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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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学生有效地利用干湿并用法，胸有整体，局部画起。

所谓胸有整体，是指学生除了要有必备的素描色彩基础外，还要有对画面的整体构想：色彩基调，远、中、近、大层次关系等。局部画起，是指把画面分成若干部分逐个完成。这种方法可使学生精力集中，绘画范围缩小，水分和时间容易控制，干湿画法并用得当，从而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水彩静物写生是室内水彩画基础训练的最好方法之一。在静物写生之前，可先指导学生做几次静物范画临摹，意在使学生熟悉工具，认识各种画法，体会水彩画的特点。写生要注意指导学生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1．起笔要细，形体准确，高光、反光、明暗交界线、投影等都应尽量交待清楚，暗部和投影要少量涂点铅笔线条以示位置，上色时心中有数才能涂色不乱。

2．画前先在纸上刷一遍水，目的是让纸吃水饱和，必要时可以刷两遍，这样纸不易干燥，干湿画法便于施展。

3．先画背景（一般指衬布），优点是不乱、不花，整体效果好。背景争取一气呵成，整个画面的基调便得以确立。

4．画物体时要一个一个完成，这时采用湿画法比较得心应手。例如画一只梨，从亮部开始，留出高光后涂淡黄色；未干时迅速涂中间调子土黄色，使之与淡黄色相接自然晕合；趁其未干再涂褐色与土黄色相接，晕合后未干时再涂灰绿色于反光处，或者再涂衬布色于反光部分作为环境色的影响。这样，此梨的画面便基本完成了。

5．整理画面尤为重要。局部画法往往容易使画面出现“碎”的现象及层次上产生误差感。所以应要求学生充分重视整理，学会调整画面。前景物体当实，可以用线条来提形（在物体的关键部位狠提轮廓线）；后边物体当虚，尽量在形体和色彩上减弱，以获得层次分明的效果。画面单调的，可适当增加环境色，以增强色彩的丰富感；画面色彩花而乱的，需要在基调的范围内整理，使画面更加和谐。

水彩风景写生是色彩写生的重要课题，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情操，同时也是进一步掌握水彩画技法的极好机会。这部分教学中，构图、起稿、刷水同静物画法一样，但风景画作画顺序的特殊性是由上往下、从远至近、从左向右进行。在写生之前也应指导学生先临摹几张范画，这有助于学生领悟概括自然的三个层次（远、中、近），并能熟悉自然界中各种物体的画法。写生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着重指导：

1．写生开始要先画天空，力争一气呵成，这样整体基调和气氛便已确定，其它景物的色彩应向基调靠近，以促成色彩协调之美。

2．待天空色未干时迅速画出远山或远树，使之与天际相接的部分自然晕合。这样既可使远处朦胧、深沉，又符合近实远虚的规律。

3．从左到右，每画一个物体前再刷一次水，以防户外气候干燥、湿画法难以进行。例如，水中倒影里的房屋、树木都要趁湿把各种颜色接涂，自然晕合渗化，使倒影里面的形朦朦胧胧。等到全部干了的时候，用干画法轻轻画上几道水的波纹，此时倒影就显得真实生动了。至于岸上的房屋、建筑等宜用干画法描绘，使之坚实、挺拔，并和水中倒影形成鲜明对比。

4．主体部分应重点刻画，以使画面具有凝聚力，从构图的位置、色彩明快的程度、形体刻画的入微等方面增强其感染力。在让学生知道自然界分成远、中、近三个层次之外，还应让他们懂得艺术有主次之分。即学生在掌握水彩画技法的同时还要学会艺术处理画面的空间。

5．风景画的整理仍是重要的一环。局部画法有利于水分的发挥，湿画法得以充分的利用，但副作用是易“碎”，使整体画面受到影响，故需要从层次和色彩关系上调整一下，画面就基本完成了。

二、教学中注意指导学生操作的几个重要环节

1．学生欣赏范画，教师要逐张讲解其画法及色彩的运用，使学生了解水彩画的样式、特点，并告诉学生为了保持水彩画的透明、明快，调色时不宜过多，涂色时尽量一次完成，最多也不能超过三次，否则画面就会脏乱。临摹时首先要让学生熟悉工具的使用，以及调色和控制笔中水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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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课税原则最初起源于西方的税收思想，其核心在于如何实现税收公平。贫富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税收不仅是实现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量能课税便是贯彻税收公平价值的一项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所得税法制度中，量能课税原则更是直接体现着税收公平原则。量能课税对于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以及实现实质的公平、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税收法制及执法也会有指导作用。

一、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内涵

量能课税原则首先源于经济领域，即能力赋税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力赋税原则不再停留在经济学领域而逐渐为法学界所关注，特别是税法学学者对此有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理论界，学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解读不尽相同。尽管不同的学者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将实质的平等以及公平等价值作为量能课税原则的出发点以及追求。另外，加上对量能课税原则字面含义即“估量能力征收赋税”的解读，我们可以对量能课税原则进行一下释义：量能课税原则以公平为奠基，它指的是税收的征纳不应该仅仅以形式上的依法征税及满足财政需要为目的，而且应在实质上实现税收负担在全体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使所有纳税人按照其实质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即纳税负担能力相同者负担相同的税收，纳税能力不同者负担不同的税收，也就是能力强者多负担，能力弱者少负担，无能力者不负担。

对于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解，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能”的解读，即衡量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这个标准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征得广大纳税人广泛认同和接受。对于此点，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一般可以采用的主要有所得、财产及消费等三个衡量标准，而在其中所得更为合理可取。对于“能”的理解，笔者同样赞成多数学者的观点，以所得为标准，此处的所得应为财产净增加，它应当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一是一定时期内从他人处获得的收入，二是同一时期所拥有的财产的增值。另外，我们认为所得不仅包括合法所得也应该包含非法所得，我国法律规定的征税对象仅仅指合法收入我们认为存在局限。

二、量能课税原则的定位

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定位，近年来，随着法学界尤其是税法学界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研究不断升温，关于这一原则的定位也越来越称为大家的关注。学者们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主要围绕着量能课税究竟是一种财税思想还是法律原则而展开。

尽管学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定位认识不同，但对量能课税这一原则的指导作用都做出肯定。关于量能课税原则的定位，首先，可以从我国宪法中找到量能课税原则的依据，如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即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中更加注重公平也需要确立量能课税的法律原则的地位；我国税收改革的方向一步步朝着纳税人之法也要求确立量能课税称为法律原则。但是考虑到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的限制以及它本身所体现出的公平价值，笔者认为将量能课税原则置于税收公平之下更为合适。

三、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适用

量能课税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自己

的想法。有的从宏观总体的层面，如量能课税原则对当代中国税法变革的影响，从税法变革的方向以及税法模式究竟应该采取美国式的立法模式还是德国式的司法模式进行了论述，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条件以及适用范围应该怎么样界定，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收立法层面、税法解释和适用层面的运用等等；有的从微观具体的视角来说明自己对该原则的理解，如量能课税原则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与完善，量能课税原则视域下的企业所得税法的不足与完善以及该原则下我国财产税的缺失与改革等等。

无论上述学者从怎样的角度出发，都期望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税法的实践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追求公平的美好价值理念。在吸收众多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试从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条件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众所周知，与商品流通有关的间接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体，所得税等直接税并不占主要部分。很多学者认为，量能课税原则并不适用于间接税，而只是局限于所得税领域。但笔者认为，对于间接税的征收，涉及到对法的社会价值判断问题，即一个原则的适用范围不仅仅受到法律技术上的限制，也受到价值冲突情况下价值选择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并未完全剥夺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领域。比如在主要体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商品税中，亦要选择合适的征收环节以尽量避免重复征税，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征收消费税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负担能力的考虑，间接税的征收仍然需要考虑纳税义务人的最低生活需求等等，这些都考虑到了量能课税原则这一要素。因此，量能课税原则对于间接税仍然适用。但考虑到量能课税原则中以所得为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标注，所以所得税仍然是该原则适用的主要范围。

在所得税领域适用量能课税原则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如确立合理的所得范围，对于个人课征综合所得税；建立完善的扣除制度：台湾的所得税扣除制度最引人注目也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它兼顾纳税人的家庭扶养开支；实现两税合一制度，即学理上所说的设算抵扣法，改变我国所实行的企业所得与个人所得双重征税制度等等。

量能课税原则的充分实现还需要比较理想的制度环境的建立。要想完全实现量能课税的理想，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完善税制结构：税制结构的改进有利于量能课税原则的采行，量能课税原则的主体适用领域为所得税，所以所得税要不断发展强大；其次，需要高水平的税收征管能力：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会给税收征管带来一些技术性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征管的水平和质量来保障，比如，税务机关应该拥有一套完备的信息系统，将纳税人的信息尽可能地纳入该系统的管理之中，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纳税申报制度，更便于掌握纳税人的纳税事由；再次，谨慎采取税收特别措施：税收特别措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目的或政策性考虑而采取的减轻或加重特定纳税人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表现为税收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量能课税原则最容易受到税收特别措施的侵害，因此对于税收特别措施需要设立严格的程序机制加以约束，它不仅要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合法性的要求，而且在实质上也要符合法治理念的要求，不能超越必要限度和违背实质公平理念。

量能课税原则符合广大纳税人的利益，它对纳税人之法的税法改革以及实现社会公平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量能课税原则由一种财税思想发展而来，其由理念走向制度并在具体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仍然需要时间和不断的实践加以推进、演绎。

参考文献：

[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M].战宪斌、郑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葛克昌.税收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黄茂荣.税法总论[M].根植法学业书编辑室2005年版.

[4]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张同祯.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地位探析[D].山东科技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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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陈清秀著：《税务诉讼之诉讼标的》，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67页。

[3]葛克昌著：《国家学与国家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页。

[4]黄俊杰著：《纳税者权利保护》，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页。

[5]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页。

[6]栗劲、李放主编：《中国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页。

[7]徐亚文、廖奕：《政治文明与程序》，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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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96-03

引言

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推进，税务硕士的培养在财税学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改革趋势，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单纯的科学硕士学位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端税务专业实践人才的需要[1]；第二，随着财税学科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原来赋予科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被博士所取代。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通过增加专业硕士进而减少科学硕士的比重，成为财税学科研究生学位教育改革的必然方向。2010年，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被正式纳入到新增专业硕士学位的招生计划中。改革的方向既已确定，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税务硕士培养的相关课程。最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问题，苏建（2010）通过对维也纳经济大学税法硕士项目的考察，详细介绍了该校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并总结了可借鉴的经验[2]。古建芹（2010）把税务专业硕士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个层次，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并提出了具体的课程体系构想[3]。黄静和杨杨（2011）强调，为突出税务专业硕士的特点和优势，在课程设置上应强调实践性、应用型和职业性[4]。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教学实践部门所接受，本文的研究将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税务硕士课程设置需要遵循的原则

1.税务硕士课程的设置要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端税务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需求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属于政府机构的财税部门；二是属于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机构，对内需要那些深谙国家税收法规政策，能够对现有税源进行评估，有能力对本辖区未来税收收入做出合理预测的实践型人才；对外需要了解国际税收基本惯例，能够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的人才。企业则需要那些了解企业经营过程，能够为企业进行正确的决策提供税收实务支持方面的人才。比如，企业在兼并重组时会遇到税收问题，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国际税收问题，企业在选择公司组织形式时会遇到税收问题，凡此种种。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安排达到为企业节约税收并尽可能地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经过良好技能训练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税收实务型人才的支持。但是当前财政税收专业培养的学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无法满足政府财税部门和企业对税务实践型人才的需要。因此，我们对税务硕士的人才培养要着眼于满足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课程设置自然也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2.税务硕士课程的设置应该符合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小。流转税以商品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便于税务部门征收。相对而言，所得税和财产税则对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要求较高。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分项课征的形式，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工薪所得的课税，由纳税人所在工作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税收征管。财产税在中国的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的税收体系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流转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将下降，而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上升。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所得税和财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流转税则无法做到。在中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是一种必然选择。未来可以预见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是：（1）由分项课征向综合课征转变；（2）由单位代扣代缴向个人直接申报转变。在财产税方面，可以预见的变革是对私人房产在保有环节征税。税收制度的变化必将对税务硕士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税务硕士的培养要预见到这种变化，并针对即将发生的变化进行课程设计。这类课程在眼下看来可能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却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3.税务硕士的课程在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应重视学生理论素养的提升。在从事与税务相关的实践工作中，具体的实务操作固然重要，但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与税收实务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理论知识应该成为税务硕士全部知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在税务硕士的培养过程中，管理学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尤其重要。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与税务相关的实践工作更多地是属于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对于税务硕士来说，掌握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些基础知识是必要的。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税收制度在本质上属于法律范畴，了解税收的相关法律是税务硕士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总之，税务工作的实践中会遇到各种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就会发生“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情形，无法发现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缺乏基本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往往发展潜力不大，所以在税务硕士的课程设计中，不但要“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

4.税务硕士要与财税科学硕士的课程设置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税务硕士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财税专业科学硕士脱胎而来，而且税务硕士培养刚刚起步，缺乏办学经验，这就使得税务硕士的课程设置很容易陷入以往科学硕士课程设置的思维定式。再者，近些年来由于科学硕士的培养为适应市场需求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也在向“实践性”靠拢，“科学性”有所下降，从而陷入了既要保持“科学性”又想追求“实践性”的矛盾状态，成了一锅“夹生饭”。结果是科学硕士既没有体现较高的“科学性”，也没有在“实践性”方面取得突破。所以，如何在课程设置上将税务硕士与传统的科学硕士培养区分开来，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让财税专业的科学硕士回归其阳春白雪的本位，强调其科学研究的属性；另一方面，税务专业硕士则应专注于实践特色，注重解决实践问题。

二、中外税务硕士课程设计的比较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办了税务专业硕士教育，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些大学在专业硕士层次上设有税务学位的培养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大学包括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国外大学对税务硕士的培养通常被纳入到企业管理、会计、财务管理或法律等专业的范畴。这些专业尽管没有税务硕士的独立名称，但都偏重于对学生进行税收实务技能的培养。这些学位培养计划的大多数毕业生通常专注于一个具体的税收制度领域，比如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或者房地产税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分工比较细有关，同时也受到一国税收制度复杂程度的影响。税务硕士毕业以后的服务对象是个人、公司和政府，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有多种选择，可以为私人和公司进行财务方面的税收筹划、申报纳税等，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从事税收检查，税收征收管理等工作。为适应这些工作的需要，大学在培养税务硕士时设置的主干课程一般包括：会计、审计、道德伦理、财务管理、财务报告分析、公司与个人税务筹划、税法、税收战略。那些想专攻具体类型税收实务知识的学生可能会选择附加的专题，比如所得税和财产税等课程。

中国税务硕士的培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合理的课程设计仍在探索中。为了规范各高校对税务硕士的培养，全国税务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11年出台了税务硕士课程设计的指导性方案。该方案规定，税务硕士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其中学位课24学分，非学位课至少8学分，专业实习4学分。学位课程包括：外语、中国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专题、国际税收专题、税务管理专题、税务筹划专题。非学位课包括：税务稽查专题、高级税务会计、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纳税评估实务、税务实务、税收信息化、税务争议专题、公文写作、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财务报表分析、经济法专题、战略管理、公共管理、数量分析方法等。

比较中国和国外大学税务硕士课程培养方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性的特点：其一，重视实务操作，两种方案都以培养实践性人才为目标。其二，会计和财务管理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三，两种方案都认识到了法律知识在税务硕士培养中的重要性。两种课程体系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设置的立足点不同，国外大学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立足点通常是财务会计、企业管理或法律，以这些课程为基础，然后向税务专业知识领域延伸；国内出台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是以税收实务和税收理论为基础，然后向财务会计、经济、管理、法律等相关领域扩展，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税收实务知识占绝大部分比重。第二，对知识结构点和面的处理方法不同，国外的课程设置是由面及点，即从主题课（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次级主题课（税收实务一般性知识）具体税种的专题课（所得税、房地产税或财产税）；而国内目前设计的培养方案没有涉及到具体税种的课程安排，缺少由面及点的层次感。第三，课程的数量差异明显，国外大学的课程数量显然要小于国内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数量。第四，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很少安排经济学课程，而国内培养方案涉及到经济学的课程有三门，即中国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和数量分析方法。第五，在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有道德和伦理学的课程安排，国内的培养计划中则没有类似的课程安排。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两种课程设置体系代表了两种思维方式，但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很难说哪一种课程设计更具有优越性。两种方案的形成都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对税务硕士的需求水平。二是现行的税收制度，那些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为税务硕士服务社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那些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对税务硕士的需求则受到制度性限制。毫无疑问，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无论在征税方面还是在纳税方面都比间接税要复杂得多。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进程的向前推进，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重必将上升，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将随之下降，社会对某一税种的税收服务需求将增加，这将对税务硕士的课程设置施加影响。

三、中国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优化

依据前文提出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四点原则，对比国外已有的经验，我们可以对目前国内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做出如下评价：（1）目前的指导性方案基本体现了培养税务实践型人才的目标。在全部22门课程中，实务性质的课程有14门之多，比重高达近70%。而且还规定教学实践不少于6个月，其中在财政、税务部门、注册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涉税部门实习不少于3个月。（2）税务课程的设置虽然在强化实践教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对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把握不够。随着中国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以及环境税等各项税收制度改革的向前推进，财产评估和环境评估等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务硕士的培养应该为即将到来的税收制度改革做好人才储备。（3）去除实践教学和毕业论文环节，真正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只有一年，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课程教学，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4）与财税科学硕士相比较，许多课程并无明显差别。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内高校在财税科学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几乎都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税收筹划、税务稽查、税务管理等课程。这样的课程安排，使得当下税务硕士培养与科学硕士培养的目标边界并不明晰，甚至与本科教学也很难拉开档次。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务硕士发展的前途。

由于中国的税务硕士培养指导性方案刚刚出台，并未经过实践检验是否可行。在笔者看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1）课程数量可以做适当的合并精简，一些专业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有交叉重复。比如可以将税务管理、税务风险管理、税务争议专题合并为一门课，因为这三门课都属于税务管理的范畴；还可以将税务稽查、纳税评估、税收信息化合并为一门课程，因为这三门课都属于税务稽查的范畴。（2）为适应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需要，可以考虑增加房地产评估或资产评估这类课程。（3）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对税务硕士道德的培养，税收伦理学也应该成为税务硕士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4）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强化案例教学，以此区别于科学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另外，要对科学硕士的课程进行重新规范，尽量减少其中的实务型课程，强化其学术精神的培养。（5）为完成课程教学计划，有几种方案可供参考：第一种是延长学制期限，由二年改为二年半或三年；第二种是效法国外专业硕士培养，取消毕业论文环节；第三种适当缩短实践教学时间。

参考文献：

[1] 雷根强，童锦治，林文生.关于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展望[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4.

[2] 苏建.维也纳经济大学税法硕士项目对中国税务硕士教育的启示[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