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1

2010年5月6日至13日，我们台州市礼宾协会9名同志组团赴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活动。整个行程环绕台湾岛一圈，经过台北、台南、高雄、台东、花莲等多个大中城市，重点考察了城乡建设、历史文化、文明礼仪等等，短短几日，我们收获很多，感触很深。

一、书香熏陶的社会文明

与大陆相比，台湾并没有太多宏伟建筑和壮丽山川，因此去之前，听许多去过的朋友将其评价为并不好玩的“乡下”。然而，当我们走过一个个城镇和乡村，目睹整洁的街道和绿色成阴的村寨时，却别有一番感受。

这种宁静、内敛、精致的城乡气质，源自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并没有对原有的城市规划大修大改，而是在此基础上稳步改进。再加上台湾法律保障私人土地所有权和物业，客观上保护了台湾城镇的历史文化基因。而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在台湾各大城市的中心街道，座落着众多的大型书店，这些相互守望的书店招牌成了台湾城市的文化名片；在各大城市奢华的商场、百货公司里，也为书店保留了一席之地，向世人展示着台湾的书香气息并没有被商业社会所淹没。

浓郁的书香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文明的养育。台湾普通民众给我的印象是安静有礼、遵守秩序、尊重规则。在餐厅、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很少听见台湾人大声喧哗甚至相互争吵。商家推销产品也是彬彬有礼、点到为止，绝无蒙骗强卖之虞。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曾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台湾议会相互争斗、游行示威大打出手的暴烈形象，展示了台湾基层社会的文明程度。

    二、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

    台湾的文化有其多元化的一面，原住民文化、近代西方海权文化、闽粤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欧美政治文化等，都是台湾文化的源头，都曾被接纳到台湾文化之中，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元素。

    从政治文化上看，台湾有100多个政党，既有执政党又有在野党；从宗教文化上看，东方的道教、佛教、妈祖与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并存；从礼仪文化上看，台湾民众见面后互致问候、讲究人脉关系、强调孝敬父母、尊重师长，都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真实反映，大饭店里大多摆有《圣经》，讲究西方民主法制的生活习惯，又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礼仪文化痕迹。而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深度弯腰鞠躬礼节也  仍有不少台湾人在使用。

    然而，在这些中西占今文化的大拼盘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是主色调。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了中国传统，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尤其是台湾岛上的漫天神佛，五步一宫，十步一庙，儒释道一应俱全，传达着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断裂的强烈信  号。在台湾著名的中台禅寺，“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的四箴行，已深入人心，成为台湾民众的礼仪要求和行为准则。

    三、赋予礼仪文化以现实生命力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古重视礼仪文化建设。“礼”起源于祭神祈福，之后融入原初的是非善恶、长幼尊卑等社会道德价值和伦理关系，礼仪也从一“种生活仪式，上升到伦理道德高度。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2

这次实地考察历时8天，行程3500公里，参观考察了张掖、肃南、酒泉、嘉峪关、敦煌、安西、山丹、武威等市县的十几处历史文化名胜和相关的几个博物馆，同学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做了详细的记录。国家重点研究所负责人郑炳林教授一路上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随时给同学讲述沿途的历史和地理沿革以及到下一个目的地应关注的主要问题，使同学们对这次考察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产生立体的印象和概念，同时也使学生在参观每一处古迹时能够有的放矢，有效利用并不充裕的参观时间。但这8天只是本次实习的主体部分，而整个实习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就分阶段回顾一下这次实习的全过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

在系里确定了目的地和出发时间以后，决定由历史系主管教学工作的乔健副主任担任这次实习的领队，全面负责实习各方面的工作。在乔健老师的部署下，准备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从四月中旬开始，在2000级本科四个专业中开展了多次动员，说明这次实习的目的和意义。随后在对这条线路相当熟悉的牟范书记和冯培红老师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行程表，确保在外期间每天都能够劳逸结合，使大家不因旅途劳累而影响参观考察的效率，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从而有效利用有限的经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出发前一个月，请在敦煌学及河西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杜斗诚教授给同学们做了专题学术报告，重点讲解此次实习参观的石窟寺的历史沿革、保存情况、研究现状及其主要的艺术特点和史学价值，使同学们对参观考察对象有了初步的、总体的认识。同时要求学生们根据各人的兴趣和长处自愿组合，三到五人组成一个实习小组，确定本小组在这次实习中的主要工作任务以及人员分工，结合老师们的讲解和自己平时的积累，制定本小组在各个参观考察地点主要关注的问题和研究主题，并围绕确定的主题进行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为实地参观考察做充分的知识准备。在出发前一周确定了人员名单，根据人数和专业建立三个大组，每组选定一个组长，负责协调本组全体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准时、统一地行动，也确定了同学、组长和带队老师三个层次之间的双向联系方式，从制度上严格保证在外期间所有人员的安全。临行前几天，乔老师、牟范书记和办公室陈吉平主任订好了车，预订了所有日期的住宿床位，并且多方比较，尽可能找到既安全卫生又价格便宜的旅馆和招待所，使更多的经费用于同学们的参观考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临行前一天晚上，由郑炳林老师对各个参观考察对象做了整体讲解，指出同学们应关注的要点。乔健老师多次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细致周到地布置了衣食住行方面的安排。

第二阶段：实地参观考察

2003年7月3日清晨7时，实习队伍整装待发。系党政领导一起来为大家送行，教务处处长张振国老师也亲自到场做了简短但却切中关键、寓意深长的讲话，这更使同学们振奋不已。

7月3日实习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新河驿长城。在此之前已经看到了绵亘数十里的长城，汉长城在北，明长城在其里，两者相距10～80米之间。这些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宏大建筑现在已变成了一段段矮墙。第二站是本次实习第一个重点考察对象——张掖大佛寺及山西会馆。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明清时期屡有修缮。该寺建筑布局基本上是常规的佛寺模式。殿外门东西两侧有青砖浮雕经变画两铺，分别描绘了释迦生前于其太子祗树给孤独园内精舍说法和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菩萨所在西方净土的场景。作为经变画，这两铺同敦煌等河西石窟壁画有一脉相承的因素。有同学将其进行对照，对许多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佛之禅定印与榜题“说法图”相违；灵鹫山说法同榜题“西方圣境”相悖；观音大势至的和尚装亦异于他品等等。大佛殿内卧佛一身，弟子十身，菩萨二身。卧佛是该寺最著名也最具研究价值的文物，较之犍陀罗佛教雕塑及河西其他佛涅槃像，其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摩耶奔丧、迦叶抚足的表现；没有阿难昏于床前或沉思冥想之情景；没有世俗僧众痛苦流涕及拔发剖腹割耳等古印度习惯之刻画；也没有婆罗双树这一象征性植物之塑造。卧佛身后十弟子皆双目圆睁，表情木然。郑炳林老师给同学们详细讲述了涅槃经变所依托的经文及其表现形式，并着重指出卧佛手足处所立菩萨身上所着乃明朝服饰，这是辨别年代的一个重要方法。

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后，历代皆依此为范本修史，构成所谓的正史系统，至清代则有二十四部之多。作为研究古代史的骨干材料，正史在史料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史的缺陷也多，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这样的修史体例主要将注意力放在社会上层，因而正史也曾一度被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就相对限制了现在史学家们对古代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普通民众的研究更多的要借助所谓的野史来进行。7月5日考察的魏晋壁画砖墓则是一种对这类研究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史料，它以鲜活的方式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首先这座墓向大家展示了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习总结报告 魏晋时期墓室的基本形制，对了解当时的丧葬习惯和古人的生死观有重要意义。其次，墓室室顶覆斗式结构的应用，对于理解佛教传入中国后我们的先人对其进行的创造性发挥，是一个明证。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这座墓室中的砖画，这些砖画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有农作、畜牧、蚕桑、狩猎、宴饮等。对于墓室室壁上多次出现的三或四个颜色不同的圆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成的图案，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同学们对此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和各种各样的推测。这些砖画的价值不仅在绘画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成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原始材料。参观结束后沈祯云老师对同学们说：对这类材料的分析解释必须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历史的学习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没有对研究对象在整体上的深入把握，没有对其他相关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等学科中有益因素的借鉴，我们的历史研究将永远停留在对表象的浮泛描述上，史学的认识功能将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难以焕发新的活力。

在结束了对魏晋壁画砖墓及博物馆的参观后，车行不久就到了嘉峪关。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起点，也是长城全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关隘，素称天下雄关。其关城由内城、瓮城、罗城、外城及城壕组成。其中西侧罗城向南有“明墙”延伸至祁连山下讨赖河畔；向北有“暗墙”隐伏至黑山半山腰，明墙暗壁相合，构成了关城西城墙。两边高山与峡谷相峙，关居其中，实可谓“天下第一雄关”。同学们全面参观了关城，认真聆听并记录了讲解员的详细讲解，许多东西都是大家平时在书上看不到的。对关城的参观主要是让大家详细了解它的形制以及各部分的功能。接下来参观了长城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全面、系统地展示长城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同学们兴致极高，不停地向讲解员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不得不把下午的出发时间推迟一小时。大雨滂沱中，同学们恋恋不舍地上车，向敦煌进发，到达住地时已是繁星满天。

7月6日清晨，从敦煌市走了不多时间就看到了令人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同学们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一天是带给同学们太多收获、极大震撼却也不无遗憾的一天。莫高窟主体洞窟主要分布在南区，现今共保存492个洞窟，壁画逾45000平方米，圆塑2500尊，影塑1000余身，时间上跨越北凉至元等朝代。这里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了当时佛教艺术的顶尖水平，同时由于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清楚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时代特色。另外，藏经洞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我们这次主要考察了上启北魏下至宋、西夏时期的10个洞窟，每一窟都是那个时代的极具代表性的精品。

接下来参观北魏257窟，此窟价值非同一般。该窟保留了早期洞窟的一些风格。首先它是一个中心柱窟。此窟制乃由印度支提式洞窟发展而来，供僧众绕行礼拜讲经说法之用。然而古人对这种外来风格进行了不小的改造，以适应当地大众审美情趣。首先表现为中心柱前方为人字披，后方为平棋图案。人字披采用浮塑的方式显现木椽，外涂土红。中心柱呈方形，四周塑有佛的“四相”。其次，此窟内有著名的九色鹿本生故事和沙弥守戒因缘故事。在莫高窟，九色鹿本生故事仅此一例，价值颇高。同一题材，在古印度佛教雕刻作品和克孜尔石窟中有较多刻画。沙弥守戒因缘故事出自《贤愚因缘经》，内容广为人知，但对绘于南壁下方的用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通常观点认为，北魏时期，佛寺日盛，所剃度之僧尼甚众，然亦因管理不善等原因，僧尼中存在不守戒律的行为。沙弥守戒因缘故事的绘制主要作为一种典范，以教育启示僧尼。绘画对经文具有阐释作用，这对以往讨论激烈的佛经与经变画的关系的理解有一定帮助。

刚进入北周427、428窟，就让同学们着实惊喜。不仅因为那铺富有代表性的降魔变，也不仅因为东壁门南北两侧的萨埵太子饲虎图和须达拏本生故事，最重要的是在入窟一刹那看到了“小字脸”，这让许多对壁画感兴趣的同学对它的疑问释然而解。工匠们为了能够鲜活地表现人物的立体感，采用层层晕染的方法勾勒。为表现人物鼻高及眼睛清澈，往往在这两处涂白。而所用颜料经过千百年的氧化，脸部除鼻和双眼处皆变成了黑色，于是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特征鲜明的“小字脸”。另外此窟虽为中心柱窟，但前部人字披浮塑木椽已简化，直接采用平涂方式，椽间绘以人物及花卉装饰。427窟展示了北周及隋朝造像和选材的特点。在造像风格方面，这是一个由早期古朴向盛唐成熟转变过渡的阶段。造像身体比例不适，下身较短，头部较大（这不是为了特殊的视觉效果，如唐130窟和96窟），腹部及两股呈圆润的丫形，肉髻低平。这些特点在马蹄寺石窟千佛洞4号窟和宁夏须弥山51窟后壁造像均有体现。当然对“舍身饲虎图”的深刻理解对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而言也十分重要和关键，乔健老师告诉大家，“舍身饲虎图”是以一种非常极端、非常令人震憾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的情绪和境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得太“实在”，不能理解成号召人们把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献给饥饿的老虎，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佛教世界观而非现实世界本身。而本窟另一幅壁画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比舍身饲虎图就逊色许多，这幅壁画的基本内容是修炼佛教达到一定境界便可刀枪不入，这便把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信仰的佛教搞得过于“实在”和庸俗了，而且这种观念和期待本身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因素，即一旦刻苦修炼却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刀枪不入，“信仰”的大厦顷刻间将会轰然倒塌。

328窟和45窟为唐朝作品。窟制为单室，顶为覆斗式结构。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很具代表性。328窟马蹄形佛床末首原有一供养菩萨，颇具神韵，可惜为华尔纳掠走。45窟南壁通壁的出自《法华经》之《观音普门品》的观音经变更是极品，同学们在感叹之余，不仅感到敦煌历史地理位置之重要，更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们渴求盛世太平的心情。

130窟和96窟为大像窟。前者虽屡次重修，但头部仍有原貌，亦可窥大唐风采之一斑。此窟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佛像的伟岸高耸外，亦在于其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王夫人画像。画中人物体态丰满，头梳高髻，描蚕眉，眉尾上挑，口若樱桃，着石榴裙，形态同《簪花仕女图》十分相似。这是受中原周家样影响所致。130窟北大像为武则天当政时所修，衣着华丽，体态丰腴，抹胸下拉，双乳外露，显示了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习总结报告 一位女性化极强的菩萨形象，此实乃僧众为邀上层之好而作。

从洞窟出来，同学们又参观了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结束后，大家思绪万千，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看了莫高窟的这些精妙绝伦的作品，前几天参观给大家的带来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所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大家都感到莫高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我们对后代所做重要交待。遗憾的是，满怀着眷恋和数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家知道再看一天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一上午的参观所带给大家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深感自己知识还缺欠很多，尚无足够的学力在短时间消化这么大量而复杂的信息。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对得起先人们创造的如此伟大的文明。

当日下午，为了寻找玉门关、汉长城遗址和河仓古城，冒着高达40多度的酷暑高温，汽车在茫茫戈壁中就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蚂蚁。随处可见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使同学们兴奋异常，但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远远看到玉门关的轮廓时，车厢里沸腾了。这几处遗址在一般人眼里早已没什么看头，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断壁残垣背后所隐含的无穷的历史意蕴以及引起的无止境的怀古情愫，让人觉得历史的长河就如同这茫茫瀚海一样浩淼无边。

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佛教石窟的考察。许多同学认为，要详究一窟，首先要熟悉历史典籍和佛经，了解典籍要义，还要对绘画比较熟悉，这样再来莫高榆林，就不致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的遗憾了。

7月8日赶了一天路，7月9日山丹军马场一站，主要是让同学们稍事修整，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和交流几日来绚丽多彩的考察记录，当然也有实地感受当年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环境氛围以切实增强历史感的目的。当日晚到达此行最后一站——武威。7月10日首先参观了著名的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由于墓室出土文物皆被移出，所以在武威收益最大的地方是文庙和武威市博物馆。在石刻室，同学们看到了著名的西夏碑。它刻于天璈民安五年，正反面西夏文和汉文对应，是研究西夏文的一部珍贵字典。在同一间陈列室，存有后凉、北凉时期的石经幢和石塔。有同学对此作了线描，并对七佛一思惟菩萨或一弥勒菩萨的组合模式提出疑问。对于复制的铜奔马队列，亦有同学细心地发现骑士无马镫的现象，并对马镫的渊源作了讨论。

7月10日晚回到兰州，此次实地考察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实习报告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

第三阶段：完成实习报告

考察归来已是暑假，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后，同学们大部分回家了。9月份开学后，大家开始深入挖掘考察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实习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本小组认为有意义的且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主题，在考察记录的基础上，而言也十分重要和关键，乔健老师告诉大家，“舍身饲虎图”是以一种非常极端、非常令人震憾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的情绪和境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得太“实在”，不能理解成号召人们把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献给饥饿的老虎，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佛教世界观而非现实世界本身。而本窟另一幅壁画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比舍身饲虎图就逊色许多，这幅壁画的基本内容是修炼佛教达到一定境界便可刀枪不入，这便把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信仰的佛教搞得过于“实在”和庸俗了，而且这种观念和期待本身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因素，即一旦刻苦修炼却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刀枪不入，“信仰”的大厦顷刻间将会轰然倒塌。

328窟和45窟为唐朝作品。窟制为单室，顶为覆斗式结构。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很具代表性。328窟马蹄形佛床末首原有一供养菩萨，颇具神韵，可惜为华尔纳掠走。45窟南壁通壁的出自《法华经》之《观音普门品》的观音经变更是极品，同学们在感叹之余，不仅感到敦煌历史地理位置之重要，更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们渴求盛世太平的心情。

130窟和96窟为大像窟。前者虽屡次重修，但头部仍有原貌，亦可窥大唐风采之一斑。此窟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佛像的伟岸高耸外，亦在于其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王夫人画像。画中人物体态丰满，头梳高髻，描蚕眉，眉尾上挑，口若樱桃，着石榴裙，形态同《簪花仕女图》十分相似。这是受中原周家样影响所致。130窟北大像为武则天当政时所修，衣着华丽，体态丰腴，抹胸下拉，双乳外露，显示了一位女性化极强的菩萨形象，此实乃僧众为邀上层之好而作。

从洞窟出来，同学们又参观了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结束后，大家思绪万千，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看了莫高窟的这些精妙绝伦的作品，前几天参观给大家的带来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所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大家都感到莫高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我们对后代所做重要交待。遗憾的是，满怀着眷恋和数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家知道再看一天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一上午的参观所带给大家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深感自己知识还缺欠很多，尚无足够的学力在短时间消化这么大量而复杂的信息。同学们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习总结报告 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对得起先人们创造的如此伟大的文明。

当日下午，为了寻找玉门关、汉长城遗址和河仓古城，冒着高达40多度的酷暑高温，汽车在茫茫戈壁中就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蚂蚁。随处可见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使同学们兴奋异常，但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远远看到玉门关的轮廓时，车厢里沸腾了。这几处遗址在一般人眼里早已没什么看头，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断壁残垣背后所隐含的无穷的历史意蕴以及引起的无止境的怀古情愫，让人觉得历史的长河就如同这茫茫瀚海一样浩淼无边。

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佛教石窟的考察。许多同学认为，要详究一窟，首先要熟悉历史典籍和佛经，了解典籍要义，还要对绘画比较熟悉，这样再来莫高榆林，就不致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的遗憾了。

7月8日赶了一天路，7月9日山丹军马场一站，主要是让同学们稍事修整，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和交流几日来绚丽多彩的考察记录，当然也有实地感受当年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环境氛围以切实增强历史感的目的。当日晚到达此行最后一站——武威。7月10日首先参观了著名的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由于墓室出土文物皆被移出，所以在武威收益最大的地方是文庙和武威市博物馆。在石刻室，同学们看到了著名的西夏碑。它刻于天璈民安五年，正反面西夏文和汉文对应，是研究西夏文的一部珍贵字典。在同一间陈列室，存有后凉、北凉时期的石经幢和石塔。有同学对此作了线描，并对七佛一思惟菩萨或一弥勒菩萨的组合模式提出疑问。对于复制的铜奔马队列，亦有同学细心地发现骑士无马镫的现象，并对马镫的渊源作了讨论。

7月10日晚回到兰州，此次实地考察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实习报告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

第三阶段：完成实习报告

考察归来已是暑假，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后，同学们大部分回家了。9月份开学后，大家开始深入挖掘考察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实习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本小组认为有意义的且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主题，在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广泛搜集相关材料，请系里在相关方面有较深造诣的教师进行指导，于10月中旬完成实习报告，上交系里。系里把这些实习报告分类后，请专家评阅定等并提出改进意见，对达到发表水平的帮助同学联系发表事宜。

第四阶段：认真进行总结

11月份，乔健老师抽时间把参加实习的师生又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要大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为今后的实习提供有益经验。这份总结报告就是在这次座谈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次座谈中，大家总结出了这次实习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收获、值得今后借鉴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对今后的实习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设想，现扼要表述如下：

收获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学业上的收获。首先，通过对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参观考察，大家增长了大量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平时在课堂上和书本中不易获得的。这种收获的直接表现就是大家合格完成的实习报告和整个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和录像，这些不仅是对这次考察的记录，同时也是不错的影视人类学素材和旅游文化素材，尽管这次还没有民族学专业的同学参加。其次，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大大拓展了同学们对本专业研究理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的认识，强化了同学们的问题意识。这是此次实习最有意义、可以让同学们受益一生的收获。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可以说是同学们在这一点上的切实感受。发现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学科和学者都是最为重要的。但仅基于课堂和书本纸上谈兵，很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同学们之所以在参观考察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主要原因是书本上课堂上不能提供直接的感觉刺激和全方位的信息。举例说明：同学们以前在课堂上和书本上也接触到不少壁画方面的内容，但听完看完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也没发现什么值得去研究的问题，但在这次考察中却发现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身临其境的观察带给大家的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其对看过的东西印象深刻，而在这样的状态下连续看了一系列的壁画后所产生的对比效应是相当明显的。看过莫高窟，就想起了马蹄寺同类壁画的异同之处，看过榆林窟，莫高的特色和榆林的特色也就在脑海不断提炼。有了这样的比较，问题自然就出现了。同时同学们也发现，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对自己来说好多都属于全新的领域，这在以前是没想到的：原来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政治斗争史，还有许多贴近生活的内容值得我们去研究。另外，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不只是文献，研究的对象也不只是文献中的内容，它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再次，实地考察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历史感，从而使大家对专业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嘉峪关、玉门关、莫高窟、榆林窟等这些历史文化珍宝带来的情感上和思想上的强烈震撼对大家的一生的学术工作和生活都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之义太广阔了。最后，这次实地考察让许多同学坚定了将来做学术工作的志向，有些同学甚至连专业方向都确定了，这进一步证实了这次实习对同学们在学业方面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经验的收获。很多同学都未曾经历这样长时间紧张地长途跋涉，在短短的8天里走这么多地方，做这么多事。天很热，路不熟，许多事情难以预料，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生活体验。在整个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习总结报告 过程中，同学们的感情贴近了，协作精神增强了。在生活上大家互相体贴，互相帮助，男生们一直坐在车厢后半部分，几千公里下来毫无怨言；女同学动听的歌喉消除大家旅途的疲劳；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做详细的记录，让每一次参观机会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这次实习中渐渐深厚的同学情谊和合作经验对同学们来说是终生受益的，而同学们在实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如此之强的团队精神，对历史系、对学校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

除了上述收获，这次实习还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以后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没有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和系领导的关心，就不会有这次实习，更不用说成功实现实习的预期目标。其二，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是这次实习成功完成的重要保障。事前在路线、日程、衣食住行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的细致周到的安排和准备使这次实习得以顺利完成，带队老师的认真负责以及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和认真配合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三，合理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分工方式保证了这次实习的效率。老师、组长、组员之间明确的责任划分和有效的沟通方式使得在任何地方同学们都能统一行动，这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保证了整个考察都能顺利地按计划完成，从而保证了时间和经费的有效利用。实习小组的分工合作使同学们在每个考察地点都能高效率地利用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收获。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3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彝族宗教文化研究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巫术在内的彝族宗教研究作大致的回顾和评述，这无论对彝族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的梳理，还是对学科学理方法的总结，显然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开创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外国旅行家纷纷进入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对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献发生浓厚兴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东方见闻录》（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记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1]随着鸦片战争后，到西南彝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 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2],书中详述了彝族民风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国亚历山大·浩熙率队考察西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著《华西三年纪》。1867年法国人杜布益和罗毅也来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亲王史》，书中介绍了云南彝族习俗。随后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纷纷赴中国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法国澳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三十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的造诣。[3]随后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记述了云南彝族的风俗。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4]1907年至1910年，法国人吕真达率考察队先后两次来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还有英国人李特根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这一阶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是外国旅行家、传教士等在彝族地区游历时对彝族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和习俗考察和描述。这是为后人对彝族宗教、习俗进行较为客观而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民国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类学边疆研究风行时期，中国学者杨成志、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庄学本、徐益棠、高伦、林耀华、雷金流、马学良、陈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绍彝族宗教文化、巫术活动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调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5]该报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资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翻译毕摩经书《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6]; 1931年又撰写《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经书并将其分为十六种类。1934年春，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云南、四川两省彝区考察，次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8],是现代学者研究凉山彝族问题重要的参考资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丛刻》[9],收录彝族神话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被认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献。随后，凌纯声、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经调查滇东南的彝族。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术机构和大批学者相继迁往大西南，由于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38年11月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周围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丧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况。[10]1937年马长寿根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撰写《凉山罗夷系谱》，遗憾的是，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11]后来他又撰写《凉山罗彝的族谱》。1939年至1943年期间，魁星阁社会学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烺光的《滇西巫术与科学》[12],这本著作用一整章来阐述宗教与巫术的概念差异。1940年，金陵大学徐益棠参加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等彝族地区考察，著《雷马峨屏纪略》[13],随后他《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此文探讨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参考资料。张云波著《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倮文化概论》，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这些学者对彝族社会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记录和研究，并用相当篇幅对大凉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了描写，他们对体验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伦考察大凉山彝区，著有《大凉山彝区见闻录》[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学成归国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大凉山彝区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考察，并于次年撰写《凉山夷家》[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有彝族社会组织、家支、宗教观念、巫术习俗等情况的介绍，这是建国前首屈一指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区调查，发表《云南澄江罗罗祖先崇拜》[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陶云逵根据云南彝族调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与图腾制》和《西南部族的鸡骨卜》[17],这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次报道了图腾制的遗留，长期以来都被学界不断引用。马学良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发表数篇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与祖筒之关系》、《黑彝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蛊》，《倮民的祭礼研究》[18]。1946年冬，陈宗祥对大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撰写《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讨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体面貌。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亦是与彝族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

另外，外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美国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他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了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生活文化实况，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调查。[20]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见地。1928年夏，发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记述了今西昌、汉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动。

概括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融合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对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讨论，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加之，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径。这阶段大多数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客观地说，这些前辈学者能在当时深入到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的彝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这些成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其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此，我国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为后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宗教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强调的是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调查，加上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活动的存在，彝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因而国内的彝族宗教研究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其中云南、四川、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获得了彝族社会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不少关于各地彝区民族宗教、民俗、巫术活动方面的有价值材料，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志》，书中介绍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内容。1959年，马长寿撰写《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编写《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有关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复苏，并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宗教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国外对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鸟芳郎著《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岛方子《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彝族宗教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沉寂后，我国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立场的研究，转为有彝族本土学者参加的近乎主位立场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巫术仪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成果： 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于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区对彝族原始宗教专题调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其内容有丧葬、祭祖、作斋、作祭、招魂、咒术等仪式记述和研究。马学良从彝族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角度发表《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锦秀《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讨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习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以彝汉文本与调查相结合研究凉山彝族祖灵信仰，目前该书是此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凉山彝族的“晓补”反咒仪式》（《毕摩文化论》1993年）；巴莫阿依发表《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发表《巫术咒仪于鬼板符画？ ?大凉山彝族鬼灵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该论文有关彝族鬼灵信仰、咒仪、咒经、鬼板等探讨非常有见地；巴莫曲布嫫《“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源？ ?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山民的仪式生活》（《人文讲坛》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下） （《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乌萨嫫组成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是新时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响的学术楷模，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动态和西方理论推动彝族宗教的发展研究。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 2003年第1期）；《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张祺亚《论民间巫术信仰的符号象征》（《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长寿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下册）由李绍明、周伟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这是马长寿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获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民族志，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与信仰》分别详细探讨凉山彝族对待自然的态度、罗彝巫术、祭司毕摩、祭祀生活、招魂与祈禳、诅咒敌人、解毁与修餐、占卜、苏尼与师娘、喇嘛咒敌仪式、民间巫术等内容。[21]樊秀丽《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丽丽的《彝族“咒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也有涉及彝族巫术咒语的论述。

第二类侧重巫术占卜研究，主要有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学和哲学意义》；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毕摩文化论》1993年）；张纯德《彝族的占卜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龙倮贵《滇南彝族尼苏人的占卜》（《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类侧重巫傩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唐楚臣2000年著《中华彝族虎傩》，该书介绍彝族虎傩源于古氐羌虎傩。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保留的最为原始、最为完整。和晓蓉《巫傩逐疫──彝族虎节仪式的巫术文化研究》

（《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杨甫旺《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学朱飞的2005年硕士论文《彝族地区的巫文化探析》。此外，这时期关于彝族宗教与巫术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其主要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史伙、刘尧汉等著《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杨学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论》，该书有关于彝族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学良1993年编《毕摩文化论》，该论文集收集论文59篇，其中有探讨彝族宗教、毕摩文化、占卜文化、丧葬与婚俗习俗、经书翻译等内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传──禹步、巫步；步虚声、巫歌声》，书中详细地列举了24名著名彝巫的传记和从事巫术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毕摩文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编写《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此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当代美姑彝族毕摩、毕摩宗教活动、经书、法器等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类侧重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毕摩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毕摩文化论》1993年）起国庆2003年著《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该书广泛援引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撰写而成。图文并茂地介绍滇、黔、川、广西四省区彝族的原始宗教，毕摩及其文字经籍、神秘的原始巫术，以及无处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类侧重彝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如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普珍《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始神话》，其二位学者开拓了彝族宗教比较研究的学术思路。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了彝族宗教与道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门研究彝学的机构也成立，包括很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如《云南彝学》、《贵州彝学》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这期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另外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外，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学者们已经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展开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丰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视野。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4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55—06

当代大学的历史课堂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成了当今历史教学的核心与主体。但实践特别是野外实践环节较少，一些不足显而易见。比如：课堂教学中一般是老师唱主角，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的主动性与技能培养不够；教学主要是在校园之内进行，查阅资料也基本限于图书馆，偶尔会扩展到博物馆、档案馆等地，且除馆藏文献之外，对于其他场所、类型的材料比较忽视；小论文的写作不少是学生个人的应急之作，很少经过讨论、争论或修改；一些走出校园的所谓考察，不少实际是去古迹景点参观，动眼多、动手少，观赏多、思考少；一些史学方法的课程实际是史学方法论，或形而上学，或比较笼统，操作与实践性较差。这些现象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的课程教学，其他学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的还更为严重。教育部有文件指出：

……实践育人特别是实践教学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还有差距。要切实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以强化实践教学有关要求为重点，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大实践育人经费投入为保障……努力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若干探索，其中田野调查实习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从传授知识到掌握技能，主角由老师变为学生；从书斋走向田野，由书面记载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从利用藏馆文献回到搜集各类文本，由注重文献到兼顾仪式、访谈与传说；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合作，由个人思考到集体讨论、分工协作以至修改统稿。从参观到参与，由了解到理解，较好地将实践与方法落到实处。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具有注重田野考察的悠久传统，搜集利用各类材料尤其是民间文献是其特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傅衣凌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史经验时讲道：“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史、政书这些史料多半涉及“公经济”，较少记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来搜集史料，“方志、族谱、账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这些民间文献值得重视，而走出书斋接触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翻。这一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在其后继者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在教学方面则表现为，厦大历史系的本科生在田野实习方面得到的探索与提高。

一、田野实习介绍与分析

在例行的课堂教学与相应实习之外，这种综合的、集体的课外实习一般放在第三学年进行，主要的考虑是：三年级本科生经过此前的学习与课堂训练，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与理论方法，具有进行初步研究的一些基础；另一方面，三年级开始，大量的选修课开设，课程的教学更加专门化与纵深化。从专题来看更具体，而从技能与知识层面来看则更加综合与全面。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是四年级毕业论文的前奏与序曲，需要加强研究技能方面的训练。限于经费等条件，在田野的实习一般是两周左右时间，但出发之前在学校有准备工作，让学生初步掌握考察地点的自然、人文以及基本馆藏史料。整个考察实习由班主任老师带队，其他三至五名对于调查区域比较熟悉的教师亲临指导，同吃同住。返校后各实习小组分头撰写考察报告，集体讨论写成初稿，然后分头修改，最后统稿。一般有几个月，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最后由带队老师作序，汇辑而成一二十万字的总报告，打印成册，还以多媒体形式向全系老师汇报，接受评议。

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很重要，也很关键。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呢？2005年7月，2002级同学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田野实习。之所以选择东龙村，指导教师饶伟新的解释是：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一些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识了村里的一些干部和乡亲。此次调查活动的行前准备和行程安排，都得益于这些方面的熟悉关系，更主要是因为东龙村是一个非常合适、有“东西”可调查的村落：

其一，“东龙村有大量的历史实物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即傅衣凌先生所谓的‘死文字’或‘死材料’）”。该地的民居建筑、祠堂、社坛、寺庙庵塔、隘口围寨等各类功能性建筑设施，其他如族谱、契约、碑刻等，在地方志、地名志及私人文集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其二，“东龙村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丰富的‘活材料’‘活历史’”。如带有浓厚特色的生计方式、礼仪习俗等。

其三，“聚落比较集中，其方圆皆在步程肉眼之内。对于我们这类短期的和经费有限的实习活动”，组织安排方便，调查对象内容集中。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5

二、实践要求

1、参加人员：本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全体学生，分组考察（5人左右）、团队协作、共同完成。

2、实践时间：教学周第13-14周，共计4课时。

3、实践内容：学生赴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考察，结合相关理论知识，撰写参观考察报告，制作PPT或视频。

4、具体地点：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圆明园遗址公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宋庆龄故居、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故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馆、平西人民抗日斗争纪念馆、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等。

4、成果形式：

（1）考察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题目自拟，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历史结合现实，通过参观考察，结合历史史料，写出感想和启发。

电子版，纸质版（A4打印）均需提交。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6

一、中学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价值

（一）有利于中学历史课程目标的实现

在国家教育部颁行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都提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并明确指出充分利用和开发历史课程资源（这些历史课程资源既包括了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有利于历史课程目标的实现。因此，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是实现中学历史课程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有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

中学历史课外考察活动价值重大、意义深远，它是历史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展。丰富多彩的历史课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外接受多层次全方位的历史教育，而且易于被学生理解和接受，能极好地满足中学生的求知欲。行之有效地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开阔学生视野，能使学生从课堂上获得的知识在实际活动中得到运用和提高，并能在实践中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对于祖国故土的热爱，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热爱。

二、中学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现状和问题

（一）中学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现状

囿于当前中学的教育教学实际，大多数的学校和历史教师都不重视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整个初中或高中三年下来，基本不曾有过课外的历史考察活动。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受制于当前较为繁重的教学任务、升学压力和学业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交通安全、资金费用、家庭环境等复杂社会因素的制约。

（二）中学历史课外考察活动存在的问题

1.缺少系统的研究理论。在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中，对于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课外考察活动的论述也有不少，如：罗少峰《关于历史综合实践活动的几点想法》、范永桂《让学生走进历史场景――浅谈历史活动课的教学实践》、朱文侠《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历史教学》、李志新《开展历史课外实践活动为课堂教学服务》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所开展的实践考察活动缺少连续性和完整性（多为个案）。

2.考察活动容易流于形式。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学校也开展了历史课外活动，如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等。但这些活动常常与历史教学内容的衔接不够紧密，活动主题不够鲜明，并且活动容易流于形式上的走马观花。

3.缺少对活动主体的反馈和持续调查。在实践中大多数历史课外考察活动随着活动的结束就宣告结束，对于参加活动的学生缺少及时的互动和信息的回馈，也不注重活动对学生是否产生后续效用的调查。

三、巴蜀中学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实施策略

巴蜀中学积极贯彻新课标精神，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一）把历史课外考察活动融入学校的学生社团活动

巴蜀中学的学生社团众多、活动丰富，参与的学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覆盖面广，参与学校社团活动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具有参与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兴趣和热情。

为了支持和鼓励学校的学生社团――“历史社”的发展，学校历史教研室专门挑选了青年教师志愿者团队，成立相应的课题小组来协助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开展。课题小组负责对历史课外考察活动进行线路的策划、出行的指导、活动现场的探究互动以及在活动之后对参与主体进行信息反馈和追踪调查。学生社团“历史社”一方面负责对参加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人员进行遴选、召集以及出行的安全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则须要配合指导教师进行考察前信息的准备、收集，考察中的互动探究以及考察结束后及时地向指导老师进行信息的反馈。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历史课题小组和“历史社”的成员们利用周末时间成功地开展了“寻觅民国遗迹――探访中山四路”“追溯重庆开埠史――南岸溯源”“风雨望江楼――寻找抗战记忆”等主题鲜明的历史课外考察活动。这样的活动让学生获得丰富知识和价值感悟，还让课题小组的指导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开展考察活动的经验。

（二）将历史课外考察活动融入校本课程体系

重庆巴蜀中学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时代特征开发出了独具特色的 “131”校本课程体系：要求每个学生在完成高中三年国家课程学习的同时，为完成国家规定 “选修II” （至少6学分）学习任务，必须学习“校本必修课程1门，校本限定性选修课程3门，校本自主选修课程1门”。由此学校开设了门类众多、数量丰富的选修课，具备十分丰富的校本课程资源。

在这些选修课中，有吴树才老师开设的《重庆古迹、遗址寻踪》、周刘波等老师开设的《巴渝文化》系列校本课程。这些选修课都充分结合了学校的实际，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去接触校园周边真切的历史遗迹，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历史、感悟历史。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深受学生的喜爱和追捧。利用校本选修课这一平台组织学生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已经成为了巴蜀选修课的一大特色。

（三）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和社会资源

历史课外考察活动要充分地利用校内资源和社会资源，就地取材、就近取材，灵活自主地开展课外考察活动。

巴蜀中学历史悠久，校园内外有着多处富于内涵的历史遗迹。如校内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г埃有为了纪念首任校长周勖成和首任教务主任孙伯才而复建的勖艾亭，有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防空洞，还有充满浓郁民国气息的老校门等。学校设立了校史陈列室，收集了建校以来大量的文物、档案。充分利用这些校内资源是我们进行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的首选。

此外，重庆作为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远有古巴渝文化，近有民国文化、抗战文化和红岩革命文化。地处渝中的巴蜀中学得天独厚，周边汇集了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仅以巴蜀中学为圆心半径2 KM划圆，其覆盖范围就包含了重庆大礼堂、三峡博物馆、桂园、特园等国内知名景点。离学校距离稍远一点还有重庆湖广会馆、朝天门码头、佛图关、通远门古城墙遗址、七星岗巴蔓子墓等著名历史人文景点。这些历史人文景点离学校近，交通方便（大部分都可步行到达），并且大部分都对外免费开放，在进行历史课外考察活动上操作方便简易可行。

（四）注重活动成果的物化和对活动主体追踪调查

历史课外考察活动最容易流于形式上的走马观花，这样是不能充分实现历史教育的课程目标，也无法培养学生的探究合作精神。因此在历史课外考察活动中要十分注重将学生的考察成果进行物化。

在考察活动前，我们会将本次考察的对象和任务等明确告知学生，并要求在考察结束后让学生上交考察报告、小论文、随笔、散文、影像资料集、制作活动海报等，并不定期将这些成果进行展览和评优。历史课外考察活动带给学生的体会、感受十分丰富，如果能及时地引导学生形成物化的考察成果，对于他们知识的内化与增长绝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这样做还能为后续活动的开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关于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对于促进中学生成长的作用在目前的国内缺少明确的量化数据支持，只有一些浮于表面的泛泛而谈。因此，我们十分注重对活动主体进行持续性的追踪调查，通过持续的对活动主体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进行追踪。通过数据的统计来了解学生的关注与需要，来分析历史课外考察活动给中学生所带来的在知识结构、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等心理活动方面的细微变化。这种追踪反馈机制在当前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案例研究中是几无先例可循的。

总之，在中学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对于促进中学生的成长作用重大、实效明显。在开展历史课外考察活动时要注重对学校平台的利用和积极借助社会资源，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活动，注重信息技术对活动的辅助作用，还要特别注重考察成果的形成与物化，以及注重对活动的主体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以检测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7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政协理论知识，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能力;积极主动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和2016xx市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党的历史”遵义培训班学习培训活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学习政协机关和文化文史工作业务，提高业务技能水平。

二、坚持履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

一是积极建言献策，努力服务xx经济社会发展。撰写《关于建立xx市政协文史馆的建议》提案；参加《关于抢救和修复xx市校园历史文物的建议》等重点提案的督办工作；撰写《大力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推动xx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xx市政协考察团赴湖南学习考察调研报告》《关于xx市校园历史文物现状与保护的调研报告》，报送市委、市政府；组织文化文史委开展专题协商，撰写《关于推进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协商情况的报告》；组织政协委员到遂溪县开展“走百校”和“走百医”视察调研活动，先后调研16所学校、15家医院，召开座谈会，提出对策建议，并分别形成专项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加快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提供决策依据。

二是认真做好文史资料征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努力打造文史文化精品。组织征编出版10卷《新中国成立以来xx文史资料选编》丛书（400多万字）；编辑印制《委员风采》画册（精选、收录照片500多幅）；完成《2001——2015 xx年鉴》政协部分、《政协年报资料》计约30多万字的收集、整理、报送工作。这些文史资料可信、可读、可资后人，发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努力协助市政协办公室成功举办“‘翰墨丹青、人文粤西’xx茂名阳江书画作品展”；协助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走进政协民主园林成功开展文化采风活动。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8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

一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二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宪政，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12]可见，这种“中间地带”的构成至少包括三方面，即报纸、围绕在报纸周围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沟通清政府与民众的话语。

以往对报刊影响的探讨中，大多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较为普遍的分析方式是，将报刊所刊载的报道、广告等视为当时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并认为这些报道或广告对于读者群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或者至少是有影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众多从报刊广告等出发来分析报刊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形成及推动作用。

三

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阅读史等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研究在欧美汉学界非常流行。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关怀，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寻求中国内生的近代化起点，因此多将目光投向宋明及清代早期，希望通过对书籍等印刷品的出版、传播、消费等的考察，来讨论前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因素，“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尽管如此，新文化史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报刊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报刊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以报刊为中心运转的社会组织与知识传播。以往的研究对于报刊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传播效果，以及中国报纸受西方尤其是与日本报刊的影响等缺少充分的讨论。[4]事实上，要搞清楚报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就要把报刊的生产、发行、流通与消费状况弄清楚，否则，单凭是否有人阅读、销量多少等来断言报刊的言论对于多少受众产生了怎样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开辟市场、保证报刊销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能够实行规模生产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3]芮哲菲在其《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从印刷技术的视角切入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图像作为史料及研究对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那里，图像是直接的史料和对象，不再是文本的附庸，它们通过自己的形式、内容等来表达过去的世界。通过图像解读历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更多地侧重于图像的生产、表达及传播过程中所透露的社会风貌，以及图像的生产者及阅读者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感受。对于图像史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系统而深刻的著作问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报刊图像，这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消费习惯的养成与消费品的市场开拓与引导关系密切，中国近代报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营造出了怎样的市场空间，也值得讨论。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考察近代报刊的传播与影响，还应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刊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14]自晚清初步建立起邮政系统并为民众所用之后，邮政的价格和速度都大为提高，这对于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学者对辛亥时期上海的报刊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报刊生产及市场的形成、经营特点、销售网络等各个层面加以考察，并指出“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而主要的流通途径有三种，“一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销点，通常这些分销点就是一个小书店，除了销售《申报》等外，也销售其他报刊。二是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他们卖教会出版品，也兼卖其他出版物。三是人员流动带来的报刊流通。”[13]这一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报刊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结 语

此前诸多研究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终不识“庐山真面目”，报刊呈现出的形象，与报刊自身实在相去甚远。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等研究思路，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史研究不断向前。但真正完成由报刊的历史向历史的报刊研究范式转变的，还是随着报刊研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研究主题，让报刊有了声言自身的机会，文本、图像、生产与生产者、消费与受众等都成为新闻史家的研究对象，报刊的形象也正借助这些研究而显现轮廓，“报刊的历史”也因此逐渐清晰，而不仅仅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上的报刊”。另外，强调作为对象的报刊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报刊的史料价值，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报刊价值的重新估量。报刊之于人、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价值，不单纯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样在于制造并传播知识，对人群及社会产生某种观念冲击，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注 释：

①以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为例，单上海地区的小报种类就至少有365种。

②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和罗宾汉报。

参考文献：

[1]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3.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1.

[3]喻春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8-63.

[4]潘光哲.研究近代东亚报刊史的一些初步想法[j].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8.2：59.

[5]李楠.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6]李彬，杨芳.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c].中国传媒报告.2005(4).

[7]黄宗智.导论[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8]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域”[m]//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0]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8.

[11]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1996.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9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中国编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官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

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㈣，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10

20世纪中国西部人文地理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发现楼兰古城开始的。本书正是记述了以楼兰、罗布泊、于阗、和田探险考古发现为代表的20世纪新疆探险史。这一系列地理发现都带有颠覆性，始终举世关注，而且其探险过程充满了九死一生的戏剧性。

本套丛书包括6部各自独立，互相之间又有内在联系的新疆探险考察地理发现纪实。将新疆的人文地理作为大背景，追溯百年以来的西部探险热和一个多世纪的重大人文地理发现，

本书以20世纪新疆探险史为主题，进行人文地理发现的纪实性介绍，也是一部生动而极富价值的探险考古录。20世纪的中国西部人文地理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楼兰古城的发现开始的。本书记述了以楼兰、罗布泊、于阗、和田探险考古发现为代表的20世纪新疆探险史。它的一系列地理发现都带有颠覆性，始终引起举世关注，而且它的探险过程充满了九死一生的戏剧性。内附50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其中包括斯文・赫定在新疆探险考察时所画的亲笔画。

推荐书目：《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作者： 杨镰

出 版 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定 价：￥36.00

《开放中国》

本书将改革开放30年定义为1977年～2007年。本书涉及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通过这30段巨细混杂的记忆来全面展示30年来中国整体面貌的改变，同时也通过亲历者的回忆来揭示当年那些惊天动地或者默默无闻的事件的背后的事实和力量。30篇来自改革开放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文章，带你重回那些历史性的时刻。

《大通胀与再平衡》

2008年金融海啸来袭，拜赐于全世界政府空前一致的财政货币刺激，萧条没有出现，衰退结束得很快，但复苏在哪里呢？美欧经济的“无就业复苏”像雾又像风，似有实无。政治家们改变了经济的自然规律，“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似乎离“再平衡”之路越来越远，而泡沫和通胀开始为新的一轮危机累积势能。已经崛起的中国该如何抉择？

《中国大形势》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1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81-07

2015年10月16日-18日，“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 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工作报告会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由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三方共同主办，《民族学刊》编辑部、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他山人类学学社协办，并获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年度引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场景辨析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2）、“西南民族地区灾难应对机制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8），以及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藏彝走廊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灾难应对机制的建设”（NCET-12-0980）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卡嘉娜（Katiana le Mentec）研究员，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副组长张巧运博士是本次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这个由中、欧、美三个学术区域的学者共同召集参与的学术工作坊旨在成为跨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并试图基于民族志研究来促生有益的学术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而在深化灾难与激变的基础性学理研究之时，也期望能为人类社会有效应对生活可持续性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做出贡献。为此，4位学术召集人邀请了一批国际上在灾难与激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工作坊的研究工作中。在为期一个月（2015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的时间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位海外学者陆续汇聚于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公开的学术讲座20场、圆桌讨论会7场、田野报告会5场，并在汶川、北川等地进行了3次短期的田野走访调查。为深化合作交流与总结研究经验，本国际学术工作坊以“工作报告会”的形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活动，设立7个研究专题和两个特别活动，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学者共40人。

10月16日上午9点，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正式开幕，主持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张明善教授。首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丁克毅教授用英语作开幕致辞，向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灾难人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借助这次国际学术工作坊，能促使西南民族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国际化与前沿化；接着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琼副教授用英语简要地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外专引智项目；《民族学刊》作为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协办单位之一，专门刊发了参与这次工作坊的多位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学刊编辑赵秀云老师用英语介绍了本期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卡嘉娜研究员代表工作坊的组织召集人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最后，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副教授代表工作坊的组织承办方作会议特别致谢。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至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前合影。

“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是本次报告会的第一个专题，于10月16日上午进行报道讨论，主持人为美国波特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米歇尔・甘本德（Michele Gamburd）教授，评议人为大英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以“人类学者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为题，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大卫・盖尔纳（David Gellner）教授作了工作坊的第一个研究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和尼泊尔本地的几位人类学家对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状况的考察，且初步认为，人类学家若要参与和帮助尼泊尔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工作，应该从人类学的地方感知角度出发来探讨灾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有效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偏远村庄的救灾工作、评估鉴定易受灾地区、监测并考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执行等几项人类家应该有责任义务参与的工作。接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弗里德克・克可（Frédéric Keck）研究员以“禽流感的防预：禽流感病毒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人与鸟关系”为题进行了报告。在简介禽流感及其破坏力后，克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香港两年的实地考察研究，指出作为环境预警哨兵的鸟类在今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生存境遇、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都在改变。通过思考当代人类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感知鸟类的灾害风险与生物安全预警，他倡导应该加强人类与动物的多元自然主义关系这一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之后，英国赫尔大学当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格雷格瑞・班考夫（Gregory Bankoff）教授在其“减少灾难风险的历史路径”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在风险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人类从生活、社会结构、身体和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根据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班考夫教授提出，脆弱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适应了“常态化”的风险威胁，从而可更好地承受风险危机，所以展开一些关于脆弱性历史本质的反思，以及在当下对脆弱性的研究中去分析总结不同环境和不同经验的人群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减少灾害风险而言极为重要。本专题最后一个报告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汤芸副教授，在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定位”的报告中，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义逻辑来感知灾难的，这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面向一个天然就充满主体交互性和意义性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她提出当前灾难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人类脆弱性，但我们还更应该注意到社会弹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通过“灾”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经验研究，来强调灾难人类学研究的4个维度应为生态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而整体性、过程论和地方视角这是基本的考察路径。大卫・帕金教授在做该专题的总结评议时专门指出，人类学是一个跨社会和文化比较的学科，灾难研究需要这种比较性的考察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思考，而这个专题中的4位报道人用他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很好地呈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旨趣与价值。

16日下午14：00-17：00，工作坊报告会进行了第二个专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的报道讨论，中国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彭文斌先生为主持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作评议人。本专题的第一位报道人为卡嘉娜研究员，她在“理解激变时代中的延续性：简论人类学中的争论”的报告发言中指出，东亚社会把异常事件的解决作为适应性的这一举动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必须注意比较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灾难反应。卡嘉娜研究员认为，激变所呈现的变迁之剧烈性虽然往往是超出人们通常的社会经验的，当其能够经由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到社会文化性的阐释，并且外显的变迁之中总有一种“内在性”的延续。在“灾难阈限阶段的谣言与行为应对――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报告中，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指出，谣言的流行是与灾难相伴而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灾难“阈限”正是谣言滋生的沃土，并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方式实为灾难阈限中社会的一种反应，应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加以应对。接下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艾丽莎・雪格（Elisa Horhager）博士以“辨析灾难的能动性：关于自然灾害的定义之争议”为题做研究报告，围绕着如何处理“自然灾害”的动荡及评判其对社会建构的性质这一问题，她以2008年汶川灾难和2011年东日本海啸大灾难为例，运用比较框架来分析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应对中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过程，并提出公众对于造成灾难原因的不同讨论可以对灾难受害者的保护和形成制度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所以灾难之中也有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动性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随后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李锦教授作了“羌寨空间的变迁与震后文化修复”的报告。她指出地震是一种会对人们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而灾难过后地方文化的修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则需要人类学家细致地关注。通过对阿坝州理县休溪寨近百年来空间变迁的田野调查，李锦教授强调羌寨的空间变迁一直以来是一个常态，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态与神圣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空间格局的基本原则在变迁过程中有其延续性，即使受到了大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中政府的强力介入，羌寨的空间格局在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逻辑上仍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当面对地震这一较为偶发但破坏性极大的灾难时，传统文化逻辑完全可以发挥文化修复的主导作用。本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负责人、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副教授A. J・法思（A. J. Faas），他报道的题目是“灾难的纠葛：灾难应对、恢复与重建中的实践网络、记忆和文化”。基于对南美洲厄瓜多尔安第斯高地野火灾难的社会应对的田野经验研究，法思教授指出在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纠葛中文化生产的核心关系要素是记忆与实践，对于普通灾民而言是实践形塑记忆，而对于专业救援人员而言则是记忆指导实践。所以灾难中人们通常会利用现有的文化体验和记忆经验来复述和共享一些文化含义，并减少个体差异和特质的经验，以有效地形塑分享一种有效的同时又具有文化涵义的灾难应对行为和记忆体验。米歇尔・甘本德教授在总结评议时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反思需要基于扎实的田野经验研究，而本专题的5位报道人在富有启发性地提出她们的理论观点之同时，也极为细致生动呈现了她们的田野个案，这样一种研究讨论风格值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去坚持和发扬。

16日下午17：10-18：10，在卡嘉娜研究员的主持下，工作坊报告会开展了第一次特别活动“灾难历史研究国际项目介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作为“灾难历史网站”（Disaster ）发起人，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个由历史学家创建的专门为学者研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供相互学习合作的专业网站。富勒副教授指出，中国有时间很长但鲜为人知的灾难管理历史，中国的学者可以加强对这个国际网站的利用，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让灾难历史研究超越学科区隔，扩大地理范围，并获得自己与全球的研究学者的合作机会。

10月17日上午9：00-12：00，“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的报告专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祥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由A. J・法思任评议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首先以“金浪：海啸后斯里兰卡的权力与礼物”为题做研究报告。她指出随着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斯里兰卡涌入了大量救灾物，因此观察大范围人道主义救助的社会影响是反思政治―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在考察给予礼物和收到礼物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话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灾民在重建社会等级与社区关系中，“礼物”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紧接着，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人类灾难与危机研究网络发起人、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教授以“唤起灾难：印度洋海啸之后的真相与伪饰之机制”为题，报告了其对经历内战和海啸等灾难之后的斯里兰卡南部省份的一个佛教僧伽罗语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人们在显示灾难和揭示冲突时都采用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公布或隐藏特定类别的对象和主体，从而使得灾区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征，而这正是灾区获得外界援助时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策略。之后彭文斌教授在“环境/认同政治以及原住民对环太平洋油轮扩张的抵抗运动”的报告中，以2015年4月初一艘泄漏油轮驶入温哥华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原住民为其领土土地和水源受污染而抗议的事件，对全球地方化中灾难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和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等雨来：墨西哥气候变化中的政治、话语与物质生活”为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 Barrios）针对大部分墨西哥人口仍继续在高脆弱的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下生存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对人类发展实践产生有形影响，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和语境来完成的具有政治诉求和经济目的的话语-政治现象，因而干旱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风险景象。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少雄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当代内蒙古的草原政策及蒙古牧民的应对”。郑少雄博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社区所遭遇的种种灾害可视为一种空间改造过程的产物，其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与社会地方营造的一种紧张关系，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则决定着草原未来的发展。A. J・法思教授在总结评议时指出，灾难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一专题的5位报道人用他们精彩的研究告诉我们，灾难的肇因还具有一种显现的政治性，因而从灾难的研究来反思权力、话语和社会行动，对于灾难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议题。

17日下午14：00-16：00，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施帝恩（Stéphane Gros）研究员的主持下，报告会进入第四个专题“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该专题的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张亚辉副教授。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为题，李永祥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云南省两个灾后恢复重建社区――盈江县傣族社区和姚安县彝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认为社区需求，包括社区连续性、文化功能、生产便利程度、安全感等方面都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居住条件下的不同，社区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灾后恢复重建中的“统规统建”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需求，反而会导致社区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脆弱性。接着，美国杜兰大学的张巧运博士在其“想象文化：汶川地震文化重建和抗灾能力塑造中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规划者和管理者必须真正考虑“地方文化”的意义。以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的文化重建为例，张博士反思了将羌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开发资源的那些恢复重建项目对羌族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时总结道：在当前中国各种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由于外来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下，日常生活展演的前台与后台之区隔被打破，这对于灾区居民的伤害是值得重视的，而两位报道人的研究都清晰地呈现了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报告会的第五个专题“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于17日下午16：10-18：10在西南民族大学蒋彬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为本专题的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教授在其“灾难记忆与民间叙事”的报告中提出，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如何被表征叙述和记忆传承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王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关于地震灾难的记忆传承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后面所依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和文化逻辑，而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灾难记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构的范例，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灾难记忆多样化的趋势。接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学仁（Chris Courtney）作了题为“历经灾难：1931年汉口洪水的现象经验与情感经历”的报告。通过对20世纪初期汉口市民如何经历了洪水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当时相关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灾难应对策略不仅仅是理性地为了生存，也在通过显示悲伤、宗教仪式和慈善行为试图在逆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甚至是追求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趣。虽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能增强了大众的生存机会，但在帮助社区应对灾难方面也显现了一种重要的功能。随后，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以“沙粒中的世界：高寒湿地草原沙化灾害的地方叙述”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副教授指出干旱通常被认为是土地荒漠化灾害发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降雨充沛且拥有大片湿地的若尔盖草原的严重沙化灾害迫使我们应该从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什么是沙害？特别是要关注沙害在地方叙述中是什么样的灾难？以及沙化灾害的前提条件和诱发肇因是什么？他进而通过案例指出，在当地藏民看来，沙害是一种报应，其发生是因为一种跨界和过度的行为打破了生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行关系和边界秩序。而今天在若尔盖草原所发起的很多治沙工程在藏族牧民眼中，就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场错误的仪式一样，除了制造更多的灾害之外并没有逆转当地的沙害。因此，理解灾难的地方叙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灾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及其应对方式。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作总结评议时指出，三位报道人的研究表明，对于灾难的地方记忆、体验与叙述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价值逻辑来还原灾难的本来面貌。

17日晚上19：30-21：30，工作坊报告会的第二次特别活动“纪录片中的2008年汶川地震”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当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柯安娜（Anne Kerlan）主持下进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博士候选人邱月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灾后恢复中的个体”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北川县城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政府高度参与的重建过程中，个体被植入在这个由国家提供的新的社会结构中，进而地方个体的声音被响亮的官方叙述淹没了，不少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灾后个人生活感知的途径。接着与会学者观看了由马占冬导演的纪录片《五月一天》，观影结束后马占冬导演和学者们在现场围绕着灾难、生育、创伤、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历史文化考察报告篇12

调查报告的种类很多。按名称分有调查报告、考察报告、调查与思考、调查综述、专题调查、调查附记等。但对写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按内容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揭露问题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针对性很强，主要用以揭露各种矛盾和问题。

（2） 新事物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着重介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制度、新办法等，说明其作用、效益和意义。

（3） 历史事实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用来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重要史实进行周密考察、核实，以查清真相，澄清事实，还事物以其本来面目，得出应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