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媒论文篇1

在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的今天，在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高涨的时代，和谐文化已成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人与人的团结和睦，乃至人自身的心理和谐，都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支撑。

影视作品是人学，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播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活动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电影提供若干可能的，其一就是“观看噼”。在有些情况下，看本身就是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态，被看也是一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技术迅猛发展，卫星及相关科技设施将世界连为一体，出现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财政的全球化和传播的全球化等诸多相互联系的现象，其间信息和传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起着神经网络中枢的作用。影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内容，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传播文本，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观赏和获得审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10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愈加紧凑。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信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网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网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至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传播媒体，因为每一种媒体都有着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中国电影之未来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至少是短视的。全球化虽然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未经审查和筛选的网上艺术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艺术品。

可以肯定,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艺术也和它的同伴――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样，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同时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制作技术含量和贴近自然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 劳拉・穆尔维.《视觉与叙事性电影》.周传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47.

影视传媒论文篇2

    一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  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ldquo

    ;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着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着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着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着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着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着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着深刻的审美意蕴 。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着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三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  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影视传媒论文篇3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影视传媒论文篇4

一、借异而识同

“媒介即讯息”包括“人的延伸”“媒介技术论”“新尺度”“媒介感知论”和“媒介环境论”等诸多内容，这一理论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了诸多新变。

（一）文学理论的变化

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新增了关于媒介的篇目，具体有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文学理论》、佘向军和成远镜主编的《文学理论》以及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限于篇幅，不便逐一展开列举。这些教材都受到了“媒介即讯息”观点的影响。总体来说，媒介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媒介新尺度”引发文学本身的种种变化。在文学构成论中，新增了电子媒介或影视文学等内容，文学活动论中出现了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内容，这些变化都促使文学创作出现新的文学标准，即以媒介传播为准则。当代文学理论教材中设置专章论述电子时代的文学，意在说明如今是一个电子媒介占主导权的时代。“在以影像为主导的文化工业影响下，不少作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影视剧的特色在自己的创作中展开想象和叙述。”［1］（P114-115）不少作家创作便于影视改编的文本作品，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及其关系也在发生着颠覆性变革。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P33）。文学的语言、文本、形式及内容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其媒介的传播特性，以便创作出更好更符合大众口味的作品，故媒介传播成为电媒时代文学创作的新尺度。其次，“媒介即讯息”丰富了文学理论内容，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既包含技术美学理论，也包含形式美学内涵，因为麦克卢汉正是从新批评的美学原则来对媒介问题进行讨论的［3］。麦克卢汉的媒介形式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具体表现为文学形式的变化。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文学表现形式也出现很大变化，由以前的纸媒时代，到如今盛行的各种电子读物、影视作品甚至各种小视频，都是新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有些作家或评论家利用微信公众号或微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二）理论和思维的延伸

“媒介即讯息”理论衍生了许多研究文学的新理论，如媒介存在论、媒介哲学论、媒介技术美学论等。例如：王一川提出“文学媒介论”，他说在《庄子天道》中早就指出书是用于传输的媒介，而书中的语言在于其所呈现的意义，当时的书是用于传输语言的媒介，即“媒介优先”。若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媒介”就是一种形式，而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即为内容，用于呈现意义的语言也是内容。但麦克卢汉并不认为如此，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和技术的同一，具有整体性，即技术是人感官的延伸，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冰冷“工具”。其整体性思维对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启示。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的影响所改变的都是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这是整体性思维的第一层内容，即在处理问题如技术的后果时所采取的一种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和系统性的观点和方法论［4］。可见，“媒介即讯息”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提供了许多文学研究的新思维。

二、籍无而得有

麦克卢汉善于考察媒介构成的环境，并将其分为主体感知环境和客体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急需研究者们精准地感知电子媒介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故反思“媒介环境论”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正视“媒介即讯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媒介环境论”是“媒介即讯息”的内容之一，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环境的营造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王咏梅［5］学者在《现代文艺学范式的媒介中心论转向》一文中指出，从文艺学学科建构及发展的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尤为突出：第一，文艺传播学的建立与文学传播媒介的兴起；第二，“媒介诗学”的出场与本体论文学媒介观的建立。关于第一方面，目前出版了许多关于文艺传播媒介学的著作，如孙宜君的《文艺传播学》、文言的《文学传播学引论》等。关于第二方面，最具标志性的是张邦卫提出了“媒介诗学”理论。面对消极影响，我们要正视其存在，通过其他途径弥补不足。王咏梅呼吁理论家和作家们在强调传播媒介的同时不要忽略文学表现媒介的研究特质。金惠敏先生在《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一文中也提到：“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考古式地复原麦克卢汉，而且还有企划将麦克卢汉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媒介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美学，就是人文，就是文化。”［6］旨在说明，研究者不仅要了解媒介的内容，更要学习其中蕴藏的研究方法，创作独具特色的当论作品，最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正视“媒介即讯息”带给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价值。张利群先生基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提出了文学媒介生产论，更加系统地将文学和媒介相结合，凸显了媒介在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便加速建构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批评机制。文学媒介生产论相对注重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一过程，根据这一过程可判断受众的反应（受众审美），受众的审美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故媒介即讯息理论自带文学价值。正如受众推动了许多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兴起，随着媒介的进化，受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提高。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自身具有文学性，他说一切媒介均是主体感官的延伸，而感官是受众审美能力的体现，审美需要主体充分调动其感官，这也是进行文学创造活动的基本要求。

（二）共同打造文学理论新环境

影视传媒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影视传媒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影视传媒论文篇7

影视传媒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因素对影视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影视创作行为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影视人才提出了全面的素质要求。从业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影视制作技能和艺术功底,还要具备务实的创作观念、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建设态度;不仅要有影视作品主题的阐释、表达、实现能力,还要有影视作品开发的策划能力、创作团队的组织管理能力、影视服务的商业运作能力。显然,这种全面的素养和能力难以通过孤立的教学环节培养实现,必须通过整体性的实践锻炼来养成。为此,立足于影视传媒专业的学科属性,建立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是高等影视教育当前面临的重要工作。

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快速发展的影视传媒产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全国各类高校都争相开办影视传媒及相关专业。在影视传媒教育高速扩容的同时,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影视人才培养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脱节,多数毕业生由于专业技术不扎实、创新意识不强、策划能力弱、美学鉴赏力差等原因,在就业时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职位。“教育”和“影视”为何脱节,从我国影视传媒教育的现状考察,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实践教学观念陈旧,认识模糊

在许多院校的影视传媒专业建立之初,理论课程与实践类课程比重失衡的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各院校开始注重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体系中实践类课程的比重逐渐上升,这基本缓解了实践课时不足的问题。但不少院校在对实践教学的认识上,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思维模式上。例如,在安排课程表时,优先安排理论课程;在常规教学检查中,往往忽视对实践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检查;在实践教学资源紧缺时,随意取消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工作量统计中,实践课的系数一般低于理论课。这些重理论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反映出实践教学在学生能力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二)实践教学体系分散,实践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影视传媒类专业普遍设置了实验教学、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实践教学环节。但由于缺少科学性、系统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做保障,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在相互衔接、资源整合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实验教学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程,基本上属于老师教什么学生做什么的验证性实验。而这种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实践活动,对于特别需要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影视传媒专业学生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是目前高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实习基地有限,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自寻实习单位。分散实习导致学生处于“放羊”状态,难以根据教学要求进行实践。而安排在寒、暑假的社会实践往往是以对专业教育意义不大的社会活动居多。

(三)师资队伍建设与高等影视教育发展不相适应

随着影视院校招生数量增大,影视类专业的师资力量出现明显不足。大多数教师是从校门直接到校门,理论水平较高,但实践能力较弱,缺少或根本没有在影视行业工作的经验,很难做好学生实习实训的指导工作。学生感到教师教授的理论知识很难转化成实用技能,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将如何应对?深化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惟一可行办法。

构建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正如实践不是简单的、纯粹的操作性活动,而是人以全部信念、情感、认识和智慧投入的、具有丰富创造性的行动,影视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也不是单纯的操作训练,而是培育影视人才的综合素养、包含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内涵的综合的教学过程,是具有统合能力和综合效能的体系化存在。构建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及层次。

(一)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理论建设

建立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首先要确立影视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确立影视传媒专业的学科体系。科学、合理、长效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应该单单着眼于学生的就业,更应该考虑学生的终生发展。影视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较强的现代影视传媒能力、较高的影视传媒专业素养和较扎实的影视传媒职业基础,适应未来社会对人的职业化、多元化、灵活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型影视传媒人才。其中,“应用”强调与生产实际的对接、融合;“创新”要求全面的素养和能力。应用型创新型影视传媒人才不仅要有以影视创作服务生活的能力,更要有以影视创作引领生活的潜力。

围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艺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等必备素质,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影视传媒专业应构建以影视传媒学科为主体,文学、工学、艺术等相关专业为辅助的学科布局。在课程设置上,应加大跨专业选课力度,增加人文和理论修养课程的比重。在教学视野和空间方面,要重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宽办学视野与交流合作空间。

(二)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具有情境性和复杂性,根据教学载体和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将影视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划分为递进、整合的几个层次:(1)课程实践教学。以课程结构和内容为主体,围绕相应课程中的知识吸收、技术训练、思维引导等开展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2)创作实践教学。不拘泥于具体的课程内容,以创作为核心,在实践性情境中培养创作意识、激发创造潜能、培养创新思维;(3)项目实践教学。拓展教学空间,通过虚拟的或实际的项目,全面锻炼学生从剧本创作、部门组建、资金决策、拍摄准备、正式拍摄、后期制作到营销及管理分析等整个流程的素质和能力;(4)行业实践教学。深入实际,在现实的行业运作中直接锻炼并检验职业素养、从业能力;(5)社会实践教学。如果说行业实践教学具有较为突出的商业色彩,那么社会实践教学就是在最广阔的空间里全面培养学生包括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感等伦理观、价值观的过程。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内容,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动态的、综合的培养过程,使影视传媒人才胜任专业岗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融入产业及文化发展。

(三)采用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在具体的实践教学环节上,可以采用技能训练、项目教学、模拟公司、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社会文化活动等多种模式。其中,“技能训练”是指围绕“编、导、摄、照、录、制”等各项专业核心能力展开的逐项训练。这些训练要体现出阶段性、阶梯性特征,即根据不同阶段学生应掌握的知识或能力,分别选择课堂、校园、媒体、公司、社会作为实践场所,设定不同的实践目标,锻炼不同的实践能力,分层递进,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实践效果。同时,在实践教学中,校外实习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这一互惠双赢的合作机制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同时对于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避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影视院校还可以通过参与或主办各类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文化活动,有力地引导学生利用专业优势服务社会,使影视创作服务生活的价值理念得到积极践行。

(四)组建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在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方面,应按照“双师型”要求组建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影视传媒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高素质的影视传媒教育师资队伍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广阔的文化视野、敏锐的专业洞察力、广博的专业知识、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在这支队伍中,应该既有富有影视传媒素养的教育精英,也有受过最新专业培养的高学历人才,更要有影视传媒业界的优秀从业人员,是集教育、业界精英为一体的能够培养真正为社会所用的高等影视人才的师资队伍。

(五)建立健全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和评价机制

影视院校要建立上下协调的实践教学组织系统,通过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级组织的相互关系、各自承担的任务及所负的责任。在整个实践教学组织系统中构成一个职责明确、衔接紧密、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要充分调动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学分为杠杆、以教学效果评估为质量标准的教学体系。通过实施督导制,对实验教学质量、学习效果、管理工作、规划工作进行监督、评估和指导,使实践教学真正成为实现教育培养目标的有效手段。

(六)繁荣具有影视传媒特色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培养学生的软件环境之一,它以其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影视传媒人才的培养需要美化的、文化的、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还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因此,影视学院要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并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进程结合起来。

影视院校可以通过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名家论坛等活动,活跃学术气氛,扩展学术视野;还可以通过开展写生、影展、文艺晚会、DV比赛、创意大赛、电影艺术节、影评鉴赏周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想象力,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使学生在文化艺术的氛围中,接受熏陶、体验创新。

总之,影视传媒学科与普通文理科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知识性与技术性、艺术性并存,注重学生个性化的培养,注重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训练。如何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让教学走向创新,是影视教育的核心。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正是围绕这一教育目标展开的。构建影视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是从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影视教育的特殊规律出发进行的探索,是基于影视传媒学科属性和社会人才需求采取的举措,其中的深层内涵与意义,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在现实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晋林.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J].当代传播,2008(01).

[2] 王蓉晖.构建影视传媒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路[J].新闻界,2006(06).

[3] 项仲平,陈燃进.构建影视传媒艺术类院校人才培养的创新教育体系[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05).

影视传媒论文篇8

一、传媒是当下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期刊苟延残喘，文学读者急剧流失，文学作品每况愈下。如何来看待这些变化?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躲不过的迫切而重要的论题。

可喜的是，国内许多学人对此论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文学消亡”、“文学泛化”、“文学边缘化”、“娱乐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数字时代的文学”、“技术时代的文学”等都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都涉及到当下文学的变化发展问题。学者们对当下文学的剧变大致有三种阐释：“文学消亡论”、“文学边缘化论”、“文学泛化论”。

这几种论述虽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不否认这两点：1.文学衰落了;2.衰落的原因与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或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诚然，这些论述有其或多或少的合理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要素——传媒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传媒是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全球化浪潮以及文学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魔力无穷、无远弗届的传播媒介发展的一种结果。我们只有从传媒的视角去分析当下文学的变化，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

把传媒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欧美学界源远流长。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较早对传媒和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卢卡契的“物化意识”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文化工业”理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都注意到传媒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对传媒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充满政治意味的批判话语里，传媒和技术本身都不是清白的，都是具备意识形态色彩的异化力量。而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以传媒为中心来研究大众文化现象。

其杰出代表是斯图亚特·霍尔，他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强调了受众对传媒文化解码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色彩中走了出来。在法国，有一批关注过或还在关注传媒与文化的著名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现论家让·鲍德里亚、后现代文化传播理论家布希亚德，他们的理论至今都在影响世界多门学科的发展。

在美国，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学术热门。从早期的米尔斯、罗森伯格到中期的阿特休尔、H·席勒，再到现在的巴格迪肯、道格拉斯·凯尔纳、罗杰·菲德勒等，直接或间接研究此论题的学者接踵产生，而著作和文章更是成批出现。另外，还有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加拿大的著名传媒研究专家麦克卢汉、英国学者汤林森、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的出色代表杰姆逊、活跃于当今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希利斯·米勒等人都对传媒与文化给予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是，在西方，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及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零星提及，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专门研究者和著作文章，都缺乏典型的代表。

在国内，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一些学者和教授，表现出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浓厚兴趣，典型代表有黄鸣奋、欧阳友权、金惠敏、杜书赢、余虹、陈霖、周宪、张荣翼、陶东风教授等。但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学者对传媒时代的文学发展和变化这个论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阐释，但他们要么把这个论题扩大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要么只着眼于一种传媒、一种文学样式、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缺乏从传媒这一关键要素出发对文学发展作出的具体阐释，更缺乏从传媒角度对当下文学变局的系统性分析。

二、传媒对当下文学的解构

文学传播依赖于传媒，但传媒对于文学来说又不止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那样简单。实际上，正如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的，在媒介时代尤其是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和技术已升格为一种权利，具备意识形态性。马歇尔·麦克卢汉也研究出了震惊世界的结论——“媒介即讯息”[1]，哈贝马斯和麦克卢汉的观点告诉我们两点：1.传媒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技术，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主体的控制力。2.传媒与讯息并不是能随意分离的，传媒与讯息往往浑然一体，制造出惊人的影响力。显然，仅仅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工具与技术，那是肤浅的;媒介同时是改变某些事实与格局的决定性原因。实际上，从来不是“传媒适应文学”，而是“文学适应传媒”，或者说是“传媒逼着文学走上变化之途”。

综合考察传媒影响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规律：1.传媒的发展与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学传播的变化，进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和变化。2.传媒会促成旧的文学形式的衰落和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3.在特定的时代，传媒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学的特点[2]。

具体来说，传媒对当下文学首先有一种解构作用，即因为传媒的革新，文学传播既定秩序土崩瓦解，而传媒又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或载体在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它嵌入到文学活动的内部，对文学的诸多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

纸媒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文学传播路径空前多元化。而每一种传播路径都对应诞生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口头文学、书刊文学、广播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繁复多姿的文学样式共同制造了当下文学绚烂的景观。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许多人感受到似乎“文学衰落了”。其实他们感受到的只是“纸媒文学”的衰落。

在传媒的作用下，文学意味和文学性在分化和蔓延。“文学的魂灵从文学中消失了，但在其它的文化类型中显灵。文学给自身留下了一副皮囊，却成了幽灵，附着于各种新生的文化样式中”[3]。文学的幽灵真是无处不在，新闻节目、广场演出、综艺晚会、广告设计、网络聊天、报纸专栏、电子游戏甚至度假村等都随处可见文学的影子，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的潜能得到了极大释放的时代，文学意味(文学性)如雪花一样漫天飞舞，慢慢淹没整个大地。

作家的身份在裂变。少数人才能成为作家的时代一去不返，在这样一个多元传媒和互动媒体盛行的时代，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而一向神圣的“作家”头衔，正被“”、“撰稿”、“码字儿的”、“卖字儿的”、“文案”、“”、“文字策划”、“文稿统筹师”、“文学师”、“编剧”、“词作者”、“文字客”、“网虫”、“博客”、“大虾”等千奇百怪的称呼所代替。

三、传媒对当下文学的建构

在解构的同时，传媒的革新对当下文学还有一种建构作用。旧有格局的打破意味着新格局的诞生，原有传统的改变意味着新特色的形成。一方面，纸媒文学风光不再，文学样式繁复多彩，文学意味无边蔓延，作家似乎变成平民。另一方面，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破茧而出，成为时代新宠;文学聚集在强势传媒的麾下，呈现出种种新的特征。

作家们纷纷“触电”和“触网”，热衷于将纸媒文学改编成影视文学，作家们纷纷以自己的小说有几部被拍成电影电视作为骄傲的资本，甚至在小说创作之初就考虑怎么去迎合影视改编的问题。为了在网络上抢占到地盘，一向坚持“白纸黑字”写作方式的作家纷纷丢掉了钢笔和信笺，与键盘和网络进行亲密接触。比如当下文学桂军人气最旺的几位作家，如东西、凡一平、鬼子、李冯等，无一不是“触电”“触网”的作家。

因为影视等强势传媒的作用，当下文学作品还呈现出图像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从广义上看来至少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包装，现在的文学书籍出版热衷于插图版、漫画版等图像化版本;二是文学作品的影视转换，许多作家把作品的影视化转换作为写作动力;三是文学作品语言的图像化趋向，作家们深受图像时代的影响，在小说的文本中充斥着影视化叙事、剧本化情节。

而在娱乐化的影视、网络等强势传媒的作用下，文学的审美价值渐渐暗淡，文学的娱乐价值变得坚挺无比。更多的读者接触文学是想找乐子，是想寻求某种刺激，是想满足某种世俗的欲望，深刻的读者渐渐变成肤浅的读者，审美的读者慢慢被娱乐的读者所取代。

大众传媒开始对文学的传播和评判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开始根据传媒运作的商业特征物色自己的批评家”[4]。传媒将读者的目光汇集在自己的麾下，将生硬的学术文字变成灵动的及时文本，将长篇巨制变为微言大义，将冷僻的概念术语替换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言说，将索要成千上万的论文版面费变为回馈作者一笔不菲的稿费。经由传媒的左右与控制，学院批评本来有限的读者群急剧萎缩，学院批评本来就有的艰深晦涩、自我陶醉、极端功利等缺点越发致命，以至渐渐失语。

参考文献：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影视传媒论文篇9

在第五届中国(宁波)农民电影节的喜庆气氛中,9月14日,来自全国电影报刊、主流大报、电视和网络等30余家宣传评论媒体代表会聚宁波共同见证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恢复成立,这是电影报刊委员会自90年代停止活动后的首次活动,电影报刊委员会同时更名电影传媒委员会。

“全媒体”涵盖 共享权威数据信息 不同于20年前的电影报刊委员会,恢复成立的电影传媒委员会除囊括全国重要的专业报刊和大报的文艺评论版,还将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纳入其中,几乎涵盖了目前有关电影宣传评论的所有媒体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还将建立电影信息资源会员共享机制,会员媒体可以从中获取有关电影创作、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改革的各种权威性数据统计、文字图片资讯等信息。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

恢复成立大会听取了电影传媒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确定了37个传媒委员会会员单位、18个理事单位名单,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新任会长张建勇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电影传媒委员会成立后将坚持正确导向,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努力为推动中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还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电影宣传舆论阵地形成合力、形成共识,形成强大主流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委员会将提高行业自律能力,坚守宣传底线,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发挥行业维权作用,依法保护电影宣传评论媒体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积极参加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的各项评优、评奖和培训等活动,鼓励电影传媒加强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增强专业委员会凝聚力;此外专业委员会还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为会员提供良好服务。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

电影传媒委员会会员单位名单

(37)

电影专业报刊:(21)

《中国电影报》《当代电影》《电影》《科漫少年》《电影连环画刊》《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环球银幕》《中国电影年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外军事影视》《电影新作》《电影故事》《电影世界》《电影文学》《电影画刊》《电影评介》《看电影》

其他报刊:(12)

《人民日报》《光明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

其他媒体:(4)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电影频道“电影网”、新浪网、搜狐网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理事

单位名单

(18)

《中国电影报》《当代电影》《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环球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外军事影视》《电影新作》《电影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电影网”、新浪网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会长:

张建勇(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科漫少年》主编)

副会长:

陆亮(国家广电总局艺术处处长)

胡子亮(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大众电影》杂志社社长)

李舫(《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张卫(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制片人)

王迎庆(《中国电影报》社社长)

陈航(电影频道华兴公司总经理、《中国银幕》主编)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张晗(新浪文艺评论版主管)

秘书长:

何雪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调研员)

影视传媒论文篇10

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十三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传媒艺术的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

和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乎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l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对象的研究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未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之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升格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

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等，其相互影响具有的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升格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1．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了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5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请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

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①表演；②戏剧学；③电影学；④戏剧影视文学；⑤广播电视编导；⑥戏剧影视导演；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⑧录音艺术；⑨播音主持艺术；⑩动画；⑨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①戏剧戏曲学；②电影学；③广播电视艺术学；④戏剧影视表演；⑤戏剧影视导演；⑥戏剧影视编剧；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⑧戏剧影视摄影；⑨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⑩播音主持艺术；⑩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2．于是，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的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五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麻烦不小显而易见。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再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章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

影视传媒论文篇11

一、认知层面：不断强化和深化对提高广播电视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基本原则及重要性的认识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②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③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的广播电视媒体，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播电视媒体必须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不断强化和进一步深化对党性原则、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等基本原则及重要性的认识，“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高度重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新兴媒体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传播理念、技术手段、节目形式与内容、经营管理、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及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不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技术层面：以智慧广电建设为依托，不断创新传播手段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④在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⑤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⑥在各种重要场合多次强调“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传播手段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这其中也透露出至少两个方面信息：一方面，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对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媒体在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方面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与媒体格局变化及媒体融合实践需要、与切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目标实现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力争用3-5年时间，广播电视在内容制作、分发传播、用户服务、技术支撑、生态建设以及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化发展协同推进，智慧广电发展的广度、深度显著增强，智慧广电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广播电视在国家数字经济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意见》的核心内容是加快智慧广电六大体系建设：即内容生产体系建设、节目制播体系建设、传播体系建设、安全与监管体系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生态体系建设。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播电视创新传播手段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提出了要求。广电媒体要以智慧广电建设为依托，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5G、4K、VR等先进技术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推动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三、内容层面：增加高质量节目供给

内容是媒体传播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都以内容为依托，为内容服务，靠内容实现。“内容为王”一直被奉为传播领域的金科玉律。优质内容是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基础和保障。相反，劣质内容对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而言是一种灾难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广播电视媒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主要通过内容即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来完成。当前广电媒体新闻、综艺娱乐、广告、影视剧等各类节目内容质量有待优化和提高。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⑦广播电视媒体增加高质量节目供给的主要措施有：第一，进一步强化“新闻立台”，创新报道题材、体裁、角度、手段、形式，充分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VR等新兴技术、新兴媒体及媒体融合手段和平台，生产制作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节目。第二，增强精品意识，深入推动实施精品工程。各级广电媒体、广电主管部门要积极鼓励、引导、扶持精品创作，特别是影视剧及文化、科技、理论、经济、公益类节目。对一些自主创新、导向正确、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的精品力作，要加大扶持、推广力度，通过评优评选、项目工程、创作引导、政策扶持、经验推广等措施不断鼓励、推动生产制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广播电视节目。第三，加强内容监管。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对广播电视新闻、综艺娱乐、广告及影视剧等节目内容进行监管。这些文件、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重点内容：首先，明确强调广播电视节目的原则要求，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如《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等；其次，鼓励、支持、引导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如《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再次，批评、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广播电视节目，如《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领域涉医药广告管理的通知》等。内容监管是增加高质量节目供给的重要制度保障。

四、从业者层面：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影视传媒论文篇12

“全媒体”涵盖 共享权威本文由收集整理数据信息

据了解，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成立于1991年，是国家广电总局主管和指导下，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的一级社团，电影报刊委员会为该协会下属四个专业委员会之一。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电影报刊委员会逐渐停止活动。2011年年底，经电影局和宣传司批准，委员会筹备重启。

不同于20年前的电影报刊委员会，恢复成立的电影传媒委员会除囊括全国重要的专业报刊和大报的文艺评论版，还将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纳入其中，几乎涵盖了目前有关电影宣传评论的所有媒体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还将建立电影信息资源会员共享机制，会员媒体可以从中获取有关电影创作、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改革的各种权威性数据统计、文字图片资讯等信息。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

恢复成立大会听取了电影传媒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确定了37个传媒委员会会员单位、18个理事单位名单，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新任会长张建勇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电影传媒委员会成立后将坚持正确导向，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努力为推动中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还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电影宣传舆论阵地形成合力、形成共识，形成强大主流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委员会将提高行业自律能力，坚守宣传底线，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发挥行业维权作用，依法保护电影宣传评论媒体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积极参加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的各项评优、评奖和培训等活动，鼓励电影传媒加强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增强专业委员会凝聚力；此外专业委员会还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为会员提供良好服务。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

电影传媒委员会会员单位名单

（37）

电影专业报刊：（21）

《中国电影报》《当代电影》《电影》《科漫少年》《电影连环画刊》《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环球银幕》《中国电影年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外军事影视》《电影新作》《电影故事》《电影世界》《电影文学》《电影画刊》《电影评介》《看电影》

其他报刊：（12）

《人民日报》《光明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

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

其他媒体：（4）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电影频道“电影网”、新浪网、搜狐网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理事

单位名单

（18）

《中国电影报》《当代电影》《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环球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外军事影视》《电影新作》《电影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电影网”、新浪网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会长：

张建勇（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科漫少年》主编）

副会长：

陆亮（国家广电总局艺术处处长）

胡子亮（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大众电影》杂志社社长）

李舫（《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张卫（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制片人）

王迎庆（《中国电影报》社社长）

陈航（电影频道华兴公司总经理、《中国银幕》主编）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张晗（新浪文艺评论版主管）

秘书长：

何雪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