融合约理论的基础，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也为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资本结构和金融合约的分析各有重点。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是在证券（股票或债券）形式给定的情况下，企业发行各种证券的相应资本量。金融合约理论研究的则是投资者向企业提供资金时，什么因素决定了证券合约的具体形式。虽然资本结构理论和金融合约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两者的研究意义却相似。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是为了减少在企业各项决策过程中由于成本、非对称信息等因素带来的无效率，实现企业收入最大化的目标。金融合约的设计也正是通过合约条款的设计，提高企业运作的效率，使合约（如股票、债券）发行人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对金融合约理论的研究可以借助于资本结构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资本结构理论基础上的金融合约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始于MM定理(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根据MM定理，企业的债券、权益比率应该是随机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MM定理的假设条件过于严格，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很多学者从放松MM定理的假设条件着手，探索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假设存在税收，公司将会偏向于债务融资，因为根据现行的税收规定，税基是扣除企业支付给债权人利息后的利润，因此增加公司的债务可以减少公司需交纳的税金。这一简单的分析同样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情况，公司并非一味地偏向债务融资。除税收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影响资本结构。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一反旧资本结构理论只注重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激励”等概念，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从而给资本结构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诠释。形成的理论分支主要包括新优序融资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企业控制权理论等。

Harris和Raviv(1992)在《金融合约理论》一文中，以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为基础，对金融合约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从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运用非对称信息的方法进行研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的资本结构研究模型；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研究。

成本的研究是由Jensen and Meckling(1976)开创的。Jensen和Meckling研究了两类利益冲突的情况，一类是经理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类是股东和债权持有者之间的冲突。在分析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中，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确定在使负债的边际避税效应与负债对股权融资边际成本降低效应之和等于负债的边际成本。基于成本的金融合约理论主要着眼于如何设计融资证券来解决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如何在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合理的分配现金流（较少涉及控制权分配）。根据不同的分析角度，成本的证券设计分析模型可分为三类：一是由Townsend(1979)提出的模型。Townsend认为企业家或经理设计证券的现金流分配时考虑投资的实际收入和由核实行为带来的核实成本。核实行为是指对投资项目进行评审以确认投资的真实收入的活动。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对经理来说，最优的证券合约是既能从外部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又能使核实成本最小化的证券合约，即面值为固定支付值的债券合约；与Townsend模型相似的一个方法是1984年Diamond提出的惩罚函数模型。Diamond(1984)保留了Townsend(1979)的基本分析框架，但他假设经理可以消费所有未被支付的收入，并且认为根据对投资者的支付情况可以给经理施加一种金钱惩罚，得出了与Townsend(1979)相同的结论，即最优的证券设计结构为面值是固定值的债务合约。另一类成本分析模型考虑了内部持股情况。在Bolton Schorfstein模型中最优证券设计具有如下特征：如果第一阶段对外支付过低，投资者在第二阶段就不提供资金。第三类模型考虑了外部持股的情况。Chang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债务水平越低。以成本为基础的金融合约理论基本上都是只考虑了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问题，忽略了对股东和债权持有者之间冲突的研究。这一与资本结构理论的差异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非对称信息是问题研究的另一个分支。这一研究思路是Myers和Majluf(1984)提出的。在非对称信息的相关文献中，企业经理或企业的内部人员都被假设掌握企业的现金流及投资机会等内部信息。Myers和Majluf(1984)指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发行股票筹资，股价可能被低估，这意味着现有股东净损失，于是即使新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被现有股东拒绝，导致投资不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经理人只会在股价高估时才发行股票，而此时投资者又不愿意购买，因此发行股票总是存在问题。Myers指出企业融资应尽可能选择对企业内部信息敏感性较小的资金来源，融资顺序先是内部资金、然后是无风险债券、可转换债券，最后是发行新股。金融合约的设计是为了减少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

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的资本结构研究模型，可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或投入品特征之间的关系。如Harris和Raviv(1992)所指出的，将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与产品性质和投系起来是富有前景的一种研究方法，产品策略和产品特性理论目前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但已经触及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战略或产品特性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资本结构对消费者可利用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企业职工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博弈效应，这些研究有助于解释资本结构在行业内的差异表现。

金融合约理论为资本结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之前金融合约理论对于问题的研究只分析了合约的现金流量配置，债务合约通常会承诺保证一种固定的收益支付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绩效来随机变化，如果企业不能给予这种固定收益支付，那么债权人的回报就在相应的破产法的裁决下协商谈判解决。股票合约则详细表明了其股东在支付了债权人的收益后分享剩余所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兼并收购活动的增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公司控制权的研究。

因为金融合约配置的回报取决于企业的决策，例如项目的选择、人员的安排、日常运行的决策等，设计金融合约的问题应该同时包括剩余控制权的安排和现金流量的配置问题。就股票和债券合约而言，股东拥有选择公司管理层的权利，而债权人的权利是由破产法决定的，除非企业破产，债务合约并不配置任何剩余索取权。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对公司控制权的研究。金融合约理论研究如何事先设计证券以平息竞争冲突，Grossmann和Hart(1988) 认为，由于投票权结构直接影响企业法人控制权，所以证券投票权结构非常重要。股权类型不同主要表现在投票权和收益要求权。企业创业者可以通过发行不同类型股权证券来设计企业控制权结构。证券可分为两类：一是任何类型证券的所有证券同时对待，要获得控制权须收购与控制权有关证券，这种情况一股一票的投票权结构最优；另一类是任何一种类型证券中的所有证券并非需要同等对待，竞争者只需收购获得控制权必要比例证券，多数投票原则是合理的。Harris和Raviv（1989）发展了一个以现金流量为特征与公司证券选举权转让的模型。在其模型中，经理和竞争对手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是通过赢得股票拥有者足够的选举权获得的。因此控制能力较差的候选人的成本是他要承担证券资本的损失，证券设计要使该成本最大化，同时要使争夺冲突最小化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其主要见解是：证券可以看作是一种承诺工具。因为最优的证券设计使得能力较差的竞争接管者控制企业的成本最大化，从而使企业的控制权保留在能力较强的在职经理手中；“没有廉价选票”。

Harris和Raviv(1992)将那些对企业控制权变动引起价值变动相对不敏感的投票权称为“廉价选票”。由于“廉价选票”的存在会使低能力的接管竞争者通过收购“廉价选票”来获得企业控制权，而只需相对较小的成本。也就是说“廉价选票”的存在使得在职经理无法保证较差能力竞争者获得企业控制权的成本达到最大值或没有承担企业价值减少的后果。没有“廉价选票”的看法意味着有单一选票权的证券是最优的；取走对手控制的利益。由于企业控制权的竞争者都可以从控制企业中获利，因而使较差能力的经营者也会产生接管竞争的动机，显然这种动机是不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因此证券设计必须能够有效地取走这种额外收益，从而使接管竞争者产生正确的行动选择。

从公司控制权角度分析的金融合约文献认为，尽管合约的双方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而不能够将决策具体化为预测变量的函数，合约的双方却能够通过某种方法预先进行决策，例如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因此，资本结构理论也在公司控制权的层面上有所发展。资本结构对于公司控制权的研究以Harris和Raviv(1988a)、Stulz(1988)和Israel(1991)的成果为代表，在他们的研究模型中，企业的管理者通过控制企业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收益B，管理者只持有一部分股权，企业的其余股权被外部投资者持有，这些投资者没有接管企业的动机，市场上存在一个竞争者，该竞争者可以通过购买外部投资者的股票成为企业最大的股东，替代原来的管理者控制企业，获得管理者的额外的收益B，由于管理者和竞争者经营能力的差异性，企业的收益也会因兼并收购行为和兼并收购双方能力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资本结构理论要研究的是在企业的管理者和竞争者能力给定的情况下，哪种资本结构对企业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目标而言是最优的。

在公司控制的方法上，Harris和Raviv(1992)把证券设计模型与资本结构模型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思路。资本结构的文献通常认为经理能够改变企业金融证券的性质，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接管企业作出反应。那么在证券设计的体系中，允许这样做对取决于证券可能改变程度的最优证券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资本结构文献提出证券设计可以在投资这与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并不是一种承诺的工具而是潜在的接管中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方式。

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研究也被借鉴到金融合约理论中来。Paul(1989)认为证券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证券价格，因为证券价格可以传递信息。Paul观察到，投资者所拥有的模糊信息很难用在一份激励合约中，而证券价格却很容易具体化。因此，在证券设计的过程中考虑证券价格是有意义的。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0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1

一、引言

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导致了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时代，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金融经济即金融成为运行核心的经济。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决定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方向与速度，影响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进而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就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影响关系。

二、指标的设定与样本数据的采取

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设定

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选取了FCR（金融贡献率）、FAE（金融中介效率）对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一个简单的考量。

（1）金融贡献率（FCR）

本文仿照戈式指标，把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行业的融资总额统称为金融贡献额，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金融贡献率FCR，用这一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反映金融增长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根据金融贡献率的内涵，可得：

FCR=[股票筹资额+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保费支出额]/国内生产总值

（2）金融中介效率（FAE）

国外学者主要用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中介效率，而国内学者则认为国有经济在我国地位较为特殊，以存贷款比来反映金融中介效率似乎更为合理。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观点的综合和分析，本文将金融中介效率指标设定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其存款余额之比。

2.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

本文依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人均GDP作为考量海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

3.样本数据的采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样本数据年限为1991年―2012年，数据来源：笔者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过程

1.模型简介

本文的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VAR模型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一种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

VAR模型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IH负及持续的时间。可以用来描述若干变量间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从而将单方程模型加以改进、推广为由多方程的自回归模型。

2.实证结论分析

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将实证结果展示如下，实证分析包括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的分析及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单位根检验，变量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次差分后可都转化平稳序列具备了协整性检验条件。

第二，协整性检验证明，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论充分揭示了未来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工作中所具有的潜力，相信一定可以为维护海南省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程度较为微弱，仅在滞后二期起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贡献率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杨涤.金融资源配置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3]杨德勇.金融效率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2

在文本情感分析成为一种时尚的分析法时，对于金融证券域的分析，需要立足金融证券的实际展开。一是，对各相关的对象展开分类。不可能面面俱到，主要立足当前国内的主要证券实施。二是，要确定时限。就是在什么时间段内去提取那些文本信息，才能达到对于各种经济指标的平衡性，而不至于因为短期国内国际形势造成的昙花现象。三是，抽取多少文本信息，即是量的选择。如何才能把握好抽取的量与文本的质的问题，即要在相对的量内选择尽可能展现情感倾向的典型文本来。因而，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首先，要全面地阅读与学习，阅读相关的情感文本，阅读关于文本分析的案例及相关的理论，获得学术上的支持。其次，要注意甄别，尤其是相关的文本信息时段的甄别、信息真伪的甄别、发布主体的甄别，以确保全面性，才能获得较为公正的结论来

二、基于语素的文本情感分析

（一）框架

任何工作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既定框架内实施，因而，该情感探测也同样需要建框。一方面，要针对金融证券域建框，即要针对那些金融证券产品实施文本情感探测。不能没有目标，也不能目标太多，因而要注意其典型性、代表性。另一方面，为探测内容建框。既然是金融证券域，就应该主要是以企业发布的经济数据为蓝本，立足金融证券域的各种相关的评价、评论以及预测，在其中发现那些情感倾向性明显的文本信息，进而去归纳、综合、分类与提取

（二）种子集选取

在上述框架内，通过有针对性地选取，如相关各种典型的预测、企业走向较为理性的稳定的评价，及立足企业不稳定的各种元素基础上的悲观的预测等，在其中选取甄别，进而在较多的信息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来，进而指导各相关主题的发展。在实际的工作中，尽可能地把各种情感倾向都有代表性选取。尤其需要注意的原则是，在选取情感文本时，切记加入自己的情感倾向，务必保持客观的心态，来面对文本

（三）文档情感倾向性计算

这种倾向性，主要各相关主体在对相关经济形势理想观察下，带着个人情感的评论等，虽然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有着各种利己的祈祷式的祝福，但是，其中还是有着较多的理性成分。在通过其文本的词汇、语句及整个文档的格局等，都可以获得相对文档且可靠计算值来，进而结合企业发展数据得出合理的结论。因而，在计算中要以文本的细粒度为基本，进而展开情感属性的研究，尽可能地把设计相关政府舆情分析、企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及其他主体的个人追求分析，都计算入内，才能得出经济的综合运算结果来。

三、试验结果

（一）试验数据集

为获得较为科学稳定的数据，作者分别各抽取股票、期货、基金等三项常见的金融证券域语素一百份展开研究，利用web情感探测进行分析。（如表所示）

此表，可以看出，越是变化多、不稳定且难以把握的金融证券，各主体投入的情感越多。同时，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跌入谷底，且暂时没有希望的金融证券，人们投入的情感相对较少，或者是根本的放弃

（二）评测方法

词数据的获得，就是针对上述三种金融证券采取随机分别抽取一百份文本，进行逐个的统计获得。集中地运用文本情感分类、情感信息抽取、情感倾向自动摘要等评测方法。其中，“积极”、“消极”与“淡定”比例，是在总情感比的基础上展开的计算，获得了相关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基本可以直观地看到各种情感倾向性，进而对企业的相关发展趋势展开新的预测。

（三）实验结果

该实验结果，基本上能较为直观地反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其中，不仅可以看到企业发展的现状，也可以观察到他们近期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诸如经济的好转，或者继续在短时间内恶化。当然，对于一些较为敏感的企业，如茅台酒等，由于受到国内节约形势的影响，其股票也受到了重创，在情感倾向性的分析中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