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1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著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4）经济运行问题的分析

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2

会议强调，越是形势好，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加深刻地看到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的政策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始终居安思危，扎实工作。

会议指出，做好2006年的经济工作，对于“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加强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会议强调，2006年的经济工作要全面安排、突出重点，切实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消费需求、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深化体制改革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努力取得新的进展。尤其要认真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切实抓好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开发、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

会议认为,两年多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3

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显示，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普遍提高，美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2004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率分别可达到4.3%、4.5%和2.0%。其中，日本经济承接上年度经济增长的势头，多年来增长速度第一次有可能接近美国。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和投资，但受就业市场的影响，第二季度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增长的贡献度大幅下降。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渐淡出。

报告预测，2005年三大经济体的基本增长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要比2004年的增长率有所降低。根据多数国际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为3.4%～3.5%，日本的增长率为2.2%～2.3%，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9%～2.2%。其中，下调幅度最明显的是日本,，相反，欧元区经济基本上能够继续维持2004年的增长水平。

二、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

报告指出，2004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地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印度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放慢，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仍然位居前列，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其连续稳定的高增长正在令世界所瞩目。根据不久前修正过的数字，按照财政年度计算，2003年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4%，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实现第六年的增长，并且内需增加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03年的3.9个百分点上升到2004年上半年的4.7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巴西已经摆脱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上年度的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领头羊创造了过去50年来连续5年增长的新记录。

主要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的加快，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许多国家2004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第二，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对墨西哥、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第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为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002～2003年低位徘徊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从2003年的147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9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地区的投资从136亿美元增加到144亿美元，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从515亿美元增加到532亿美元，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从38亿美元增加到57亿美元，对东亚地区的投资从528亿美元增加到798亿美元。

报告预测，2005年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将会随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有所放慢，但印度、俄罗斯、中国、东盟等经济体仍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

报告指出，2004～2005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风险等。

（一）世界石油价格上涨风险

截止到2004年10月18日，世界原油价格已经冲破55美元/桶，比年初的32美元/桶上涨了70%左右。过去5个月期间OPEC的日产量已经增加了350万桶，美国也决定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石油价格仍然在不断攀升。对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的油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但这种投机的背后是世界石油供求的不稳定性。虽然石油供给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受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全球石油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合作关系被破坏，降低了市场对稳定石油供给的信心。因此，短期内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国际石油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增加库存直接拉动了石油需求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上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短期内，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政府对尤克斯公司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工会运动都制约着供给的正常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各大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出于安全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审慎投资态度，不利于供给增加。全球剩余生产能力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4%左右降到目前的1%左右，达到历史最低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每年对世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投资需要2100亿美元，由于大公司和产油国担心价格回落造成的巨大损失，实际投资缺口每年为15%左右。

但就目前而言，世界石油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2004年前两个季度全球原油需求分别为8197万桶／天和8006万桶／天，同比增长191万桶／天和314万桶／天；全球原油供给量前两个季度分别为8234万桶／天和8151万桶／天，同比增长362万桶／天和319万桶／天。预计2004年全年需求和供给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4%。世界原油市场仍然是供略大于求。

在全球石油供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格局下，石油价格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投机的结果。针对1997～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达到12美元/桶，最低曾经出现9美元/桶），美国运用其在国际石油体系中的霸权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收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前三大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它们倾向于扩大各自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促使各国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希望的22~28美元的价格。这一进展几乎受到普遍欢迎。代表供需双方的两大国际石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携手监督供需关系，迅速且有效地重建了市场的稳定局面，将价格稳定在希望的价格区间内。但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摧毁了上述协议的基础。虽然伊拉克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几近消失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自从沙特公民卷入“9•11”恐怖袭击，及后来美国公司被排除在沙特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开发合同之外，沙特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在石油供求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出现公开的相互侮辱，取代了以往的井然有序状态。无组织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导致最近价格的投机性飞涨。

报告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对石油供求不稳定性所做的投机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目前的油价上涨趋势将不可能持久。虽然短期内油价也可能维持在高位，甚至继续创出新高，但中期内油价回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美国“双赤字”的风险

“双赤字”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里根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但最终以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得到了解决。布什政府执政以来，财政状况从盈余转化为赤字，贸易状况持续恶化。2004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4220亿美元，财政赤字/GDP为3.6%；贸易赤字/GDP的水平连续创造新记录，2004年预计为5.5%。

“双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和由此所引发的投资缺口（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扩大。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只有1.5%，不仅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7.2%的长期平均水平。2000年美国的投资缺口大约为-2.5%，到2004年第二季度已经上升到-6%。

（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连续攀升，甚至在2001～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也没有停止。以美国为例，1995～2003年房屋实际价格已经上升了36%，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高涨阶段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3%和17%）。截止到2003年第三季度，居民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总价值达14.6万亿美元，占居民总资产的28%，相当于当年GDP的130%。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促成的结果。以往房地产市场周期发展的历史表明，房屋价格的下跌都是和利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位很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有可能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暴跌。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是对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严峻的考验。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国际金融领域2004年呈现出相对平稳的态势。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不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恢复性增长；世界股票市场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稳定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全球经济将脱离过去三年的低利率时期。

到2004年10月中旬，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effectiveexchangerate）（相对7种货币）基本维持在年初的水平，只是在上半年有过小幅上升；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2种货币）比年初略有下降；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相对15种货币）比年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90点下降到10月14日的87.8。

在经历了2003年恢复性增长之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和年初相比，除了日本Topix指数略有上涨外，美国的SP500和欧盟的Euro-Stoxx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推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进而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日本外（它尚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多数国家在2004年都提高了利率。这标志着连续三年的低利率时期已经宣告结束。美联储迄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利率，从1%上调到了目前的1.75%。考虑到石油价格上涨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接受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试探性地加息。在正常状态下，4%的利率被认为才是可持续的。市场预期到2005年底美联储才有可能提高到这一水平，但这要取决于油价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在美国连续提高利率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做出同步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复苏乏力的结果。日本仍然在维持多年来的零利率政策，至少在消费物价指数变为正数之前不会改变这一政策。

五、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在保持高速发展。2004年有两个突破性的进展。一是欧盟第一轮东扩正式完成；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有可能在年内结束。如果后者顺利完成的话，将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分析，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完成，从此欧盟由15国扩大到了25国。虽然就区域内贸易规模而言，这次东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就增加的国家而言，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张，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明显的提高。据估算，欧盟东扩使欧洲地区原有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0项要停止运行。鉴于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今后欧盟的每一次东扩都将意味着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减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按规划2004年年底前将完成整个谈判程序。由于参加者涵盖除古巴以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各方对待协议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在2003年底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一种被称作“自助餐”式的框架协议，即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有选择地执行相关条款。这就为整个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04年大西洋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非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着惊人的时间对应。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反应了一个基本的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

六、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4

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实施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一揽子计划，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局面，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能源行业化危为机，在困难中前行，抓住全球能源需求放缓的有利时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努力提升行业整体素质；把握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下跌的难得机遇，创新模式加强能源国际互利合作；紧紧围绕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团结奋进，开拓进取，能源运行总体平稳，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一、2009年能源经济的总体情况 2009年全国原煤产量29.6亿吨，比上年增长12.7%。全年发电量36506亿千瓦时，增长7%；全社会用电量36430亿千瓦时，增长5.96%。原油产量1.89亿吨，大体持平，下降0.4%；原油净进口1.99亿吨，增长13.6%。天然气产量829.9亿立方米，增长7.7%；煤层气（瓦斯）抽采量达到71.8亿立方米，利用量23.5亿立方米，分别增长23.8%和36.6%。 （一）全年能源运行前低后高，总体平稳 2009年宏观经济持续向好，能源需求逐步回升，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年初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能源运行低迷。二季度开始，宏观经济止跌企稳，能源需求逐渐回暖，煤炭、电力、石油消费结束了持续下滑的势头。上半年国内能源供应总体较为宽松，价格平稳。三季度，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施工，企业开工率明显回升，加之夏季降温负荷高，能源消费转旺。进入四季度，钢铁、建材、化工和有色等行业快速恢复，拉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入冬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时间遭遇极端低温天气，居民取暖用能迅速攀升，华中、华东地区天然气、煤炭先后出现供应紧张。总体上看，下半年能源消费趋于活跃，全国能源供需总体仍保持平衡，部分地区、部分时段、部分能源品种出现供应紧张。 （二）积极转变能源发展方式，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1、煤炭主产省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工作有序推进。至2009年底，山西省重组整合企业正式签订协议率达98%，主体接管到位率达94%。煤矿复工复产、改造建设、矿井关闭工作全面展开，“多、小、散、低”的产业格局发生根本转变。一是产业水平明显提升。矿井数由2598处压减到1053处，办矿企业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30万吨／年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平均单井规模由36万吨／年提高到100万吨／年以上，保留矿井将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二是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形成4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个5000万吨级、11个1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三是办矿机制明显优化。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其中，国有企业办矿占20%，民营企业占30%，股份制企业占50%。四是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整合后的保留矿井将建成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实现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五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全省煤炭资源回收率和循环利用率、原煤洗选加工率、主要污染源治理达标率、煤层气（瓦斯）抽采和利用量都将得到显著提高。贵州省通过国有大矿托管、兼并、收购等形式整合小煤矿，河南省推进现有国有重点煤矿强强联合。2009年全国累计关闭小煤矿1000个，煤矿个数下降到1.5万个。 2、电力结构继续优化。一是火电比重下降，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至2009年底，全国火电装机6.52亿千瓦，比上年增长8.2%，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74.6%，较2008年底下降1.5个百分点；水电装机1.97亿千瓦，增长14%，约占22.5%，较2008年底上升0.74个百分点；风电装机突破2000万千瓦，光伏发电超过20万千瓦。二是火电建设继续向高参数、大容量、环保型机组发展。至2009年底，全国单机容量3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比重达64.6%，比2005年底提高21个百分点。全国在运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21台，在建12台。三是核电建设步伐加快。目前，全国在建核电机组20台，为全世界在建机组最多的国家，在建规模2192万千瓦。四是积极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风电突破500万千瓦，我国第一座千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甘肃酒泉风电基地和国内第一个兆瓦级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甘肃敦煌太阳能光伏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276.3；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49-05

集群问题理论研究大抵滥觞于19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中小企业集群相关发展理论已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乃至竞争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内涵的新型产业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王缉慈，2000）。[1] （P2-4）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专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构成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文献内容之一。

但是，对中小企业集群演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杂乱，多数研究只限于某一层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性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一、早期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企业集群思想

最初的产业集群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开始注意到集群演化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2] （P11） 这是最初的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的思想，也是集群一词首次提出的。

马歇尔（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大企业功能优劣的相互比较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区域研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把这些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作“工业区域”，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经济。在他看来，引起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英国各地的实例，说明“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3] （P281-282）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3] 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马歇尔是大家公认的首先阐述集群理论的人。

阿伦・杨格（Allen Young, 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规模思想，并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4] （P527-542） 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杨格将迂回分工划分为单个企业的迂回生产、整个产业的迂回产出和产业间的迂回分工。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方法经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当整个产业的迂回生产的优势得到发挥时，这种迂回方法才能变得可行与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原来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部门，使新的产业不断产生，这就是产业演变的基本过程。他将企业内部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交互作用动态地联系了起来。

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演化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 ）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不仅分析了企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认为分散要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5] 韦伯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性，他认为实际支付运费少的地点会成为集聚的地点，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企业追求集聚的好处自发形成的。在当时传统的古典理论占据主流的时期，韦伯的理论也归属于为古典理论学派。

二、国外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从纯学术讨论走进了商界和政界。功臣人物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 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看该国和地区有无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体”。[6] （P66-226） 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是培育特色产业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6] 他明确提出了产业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集群所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著名的“钻石模式”。波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市场结构这一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种广泛用于行为盈利性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获得长期租金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P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集中分析了集群的聚集协同效应和交互激励效应。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说明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与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7] 此外，克鲁格曼认为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只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效应，不具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则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依据对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他把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的阶段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为第二阶段。

G .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 E. S.，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罗森菲尔德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活力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相似的、相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有着通畅的销售渠道、积极的交流及对话，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还有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后阶段，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等等。

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使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和外部经济优势，并从多视角解释了集群竞争优势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分析层面较单一，不深入，处于探索阶段。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此时我国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方面：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结合区域发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在这方面王缉慈教授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系统的学者之一。王缉慈教授（2005）[1] 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或经济理论模式；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经济的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区域经济视为相互依赖的企业和机构的地理集聚的经济系统的一种方法。产业集群不应只是一般的企业扎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1] 产业集群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效应和形成创新环境，集群内共享的基础设施、信息和专业化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灵活性、产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分工和新型产业基地的形成，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学习，向高增值的价值链发展。

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该视角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对集群的形成、发展、衰弱的密切关系。如陈雪梅、赵珂（2000、2001）、[8] 姜皓（2004）[9] 等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研究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由于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新产品是难以靠大众传媒的传播实现的，而人际间近距离的交流接触，人们之间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距离越近，转移的成本就越低。即流动、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还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李永刚、祝青，2000），[10] 再加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政府的政策便利，会迅速形成中小企业集群。

从企业网络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李新春（2000）、[11] 吴国林（2001）[12] 等学者认为企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13] 李新春指出：“专业镇以区域为边界形成整体竞争的生产、服务企业网络，其网络外部性有效地克服了中小企业或家庭工厂在生产、营销和管理上的劣势。在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上有着其独特的集聚经济意义。而形成这一集聚经济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学习、仿效和竞争合作使得网络具有动态的灵活竞争优势和保持持续的创业精神。”[11] 借助企业网络可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减少非正规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间学习成本，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借助网络的集体协同性可产生强大竞争，形成区域优势（吴国林，2001）。[12]

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分类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地方特性，关注角度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是“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形成的是“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是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仇保兴，1999)。[14] 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微观演变的特征分类有专业分工和专业产品的分析。专业分工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15] 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演进，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方向发展，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扩散，中小企业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16] 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集群才能保持长期活力。

从产业集群创新机理和组织行为方面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研究。王B（2003、2005）[17] [18] 认为集群衰落可以看成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为避免集群经济被“技术路径锁定”的风险，构建与培植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王B以地方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对职能与资源之间的机制设计入手，提出了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性组织的行为假设，并分析了这种行为假设的基本特征以及在与企业发生技术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动机与动态能力, 认为基于准公共性的组织定位是比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组织更有效的机制设计，这种机制设计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技术组织的行为动机问题，是动态地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既涉及到地方技术组织的生存，也关系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性发展。

从技术创新行为方面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集群式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性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借助这种组织形式，集群内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又可以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产业集群区域存在高效的、具有生态特征和自组织特征的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产生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持续的集群创新优势”（刘友金，2002）。[19] 刘友金提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式组织模式、集群单元、集群式创新演化过程的CLC模型等，为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思路。他还建构了“奖励”模型、协同竞争博弈模型，“为探讨企业的入群过程和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刘友金，2002）。[19]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空间群落演化与生态学中的物种群落演化有许多相似性，把生态学中的群落概念引伸到中小企业集群有合理的一面”（李永刚、李渝萍，2006）。[20]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由于企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会促使不断分离出大量新的中小企业。产业演化的起始时刻，新产业被创新企业家尝试。当新产业与当地的环境背景条件特别吻合，资本收益率特别高，模仿者很快蜂拥而至，同类型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产业总规模扩张并形成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的确立又促进产业群内企业的衍生繁殖，表现为产业中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孽而快速衍生增加。形成一个企业衍生与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企业代际衍生是产业演化和环境选择的一个必经的环节。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原因（金祥荣，2002）。[21] 金祥荣认为产业集群中，由于中间产品的转移成本很低，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带来机会主义难以实现等原因，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种可分割性操作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出去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魏守华、石碧华（2002）[22]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用直接经济要素（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两方面体现出来。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优势。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其创新能力取决于根植于区域学习轨迹。赵中伟、邵来安（2002）[23]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自集聚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根植性、追赶和拉拨效应、外部范围经济、衍生及吸聚等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成本优势、创新优势。总体上学者们的分析竞争优势，集中在交易成本、品牌优势、外部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创新优势、协同机制优势等等，体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具有“小市场、大巨人”优势。

近年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中小企业集群政策作用、网络结构、绩效差异、产业升级、生命周期理论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四、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综合评述

纵观国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在不断广泛和深化，他们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和实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如外部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竞争优势、贸易优势、创新优势等，但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企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

我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比较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创新网络、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的，也有些借鉴了非主流经济学从较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但总体上说有还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静态的分析，仅适合于特定时间断面上的线性经济关系研究，许多研究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很少抽象出集群共性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也缺乏企业集群演化的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更没有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分析。然而，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深入研究集群的存在形态与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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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渝萍. 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发展分析[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6，（2）.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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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转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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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着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

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8

从理论基础看，主要是基于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通过放松模型中的不同假定，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论，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文献。另一方面，由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受到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此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上述研究的框架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框架下分析了产业集聚、扩散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同关系。集聚与扩散实质可以看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其交互作用造成了产业空间分布的不断变化，同时也使区域间分工发生着变化。基于这一考虑，本文的研究采用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也就是探讨产业集聚与扩散对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的影响。从斯密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分工的重要作用。斯密分析的主要是企业内分工，随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从企业间分工、产业分工一直到区域分工都逐渐受到重视。

关于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的关系问题，目前的文献也开始有所涉及:垂直分工与产业集聚、专业化分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国省级区域看，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地区专业化)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缺乏对两者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在此，本文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是通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基本模型，阐释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分工间的关系，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与扩散对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的影响，最后是相关结论及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二、结论及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无论是从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及地区层面，产业的空间集聚及扩散都是伴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事实，而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关注。本文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为基础，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分工的形成及演变联系起来，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条件。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集聚在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4-0132-02

一、艾略特波浪理论及其应用情况

在金融市场走势的技术分析方法中，艾略特波浪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1946年，艾略特发表了《自然的法则》(Nature's Law)一书，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理论。艾略特波浪理论中的大周期之中存在小的周期，而小的周期又可以再细分成更小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8浪结构的模式进行(见图1、图2)。

图1是一个上升过程周期的8浪结构图。前面的上升走势是5浪结构，后面的下跌走势是3浪结构。波浪分为驱动浪和调整浪，1、3、5、a、c浪为驱动浪，2、4、b浪为调整浪。驱动浪起着推动趋势发展的作用，调整浪是对驱动浪运动的调整。每一个驱动浪又可再细分为5个次一级的波浪，而每个调整浪又可再细分为3个次一级的波浪。这就是波浪的层次细分。图2是一个下跌过程周期的8浪结构图，其运动形式与图1所示的上升过程相反。在市场中，每一种波浪还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变体形式，这里不再详述。

几十年里，艾略特波浪理论在金融市场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今天，它也被人们普遍地使用，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听到或者看到评论说：“现在的走势进行到第……浪。”这一理论也被应用于外汇市场，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在一些局部、分散的短期趋势的分析中收到了一定效果，而在外汇市场长期趋势分析中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没有一个长期趋势分析的结论，就失去了这一理论在分析上的指导意义，其应用价值大为降低，而且可靠度不高。

为什么在艾略特波浪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几十年里，在这一理论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金融领域的今天，其在外汇市场长期趋势分析中的应用效果却如此欠佳?原因是：艾略特波浪理论不能应用于外汇市场长期趋势的分析。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就要先弄清楚各种金融产品价格走势的运行特点。

二、不同种类金融产品价格走势的运行特点

我们从商品价格和企业情况开始分析。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总地来说是出于发展之中的。在经济的发展中，商品的价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波段性地增加，在长期中具有成长性。如果持续地大幅提高，则会形成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可能交替出现，但总地来说，商品的价格在长期中整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这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经济中，尽管有些企业会处于萎缩期，甚至破产，但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其资产规模会不断扩大，企业价值会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企业所具有的长期成长性正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商品、大部分金融产品都具有这种长期成长性的特点。例如，消费品、资本品的价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提高，股票的价格会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我们从CPI、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上可明确地看到这一点。这也是经济现实。但是从理论上讲，汇率却不具备这一特征。汇率表示的是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这种兑换关系在理论上不具备长期的成长性，即使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收支在一定时期内会有不同程度的相对增长，但这种相对增长并不决定其货币之间的相对汇率一定会长期增长。决定汇率变化的因素很多，且其相关关系十分复杂，有些因素的作用还会相互冲突。总地来看，从理论上讲汇率不具备其他金融产品价格所具备的长期成长性，或者长期负增长性。这是汇率走势不同于商品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对于艾略特波浪理论作用原理的探讨

要弄清艾略特波浪理论的适用范围，就必须探究其作用原理。在艾略特的两部专著、发表在《金融世界》的十几篇论文以及其他文献中，艾略特本人从未提及市场走势呈现出5浪前进和3浪倒退这一基本形态的原因。后继的研究者对市场走势基本形态的原因做了一些探究和解释。普莱切特和弗罗斯特认为：“这是在线性运动中实现振荡和前进的最低要求，因此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一浪不允许有震荡，创造震荡的最小细分浪是3浪。在两个方向上的(不限制规模的)3浪不允许有前进，纵使有倒退期，要朝一个方向上的前进，主要趋势上的运动就必须至少是5浪。这不仅比3浪的涵盖更广，而且仍然包含了震荡。尽管可能有比这更多的波浪，但是分段前进的最有效形式是5―3，而且自然界典型地遵循最有效的途径。”

另外，我们也可以由道氏理论对多头市场的三阶段划分，来解释艾略特波浪的5浪上涨形态。道氏理论论述了多头市场三个阶段的情况：

第一阶段，一部分交易者看好后市并开始买进，交易量缓慢增加。

第二阶段，经济基本面向好，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利润增加，股价持续、稳定地上涨，交易量大增。

第三阶段，股市交易活跃。投机泛滥，企业融资增长迅猛，新股趁机大量发行，股市升势趋于尾声。这三个阶段的形势，如果固化其市场表现，就形成了上升趋势中的三个驱动浪的基本形态。

我们还须注意到，市场会体现经济基本面的情况，经济发展情况是金融市场价格运动的基础。同时，市场走势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无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本面，无论经济基本面对市场走势的影响力如何，市场都会以其自身的运动形式体现这些影响。所有形势及突发事件都只能通过市场自身运动的规律来逐步实现其影响，而波浪理论正是市场自身运动规律的描述。

四、艾略特波浪理论不适用于外汇市场长期趋势分析的原因

通过以上对艾略特波浪理论作用原理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描述了在长期中具有单向成长性的产品价格的市场技术走势情况，因此这一理论可以应用于商品市场分析、大部分金融产品的市场分析。其应用范围广泛，与这些产品在经济中分布广泛有关。而汇率总地来看，在理论上不具备长期的单向成长性，或者长期的单向负增长性，所以艾略特波浪理论不适用于外汇市场长期趋势的分析。这就是在艾略特波浪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几十年中，虽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金融领域，却不能成功地应用于外汇市场长期趋势分析的原因。

基于技术走势中所包含的同样的人类预期和市场行为的因素，能不能将艾略特波浪理论进行一定的改进，从而得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使其能够从大略上描述外汇这种不具备相对成长性的金融产品的技术走势的理论模型呢?我在学习研究和工作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可以的，理由有三点：

1．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所基于的三项合理的市场假设：市场行为包括一切信息；价格沿趋势波动并保持趋势；历史会重复；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10

关键词:

不良贷款率;经济增长;理论模型;VAR模型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近十年来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自2014年起，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便呈现出上升的态势。根据2015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从2014年末的1．25%上升至2015年9月的1．59%。不良贷款率的水平影响着一国金融业风险水平的高低，也是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否会影响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水平是学界所关注的话题。本文通过建立简化的经济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采用VAR模型去估计两者之间的滞后影响，通过脉冲响应模拟冲击，试图解释当前不良贷款率提升的原因。

一、文献综述

关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学者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Kaminsky和Reinhart(1999)分析指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提高使银行的资产结构恶化，进而减弱银行融资和资产管理能力，最终导致银行愿意投放的贷款减少，经济增长下降，当该效应严重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1］但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监管较为严格，并且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能力较强，因此，这种分析思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缺乏实际意义。Bercoff(2002)分析了阿根廷银行系统的脆弱性，并运用生存分析法得出了不良贷款率受到GDP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该种影响的具体形式，滞后性等问题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2］Jimenez和Gabriel等(2005)收集了1984至2004年西班牙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数据，该研究发现GDP增长率，信贷条件和实际利率对不良贷款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对GDP增长率，实际利率等因素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路径等问题并没有说明。［3］国内有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谢冰(2009)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2004—2008年的数据，建立模型分析，认为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影响。［4］岳蓓蓓和郑循刚(2011)建立VAR模型分析不良贷款的波动与GDP同比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GDP的增长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不成立。但是，该文中采用的GDP同比增长数据具有较差的连续性和说明性，本文将采用GDP环比增长的季度调整数据以改进该缺点。［5］张汉飞和李宏瑾(2014)对142个经济体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不良贷款率有着密切的正向关系。通过对该模型的进一步分析，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也会导致其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差异。［6］肖浩(2015)从国际数据推导了宏观经济与不良贷款率的关系，认为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可以缓解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问题。［7］从已有文献中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使用的方法各有优劣，分析的角度也各有不同，然而得到的结论却是有所不同的。本文将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建立简单的理论模型和VAR模型，探讨该模型所能带来的意义。

二、理论模型

张汉飞和李宏瑾(2014)运用了简单的理论模型分析不同国家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异同，本文借鉴其理论模型，将资本市场的投资组合分析扩展到我国的宏观经济中，借此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6］具体而言，把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可以视为大量项目收益率的加总，而不良贷款率则可以视为当项目收益率低于出现违约的投资回报率时的项目违约率。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上述理论模型的缺点在于并没有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虽然得到了表面上较有道理的结论，但是依然不足以阐述经济增长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关系，尤其是对二者滞后影响的阐述。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采用VAR模型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分析。为了分离理论模型中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冲击，我们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做Hodrick－Prescott滤波分解为趋势和波动两个分量，并用GDP季度数据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此时，模型将能够很好的揭示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GDP季度数据的选取上，采用的是环比增长率，同时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趋势项与GDP的关系以及波动项与GDP的关系。本文的VAR模型设立和分析建立在来自Wind数据库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数据的基础上。我国在2003年之后才正式要求商业银行统计不良贷款率，在此之前的数据没有准确的统计，因此本文选择的是2003年第四季度到2013年第四季度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的季度数据。

(二)数据处理与检验首先，针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简称NPL)的季度数据做Hodrick－Prescott滤波分解，HP滤波的具体参数设置为1600。本文将平稳的趋势性数据命名为NPL_sm，将波动命名为NPL_cy。图一是分解前后的图形。本文将上方较平稳的虚线Trend命名为NPL_sm，其代表了不良贷款率的趋势。将下方虚线Cy-cle命名为NPL_cy，其代表了不良贷款率的波动。其次，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数据是季度数据，具有十分显著的季节性影响，因此需要做季节处理，本文采用的X12的处理方法，将得到的数据命名为RGDP。为了设立VAR模型和作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需要对分解得到的新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所示。其中结果全部小于0．01，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不平稳的原假设。由此可知，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三)VAR模型的设立由于NPL_sm与NPL_cy两个变量是来自NPL数据的滤波分析，因此对作共线性分析可知二者具有较强的共线性，因此不能讲上述的三个变量放于同一个VAR模型。所以，本文需要对NPL_sm与RGDP，NPL_cy与RGPD分别设立两个VAR模型以达到研究目的。据此将NPL_sm与RGDP的模型设立为模型一，将NPL_cy与RGPD的模型设立为模型二。在模型设立之前，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问题，首先对已经平稳的两组数据做Johansen协整检验，报告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表中可知，两组数据的P值都趋近于0，因此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两个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可以构建VAR模型。基于AIC信息准则对两个模型进行最优滞后阶数确定的结果，可以得出两个VAR模型同时显示四阶滞后为最优选择。由于模型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具体的回归函数形式，本文对于具体VAR模型的函数形式不再加以深究。对于模型是否能够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两个模型还需要通过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对两个模型所有滞后项根模的倒数的检验显示两个VAR模型中的所有滞后项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表明两个VAR模型都较为稳定，并且脉冲响应分析的标准误差是有效的。因此可以对两个VAR模型进行有效的脉冲响应分析。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还需要结合两个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以下分别对两个模型作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P值报告如表4所示。从上表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模型一中RGDP与NPL_sm互为格兰杰因果;模型二中，NPL_cy是RGDP的格兰杰原因，RGDP不是NPL_cy的格兰杰原因。该结论说明，GDP的环比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的趋势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良贷款率的波动会影响未来时期的RGDP水平。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图可以对各个模型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作出形象直观的分析。根据以上的分析，模型一和模型二具有良好的性质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图1为RGDP的变动对NPL_sm的影响。来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正向冲击会引起不良贷款率趋势的先快速增加，后缓慢下降，并且在第四年至第五年之间出现峰值。图2为不良贷款率趋势的冲击对GDP增长率的影响。虽然格兰杰因果检验认可了这一影响，但是从脉冲分析中可以发现，该影响十分微弱。对模型一的方差分解中更可以清楚的看到，不良贷款率趋势的变动对GDP增长率的变动影响非常小，而反之GDP增长率对不良贷款率趋势的冲击影响却比较大。因此从模型一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GDP增长率的变动对未来商业银行不良率趋势有着正向的长期影响，该影响在第四至五年达到峰值，并且该影响在之后很长时间内逐步减弱为零。其次，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模型二中不良贷款率的波动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本文只报告了具有显著格兰杰关系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如下图所示。该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证实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对GDP的增长率有着复杂的关系，不良贷款率的波动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提高了GDP增长率，但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就对GDP增长率产生了负向的冲击，使得GDP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因此，通过模型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波动使得GDP增长率先在短期内同向变动后在长期内反向变动，最终在第四年左右，该影响消失。

(五)模型意义首先，以上两个VAR模型不但证明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并且描述了两者之间冲击的时间过程。该实证模型证明了: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会引起不良贷款率的同向变动，外界因素对不良贷款率造成波动的同时，会引起经济增长率的反向变动。其次，通过模型一的脉冲分析可以用来解释2014年后不良贷款率上涨趋势的原因。根据模型一中得出的结论，GDP增长率的变动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同向变动，并与第四年至第五年达到峰值。根据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从年初的14．2%下降至9．6%，之后便稳步下降。根据模型一的结论，在四年后即2012年左右，来自2007年GDP增长率的冲击会导致的我国的不良贷款率降低至一个最低水平，之后该冲击带来的影响便会拉升不良贷款率。来自07年之后年份的冲击也会不断冲击不良贷款率，不断使不良贷款率先下降至一个最低点后拉升。据此推断，07年之后GDP不断降低增速的冲击结果就导致了2014年之后，不良贷款率上涨的趋势。模型一还可以结合当前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经济形势作合理的推测。经济增长速度的平稳，会使得不良贷款率也趋于一个平稳的数值。若经济增长率下滑，会对不良贷款率起到降低的作用。因此，未来不良贷款率将会稳定在某一水平。最后，根据模型二得出的结论，不良贷款率偏离趋势的波动会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先导致GDP增长率的同向变动，随后反向变动。结合实际，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偏离了不断下降的不良贷款率趋势，出现的不断上升的波动。该波动对于今后的GDP增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有促进的作用，随后便会在较长的一断时期内阻碍GDP的增长。总之，实证模型不但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而且揭示了如下两个结论:2007年之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导致了2014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态势;当前的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又会对以后经济增长起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

(六)模型不足一国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特别是那些属于贷款结构性的因素并没有在该模型中加以分析。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其特点除了经济平稳增长外，还有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不断深化改革的要求。对于银行未来贷款结构调整的影响，该模型并不能做出解释。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该模型收集样本数据共有48个，虽然样本数量足以得到显著的VAR模型。但该模型的说服能力有待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而进一步提高。

四、结语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两个VAR模型分别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理论模型推导结果说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会引起不良贷款率的同向变动;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的因素对不良贷款率造成冲击的同时，会引起经济增长率的反向变动。另一方面，实证模型检验显示，GDP增长率的变动带来不良贷款率趋势的同向变动，并在第四年至第五年间达到最高影响水平，之后该同向影响便在长期内降低。而且来自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波动的冲击会在一年内促进GDP增长，随后在长期内阻碍GDP增长。这一结果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从实证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中可知，当前不良贷款率的逐步升高是前六年GDP增长速度显著放缓所带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过是不良贷款率受GDP增长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的反弹，并不能反应当前经济发展的状态。但是，由于过去GDP增长速度的冲击所带来的不良贷款率波动的上涨，却会对未来GDP的增长起到先短期促进后长期抑制的作用，从该角度来分析，我国需要对当前不良贷款率进行一定的管控。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不良贷款率的上涨有正确的认识，首先，不良贷款率上涨是以前而不是当前经济增长放缓所导致的，不良贷款率只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标，所以不能因不良贷款率的提高而决定当前经济运行的好坏。其次，不良贷款率的上涨对未来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必须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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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11

企业集群现象在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出现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企业集群的关注，国内对于企业集群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国外已有的集群理论解释中国集群发展的现实，近年来形成的文献集中探讨了以下几方面内问题：①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基本分类；②关于集群形成机理；③集群竞争优势研究；④集群的发展和演进。

1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分类研究

我国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集群给出了大同小异的定义。曾忠禄（1997）认为,产业集群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王冰、顾远飞（2000）认为,簇群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面向未来的组织形态,它所具有的两种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超越了市场和科层组织；刘友金、黄鲁成（2001）认为,产业集群中的产业概念不是指广义上的产业,而是指狭义上的产业,如个人计算机产业、传真机产业、医疗器械产业等，沈玉芳、张超（2002）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区域产业群落,它强调了相关产业中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这种集中是在竞争环境中产生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更是一种经营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浙江学者对集群的界定比较全面，他们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社会学、地理学等观点界定了企业集群的概念。其中仇保兴（1999）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集群中企业间的以合作为特征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可以产生集群内的“外部经济”，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形成交易关系和相互的行为调适。交易行为帮助企业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相互的行为调适有助于企业间建立长期交易，以解决成员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问题。集群共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促进了高度发展的地方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契约，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如果简单地按照特色产业类型来划分，现实中的集群包括传统产业企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企业集群（王缉慈，2001），魏守华，石碧华（2002）更进一步将集群区分为传统产业群、高科技产业群、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群。但这种简单的分类对理解产业集聚的特征帮助不大，因此为了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的原因和机制，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对业已存在的集群进行了类型分析。首先，以集群的内部组织结构为分析维度，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内部结构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企业集群：①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而形成的“椎型”(也称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王珺（2001）按照企业间分工形式的不同，将广东地区专业镇（产业集群）划分为横向一体化网络与纵向一体化网络。在他的基础上，盖文启（2002）也作了相似的分类，将集群分为水平一体化（网络化）型、垂直分离与水平一体化共存型和垂直分离型。

其次，以集群形成的原因为依据进行类型划分，陈雪梅、赵珂(2001)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包括：①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影的响；②由于区内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③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等，不同的形成范式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集群。李新春（2000）基于对广东地区企业集群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认为企业集群包括三种类型，即受历史影响而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谯薇、宗文哲（2001）认为企业集群的类型包括：①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②以中小企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而构建的中小企业集群；③以大制造企业为核心,通过分级下包制度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④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协同作用形成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⑤以家族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胡昱,刘文俭（2003）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区分为市场创造模式、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和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车（2000）认为存在两种企业集群，一类是指向型集聚——是为充分利用地域的某种优势而形成的企业集群；一类是经济联系型集聚——是指因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分工所形成的企业集群，这又分为纵向联系集聚和横向联系集聚。也有一些学者更概括地将集群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型集群，它们的形成与跨国公司等外部资源的进入有关。另一种是内生型集群。即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本地市场为启动，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进入某一行业，由盈利示范效应带动许多同类企业涌现而逐渐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王珺，2002；张炳申等，2002，白景坤、张双喜2003）。王缉慈（2001）通过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将企业集群分为五种类型:①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②一智力密集地区的集群；③由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形成了企业集聚；④由乡镇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企业网络；⑤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而形成的企业网络。

2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国内大量研究实证地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企业集群的生发机制。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的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浙江地区，因此引起了两地学者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浙江学者的研究较多。刘吉瑞（1996）指出“小企业、大市场”是浙江共同组成了浙江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小企业群落和专业市场互相依赖，构成了浙江经济的微观基础。张仁寿、李红（1990）在研究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时，对当地文化制度层面的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将温州地区的经商文化传统看成是温州块状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之后，很多学者也尝试从文化伦理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来探讨温州地域的文化传统与其发达的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康对，1997；廖意如，1997；洪振宁，1998；蔡克骄，1999；李庆朋，1999；陈中权，1999等）。李永刚、祝青的研究揭示了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巨大意义，认为历史上的民间商业传统，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促使了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李永刚、祝青,2000，李永刚，2002，2003）。朱康对（1999，2002，2004）结合我国渐进改革的实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了浙江小企业群落的形成机制。史晋川等（2001）则在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对块状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徐维祥（2001，2003）将浙江企业集群的地理分布与各地的资源禀赋条件联系起来，并对企业集群的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描绘了一幅浙江省企业集群发展的整体图景。陆立军、白小虎（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个特色产业。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企业集群的生成和演化可以用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聚集来解释。符正平（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强调了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徐康宁指出（2001）我国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经济开放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个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①资本在某一区域内实现较快的集中,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组合；②市场的充分供给,即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集群区生产的大量产品；③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允许并鼓励这种集群现象。在分析上述条件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产业集群现象的一个假说，即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集群特征就比较突出；凡是经济相对封闭的地区,产业集群现象就较弱,即使有也几乎完全是资源性的产业。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间，经济的开放性成为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许庆瑞、毛凯军（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核心条件包括产品和服务具有较长的价值链、全球化的市场和知识导向的区域，而完善的辅机构和良好的社会资本则是集群形成的辅助条件。孙洛平、徐勇（2004）指出低价竞争是企业集群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主要决定于人们的短期边际定价行为，但定价优势并不能必然导致企业集群产生，还要考虑企业集群的状态锁定特征。冯邦彦、王鹤（2004）发展了一个集群生成的选址模型，指出企业集群的形成最初源于同类型企业的选址决定。在相同选址函数作用下，同类型企业选择同一区域进行生产，形成了产业圈层布局，进而在一些特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杨静文等（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业机制，从微观层面阐明创业机制在集群发育、成长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改善集群创业机制的政策建议。3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也是国内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些文献综合地讨论了集群竞争优势是来源。孟庆民、杨开忠（2001）认为产业集聚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集群内部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是集群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江征，2002）。魏守华、石碧华（2002）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指出直接经济要素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非直接经济要素主要是指区域的创新能力。李小建、李二玲（2002）认为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和较低的贸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来源。石忆邵（2001）将企业集群的崛起概括为五种机制作用的结果：①人文环境的传导和更新机制；②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协同互动机制；③可选择并联耦合机制；④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⑤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动机制。王缉慈、童昕（2001）认为产业集聚的机理和竞争力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创新学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和生产灵活性。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集群内部一般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和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从而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从创新学的角度看,相关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知识，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有些学者着重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贾根良、张峰（2001）通过对丹麦和芬兰家具业发展经验的分析,强调了学习与持续创新能力同样是传统产业通过地理集聚获取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对我国传统产业如何创建地方专业化生产体系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李新春（2000）指出专业镇是一种建立在地区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产品制造和服务企业创新网络,其经济积聚效应吸引大量中小企业围绕特定产业而创业,企业之间密切的相互合作、竞争与学习使得专业镇的发展保持动态的创新活力。盖文启（1999，2002）探讨了产业集聚、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基于集群内形成的创新网络整体的作用，产业集群才能保持不断的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魏江（2003）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和技术学习问题，揭示了集群内部的技术学习范式和技术能力增长机理。

还有一些文献从企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内容涵盖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朱海就、陆立军等（2004）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差异与企业网络的组织化程度有关，由于网络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企业间集体学习的效率，因此产业集群能力高的地区，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往往也较高，网络的组织化程度与信任、合作、能力的异质性与互补性等因素有关。王珺（1999）分析了以外来资本为中心、以全球商品链为连接方式的中小企业专业网络化的发展，指出中小企业专业化合作网络的形成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集群企业拥有网络资本，它对那些个人社会关系资本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意义重大，随着集群的发展这种网络资本在逐步强化，成为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2003）。王缉慈（2001）从整体上将集群看成一个创新网络，并总结了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因素：①区位与空间因素，大量专业化企业在大城市郊区或中小城市集聚成群，可以较容易地获得柔性劳动力；②社会文化因素，区内企业主或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企业在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同时，区域内共享的社会行为有利于促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而隐含经验类知识往往在创新发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③产业组织因素，区内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市场或非市场的交换，企业之间形成了柔性的动态合作与竞争关系，不仅能增强企业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且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创新性。④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专业化的企业与当地教育、培训、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公共机构形成一种网络，共同促进区域的发展。李新春（2002）在考察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基础上，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企业组织协调方式，其关系治理主要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他强调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家协调网络和创新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关于集群演进过程的研究

集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现实中每个集群都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集群的成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中集群的内在特征和机制是有所差异的，有时集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

朱康对（1999）指出，企业集群处于不断演进之中，随着企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各集群的边缘已经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在产业群落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群落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群落类型向另一种群落类型的更替。产业群落的更替有两种模式，即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的过程。陆立军，白小虎（2000）对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分析表明，集群内专业化分工动态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产品生产专业化，到生产工艺专业化，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有时这三个阶段在集群中同时并存。在他们的基础上，汪少华和王慧敏（2003）提出，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原生地”成长转向“异地孵化或克隆”式成长。汪少华、佳蕾（2003）分析了集群成长的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乡村集市，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②第二阶段，形成特色块状经济，用范围经济来弥补规模经济的不足；③第三阶段，形成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型企业集群；④第四阶段，以产业组织网络为主要形式的集群。王辑慈（2002）认为，浙江的企业集群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地理接近、专业化区域、新产业区、学习型区域和创新环境。胡定寰（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发展阶段，即单一的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配套的企业群和拥有巨大企业集团的企业群。

符正平（2002）提出了一个集群成长的两阶段模型，即集群成长的斯密阶段与钱德勒阶段。集群的斯密阶段是指集群的自发形成的初期阶段，竞争在原子化企业之间展开，市场价格协调占统治地位。集群成长要迈向高阶必须引入现代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集群进入钱德勒成长阶段，专业镇内部的传统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现代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开始发挥作用,政府的角色也开始介入,中介组织形成并在一些领域起作用。王珺根据集群内部的分工联系和发展进程，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多次研究了广东省专业镇的演进过程。2000年，他在概括当时专业镇经济基本上只具有横向联系特征、而缺少纵向专业化分工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集群经济由横向分工网络向纵向分工网络演进的理论假设。2002年，他对原理论进行了补充，将广东的专业镇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张型。200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集群分类和演进的框架，以社会资本和生产方式为两个维度讨论了四种网络环境、集群类型及其相互间的转化。

魏江（2003）对集群学习模式进行剖析,并从内部静态知识积累和成员间动态知识互动两个维度揭示集群学习模式的类型及其对应的集群空间状态,提出了集群学习模式的演进路径。蔡宁、杨闩柱（2004）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揭示了企业集群从基于聚集经济形成的静态优势向创新网络获得的动态优势演进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以及创新网络的培育。李勇、史占中、屠梅曾（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①在萌芽期，群内企业与外部的单个企业相比有更强的创新动力和更好的创新表现；②在成长期,集群比萌芽期更具创新性，创新成本更低；③由于内在僵化和由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引起的网络成本,在成熟阶段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开始减退、创新成本增大，在衰落阶段,集群将丧失其创新优势。朱方伟、高畅、王国红（2004）从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角度，提出了从传统产业集群到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围绕生产要素而演进的规律，并分析了演进的动因。5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中小企业集群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进程。在我国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沿海省份，企业集群的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节节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目前特色产业集群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与蓬勃发展的实践相比，关于集群的理论研究似乎有点脱节。根据我们对文献的简单回顾，目前国内的企业集群研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主线，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论文的形式，有分量的专著不多，尤其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不多，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企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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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珺.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广东专业镇经济的理论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2002，（1）.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12

企业集群现象在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出现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企业集群的关注，国内对于企业集群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国外已有的集群理论解释中国集群发展的现实，近年来形成的文献集中探讨了以下几方面内问题：①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基本分类；②关于集群形成机理；③集群竞争优势研究；④集群的发展和演进。

1 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分类研究

我国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集群给出了大同小异的定义。曾忠禄（1997）认为,产业集群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王冰、顾远飞（2000）认为,簇群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面向未来的组织形态,它所具有的两种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超越了市场和科层组织；刘友金、黄鲁成（2001）认为,产业集群中的产业概念不是指广义上的产业,而是指狭义上的产业,如个人计算机产业、传真机产业、医疗器械产业等，沈玉芳、张超（2002）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区域产业群落,它强调了相关产业中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这种集中是在竞争环境中产生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更是一种经营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浙江学者对集群的界定比较全面，他们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社会学、地理学等观点界定了企业集群的概念。其中仇保兴（1999）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集群中企业间的以合作为特征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可以产生集群内的“外部经济”，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形成交易关系和相互的行为调适。交易行为帮助企业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相互的行为调适有助于企业间建立长期交易，以解决成员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问题。集群共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促进了高度发展的地方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契约，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如果简单地按照特色产业类型来划分，现实中的集群包括传统产业企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企业集群（王缉慈，2001），魏守华，石碧华（2002）更进一步将集群区分为传统产业群、高科技产业群、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群。但这种简单的分类对理解产业集聚的特征帮助不大，因此为了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的原因和机制，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对业已存在的集群进行了类型分析。首先，以集群的内部组织结构为分析维度，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内部结构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企业集群：①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而形成的“椎型”( 也称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王珺（2001）按照企业间分工形式的不同，将广东地区专业镇（产业集群）划分为横向一体化网络与纵向一体化网络。在他的基础上，盖文启（2002）也作了相似的分类，将集群分为水平一体化（网络化）型、垂直分离与水平一体化共存型和垂直分离型。

其次，以集群形成的原因为依据进行类型划分，陈雪梅、赵珂(2001)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包括：①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影的响；②由于区内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③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等，不同的形成范式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集群。李新春（2000）基于对广东地区企业集群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认为企业集群包括三种类型，即受历史影响而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谯薇、宗文哲（2001）认为企业集群的类型包括：①由大企业改造, 分拆而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②以中小企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而构建的中小企业集群；③以大制造企业为核心, 通过分级下包制度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④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协同作用形成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⑤ 以家族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胡昱,刘文俭（2003）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区分为市场创造模式、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和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车维汉（2000）认为存在两种企业集群，一类是指向型集聚——是为充分利用地域的某种优势而形成的企业集群；一类是经济联系型集聚——是指因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分工所形成的企业集群，这又分为纵向联系集聚和横向联系集聚。也有一些学者更概括地将集群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型集群，它们的形成与跨国公司等外部资源的进入有关。另一种是内生型集群。即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本地市场为启动，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进入某一行业，由盈利示范效应带动许多同类企业涌现而逐渐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王珺，2002；张炳申等，2002，白景坤、张双喜2003）。王缉慈（2001）通过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将企业集群分为五种类型: ①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②一智力密集地区的集群；③由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形成了企业集聚；④由乡镇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企业网络；⑤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而形成的企业网络。

2 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国内大量研究实证地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企业集群的生发机制。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的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浙江地区，因此引起了两地学者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浙江学者的研究较多。刘吉瑞（1996）指出“小企业、大市场”是浙江共同组成了浙江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小企业群落和专业市场互相依赖，构成了浙江经济的微观基础。张仁寿、李红（1990）在研究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时，对当地文化制度层面的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将温州地区的经商文化传统看成是温州块状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之后，很多学者也尝试从文化伦理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 来探讨温州地域的文化传统与其发达的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康对，1997；廖意如，1997；洪振宁，1998；蔡克骄，1999；李庆朋，1999；陈中权，1999等）。李永刚、祝青的研究揭示了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巨大意义，认为历史上的民间商业传统，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促使了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李永刚、祝青, 2000，李永刚，2002，2003）。朱康对（1999，2002，2004）结合我国渐进改革的实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了浙江小企业群落的形成机制。史晋川等（2001）则在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对块状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徐维祥（2001，2003）将浙江企业集群的地理分布与各地的资源禀赋条件联系起来，并对企业集群的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描绘了一幅浙江省企业集群发展的整体图景。陆立军、白小虎（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 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个特色产业。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企业集群的生成和演化可以用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聚集来解释。符正平（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强调了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徐康宁指出（2001）我国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经济开放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个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①资本在某一区域内实现较快的集中, 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组合；②市场的充分供给, 即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集群区生产的大量产品；③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 允许并鼓励这种集群现象。在分析上述条件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产业集群现象的一个假说，即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 产业集群特征就比较突出；凡是经济相对封闭的地区, 产业集群现象就较弱, 即使有也几乎完全是资源性的产业。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间，经济的开放性成为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许庆瑞、毛凯军（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核心条件包括产品和服务具有较长的价值链、全球化的市场和知识导向的区域，而完善的辅助性机构和良好的社会资本则是集群形成的辅助条件。孙洛平、徐勇（2004）指出低价竞争是企业集群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主要决定于人们的短期边际定价行为，但定价优势并不能必然导致企业集群产生，还要考虑企业集群的状态锁定特征。冯邦彦、王鹤（2004）发展了一个集群生成的选址模型，指出企业集群的形成最初源于同类型企业的选址决定。在相同选址函数作用下，同类型企业选择同一区域进行生产，形成了产业圈层布局，进而在一些特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杨静文等（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业机制，从微观层面阐明创业机制在集群发育、成长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改善集群创业机制的政策建议。

3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也是国内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些文献综合地讨论了集群竞争优势是来源。孟庆民、杨开忠（2001）认为产业集聚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集群内部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是集群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江征，2002）。魏守华、石碧华（2002）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指出直接经济要素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非直接经济要素主要是指区域的创新能力。李小建、李二玲（2002）认为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和较低的贸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来源。石忆邵（2001）将企业集群的崛起概括为五种机制作用的结果：①人文环境的传导和更新机制；②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协同互动机制；③可选择并联耦合机制；④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⑤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动机制。王缉慈、童昕（2001）认为产业集聚的机理和竞争力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创新学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和生产灵活性。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集群内部一般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和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从而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从创新学的角度看,相关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知识，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有些学者着重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贾根良、张峰（2001）通过对丹麦和芬兰家具业发展经验的分析, 强调了学习与持续创新能力同样是传统产业通过地理集聚获取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并对我国传统产业如何创建地方专业化生产体系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李新春（2000）指出专业镇是一种建立在地区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产品制造和服务企业创新网络, 其经济积聚效应吸引大量中小企业围绕特定产业而创业,企业之间密切的相互合作、竞争与学习使得专业镇的发展保持动态的创新活力。盖文启（1999，2002）探讨了产业集聚、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基于集群内形成的创新网络整体的作用，产业集群才能保持不断的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魏江（2003）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和技术学习问题，揭示了集群内部的技术学习范式和技术能力增长机理。

还有一些文献从企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内容涵盖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朱海就、陆立军等（2004）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差异与企业网络的组织化程度有关，由于网络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企业间集体学习的效率，因此产业集群能力高的地区，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往往也较高，网络的组织化程度与信任、合作、能力的异质性与互补性等因素有关。王珺（1999）分析了以外来资本为中心、以全球商品链为连接方式的中小企业专业网络化的发展，指出中小企业专业化合作网络的形成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集群企业拥有网络资本，它对那些个人社会关系资本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意义重大，随着集群的发展这种网络资本在逐步强化，成为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2003）。王缉慈（2001）从整体上将集群看成一个创新网络，并总结了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因素：①区位与空间因素，大量专业化企业在大城市郊区或中小城市集聚成群，可以较容易地获得柔性劳动力；②社会文化因素，区内企业主或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企业在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同时，区域内共享的社会行为有利于促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而隐含经验类知识往往在创新发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③产业组织因素，区内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市场或非市场的交换，企业之间形成了柔性的动态合作与竞争关系，不仅能增强企业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且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创新性。④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专业化的企业与当地教育、培训、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公共机构形成一种网络，共同促进区域的发展。李新春（2002）在考察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基础上，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企业组织协调方式，其关系治理主要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他强调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家协调网络和创新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 关于集群演进过程的研究

集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现实中每个集群都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集群的成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中集群的内在特征和机制是有所差异的，有时集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

朱康对（1999）指出，企业集群处于不断演进之中，随着企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各集群的边缘已经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在产业群落的演进过程中, 由于产业群落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 常常会发生从一种群落类型向另一种群落类型的更替。产业群落的更替有两种模式，即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的过程。陆立军，白小虎（2000）对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分析表明，集群内专业化分工动态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产品生产专业化，到生产工艺专业化，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有时这三个阶段在集群中同时并存。在他们的基础上，汪少华和王慧敏（2003）提出，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原生地”成长转向“异地孵化或克隆” 式成长。汪少华、佳蕾（2003）分析了集群成长的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乡村集市，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②第二阶段，形成特色块状经济，用范围经济来弥补规模经济的不足；③第三阶段，形成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型企业集群；④第四阶段，以产业组织网络为主要形式的集群。王辑慈（2002）认为，浙江的企业集群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地理接近、专业化区域、新产业区、学习型区域和创新环境。胡定寰（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发展阶段，即单一的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配套的企业群和拥有巨大企业集团的企业群。

符正平（2002）提出了一个集群成长的两阶段模型，即集群成长的斯密阶段与钱德勒阶段。集群的斯密阶段是指集群的自发形成的初期阶段，竞争在原子化企业之间展开，市场价格协调占统治地位。集群成长要迈向高阶必须引入现代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集群进入钱德勒成长阶段，专业镇内部的传统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 现代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开始发挥作用, 政府的角色也开始介入, 中介组织形成并在一些领域起作用。王珺根据集群内部的分工联系和发展进程，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多次研究了广东省专业镇的演进过程。2000年，他在概括当时专业镇经济基本上只具有横向联系特征、而缺少纵向专业化分工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集群经济由横向分工网络向纵向分工网络演进的理论假设。2002年，他对原理论进行了补充，将广东的专业镇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张型。200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集群分类和演进的框架，以社会资本和生产方式为两个维度讨论了四种网络环境、集群类型及其相互间的转化。

魏江（2003）对集群学习模式进行剖析, 并从内部静态知识积累和成员间动态知识互动两个维度揭示集群学习模式的类型及其对应的集群空间状态, 提出了集群学习模式的演进路径。蔡宁、杨闩柱（2004）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揭示了企业集群从基于聚集经济形成的静态优势向创新网络获得的动态优势演进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以及创新网络的培育。李勇、史占中、屠梅曾（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①在萌芽期，群内企业与外部的单个企业相比有更强的创新动力和更好的创新表现；②在成长期,集群比萌芽期更具创新性，创新成本更低；③由于内在僵化和由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引起的网络成本,在成熟阶段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开始减退、创新成本增大，在衰落阶段,集群将丧失其创新优势。朱方伟、高畅、王国红（2004）从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角度，提出了从传统产业集群到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围绕生产要素而演进的规律，并分析了演进的动因。

5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中小企业集群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进程。在我国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沿海省份，企业集群的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节节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目前特色产业集群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与蓬勃发展的实践相比，关于集群的理论研究似乎有点脱节。根据我们对文献的简单回顾，目前国内的企业集群研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主线，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论文的形式，有分量的专著不多，尤其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不多，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企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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