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2

党史文化的定义从社会角度可以分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党史文化，指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的党史文化，仅只在自身建设及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党史文化是新形势下党的新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多文化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党史文化建设也同样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遇到的问题，探索应对的策略、方法，对于适应时代潮流，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重塑高尚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最快的时期。经济和信息的日益全球化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 ，使得多元思想文化更为便利地在社会传播 ，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理想迷茫、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意志涣散、腐化堕落等等。而最具感染人、说服人、教化人功能的文化产品良莠并存，特别是一些新兴媒体、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将党的历史题材娱乐化、通俗化，有的甚至恶意撰改，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亵渎革命。而更是有一部分人，将荧幕搬进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党的历史传统不知不解，也更缺乏切身的感受与认同，比较容易被错误思潮侵蚀，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对多党执政、无政府主义言论赞赏有加，对西方式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对破坏祖国稳定、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行道听途之，甚至公开支持和参与封建迷信活动。

如何让这部分人走出虚无与浮躁，如何筑牢全社会高尚的精神家园？中共党史正是一部最切合中国国情的育人教科书。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光辉历史，就是最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教材。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用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用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感召和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追求美好、抑恶扬善、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把握政治方向

随着干部选拔任用的年轻化力度加大，一批60后、70后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中国革命史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学习，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史缺乏系统了解，有的对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缺乏严格锻炼，这些都不利于他们完成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同志在1999年1月11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的讲话上强调：“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表明加强党史学习、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可以让党员同志熟悉党的历史，夯实干部的理论基础，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干部的党性观念、宗旨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智地把握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二、 新形势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党史文化弘扬的主旋律受到文化思潮多元并存的干扰

互联网无国界、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约束的优势，隐匿性、广泛性、开放性、交互性、实时性的特点，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信息难以逾越的地缘壁垒和政治壁垒，各种政治势力在网上建立自己的“社区”，并常常以评论公共事务来造势，吸引公众眼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网络技术的制高点，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外攻战略，全方位地输出西式民主及价值观、企图实行思想政治渗透。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冲击，不少人会从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思想由新奇到欣赏，逐渐走向趋同，从而导致政治观念模糊、民族观念异化、爱国情感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

（二）党史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受到网络技术开放性的考验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播媒介单一、传播路径单向，国家很容易引导和监控舆论的导向，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直接、自由地获得各种思潮和各类学说，可以自己制作并、自行转载传播信息和言论。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也就是说，新的形势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宣传部门对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控制和筛选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中的党史题材叙述，不仅仅有符合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主流声音，而且有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立场、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学术背景的其他表达。网络传播渠道的多路径，为这些表达提供了有利的空间，导致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意见领袖。

（三）党史文化的育人效果受到网络参与无序化的消解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在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党史文化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弘扬主旋律的强大武器；而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视角却对党史文化一元化特质提出了严峻挑战。网络中，公众可以采用虚拟的身份进行政治和文化参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宣扬反动思想。网络以极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对舆论的领导、从感性的层次上分解人们的信念，不少网民原有的政治认知发生混乱。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上面说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正确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党史文化建设所承载的教育、感化、解惑、引导、凝聚广大党员，进而求得党内和谐的功能和效果被削弱和消解。

三、 新时期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党史文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史文化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的历史。党史文化由明确的政治目的、鲜明的政治导向、系统的政治理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路线等构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只有做到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党史研究才能在学科体系中找到制高点、才能在民族文化复兴中找到新定位，党史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作为固本强基的政治使命，牢固树立开发党史文化就是开发党的政治优势、弘扬党史文化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护党史文化就是保护党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史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念，真正把党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摆到重要位置。

（二）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遵循历史的发展和传播的规律

1、党史的革命性，决定了强化党和政府发展文化是加强党史文化建设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当时文化的首要显著特征――革命性。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以及非政府文化单位、文化组织还在培育阶段，总体来说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必须强化对文化的发展，增加投入精力，发展文化高度，提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予以推进[1]。同时，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宏观方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所以，组织引导和督促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整合丰富的党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产品，是政府不可推脱的责任。

2、党史的群众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党的群众性，也决定了党史文化的群众性。这就要求我们恪守人民群众在党史文化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要充分尊重他们创造者和享受者的身份，更要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同时，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我们的充分引导，使他们可以吧自我表现、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充分应用于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多样化性、个性化的文化想象力，挖掘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消费力等闪光点，展现他们真正的价值财富[2]。

3、党史的发展性，决定了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党史文化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产物，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必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吸取各个时代的精神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党史文化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党史文化应用于当前不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它的现代价值。事实证明，党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且要获取新的时代精神，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3]。一方面，继承与弘扬优良传统与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不断吸收和融汇了时代元素，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品质：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当前，面对网络时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自觉地凝聚和培育平等精神、竞争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等更多新的文化品质。

（三）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准确把握党史文化丰富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及丰富的革命精神。然而，却总有人把党史文化狭隘地理解为专题文化、节庆文化、应景文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指出，精神层面的党史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为灵魂，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建党9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完成“三件大事”，通过改革、革命和建设取得的重大物质成就；其二，党史遗址、相关档案文献和党史人员遗物等历史活动中党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其三，传递党史文化的纸质媒介以及党史著作、资料汇编、人物传记、党史通俗读物和戏剧、小说、诗歌、影视作品等物质形式的党史文化[4]。只有准确、全面把握党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四）加强党史文化建设要用好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

1、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推进党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作为先进的传播技术，仍将经历一个很长的高速发展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日渐扩张。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党史文化的前沿阵地，

充分发挥互联网“高速路”、“直通车”和“加油站”的功能，利用其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沟通交互化、资源可共享的优势，推进党史文化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2、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传播主流声音。

网络不仅不能成为党史文化传播的盲区，而且必须占领、利用好，开辟成为党史文化宣传传播的前沿阵地，增强党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创建网站，出版电子刊物，形成宽领域、多层次的党史文化的“发声平台”，放大正面主流声音，为广大干部群众获取党史知识、学习党史、了解党史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用正确的、正面的舆论及时覆盖歪曲历史事实、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不良信息，努力营造积极正面、健康向上的党史网络文化氛围。

3、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丰富党史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

党史文化是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是严肃的、崇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史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抽象的原则、教条式的说教、呆板的面孔、公式化的号召。党史文化要外化为形象生动的表达形式和先进的传播方式，要善于链接新兴文化产业，利用现代技术传播手段，创新开展以电子媒介为基础平台的新文化产业道路[5]。

四、结语

我国的文化领域，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主旋律引领多样化要求。网络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完善我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它顺应了信息化时展的需要，使党史文化建设得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增添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岳彬， 廉武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J]：理论探索2012，（1） ：第22页.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9-0047-03

赵曜等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总字数近57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互动研究，并通过历史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路径创新，表现出大历史视域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和判断，体现出一大亮点和三个特色，阐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的亮点和特色

首先，《史论》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发展历程，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互动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本书的出版不仅深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路径。

其次，《史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发展”为主线，在逻辑架构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统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之中。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历史实践为基础，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呈现出三个主要特色。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史论》作者们既坚持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又通过采用比较法，做到了史论结合。《史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互动结合上，一方面打破了传统中共党史的宏大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凸显并使用更多的笔墨叙述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特色。并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道路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对比，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准备、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蕴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意义，而且有利于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存在的失误和曲折，明晰这些失误和曲折发生的原因，从而有助于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其二，在历史分期上，《史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历程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期。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备（1949.1-1956.3）、孕育（1956.4-1978.11）、形成（1978.12-1992.2）和发展（1992年2月至今）四个时期。在写作安排上，1949年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了准备期的起点；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成了孕育期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形成期的开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成为发展的标志。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不仅有助于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提升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连续性和历史整体性，而且有助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开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的历史视野。实际上，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去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有益于冲破狭义历史阶段上（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景束缚，从而形成对广义历史阶段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认知。其三，在研究内容上，《史论》避免了以论求论的空泛议论，代之以每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基本路线等重大问题的具体中国化操作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的转变、新民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以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内容，展现其作为准备期的历史表现；通过对《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外交政策上的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理论等内容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的孕育特征，又通过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反斗争、“”、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等错误的反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间孕而不育的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期，《史论》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通过对转折期、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四个时段的历史考察，从思想领域、生产关系、政治体制、精神领域、外交战略等内容上指出其作为形成期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言，《史论》尤其凸显出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新的成就和新的经验总结。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建设、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等内容。可以说，深入历史事件内部，呈现中国特点、突出中国道路，使《史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序严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的基本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在章节的安排和观点的提炼上明显表现出历史实践与理论总结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并在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提炼出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史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突破了狭义视域下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的研究思路，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追溯到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并通过准备、孕育、形成和发展四个时期塑造了广义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有助于开阔读者的历史视域，全面审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而且能够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当前的道路探索形成有效的历史衔接，更有助于人们在历史实践基础上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艰辛历程，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和信仰。

其次，《史论》不仅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史总结经验来吸取教训，而且把研究的主线始终围绕在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自觉性之上，凸显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中国模式探索的尝试。《史论》比较客观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准备；“左”倾错误的指导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孕而不育的根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形成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次，《史论》通过史中求论的学术态度，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层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题和主线，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与此同时，《史论》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针。

三、结论

通过对本书的研读，笔者认为，《史论》不仅内容翔实、观点明确、文风朴实，而且在研究路径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的历史分期上、观点提炼上都有新的尝试和创新。它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完全可以作为党政干部学习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深入历史发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不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要在实践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确保在建党一百周年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还要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宣传和普及，增强中国人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从国家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信仰内涵；从社会层面不断打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生态；从公民个人层面提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高尚品质。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调动广大人民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热情，开辟中国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之路、城镇化道路及新农村建设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道路，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着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4

1972 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 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 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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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篇5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 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在继承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代历史高度和当代科学认识的历史水平上，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科学目标、学术规范等基本问题作纵深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信息和知识社会时代特征的科学回答，以与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体系相统一相适应。

（4）21世纪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深化，须依赖一套与之相应的科学方法。研究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状况，既与这一学科的自身情况相关，也与这一学科与其相关学科的交流互动水平相关，同时又与相应历史时代人类科学思维 的总体水平相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当代人类科学整合性特征很强的综合性学科，不仅需要一整套系统的能够满足各不同层次研究需要的方法论体系，而且需要采用能够反映当代人类科学思维最高水准的科学手段，与此同时，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不断实现科学方法的创新。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任务。因此，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4，15]。

（5）比较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是一种世界性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图书馆的发展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联系，受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制约，一方面与特定地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相联系，受本地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图书馆事业的比较研究，无论对探讨人类图书馆事业的总规律还是对探讨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域图书馆发展的特殊规律都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社会现代化程度上还是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上，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比较图书馆学研究对引进、理解、消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有效开展前瞻性研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以适应国家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6）对世界和中国图书馆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关注

信息时代的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世界图书馆界面临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图书馆学有必要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性问题及时纳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外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支持。

2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

为了科学地组织研究力量，在进行学科理论整体建设的同时，及时回应现实的理论需要，有必要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宏观方面致力于学科理论建设的整体推进，微观方面致力于对具体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重点突破。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为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把握和基础理论方面的支持。而微观研究和对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突破，则不断推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学科建设持续走向深入。微观研究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基础为依据，宏观研究以微观研究的突破为动力。没有以整体性学科建设为目标的宏观研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科学依据和学科建设方向上的指导，一切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势必陷于就事论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出能够经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而以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决非对现有基础理论成果的简单照搬和机械套用，更非对其在实践层面的僵硬图解，而是以科学的批判精神对现有理论成果加以检验。在继承其学术成就的同时，对其学术局限加以诘难和挑战，以此推动基础理论和宏观研究的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研究，其最终的研究成果绝非仅限于微观层次应用性的实践层面，同时应导致宏观层次基础性理论层面的学科建设的整体突破。若达不到这种整体突破的学术效果，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入手，最终实现宏微观研究的统一，实现具体现实问题研究和学科整体建设两方面的全面性整体性突破。就是说，没有对以具体的社会实践重大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微观层次研究的突破，便无以实现以学科整体建设为目标的宏观层次研究的实质性进展。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化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具体与整体这两个层次研究的互动中不断加以实现。

总而言之，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从宏微观两方面同时进行。宏观研究重在对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整体框架的构建。这一整体性建设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对历史基础的总结和对历史起点与历史高度的确定；以时代的变迁和学术思想的深化为依据对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视角加以调整；为适应历史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不断对研究内容加以丰富与更新；充分发挥综合性学科的学科优势，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提供方法论保障的同时，丰富人类科学体系的科学方法体系，在促进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提高的同时，推进人类科学的整体发展。微观研究则在宏观研究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对当代图书馆社会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开展纵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通过此类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带动和推进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不断走向深化。即宏观重在整合，微观重在突破。在整合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突破，在突破的基点上不断实现新的整合，通过这一宏微观互动的发展模式，完成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历史任务[16]。

【参考文献】

1，10，13　杨文祥.21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2，8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4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5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　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7　[日]石冢正成著；抚顺市图书馆学会编译组译.图书馆通论.沈阳：辽宁省图书馆学会，1984

9，11　杨文祥.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21世纪图书馆：发展与变革.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2　吴慰慈，杨文祥.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图书馆，2001（1）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6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史研究成果大量出版，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不过，历史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历史论著读者不多、社会效益不够理想等。当前，历史研究需要解决好如何使研究成果广受读者欢迎、如何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重大问题。为人民写人民的历史，需要了解人民群众对历史有哪些方面的迫切需求，然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还要根据人民群众的口味，把论著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历史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同志指出：“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还通过考古发掘积累了难以数计的历史文物。对于一般人来说，全部掌握这些文献文物，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即便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也不可能做到。历史研究者应通过自己的研究，把最需要、最应该了解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告诉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学结历史经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认清历史发展趋势，更好地走向未来。这是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

没有先进理论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029-0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围绕一定的问题或信息，在他人的帮助下，通过主动学习或自主建构形成对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化探究学习呼应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实现“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有机统一。

高中历史探究学习的设计模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情况下，探究学习应遵循问题的提出――史料的收集――史料的分析与论证――交流、评估与反思。下面以岳麓版《北美大陆上的新体制》为例，介绍高中历史信息化探究学习中常用的策略。

一、有效问题情境创设策略

探究学习是围绕问题解决的学习，有效问题的提出是引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激发探究欲望的前提条件。历史探究学习中有效的问题情境创设应富有趣味性、生活化、科学性和探索性，基于高中生的认知水平，探索性问题的提出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设置情境引导学生提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本课第一目“联邦宪法的制定”中，教材阐述了美国独立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事务上的问题以及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利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分权理论制定出了近代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那要如何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提出有效问题并为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作铺垫呢？传统的作法是教师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直接给出问题，而在探究学习中，问题的提出应是由学生自主去构建的。本目中，教师通过展示“独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双重统治机构、民主思想在北美的传播以及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的民主化改革”等相关材料，使学生产生“独立后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人为什么没有采用英国的君主立体而是选择了共和制”等有效的问题。正是由于学生自主提出问题，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

二、问题探究方案设计策略

探究学习的方案多种多样，教师可根据学生提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创新性为学生设计合适的探究方案。根据高中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内容，利用史料进行探究、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重构历史是重要的探究方案。由于课本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在信息化探究学习中，通过查阅资料获取更多的信息是有效的途径。从教学资料角度看，可获取有效的教学史料如：教材、教参、网络资源、著作、纪录片以及各地高考试题等。教师要引导学生查阅资料，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获得探究的线索。如在“联邦宪法的制定”中，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可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华盛顿在1787年给友人的一封信”，整理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中“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因素、北美舆论的变化（如潘恩的《常识》）、《独立宣言》、独立战争期间的民主改革、独立战争后的‘骚乱’”等文字资料，上网查阅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借助“百度”等检索关键词等。学生通过史料的收集，树立史论结合的学习意识，掌握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分工合作自主探究策略

信息化探究学习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这种学习可以是学生独立完成，也可以是小组合作共同完成。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自主发现问题，设计解决问题方案，搜集整理相关史料，通过分析和论证得出结论。从高中历史教学角度看，在实施这种策略过程中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给予提示或启发，帮助学生对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避免对史料的“断章取义”；要指导学生认真阅读史料，了解史料的相关背景；要对史料进行分析推理，弄清逻辑关系；要获取史料中的核心信息，得出核心观点。以本课第二目“1787年宪法”为例，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关系示意图”、阅读教材文本内容和课后“解析与探究”中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讲话等材料。学生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大部分学生能从材料中直接提取到的信息有：1787年宪法的三个特点即实行联邦制政体、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坚持人民民主原则；美国的政体；国家权力的分配等。如何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变的生动、直观，利于学生理解掌握呢？教师可以让学生查找相关的网络资源，如“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引导学生对美国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行自主探究，在探究中引起学生的思考，从而加深对美国式民主的理解。

四、交流互动反思总结策略

在信息化探究学习中，交流互动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反思总结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有着重大意义。高中历史教学中，活动的设计要求有明确的环节和具体的交流互动形式，要对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在本课的学习过程中，可以采用学生讨论、辩论等形式，如关于“伊拉克战争”，可以让学生分组，小组分别代表美国、英国对这场战争的处理方式组织讨论，进行合作探究；围绕“水门事件”，小组分别代表总统、国会、最高法院角色，小组内先进行交流形成小组结论，后展开辩论。在交流互动中使学生明白人类文明的多样化，懂得理解和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实现情感的升华。当然，教师的评估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历史学科教育功能决定的。学生的总结与反思应贯穿探究学习的全过程，教师应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有机会去思考，去构建，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纠正错误的历史概念，发现知识的规律，达成历史的教育功能。

总之，教育信息化决定我们每一位教师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的现代化，决定着每一位学生学习方式、学习观念的现代化。他要求我们树立服务意识，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倡导多样，做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做学生发展的引导者，以满足信息化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参照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8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9

1對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直上，沉渣泛起，侵略我国意识形态，中国迅速意识到了其严重的危害性，学术界愤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丑陋面目被曝光在大众眼下，警醒国人。中国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方面主要是从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错误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根本的本质论上予以批判的。

1.1对其历史观的批判

历史观即社会民众的历史观点和看法，是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众的历史观与其世界观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众所周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组成了历史观基本问题，这也是哲学层面的基础问题。物质先还是意识先，众口不一，于是，不同的认知便催生出唯物和唯心两种不同的历史观。通过深入学习，我们知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的正确科学的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它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片面性，缺乏辩证思维。”①如不加考虑的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盲目崇拜等现象。我国学者究其根本，从历史虚无主义唯心的根源特点出发批判其假设论、选择论等等没有事实根据的造谣假说，利用唯物主义这个坚实的武器全副武装，坚决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谬论。

1.2对其方法论的批判

用正确的眼光和方法去观察和处理事物才是正确的方法论，也只有正确的方法论才能使我们认清事物，而历史虚无主义者评判历史的方法是大错特错的。"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违背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一，否定阶级分析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者完完全全舍弃了阶级分析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对历史的发展进程简单的认为是人性的驱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无用。

第二，在没有大量的、充分的、带有批判性的查阅和掌握历史资料之前就对史料极其简单的、不考察不辨析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一两个材料就去否定重要的历史结论，以此来判断历史的真伪。

第三，放大心理分析法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味的崇拜西方，认为我们自身的分析法是错误的，强行寻找新的分析方法。放大心理分析法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例如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生平和著作以及讲话等作片面分析得出毛泽东有仇父恋母情结，有父权欲望，心理扭曲等等。根据这些荒诞的论据上升到毛泽东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丑化毛泽东的目的。心理分析法在历史研究中可以使用但是也有它的弊端。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下，结合阶级分析等正确方法，把它作为辅助，次要的分析方法加以利用方妥。

1.3对其认识论的批判

“认识源于实践。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种种谬论多是立场先行，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主义出发，对实践进行歪曲反映。”

历史虚无主义认识论，是以虚无的，批判的，否定而又轻蔑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的。它在认识和研究历史上存在严重偏离。我们不仅要从它的实质和危害上予以批判，学理上它的认识论误区也要严厉批判。

追求真实的历史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历史事实包括客观存在的历史和通过研究得出的历史。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得出的历史事实与真实的历史事实必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历史学家只有掌握了正确科学探究方法才能逐步逼近历史真相。作为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探究历史事实的有效工具。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历史世界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有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才能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认识客观历史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研究方法是极其错误的。

1.4对其本质论的批判

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的具有险恶用心的政治企图的颜色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传播其普世价值，阻止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便从中国寻找忠实的信徒。见过后的我国一二代经历了战争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而之后的国人没有经历过。西方国家的潮流如生活态度、信仰等等风靡于我国二三代年轻人之间向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对本国历史文化了解甚少，并大量接受西方思想，这就为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扫清了前进障碍，助力西方和平演变的既定策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任务就此诞生。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本质，有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主张用历史选择论取代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诬称唯物史观是‘机械决定论’，实际是通过鼓吹‘抽象的人性’在历史中的决定性用”。历史虚无主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一部分青少年和干部思想意志不坚定，很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宣扬的一些错误谬论所迷惑，改变其意识形态。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狡猾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都到处钻空子，不择手段，片面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道路等等方面进行否定。企图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其丑陋嘴脸昭然皆知，无非是想再思想方面腐蚀国人，让其"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渗透到国人的思想中，从而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盲目追求西方制度和发展方式，让西方敌对势力有机可乘，有利于其实行“和平演变”。

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我们既然了解了，就要以奋不顾身积极应对的姿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拿出国人敢于担当的一面，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宣扬，不断强化国史和国学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深深的扎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坚决去戳穿和揭露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和丑恶嘴脸，使之原形毕露于国人眼光下，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使之在传播的道路上寸步难行。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不仅仅成为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推手，而且迎合了各种国家内部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需求。历史虚无主义牵扯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文化方面，而且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和"四个自信”危害深远。所以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并寻求行之有效的对策是迫在眉睫的，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我们决不容忍历史虚无主义者这些跳梁小丑来质疑评判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也要特别警惕其对我国发展的重大危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通过对优秀文化的进一步深入学习和了解，可以让我们的民族更加自信、更加具有认同感、更加具有归属感。当今文化软实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综合国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具备这个条件，而我们还必须对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深入学习和了解才能从祖先留给我们的精深财富中获取智慧，才能让中华民族之树茁壮成长。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经济是从旧经济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时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④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现代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一味的追求新奇的东西，崇尚标新立异，把以前的东西都称之为"旧”盲目的崇拜新东西。其实我们追求外来的新东西没有错，可是对其全盘接收而把自己最基本的东西全盘否定就很不明智了，无论是对待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应当去粗求精，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决予以继承，而对于外来文化则应当予以融入创新。历史虚无主义者在祖国历史文化方面否定一切的做法，被我们识破之后，我们方能做到高度警惕，坚决批判，坚定的去推崇弘扬优秀我中国文化。

2.2有利于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

张全景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学习中央关于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有关指示的体会》中指出"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同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行为作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扫除思想歪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特定概念，关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国意识形态的内容，意识形态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为了达助历史虚无主义者歪曲民众的价值观以达到其险恶的政治企图，如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阻碍我们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甚至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通过扭曲民众价值观，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贡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依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科学的认识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危害，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才能让中国共产党名正言顺的带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更好，所以说历史虚无主义亟待批判，毋庸置疑，这有着极大的意义。

2.3有利于坚持"四个自信”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⑥"四个自信”重要思想的提出，已经说明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中国能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高速行走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有目共睹的发展也让其它国家对中国形成了一个负责人大国的形象，国际地位也一度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愈加完善。中国能够形成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尔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打牢了经济基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文革”、国际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才能让我们飞快的发展。

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试图做文章，去动摇中国坚定的特色设会主义信心。历史虚无主义者想要通过宣扬"告別革命论”，肆意抹黑革命领袖的形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方式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肆无忌惮的挑衅，我们必须做到有效应对，一旦发现历史虚无主义的苗头，就要快速坚决的予以打击。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智慧的源泉，我们坚决不能舍弃，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辛苦的探寻和摸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寻找到唯一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无数流血牺牲和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我们必须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坚信不疑的走下去。只有让历史虚无主义者无处遁形，让广大中国同胞意识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并坚决抵制才能更好的追寻我们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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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谭扬芳.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R].浙江日报，2017-3-20.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0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267.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中，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洗礼，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积累下宝贵的历史经验。用党的历史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历来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期，高校的学生党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和未来的接班人，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一方面，从每年发展党员的数量上来看，高校学生党员已经超过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等相关单位和机构发展的数量；另一方面，从受教育水平和历史责任上讲，高校学生党员是党员队伍中受教育程度高，掌握较为完备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群体，他们是党的事业中的新生力量，是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和动力。因此，在高校学生党员中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深化学生党员对党的认识，对党发展历史的认识，才能够准确把握住国情和党情，更好的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肩负起历史使命，坚定信念，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针对如今高校党员学生的现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出发，探索出合理而有效的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的路径，从而全面的在高校学生党员群体中深化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认识，提高学生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1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的必要性

学习和熟知党的历史，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是党员树立坚定革命信念的前提和基础。高校学生党员作为党员队伍中最充满活力与朝气的群体，加强对党史的学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把党史学习作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坚定革命信念，保持党的生命力和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武器。曾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十分注重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他认为把党的路线政策和党的历史搞清楚，对于研究当今的政策，加强党员教育，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有序开展都是十分必要的。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里强调了要用党的历史去教育人民教育青年，让青年了解我们所走的道路，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新时期，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总结与运用，并把党员干部学习党史进一步提高到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深刻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由此可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党对学习党的历史，加强党史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那么，作为高校学生党员，作为党队伍中的一份子更需要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加强对国情和党情的认识，为将来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2）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有助于学生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服务意识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化发展态势，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相互交织，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同时并存，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高校的学生正处在思想活跃，充满好奇，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阶段，各种文化思想的冲击对学生形成一个正确的“三观”有极为不利的影响。而高校的学生党员作为一个学生，也是难以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只有在这样的严峻条件下继续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让学生党员了解党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自身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党史教育让学生党员深刻的明白党带领人民走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道路，让每位学生党员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严格要求自己，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同学，发扬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党史教育目前在高校学生党员中开展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从整体来讲，高校学生党员的思想认识还都是积极上进的，一般都可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历史，紧跟时事，把握党的发展主流。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和各类日常校园文化活动中也都可以较好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各高校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对学生党员的党史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不论是高校党史教育工作开展的力度和方式，还是学生党员自身对党的历史的认识程度上都仍然有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学生党员对学习党的历史的热情和积极性不足。学生党员中普遍对学习党的历史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学习党史的兴趣度不高。有些党员同学虽已从形式上入党，但思想上离党员的标准差距较大，对党的历史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部分同学入党动机偏于功利化，只在入党“关键时期”注重和了解一些党的历史和理论，为顺利入党做“准备”，等顺利加入党组织之后又把平时对党历史与理论的学习抛之脑后，判若两人；有的同学学习党史浮于形式，为了做表面文章象征性的学习党的历史；还有的同学对党的历史认识较为肤浅，片面，也并不系统，不能正确而客观的看待党的历史，也没有认清学习党史对自己的价值所在，在同学之间由于自己对党史理解的不完整而传递出错误的声音。

（2）学生党支部开展的党史教育活动较少，形式单一。学生党支部是学生党员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凝聚和联系学生党员的纽带和桥梁。从实际情况中看，一些高校的党支部对于党史教育没有形成常态化，教育形式过于单一，以党史为主题的支部活动较少；有些学生党支部在学生党员中间发挥的功能较弱，平时较于忽略交流和联系，或是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纪念日才会组织大家进行党史的学习与交流；还有就是部分学生党支部里党员学生干部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党史知识水平较低，不能够很好的引领和把握党史教育的方向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3）高校党史教育方式较为单一以及教育体系不健全。在我国的高等院校里由于学校师资水平、发展特点与重视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高校里面的党史教育大多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在开展党史教育过程中更多的依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口头传授或单一的视频赏析，有些高校的党课培训也多是表面性的说教，导致学生对党的历史认识不深；有些高校也没有开展比较丰富多彩的以党史教育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活动，导致学生获取党史教育的机会和途径较少；还有些高校没有形成富有吸引力的党史学习体系，导致学习党史的党员同学感觉党史学习枯燥乏味，毫无意义。

3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高校针对学生党员同学的新情况，新特点，不但要从观念上重视党史教育，还应该从创新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的理念角度着手，积极转变党史教育的方式，依托学生党支部为教育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党员同学学习和关注党的历史，激发党员同学的学习热忱，进一步提升学生党员对党史的认识水平，切实发挥好党史教育在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进一步把党史教育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大党史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比重。党史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基本分散在“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里面，授课教师在上课时会或多或少的把党史内容穿去，这种知识体系分散的状态导致学生们很难去系统的学习党的历史，更无法谈及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体系和内容框架下用更多的“笔墨”从党的发展进程、历史经验等方面给学生们去阐释，让学生能够从党发展的历史角度来审视过去和现实。通过加大党史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比重，用这种方式普及党史教育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受众面涵盖到每一位学生。而学生党员作为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通过日常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就是对党员同学的一次很好的再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不用刻意为之，而是潜移默化的贯穿在了党员同学的日常学习中。

（2）坚持把党的历史和时代主旋律相结合，以学生党支部为党史教育的主阵地，开展各种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史宣传和教育活动，增加党史教育的吸引力。学生党支部是学生党员的“家”，学生党员平时与党的互动和联系主要通过党支部来进行的。作为党支部，应该转变过去单一、生硬的党史教育方式，不能简简单单依靠听讲座、看视频、讲故事的形式来对党员同学进行思想教育，而需要真正激发党员同学主动参与的热情，让他们主动学习、自主学习，促使他们主动学习党史，让每一位学生党员从过去听别人讲党史转换到如今自己说党史。具体的形式比如通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话剧比赛、辩论赛、学术沙龙、摄影展、参观革命旧址、理论征文等，这些活动在学生中间参与度高，反响强烈，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每一位学生党员亲身参与党史教育的实践，能够让他们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体会，才能够把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落实到学生党员的心坎里。此外，在党史教育的主题选择上，可以把党的历史与当今时代主旋律相结合，体现出时代特色。例如，当前时期的党史教育就可以把“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从党的历史角度来审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渊源，从更深层次上把握“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换言之，把党史教育与现实社会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也更好的借助主流政治文化的东风，把党史教育进一步在学生党员中普及和推广。

（3）借助网络和各种新媒体加大对党史的宣传。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的依靠网络和新媒体，同时也是人们表达个人观点，进行人际交往和资源共享的重要手段和平台。高校应该牢牢抓住网络和新媒体这个宣传的主战场，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手段进行党史的宣传与教育，增加在网络和新媒体中与党员同学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一个互相学习的和谐氛围。过去在对学生党员进行党史教育的宣传和教育时，主要是通过文字、图形、照片、录音、影视等形式，而在新媒体时代下学生党员的党史教育的信息就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和新媒体的优势，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形态出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更加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生活。因此，运用好网络和新媒体的形式，将会为新时期在学生党员中加强和改进党史教育作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2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