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论文篇1

二、绩效审计“阶梯型”评价模式的内容框架

关于构建的公共交通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评价的基本框架，是反映绩效评价内容的基本平台。因此，为确定具体的指标用以具体衡量，首先应当确定该绩效评价框架。“阶梯型”的绩效审计评价框架是基于不同生产要素在公共交通投资项目的不同阶段中发挥的作用，在完成价值的形成与转化中所体现出的“阶梯型”的发展过程。参阅图1。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阶梯型”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系统的衡量。横坐标上，表示审计阶段，依据照审计客体的转换，按“准备阶段”、“建设阶段”“、营运阶段”划分工程项目的生命周期，进行阶段审计。纵坐标上，表示审计纬度，依据价值的形成过程，从“资源配置”“、职能行使”“、潜力发挥”“、贡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四个维度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参阅图2。的。货币资金、实物资产、人力资源是项目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初始价值形态，随着项目建设和管理的不断进行，实现资源配置、资源管理、资源增值，并最终发挥其社会价值，实现项目的最终目标。由于不同的项目阶段，对应以不同的价值形成过程，并不是每一阶段都需要对这四个纬度进行衡量，因此我们仅在事前项目的准备阶段以“资源配置”和“职能行使”为审计纬度对项目进行审计评价，其审计客体为政府有关部门；在随后的建设阶段，就中标的建设单位，增加“潜力发挥”纬度，对施工的过程和竣工验收进行审计；最终在交付使用的绩效审计中，再添加以“贡献效益”纬度，以公交公司等管理事业单位为审计客体，对建成后的公交项目综合运行情况进行绩效审计。“阶梯型”评价模式以“货币、实物、人力”三大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形成过程为导向，在不同的审计阶段对应以“资源配置”、“职能行使”“、潜力发挥”“、贡献效益”四个纬度进行绩效审计。阶梯的形态不仅体现体现了横向审计阶段与纵向审计纬度的有效结合，并且以上升的趋势来体现审计过程的层层递进，以是否满足公共需求、实现社会效益为最高目标的评价导向。

三、绩效审计“阶梯型”评价模式的指标体系

（一）资源配置对应的指标体系设计在考虑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元素时，不能忽略的是这三项价值要素本身即具有价值，因此在最底层设立“资源配置”这一纬度，来对项目在资源运用的经济性方面进行绩效审计与评价。并且在项目的不同审计阶段，对于这三项生产要素的评价都是必须的，随着项目建设的推进，对生产要素评价的内容也会随之改变。具体参阅表1。（二）职能行使对应的指标体系设计由于在资源配置环节这三项生产要素处于相对静态，价值较低，只有将其投入到动态的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才会发挥作用形成更大的价值，因此对投入使用的基本要素在项目的有关建设流程中行使职能的效用，我们需要设立“职能行使”这一纬度来对建设过程中的效率性进行绩效审计评价。同样的，职能行使的过程是每一审计阶段都要经历，对应我们也需要做出不同的评价。具体参阅表2。（三）潜力发挥对应的指标体系设计随着项目的建成，在公共交通投资项目中体现为道路的修缮、交通工具的购置、站台设施的建成等方面，三大要素的价值进一步上升，由于尚未投入运营使用，故仍在建设阶段以“潜力发挥”这一纬度对其潜在的价值进行效率性的绩效审计与评价。由于对“潜力发挥”的评价仅在项目建设完成之后，因而只在建设阶段和营运阶段进行评价，具体参阅表3。（四）贡献效益对应的指标体系设计当公共交通项目投入运营，即为最终满足公共需求、实现社会效益时，“货币资金”、“实物资产”、“人力资源”实现了其最终的价值，由此我们以“贡献效益”对其进行综合的效果性绩效审计评价。具体参阅表4。

四、绩效审计“阶梯型”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

构建出初始评价指标后，据此我们设计出初始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四级量表（最高为4分表示完全同意，3分表示基本同意，2表示中性评价，1分表示不同意），共发放问卷481份，实际收回456份，回收率为94.8%，通过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等方法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总结出关键影响因素，从而确定对应的影响指标，并按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具体如下：（一）确定关键影响因素的权重1、求权重在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的确定时，我们通过向有关专家和部门领导及负责人发放问卷进行打分，并综合面向群众的调查问卷，对关键影响因素和其影响指标进行了内部的两两比较，确定每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对于其他关键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赋予一定的分值，最终构造有关判断矩阵进行特征值和组合权向量。以下我们以营运阶段贡献效益的三个关键影视因素进行举例：2、一致性检验为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计算一致性指标CI=（λmax-n）（/n-1），查表得到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当随机一致性比率CR=CI/RI<0.1时，认为层次分析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一致性，即权数分配是合理的，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的元素取值，重新分配权系数的值。由上述表格数据可知：CI=（λmax-n）（/n-1）=-0.14CR=CI/RI＝-0.14/0.58=-0.24<0.1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贡献效益的判断矩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所求得的权重系数是有效的。以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求得其它纬度的关键影响因素相对应的判断矩阵，具体参阅表7。（二）确定影响指标的权重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影响指标的判断矩阵。根据一级判断矩阵和二级判断矩阵即可以得出该公共交通项目绩效审计“阶梯型”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其中三个审计阶段的权重分别为0.10，0.34，0.56。不同审计阶段的审计纬度权重也存在差别：准备阶段“资源配置”、“职能行使”纬度权重为0.57，0.43；建设阶段三个纬度权重分别为0.26，0.26.0，48；营运阶段审计纬度权重为0.14，0.25，0.18，0.43。

五、基于“阶梯型”绩效评价模式的应用

（一）项目背景与数据选取由于本文是以BRT快速公交为例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因此在对该评价体系进行运用时，也将选取某城市BRT的的相关调研数据进行研究。该城市于2010年建成BRT项目，共投资59690万元，主要用于BRT专用道的改造42000万元、站台建设2500万元、智能化系统开发40000万元以及BRT车辆购买11000万元等。据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年客运总量达6000万人次作用，票务收入约有5000万，政府补贴5000万余元。目前该城市的BRT规模实施“一主一环五支”线路，预计到2020年将发展至5条主线，10条支线。以上有关数据，主要包括来源于收回的456份有效问卷，其中问卷分别对乘客、BRT司机及工作人员、周边商户进行调查；另外数据还数据还来自有关部门专家的采访与评分。在对相关数据的处理上，我们采取模糊隶属度的方式，对调查问卷上涉及的问题对应的到指标，进行隶属度计算，下面以“贡献效益”纬度下“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指标为例具体说明：在我们对公众发放的调查问卷中，在有关问题中询问对票价的满意度时，共有215人参与了调查，其中111人选择“满意”，92人选择“基本满意”，12人选择“一般”，0人选择“不满意”。因此，模糊隶属度分别为v1=0.5187，v2=0.4252，v3=0.561，v4=0。对其他问卷的数据整理同理可以相关隶属度，以下表8为有关公众满意度的统计结果。（二）指标计算根据上表x中“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指标权重，构建权重系数矩阵：A=（0.1，0.1，0.2，0.1，0.3，0.2）同时由上述指标的隶属度，构建公众满意度的模糊关系矩阵：接着，再利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的计算模型B=AR，计算得到一级评价指标“公众满意度”的模糊评价向量：B=（0.54，0.36，0.05，0.05）同理，将有关数据整参阅表9。（三）模糊评价与结果分析根据表9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到各关键影响因素的模糊评价向量，同时，按照隶属度最大的原则可知，对每一个关键影响因素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等级评价，具体参阅表10。由表10可知，在26个关键影响因素中，有15个等级被评定为“优”，另有11个等级为“良”；在9个审计纬度中，有5个纬度等级为“优”，4个纬度等级为“良”；在3个审计阶段中，在准备阶段和营运阶段等级为“优”，在建设阶段则为“良”，最后的总评为“优”。整个评价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指标等级为“中”和“差”。据此，总体上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该城市BRT项目的整体绩效情况是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的，最终审计结果的等级则可以被评定为“优”。采用评价体系评语等级V={优，良，中，差}四个等级，相应的评分值C=（100，80，60，40），根据公式W=B×C计算最终的综合评分，其中，B为最终审计阶段的模糊向量。若计算结果85＜W≤100，则最终绩效为“优”，如果70＜W≤85，最终绩效为“良”，如果60＜W≤70，最终绩效为“中”，如果W≤60，则绩效结果为“差”。由一下总评等级模糊向量计算该城市BRT项目的绩效得分为：W=B×C=0.411×100＋0.357×80＋0.172×60＋0.059×40=82.3995668综合该绩效得分可以最终判定该城市BRT项目的绩效为“良”，并且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在准备阶段和建设阶段内在货币资金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关键影响因素都体现出较高的经济性与效率效果性，而在建设阶段中，由于在建设的工期、质量以及在资产使用等方面相较绩效不优，从而使得整体评分有所降低，但从总体上来看该项目的整体绩效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公共交通论文篇2

一、引言

20世纪中后期。各国都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大力扶持,汽车工业尤其是小汽车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私人交通的发展。在城市交通领域,私人交通的无限制发展导致了城市公共交通比例的下降,引起了整个城市尤其是中心地区交通的拥挤,甚至是交通瘫痪;人们的出行成本也随之升高,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城市整体形象的下降。

二、城市交通成本分析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各种交通成本费用大大增加。这些成本不仅仅指可以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的财务成本如燃油费等,还包括那些非市场价格成本如环境污染等。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如表1所示)。

个人成本指城市交通用户个人直接承担的交通成本部分。有实际市场价格的成本如车辆购置费、燃油费、通行费、车辆维修费用、交通事故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主要指车辆维修和人员伤亡费用)等,非市场价格成本的有时间成本、交通拥挤成本(指车内的交通拥挤)。

社会成本指城市交通用户无需个人直接承担而转由社会承担的交通成本部分,有环境污染成本、交通事故成本、交通拥挤成本(道路)、城市发展成本。

环境污染成本包括噪声污染成本、空气污染成本(车辆尾气排放)和天气变化成本。天气变化成本指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会诱发温室效应,使大气变暖,各行业受此影响而造成损失。

交通事故成本包括健康上、生产上的损失以及各种行政费用。健康损失主要是指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包括伤残、死亡费用和精神伤害费用。生产上的损失是指伤亡人员以及事故所涉及其他人员应事故发生而引起的工作时间减少的损失。行政费用是指政府为维持交通秩序、处理和防止交通事故的费用。

交通拥挤成本主要指时间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其它成本。交通拥挤造成道路资源被占有,使得人们总体出行时间增加造成的损失,包括人们的精神伤害损失。

城市发展成本包括建设成本、占用城市空间成本和城市形象下降成本。建设成本是指城市为解决交通问题而进行道路维修、改造和新建费用。城市形象下降成本指因为交通问题造成城市整体形象下降而导致外来投资减少及其它的无形损失。

三、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交通成本分析及其公共交通的影响

1.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成本比较

根据上文对交通成本构成的分析,我们对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成本也从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

就个人成本而言,公共交通中的个人成本以市场价格体现主要表现在公交票价上,而私人交通中以市场价格体现的个人成本相对复杂些,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交通成本中无法以市场价格表现的部分为时间成本和交通拥挤成本。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以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的个人成本中,公共交通的个人成本相对私人交通的要少,而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的个人成本部分中,公共交通要较私人交通大。但私人交通中的车辆购置费属于一次性的费用,在实际计算中,人们一般不再考虑,甚至对车辆的维修折旧费也很少考虑,人们考虑较多的只是燃油费、通行费和停车费。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这一层面来说,个人成本中以市场价格体现的成本在人们的生活比重中所占甚少,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到无法以市场价格表现的部分,即时间成本和交通拥挤成本(车内),这一部分在个人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能以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因此,综合考虑,公共交通的成本要较私人交通的个人成本大。

城市交通的社会成本构成已在前面分析过,目前这些成本大多还未得到价值体现,许多学者已将研究重点集中在量化交通活动的社会成本方面,研究表明这部分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构成是一致的,但研究表明:公共交通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欧盟一些国家对其城市客运交通系统中各种交通方式社会成本进行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2.交通成本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影响

通过上述对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成本分析,可以发现在考虑和不考虑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人们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的出行选择有明显的不同,这由经济学中的替代效应所决定。

假设人们的交通出行消费支出不变,不考虑交通的社会成本,且不考虑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以及两者的个人成本中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的部分时,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为X和Y。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更追求生活质量,因此,在选择出行工具时,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到那些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的成本,也就是出行途中的感受如拥挤成本、时间成本等。当考虑到个人成本中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的部分时,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下降,人们更多的是愿意选择私人交通出行,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下降至X1和上升至Y1,减少的公共交通由私人交通来替代。

同样,假设人们的出行消费支出不变,在仅考虑个人成本时,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为X、Y。当考虑到交通的社会成本时,居民的交通出行支出会有所改变。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远大于公共交通的社会成本,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将会上升,私人交通则会下降,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上升为X2和下降为Y2,减少的私人交通量由公共交通来替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交通行为的社会成本时,人们更多的是愿意选择私人交通方式出行;相反,当考虑交通行为的社会成本时,人们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四、发展公共交通的综合效益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道路空间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道路空间的这种特殊性质导致了道路使用者(车辆)出行对道路空间的利用,不可避免会有“搭便车”的行为,产生“公共用地”类的悲剧。为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发展公共交通是最好的选择。

发展公共交通具有广泛的社会综合效益,有形的效益和无形的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见表4所示。

交通事故下降是指发展公共交通后,城市道路机动车出行减少,车辆间的冲突降低,从而减少了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这不但减少了交通事故损失,而且还给社会、个人和家庭幸福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能源情况看,较之私人交通,公共交通人均使用油耗明显要低。有资料显示,公共交通的人均能源消耗仅为私人交通的l/3。

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已成为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机动车辆尾气散热、排放的C02,以及公路硬表面吸放热,是造成城市热污染、产生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因素。发展公共交通,减少了道路上机动车辆的出行,有利于减轻城市大气污染,改善城区大气环境质量;同时也减少了车辆行驶所产生的噪声污染。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减少是因为发展公共交通后,私人车辆出行减少,车辆对城市道路的使用减少,城市用于道路建设的改建、新建投入也随之减少。而且,私人车辆出行的降低也会导致对停车设施需求的下降,从而降低对停车设施的投入。

公交乘客时间节约是指发展公共交通后,整个城市出行顺畅,乘客的出行时间得以节约。

城市土地交通用地的节约指发展公共交通,城市可以减少城市道路的新建和停车场的建设用地。

此外,发展公共交通为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公共交通的发展也提高了路网的通畅性和土地的可达性,从而改善了城市布局的合理性,美化了城市景观,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形象。而且,公共交通的发展给那些无车阶层以社会公平感,也降低了社会犯罪率。

五、城市交通社会成本的内部化

城市交通成本内部化是指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城市交通工具使用者承担自己所制造的所有成本,包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以使社会资源得以公平、有效地利用。

1.城市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的作用

人们愿意选择私人交通方式出行,主要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城市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可以起到以下几个作用:

(1)在出行之前正确引导人们的出行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从而减少对道路资源的使用;

(2)指导人们的出行选择,使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公平竞争,既有利于对道路、燃油等社会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又解决了部分交通问题,减少了各种环境污染;

(3)有助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的实施,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社会公平感,减少社会犯罪。

2.城市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措施

城市交通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可以从经济手段上来进行实施。

(1)收取拥挤费用:在交通过分拥挤地区或路段如城市CBD区,或在交通高峰期,对私人交通采取拥挤收费制度。近年来不少国家采用,如新加坡。

(2)变更停车费:在交通拥挤地区,不同时段对私人小汽车收取不同的停车费,特别是在交通比较拥挤的时段,对小汽车收取更多的停车费。

(3)税收制衡:包括车辆购置税、车辆里程税、汽油和柴油税等。

公共交通论文篇3

城市公共交通是指由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轮渡等交通方式组成的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本文所讨论的公共交通是指由公共汽车、电车所组成的传统的城市公共交通行业。

一、公共交通行业规制的依据

1.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

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必须借助于能覆盖全市范围的道路网络，生产者（公交企业）才能将其产品（客运服务）销售给最终用户（乘客），具有明显的网络性、范围经济性和规模经济，因此，城市公交行业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经营比由多数企业经营更有效率。对城市公交行业实行政府规制，一方面，控制进入行业的公交企业数量，维护公交行业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所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损失；另一方面，赋予进入企业以相应的供给责任，限制其退出，从而保证城市公共交通市场的有效供给。

2.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

城市公共交通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其消费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但又存在明显差异，有的社会成员消费的多，有的社会成员消费的少；同时，也具有私人产品的排他性，但又存在与私人产品不同的垄断性。因此，城市公交企业具有企业性和公共性的复合特性，既要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以实现其企业性；同时，为保证公交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广大市民的出行，政府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限定价格，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城市公交行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指某种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效应扩散或波及到当事人之外的一种情况，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如城市公交保证了市民顺畅的出行，节约了时间；或者由于政府对公交票价的管制所带给消费者的额外收益都是正外部性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公共交通也造成了负外部性，如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交通事故风险的增加和更加严重的交通拥挤问题。因此，要解决公共交通的外部性问题，对其实行政府规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政府规制

1.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市场结构规制

政府对城市公交行业市场结构规制的基本问题是：第一，在目前的市场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下，在公交行业究竟应该存在多少家公交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在各个地区和业务领域的分布；第二，对公交行业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的规制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采取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形成了国有公交公司一家垄断的局面，制约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交行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根本性问题仍普遍存在:(1)城市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运营和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协调;(2)政府补贴机制不科学，补贴不到位;(3)公交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企业亏损严重。

要改变制约公共交通发展的现状，就必须对现有的公交行业政府规制进行改革:(1)改革公共交通规制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实现“三种职能”，即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公交企业所有者职能和公交企业经营者职能的分离;(2)深化国有公交企业的改革，改善经营管理，减少经营性亏损;(3)实施公交线路的特许专营制度;(4)调整公交市场结构，促进合理有序的竞争，保证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5)改革政府公交补贴制度。2.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价格规制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若不进行规制，容易形成垄断价格，损害其公益性，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必须由政府进行价格规制。

我国的公交行业一直被视为“福利事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以成本为基础的低效率价格形成机制，以政府指令性的背离价值的低价格来提供服务，依赖国家给予亏损补贴，价格基本不受供求关系和成本变动的影响。这种价格形成机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它也是导致公交企业的长期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对我国当前公共交通行业的价格规制体制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主要有:(1)制定科学规范的定价原则，采用分段定价、分时定价等差别定价方法;(2)推行公交价格听证会制度，体现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3)尽快出台《城市公共交通法》，完善公交价格管理的法律体系。

3.成都市公共交通行业规制的改革实践

成都市对公共交通行业的规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5年12月组建了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打破了原来公共交通行业中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市公安局、市经委各自为政的局面，进而实施统一的规划管理。市交委作为行业管理者，统筹管理公交车、出租车、长途客运、轨道交通等事宜，并对全市公共交通运输行业实施调控和监管。国资委作为公交集团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和所有者，对公交集团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而公交集团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日常营运进行管理。通过对公交行业规制体制的改革，既整合了资源，由交通委员会对全市的公共交通的运营和发展实施统一的规划协调，又实现了“三种职能”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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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城市交通系统是城市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交通，城市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交通的发展。而城市交通中公共汽车交通又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加快城市公共汽车交通发展，以此来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 关键字：组织；规划 城市客运交通从交通方式可划分为公共交通及私人交通两大体系。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特点主要有：城市内公共交通专用车道覆盖率低，且因管理水平低，其它车辆也频繁的占用公交专用车道而造成公共汽车运行效率低。城市道路不合理，进而使局部地区公交系统利用率低。城市公交汽车老化程度高，调度和组织不合理。 因此应加快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充分发展城市交通方便、快捷、载运量大的特点。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改善城市现有公共汽车交通。 1 城市公共汽车交通线路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应与城市主要客流流向一致，在城市中公共交通线路应分设为主线和支线。主线主要是连接客流集散点和交通枢纽，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客流集中的客运枢纽应设置快速直达公共交通线路。一般可以通过调查的方式获取直线接的数据来综合规划且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协同进行。专用车道的使用中，尽理使专用车道与其它车道隔离，可使用专用的隔离带并配有专用车道监视系统。 2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 通常汽车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规划密度，在市中心3~4km/km2，城市边缘地区2~2.5km/km2，干线之间的距离为600~1000m，步行时间不超过4~6min为宜，城市市区公共汽车要线路的长度宜为长度宜为8~12km。线路过长则会造成乘客候车时间长，公交车到站准时率不好等一系列的弊端。 3 公共汽车调度与组织 车辆调度优化是决定公共交通正常和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可以根据客流的变化和具体的营运条件及其他条例，安排不同车型的车辆和行车组织路线，如在高峰小时客流集中的干线上用大容量的车辆组织大站距快车或区间车，在客流较大而街道窄，转弯半径小而客流集中的街区用短车身公共汽车。此外还可以利用一些智能化的管理手段。例如：公共交通车辆自动临界控系统（国际统称AVMcautomatic 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它能够在调度室之间建立起高效的信息通道，有效沟通两者之间联系（GIS）。GPS主要用由车辆调度，目标跟踪和动态交通流数据采集上，GIS应用于交通地理信息的可视化管理与交通信息的动态显示上。此外还可以使用可变信息情报板、广播、路边公用电话、公共计 算机网络终端，使已在途中的公交用户在路边、公交车站或站台上及公交车辆上，获取实时公交出行服务信息。 4 协调公交汽车与出租汽车运营管理 出租汽车为乘客提供门到门服务的较高层公共交通工具。它的使用率不及公共汽车且能耗高，废气污染严重，完成单位运量所占用的道路时空资源大等弊端，因此应根据城市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来加强出租车行业管理和经营管理，使其公交汽车协调发展。 5 车辆技术的改进 我国公共汽车按载客量分小型（载客60-90）人，中型（载客90-130人）和大型铰接车（载客130-180人）应根据实际客运量来调配恰当车型以减少车辆空资源率。此外还应满足乘客对城市公共汽车乘座舒适性和方便乘客上下车的要求。开发独立悬架式，专用公共汽车底盘和低地板城市公 共汽车，使公交车的踏板和通道离地高度高以降低汽车重心来满遗产乘坐舒适性的要求。

公共交通论文篇5

（二）遍地施工导致通行面积减少。城市道路施工往往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当前南充市多处市政重点工程开工建设，道路封闭施工，对城区交通组织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一是下中坝嘉陵江大桥延伸线工程（高坪岸）全线开工，影响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二是五星花园商圈及下穿隧道改造工程，南充市人民南路至西河大桥高架桥、团结路口南北向高架桥工程及人民南、北、中路下穿隧道工程北湖路改造工程施工。

二、当前南充公共交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规、政策把握不准，畏难思想严重。在当前执法环境发生变化，规范执法行为更为严格的新形势下，少数民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执法办案只走过场而不攻坚克难，在交通事故、车驾管工作中缺乏应有的为民服务意识。

（二）交通管理工作不完善。各交警大队所管辖的为城区及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环境复杂：道路平面交叉多，学校、商城、医院、批发市场在主城区，使学生上学放学、市民上下班横穿马路存有安全隐患；城区内商城林立、摆摊设点占道现象严重，道路安全隐患突出；其修建五星花园地下通道、事故多发点段的各类交通安全设施需不断完善，降低事故发生率。

（三）车辆急剧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当前，车辆和驾驶人的过快增长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市区车流量的迅速膨胀，使高峰期交通拥堵现象日益加重。二是停车场位短缺，尤其是丰登路、柳林路、金泉路等路段周边，乱停车现象严重。

三、推进南充公共交通管理的途径

（一）挖掘综合管理效能，改善道路交通状况。为强力推进我市道路交通的改善和提升，以优质的基础设施为保障、以良好的运行服务为支撑，高标准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高水平实现交通科学组织、高强度推动交通环境整治、高效率优化交通服务管理、高质量完善交通法规政策、高规范提升交通文明程度综合水准，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优化道路交通通行，挖掘警务资源潜力，系统改善交通状况，努力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高效便捷的城市交通环境。

公共交通论文篇6

1交通管理不符合城市规划

国家对公共交通投入大量资金，但交通管理不当会致使资金浪费，如果交通管理有碍城市规划，反而会使公共交通达不到交通便捷的目的。城市规划与人口分布息息相关，公共交通则是大部分人的出行工具，如果交通管理安排不当，在人口少的地区投入过多的交通设备势必造成能源的浪费。同样的，如果城镇居民密集区公共交通设备投入不足，必将造成居民出行不便，起不到公共交通的作用。从哪种情况来看，交通管理与城市规划不相符都将导致能源浪费，有违低碳经济的初衷。

2交通工具不能准时到达预定地点

交通设施迟到现象在公共汽车上表现比较明显。公共汽车是我们最常接触的一种公共交通设施，公交晚点情况相信大家都深有感受。公路上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是公路拥堵的主要原因，公交运行期间赶上交通阻塞必然致使到站晚点。交通阻塞只是公交晚点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资金不足，公交车辆不够，如果有车辆出现突发状况，没有其他车辆补充，会致使公交短期瘫痪。资金不足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公交车不能及时报废更新，老旧的车辆在运行速度及尾气排放方面都存在问题。

3信息系统有漏洞由于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迅猛

在很多城市完备的信息系统还没有确立，这就导致公共交通管制不完善，在交通运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入21世纪后，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掌握第一手信息就占据的先锋地位。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方面信息同等重要。不能及时更新信息会导致管理方针的制定有偏差，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在指定地区投放公共运输设备，信息系统不完备直接造成资源浪费。

二针对现今不足

提供以下管理方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改正问题才能优化体制改革，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方面也不例外。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制备合理管理方针公共运输包含于城市规划

但又有其独立发展的趋势。由于公共运输在近几年才发展迅猛，日新月异，致使管理方针制定不是很完备，有些运输途径还会与城市规划相冲突，为避免国家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投入的资金浪费，制备合理管理方针变得尤为重要。公共交通运输要考虑人口密集程度，在商业繁华区、校园所在地、旅游景点等地加大公共交通设备投入，保证人们出行便捷。除了考虑人口问题，公共交通运输还应注意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地铁的建设应避开地下运输管道。为保障煤气、天然气等运输安全，地下运输管道会定期检查，如果地铁与运输管道相近，管道检查期间会影响地铁的正常营运，为人们出行带来不便。而且一旦管道出现问题，发生煤气、天然气泄漏，地铁里人们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合理的管理方针不仅能提高人们出行率，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还能从根本上节约成本。

2加大资金投入

国家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公共交通运输日益壮大，现有资金不足以使公共交通进一步发展，很多现有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因为资金不足。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公共交通舒适度，吸引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此便可减少私家车上道率，不仅有利于道路通畅，更能实现节约能源，减少尾气排放。在车辆更新上也投入大量资金。以前的车辆在速度方面不及现在的车辆，而且排放量大，对环境有一定污染。投入资金购买排放量小、对环境污染小的公共交通设备，从而达到绿色公交的目的。增加新型公交车能在提高乘车舒适度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达到低碳经济的目的。

3落实信息系统管理

信息的完备性是公共交通运输事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信息就是金钱的时代，公共交通运输也需完备的信息系统。信息是公共交通运输的一种资源，它不同于汽油柴油等可见的能源，但在公共交通事业中的地位不容质疑。车辆信息能保证车辆正常运行，降低在运行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道路信息能保证车辆畅通，在经过交通拥堵的地段提前做好准备，制定应对措施。人口信息能保证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得当，交通设备分布合理。政策信息在公共交通运输方面也很重要。政策信息是政策主体制定正确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计划、控制政策执行过程的基础，直接决定公共交通事业能否开展。由此可见,信息的完备和畅通是公共交通运输过程中正确决策和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和关键因素。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着力开发公共信息平台,提高信息的综合运用。

公共交通论文篇7

很多市政道路，就其各专业本身，如道路的规划、使用功能、结构型式、安全合理性等，不论在设计，还是在施工方面的质量，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和保证。但各专业工程施工中的交叉配合与协调工作，经常处理得不尽人意。到了工程施工的后期，由于这些问题，往往出现返工，造成工程投资的极大消费，影响工期，有的还会影响到道路的使用功能，严重的甚至带来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可见，工程施工中各专业的协调管理工作不仅很重要，同时也很必要。作为项目的指挥者，项目经理在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该如何更进一步做好这项管理工作呢?

一、出现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牵涉到从设计、施工到项目经理、甲方，多专业技术工种，多单位部门的方方面面，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

1.技术质量方面

现代交通设施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涉及的专业越来越多，安装的质量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每一个专业既有自己的特定位置空间、技术要求，同时又必须满足其他专业施工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位置的合理需求。如果在技术上未能充分全面考虑，特别是一些交叉部位的细节考虑不周，则极易产生问题。

再者，由于市政工程牵涉的有关单位及专业范围广，每一项道路工程都是一件特有的产品，且每一条管线都有特定的要求，少有类同，这也增加了技术工作难度，增加了各专业之间出现矛盾和问题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和应用，施工人员未能及时掌握，也会带来问题。

2.管理方面

由于现行的管理体制，施工单位的分包现象普遍存在，分包单位在工作范围的界定上很难做到十分明确。主观上各单位在利益的驱使下，总希望相关单位承担更多的工作。往往造成工作上的遗漏，人为地带来一些问题，增加了协调管理的复杂性。

此外，施工组织管理不健全，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的水平素质参差不齐，会给施工中各专业的协调工作带来困难与不便，也是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做好协调工作的方法

1.充分认识协调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工程的建设者、管理者，首先要从对业主、用户负责的角度认识问题，要从履行合同中自己的责任义务的角度，认真对待协调问题。

同时，从提高行业标准，施工和管理水平上讲，做好各专业的协调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作为有关的技术管理人员首先要认识到协调工作的重要性，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协调管理工作。

2.加强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

加强管理，是指在现有管理水平的基础上，针对影响工程质量品质的一些关键问题，从技术、人事制度上建立更有效的、更加科学的管理体制，明确每一个施工人员的目标责任。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

三.加强协调管理的措施

3.1技术协调:

熟悉设计图纸，减少因技术错误带来的协调问题。图纸会签关系到各专业的协调，设计人员对自己设计的部分一般都较为严密和完整，但与其他人的工作就不一定能够一致。这就需要在图纸会签时找出问题，并认真落实，从图纸上加以解决。

同时，图纸会审与交底也是技术协调的重要环节。图纸的会审应将各专业的交叉与协调工作列为重点。进一步找出设计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从图纸上解决问题。而技术交底是让施工队、班组充分理解设计意图，了解施工的各个环节，从而减少交叉协调问题。

3.2管理协调：

协调工作不仅要从技术下功夫，更要建立一整套健全的管理制度。通过管理以减少施工中各专业的配合问题，建立以甲方、项目经理为主的统一领导，由专人统一指挥，解决各施工单位的协调工作，作为甲方管理人员、项目经理，首先要全面了解、掌握各专业的工序，设计的要求。这样才有可能统筹各专业的施工队伍，保证施工的每一个环节有序到位。

建立问题责任制度，建立由管理层到班组逐级的责任制度。

建立奖罚制度，在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奖惩制度，提高施工人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建立严格的隐蔽验收与中间验收制度。隐蔽验收与中间验收是做好协调管理工作的关键。当工作从图纸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各专业之间的问题更加形象与直观，问题更容易发现，同时也最容易解决和补救。在雅瑶中路工程中，通过对路基、路床、排水管基础、排水管吊装铺设、道路水稳层、混凝土路面等分部工序的质量检验评定，杜绝了质量隐患问题，保证了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

3.3.组织协调：

建立专门的协调会议制度，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会签、会审还是隐蔽验收，所有制定的制度决不能是一个形式，而应是实实在在，或者说所有的技术管理人员，对自己的工作、签名应承担相关责任。这些只有在统一的领导基础下，并设立相关的奖罚措施，才有可能一级一级落到实处。

3.4.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作为技术管理人员，要善于不断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施工中协调部分的常见问题包括:埋地管线与市政排水管的协调；周边建筑物与在建道路工程的协调；道路的使用功能与结构的关系；各种预制件、预埋件与结构的关系、施工的特点、要求；各施工工序、班组之间的协调等。

公共交通论文篇8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8.043

[中图分类号]G203；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8-0076-02

0 引 言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走向强国之路，不但要抓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硬实力建设，更要着力提升国家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等软实力水平。软实力须以硬实力为基础，但是硬实力不必然形成软实力，在硬软实力的转换过程中，公共外交是不可或缺的工具[1]。

何为公共外交？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3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达真实的国家形象[2]。赵可金给出公共外交的定义则明确了公共外交主客体的双向交流媒介是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3]。

公共外交在我国日益受到政府及学界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志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公共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首次将公共外交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党的十报告中，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并建立公共外交协调机制。全国已在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成立多家公共外交协会，旨在汇集开展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相关机构的力量，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大局。与此同时，高校及科研院所也纷纷成立了公共外交的研究机构，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除此之外，推进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还有一些非官方智库，影响较大的如察哈尔学会。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提供了网络公共外交的新渠道和新传播方式。据统计，全球网民数达 24.0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34.3%，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到4.29亿，网络新闻的用户规模达到3.92亿①，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网民约占网民总数的80%。网络通过其传播及交互功能渗透并影响到现实社会、政治、军事以至国家安全等领域，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事、2009年伊朗的“twitter革命”，无不说明网络能量的强大。各国外交系统都纷纷利用网站、博客、播客、微博等开展公共外交，美国、日本等驻华使馆都纷纷利用微博与中国公众开展互动交流，网络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各国公共外交的新宠[4]。网站是整合多种网络传播交互工具的平台，如何开发网站的公共外交效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

1 国内公共外交网站现状

为方便讨论，我们首先界定一下公共外交网站的定义。公共外交网站是指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研究、实践及管理的网站，按照功能定位可分为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和公共外交管理型网站。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主要展示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动态，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侧重于实际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公共外交管理型网站则主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法规等指导性文件，统筹协调指导公共外交。

目前，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公共外交网站并不多见。从现有的具有公共外交功能的网站来看，按照主办人（单位）性质可以分为3类：① 政府部门主管的相关机构的官方网站，如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官方网站、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下称北外网站）；② 民间机构开设的公共外交网站，如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公共外交门户网——公共外交网；③ 官方或个人的微博，此类网站内容集中在外交外事活动或理论研究与探索方面，这里不做论述。

前两类网站，以北外网站与公共外交网为例，从内容、受众、功能定位3方面来分析：北外网站主要设置了学术活动、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专家言论等内容模块，网站面向的受众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功能定位上来看，该网站属于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公共外交网包括国内外新闻报道、公共外交理论观点、案例分析、专家介绍、活动报道，环球艺术、公益慈善、外交讲坛等， 内容涉及公共外交活动报道、理论研究、文艺宣传、实践指导等多个层面，网站的受众涵盖国内外普通民众、研究人员、外交外事及涉外机构与人员，是公共外交研究、实践与管理综合型网站。

门户式网站是否适合公共外交，换言之，公共外交网站是要“全能”还是要“专攻”，公共外交的客体主要是外国民众，那么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的受众应以外国民众为主，而实施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本国民众，就是说研究型和管理型公共外交网站应主要服务于国内民众，进一步分析，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的受众以研究人员为主，公共外交管理型网站以外交、外事、涉外及公共外交实践人员为主。所以，不同功能的公共外交网站的受众范围有着比较清晰的划分，内容设置应因受众而异。门户式公共外交网站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面向对象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清晰，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国内专门用来从事公共外交的网站数量少，现有的网站存在功能定位不清晰，内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并且，国内指导公共外交网站建设特别是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建设的研究资料很少（作者以 “公共外交网站”为关键字（或主题）在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为0条，以“公共外交”为关键字并包含“网站”，检索结果为10条，以“公共外交”为主题并包含“网站”，检索结果为16条）。本文对网站内容模块的组织形式及网站推广进行分析，并设计出网站关注度的简易评估算法，以期在推进我国网络公共外交实践方面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2 网站内容选取原则及内容模块设置

（1） 内容选取3原则： ① 不迎合； ② 不灌输； ③ 讲真话。

（2） 网站内容模块可分为5部分：① 人物纵横；② 城乡风采； ③ 媒体聚焦； ④ 域外视角； ⑤ 市民课堂。[5]

3 网站内容组织形式

3.1 多媒体网站

（1） 图文并茂，以文字叙述为主的形式，如人物纵横、市民课堂等模块。

（2） 媒体聚焦模块，为突出真实性，可采用视频的形式。

（3） 外国人在中国、城乡风采以精彩图片配上简短文字说明的形式为主。

（4） 对于突发事件，还可以设置议题，开展在线民意调查。

3.2 文字版网站

建设相应的文字版网站，当终端用户因下载速度受限无法访问多媒体网站时，直接转向文字版网站。

3.3 慎用论坛、微博等开放式网络媒介

纵观国内几大门户网站论坛，其中不乏色情、暴力、恐怖等低俗内容。一些微博信息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谣言、谎言、传言，许多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故意误读、恶意曲解，不少人还以编造、传播这些信息为乐 [6]。诚如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所言：“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7]

如果网站被质疑和虚假的信息充斥其中，无疑会混淆视听。在现阶段网络信息监管机制不尽完善及网络内容过滤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为最大程度地发挥网站公共外交功能、引导网络舆论方向，需慎用微博等开放式媒介。

3.4 网站管理功能的要求

（1） 为考察网站的关注度及影响力，网站应设置浏览统计、评论及评论统计、转发及转发统计功能、引用及引用统计功能。通过数据分析，为网站内容改版和技术升级提供数据依据。

（2） 部分文章应配有英文翻译，方便国外浏览者查阅。

（3） 设置内容审核功能，防止虚假信息及恶意评论的出现。

（4） 设置用户管理功能。除了注册用户的管理，还要记录游客的IP地址、访问时间、访问内容等。

4 网站的推广

网站推广分为“广告语”设计和实质推广两个阶段进行。网站的“广告语”要简短传神，既要体现网站的功能，又能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

网站可从以下3个渠道推广：

（1） 官方推广。网站广告语及域名可在中国驻外机构（如大使馆与领事馆等）及官方的外事活动中，以适当的形式呈现出来。

（2） 民间力量推广。可以借助相关管理部门，通过中国跨国企业经营活动、民间交流活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出国留学、旅游等涉外事务推广网站。

（3） 技术手段推广。可以借鉴商务网站推广方案，这里不做论述。

5 网站关注度评估

只有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和兴趣，网站内容才可以得到有效传播。为评估网站关注度，我们引入访问量变化率、国外受众比率、评论率、转载率、引用率、访客关注度等变量。在给出上述变量的定义前，先说明计算引用到的一些概念。

5.1 计算引用到的概念

（1） 本次评估时间点是指评估时的时间。

（2） 上次评估时间点是指本次评估时间点-给定的时间跨度得到的时间。

（3） 初始评估时间点是指上次评估时间点-给定的时间跨度得到的时间。

（4） 本次时间区间是指上次评估时间点到本次评估时间点。

（5） 上次时间区间是指初始评估时间点到上次评估时间点。

5.2 变量定义

（1） 访问量变化率α1：访问量变化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 上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上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并限定

α1 = 0，if α1 < 0α1，if 0 ≤ α1 ≤ 11，if α1 > 1 （1）

（2） 国外受众比率α2：通过IP地址分析，得到国外浏览者的数量。国外受众比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国外访问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3） 评论率α3：评论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总评论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4） 转载率α4：转载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总转载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5） 引用率α5：引用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总引用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6） 访客关注度N：

N = μ1 × α1 + μ2 × α2 + μ3 × α3 + μ4 × α4 + μ5 × α5 （2）

限定条件为：μ1 + μ2 + μ3 + μ4 + μ5 = 100μ2 > μ1，μ2 > μ3，μ2 > μ4，μ2 > μ5μ1，μ2，μ3，μ4，μ5 > 0 （3）

为突出网站对外传播的关注度，故限定μ2 > μ1，μ2 > μ3，μ2 > μ4，μ2 > μ5。

给出满足限定条件的μ1，μ2，μ3，μ4，μ5值，就可以计算出访客关注度，根据访客关注度的大小，可评估网站关注度的高低。

主要参考文献

[1] 傅莹.为什么公共外交那么重要[J]. 红旗文稿，2010（23）.

[2] 赵启正. 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J]. 外交评论，2009，26（5）：1-3.

[3] 赵可金. 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 韩方明. 中国公共外交：趋势、问题与建议[J]. 公共外交季刊，2012，9（1）：8-16.

公共交通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50文献标识码： A

正文：

交通运输政策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对交通的规划、建设、养护和运营管理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针，具体体现在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具体文件中，目标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提高交通运输的投入产出效率。

国家通过制定交通运输政策，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改善交通运输发展的不平衡，实现交通运输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利用一切手段来实现运输的高效与安全，一方面可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也可以为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便捷之处。最重要的是，现在交通运输已经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大气污染、温室效应，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等，我们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交通运输政策来减小或消除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影响，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1.三大理论的认识与分析

1.1运输公共产品特性分析

运输产品在一定条件下拥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复合特征；运输产品未达到拥挤点之前，运输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点，是公共物品；运输产量达到或者超过拥挤临界点时，运输产品的“公共性”开始弱化，私人产品的特性开始加强。

我们在制定交通运输政策时，需要根据不同运输方式和设施的公共性，结合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产品制定出不同的政策。

1.2运输业的外部性分析

交通运输的正外部性会拉动地区经济的增长，促进商品的流通，增加就业机会，通过收入的增加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再次促进交通消费的增加，达到良性循环。同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减少运输的时间成本和实际成本，从而获得一些额外的收益。

交通运输的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在途时间损失、能源消耗增加及机械磨损增加、环境污染增加等方面。运输业存在外部性，导致运输市场的无效率。因为运输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在决定运输供给和需求时并没有考虑其行为的外部效应，所以，在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均衡并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最大化。

1.3交通运输的自然垄断特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是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特征，需要大量的“沉淀资本”，具有单位成本递减的性质，从总体上说有自然垄断的特征。但并非交通运输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因此，在制定相应的交通运输政策时，我们应该对交通运输业中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业务进行规范，防止或者消除自然垄断现象的产生。通过有效竞争使竞争和垄断协调起来，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取得竞争和垄断的平衡，为交通运输业的正常发展创造条件。

2.欧盟交通运输政策的分析

2.1公共产品理论

2002年12月在尼斯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中一项有关共同经济利益的服务声明中，特别强调了交通运输服务的重要性。该声明认为：“现在非常需要明确对有关共同经济利益的服务的资助方式与申请国家援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根据86(2)条款，要确认对那些因共同经济利益而导致的额外成本进行的补偿是否合理。”最近，欧洲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内陆航运的新建议，在通过管制竞争保护公共运输服务的透明度、质量和业绩的同时，开放市场。相关法规的草案规定，国家或政府应当注意保证适当的公共运输服务的供给，这些公共运输服务应满足最低标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针对交通运输业的公共产品特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2外部性理论

欧洲理事会哥德堡会议上强调，应该“解决交通拥堵不断恶化的问题，并鼓励使用环境友好的运输方式”。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欧洲共同体的行动方向，发展多式联运通道，对货运和高速客运网赋予优先地位。欧洲委员会要为主要的欧洲线路提供交通管理计划，充分利用既有能力，保证项目选择的综合平衡。

交通运输业的外部性还表现在它会引起交通安全事故，《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共同体提供了在公路安全领域内建立工作框架、采取一些措施的法律手段支持。1997年，瑞典在全国范围内采纳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公路零死亡和零重伤”计划。该计划涉及到所有相关领域，地方政府和公司能发挥主导地位，同时对公共系统的改造也降低了事故的严重性。2001年1月17日，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一些建议，督促成员国统一将汽车司机血液酒精含量最大值定为0.5mg/ml，经营性司机0.2mg/ml的规定。另外，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要求客车中的乘客使用安全带，并且规定了安全带的技术标准。而对于限速以及使用新型的检测监督系统的研究政策也将尽快出台，全面保证交通运输的安全以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2.3自然垄断理论

关于基础设施融资，欧洲委员会提出如下计划：改变泛欧路网的融资原则，对跨越自然障碍的过境项目和在候选成员国边境的项目，欧洲共同体的最大资助比例将提高到20%；建立起欧洲共同体的一个融资体系，将竞争线路的收费收入分流一部分，用于新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铁路的建设。关于技术规则，欧洲委员会提出如下计划：对那些属于泛欧路网的公路和铁路隧道，协调其要达到的最低安全标准；在泛欧路网中，制定指导原则，确保收费系统的互通性。

由于国家预算提供的资金很少，实行公司合营的可能性有限，因此可以考虑以各线路基础设施使用费收入的总额为基础，创新筹资方案，在新的基础设施产生运营收入之前，必须充分利用整个地区或竞争线路的通行费或使用费收入，组成国家或地区基金。

结论：

通过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自然垄断理论等的认识与分析，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交通运输政策制定的必要性。然后通过分析欧盟的交通运输政策，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这三大理论在交通运输政策中的体现，这将有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交通运输政策，建立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体制，促进我国运输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尹震.中国西部的区域交通发展政策研究.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2

公共交通论文篇10

20世纪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将人类历史带入到一个全球化传播的时代，大众逐渐成为传媒的重要力量，公共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空间，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哲学视域里，它是一个介于“市民社会—国家”之间的、面向公众开放的、追求公共利益的、通过言语交流已形成社会舆论、以媒介为平台的社会性的交往和批判空间。公共性是公共传媒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正义的价值理想是公共传媒的旨归，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批判和干预是其政治哲学功能的重要方面，对构建现代民主政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公共传媒的历史生成

（一）公共传媒的雏形

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从事信息收集、处理、传播以影响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政策的形成的公共领域形式，公共传媒的活动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从历史角度分析，公共传媒的诞生有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是在一定的经济背景及政治环境的需要中应运而生的。

从历史形态上看，公共传媒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变动的、具有外在结构的公共空间。中世纪西欧，为了商品交换发展，商人了解远方经济贸易情况的需要，首先催生了以邮政和出版为主要形式的信息交换的发展，出现了手抄新闻信及基于集市贸易的不定期和定期的新闻印刷品。1609年，索恩在德国出版了《艾维苏事务报》，每周出版一次，这是世界上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不久，报纸在欧洲流行起来，最初的邮政和出版首先成了公共传媒的雏形。从17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以刊登教诲文章、乃至批评和评论文章为主要内容的杂志。例如有萨罗（Deny de Sallo）主编的《学者杂志》、门肯（Otto Mencken）主编的《知识学报》，以及托马修斯（Chr.Thomasius）主编的《每月评论》。到了资本主义重商主义阶段的17世纪中叶，日报出现，虽然“发表出来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而没有什么使用价值”， 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发表，正如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信息交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商品交换的要求，信息本身成了商品，是有价的，可以增加收入。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 随着私人信息变成新闻，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形成了报刊、新闻之类的公共传媒。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读书会也建立起来。英国的咖啡厅、法国的沙龙和德国的桌社成为文学领域中的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虽然公共传媒的公开批判活动遭到了政府权力的干预，新闻媒体很快被政府当局用来维护其统治，从而使报纸成了官方公报，然而，公共领域内的公众阶层（即市民阶层，主要由政府官员、医生、牧师、军官和教授、学者、教师和撰稿人组成）已经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并开始反对公共权力的干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只要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工具的功能有所转换，公众就完全能够接受这一挑战。” 他们开始就商品交换和社会生活领域中涉及的规则问题进行讨论，并将这一私人讨论的意见向相关公共权力部门诉求和交涉。这一市场经济发展中萌芽的政治讨论手段，即形成了公开批判。这种公开批判一方面是公共传媒的早期存在形态，另一方面，锻炼并造就了公共传媒的主体，塑造了依赖理性并关注公共事务的公众阶层。

（二）从文学领域中的公共传媒到政治领域中的公共传媒

随着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发展壮大，这些早期的公共传媒已逐渐不甘于仅在狭小的经济生活中担当传递商业信息的简陋行当角色，而是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聚焦点从艺术和文学到政治，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用以表达政见、宣传政见、夺取政权的言论武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的，公共领域中的代言人——艺术评论员出现了，哲学也变成一种批判哲学，市民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并认为公众舆论应当是普遍而抽象的法律要求的唯一合法源泉，出版界和政府之间通过报刊展开了持续的对抗。在英国，《Public Advertiser》的《朱利厄斯书简》从1768年11月21日到1772年5月12日陆续刊发文章，指责国王和政府高官的政治关系和从事政治阴谋，成为公共舆论批评的样板，被称为“现代舆论的先锋”；在《Tatler》在这本刊物中，公众关心的贫民学校和慈善活动、教育改革和市民德行、批判及提倡宽容等公共事务成为讨论的内容，主编艾迪逊也把自己看作是风俗和道德的“检察官”。报刊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发挥了空间交流的作用，成为公共传媒的重要中介。从18世纪中后叶开始，法国哲学家也参与进来，他们的批判也更多地从宗教、文学、艺术方面转入到经济、政治领域，法国第一批公共舆论者成长起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将这一没有政治职能却具有着政治批判意识的公共领域发展起来，成了市民社会通过批判追求公共利益的场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提出，“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最可贵的人权之一”“通过书刊或其他方式交流思想和意见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 至此，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价值观念的公众，并积极参与到政治权力的监督和批判中，形成了理性至上的公众舆论理念，传媒素质得以培养，为现代社会公共传媒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观念、价值和构成基础。

（三）现代公共传媒的迅猛发展

随着20世纪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传媒出现了商业化倾向，关注公共事件的延期报偿新闻不断被事故、娱乐、体育、人情味故事等即时报偿新闻排挤，“文化批判公众”也逐渐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报纸上的广告空间成为商品进行买卖，权力落入财团和政治霸权者手中，报刊的文字批判和政治批判功能逐渐成为“政客制造明星与财团制造商业利润的工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的媒介形式出现，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传媒将人们带入了新的信息时代，报刊、广播、电视、杂志、图书馆、各种民间和官方的信息团体、难以计数的网络平台、个人通过计算机联结起来，形成了全球性的巨大信息网络，大量的信息通过这一网络即时传播和存储。可以说，“互联网络以光速向全世界传播大量信息，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媒体，互联网的信息存储、传递以及电子商务、多媒体等功能迅猛扩展，各种交往形式如博客、社区、论坛、聊天室、公告板等为公众参与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更加平等、自由、开放的空间，从而为捍卫公共传媒的公共价值原则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介的传播方式更加立体化、传播手段更加多样化、传播时效更具即时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化、参与主体更加多重化，这些新特点使网络传媒对社会渗透方面也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体，从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形成与发展对公共传媒的机制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公共传媒的价值意蕴

公共交通论文篇11

“新公共外交”拓展理论与历史深度

2016年，学术界在有关公共外交的概念或理论的研究中，主要关注非政府层面即公民社会成员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外交”理论内涵的变化。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David Fitzgerald在对Geoffrey Wiseman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孤立或参与：敌对的国家》的评论中总结：公共外交的内涵包括三部分，国务院层面做出的公共外交、政府各部门的公共外交努力以及政府以外民众的公共外交举措 。

不少学者⒄庖槐浠了的公共外交称为“新公共外交”，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做出了分析。Elena Gurgu， Aristide Cociuban认为“新公共外交”的产生有三个原因：1.全球化导致信息传播范围扩大； 2.信息传播助长了公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和监督意愿；3.民主国家数量增多导致民众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度降低，政府需要致力于关注国内舆论和推动公共外交 。①Yvind Kalnes， Eva Baky则以影视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公共外交发展状况，并指出新公共外交的发展加大了国际事务的不可预测性。“新公共外交”的大量参与者既然非政府成员，获得充分了解政府政策的可能便是其产生作用的前提，这就强调了“新公共外交”实践的双向互动要求。DB Wharton总结了“新公共外交”诞生的约15年，指出其包含的三个要素，即公众参与、双向交流和社会化媒体的崛起②。双向交流成为了这一年公共外交研究的关键词。

因此，美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在学术界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不少负面评价。Foad Izadi在《美国的公共外交：一个理论论述》中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缺乏道德合法性”，往往是单向的信息灌输和形象塑造。文章用霸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奠定了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新的理论框架，明确指出良好的公共外交需要双向的交流互动。在围绕《穆罗的冷战：肯尼迪政府的公共外交》③一书展开的讨论中，Ray Niekamp认为虽然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宣传”一词被“公共外交”代替，但美国早期的公共外交仍与政治及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密不可分 ，Liyoon Karen Han等学者亦在对美国公共外交案例的研究中认为其公共外交模式基本属于单向输出，不符合新公共外交时代的双向交流互动的需求。

同样的结论出现在对俄罗斯公共外交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其公共外交做法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倾向于选择与亲俄的公众建立良好互动而避开其他敌对的人群，这导致它在推动与他国的伙伴关系的努力上具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削弱了其公共外交活动的影响力，导致其难以说服原本不亲俄的人群④。

新媒体重塑公共外交研究热点

2016年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越来越多基于新媒体平台展开。其中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案例分析的形式，还有不少将不同国家的公共外交案例做了对比分析。

（一）新媒体公共外交

新媒体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的媒体外交而言的。社会化、网络化媒体出现后，公共外交的渠道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媒体公共外交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今年对新媒体外交的研究，既有宏观的对社会整体形势的探讨，关注新媒体外交的形成原因和影响，也有针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关注这一公共外交手段应用的过程和效果。研究的具体对象已从对新媒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情况的现象描述，转变为深入探讨新媒体的特性以及应如何推动新媒体外交的发展。

Zhao Geng研究了美国大使馆的微信公共账号，发现其对中国的民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同时，他认为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日益体现，是一种有益补充。Yong-Seok Choi， Hyo-Mi Kim进一步给出了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逻辑，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可以充分展示一国的文化内容，而公众对公共外交涉及的具体文化内容的喜爱程度影响其心中的该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则影响其对国家品牌的喜爱度和忠诚度⑤。

传播革命改变了公共外交的范式，区域媒体的崛起为小国提供了挑战大国信息权威的机会⑥，但这并不一定总是带来好处。Miriyam Aouragh的《Hasbara 2.0：数字时代的以色列公共外交》解释了互联网在巴勒斯坦是一个反政府信息传播的空间、但在以色列则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以色列的哈斯巴拉项目意在转移国内外的公众舆论，但事实上对其公共外交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反而强调了其暴力殖民的形象 。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是新公共外交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新媒体外交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形成的原因。但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仍局限在针对传统媒体外交的研究方法中，针对单一国家或者单一案例做实证分析，而没有考虑到新媒体外交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当前的公共外交不再仅仅是一国的公共外交，而应当认为已经成为多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复杂交流（示意图如下）。

Seow Ting Lee和Julian Lin关注到了这一点，在研究方法上做了很好的尝试。在他们的研究论文《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的一种集成方法：对美国、中国和新加坡五年的政府信息的分析》中，他们指出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以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公共外交的手段之一。2008-2012年间，美国、中国、新加坡三个国家的政府在线了13，714条公共外交文本，但在大多数话题上的立场并没有一致性，这显示出公共外交的单向性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合作面临障碍⑦。

（二）文化教育外交

与媒体公共外交一样，文化教育外交也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议题。2016年的研究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有中、俄、美、澳、日、欧盟等。

汉弗莱计划、孔子学院等是以往研究的热点，去年对孔子学院的研究热度比往年有所降低，但仍有不少关注。Yuxiang Du对中国在134个国家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的收效予以了肯定，不仅称这是近年来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外交努力，还通过研究指出与非孔子学院学生的人相比，孔子学院的学生在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时并不会轻易改变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zhengjie Yuan等则批评孔子学院在政治立场上踌躇不前，认为中国并未通过孔子学院的发展获得显著的全球利益，并且认为从孔子学院的运营管理受到各种限制可以看出，中国在管理全球文化网络上还没有足够的经验。

@两年，对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者项目和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项目的建立，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提升软实力、加强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举措，是教育角度的公共外交的持续努力的体现，有了这两个新的项目后，中国将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⑧。

除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外交以外，学者们还关注了欧盟在东亚所做的外交努力――2004年以来欧盟在东亚建设了11个欧盟中心并开设了两个项目⑨，以及俄罗斯为促进教育角度的公共外交――大量招收国际学生并有意识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理念的传递中遵循其政治理念。学者认为，俄罗斯很明显地将独联体国家作为其推广高等教育和招募国际学生的主要“目标受众”，这符合其对外政策。俄罗斯的公共外交尝试有助于改善其负面的外部形象，国际学生在回国后将充当“俄罗斯外交官”的职能⑩。

（三）文化活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

从对公共外交的内容的认知理解上看，文化外交是最符合人们对其认知的一类，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也最包容的一类，同时也是研究最多、关注点最广的一类。因为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在研究中也往往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2016年学者们就关注了美国、印度、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耳他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外交。他们认为，不同于立竿见影的媒体外交或文化活动、体育外交，文化外交的作用是渐进的。要获得期望的公共外交效果，需要较长的周期和花费较多的精力。不过，文化外交的效果持续性极强。因此，Deepa Anagondahalli，LinZhu指出，在外交谈判时可以通过一国的文化形势对其态度、立场做出预测，以文化外交应对文化孤立，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外交危机并促进良好交流效果的产生 。

具体地，Theodora Dragosti nova研究了冷战时期保加利亚的文化输出对美国国内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其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惊人的公共外交成果 。Erman Akilli，Federico Donelli从土耳其与古巴关系的例子研究土耳其对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软实力外交战略，可以认为土耳其对加勒比地区的公共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增加了其在当地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并指出“清真寺外交”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外交形式 。Viktorija Car等人对宝莱坞文化的研究表明，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艺术打造国家和民族品牌，并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软实力外交的象征。但是，这一经典文化的传播却导致克罗地亚学习社会科学的大学生们形成了对印度的刻板印象11，这是传统文化时常会面对的尴尬场景。

文化外交的一个子议题是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这类活动可以比一国的政府、民众等实行的公共外交活动更有效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去年，有两位学者专门针对青年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做了研究。Rohollah Modaber认为，青年非政府组织通过超越国界的福利和慈善计划，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文章《利用青年非政府组织开展的青年外交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说，青年间的交流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民族冲突、移民、疾病蔓延等话题上加强全球合作。Saeed Sarabi据此补充研究认为，对青年非政府组织，为他们提供国际交流项目支持可以有助于利用其向他国传播本国文化，进行公共外交活动 12。

此外，有学者呼吁从文化产品的接受角度讨论文化外交的效果。David Clarke指出，尽管我们都了解文化外交对展示和强化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都忽略了他国对本国文化产品的接受程度，而只关注输出的过程。如果可以更多地关注和引导文化外交的接收，促进公共外交的对象国主动、宽容地对本国的文化外交作出积极反馈，可以实现更好的公共外交效果。

除此之外，2016年数个国家推动了在社交媒体上有针对性地消除恐怖组织的宣传影响的努力。去年，有学者重点关注了恐怖组织的“公共外交”手段，尤其是借助新媒体平台，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了分析。Moran Yarchi在《恐怖组织对公共外交的利用：限制与冲突》中研究了不同的恐怖组织在宣传的方式和具体信息类型上的异同。研究针对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斯兰国这四个被广泛声称的恐怖组织的“公共外交”手段展开。这项研究表明，与国际社会处于全面冲突状态的恐怖组织会尽量避免直接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接触，但仅有有限冲突的则更善于使用公共外交手段宣传自己 。

更具w的案例来自“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它通过媒体及其他传播手段信息，提高自己的曝光率并设置议程框架，塑造自己的“国家品牌”以吸引与其价值观相近的公众，并最终帮其实现招募支持者的目的13。其社会交际策略与当前国际社会通用的公共外交策略十分类似。

中国的新媒体公共外交继续受到关注

多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公共外交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针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分析讨论占比较大，针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关注较少，区域关注度不平衡。2016年，这种现象有所改善，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数量增长明显，针对上述三个大国的研究亦不再话题过于集中。比如Jad Melki，May Jabado研究了西班牙上世纪60年代就通过举办展览进行了公共外交的尝试的案例，说明了公共外交在一开始就并非只适用于民主制政体。同样地，Ellen Huiigh的研究显示印度尼西亚在从一个“独裁国家”转变成一个新兴的民主力量的过程中，其公共外交模式也在不断发展 。另外一个案例是波兰，Beata Ociepka将波兰描述成一个从西方广播政治宣传的对象转变为传播者本身的国家，通过Belsat TV向白俄罗斯的民众传达信息，成为代替其国内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种媒体的努力是成功的，波兰在传播中也充分结合了自己国内的历史，成为公共外交的典型 。

中国作为公共外交的新兴国家，同样受到高度的研究关注。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尤为关注，因此大部分围绕软实力建设的研究都以中国作为案例。比如Claude Zanardi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战略文化具有二重性，即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包含孔子学院和海军建设两部分，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增强国内凝聚力、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避免苏联只注重打造国家硬实力方面的错误14。但是，整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以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努力的评价仍然存在刻板印象。Paul SN Lee认为自从2012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来，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从强调和平崛起的意愿向争夺国际话语权转变；Jan Servaes提出中国梦不允许自由议论，中国的公共外交策略带有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 。

Cao Wei研究了2005-2012年间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在不同国家的收效，发现其在俄罗斯得到了明显成效，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则没有明显体现，在德国甚至表现出负面影响。“与之相对的，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比公共外交举措更大地改变了他国对其的印象，尽管这往往是负面的改变”。

在区域上，典型的文章是Catie Snow Bailard在《中国在非洲：中国传媒的扩张对非洲舆论的影响分析》。她认为2006年，中国政府为提升在非洲的软实力而策划实施了一项媒体发展计划。该学者对比了2007年和2013年的数据，认为在其关注的非洲的六个国家中，中国的这项公共外交努力取得了期待的成效。Yu-Shan Wu对中国媒体的努力效果则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尽管中国试图为其公共外交的努力营造一个广泛适用的环境，它对非洲大陆的动态变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考量，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在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有潜力也有局限15。

对于中国的新媒体活动，海外也有较多的关注。比如，相比较往年谈及中国的新媒体外交首先出现的平台是微博，Zhao Geng在《美国在微信公众号上对中国的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微信已成为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中国民众中开展公共外交的新平台。这是将微信作为新媒体外交研究的主角的创新研究。Zhao Geng通过研究美国大使馆的微信公共账号，发现这一公共外交手段的影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这是以往未被指出的社交媒体的公共外交影响特点――其他的公共外交途径如传统媒体、文化教育、体育活动等都难以做到浸润式的影响，社交媒体的强互动性帮助其实现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2016年的国际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数量多、内容范围广、重视区域平衡，质量较往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在去年的国际研究中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关的公共外交努力没有被作为公共外交的研究对象，大部分研究――无论针对中国或他国――是对已有案例的分析论证，缺少前瞻性的内容。不过尽管如此，今年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为之后的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讨论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向和话题，如新公共外交理论下国际事务的不可预测性和国家谈判策略立场的可预测性，如新公共外交实践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双向互动甚至多向互动交流以实现公共外交努力的预期效果等。

「注释

①Elena Gurgu， Aristide Cociuban， New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eople， 5.3 （2016）： 46-56.

②DB Wharton， Diplomacy and Dialogue for Stability in Africa：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Bruce Wharton，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40.2 （Summer 2016）： 49-55.

③Gregory M. Tomlin， Murrow’s Cold War：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2015.

④Thomas Just， Promoting Russia abroad： Russia’s post-Cold war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diplomac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ol. 22， No. 1， 82C95.

⑤Yong-Seok Choi， Hyo-Mi Kim，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Diplomacy with Social Media on Country Image and Country Brands -Focusing on Cultural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 Contents Association， Volume 16， Issue 3， 2016， pp.426-438.

⑥Marwa Fikry Abdel Samei，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Clash of Satellit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4， No 2 （2016）.

⑦Seow Ting Lee， Julian L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Relations： A Five-Year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Subsi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16.

⑧Emily T. Metzg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s Public Diplomacy Tools_ China-Based University Program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6， Vol. 20（3） 223C241.

⑨Hungdah Su， EU Public Diplomacy in Asia： A Case Study of the EU Center in Taiwan， Asia Europe Journal， 14.3 （September 2016）： 337-351.

⑩Sirke M？kinen， In Search of the Status of an Educational Great Power？ Analysis of Russia’s Educational Diplomacy Discourse， Problems of Post C Communism， 63.3 （2016）： 183.

11Viktorija Car， Lidija Kos-Stanisic， Zrinka Viduka， The Limits of Soft-Power Public Diplomacy： Consum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Bollywood movies among Croatian students of media，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eorija in Praksa， 53.5 （2016）： 1213-1235，1277.

12Saeed Sarabi，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outlook and development document of Ira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NGOs， Journal of Current Research in Science， Supplement， 1 （2016）： 553-559.

公共交通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7-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1]。美国国务院编撰的《国际关系词典》这样定义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另外美国学者汉斯・N・塔克（Hans N.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外交张略的总体需要。

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关于公共外交，国内研究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2]。同时他还进一步阐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议。”从上述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简单来讲，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针对他国民众而进行的，为了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活动。

二、中华文化走出战略的必要性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党对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视，更显示出我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本质上是我党的一种文化自信。

其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国内学术界只是一部分学术论文或者政府文化领域的官员稍有论及。而且在这些学术论文或政府官员的论述中，都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但却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之处。譬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3]。也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上定义了走出去战略，如“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是指，本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突破本土的界限满足他国文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它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输出模式，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文化合作、本土化经营三种模式”[4]。而骆玉安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5]。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对什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一国政府或团体，为了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传播而实施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

首先，从文化自身特性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凸现出来。重视文化的软实力特性，是一个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

其次，从国际大环境的外因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地依靠“硬实力”进行竞争，那么软实力就悄然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譬如，生活方式、语言、电影、歌剧等等，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从中国需要与世界加强沟通的内因来讲。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优良的中华文化必须让更多的他国普通民众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运用

在国外，很多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广泛实施了公共外交战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机构来承担公共外交任务。这样的国家很多，譬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英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执行机构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BBC国际广播执行部门的代表等组成的公共外交战略会议，“其中英国文化协会是为促进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承担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任务”[6]。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文化交流事业，以促进世界对英国的认识，增进英国和各国的相互理解，强化英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人员交流和活动开展文化事业。

其次，开展由政府主导的或者支持的文化“走出去”的交流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配合一定的外交目标和政策而制定，通过设立某些文化交流项目为政府的外交目的服务。美国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其主要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主要有美国的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事务局负责。此外，欧美等国在开展文化走出去战略时，更多地调动了广大的民间力量，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开展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潜移默化地输出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民主模式等等。

最后，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化组织中可以体现出来。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有利于各国推广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助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衷也是一致的。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20世纪80年代，来自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阿曼都布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多次拒绝美国对该组织的掌控。于是美国于1984年12月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在2002年9月美国又宣布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美国之所以要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意识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四、小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要开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公共外交战略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是经过许多国家的实践论证过的。虽然目前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所采取的公共外交战略初显成效，但是与欧美等国在该领域所取得成就相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战略性的准备，在开展公共外交和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会处于被动的局面”[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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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启正.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J].对外大传播，2007，（4）.

[3]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与模式探讨[J].东岳论坛，2010，（10）.

[4]茹静.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6][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